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域文化及天花藏主人科举观之嬗变

摘要: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小说家，他的科举观与小说创作都受到了江南地区文化的影响。鼎革时期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作家众多，政治环境的变化诱发天花藏主人科举观念的转变，而科举的失败促使他直接转入了通俗小说创作。因此他在表现婚姻故事的同时，也凸显了科举高中、人才举荐、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等故事情节，展示了科举人才与地域文化、政治环境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妥协方式。这既包含了天花藏主人对江南诗性文化所固有的情结、对故园山水的依恋，也代表了当时江南文人较为普遍的行为模式。天花藏主人晚年创作了《醉菩提》等作品，又显现了江南文人超脱的佛道思想以及独特的民族思维方式，呈现了社会政治文化与人生际遇之间的错位与互动关系。

关键词:江南文化;天花藏主人;才子佳人小说

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通俗小说家，他的《玉娇梨》《平山冷燕》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山之作，目前学界大部分学者认为他是嘉兴秀水张匀［1］。实际上，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基本都是江南地域的作家。［2］(P217－228)这主要与江南地域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高度发达有着重要关系。自古以来，江南人文地理驰名海内，康熙在《示江南大小诸吏》中称赏过:“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御制诗集》卷十)江南占据着有利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物质基础。明末以后科技学者中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3］，充分说明了江南各方面人才之多。明清时期江南又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吴越文化滋养了无数的文人雅士，山川的秀美与水域四通也使江南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本文所研究的小说家天花藏主人正是生长在江南的文化环境中，他的科举观念也与江南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因素等密切相关，并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江南的地域环境与天花藏主人的科举观

明清鼎革之际，江南的地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社会的动荡、朝代的更替、政治制度的重新建立均给江南文人带来了巨大影响。清初统治者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引起了江南文人的关注。江南地区在明代就产生了大批的科举人才，科举的重兴再次改变了很多底层文人的命运。小说作者的科举观念与个人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有关，也与所处的地域内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风气、人文精神等因素相关。而清初江南地域商品、贸易、文化均已高度发达，市镇、乡村也同样较为繁荣，为士人多元化的生活诉求提供了有利的物质保障。因此，探究天花藏主人这类底层文人的科举观，有必要考察作家个体与江南地域环境之间的联系。对于“江南”的行政区域的划分历来存有争议。有学者根据地理方位、行政区域、意象空间三重意蕴，将“江南”划为“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以太湖流域作为重点研究的区域，即指“小江南”。［4］(P8)本文考虑到行政区域的划分、地域的共同文化特色等因素，认为从地域环境来考察“江南”更适合讨论小说家与地域的关系。为了区分更为明确，参考了李伯重、周振鹤、范金民、包伟民、樊树志等学者的观点，又根据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在明代已作为“江南”的经常性表述，认为李伯重先生在《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的表述比较明确［5］: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为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为“江南”［5］。本文在具体论述中所说的“江南”即指这一地域。江南作为空间地理位置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清初鼎革之际，江南发生很多历史事件。清军入关以后，江南地域受到了战乱纷扰，同时江南对清军反抗也非常激烈，发生了“江阴保卫战”“嘉定屠城”这样惨烈的事件，清政府为了收服人心、巩固政权，推行了“剃头令”，而在“江南”推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反清起义。统治者为了安抚江南士人的这种不满情绪，在延续明代科举制度的同时，大力推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策略。清初大学士范文程看到汉族文人并未安心科举考试，于是献计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丙戌(1646)会试后，八月再行乡试，丁亥(1647)二月再行会试。”［6］这段话表明了范文程的远见卓识，他认为要得民心，先要安抚士人，增加乡试、会试也就增大了录取士人的机会，让大量的汉族士人从政，也就瓦解了江南士人抗清的斗志。顺治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果然大有成效，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存在“出仕”的想法，经不住科举功名的吸引与诱惑，于是发生了由抗清到参与科举考试的思想转变，可见范文程的建议对瓦解抗清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7］(P26)。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大部分底层士人把科举作为改变命运的途径。康乾时期，统治者继续对汉族文士采取怀柔政策，不断增加科举录取名额、开设博学鸿词科，此时更多的汉族文士由心怀芥蒂到争先去参与考试，出现了科举繁荣的局面，天花藏主人也正是科考大军中的一员。首先，科举考试的失败促使天花藏主人投身于小说创作。明清时期江南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地区，参加考试的人数为全国之最，录取的人数也最多。清末商衍鎏先生曾对各省份殿试、会试人数进行了统计，首推江苏、浙江两省。［8］在清代考中状元的人数中，来自江南贡院的便有58名，占据了总数一半以上。［9］尽管如此，大量底层士人仍然困于场屋之中。虽然录取量增大，但录取名额仍然非常有限，很多富有政治才能、文学才能的士人被拒之门外。天花藏主人亦属于这类知识分子，因由明入清，内心经历了由反抗挣扎到顺应科举的变化。他一度热衷仕途功名，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底层秀才的命运，但是科举考试屡屡失败，让他心灰意冷。如果撇开作者的真实身份，我们从小说序言与文本中也可以看到，天花藏主人对科举考试流程、秀才群体、官宦子弟以及考场上的种种舞弊现象都是非常熟悉的，他无疑是一个科举士人或落第秀才。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序》中表达了科举不第的苦闷:“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杨》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10］(P6－7)这篇序言鲜明地表达了功名未就的遗憾。鲁迅先生评价《玉娇梨》与《平山冷燕》:“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然所谓才者，惟在能诗，所举佳篇，复多鄙倍，如乡曲学究之为。”［11］(P135)鲁迅先生对作者身份的推测是准确的，但是天花藏主人并不是普通的乡曲学究。天花藏主人自我期待很高，他更希望借助小说传达自己的苦闷，而不仅是养家糊口的需求，因此自言:“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10］(P10－13)因为不希望抱九原埋没的痛楚，他又写道:“不然春月秋花夜，草木禽鱼负此生，”［10］(P2)表明了不愿辜负此生的渴求，也更希望通过文章事业达到有生命意识的书写与发泄，这种愿望形成了底层作家创作的原动力与人生镜像。同时，他又借助小说传达了对奇才异士不能见容于朝廷和官府的愤慨，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相互倾轧的黑暗局面，并对纨绔子弟、庸才愚夫痛加责斥，寄寓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在命运的潦倒落魄中，天花藏主人开始走上了通俗小说创作，并在小说中以乐代悲。他认为“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10］(P14－15)从这种内心独白也可以看到，小说创作成为了他治生需求、抒发苦闷、寄寓悲欢、留名后世的唯一途径。其次，江南地域文化给了作家精神滋养与创作的启发。天花藏主人之所以开始小说创作与江南地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明清之际很多小说作者云集于江南，也正是通俗文学创作鼎盛的时期。曾大兴先生对明清时期江南的文学家进行了统计，明清作家分布的格局具有相似性，在清代可以考察到籍贯的1740人中，南方文学家占有绝对的优势，共计有1479人，而北方作家只有261人，按照区域内文学家数量排列分别为:苏、杭、常、嘉等地，明代也大致如此。［12］(P435－436)这些文人中的创作活动共同推动和促进了江南地域文学发展的繁荣。江南地域小说名家、名作众多，令人目不暇给，例如瞿佑的《剪灯新话》、吕天成的《闲情别传》(已佚)《绣榻野史》、安遇时的《包龙图百家公案》、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凌蒙初编撰的“二拍”、李渔的《无声戏》与《十二楼》、俞樾修订的《三侠五义》、袁枚《子不语》等，这些小说作者都是江南人，他们的小说在江南地域均广泛流行。就小说内容而言，很多小说作品的内容涉及到了江南，如有学者以《今古奇观》中有代表性的选本为考察对象，发现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卷数写到了江南［13］。再如光绪《浙江通志》，记载的文人约900余人［14］，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即便生活圈子很狭窄也会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何况天花藏主人这一类文人并非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在小说中反复写山东、北京、扬州、湖北等地，可能是他游历的场所，也可能是他熟悉的地方。长期游学、读书或塾师的生涯，让天花藏主人接受了都市开放的思想观念，也让他对很多通俗小说耳熟能详。对于帝王将相、贪官污吏、学霸秀才、书记幕僚、篾片帮闲、家人仆妇、经纪掮客等人，他都熟稔于心。对于游园赏花、观赏名胜、结社赋诗、节日游览、科举赶考，他都能够信手拈来。在才子佳人的故事中，他既表达了对婚姻伦理观念的看法，也希望带给读者带来审美与愉悦。尤其对浙江地域人文景观的生动描绘，传递出江南的浓厚诗意与人文色彩，“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实用型的伦理人文机能与非功利的审美人文机能的和谐”［15］。江南的文化生活环境诗意盎然与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给予天花藏主人深刻的影响与启发，促使他很快投入到了通俗小说创作的队伍之中。再次，天花藏主人创作小说也是养家糊口的需要。底层知识分子从事文学创作往往是多层的心理需要，“这一群体的心态呈现出复杂多维化的变迁:或弃业从商，或文墨糊口，或堕入非途，或仍由科举入仕。”［16］对于天花藏主人而言，借助小说抒情与扬名是创作的动因，但养家糊口也是不能逃避的现实。小说创作与书坊刊刻、传播可以缓解底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步履维艰的人生困境，也是维持生计的需要。在创作与维持生计的同时，他也期待后世读者的欣赏与理解。如《玉娇梨》第一回回前写道:“更有子云千载后，生生死死谢知音。”［17］(P1)天花藏主人考虑到如果自己的作品没有得到同时代读者的认可，那么期待千载之后出现子云那样的知音。子云即指扬雄，西汉的扬雄不愿巴结权贵，而自甘淡泊书写《太玄》。李白的《侠客行》最后一句“白首太玄经”，即指此书。天花藏主人希望像扬雄一样著书立说，留下千古文章事业，因此对扬雄推崇之至。在《玉娇梨》中，他把白公起名为“白太玄”，也表露了自己的创作意图。鼎革时期的政治环境带给很多作家抉择时的痛苦与无奈，也无不折射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与作家生存观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规范与理想诉求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二、江南的诗性文化与天花藏主人对诗赋的推崇

江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创造与改变着江南的人文环境与诗性的精神。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往往在山光水色之间，生活在江南人杰地灵与茂林修竹的自然气息中，更容易具有活跃的思维，感悟山水带来的灵性。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探究科举考试，“可以更好地把握科举人才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双向互动关系”［18］。这种互动关系更显现为江南士人的科举思想与诗意文化、山水情怀的相互影响。(一)江南地域山水孕育了天花藏主人笔下众多的才女形象。小说中才女的出现与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文艺思潮有关，当时思想界王艮反对“存天理”，承认“人欲”的合理性，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程朱理学，鼓吹人的自然天性，推动了明中后期的人文思潮迅猛发展。晚明时期的李贽、汤显祖以及公安三袁、冯梦龙等人，宣扬人的合理欲望，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影响了当时文人对女性的看法。而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地域在明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消费与娱乐互动越来越兴盛。虽然江南城市与乡镇有一定差距，“在某种意义上，江南乡镇是传统礼俗最忠实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在维护风化与纲纪等方面，它们比北方的政治中心往往更加顽固不化。”［15］江南的城市远离政治中心，政治伦理功能渐渐衰退，而经济功能却得到了强化，山光水色与文化娱乐的普及，与西方近代市民生活消费具有相似性。这一点正是江南作家群体思想开放、诗性灵动、精神解放的表征，他们以更为开放的视角观察女性，众多的才女因此走进作品之中。天花藏主人生活在浙江的嘉兴［1］，嘉兴地域自古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嘉兴王店、桐乡乌镇、嘉善西塘、海盐澉浦等地都是科举繁荣之地［19］(P59)，具有浓厚的文化创作氛围。同时这些地域的文化又孕育出很多才女，闺阁名媛吟诗作赋的较多，如钱塘顾之琼、仁和钟青、嘉兴黄德贞、海盐彭婉、山阴商景兰等。这些女性不仅在家族内部“结社”吟诗，又与外界文人交往较多。江南的水乡、园林给予文人、才女以精神滋养，“江南遍布的山庄园林、无数的居宅堂室，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场”［20］。在地域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天花藏主人的小说也呈现了江南的地域特色，反复写到浙江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或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点，或是主要人物的籍贯，或是最终达到的地理位置。如《画图缘》写了温州，《玉支玑》写了青田，《飞花咏》写了嘉兴，《定情人》写了绍兴，《人间乐》写了秀水等。受才女文化的影响，天花藏主人在小说中反复称颂女性的才华，如《玉娇梨》第一回中称赞白红玉的才华，说她是“山川秀气所钟，天地阴阳不爽”［17］(P4);《平山冷燕》第一回中赞扬十龄才女山黛是“自是山川灵气所钟”［10］(P22)。以往的文人喜欢借助“红颜薄命”来比喻自身的苦闷与怀才不遇，而天花藏主人没有表现这一点。他不仅彰显了女性的才华，也借人物之口彰显了自己的才华，借此表达对朝廷文臣、当代才子的嘲笑与轻蔑。《平山冷燕》借才女冷绛雪之口说道:“挥毫若雨，泼墨如云……老师宿儒自叹其皓首穷经之无所成也。”［10］(P240)才女山黛直接把朝廷大臣说成“腐儒”“宿儒”。“腐儒”字样在天花藏主人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包含了天花藏主人对那些通过科举进身的朝廷大臣们的轻蔑，他最终想表达的是自己这样的“高才”不应该“科举不第”。(二)天花藏主人理想中的科举是由诗赋之才衡量的。江南不仅盛产通俗小说作家，也有很多著名的诗人、词人。浙派诗人、词人在清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诗词对江南文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天花藏主人小说中，人物的才能大都表现在诗赋创作上，小说中大臣、考官均看重诗赋，帝王也喜欢以诗赋来衡量人才。如《平山冷燕》第一回中，皇帝令大臣们作《白燕诗》，一时无人敢作，只有山显仁献上其女山黛的一首佳作，自此山黛成为名扬天下的才女。但也因此遭到嫉恨，山黛被小人诬告，皇帝选派大臣与山黛进行考较。考试的内容一要考书法;二要考填词;三要考诗;四要考文(或论或赋);五要考古;六要出题。在以上的六项考试中，几乎都是对文学才能的考察，只有第四项关涉到了策论。山黛选择作赋，足可见小说作者内心衡量人才的标尺。对于科举高中的才子，作者也同样偏向于诗才，如《平山冷燕》中王宗师召见燕白颔时道:“本院只认做是个老师宿儒，不意汝尚青年，更可喜也。但不知你果有抱负，还是偶然一日之长。”［10］(P268)燕白颔答道:“蒙太宗师作养……若太宗师真心怜才，赐以笔札，任是诗词歌赋、鸿篇大章，俱可倚马立试，断不辱命。”［10］(P268－269)在才子燕白颔看来，似乎诗赋之才更为重要，因此首先要显示诗赋之才，而王宗师听了大喜，可见他们的想法相同。更为有趣的是，才女山黛所作的《五色云赋》，与唐代应试之赋较为类似，作者对此赋反复称赏。唐代科考时所作之赋［21］(P9)，要求很严格，不仅要求用典、对偶，还要限韵，实际上是骈文的进一步诗化。“唐人称应试之赋为甲赋盖因令甲所颁，故有此称”［22］。当时很多举子因文学功底较差，临场所作甲赋大多拼凑而成，很难有传世的佳作。在颂圣的赋中也有个别佳作出现，如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礼部侍郎吕渭出赋题《日五色赋》，当时考生李程以甲赋天下闻名，他在赋中借颂日以颂圣，极力歌功颂德，该赋先是被考官黜落，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才被选出，成为唐代赋试中的上乘之作。而山黛所作的《五色云赋》，为皇帝直接给出的命题，形式上较为自由，也没有韵的限制，因此不显拘泥，更显作者文采。“瞻天仰圣，双眼有五色之迷;就日望云，寸管窥三才之妙。此盖天心有眷，上降百福之祥，下献无疆之瑞。”［10］(P116)具体看山黛所写的赋题与内容，与唐代“甲赋”的题目与内容较为类似，如唐大历十年乙卯(775)进士科“上都”试题为《五色土赋》，唐太宗之子李恽曾经作过一篇《五色卿云赋》，题目都很类似，且都是以“颂圣”为创作目的。从创作意图上考察，不难看出作者的“别有用心”。《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才子书藏本》第四回回评云:“《五色云赋》虽非正体，而游戏为之，不知小说家恰又以游戏为正体。”［23］(P36)因而，笔者认为山黛的赋作无论从题目上，还是从体制上来看，作者无非是想证明山黛有“应试之才”，即自己也有“应试之才”。小说中天花藏主人以自己的诗赋，表达了对旧有科举考试体制中诗赋形式的推崇。他希望凭借高超的诗赋才华，被举荐入仕，遗憾的是天花藏主人并没有受到“乘时显达”的青睐。他个人对诗赋的推崇还与太湖流域、西湖地域、秀水诗人群体有重要的关系。尤其明末清初时期，类似天花藏主人这样的通俗小说作者无一不是诗词创作的行家里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以诗词羼入小说，使才子佳人小说充满诗意色彩，吸引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三)天花藏主人对八股才能与诗赋才华的混同。天花藏主人因为过于注重诗歌才华，而忽略了八股文才是选拔官员的需要。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弊端明显，以为朝廷选拔文官的制度，虽然有些政治人才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但政治才能与诗赋创作有很大差异。钱穆先生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看法是:“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24］(P405)尽管包括帝王在内的考官们都很欣赏诗赋人才，但并非意味着要以擅长诗赋创作来选拔人才。天花藏主人误以为诗赋之才便是“科举之才”，显然混同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屡屡落第，与选拔举人的手段、录取的名额有限等不利因素有关，也与他们自身对“八股文”的认知、写作水平有密切关系，而这一点是部分有诗赋才华的文人不能信服，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天花藏主人虽然很少论及八股文，但他对八股文却有独到的见解。他在《人间乐》第四回中，借许绣虎之口说出了对“八股取士”的不满，“当今士子，只不过熟习时文，相沿剿袭，已成陋规……我今在守制之年，何不博学以取名。奈何拘拘然，束缚胸襟于八股中，不求生活，何其愚也!且我文章……若读成了一个不迂即腐，不通世务之人，那时想法救治，便觉繁难了。”［25］(P92－93)可以看出，天花藏主人认为学习“八股”不过是取得科举功名的一种手段，实际上会导致士人更加迂腐不通，只有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才能成为有用之才。天花藏主人对八股的弊端的认识是很清晰的，他并不是墨守八股陈规的小说家，他参与科举考试也是无奈之举。实际上，到了清初时期，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已经视野狭窄，开始鄙视只有诗歌才能的士人。《儒林外史》一再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第三回周进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在童生考试之时，有一个童生来交卷，又要求面试诗、词、歌、赋，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周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赶了出去!”［26］(P18)再如《红楼梦》也有类似的细节，第七十五回中贾母过生日，贾宝玉、贾环各作诗一首，贾政看了贾宝玉的诗低头不语，为了取悦贾母才最终说“到底词句不雅”，而看了贾环的诗，遂不悦道:“可见是弟兄了。发言吐气总属邪派，将来都是不由规矩准绳，一起下流货……哥哥是公然以温飞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为曹唐再世了。”［27］(P1054－1055)这里贾政是以“八股之才”要求贾宝玉兄弟，而不是成为词人、诗人。在现实中的科举考试中也确实如此，例如清初诗人王士禛，顺治七年(1650)时十七岁，“再应童子试，郡邑提学三试皆为第一。提学道钟公性朴，大兴人，明崇祯癸未进士，赏其文似《战国策》”［28］(P19)。王士禛考试的文章类似于《战国策》，那么他的八股文风格可想而知了。天花藏主人对科举的态度也不同于屡试不第的蒲松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等故事表明了久困场屋的无奈与苦痛。而天花藏主人没有展现过这种苦闷，他的小说中也没有具体呈现“八股文”的相关文字，他大多时候表现才女、才子的诗赋才华，注重小说人物的文学才能与心理活动。天花藏主人也没有明确表达对科举考试的抵触情绪，他对“八股”的不满也是极为有限的。比较其他作家来看，曹雪芹、吴敬梓等人都是在不动声色、不易觉察中对“八股文章”进行了指责与批评，尤其是吴敬梓对“八股文”的嘲讽在《儒林外史》中随处可见。而天花藏主人似乎还对科举怀有期待，希望掌权者能够认可诗赋人才。天花藏主人“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的无奈与凄凉，充分体现了大多数江南士人对儒学文化传统的内在强化与认同，这一时期的江南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科考方式，促使一大批因科举失败而转入文学创作的底层知识分子无法走出心灵的困囿。大多数江南地域的知识分子能够反对“八股”，却不能反对科举制度是当时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加之个人的抒情性的性格与强烈的创作意识，天花藏主人更适合小说创作，而非展示“制艺”之才，这一点也表现在他的小说之中。

三、江南敏感的政治环境与天花藏主人的隐逸思想

在明清时期，因受地域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科举，但对“科举”的认识程度在小说家身上表现不一。因科举时代的需要，很多士人自幼便受到《四书》《五经》的严格训练，儒家学说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根深蒂固地植入在头脑中，积极入世是对自身的要求。清初，很多士人对科举弊端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天花藏主人同样没有明确意识到科举对士人的戕害，但是他的才子佳人小说却体现出科举理想与整个时代的冲突与融合。他的小说中无论位高权重的朝臣，还是获得进士出身的才子，都是在科举高中或功成名就后归隐林下，不再关心政治。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功成身退”的隐逸之法，与政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与江南文人的隐逸之风、诗意情怀以及对故土山水的眷恋有关。(一)“选才”理想的无法实现与归隐的意识。天花藏主人在科举失败后，曾寄希望于“举荐”，并在小说中有明确表达。他希望把“选才”与“科考”直接结合起来。他笔下的才子无一不科举高第，而且年龄都在18岁上下，例如《平山冷燕》的燕白颔与平如衡、《玉娇梨》中苏友白、《两交婚》中甘颐、《人间乐》中许绣虎、《画图缘》中花天荷。而实际上，清代最年轻的状元于敏中、戴衢亨两人皆已到了24岁高中，清代状元的年龄平均为大约35岁。［29］(P186－188)张杰先生根据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会试题名》一书进行数据统计，清代中进士的年龄平均在37岁左右。［30］(P159)即使按照最小的年龄24岁推算，也过了应该娶妻的年龄。由此可见，天花藏主人小说中描写才子高中后洞房花烛，只是小说中的一种设想。小说中寄寓了作者“选才”的愿望。《平山冷燕》第一回写钦天监正堂官根据天象奏报皇帝人才出现，天子征求大臣意见，采取了收揽、征求人才的办法。天花藏主人在小说中寄希望于皇帝“收揽人才”，他自身也并不反对科举，认为制科取士为“祖宗立法”，因而小说采取了“正额”之外再加名额“以应科目”。这种“举荐”，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策略。《平山冷燕》就提出了“举荐”之法，但是小说中的燕白颔和平如衡却没有应“征召”，二人情愿从制科出身，终是科举高中。天花藏主人对“选才”制度的期待也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依据，康熙皇帝曾下诏举荐人才，为了大量选拔汉族文臣，又于康熙十七年(1678)开设了“博学鸿词科”，录取尺度较宽，被录取的人待遇也很优厚，这种措施主要满足了当时类似于天花藏主人这类汉族底层知识分子入仕的需要，与天花藏主人的理想很相似。但对于天花藏主人来说，“举荐”终究只是理想，他作为不夤缘、不迎合的底层文人，很难引起地方官宦的重视。本身江南文人众多，在康熙举行“博学鸿词科”时，天花藏主人已经“淹忽老矣”。天花藏主人的“举荐”理想表明，他并非在投身小说创作后便对科举考试彻底绝望，而是意识到了仅靠八股取士是不完善的。在“举荐”也无法实现后，他开始寄情山水，以旷达的人生态度、诗意的人生追求进行自我慰藉。(二)江南政治环境较为敏感，宦海沉浮不是理想的归宿。清初时期江南政局还不稳定，抗清组织活动时有发生，清政府为了控制江南，严惩偷漏赋税案件，不料引发了“哭庙案”与“钱粮奏销案”。此外，清廷还有禁革文社、整顿风习等举措，这些整顿的举措对江南文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范金民先生认为:“江南士人乡居行径优于明，而社会责任感也大逊于明，因为漠视社会现实，远离政治，可以潜心学问，无论经学、诗文、史评，还是天文、舆地……，江南士人皆能发扬光大，远超明人。然而江南士人群体，在清代盛世，既缺少像明后期东林学派那样关心社会现实的人，也缺少像明末徐光启、张履祥那样关注地方发展的人……追本溯源，与前此江南士人的遭际和清廷的软硬措施两手策略大有关系。”［31］由于政治的紧张敏感，很多文人更愿意远离政治或辞官归隐，甚至早早以病辞或提前告老还乡。这种对政治漠然的态度与隐逸的方式被天花藏主人所继承，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以下表中六部小说为例)。这些小说中佳人的父亲或才子的亲属大多在仕途得意之时辞官归隐，而才子高中后多无意做官或挂职。或如《飞花咏》中才子昌谷因父母年老而致仕回家;或如《赛红丝》中宋古玉因父子同中科甲，深感盛极必衰，不愿为官而乞归……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对政治环境的顾虑，他们只要印证了个人的能力，达到人生的最高理想追求，似乎就完成了人生使命，便可以纵情山水，去追求个人“采菊东篱下”的闲情雅趣与诗意人生。《玉娇梨》中所写的故事发生在明景泰年间，对于明代的政治环境有所反映。小说中白太玄因拒绝杨御史儿子的亲事，而遭到杨御史的报复。杨御史推荐白太玄出使瓦剌，去接回被软禁的明英宗。小说背景是明代的历史事件“土木堡事变”。当时明英宗被瓦剌首领俘获，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被立为帝，年号景泰，而尊称明英宗为上皇。因出使瓦剌很危险，同僚们纷纷劝白太玄推掉这一差事，但白太玄坚决不肯。第五回中白太玄与李实共同出使，迎接回了“上皇”明英宗。而此时朝廷已经危机四伏，白太玄预感到了危险即将到来，便决定辞官优游林下。《玉娇梨》为天花藏主人早期的作品，反映了明代王振等奸佞专权、政治混乱的局面，不仅表明了作者的遗民情结，也表明了作者对国家政治的关心。清初很多有识之士反思国家灭亡的原因，并存有复明的心理，把“土木堡之变”看成是耻辱的历史事件，也是明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正因江南文人的遗民情结与复明的活动，江南更显得动荡不安，成为最为敏感的地域。康熙、乾隆对江南一直密切关注，甚至多次亲自巡游江南，关心吏治、了解民情、勘察治河情况，这些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对江南的统治，另一方面与加强江南士人的思想控制有关。对于天花藏主人这一类江南文人来说，仕宦生涯的变化莫测增加了宦途的危险性，成为他们最大的顾虑，因此他更倾向于让小说中的文臣归隐林下。《玉娇梨》是天花藏主人最早的小说，对明代的黑暗与混乱有一定反映，可是接着创作的《平山冷燕》，却为读者呈现了太平盛世的画面。《平山冷燕》中虽然也有奸佞小人，但是皇帝却是圣明天子。同样，《定情人》《人间乐》《飞花咏》《麟儿报》等小说也较少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天花藏主人可能经历了清初社会的稳定，作为遗民已改变了对朝廷的看法，同时将注意力转移到科举考试与小说创作中去。类似于天花藏主人的知识分子，不再把政治作为主要关心的问题，“功成身退”是达到理想之后的最佳选择，因此他笔下部分才子是官至“侍郎”辞去，而并非考中即辞归。而他们的父辈因久在官场，多以病辞官，主要是担心被奸臣陷害。例如《人间乐》第三回写鸿胪少卿居行简上表辞官，原因也是要离开是非之地，打算追求自在的生活，希望暮年之时达到“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归隐田园与修建园林显现了江南文人的诗意追求。自晋代以来隐逸之风已经盛行，明清时期江南士人为了躲避政治灾祸，而回归乡村。士大夫们不喜欢城市的奢靡，而愿意选择去村野生活。追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寓物于心意之内，纵情于山水之间，已经成为江南文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很多江南文人喜欢修建“山居”“别业”“别墅”“园池”“园林”，他们常常游园、游林，写意山水、吟诗作赋。他们愿意借助于江南的灵山秀水与诗歌的精神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追寻大自然的韵律理致，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意境。江南的乡镇，人们在生活的观念上还是以“耕读传家”为普遍的追求，较为适合士大夫晚年居住。一部分文人对清朝的统治存有难以消弥的反抗情绪，甚至拒绝“博学鸿词科”，例如誓死拒绝清廷的著名文人傅山、绝意仕途的吕留良、寄情山水的名士张岱、反清并拒绝诏征的黄宗羲等人，他们成了明末清初士人效仿的典型。这些人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更愿意优游林下，以寄托孤臣野老的哀思。江浙一带物产丰富，居民重视教育，江南很多文人自古以来受诗骚的传统、魏晋文人的隐逸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对故园具有无穷眷恋，山水园林成为他们旷达人生的精神依托与慰藉。天花藏主人对现实文化的秩序传达出了自己的理解，从追求科举，到推崇诗词，再到科举失败、创作小说后，隐逸便成为他的人生理想或者说是他所认为的理想人生状态。因此天花藏主人小说的结局总是才美遇合、才子高中、君臣遇合、皇帝赐婚、共谱佳话，最终归隐林下、修建园林、纵情山水。如《玉娇梨》中白太玄在石锦村修建“百花亭”、《平山冷燕》中村庄大户冷绛雪家修建“浣花园”、《定情人》中江章修建了“沁心堂”“浣古轩”、《两交婚》中辛祭酒家修建了“金带楼”等，都体现了天花藏主人对江南园林、乡村田园的依恋。明清中期以后很多江南官宦与文人修建园林［32］(P6)，开风气之先，如太仓王士贞的“弇山园”、潘允端的“豫园”、祁彪佳“寓园”、冒襄的“水绘园”、袁枚的“随园”、俞樾的“春在堂”等，因此天花藏主人小说中呈现文人归隐后修建园林是比较真实的，这些园林凸显了文人雅士营造闲雅生活空间的心理诉求。天花藏主人借以表达自身的审美趣味以及洁身自好的欲望，由此也形成了文人自我满足的微观生存环境。天花藏主人在晚年创作了《醉菩提》《梁武帝西来演义》《长生乐》等小说，这些带有鲜明的佛道思想的小说与传奇，可能与他晚年的思想变化有关。很多江南士人晚年信佛、信道，形成明末清初时期文人共同的行为模式与民族思维方式。因此，天花藏主人科举思想的变化不仅与他们生活的江南地域有关，也与生活的环境、家庭境况、宗教观念、人生阶段有关，反映了作家所置身的政治现实与理想人生之间的妥协与矛盾。虽然天花藏主人的小说还远远不能和长篇巨制的小说相比，但其小说的主体精神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伦理范式，作者由内向外，由自我向文化群体，由参加科举到通俗小说创作，由对功能的追求向江南诗意生活的转变，昭示了通俗小说作者与地域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也体现了明末清初时期江南普通文人命运的错位与科举观的嬗变轨迹。

作者:刘雪莲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