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因素及治理对策

一、大学生就业难制度因素分析

上文已经通过综述形式表达了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四大因素，可以说非常全面细致，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加剧，一些新情况正在凸显，并且这些观点大多属于理论阐述，缺乏数据案例支撑和制度视角考虑，故需要对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1.大学教育专业设置针对性不强

科研导向制和制直接将高校束缚在了承接项目和版块上，而在对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上渐行渐远，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所受的教育绝大多数停留于书本，考评方式上也仅仅是期中期末考试，导致毕业生在实际工作知识、操作技能的缺乏，成为教育产业的“半成品”。根据《中国青年报》2012年的一项调查，现实：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认为大学没学到有用的东西，主要原因是被调查者认为大量的时间用于应付思政类等无用课程的学习和考取各项证书上，没有学到真正的技能。如果大学专业设置不科学，教授给学生的各种理论知识缺乏实践运用性，“读书无用论”将再次抬头。另一方面高校缺乏专业设置于招生规模的预测预警机制，对于生源质量差和就业率低的专业没有进行适应的招生控制。

2.大学生-农民工投入产出比差异与教育投入产出比过高

从这些数据看出近年来大学生与农民工的薪酬差距正逐渐缩小，如果大学生能够去和农民工做同样的工作，大学生就业形式就会好很多，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大学生在工资、待遇上下调了要求，与农民工一起在餐饮、房产中介、快递等行业“抢饭碗”，但仍有很多大学生宁愿选择低薪的“白领”岗位也不愿意去一线当工人，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形成成本差异巨大所致，根据行为理论，如果大学生在花费高额的培养成本后所得到的收益与没有花费相应成本的农民工相等，那么大学生主观上更倾向于放弃与农民工从事同等类型工作，所以在薪酬水平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更多的人将放弃上大学或者在家庭经济实力足够的情况下出国留学，更或者大学毕业后长期待业，等待更好的机会。楚红丽认为教育成本包括两块，一是由学杂费、学校收取的物品和劳务费用、吃穿交通费用。二是择校费、人口流动、重读费、家教费等。在我国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非常高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有关统计资料，1986年高校学费为200元，1995年涨到800元，2005年为5000元，上涨了25倍，搜狐网调查得出2012年西安大学生用于生活费、学习、娱乐、交通出行等各方面支出方面平均每月860元。高昂的教育成本必然造就大学生及家庭对就业的期望，但实际上根据《光明日报》的调查，2010年应届大学生平均工资仅为2153元，体现了大学生教育回报率的低下。并且大学生的薪酬预期与就业单位选择、地区选择、行业选择、学校类别、专业类型、职业目标、家庭背景、生源和性别等问题密切相关。多种利益取向影响着大学生的薪酬预期，使得毕业生的薪酬预期更加呈现多元化的状态。

3.社会晋升机制扭曲与“亚文化”

就业决策除了在教育投入产出方面的考虑外，更与社会晋升机制扭曲和“亚文化”盛行息息相关。一是“公务员”被几乎所有大学生视为“香饽饽”，近4年来公务员招考人数连年攀升，2012年高达130万人，平均招录比例为53.01：1,竞争十分激烈。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公务员“下海”热、全民经商热形成鲜明对比。几十年前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在当今时代意味着“公务员工资可能仍比不上卖茶叶蛋收入，可是已经没有人愿意放弃公务员而去卖茶叶蛋。”这背后的利益驱动机制耐人寻味，因为公务员岗位稳定，相比企业受到外界影响的程度很小，并且在中国“只升不降”的用人机制下，没有任何一个岗位能比公务员付出更少就能获取升迁。除了公务员岗位良好的福利待遇、安稳的岗位、体面的身份之外，公务员手中所具备的权利也是这个岗位最大的吸引属性，更有甚者一些大学生认为“有钱好挣钱，出事的可能性很小”，事实上这也暴露了国家吏治的弊端，公务员的低工作强度、高福利待遇、高以权谋私概率但低惩罚风险的诸多特性直接造就了大学生就业的“贪污犯”心态；二是“亚文化”的弥漫使大学生情非得已，就业市场上大学生的竞争日益变为家长们之间的比拼，托关系送礼、“萝卜招聘”等现象比较普遍，这首先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的摩擦性，社会岗位的分配并不按照大学生的能力标准进行，进一步造成了人才竞争的无序化；其次对大学生的就业公平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降低了教育对人才的“筛选器”功能，更放大了优势岗位的吸引力。

4.大学生创业遭遇“制度性”冷漠

大学生创业的口号已经提出多年，国家也出台了《就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等多项促就业法律法规，在程序简化、行政收费减免、档案管理、财政补贴与小额担保贷款支持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大的环境制度下看，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一是在我国创业注册公司需要7个步骤大约100天时间，远远高于国外的1周时间，从注册成本上看英、美、加拿大等国为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为人均年薪的11％，并且因为银行信贷机制规则的约束，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获取银行贷款的比例非常低下，总额仅为国有企业的2.3％;二是税收优惠是免征一定期限的所得税，对于刚创业的大学生而言其所得往往是很低的，所以总体支持力度不大；三是缺乏高校创业教育支持，高校的创业教育内容、体系、方法均不标准，且缺乏一定的资金投入，难以实现高校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5.大学扩招带来毕业生总量攀升，教育分流机制不完善

1999年我国教育改革政策开始实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加。2003年是我国首个扩招后的大学生毕业年，毕业生人数快速从2002年的145万人上涨到了212.2万人，而后各年中大学毕业生人数以10.97%的平均速度快速增加，到了2013年高达近700万人。高涨的就业需求必然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冲击，除了结构性供需失衡原因外，更体现了我国教育分流机制的缺陷，在义务教育阶段，普通教育和初等职业教育的分流存在局限性，初职教育集中于文艺、体育、特殊教育等专业，以2008年为例初职在校生仅为10.8万人，而普初在校生为5574万人，比例仅为1:515，在高中教育阶段的职普比也仅为0.682，高职与本科的人数比为0.889。职业教育的落后剥夺了很多成绩不理想学生学习一门技术的机会，阻碍了提前就业。

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制度举措

1.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现人才分流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建议职业教育的课程设计遵循实用性与灵活性原则，优化学生的考评机制，鼓励参与课程设计，按照实习数量与具体得分确定毕业与否，同时应当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学历的互相认可，让职教取得的学历被高等教育系统所承认和取得资格证书。各国实践均证明，劳动力市场难以承受一个短时期内学生同时就业，同质性人才过度集中必然增加就业压力，所以我国应当积极鼓励青少年学习实用技术，参加职业教育，对青年参加工作的时间进行提前，另一方面需要适应性的对大学招生进行限制，双管齐下才能达到教育体系中人才分布合理局面。

2.优化高校成本体系，降低教育成本

大学生在薪酬期望偏高等的根本在于教育成本过高。根据有关统计，过去的10年中，我国高等学校的学费已约占人均GDP的55%，在校大学生超过60%生源来自于农村，农村的收入远远达不到人均GDP水平，单个学生的学费、食宿等费用等于一位农民4～5年的收入。同时大学生求学所支出的费用占教育费用比重也逐渐上升，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增加了8倍，但学费增加为18倍，政府投入只增加了3倍。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中学生来源比例偏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学费/经费比在美国只有20%，澳大利亚为21.2%，世界平均水平也仅为25%左右，所以过高的经费分担都直接造成了大学生教育成本和理性就业薪酬预期的提高。降低教育成本。一是对高校的运营成本进行核算，将一些如校办企业支出、上下级单位的拨付支出都计算在大学生培养成本内，甚至在一些西部高校教师的福利补贴也被纳入其中，所以各级物价、教育、财政部门应联合进行调研，采用听证会的形式确认大学生成本核算办法；二是从管理提升角度优化教育支出结构，缩减不必要的开支。具体包括：压缩行政人员比例、基本建设预算缩减、提高设备利用率、禁止铺张浪费等等；三是国家在高校扶持上，实现由规模支撑、量化督导、行政参与到助学补助、资金引领、内涵考量的转变。

3.加大对公务员群体的监管，打造公平竞争就业环境

大幅提高公务员的收入，但是对于公务员的腐败行为要严惩，一切公共行为都必须在阳光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隐性收益驱动带来的“考公热”和社会劳动力资源导向机制发生扭曲。同时，借鉴美国的做法成立“公平就业委员会”，对弱势大学生群体进行法律保护和援助，国家要尽快建立公平就业的法律法规，实现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规范，减少就业歧视，需要设置一个权威性的常设机构，根据有关法律规范对全国范围内的大学生就业工作进行指导，通过网络反馈信息平台和举报机制的建立，接受就业投诉；增强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考的透明度，对通过走关系、权钱交易的就业行为严厉查处，提升“萝卜”招聘的违法成本。

4.完善丰富大学生创业扶持制度

促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一是在财政支持、融资、税收、贷款担保等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法律关系的主体关系与义务，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增加资金总额、降低担保限制和延长贷款年限，同时在《公司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上进行修正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积极引导大学生以知识投资的形式进行创业；二是在高校创业教育、指导、步骤和体系上都应建立统一的宏观制度；三是各地政府应该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如根据大学生的实际困难，实行房租补贴机制和会展补贴，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税务办事绿色通道和便捷服务，免费办理税务登记证，提供注册培训。

作者：徐 单位：西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