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作品童年视角的叙事方式

鲁迅作品的价值就是在绝望中指引道路，给人以前进的方向：绝望之中又存着希望。揭示国民本质后，他认识到，健康的灵魂与精神远比健壮体魄要重要的多。他寻找健康的灵魂，并在儿童身上发现了希望，这正是他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找到的平衡点。这种希望通过儿童的眼睛得以表现。当他将眼光投射到儿童身上时，写出的作品将绝望统统抛弃，流露出的是清新愉悦的希望之感。《呐喊自序》中，鲁迅说道：“……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1］5鲁迅愿意相信希望的存在并将希望寄予将来。在《社戏》中，童年社戏的精彩不在于社戏本身，而在于他用童年视角营造出的整体氛围。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不论行辈，也不会想出“犯上”这几个字来。而儿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正是鲁迅希望的源头。在儿童的世界里，没有“犯上”和“吃人”，人与人之间是和谐的。在聪明双喜的带领下，几个孩子出发去看社戏。鲁迅并没有留恋社戏，倒是那夜的罗汉豆再也没有遇见过。和蔼的六一公公被偷吃了豆，反而笑意盈盈地请别人再吃。小说人物刻画的笔墨并不多，但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这就是鲁迅用儿童视角所要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身上有着美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社戏》借儿童的眼睛描写了儿童本身的生命，将生命活力与张扬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给人以绝望的印象尤为深刻，但他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就在于在绝望之中还有希望的火苗，鼓励人们冲出铁屋。用儿童视角进行叙述时，鲁迅摆脱了绝望情绪，将儿童的生命表现的色彩斑斓的同时也揭示了自己的希望源泉。

读鲁迅作品会发现，如果要给故事的发生描绘一个天气背景，雪花纷飞和云层厚重一定必不可少。如，《在酒楼上》的开篇，天气是“深冬雪后，风景凄清”［1］151，《孤独者》的结尾，“我的心就轻松起来，坦然地走在潮湿的湿路上走，月光底下”［1］227，《祝福》中“灰白色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生亮光”“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1］132，故事营造的环境都是阴冷的。外在的阴冷来自内心的阴冷感，是内在心绪的外显。这与鲁迅的童年经验有很大关系。鲁迅的童年后半部是苦涩的，由此产生的寒冷感是鲁迅创作时最主要的心绪与情感。童年经验的阴冷感是鲁迅产生绝望情绪的根本，也是他将希望放于孩子身上的根本。他希望改变童年，并以此从根本上摆脱阴冷。所以，当他用儿童视角进行叙述时，读者看到的是一份温暖，一片春意盎然。“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当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1］1，这是鲁迅童年的真实写照。《孤独者》结尾处，在送别魏连殳时，是怎样的冰冷，以至于听到了“愤怒和悲哀”的狼嚎。但鲁迅的视野中不只有阴冷，他对儿童却是充满了期待，想为儿童营造温馨的童年。所以，在用儿童视角进行创作时，原本阴冷的文字便变得温暖如春。新年到了，长妈妈在大年初一听到鲁迅的祝福时，变得十分欢喜，将福橘塞到口中；长妈妈为鲁迅找到了一本《山海经》，鲁迅爱不释手。长妈妈或许愚昧粗俗，但她营造的童年却是温暖的。叫天子，云雀，何首乌，百草园的童年趣味盎然。这里，鲁迅由阴冷变得温暖，温暖的心境，温暖的笔触，如潺潺流水，将对童年的回忆和期许送入读者心中。阴冷与温暖是一对反义词，却在鲁迅作品中并存。鲁迅对儿童的喜爱与希望，使他不愿将阴冷注入到孩子的童年中。人们常注意到他的阴冷却忽视他的温暖。温暖是童年的必要条件。鲁迅作品因为有了儿童视角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鲁迅的一个新视角，感受到他的温暖。

如果要在理想与现实间寻找一个词概括鲁迅作品，第一选择就是现实，这也是鲁迅作品最明显的特点。他的小说大多源于本人的现实经验，这些经验为故事提供了最初的真实材料。白描的写实风格勾勒出人物和故事或喜或悲，其中现实性不会因时间而定格，源于生活又归于生活。现实的苍白无力和失望落寞激发了理想的产生———使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存在。鲁迅的作品也有理想的种子，儿童则是其理想的代言者。通过对儿童生命和儿童视角的叙述，肯定了儿童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表现出他对生命的挚爱，这是表层现象。在更深层次上，本真的儿童视角与儿童生命是鲁迅向往的一种境界，一种理想。在《故乡》中，鲁迅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引起“啊！这不是我儿时多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1］58的感叹。他化身儿童，脑海中重现少年闰土月夜抓猹的身姿，回忆起小时候和闰土一起雪地抓鸟抓猹的情景，这时的他与闰土是和谐的。但闰土的一声“老爷”，使二人立时产生了隔膜，童年的玩耍嬉戏的回忆被现实的等级观念击成碎片。故事却没有就此结束，鲁迅又将眼光放到下一代水生和宏儿身上。宏儿说：“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1］66，这里的鲁迅又成了儿童。小说并没有对水生和宏儿的情谊指明方向，但结尾处“世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给人以明朗的心理归属感。水生与宏儿好比童年的闰土与鲁迅，当小说以儿童视角进行叙述时，表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同时代表了一种理想。水生和宏儿间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对封建纲常伦理反击的理想状态。这也是憎恨“吃人”社会的鲁迅所追求的。“不管鲁迅是否自觉，他都以《故乡》、《社戏》等作品表现出儿童与成人的不和谐关系。鲁迅文学的深层蕴含着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矛盾冲突……”《故乡》中的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的对比是这部作品显著的特色。两种视角的对比在小说中以穿插交错的形式表现出来。童年的回忆，水生和宏儿的诺言是用儿童的视角叙述的。在儿童眼里，世界是平衡完美的。但随时间的流逝，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失去了和谐，套上了等级秩序的盔甲。当用成人视角进行叙述时，闰土一声“老爷”，说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等级是成人社会回避不了的话题。因此，儿童的人与人之间平衡和谐的人际关系成了理想国度。“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3］95，鲁迅的理想有独特的价值，他的理想方式不是一味回忆过往，而是将理想寄予水生和宏儿身上，是指向未来的。

成人视角中规定的儿童成长过程似乎都有一个趋势：为了将来而牺牲童真与童趣。在《五猖会》中，“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3］30，这对于幼年的鲁迅来说是“罕逢的一年盛事”。在看赛会之前，儿童与成人间发生了冲突，父亲让我背完《鉴略》再去看赛会，“对于我似乎没有什么大意思”［3］33。成人营造的封建教育观的枷锁重重压住了儿童鲜活的生命，以至于儿童对原本十分感兴趣的事物失去了盼望。“‘爸爸’和长辈的话固然也要听，但是也须说的有道理”［4］95。鲁迅用儿童视角使我们感受到用成人视角所感受不到的儿童被剥夺乐趣时的失望与困惑。在《风筝》里，鲁迅似乎又肯定了父亲的作法，成了父亲般的角色，阻止弟弟放风筝，以至于“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只翅骨，又将风轮掷于地下，踏扁了”［1］355。鲁迅又将枷锁施加在小兄弟身上，那么，鲁迅对儿童的自由抱有怎样的态度呢？后来鲁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并对小兄弟道歉，自己“心只得沉重着”。在这种前后反差对比中，鲁迅对封建思想和旧式儿童观造成的枷锁的否定得到强化。《五猖会》的结尾，“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3］33。由此可知，鲁迅对否定和剥夺儿童自由的做法持否定态度，批判扼杀儿童游戏天性的作法。儿童的纯真和自由是无可比拟的，他们的精神和价值观尚未形成，有较强的可塑性。但在实际中，这种所谓的可塑性也被环境禁锢、侵蚀，成为成人社会的附属品。如果用理性眼光看待鲁迅作品中的儿童视角，他幼者本位的儿童观在此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封建道德观念和旧式的儿童观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枷锁，鲁迅的儿童观代表的是自由。在价值观念上，这种幼者本位的儿童观与旧式的儿童观是对立的；在创作中，这两者的对立则表现为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对立。《五猖会》和《风筝》视角的对立就是这两种儿童观对立的显现。

周作人在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用“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内容，成为五四时期文学一个基本概念。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论述了儿童问题，强调儿童作为独立个我的权利。他批判了“父为子纲”的封建思想，认为祖先应该“为子孙而生存”。周作人又在《儿童的文学》中肯定了儿童的独立地位，“儿童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5］207。周作人将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推到解决“人的发现”的关键位置，形成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发现具有理论意义，鲁迅的创作对于儿童的发现则更具实践意义。鲁迅在发现儿童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小说散文等的创作上。相比周作人理论指导的理性发现，鲁迅创作偏于感性。他将自己化身为儿童，将儿童的情感融入创作，在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的冲突中凸显其儿童观。鲁迅用这种实践方式表达出他对儿童的希望，并对封建旧式的儿童观予以有力批判。（本文作者：葛晓磊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