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坛的思想战

本文作者：陈芝国 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艾勒克博埃默在论及文化殖民时说道“：文化表征（culturalrepresentations）在对别国实行殖民化和再后来从殖民者手中赢得独立的过程中，始终都占据着一个中心的位置。对一块领土或一个国家的控制，不仅是一个行使政治或经济的权力问题；它还是一个掌握想象的领导权的问题。”[1]日本侵略者在抗战时期的北京，正如他们在中国的其他沦陷区一样，他们不仅要夺取沦陷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于控制沦陷区思想文化，“掌握想象的领导权的问题”，与所有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然而，抗战以前就已经根深蒂固的京派文学传统在沦陷时期北京不仅依然顽强存在，甚至以其或疏离或抵抗的文化政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为文化殖民手段的“思想战”。

一、“思想战”与京派文学传统

日本笔部队极其强调在中国大陆实行思想战的重要性。神谷正男曾言“：欲确立东亚共荣圈，为完成日本于世界史的使命的重大任务，对于东亚共荣圈内思想战之问题，不能加以忽视：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是为确立东亚共荣圈的中心。”[2]早在1938年，近卫声明已提出“新文化创造”的问题，在讨论“大陆文化”时，“大陆文学应当属于报道文学”成了日本最流行的议论；甚至还有人提出，大陆文化“属于日本文化里的一个部门”。大久保武认为，如果把近卫声明提倡的“东亚新秩序”，或“东亚协同论”、“东亚联盟论”，仅仅当作日本的一个口号，那么“新文化”，即“以‘八纮一宇’、‘民族协和’的理论为中心的，全体主义的文化”，仍无法取代自由主义的“旧文化”；因此，应当以大亚洲主义和三民主义为基础，日本中国“共同提倡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具体的口号”，一边检讨旧文化，一边创造新文化。只有这样，“八纮一宇”这一句日本语，才能够“变成了东亚语或者是变成了世界语，而被译成了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3]。“七七事变”之后，大批日本作家被派到中国。他们以文人的身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巩固日本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服务。

“七七事变”后进入中国的日本文人和思想家起初并非全都认同日本的侵华战争。竹内好写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的一篇宣言《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就表露了他们这些人内心的疑惑：“我们对于支那事变有着完全不同的感情。我们为疑惑所苦。我们热爱支那，热爱支那的感情反过来支撑着我们自身的生命。直至支那事变爆发，这确信土崩瓦解，被无情地撕裂。残酷的现实无视我们这些中国研究者的存在，我们遂开始怀疑自身。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4]

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覆没了这些日本学者对于弱小中国的感情，他们积极主动地清除自己内心残存的道德疑惑。于是，竹内好代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进行宣誓“：从东亚驱逐侵略者，对此我们没有一丝一毫进行道德反省的必要。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变，使它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而现在使大东亚战争本身得到完成的，应该是我们。”[5]对于这些曾经有过疑惑的日本在中国的学者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由非正义变为正义，由侵略变为解放。日本“笔部队”成员和文化人士自此开始毫无疑虑地投入大陆“思想战”，他们企图通过对沦陷区中国文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进行干预、控制和渗透，进而夺取“想象的领导权”。这种干预、控制和渗透的思想战首先体现为召开由日本人掌控的文学大会和重组各类文艺家协会，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的思想灌输给中国作家，从而通过他们对于殖民文化的书写，在沦陷区民众中进行广泛的殖民意识形态建构。

然而，北京沦陷区作家对于殖民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以及他们对大陆“思想战”的配合程度，对日本人来说，却始终是一个问题。换言之“思想战”必然会遭遇到此前已经在京津地区文坛成型的京派文学传统。由周作人、沈从文、郑振铎、卞之琳、何其芳、废名、李健吾、朱光潜等人开创的京派，虽然成分复杂，但根据吴福辉的说法，大致可归纳为：（1）他们强调普通人与日常生活的精神状态，有强烈地方风味，比如沈从文与师陀的作品。（2）弘扬人心纯洁、自然之美以及理想童年，有一种典型的回忆式叙述方式，以及诗意的怀旧气氛。（3）强调乡土中国的视角，怀疑现代城市文明。（4）对乡村进行赞美，对城市进行讽刺，努力通过文化批判，再造民族品格[6]。京派文学传统内蕴的诗、美、优雅、尊严、简朴、克制、和谐等特质遭遇到“思想战”诚然不如出现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抗日爱国主义文学来得激烈，但辩证地看，也正是它在政治和伦理层面所主张的克制与和谐难以与思想战构成正面冲突，从而也就使得它在审美层面所主张的诗、美、优雅等特质不仅得以苟活下来，而且也因为其为文学而文学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战咄咄逼人的锋芒。

二、北京文人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2年至1944年连续三届由日本“笔部队”成员操控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本质上是为了进行殖民统治宣传，身处北京沦陷区的某些作家也受邀参加。这些作家尤其是其中早已成名的京派作家，对这三次大会的反应与态度，以及与这三次大会相关的文学作品的主题，具体地反映出京派文学传统与思想战不相耦合甚至产生龃龉。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2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北京代表钱稻孙、沈启无、尤炳圻、张我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顾问片冈铁兵，基本上都是不太知名的人物。不仅大会的议题是配合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所谓“大东亚精神的梳理”、“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以文学为途径的思想文化融合方法”和“通过文学协力完成大东亚战争的方法”，就连会议的日程安排以及开会方式也表明，日方完全以统治者自居，处处炫耀日本文化的优越，日语成了大会的唯一工作语言，所有其它语言一律翻译成日语，日语发言不翻译成任何语言。对此，即使投敌的中国代表也不乏异议。钱稻孙就在会上发言“：我们应该改变各自的立场并且努力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抱着这样一种情感来聚会，即我们的国民应该设法成为你们的国民，你们的国民应设法成为我们的国民，并且在考虑问题时达到这种境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会有真正的同情并因此而达到感情融洽吗？当前，这似乎是对某种优越感的一种强烈警告。”[7]

这种投敌者对于殖民者的批评一方面毋庸置疑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内部歧见，但从中也可窥知自五四以来受文化世界主义影响的中国文人对“想象的领导权”的潜意识留恋。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3年8月25日至2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与会的北京代表有沈启无、陈绵、张我军、徐白林、柳龙光、蒋义方。热衷于树立儒家文化思想中心论，在思想观念上跟不上日本军国主义步伐，实际行动上仍以京派文学传统内在的自由主义心态对待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不出会的沦陷区权威作家周作人，在这次充满决战意味的文学大会上，自然难逃日本人的缺席批判，最后甚至引发他与其弟子沈启无及日本人片冈铁兵之间的激烈冲突。其实，即使参加大会的沦陷区文学代表也并没有彻底地表现出“做稳了奴隶”的言行。中国代表只“带回来满箧歌颂日本风土名胜古迹之类的文章，而不曾见过一篇如何致力于大东亚文学建设的方案”[8]。从第二次大会结束到1944年底，沦陷区的文学创作，也没有响应“完成文学的报国的使命，显示大东亚主义的新文艺的特色”的号召，“依然是在废墟上叹息着怅惘的气息，依然在风花雪月里吟咏着感觉与幻想；依然在离奇的恋爱气息里构撰着浪漫的传奇”[9]。当然，第二次大会的某些提议也的确实施过，比如评选和颁发“大东亚文学赏”。然而，来自于北京文坛的获奖作品，无论是袁犀的《贝壳》、予且的《予且短篇小说集》，还是后来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到北京后追加为“大东亚文学副赏”的梅娘的短篇小说集《鱼》、林榕的散文集《远人集》和庄损衣的诗《损衣诗抄》，都与日本军国主义文学观无关，袁犀本人更是中共地下党员。当然，我们也很难从这些作品中读出民族主义的意旨，这些获奖作品从主题到技法，大多是战前京派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延续。

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迟至1944年11月12日才在南京召开，代表北京方面出席的有钱稻孙、赵荫棠、杨丙辰、山丁、王介人、梅娘、林榕、雷妍、辛嘉、萧艾、侯少君等11人，与前两次相比，人数大为增加，看似盛况空前。然而，由于此次主办方为伪国民政府，地点为南京，中方代表人数也多于日方，更主要的是，随着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阶段，日本在这些中国代表心目中的地位就更加削弱了。在大会上，日本人根本没法将代表们的声音集中到他们仍试图倡导的军国主义文学观上。除了表面上呼应大会的宣言和议题外，中国代表们更关注的是诸如作家的生活保障、文学工作者的合作消费以及老年作家年金这样一些与自己的生活待遇密切相关的问题。针对中方代表的“发言没有一个顺应日本国策”，只关心个人生活的情况，日方代表再也不能像前两次大会中那样厉声批判，只能在背后说说“真是坏透了！他们完全不顾精神方面的问题”[10]。至此，作为日本侵华期间大陆思想战在文学领域最集中体现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三、京派传统与官方文学团体的内在疏离

成立于1942年9月的华北作家协会是北京沦陷时期持续时间最长也最有影响力的官方文学团体。发起人柳龙光将协会目标“求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大东亚的进展一致”解释为“：我们要建设文艺学术，于作家们也得要求视察地方治运状况为作品增加资料的机会，我们要求文艺学术之进展与大东亚建设之进展一致。”[11]协会目标以及柳龙光对于目标的解释，皆表明该文学团体服务于大陆思想战。华北作家协会的成员包罗广泛，它的干事会和评议会的成员不乏滞留于华北的文化名人。周作人任评议会会长，在沉默中蛰居京城的俞平伯和郭绍虞也位列评议员队伍之中，似乎具有行业团体的性质，然而其组织形态是自上而下的。起初，它并没有明确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固定的经费来源，依靠日伪机构的“捐款”进行运转。此后，华北作协更加积极地为新民会出力，甚至参加了新民会于1943年6月8日举办的华北各民众团体剿共讲演大会，并为当日成立的华北民众团体防共大同盟起草宣言。因此，正如张泉所言“：尽管它号称是一个民间团体，尽管它的许多成员的作品与日伪的宣传纲领无关，有的甚至还表达了不满和反抗的意向，但就一级组织而言，它是一个忠实追随殖民当局的文化控制机构。”[12]这种为殖民者服务的政治色彩，在抗战末期愈发浓重和直露。1944年9月24日召开的华北作家协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紧跟日本，也将会议名称改为“决战文学者大会”。这次大会对机构、人事和简章都进行了调整。领导机构改为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由当局的文化宣传行政主管机构从会员中选定，取消了评议员会，由执行委员会聘请若干评议员，其任务缩减为向执行委员会提供会务方面的“咨询参划”，在作协举办的事业中，醒目地添加了“实践国府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及大东亚宣言昂扬文化之原则”之类的内容。至此，它已彻底暴露出为殖民统治摇旗呐喊的真面目。到1944年12月底，中国战场的态势以及日伪当局的财力状况，已使得作为思想战一部分的文学宣传，在“大东亚战争”中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华北作家协会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从整体而言，华北作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殖民文化机构，但正如沦陷区诸多与日本殖民者有关的文学团体一样，它的政治性质并没有成为作家写作时的必然参照。以它所设立的“华北文艺奖金”为例，也可见出二者之间的疏离和错位。第一届“华北文艺奖金”聘请钱稻孙为主审委员，闻国新、俞平伯、梅娘、徐白林、南星、朱肇洛、张鸣琦、张铁笙、李景慈为审查委员。马骊的小说集《太平愿》获正选，杨鲍的长篇《生之回归线》、雷妍的中篇《良田》、萧艾的短篇集《萍絮集》、穆伊芒的诗《夜莺吟》、王罗的剧作《长命百岁》获副选。尽管这项奖金的设置是在步日本“大东亚文学赏”的后尘，但获得这项奖金的作品和获得“大东亚文学赏”的作品一样，几乎很少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摇旗呐喊。尤其获得正选的《太平愿》，其艺术价值不仅在当时已获得肯定[13],在时下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界也已获得定评。至于认为这些作品“在殖民体制中产生，受到殖民当局的奖励，然而作品的主题，却是与既存制度对立的”[14]。似乎稍欠妥当，因为无论是“大东亚文学赏”还是“华北文艺奖金”，获奖的作品几乎都很少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和殖民政策进行宣传，但这些作品似乎也没有呈现国统区和解放区抗日文学那样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换言之，获奖作品与“思想战”之间，更多地呈现为疏离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虽然日本试图控制北京沦陷区的文学场，并进而将之转变为殖民主义的宣传领域，但决定着文艺奖归属的沦陷区知名文人，无论其投敌与否，似乎都仍普遍地怀抱着一种京派自由主义文学想象。正是这种艺术至上的自由主义观念，使他们将文学分裂成作为艺术的作品与作为宣传的文字。由于沦陷区的文化殖民并未完成，这种在沦陷区文人中普遍内在的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疏离与分立观念，直至抗战胜利都依然存在。

四、校园文学的抵抗策略

校园文学也是争夺想象领导权的重要领地。被研究者称为北方“孤岛”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文学社团，不仅受到京派文学观念的影响，更因为校园师生面对侵略者的殖民主义统治在文学方面所采取的抵抗策略，使我们在官方和半官方文人赤裸的献媚或暧昧的疏离之外，终于看到了京派文学传统在抗战时期北京文坛作为一种抵抗策略的可能性。日军占领北平之后，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宋淇，作为燕京大学燕京文学社的主要成员，在《燕京文学》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这长长的，严冷的冬日里，我们带不来‘春天’。我们没有这能力，也没有这野心。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可是我们的‘歌声’也许会很低，很轻，轻得别人连听都听不见，更不用说能使别人的心‘异样的快乐’。但，假如这歌唱不是为别人，它至少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至少能听见自己的歌声。一个人不见得是他自己最好的欣赏或批评者，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欣赏和批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的是一点自信，一点慰藉。况且一切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坏，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反响，也许我们歌声能在这片空旷的‘庄园’里引起一阵回声，引起一点搅动。”[15]

在侵略者的环伺之下，打破内心的沉默，进行自由的言说和写作，是校园文学抵抗文化侵略的策略之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后，日本对英美宣战，日军进入校园，旋即查封了燕京大学，长期坚守纯文学立场的《燕京新闻》之文艺副刊和该校的《燕京文学》文学社，皆被迫停刊。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与德意结盟，辅仁大学由于是德国天主教圣公会所办，该校遂能长期存在于沦陷的北京。该校辅仁文苑社的《辅仁文苑》一度成为华北沦陷区影响最大的纯文学刊物。其核心成员查显琳乃地下锄奸队队员，其办刊宗旨则是指导人生，“要求每篇作品对人生都有好的影响，最低限度也要不至于发生恶的影响”。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京派另一面的坚守。因为“为人生”的京派本身并非只有周作人式的闲适与虚无，也有看重生命的意义与不朽的一面，后者在老舍和沈从文的笔下有精彩的表现。此外，燕京大学与辅仁大学的校园刊物从不介绍日本的文学和文化，即使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古典文学也从未出现过，而校外的官办和民办刊物往往每期都专门介绍日本文学和文化。翻译和介绍日本文学在“九一八”之前大受欢迎，似乎与战争和文化殖民没有关系，但以青年为主力的学子似乎对日本文学和文化没有好感，实已牵涉到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性想象问题。《辅仁文苑》逐渐走向校外，甚至行销至华北各地，在青年们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可与民办的《朔风》和官办的《中国文艺》争夺读者市场。“这份爱国的刊物，却因太受欢迎而遭到日伪的嫉视了！”[16]

日伪碍于该校的圣公会背景，没有直接查封该刊编辑部，但他们却试图以利诱方式对其进行控制。编辑之一的张秀亚事后回忆起来仍是义愤填膺：一天，我们在辅仁文苑社那间格门纸窗的办公室中，接到了一张装在大信封中的一纸“公文”，发文者是投敌的周作人主持的伪教育督办总署，受文者是《文苑》全体编辑、负责人，这公文开头先赞美了这刊物几句，然后“总署”拟每月给予若干津贴以补助我们出版费用，并且要我们每个人填具三代宗亲的名字，到总署去登记，以后将发给我们每人聘书一纸，可以按月支薪[16]。

辅仁文苑社成员收到此“收编”函，即当场撕毁，投诸火中，自行停刊以示抵抗。五、结语日本“笔部队”成员既明确意识到“思想战”在掌握北京沦陷区文化艺术领导权方面的重要性，也通过邀请北京文人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颁发“大东亚文学赏”，成立官方色彩浓厚的文学团体，压制和利诱具有进步倾向的校园文学社团，对北京的文学场域实行具体的干预、控制和渗透。然而，由于北京文坛盛行的仍然是京派文学传统，“思想战”不仅被具有官方色彩的文人从审美层面加以疏离，而且被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校园文学社成员分别以沉默中的歌唱与利诱下的沉默予以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