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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茶诗的丰富性研讨

苏轼茶诗的丰富性研讨

不同种类的茶香味各不相同,或清新优雅,或浓郁隽永,随着冲泡时间的长短,同种茶的茶味亦会有所差别。正是由于茶香的千变万化、不拘一格,文人才会对它更加喜爱。苏轼茶诗中有种茶、焙茶、煎茶、赠茶的风俗。在贬谪黄州时期,苏轼生活困顿,便在居所附近的东坡之上开荒种田,并亲自栽种茶树。从“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茶的喜爱程度,即便是在温饱堪忧的当时,仍是难以舍弃。被贬惠州时,苏轼也在住所白鹤岭上种植茶树,并作有《种茶》一诗,表达自己沉醉在品尝自种新茶的喜悦之感。此时的诗人,忘却了仕途困顿带来的生活困窘,于窘迫之中仍能悟得茶之于诗人的精神愉悦。“火前试焙分新胯,雪里头网辍赐笼”写的即是焙茶的风俗。

饮茶之前需煎茶,也就是煮茶,对水和火都是很有讲究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就强调了煎茶用水的重要性,惠山泉水澄清甘冽,佳茗美泉相得益彰。苏轼的《试院煎茶》中形象地写出了诗人煎茶的过程,“蟹眼”和“鱼眼”指的是沸水中气泡的形态;“松风”是水微微沸的声音,从水沸的气泡和水鸣的声音判断出煎茶煮水的程度,再将茶投入茶碾之中碾成“蒙茸”,“绕瓯飞雪”更是形象地写出了诗人高超的投茶技巧。在《汲江煎茶》一诗中刻画了诗人煎茶前亲自到江边钓鱼石上汲取深江清水的场景,更兼提出了对煎茶用水的选择标准。“清”是饮茶用水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水质清澈纯净,才能正确反映出茶叶的色香味。“活水”比之池水、塘水更加自由不羁,也更契合诗人渴望在饮茶中得到心灵解脱的意愿。

在苏轼的笔下,茶更有助文思、战睡魔,甚至有医病的作用。《汲江煎茶》和《试院煎茶》中都反复提到“枯肠“”撑肠挂腹”,均是借用了唐代诗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之意,点明了饮茶清醒神智,有助于文思泉涌的功效。在《赠包安静先生茶》中诗人想象奇绝,以“雪见羞”来描写茶汤洁白胜雪,更强调建茶极大的提神破睡功效,东坡先生喝了可以“调诗腹”,居士饮罢可以“战睡魔”。《寄周安孺茶》中也有“破睡速”的说法,东坡先生偶然登上天峰山麓,采得山茶,自制自藏,自煎自饮,不必也不能比较其优劣,只是喜爱它能破昏睡而醒神智。古人云“:茶益文人思。”茶可以帮助诗人捕捉创作灵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茶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苏轼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赞颂茶的祛病功效。苏轼茶诗中展示的众多宋代茶俗,直接反映了北宋茶风之炽。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茶事、茶俗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代的茶文化较之唐代更臻于成熟完善,茶作为一种丰富的载体,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的“口舌之欲”,更重要的是它进入了文人雅士的精神生活,成为他们追求艺术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显示了茶文化独特的韵味与风采。

高尚品格的象征

以茶喻人。茶之性平和而蕴藉,清静而韧,茶圣陆羽的《茶经》中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中国,茶不但反映了各种社会文化风貌和人文精神品质,而且茶品与人品是相通的。苏轼认为,茶有高洁的品格和德性,最似君子。诗人最为著名的茶诗《寄周安孺茶》中曾称茶“刚耿“”廉夫”,盛赞了茶纤尘不染的刚耿之性和不受微秽亵渎的廉洁之心。《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中更称赞建溪所产之茶别有不同,具有“君子性”,而且“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建茶之妙在于骨鲠正直的君子性情,既可爱可亲又不可轻慢,使人肃然敬之,其骨体清秀而中和纯正,茶味悠长隽永,令人回味。茶既有坚韧敦厚的内涵,又有森然飒爽的英姿,这正是作者眼中的君子风范。更与“空有名”的草茶作比较,以建茶比君子人格,以草茶比小人品格,褒贬自是分明。苏轼对刚直的君子人格十分推崇。他在《讲田友直字序》中曾写道刚直者的可贵,与其得成上千个唯唯诺诺之人,不如得一个敢于真话直说的士。君子者,有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有凛然刚正的浩然之气,有宁折不弯的刚毅气节。这是苏轼理想的君子人格,也是他践行的行为标准。在新党旧党之争中,苏轼直言敢谏,以至于屡遭排挤,甚而被构陷下狱,即便如此,诗人依然是敢为敢言不失刚勇,其刚直之节、仁勇之谋足以称誉后世。苏轼的茶诗中,茶品与人品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茶清和淡泊、刚韧不屈的品格也正是诗人坚韧敦厚的君子风范的象征。

折射社会现实的工具

苏轼有开阔的政治视野,充满人道主义的忧患意识,敢于揭露政治的弊病和社会矛盾。他的茶诗成为折射社会现实的工具,对封建酷吏的批判、对民生多艰的哀叹,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他仁人爱物、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荔枝叹》中,诗人先以纪实的手法追忆汉唐时供奉荔枝龙眼的旧事,统治者为了尝到新鲜佳果以至于“颠坑仆谷“”惊尘溅血”,贡荔枝祸民之烈可谓触目惊心。然后以“君不见”三个字将叹荔枝引到叹茶叶,由历史的揭露转到现实的批判,使人想到贡茶的背后也是“惊尘溅血“的惨状,对当朝大臣“争新买宠”表达了极大的愤慨。诗人深刻地批判了历史上的统治者骄奢淫逸、劳民伤财的罪行,并且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当朝热衷贡奉茗茶的朝廷重臣丁谓、蔡襄之流,揭露其“争新买宠”的贪鄙心态,并对百姓遭受的祸害表达了深切同情。他不无激愤的大声疾呼“天公”,不要出产这些满足口腹之欲的“尤物”给百姓带来祸害,看似是对上天说话,是呼吁,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控诉。诗人借讽古来刺今,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崎岖烂石上,得此一寸芽”“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和“千团输大官,百饼炫私斗”等句都真实地反映了茶农们采摘贡茶的艰险辛苦,并揭露了官府欺诈茶农,横征暴敛的恶行。苏轼在他的茶诗中寄托了对人世、苍生的极大关注和热情关怀,诗人的赤子之心和不惧的斗争精神表露无遗。苏轼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有深刻的认识,也具有现实主义的切肤之感。他借诗歌干预生活,反映民生,针砭时弊。他的茶诗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呈现出诗人对社会、对人生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历史真实性。

随缘自适的人生智慧的体现

茶是大自然的灵品,具有平和、恬淡、耿直、高洁的品性。它的清高而独具灵性不仅有助于文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更能超脱世俗羁绊,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苏轼的茶诗中,更多的是借饮茶获得心灵的超越,在茶境中追求适意,从而体现出诗人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曾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自嘲地写到自己的数次贬谪,并不乏黑色幽默的称之为“平生功业”,尽管一生坎坷,却能怡然自乐、万事随缘。苏轼在《和蒋夔寄茶》中提出自己“百事常随缘”,“随缘”就是能随遇而安的心态,有了这种涵盖天地万物的心态,便可无往而不适。因为蒋夔的“穷旅不自释”,所以苏轼寄诗给他,希望他能在茶中体味到人生万事应随缘的心境,把心置于物外,保持一份超然态度来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进一步接受佛家思想。被谪到黄州后,佛书成了他解脱痛苦抚平创伤的一贴良药。苏轼学佛并不执意追究“信”与“不信”,而是取佛理运用到自己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上,从而求得对人生真谛的顿悟。苏轼与僧侣、禅师交游酬唱,以茶参禅,其后的茶诗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也促使诗人走向了清净澄明、宁静超然之境。

《寄周安孺茶》写于诗人谪居黄州之时,尽管这时苏轼遭受了人生中的重大打击,但诗中没有悲观厌世的沉沦,没有满腹牢骚的愤慨,面对自己的穷达沉浮,诗人一片乐观和豁达。在诗歌中他热情赞美茶历史的悠久,是“灵品”而非“凡草木”,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高人逸士的爱茶不仅因其可以雪人昏滞,更因其品性、情趣和真味,因其有着高洁的德性。于是好茶一杯深深品味于午窗睡足之后,“清风击两腋,去欲凌鸿鹄。”更是写出了品茶可以抒发一己之性灵,忘记美恶,万事不强求的脱俗之功。人间炎毒而人世局促,山茶一杯,神清意爽,困卧北窗风下,无拘系羁束,飘飘欲仙,从而获得了对局促人生的超越,对自身有限生命的超越。这是一种轻荣辱、忘得失、淡浮沉的心境,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是置心事外、随缘自适的超然心态。苏轼被贬儋州时作有《汲江煎茶》诗。在这幅汲江月夜煎茶图中,诗人细致地刻画了自己从汲水、煎茶、斟茶、饮茶到听更的全过程。此时的苏轼已经六十多岁,流放瘴疠之地的海南,诗人在《到昌化军谢表》中曾哀叹子孙皆以此次贬谪为死别。更兼贫病交加,困苦不堪,身边只有幼子相随,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可谓是诗人人生的最低谷。但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大瓢贮月、小杓分江的豪迈情思,是雪乳翻煎、松风如泻的点茶之艺术美感,是寂静月夜下坐听更声的悠远澄明。茶成为诗人困顿中解脱自我的凭借,茶的淡然滋养了他的身心,平抚了他的忧伤,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茶是精神的慰藉,更是安放心灵的所在。“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饱含着东坡对待人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九日寻臻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写诗人饮茶之后,尘心全无,只想泛一叶扁舟寻禅访道的超脱之意,是一种了无挂碍的心理状态。“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更以一种安闲的心态,超然旷达的情怀忘却尘世的风波和政途的坎坷,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心灵恬适。苏轼借茶淡忘政治斗争和仕途失遇所带来的痛苦,在饮茶中忘却尘世,在参禅中体悟世事如梦似幻,摆脱了外在环境的役使,看透了世间名利和倾轧,便可以超然自得,物我两忘。

苏轼一生坎坷,甚至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但他却从不妥协气馁,以豁达的心胸坦然面对世俗的困苦艰辛。诗人用诗歌和人生向世人展示了自己从茶、泉中得出的人生感悟,秉承超脱世俗的人生态度,超越虚无的功名利禄,从而启迪来者,能超越人类肉体的局限性,而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在世俗苦海中洒脱旷达、乐观怡然,随缘自适。苏轼的茶诗内容丰富,无论是种茶、煮茶,还是品茶、咏茶,无不是“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并且以茶安命,体现了苏轼独特的生存智慧。(本文作者:杨蓓蓓 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