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电影的场域解读

一部好的动画电影要在艺术个性、业界口碑、商业收益、观众评价等多个方面取得成就，而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处于一个电影场域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电影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2](P134)电影场是社会空间的一个特殊场域，它有着艺术的探索与追求;却又涉及资本与权力，是一个斗争的场所。电影场与社会场、政治场、文学场一样，有它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有保守派与先锋派，有传统的生产体制与颠覆性的斗争策略。电影建构一种虚构世界，这种虚构世界是一种可能的世界，对抗着现世中的残酷、艰辛以及种种不公。电影场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呈现了一种实在却隐蔽的关系结构，这个关系中的决定性力量真真切切地操控着资本的运行、影片的拍摄与上映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包括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体制的状态。其中，“客观的状态，即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存在，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P193)

动画电影作为文化艺术的实体，是一种以客观状态存在的文化资本，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商品。一个公司或团队制作出了好的动画电影，它便积累起自身的文化资本。动画电影在物质性方面是可以传递的，如影片的拷贝、下载等;但对一部影片的观看体验和消费手段却不是随意传递的，它遵从某种传递法则，与观看个体积累的文化能力相关，有着象征性的力量。动画电影呈现出物质性、经济性的一面，院线对影片的拷贝，观众下载影片以及购买电影票都是需要付费的;同时，它又可以象征性地呈现出来，它预先假定了自身的文化资本，影片的占有者必须找到一种最佳方式去显现它的价值(比如制定某种级别的票价)，然后转变为市场利润或经济资本。动画电影这种文化资本深深地置身于市场与权力的关系中。以当代中国动画电影为例，一方面它面对市场上风起云涌的票房竞争，衍生产品的开发，产业链的建构;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不断的产业督促与政策指导、监督审查、扶植发展。两方面共同构成了针对文化资本的权力，它们拥有着对文化资本的决定权。“文化资本是作为斗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害关系而受到关注或被用来投资的，而这些斗争在文化产品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和社会阶级场中一直绵延不绝。”[3](P200)电影场中的斗争或昭然若揭，或潜在隐秘，却都是为了夺取一定的市场占有率，赢得必要的政府协助，从而积累自身的文化资本。置身其中的生存者在市场和权力的夹裹中，必须用智慧的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化一种对他们的作品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而他们所能采取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包括资金的获取、政府部门的帮助等。

在当代环境中，经济场通过开创一种普遍性强势地侵犯着电影场，经济资本生成了一种权力控制了电影的生产，影响了影片在整个电影格局中所产生的利润。经济资本的分布是不平等的，使得不同影片产生特殊的效果，这种效果本身也是权力的体现。如，2006年《魔比斯环》耗资1．3亿仅获得365万的票房，2010年《超蛙战士之初露锋芒》投资5000万元仅获得803万元票房，而《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以600多万的投资创下了8000多万元的票房。影片方在生产电影时，其资金的获取是不同等的，这是经济权力对电影的渗透，然而，这种渗透却又无法决定影片所能取得的成绩。“当我们再次强调配置的原则有赖于场域的结构和功能时，并不是要退回到任何形式的经济主义。在文化和艺术场域有一种特定的经济，它基于某种信仰的特殊形式。”[4](P35)侵入到电影场中的经济秩序不是纯粹的经济主义，它基于一定的文化诉求与信仰。电影依然有自己的特质，只有在本体性的特质方面下足了功夫，才能让经济资本产生最好的效益。中国动画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有所增加，政府对之也有较大的扶植力度。2011年，文化部直属的中国动漫集团推出了《2011首届中国动漫春节联欢晚会》和《2011年首届中国春节动漫音乐会》。近年来，中国举办了多届国际动漫节。在这些活动中，既宣传了中国动漫的众多形象，检阅了近年来中国动漫的发展业绩，又植入诸如拍卖、模仿秀、游戏策划等商业行为。这是在动画影片之外的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本身也以影片为依托。

动画电影拥有自身的特性，在中国它也被称作美术电影，也就是说，它是以绘画为最基本的技术支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动画电影走向了3D发展之路，它要求的不只是精湛的绘画，还包括立体的音响和美丽的影像。动画电影固然与技术紧密联系，但最尖端的技术不能解决创作的本质问题。如果其故事创意、人物造型不够圆满，艺术品格与文化精神又处于缺失状态的话，再好的技术也无法弥补动画影片的缺憾。南斯拉夫动画电影大师杜•伏科蒂克曾指出:“动画不受物理法则的约束，它也不为客观真实所奴役。它无需要模仿现实生活而只需解释生活。”[5]动画电影以特殊的方式对生活做出解释，它的解释依托于动画影片本身诸多的表达方式。动画电影具有更多的可想象色彩，特别是其人物造型，可以突破生理学的限定。《喜羊羊与灰太狼》在中国动漫发展中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虽没有3D的绚烂画面，但是喜羊羊、美羊羊、灰太狼、红太狼、懒羊羊等多个角色造型各具特色，且不乏温情、幽默、智慧等多种人文关怀，深得观众喜爱。因此，即便我们看到动画电影的存在诸多制约它、影响它的重要因素，影片本身的故事情节、人物造型、画面奇观、精神关怀始终是最本原的决定因素。

置身于电影场中的动画电影需要一种超脱的精神，即在场域的复杂斗争关系中反观自己的艺术水平，如叙事、音响、画面、音乐、情节、语言，等等。“文化生产场的自主程度，体现在外部等级化原则在多大程度上从属于内部等级化原则:自主程度越高，力量的象征关系越有利于最不依赖需求的生产者。”[6](P217)也就是说，影片生产者在创作过程中多大程度地摆脱了外在的诸多羁绊(如投资、票房、审查)，他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电影场中的自主权。在资本与权力的夹击中，自主权的获得是一件愈加困难的事情，但它对影片本体性的艺术创作有重要的作用。“艺术家获得的自主性从根源上说，既取决于他们作品的内容，也取决于他们作品的形式。这种自主性暗含了一种对俗世必需之物的屈服，艺术家认定的德操就是超脱于这些必需之物的，他们的方式就是自诩完全有权决定艺术的形式，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同样一点不少地放弃了艺术的其他职责。”[2](P151)艺术曾经委派给艺术家的职责，就是不发挥任何社会职责的职责，即“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状态。而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绝对的自主性已经荡然无存，艺术创作者会发现如今的自主性带上了局限，它必然置身于某个关系交错的场域之中，或多或少地屈服于世俗的牵绊。比如，动画电影就得接受市场的检验和观众的评价，创作者不得不考虑到受众的喜好。“由于观众的规模为独立或从属于‘大众’的需要、市场的限制以及非功利价值的认同提供了良好的尺度，它无疑构成了在场中占据的位置的最确定和最清楚的指数。”[6](P218)观众对影片的关注直接关系到票房收益以及对影片的评价，他们的认可为影片的成功提供重要筹码。高质量的动画电影能为受众的深度观影提供可能，且更容易在电影场的角逐中获取自身的份额。因此，处于资本与权力包围中的动画电影，其自主权是有限度的，其文化资本的累积是受多方牵制的;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动画电影漠视艺术追求的遁词。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之路，就需要透视动画电影作为文化资本的本质，从而在电影场的角逐中历练出真正具有跨时空艺术魅力的作品。（本文作者：冯宪光、周才庶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