士不遇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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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士不遇赋范文

关键词：精神支柱 幻境 情境

苏轼的“赤壁三绝”包括两篇赋作《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以及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三篇作品均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所创作的，两篇赋分别作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和十月，而词作的创作年限在学术界则是各抒己见，但学者们对“赤壁三绝”在文学史和艺术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都是众口一词的，本文就对其对后世影响进行探讨，从新的视角对“赤壁三绝”的影响进行梳理。

一、从创作背景的相似看“赤壁三绝”的影响

苏轼自小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二十岁刚出头便得到时任翰林学士兼任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正在他可以在仕途中大展拳脚的时候，他的母亲不幸逝世，无奈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回家守丧28个月。嘉佑六年（1061）苏轼启程赴凤翔任判官，知府的副手，而到1064年苏轼刚任满回京，得以留在皇帝身边受以重用之际，他的夫人和父亲先后去世，因此他不得不又再次回乡守丧。熙宁二年（1069）他再次回京，而此时的京城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著名的 “王安石变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苏轼本着“安静沉稳，循序渐进”的原则向皇帝进言，示意变法不可操之过急，用人也不可提拔过快，因此遭到新党派人士的不满而受到排挤，熙宁四年（1071）被贬往杭州任通判。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在这期间苏轼虽然官职不高，但也为地方百姓做些实事造福一方，同时与书道友人饮酒作诗，生活倒也自在舒适。而新党一干人马对苏轼不断上表朝廷反应新政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恶迹却是心有余悸，因此将苏轼在此期间所作的诗作进行断章取义、妄加揣摩向皇上进言，称苏轼对新法不满，同时并扣上攻击皇上，对朝廷有二心等莫须有的罪名，以致酿成后来对苏轼有着转折性影响的“乌台诗案”。后因皇帝圣明，没有完全听信谗言，以及弟弟苏辙和各位正直同僚的帮忙，苏轼才得以幸免一劫，得以被流放黄州。从此苏轼再没受到重用，生活亦是过得愈发艰难困苦。同时朝廷之中也是动荡不安，新旧两党交替掌权，朝政朝令夕改，加之当时边关的少数民族时常来侵，人民的生活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轼虽远在朝堂之外，但却心系国家安危、人民疾苦。纵观苏轼一生才高八斗、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且无辜遭人陷害受难，他心中的种种怨气和不满也只能寄诗酒来得以些许的发泄。这和后世许多文人墨客的遭遇有着不近相似之处。如出身于宋代皇室宗族，却终生受用于异族统治的元代赵孟，虽然一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始终都是不受统治者的信任，只能寄抱负于书画之中，这种满腔爱国抱负却无处施展的境遇与苏轼是感同身受的。另有明末清初的许多被称为“遗民画家”的书画家们，也都有类似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感受，所以他们也大都像苏轼一样，时常画一些写意画，不在意于所画之物是否与真物像与不像，重要的是能将自己心中那种孤寂、落寞的心境有所依托，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创作的一大乐事。所以苏轼的遭遇和心境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后代诸多的文人书画家都有与其不同程度的类似遭遇，所以后世文人书画家将其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支柱和寄托亦是常有之事，这也造就了元明清时期苏轼成了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频频出现，并为文人画家不断仿效的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赤壁三绝”作于苏轼在黄州时期，此时的苏轼已是心力交瘁，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之后，他自是感慨万千。据记载，苏轼在黄州期间游历赤壁十余次，面对昔日战火纷飞、枭雄辈出的历史古迹，感怀今世的不幸遭遇、国势衰败，深受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影响的苏轼，不禁发自肺腑地希望当朝当代能够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统帅，因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一载，元丰四年十二月宋军在与西夏军对阵中，围攻灵州城不果，反被西夏军引决黄河水贯营，导致“大军粮尽，人皆四散”，死伤将士三十多万。苏轼是深知“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百姓疾苦之人，面对如此惨败之局，他是多么地希望朝廷能够有一位指挥若定的统帅来带领自己国家的军队。此种无奈是后世多少爱国志士心中所忧，而苏轼最终却以“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前赤壁赋》）的潇洒而化解。这种旷达的心胸，这种豪放的情怀是后世不得志文人墨客的楷模和榜样，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苏轼的经历和遭遇，以及他在面对一切困难和挫折所表现出的顽强、豁达，还有那些传世经典的佳作，为后世有着相近体验的文人墨客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精神家园，为他们在逆境中求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柱作用。

二、从文学艺术创作的借鉴看“赤壁三绝”的影响

首先是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

“赤壁三绝”中均写到月、江等景物，并运用景物的描写来烘托作品的情感基调，另外在前后《赤壁赋》中还写到了作者与客人的对话，既深化了作者当时的心境，又点出了创作的由来，使人感觉情感的抒发亦是那样的顺理成章。不仅如此，在三篇作品中都还有作者大胆想象与现实生活的巧妙切换。如在《前赤壁赋》中：“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此句先是写到自己的情怀已飘到九霄云外的欲仙之感，想到仙人也不过是饮酒作乐，后又回到现实中来，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自在畅游的情感抒发，是日后许多文人创作者所追求的创作佳境。而在《后赤壁赋》中苏轼更是放达到用梦境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梦到那只自由飞翔的鹤变成一位道士来拜访自己，其实无论是鹤，还是那位来去自由的老道士都是苏轼为自己假想的理想对象，他就是用这种梦幻般的手法来抒发自己亦梦亦醒的情感寄托。后来的许多作家均受苏轼的影响，仿照此种写法来反应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和差别。比如清代著名的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每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书生都是在睡梦之中与仙妖相识相恋，而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残酷的现实社会之中。元代无名氏所作的杂居《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更是将这一情节加以夸张，写苏轼“酒后狂放”，作《赤壁赋》，当然此剧主要是放在讽刺当时的官场中人的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的丑陋嘴脸，也是从侧面颂扬了苏轼的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但是结合元代当时的文坛情况，剧作家们以苏轼为题材进行创作，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肯定，自然也有人格敬佩的因素。

元代另有一部戏曲叫《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是讲苏轼被贬黄州之时，经历的就是“铸银河，插半天，把人间翻做了广寒宫殿。”用自然之景衬托了苏轼当时遭遇的凄苦境况。元代戏剧创作者特意将其情节进行渲染，与其说是在写古人苏轼，不如说他们亦是在写自己，就像苏轼在《赤壁怀古》中写三国，亦是在慨叹宋代当时的国事。由此可见，苏轼种种的词文创作方法，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均奠定了坚实的学习基础，后来人在遇到仕途、生活中的困难时，均会想到以苏轼为榜样，效仿其旷达的胸怀，学习其洒脱的创作风格。明代许潮的戏作《赤壁游》中，景的描写和情的抒发与《赤壁赋》是如出一辙，可见苏轼在后世文人中的影响之大。连《红楼梦》第七十六回里“凸碧堂品笛感凄清”，也受了《前赤壁赋》艺术境界的影响。在贾府日渐败落的境况下，黛玉和湘云做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凄凉悲伤的诗句，况且曹雪芹借用茫茫黑夜里池中的一只白鹤引出此情节，更是与苏轼《后赤壁赋》中“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的情境相契合。

其次是艺术作品创作方面的影响。

“赤壁三绝”所渲染出来的艺术氛围，为后世的书画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范本。《前赤壁赋》中营造的是月明之夜，秋风凉爽，徐徐吹拂，与客人泛舟于江上，饮酒赋诗，咏叹宇宙之大，而我之渺小的一种淡淡的哀声之情，此种意境大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那种孤独寂寞的哀鸣之感，这种绵绵如细水的作品基调为后来的艺术家们所向往的最佳创作基调。而《后赤壁赋》中却营造出“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小月，水落石出。”的清幽之境，用水声、草木声、动物之声来衬托出当时环境的静寂，那种静寂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此种境界便并非大多数人所享用的吧，但却也给艺术家们带来了异样的创作灵感，成为很好的艺术作品中的惊艳基调。相比之下，《赤壁怀古》中的那种慷慨高昂的情感基调，为情感的直接抒发和表达带来了最佳的宣泄，为那些想大胆狂放的用艺术的手段来表现主题的人们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题材。因此“赤壁三绝”的出现为后来书画等艺术门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早在宋代著名的人物画家李公麟，便画过《西园雅集》，画面远山连绵，一些文人雅士坐于松树之下，饮酒赋诗，谈论古今，大有《前赤壁赋》中如涓涓细流般的儒雅风韵。后来明代画家唐寅就选用苏轼泛舟这一题材进行画作，整幅画面清新淡雅，十足的文人画气息。唐寅之所以会选择这一题材，大概与自己和苏轼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有一定关系。唐寅与苏轼一样自小便才华横溢，但都是路途坎坷，他没有像苏轼一样经得住政事的打磨，他选择了逃避，也许在他的心中，苏轼是一个远不可及的楷模，在这幅画中也似乎增添了一份自己的美好愿望和人生理想在其中。而与唐寅同朝代的魏学，却用一种新生技艺来表现这一主题，那便是至今都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核舟记》，便是刻画苏黄泛舟之时的情景。在一个小小的桃胡之上，竟能刻出五人，船舱的窗户八扇，并能够自由开合，而且每个人的面目表情、言谈举止都活灵活现，更有一些茶壶、茶碗、念珠等细小的东西，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艺人的技术之精湛自不用说，但是从艺人用心之良苦便可以看出苏轼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之深远。在元明清朝代交替之时，与苏轼有着同感苦闷的文人墨客不尽其数，而苏轼旷达的心境、排解苦闷的做法自是他们学习和向往的境界，所以他们便拿起手中的笔，撰写着有关于苏轼的诗词，抄写着苏轼在人生低谷时期创作的前后《赤壁赋》，他们不仅仅是在传抄着中国文学艺术的经典，更是在传抄着苏轼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元代的赵孟、明代的文徵明、祝允明，他们都是政治的受害者，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与苏轼一样都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有着满腔的热忱，却对现实的状况束手无策，只能用手中的笔，心中的情，为后人留下自己满腔的遗憾和无奈。同时，苏轼也是他们人生的精神支柱，他们在仕途受挫之时，大半都选择了弃世，只有苏轼始终心系国家、心系百姓，这样的豁达是后人很难效仿得到的。

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历经漫漫近六百年之久，其中涌现出无数的优秀文学艺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苏轼的影响，受到苏轼经典之作“赤壁三绝”的影响，而“赤壁三绝”所形成的影响势必不会止于此，而是会更加源远流长的传承下去，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经典保留，更是精神上的鼓舞和启迪。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M].中华书局；

[2]王仟.《念奴娇・赤壁怀古》与《赤壁赋》之比较.[J].甘肃教育；

[3]朱季远.《前赤壁赋》主题辨.[J].文学教育；

第2篇：士不遇赋范文

关键词： 鲍照赋 思想构成 儒家观念 老庄思想

鲍照是刘宋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据钟嵘《诗品》记载，“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眺今古独步”。明清以后，学者文人对其诗文创作更是推崇备至，王夫之认为“七言之制，断以明远为祖何？前虽有作者，正荒忽中鸟径耳。明远于此实已范围千古，故七言不自明远来，皆荑稗而已”。（《古诗评选》）；张荫嘉认为“参军五古擅长，乐府诸章，更超乎变化，生面独开，应当与陈思争雄角胜”。（《古诗赏析》）；何焯认为“诗至明远，发露无余，李、杜、韩、白，皆出此也”。（《义门读书记》）；钱振伦认为“参军集如万仞峭压，独绝人踪……上方汉魏，则浑颖不及，而涂辙易明，下比陈隋，则繁缛未开，而风格较峻”。（《江鲍二家文钞序》）等，不一枚举。

与其崇高的文学史地位相比，鲍照的一生则充满悲凉的意味。他的人生欲望较强烈，《南史》载其曾向临川王刘义庆“贡诗言志”，这在当时务为清静的士人圈中，是极易获讥的举动，如《南史・王寂传》就曾记载出身士族的王寂“欲献中兴颂”，被其兄长劝阻：“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但鲍照生在一个以品望论人、门第取士的时代，由于出身寒微，一生基本在外放边县、入幕佐国中度过，沉沦僚属、品秩低微。晚年更是受幕主临海王刘子顼谋反之牵连，在江陵为乱兵所杀。用钟嵘的话说是“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可以说在鲍照身上，集中反映了特权社会压抑人才的悲剧。这种悲剧命运在其赋作中表现为强烈的悲怨不平和焦灼波动，故清人陈祚明认为“其姿雄浑，故抗音吐怀，每独成亮节，自得于己”。[1]下面从鲍照现存的10篇赋作出发，探讨鲍照赋的思想构成，以祈教方家。

一、刘宋时代的思想氛围

鲍照生活的时代是社会思想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崛起于寒族的皇权打破了士族垄断朝权的清净生活。出于统治的需要，当权者大力提倡儒学，宋武帝刘裕建国后就“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宋书・本纪第三・武帝下》），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十五年在京都设立儒学馆，十九年下诏修复孔子故里学舍，二十三年亲幸国子学策试诸生，并多次给予嘉奖和资助[2]。刘宋经学尤以《礼》学为盛，聂崇岐先生作《补宋书艺文志》，辑录刘宋一朝三礼著作，凡三十一种，实际当远不止此数。其中，臧焘、傅隆、王淮之、王弘、雷次宗等人都精于“三礼”。其时许多士人都用心于儒学，呈现出儒、玄、佛兼修的思想状态。如戴既著《消遥论》，又注《礼记中庸篇》，王僧虔既擅长于谈玄，又精于《礼》、《乐》。儒家思想成为贯穿刘宋一朝的主流思想，在振奋士风人心方面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并为齐梁经学的逐步繁荣奠定基础。儒学之外，史学也逐渐繁盛。

与此同时，高门大族的政治根基并未动摇，玄风虽然渐消，但习老庄谈玄理之风依然存在。如王僧虔在《诫子书》中曾谈到：“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3]可见谈玄之风并未消失，只是影响大不如前。自东晋出现的玄佛合流开始悄然生变，即对义理的阐释和探究逐渐减少，在对佛经的接受过程中，逐渐培养重语言、重音韵、重美的感知。

在刘宋一朝，多形成以儒学为主、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4]

二、鲍照赋所表现出的思想构成

鲍照作为生于这个时代且具有较高学识和文艺素养的文人，自然会受到诸多哲学观的影响。纵观十篇鲍照赋可知，其思想最主要的部分当属儒家。

首先表现为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如《芜城赋》中对历史兴亡的思索与浩叹，在战争的残酷摧折面前，其“凝思寂听，心伤已摧”的人道关怀和“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的深沉忧虑，都是基于浓厚的儒家济世观的。再如《观漏赋》在对人生短促、世道艰难的展开中追寻生命价值的实现，以及追求不得的焦灼与痛苦，“贯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难。时不留乎激矢，生乃急于走丸”、“物不可以两大，时无得而双昌。薰晚华而后落，槿早秀而前亡”，其忧患之深广、感伤之深沉与儒家的用世论息息相通。

其次表现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这一点上，鲍照的赋作表达虽不如其诗文显露，但也不失强烈。如《飞蛾赋》：“本轻死以邀德，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荷负着为追求道德理想而奋不顾身的崇高感和使命感，以及明知不可为亦为之的勇气和果决，都是儒家信念和操守的表现。此外，在《野鹅赋》、《舞鹤赋》、《游思赋》、《园葵赋》等赋作中流露出的不能进取显志就退隐全心的志向，亦不失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价值标准，至于“诚爱秦王之奇勇，不愿绝筋而称力。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异乎丛棘”，更足见其用世之心的急切和诚不可得的愤慨。

鲍照赋儒家观念的第三个方面即为对儒家伦理观的实践，对亲情、友情、知遇之恩情的眷顾。《游思赋》在薄宦漫途中兴发的故园之思，深挚而感人，“指烟霞而问乡，窥林屿而访泊。俯身事而识苦，念亲爱而知乐。苦与乐其何言，悼人生之长役。舍堂宇之密亲，坐江潭而为客”。《伤逝赋》对发妻的悼亡更是深婉之至、沉痛之极：“共甘苦其几人？曾无得而偕老。拂哀琴而抽思，启陈书而遐讨。”既知永失同心的沉痛，却依然不断寻找遗踪，寻找一切可以唤起回忆的物象，一往情深，魂牵梦系。至于《野鹅赋》中的“岂徇利而轻命？将感爱而投身”，固然有对国主的迎合和吹捧，但鲍照由寒微之身而被刘义庆擢为王国侍郎，并随之辗转三镇，不能不承认言辞之间没有对其知遇之恩的感念和述怀。

除受儒家思想影响之外，其他思想观念在鲍照赋作中亦有所流露。如《游思赋》中提到的“此日中其几时，彼月满而将蚀。生无患于不老，奚引忧而自逼？物因节以卷舒，道与运而升息”，即是想以老庄玄理中的变化和辨正的道理，超越现实对立中遭受的痛苦。其《园葵赋》则明确表达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情旨，“荡然任心，乐道安命。春风夕来，秋日晨映。独酌南轩，拥琴孤听。篇章间作，以歌已咏。鱼深沉而鸟高飞，熟知美色之为正”，显然是决定于山水超脱之中退求人生境界的圆满，亦是对老庄学说的趋归。

鲍照曾为刘义庆作《佛影颂》[5]，但佛学思想在其作品中的介入尚不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鲍照赋形式上的尚丽、尚奇却是受到佛学影响的南朝文风转变的整体趋向。

综上所述，鲍照赋表现出的思想体系以儒家观念为主线、以老庄思想为辅托，值得注意的是，鲍照赋中的老庄思想并不如陶渊明笔下的醇厚和透脱，主要还是因为鲍照的情感并未完全融入其中，可见用世之心和功名无成的紧迫感一直困扰在他心头。

参考文献：

[1][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第1591册：157.

[2]宋书・卷五・本纪第五・文帝.

[3]南齐书・卷三十三・列传第十四・王僧虔等传.

第3篇：士不遇赋范文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谢不可。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常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绍圣立局编元v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奸，杖而出诸境。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一。

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

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宋史・李格非传》）

4.下列对于文中画波浪线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

B.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

C.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

D.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

5.对下列加点字词的相关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句子当中，“进士”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殿试者。

B.绍圣立局编元v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检讨，是指检查反思自己过错的行为。

C.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一。句子中的迁是古代称调动官职。

D.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句中的“氏”是可以加在远古传说人物后面、世袭官职后面的称谓。

6.下列对原文有关能力的概括和分析，不相符合的一项是

（ ）（3分）

A.在当时官府正以诗赋取士，李格因为用心于经学，写有几十万字的《礼记说》而登上了进士第。

B.李格非在自己所写的《洛阳名园记》中认为“洛阳的盛衰，是国家治乱的征候。”

C.李格非被召回朝廷任校书郎，又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的刑狱，不久，因为打了道士而受到牵连罢官。

D.李格非认为，做文章贵在诚心，古人的文章仿佛从肺腑中流出来的，原因是他们的诚心具备。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

（2）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

一、作品简介

《宋史・李格非传》这段人物传记的文字较为典范，文字浅易，难度适可，故选择此文作为古文阅读题目的材料，无可厚非。

二、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4.B。原句“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其中，“有司”指的是一种官职机构，所以断句的时候要把其意思弄明白，其取士不光取格非一人，因此C和D选项直接错误。其次，“格非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意思是格非写有《礼记说》数十万言，因此不能断开，故A选项错误。（3分）

5.B。B选项目中的“检讨”指的是古代的一种官职，掌修国史。今义是指检查反思自己过错的行为。（3分）

6.C。C选项中主要总结的是李格非的罢官原因是党籍之祸，而不是打了道士。（3分）

7.（1）李格非苦心孤诣精通词章，勇往直前，不管难易可否什么情况，他的笔力从不稍停。（译出大意给2分；“工于”“陵轹”“少滞”三处，每译对一处给1分）

（2）文章不可以随便写，诚心不具备，就不可能把文章写得很好。（译出大意给2分；“苟作”“著”“工”三处，每译对一处给1分）

三、知识内容及能力要求

4.考查考生理解分析能力。四个题目侧重于学生古诗文朗读教学能力，要求学生能够把握句子的标点符号，做好句子的断句。

5.考查考生理解分析能力。文言文基础知识考查，涉及了诸多的方面，这就要求学生平时能够多积累。

6.综合考查对文意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本题目是近几年高考当中常考的题目，要求学生能够综合上下文筛选文中的信息、归纳能力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7.考查考生对文言文的翻译能力和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翻译是直达文章思想核心的最基本的途径，学生要联系全文，做到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四、试题价值

本道文言文阅读在命题内容上，对学生积极进行价值引导，既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体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继往年不考文言虚词之后，又取消了文言实词的解释题，而将文言断句题文意把握题传承下来，考查了与2016年课标题一样的古代文化常识题，令中学生“三怕”的文言文的考查翻出新的

篇章。

参考文献：

第4篇：士不遇赋范文

延寿；

登高。

黄花宴；

红叶诗。

三三令节；

九九芳辰。

凤岭设赏；

龙山落冠。

愁闻风雨；

讌会湖山。

登高赋诗；

含饴弄孙。

三三迎节令；

九九乐芳辰。

东篱开寿菊；

南陌献嘉禾。

有人来送酒；

容我去题糕。

冒雨先寻菊；

迎晴便插萸。

临风乌帽落；

送酒白衣香。

院闭青霞入；

松高老鹤寻。

黄花开正好；

秋雨落宜时。

黄花如有约；

秋雨即时开。

秋奉椿萱茂；

菊同兰桂馨。

敬老成时尚；

举贤传德风。

拈菊欣忆旧；

抚幼励承先。

观菊来瑞鹤；

绕膝戏玄孙。

题糕惊僻字；

飞屐发豪情。

避恶茱萸囊；

延年酒。

鼓琴仙度曲；

种杏客传书。

熟是题糕手；

徒夸赐菊荣。

一片秋香世界；

几层凉雨阑干。

金秋傲霜；

梅花隆冬斗雪。

三径归时秋菊在；

满城近日雨风多。

三径归时岁月在；

满城近时风雨多。

三径就荒菊绽蕊；

一堂大喜雁来宾。

小雨酿寒侵白纻；

西风怜醉避乌纱。

劝君一醉重阳酒；

邀月同观敬老花。

乌台好仿黄花宴；

凤笛催成红叶诗。

步步登高开视野；

年年重九胜春光。

步步登高开视野；

年年有度喜重阳。

夏至酉逢三伏热；

重阳戊遇一冬晴。

靖节排冠归隐去；

孟生落帽快登临。

孟参军龙山落帽；

陶居士三径衔杯。

何处题糕酬锦句；

有人送酒对黄花。

黄菊绮风村酒熟；

紫门临水稻花香。

年高喜赏登高节；

秋老还添不老春。

话旧他乡曾作客；

登高佳节倍思亲。

登高喜度老年节；

赏秋畅饮酒。

乌帽凌风，参军举止；

白衣送酒，处士风流。

败兴无端，满城风雨；

登高何处，插鬓茱萸。

高阁滕王，何人赋就；

曲江学士，此日齐来。

习射谈经，天高地爽；

佩萸插菊，人寿花香。

双庆临门，家庆欣逢国庆；

三阳播彩，小阳喜叠重阳。

九九芳辰，幸未遇满城风雨；

三三佳节，好共登附郭云山。

第5篇：士不遇赋范文

坚定的信心，便是成功最大的源泉。无论才能大小，天赋高低，成功都取决于坚定的自信心。

有一次，一个士兵骑马给拿破仑送信，由于马跑得太快，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猛跌了一跤，那马就此一命呜呼。因此，那个士兵便徒步跑了起来。拿破仑接到了信后，立刻写封回信，交给那个士兵，吩咐士兵骑自己的马，快速把回信送去。

士兵看见拿破仑那匹强壮的骏马，身上装饰的无比华丽，便对拿破仑说：

“不，将军，我只是一个平庸的士兵，实在不配这批华丽的骏马。”

拿破仑回答道：

“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法兰西士兵所不配拥有的。”

世界上有很多像这个法国士兵一样的人。他们以为自己的身份卑微，别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属于自己的，以为自己是不配享有的，以为自己是不能与那些伟大人物相提并论的。这种自卑自惭的观念，往往成为不求上进、自甘堕落的主要原因。

有人认为，生活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留给一些身份高贵的人。有了这种卑贱的心理后，自然就不会有成就伟大事业的观念。许多人，本来可以做大事、立大业，但实际上尽做些小事，过着平庸的生活。原因就在于他们自暴自弃。他们没有远大的目标，没有坚定的自信。

自信是最重要的！它是人们从事任何事业最可靠的资本。自信能帮助人们排除各种障碍、克服种种困难，能使事业获得圆满的成功。

第6篇：士不遇赋范文

关键词：文学发展；帝王；“枢中”；时序；政治教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2-0099-03

一、“环流无倦”是刘勰“通变”文学史观的形象表述

《文心雕龙·时序》篇赞云：“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刘勰用“环流无倦”来形容文学的发展状态。《鹖冠子·环流》有：“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陆佃注：“言其周流如环。”“环流”有循环往复之意。汉刘向《说苑·杂言》：“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明郑真《题画》诗云：“万仞苍崖壁立，双溪碧水环流。”“环流”是指回环曲折地流动。单纯从字面意思理解，“环”就是“圆”，“环流”就是“圆周运动”，“不倦”就是不知疲倦，永不停息，“环流无倦”就是描述事物发展运动状态象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和本身自转一样，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地做圆周运动。唯物辩证法称事物的这种发展变化规律为“否定之否定”规律。

刘勰用“环流无倦”来描述文学“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道路，表达了“通变”的文学观念。《通变》篇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运周”有回环运转之意。《后汉书·律历志下》：“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天成度，在历成日。”[1]把文学的发展轨迹看成是一种“循环相因”的“圆周运动”，但文学的发展并不是简单重复，周而复始，而是“日新其业”。文学无论如何发展演变，如何“参伍因革”，“负气适变”总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通变》）所以，文学发展，既要“变骚”，还须“宗经”。“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刘勰把文学发展描述成为一种“环流无倦”的圆周运动，思想源于周易阴阳观念、通变观念，以及传统的“质文代变”的观点。《史记·平准书》谓：“物盛而衰，时极则返，一质一文，终始之变”。文学的构成因素被“一分为二”为两部分：“文”与“质”，相当于“阴阳”关系，“文质”既对立统一，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阴极而阳生，阳极而阴生”的循环过程，文学发展也是一个“质极而文生，文极而质生”的互相转化的过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时序》）。同时，文学发展也是盛衰交替的过程，《论衡·齐世篇》论述：“文质之法，古今所共，一质一文，一盛一衰，古而有之，非独今也。”[2]南朝文学“踵其事而增其华”，偏向于“新奇、浮艳”，陈子昂反对“彩丽竟繁，兴寄都绝”的齐梁文学，主张“文质并重”，倡导恢复“汉魏风骨”，为“走向盛唐”廓清了道路。陈子昂的文学主张既可以理解为复古，循环，又可理解为创新，变化。《周易·系辞》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一开一合，往来不穷，就是“通变”。“环流无倦”是对文学发展“通变”规律的形象描绘。

二、“枢中所动”与支配和影响文学发展的主导因素

“枢中所动，环流无倦”，是什么因素处在“枢中”之位，其“所动”，即变化造成了文学发展的“环流无倦”呢？枢（樞）：门上的转轴，枢中：枢要，中心。刘勰在文中所使用的“枢纽”、“枢要”、“环中”、“关键”等词，与“枢中”意义基本相同，都是指支配左右事物运行变化的中轴。“‘枢纽’是事物运行机制中起关键作用的部位或环节。”[3]

“文变染乎世情”。（《时序》）“世情”对文学发展影响确实较大，但所起作用，发挥之功效，在刘勰看来也不过是文学被“染”而已，不足以占据支配文学发展的“中心”地位，何况刘勰并未在《时序》篇中大篇幅论述“世情和文学”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是在论述晋代文学状况的时候，略作陈述而已：“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西晋“玄风”盛行，文学的风格从汉魏的慷慨悲歌变为“辞意夷泰”，文学的主题由体物写志变为老庄思想之义疏，刘勰因此发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感慨，而其它“十代”复杂多变的“世情”，究竟怎样“浚染”文学，刘勰并无一一详论，而仅仅是以“原始要终，百世可知”的方式推衍而知。

“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兴废既然系在“时序”之上，“时序”自然应该成为文学发展的决定因素。现代人叙述历史，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为参照物，采用的是“朝代+公历年份”的纪年方式，如：“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公元755年。古人叙述古代历史，以“帝王更迭”为参照物，采用的纪年是“朝代+帝王年号+年份”的方式。如：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二个年号）14年。把“时”理解为朝代顺序，虽然也能讲通，但是朝代的时间跨度太大，不足以标识文学发展的清晰脉络，不足以说明文学崇替、质文代变的根本原因。古人用皇帝的年号纪年，帝王作为“天子”具有记载“天时”的功能。朝代是一姓一族之天下，帝王是一人之天下。以“帝王”做为文学史叙述的时间标识，比朝代远为详细、精确，更能清晰地反映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

结合《时序》篇具体内容看，“序”就是文学有自身发展的顺序，如：“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而“时”，大范围讲是朝代顺序，更详细。具体地说，就是帝王代变之序。文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过程（序），一方面受帝王因素（时）的影响和支配，这就是“兴废系乎时序”的思想实质。帝王因素是支配、影响文学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帝王之变就是刘勰思想中所谓的“枢中所动”。

三、“帝王”占取刘勰所谓“枢中”之位的理由

刘勰在《时序》篇中依次叙述了53位帝王统治下的文学发展概况。其中上古时期的帝王8位，依次为：陶唐、有虞、大禹、成汤、姬文、大王、幽厉、平王。西汉的帝王11位，依次为：高祖、孝惠、文景、孝武、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东汉的帝王10位，依次为：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献帝。三国时期的帝王3位，依次为：武帝、文帝、明帝。西晋的帝王4位，依次为：宣帝、武帝、怀帝、愍帝。东晋的帝王9位，依次为：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恭帝。南朝的帝王8位，依次为：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齐文帝、齐明帝。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君众多，只能以国家论之，涉及韩魏、燕赵、秦国、齐楚等7国。

如果仅仅着眼于文学随时代的发展，或者政教、世情风俗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刘勰毋须罗列如此数量众多的帝王。历史上一些充当装饰品的傀儡皇帝，寿命短促的“流星”皇帝，无所作为的庸碌皇帝，对文学发展影响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只字不提，刘勰却一一罗列。如“降及怀愍，缀旒而已”，“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还有一些禁止文学、尚武轻文、醉心权术的帝王，刘勰也如实记录了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如“五蠹六虱，严于秦令”，“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这样一种“流水帐”式不厌其烦的叙述方式，给人一个鲜明的感觉是，其用心处不只局限于叙述文学随时展的情况，而同时想要说明文学发展与君主更迭之关系，为文学史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叙述模式。

种种迹象表明，刘勰“秉笔直书，采善贬恶”，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每位帝王对文学、文人的态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正如鲁迅先生写日记一样，碰到无事可写的时候，也不忘记上一笔“今日无事”，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为“日记”。刘勰如此叙述文学，因为“帝王代变”就是文学的“时钟”、“日历”，遗漏了一个帝王也就遗漏了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文学可以起到美化政治、巩固政权的作用。一些雄才大略的皇帝参透其中玄机，利用文辞粉饰功业，教化百姓，如汉武帝。“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时序》）古代封建社会，文士地位之高低，与帝王好恶息息相关。“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难怪司马迁慨叹：“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汉武帝重视文人辞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繁荣文学，而在于维护其统治，但是刘勰完全肯定了他对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对于他礼遇文士，推崇文学的所作所为，刘勰褒赞之情溢于言表。“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时序》）在刘勰看来，辞赋之所以兴盛，汉武帝推崇的功劳首当其冲。刘勰把汉武帝推崇、树立为帝王中重视文学的典范，楷模，将晋明帝比为“当时之汉武”。“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时序》）

刘勰叙述汉武帝时代的文学，没有限于文学本身、完全侧重于汉武帝对文学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从汉武帝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枢中所动”的影响效果。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帝王是整个国家，社会运转的“枢纽”。刘勰在《封禅》篇这样论述：“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封禅》）帝王运用政权养育百姓和贤人，就像天帝运转天枢星一样。周易形象地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乾坤”关系，“坤之道，至柔至顺”，“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易·坤》）臣民之道就是顺应和围绕帝王运转之道。社会风俗、政治教化，这些影响文学演变的因素，均是以“帝王”为中心展开的。

刘勰以帝王为“枢中”的文学史观，与其“神道设教”的文体功用思想密切相关。文学有审美功能，但发挥着“神道设教”的政治教化功能。诗、乐府是言志和写心之作，也具有教化之功用。如《明诗》赞云：“神理共契，政序相参。”“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乐府》）赋，在体物写志的同时，也要有益劝戒。“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刘勰所论之文体，如颂赞、祝盟、铭箴等都有祭祀、礼乐教化功用，诏策、檄移、封禅有帝王行使政治统治功用，章表、奏议、议对具有向皇帝上书言事的功能。许多“文体论”篇次都是论述帝王开篇的。如《诏策》：“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帝王是整个封建社会运行的“枢中”，自然是文学运动变化的“枢中”。政治教化、世情风俗只不过是帝王影响文学的中间环节。

四、帝王因素对文学演进的影响及“帝王代变”与“文学崇替”之关系

帝王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影响”，包括帝王热衷文学创作，引领文流，赏纳礼遇文士、组织文学活动，领导文学集团，编撰文集等。另一类是“间接影响”，帝王通过崇儒、礼乐、讲经、图谶、图籍、兴办学校、科举制度等政治教化的方式影响文学的走向，也可通过自身统治改变“世情”和民风来影响文学。

有些帝王本身就极具文学天赋，才华横溢，成就斐然，可与文士媲美争雄。“据《隋书·经籍志》，南朝诸帝有文集的有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梁武帝、简文帝、元帝、陈后主，其中梁简文帝以下散文更以提倡和创作诗文为务，从存世的作品看，大都具有相当水平。”[4]有些帝王喜好文学，以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引领社会风尚；“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5]裴子野《雕虫论序》云：“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幸燕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6]有些帝王赏纳文人，礼遇文士，聚拢天人才；“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来接待文学之士，汉灵帝开鸿都门来接待辞赋家，魏明帝置崇文观来延揽文士。有些帝王喜爱某种文风，御用文人唯帝王嗜好为从，创作某种风格相近的作品，形成某种创作潮流。如萧刚提倡与宫体诗风的风靡，唐太宗喜好与宫廷诗风的延续。有些帝王通过崇儒、讲经的方式，影响文学的风格和题材，如汉昭帝、宣帝时期举行的“石渠阁”论经，东汉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讲经，都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帝王崇尚图谶、图书、聚众讲学、兴办教育，也不同程度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文士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其创作的动机、心态、欲望都是影响文学的主要因素。如果帝王礼遇文士，重视文学，那么文士创作的热情就高，欲望就强，文学相对也比较繁荣（“兴”），例如：南朝帝王对文学的重视与提倡，促成了南朝文学兴盛的局面。相反，如果帝王漠视文学，轻视文人，甚至“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则文学发展会相对处于低谷状态（“废”）。当然，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如“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即便如此，由于帝王不重视，时运不济，文人也不能人尽其才。“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刘师培在《宋齐梁陈文学概略》中曾论述：“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7]如果帝王喜欢文采飞杨的翰藻之文，那么帝王的嗜好必然煽起竞相藻饰的文风，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会偏向“崇文”（“文”）。如果帝王注重儒术、经学，“历政讲聚”，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相对偏向于“宗经”、“尚质”，“华实所附，斟酌经辞”（“质”）。文学崇替、质文代变都与帝王之文艺政策具有密切关系。

从刘勰对汉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帝王代变”和“文学崇替”的关系。西汉建国之初，汉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轻视文学和经学，文学发展处于低潮时期（“废”），只有“大风歌、鸿鹄歌”等少数优秀作品。惠帝、文帝、景帝时代重视经术，不重视辞赋，文人得不到重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文学处于质朴无华的时代（“质”）。汉武帝时代，既重视经术，又重视辞赋，重用辞赋作家，所以文学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兴”和“质文并重”）昭帝、宣帝时，又贬低辞赋，崇尚经学（“质”）。哀帝、平帝是时期，文学“降意图籍”，文学随着国力衰落而处于相对衰落时期（“废“）总的来说西汉是崇尚文辞的“尚文”时代，辞赋发达。东汉是注重经学的“重质”时代。

文学发展“质文沿时，崇替在选”。一废一兴，一质一文，“环流无倦”。（一兴一废是对总趋势的描绘，并不意味着“兴”的后面就是“废”）帝王代变，则文化政策、政教世情、文人地位变，文学发展之“时”变，则文学阶段特征也会变，文学演进之“序”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文学发展之“环流无倦”皆因帝王更迭之“枢中”所动。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东汉]王充.论衡（下册）[M].大东书局，1934：21.

[3]王少良.文心雕龙·通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25.

[4]曹道衡，沈玉成.中国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8：9.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齐纪）[M].北京：中华书

局，1956.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M].石家

第7篇：士不遇赋范文

仲宣楼、黄鹤楼、晴川阁和岳阳楼，是荆楚大地上有名的“四大名楼”。 襄阳的仲宣楼是为纪念东汉末年诗人王粲在襄阳作《登楼赋》而建，因王粲字仲宣而得名。

从襄阳王府向东，拐进陈侯巷，再前行一百多米，就来到了仲宣楼。拾级而上，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与城墙同高的楼台上。凭栏远眺，虽说是初秋时分，但见河畔垂树柳色，小桥流水，酒旗人家，河上三两乌篷游船或靠岸，或摇曳着。河对岸是近年来建设起来的人文荟园，游人如织，或游玩，或下棋，或钓鱼，或欣赏历史久远的石碑群等，悠然自在，自寻乐趣，体现的是现代襄阳人的生活节奏。

触景思古人，我不禁想起了王粲。王粲是山阳高平人，他少时即有才名，博闻强记。有一天，王粲与几个伙伴到郊外玩耍，走到半路上，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勤奋好学的王粲见碑文写得不错，就大声读了起来。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

“王粲，你读完这一遍，能背下来吗？”

王粲谦虚地说：“试试看吧。”于是，他把脸背过去，一句句地背诵起来。伙伴们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地发现，王粲竟然背得一字不差！大家不禁为他喝起彩来。

还有一次，王粲在旁边看人下围棋，一不小心把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见是王粲，就故作生气地说：“这可怎么办啦！我们就要见分晓了，本可以赢他一盘，看，却让你给搅了！”

王粲说：“对不起，我给你们复盘成吗？”说着他捡起棋子，按刚才的棋势摆了起来。摆好之后，下棋的人和观棋的人，都不相信王粲摆的和原来是一样的，就用东西把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看看两盘摆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了一盘。摆好后，经过对照，一子儿不差。

就是这样的一个奇才，却得不到刘表的重用。王粲不远千里，前来投奔刘表。刘表原打算将他招为东床快婿，无奈王粲身材短小，长相丑陋，刘表又很看重外表，所以联姻之事终究未成。加上刘表才能庸劣，量小识浅，又不知道使用人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而前途渺茫，所以，是留是去，使王粲进退两难。他本是一个热中于仕途功名的人，其郁郁不得志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登上楼顶，俯视全城，景色又非同一般。近处的圆顶型的、貌似白宫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辉映在绿树红花之中，分外雄伟。远方的烈士塔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发光。山风习习，黛绿的岘山主峰山脉像一群跃跃欲试的“的卢”越过潭溪，奔向汉江。想必王粲那时登楼的心情远没有现在的人们这样的舒畅。

王粲当时是如何的忧虑，在《登楼赋》中表述得淋漓尽致！起句为“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一个“忧”字，包含了这些年他在荆州的全部心境，也是全赋的情感底蕴。他也写了四周景色秀美，却是“虽信美而非吾土兮”，透露出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愁闷情怀。紧接着，他叙述自己的忧思之源，乃是社会动乱，只身飘零，进一步抒发了“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的故土之情，蕴含着要离开刘表，荆州非久留之地的意念。最后，赋文更深一层地点明了忧思的内涵，是希冀时世早日清平，以施展自己平生之才力，但此种期望又迟迟不见到来，因而不由得要“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了！全赋情从景来，情景交融，写景则旷达浑厚，抒情则婉转凄恻。写得悲凉慷慨，极富感染力，通篇既骈既韵，铿锵有声。此赋与曹植的《洛阳赋》并列，一起被誉为建安辞赋最高成就的代表。

下得楼来，就是绿草如茵的小园林了。王粲的塑像就在林园的中间。站在塑像面前，我不由地感慨万千，尘世间人来人往，红尘琐事恍如过眼云烟。千年弹指，多少历史人物被遗留在风风雨雨之中。百转千回，世事如棋，此时能做也只有缅怀和一番感慨了。

闲坐在荷花池旁，看着眼前或近或远的荷花。我想，王粲还是幸运的。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起兵攻打刘表。刘表死后，次子刘琮继位。章陵太守蒯越、荆州府东曹椽傅巽和王粲等人力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九月，刘琮举州降曹，王粲也来到曹操幕府工作。从此，王粲峰回路转，仕途得意，官运亨通，不断升迁，一直被曹操委以重任。被授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又迁军谋祭酒。建安十八年，王粲官拜侍中。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在刘表手下工作时想都不敢想的。有为之士遇到有为之主，王粲的工作积极性于是得到空前激发和调动。

第8篇：士不遇赋范文

陶渊明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后人编为《陶渊明集》。主要作品有《时运并序》《形赠影》《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杂诗十二首》《咏贫士七首》《感士不遇赋（并序）》《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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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士不遇赋范文

[关键词] 小园赋；庾信；赋作

庾信，这位在古代文学界里素有“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创造性之功的文学巨匠，文学成就巨大。他的赋作在其百花盛开的众多诗文作品中一枝独秀，耀眼夺目。庾信一生创作颇丰，但他的赋留存下来的不多，现存的只有在南期间创作的7篇和入北后期创作的8篇，共15篇赋文。数量不多，篇幅虽少，却反映了庾信由前期的“宫体”浮艳向后期的“凌云健笔”的“老成”境界转变的过程。

一、《小园赋》的评价及研究情况

《小园赋》选自《庾子山集注》，是庾信后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于作者羁留西魏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即公元555年或556年）。因庾信在梁亡以后羁旅北国，仕于魏周，故后世评论家又有“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的评价。以“侯景之乱”为界，庾信后期的作品主要是抒写自己的羁旅异国的身世遭遇，感慨国破家亡，风格苍凉萧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表现上更显成熟。对于庾信后期的文学创作，历代评论者或从社会道德伦理角度，或从文学创作的技巧、文学自身发展的承袭角度，抑扬褒贬，各抒己见。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的说法是有唐令狐德钡摹按矢持罪人”之诋毁说（《周书・王褒庾信传》）和北周宇文的“贻范缙绅”之赞誉说（《庾开府集序》）。对庾信及其文学创作的批评始于南北朝，而经过历代批评家的完善而形系统，这里便不多论述。

对《小园赋》的评价可见于此后历代学者的评注，如《六朝文絮笺注》：“《小园赋》者，伤其屈体魏周，愿为隐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异潘岳之《闲居》，亦非仲长之《乐志》，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也。”杜甫《戏为六绝句》写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有“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北周宇王在为庾信写的集序称：“（信）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庾开府集序》）又有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的评价：“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等高评价。

文学界对庾信赋作的总体研究及其单篇赋作的研究论文异常丰富，但相对于庾信其他赋作，如《小园赋》的研究论文不是很多。一个原因是不具有代表性。《小园赋》和《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等并列为庾信晚年所作的抒情小赋，而《哀江南赋》则被认为是庾信晚年赋作的最高成就，倪[誉为“史赋”，可见其艺术水平、思想深度之高。《哀江南赋》写于周孝闵帝元年，作品传达了作者离家去国、羁留他国的不幸遭遇，个人遭遇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因其用情之深、风格之苍凉慷慨，成为不同于抒情小赋的名篇巨制。现文学作品多把《哀江南赋》列入文本中，表明《哀江南赋》的影响力远胜于《小园赋》。另一个原因是学者多对庾信诗文或赋作做整体上宏观上的概况研究，如樊运宽的《庾信后期骈文的特色》、何世剑的《二十世纪以来庾信研究综论》、池万兴的《古文化积淀的艺术再现――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用典》、李伟兵的《庾信骈赋“使事无迹”探》、陈信凌的《庾信后期诗赋的美学风貌》以及博士论文《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等等，或挑选庾信赋作某几篇进行对比分析，而很少进行单篇赋作的分析研究。

总的来说，目前评论界对《小园赋》的研究主要从其艺术特色、主题思想、思想模式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有吴利晓的《小园赋》的独特展示，作者分别从《离骚》创作模式的效仿、对故乡的特殊情结、动乱中的淡定三个方面对《小园赋》进行分析研究；贺碌摹队谴又欣 不可断绝――从看庾信的艺术成就》，作者在分析论证的过程中也指出了庾信的艺术成就以及所取得艺术成就的原因在于当时社会背景与个人资质的共同作用。不过真正对《小园赋》作读音韵律、用典来源做综合分析的莫过于享誉国内外的古典文学研究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真可谓“咬文嚼字”，其深厚的研究功底、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娴熟生动的演讲技巧在讲录的字里行间可见一斑。她主讲的“迎陵讲赋”栏目从庾信的《小园赋》、《哀江南赋序》开讲，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讲述《小园赋》之前，叶先生首先介绍了庾信人物生平、经历境遇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当然还包括一些细节性的文学知识。李美迪在其硕士论文《庾信后期心态与诗赋创作研究》中分析庾信后期心态成因中，从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社会传统文化思想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她试图探讨其后期心态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并且揭示出庾信后期心态在诗赋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她认为，庾信后期心态呈现出交叉型的结构特点有乡关之思与得失之感、归隐之意与用世之心、屈节之耻与忏悔之情这三个方面。就题材来说，同样是写小园的景象及其借小园抒发个人情怀的还有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张矢的在她的论文《隐于现实中的“小园”――兼论庾信与陶渊明作品中“园”意象之异同》一文中，就很有特色地把两篇作品进行比较。作者从内容题材、创作手法以及感情基调三方面论证陶、庾二人塑造的“园意象”同中有异。同在“恋园欲隐”，而异在陶“园”宁静安详、风格倚丽，为真正隐者的安乐窝，而庾“园”是羁旅者聊以的精神家园。

二、《小园赋》创作特色论析

1、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

庾信在文学史上“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美誉，不仅表明了庾信的文学成就，也点明后期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把南朝清新倚丽的风格和北朝刚健质朴的风格结合起来，造就了自己个性独特的赋作魅力：“苍凉”。以至于杜甫有“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评价。

庾信的词赋清新秀丽，如李白所言：“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郭建勋在《文学评论》中撰文论述了庾信辞赋的一些特征，他认为前后期庾信的辞赋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有差别。他指出，庾信的后期辞赋与前期赋作在语言丽、对偶工整、用典频密、结构清晰等方面是一致的，但也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由于作者心境的变化，不再运用五、七言诗体句的形式，而以四、六言赋体句为主；其次，在修辞上不再偏爱色彩艳丽鲜明的金翠红绿之类，而多用悲伤痛愁等情感倾向浓烈的语词；再次，较前期更多运用象征兴寄、委婉达情的手法。这样的评论看法对于《小园赋》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分析都有重大的借鉴参考意义。

从创作风格看，《小园赋》既有描写小园景色的轻松、优美的描写笔调，显示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比如用巢父之所、壶公之地比喻自己的小园，用“南阳樊重之第”和“西汉王根之宅”的富丽堂皇反衬小园的简陋朴实，如“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落叶半床，狂花满屋”等；亦有深沉悲痛的抑郁之思，远离故土、羁留北方的经历、国家沦亡的痛苦使庾信在赋中尽情地表达出来，形成南北兼备刚健豪放的风骨，苍凉悲壮的意境。

2、语言典雅，音韵流丽

南北朝是中国著名的乱世，朝代更迭频繁，民不聊生，但是文学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仅在诗歌方面成就卓著，赋体文学也进入鼎盛时代，讲究音韵流丽、制典繁复、对仗工整。综观庾信的全部作品，虽然其前期的赋作大有卖弄辞藻和文笔的嫌疑，这是由于社会地位高贵、生活安稳富足和文苑席位耀眼等因素的作用。但绮丽始终是他文章的原色和基调，所谓绮丽，“是指其文章透露出美艳和悦的感官形象”。这种效果是由句式整伤、字词华美、声调谐和等因素共同制造出来的。这在《小园赋》里面随处可见。如以下一段：

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墟。观受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久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

三、结语

《小园赋》是庾信晚年的作品，其时庾信经过时光的冲洗与积淀，由对初居北地的不适应和对现实遭遇的愤激转为平静处之，心境显得相对稳定和沉静。通过对《小园赋》的分析研究，可发现这篇赋作中所描绘的“小园”正好契合着庾信心中的伊甸园形象，《小园赋》很好地体现了庾信由前期的“宫体”浮艳向后期的“凌云健笔”的“老成”境界转变的过程，是展现庾信后期赋作乃至其心境的一个生动注脚。

参考文献：

[1]庾信撰、倪[注、许逸民校点 《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令狐德薄吨苁椤ぞ硭氖一庾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宇文：《庾子山集序》，倪[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4]钱钟书 《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