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及性别

摘要：当文学向着现展的时候，我国社会也正处于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时期，同时也处于对各类身份认同的危机时期，急需对性别进行调整来对抗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通过现代性别意识方式来缓解他们因中国现代性转变的身份危机和其他问题。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叙事；性别

性别是可以进行建构的，而主要的构建是来自于文学，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自我身份、文化身份的认可，性别与国家、民族等身份的认可交汇在一起[1]。若是处于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环境中，有关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导致身份出现问题，通常都是处于较为动荡和混乱的环境中，对当前的模式造成一定威胁。通常这种动荡和混乱的环境大多都是来自于其他文学的模式的形成，或者是与其他文学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是当时的文学还是处于发展变化的中国都处于东西方文明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从而造成了当时动荡和混乱的环境。在我国关于自身身份认可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开始于19世纪末期。在古代，由于封建宗教思想制约，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权利和性别秩序，即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当时男子身兼多职，不仅要修身、齐家，同时还要求男子能够治国平天下，就是在这种逻辑下，建立男性的性别和角色意义，同时男子在稳定的家国天下的社会链条中确立了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身份[2]。

一、当代文学中男性的的构建

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到了19世纪末，我国一直延续的家国天下的认知方式，成为了我国的危机，男子必须面对自身国家和民族的身份。随着国家体制和历史的出现的重大变革，造成了男子对传统身份认可的阻碍，导致男性对身份自我认识的危机。由于封建帝王制度的解体，我国传统社会中原来被确认为‘官僚备用队’的知识分子阶级，在当代社会的构造变动中，却变为了职业不定向、社会工作身份不能划一、价值观念逐渐崩溃的‘游民’阶层，无可避免地游走到社会的边缘，我国知识分子又面对着一个无法规避的阶级认可的问题。与拥有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援、拥有强大地位的国外文化的交锋，又导致中国人遭受了文化身份认可的危机。当代性的起始根源以及发展本身就标志着各种破裂与冲突，然而，在国外，当代性历程的发生以及进展始终立于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的格局之中，是国外文化自身的改革与调整结果，而这种建设在启蒙社会主义的当代性在中国的发展是被动抵制与主动寻找的结果，由于经受由半封建半殖民主义向特色社会主义过度的社会体制，导致我国的当代性的道路更加难以进行，同样也加剧了我国当代知识阶级的自我主体组建的矛盾。当代性给历史悠久的中国的冲击和震撼远远大于西方国家，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裂和冲突，因此所引起的身份焦急与不安更加猝然。这种种危机大出现必然会引起中国人对性别身份认可问题，促使他们重新组建当代中国男性特性和女性特性，通过这样解决国人由于我国当代性历程的发展所引起的各种现代身份险情与疑虑问题。我们探寻真我的保证和支撑点，探寻我们想象到的任何属于真我的东西。一个显著的选择目标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性别。对女性角色的设立与想象一直都是男性出现各种危机和建立自我的重要途径，借助女性的话语权，男性在新社会权利秩序中占据主体地位[3]。这就更好的说明了在当代文学中对新女性形象的重视和创造，这也就梁启超在发表《新民说》后的的第二年，金一将《女界钟》敲响的原因，也更好的说明了大部分分女权运动都是从男性精英所发动的。

二、当代文学中女性的构建

中国当代女性的各种的能力与权力是通过男性杰出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我国当代女性写作双重性质更加显著，女性自我的组建也显现了不同的路径。一方面现代女性必须主动迎合主流、男性的欲求和要求，抑制自己对生命的追求和体验。另一方面又要小心谨慎地维护女性权威，对抗男女不平等的现象。通过各种努力，来保障女性独立自主地位，挣脱女性的他者以及被言说的不平等处境，变沉默为主动。在新女性的组建与叙述中，她们勇于打破男性杰出知识分子设定的男/女、导师/追随者叙述模式，从女性自身出发，呈现她们在男权压制下实际的生存状态。正因为女性拥有了说话的权力和能力，参加了对女性真我的再现和创造，不仅使我国女性获得了有史以来全新的性别身份，并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改革创新。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性别身份的认可和建构不是努力一次就可以成功的，它需要在各种语境、各种关系中实施数次的重复才可以确立。

三、结束语

中国的女权主义文论在移植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过程中遭遇了传统文化观念和审美定势的抵抗。同时，也暴露了它自身的尴尬和无奈，留下诸多的困惑和思考的空间。这虽说是文论发展过程中之难免，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西方的女权主义文艺思想本身就很复杂，其背后总是依赖着某种意识形态，经济的和文化的背景，包括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及人权问题等。作为一种对男权中心话语具有“颠覆”动力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颠覆”过程中所获得的和失去的比例究竟怎样分配，恐怕永远都是无解的。

参考文献：

[1]段田利.论《恶童三部曲》中的叙事与性别意识[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10)：144-145.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谢梅.叙事形式与性别意识：莫里森小说《恩惠》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25(11)：48-51.

作者：孙睿擎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