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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元素在电影中的作用浅析

民俗元素在电影中的作用浅析

从电影艺术本体的角度来说,电影艺术是形象的艺术,离不开对社会、人的观照、描摹与表现;电影艺术由于有摄影机的参与,影片以画面为主体。由此,电影聚焦于人的“生活文化”顺理成章、俯拾皆是,中国主旋律电影对民俗事象的描摹也是如此。近年来民俗元素在主旋律“英模片”的创作实践中具有多方面作用。

首先,民俗元素建构了人物活动的时空环境。在电影情境的构置中时间与空间是非常重要的,而民俗元素一方面参与建构了影像空间,另一方面也指向了影像时间。在周伟导演的主旋律电影《横山号》中,电影开篇展示的是草原的民俗: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毡房升起袅袅炊烟、风吹草低牛羊现,敖包插上树枝、树枝上五颜六色的布条随风飘扬,悠扬粗犷的民歌萦绕充溢无处不在,雄鹰似乎也跟随这旋律展翅翱翔。生于斯长于斯的牧民马背扬鞭、驰骋于辽远天地间……从这部电影的影像策略分析,开篇对草原“民俗”的描摹建构了主要的影像空间。在民俗元素参与建构的电影空间中,主要人物的行动线铺展开来:石国梁了解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的风土民情,也知晓广阔草原之中牧民就医难的苦楚,遂决心建设流动医院一举解决问题。无独有偶,另一主要人物也在民俗参与建构的空间中出场,从而展开自身的行动。夕阳西下,身着双肩背包的旅人斯日归家了。她的“家”是草原的蒙古包。在圆形尖顶的毡包之内,镜头细致入微地展示着蒙族的民俗:马头琴奏出明快流转之音,众人身肢舒展、载歌载舞。乡亲们着宽大袖长的袍子、腰带颜色各异,斯日的阿妈着棕色长袍、以天蓝色绸布缠头;众人以大碗盛装马奶酒、举杯畅饮欢庆斯日学成归来;在亲友宴饮的毡包内,壁上成吉思汗的画像栩栩如生。如果说影片开头是粗笔勾勒蒙古族生产民俗的话,那么此处则是工笔细描该族的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与民间娱乐民俗。进而言之,影片镜头对众多民俗现象的摄取不仅建制了影像空间,而且交代了时间要素。与众人的民族传统装扮不一样,斯日齐颈短发、休闲牛仔服饰,这是典型的当代女大学生样貌,而那幅穿越历史的画像也透露着时光的流转。显然,民俗元素对电影时空的具体化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主旋律电影《横山号》具有代表性。

其次,民俗元素在电影情节进展中发挥效能。民俗事象一方面建构了主旋律电影的时间与空间,置身于此的人物发生动作,继而展开其生命旅程;另一方面,民俗元素也能够在电影叙事的层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可以参与情节的铺排与进展,调节叙事节奏,甚至促发情节的突转与发现。我们不妨以促发情节突转来探讨这一问题。在《雨中的树》、《一乡之长》等主旋律影片中民俗元素辅助承载了情节的突变,具有不可低估的效能。《一乡之长》以具有传统历史蕴含的生产民俗“分水”开篇,主人公人祖山乡魏小河乡长在调停“分水”矛盾、械斗冲突中登场,其后的一系列情节皆有民俗元素的运用。尤其在影片后半段,为村民下山搬迁、种植果树发家致富而奔波劳碌的乡长,却遭到了筑路商人等的“暗算”——诬告乡长收取果树开发公司的股份、与上造化坪村女村民金花有不正当关系。从电影编剧术的角度而言,“诬告”事件使主要人物的动作线发生转折,不得不同时面临三个方面的困境:在事业情节线上,上级领导与工作搭档收到了举报材料,暂时中止了“一乡之长”的工作;在家庭情节线上,妻子误以为魏小河背叛自己、背叛家庭,愤而出走;在与对立面的冲突情节上,魏乡长找建筑承包商论理,却被推倒负伤,而曾经的朋友也背叛了自己。在事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受挫、失败,是主人公动作下行探底的标志。不过,剧作仍存留乡长与村民的关系一线,这是主人公命运突转与变化的关键。而在这条情节线上,民俗元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闻说乡长的不公平遭际,造化坪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为其过生日。庆祝生日是民俗生活中“人生仪礼”的一个部分,可归属于社会制度民俗。在庆生的这段影像中,山西及黄河两岸的民俗展露无遗。十几名精壮汉子只披着红底坎肩、袒胸露膀,唢呐齐吹祝寿民歌,一路吹吹打打游行于黄土高原的阡陌纵横中。黄土夯的院墙内三眼窑洞,壁上悬挂黄玉米红辣椒白蒜辫,村民们就在院落中支起炉灶为其庆生。其实,这段对晋地民俗浓墨重彩的书写表达的是乡长魏小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心灵关系。乡长与民众的心灵关系如此贴近,也昭示着植根于这重关系之上的情节趋向。妻子、上级领导与工作搭档的到来消除了“误解”,众人皆“发现”了魏小河对这方土地的热爱、对祖先的尊重以及对得起天地良心的为人品质。至此,情节的突转完成——魏小河收获了事业、家庭、做人的圆满,其清廉为民、自甘奉献的形象也塑造完结。

其三,民俗元素拓展、深化了主旋律电影的蕴含。客观而言,主旋律电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负载着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因此,相较于商业片、艺术片,主旋律电影的主题蕴含往往比较清晰。民间文化、民间风俗的传承性、集体性特点,使得主旋律电影对之的巧妙运用能够拓展其主题蕴含。在《第一书记》、《雨中的树》、《杨善洲》等影片中皆有意无意地涉及到“孝”的伦理观念。毋庸置疑,“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关于“孝”的精神民俗、文化观念如“首孝悌次谨信”等仍在影响着今天的人们。由刘恒编剧、尹力导演的主旋律影片《雨中的树》着力塑造共产党人李林森的形象,其一心为公、自我牺牲、埋头苦干的精神品质堪为托举主题,然则影片不止一次地表达了组织部长李林森的“孝”的观念。在父亲的寿宴上,李林森忍着刚做完手术的疼痛,却举起杯中酒为父亲祝寿;特别叮嘱家里人不要告诉父亲自己罹患肝癌的实情。父亲不幸被三轮车撞倒,他背起父亲踏上医院台阶,责备自己“儿子不孝顺”;疲累虚脱之时还让妻子把自己外套给父亲披上,因为父亲说冷。虽然此片主题并非“孝”的文化观念,但这一人物身上的孝悌观念丰富了其性格侧面,也延伸了整部影片的内涵:李林森并非只顾事业,家人始终在他的心里。《第一书记》则从更普泛的意义上展现了孝的文化观念,既展示了沈浩对母亲的孝敬,又表达了他对于老者的尊重。凤阳县小岗村书记听说了村里老人在坟地搬迁时的难过,立即赶回现场,在风雨交加中安慰老人、感同身受,此间“慎终追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民俗在声画艺术中得以呈露。

主旋律电影在影像体系中巧妙融入民俗元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观众的接受。在影院集体欣赏的环境下,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以画面、声音等方式被认知,可以唤起观众对于此类生命活动的既有体验,也能够引发一定的联想与想象,继而触动观众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产生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

其一,民俗特有的审美结构引发了观众认同。民俗事象总是联系着“民”、联系着人的生命活动,它具有一定的感性形式。如果将之捕捉、摄录于银幕之上,观众首先能够感受到它的形式外观。此外,这种形式结构从根源上说是与人类的生存追求内在地统一起来的。先民渴望雨水丰沛,于是以祭祀方式祈福来年,久而久之,求雨祭祀便成为世代相传的“仪式”,其具有感性形式、离不开人的参与。换句话说,民俗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最易于调动起人们的社会化感官,激起丰富的心理联想。也正因如此,民俗作为主旋律影片影像系统的有机部分,一方面提供了可供感知的外部形象,另一方面通过电影艺术的蒙太奇等手段询唤了观众的情感体验。比如,在《南平红荔》中多次出现闽北“廊桥”的画面,廊桥横架于湍急的河流之上,行人可方便地从此岸跨越到彼岸。廊桥属于交通民俗,尤在闽北崇山峻岭、碧水流沙之间形成类型性的形式。在电影文本中,廊桥自身的感性形式构成影片的某些画面,观众在这些画面中直观到法官詹红荔的现实行为——为了失足的未成年人而奔走努力。不过,影片中还不只廊桥这一种交通民俗,闽江之上的现代化跨江大桥、武夷山间的漂流竹筏……这些交通民俗经由声画艺术的排列、强调、剪辑,询唤起观众对“桥”的心理体验。廊桥本质上是做什么的?与人类的生命活动有什么关系?詹红荔与同事的对话更加明晰地表达了此念——没有廊桥的时候人们泅水,有的失去生命。桥是跨越障碍的建筑。当廊桥唤起观众的这一情感体验时,自然会联想到主人公詹红荔的行为同廊桥一样,引领青少年跨越人生障碍,安全到达彼岸。也就在此,观众认同了影片呵护未成年人、尊重个体生命的文化价值观。从电影的接受流程而言,观众首先以视听形式直观到民俗事象,其次影像中的民俗唤醒了观众相关体验,最后观众“完形”了自身对影片的审美认同。

其二,民俗自身的原型特征激发了观众接受。民俗往往具有人类共通的内容。对大自然的膜拜、对英雄的崇拜等都具有全人类的广泛性。“民俗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集体的行为习惯,并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流动。”此外民俗还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民俗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长期相对的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依照荣格对原型的理解,原型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普遍意象。其实,人类生活中久已存在的民俗具有原型特征,它能够沟通观众的集体无意识。崇拜英雄的精神民俗在主旋律“英模片”的创作中得到了重要体现。主旋律影片中的沈浩、吴仁宝、杨善洲、李林森等皆是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楷模、英雄。在欣赏这些影片时,观众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心理被激活,能够认同、接受这些当代英雄形象。《雨中的树》侧面表达了“英雄离开”的主题。电影中有碧水之上放灯的画面,其实这是一种民俗祭悼仪式,表达着人类共通的情感与观念——对逝者的缅怀、对先人的追念。在视觉文化时代,对于民俗现象的习焉不察在当代人身上时有发生。电影艺术对民俗元素的提取运用、陌生化处理是有意义的,至少能够唤醒当代受众对于民间传承、传统文化的体察与反思。从更大的范畴而言,作为重要的人类的文化现象,民俗深刻地联系着人类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与生存状态;电影作为大众媒介艺术也需时刻关注社会、观照生命状态;于此,两者的交集甚广。主旋律电影与民俗元素当属此类交集之一。可以期待的是,以现实主义影像策略为主体的中国主旋律电影,不仅仍会持续择取民俗、民间文化养分,而且能够更为创造性地使用、广泛化地传播此种元素。

本文作者:李勇强、宁辰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