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与儿童文学教育的关联性研究

摘要:现代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视与现在女性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历史发展源头上具有同一性，而女性期刊早期栏目的儿童文学设置以及女性作家对于儿童文学的参与，也使得现代文学中“妇女和儿童”问题得到了启蒙者的重视。

关键词: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现代女性文学

伴随着女性解放问题，儿童的发现与儿童的教育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这种指征最明确的是震动寰宇的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正所谓“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①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使得他成为中国第一位从“未来国民”的角度思考“开民智”“养新民”的人。而由此生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于儿童问题的关注，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教育)研究著作《儿童文学概论》中说:“这两旁的不用说，年来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研究试验，不是这个‘儿童文学’问题么?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演说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②

这种对于儿童文学的关注也大量反映在当时的报刊、期刊当中，其实早在晚清时期儿童文学报刊杂志就已经开始出现，并出现了儿童文学丛书。1875年，美国教会学校清心疏远创办了《小孩月报》(后更名为《开风报》)，1897年上海蒙学公会创刊了《蒙学报》，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教科书《蒙学课本》(文言文)，1910年孙毓修开始主编出版《童话》丛书，《童话》共计102册，以译述、改编为创作方法，其中包括29中中国历史故事，包括《史记》、《前后汉书》、《唐人小说》、《木兰辞》、《今古奇观》等等，48种取材于西洋民间故事，如希腊神话、《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格林童话、贝洛童话、笛福小说、斯威夫特小说、安徒生童话等等。

与儿童期刊相对应的就是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儿童文学的翻译、传播、研究和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儿童文学领域进行着初期建设和耕耘，在儿童文学翻译方面，尽管当时没有明确的儿童文学概念，却出现了为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翻译盛景:1888年张赤山翻译的《海国妙喻》(《伊索寓言》)(继1625、1840年的第三个中译本，1907年放入《海外异闻录》出版由天津时报馆代印)，1900年对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的进行了大量、多版本的翻译，1902年2月到1903年1月，在《新民丛报》第2号到24号连载了梁启超、罗孝高翻译的《十五小豪杰》(法文原著名《两年间学校暑假》)，1902年11月到1903年9月《新小说》(1———7号)刊出的《二勇少年》(南野浣白子述译)，1903年徐念慈翻译的《海外天》由海虞图书馆出版，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临沭、李世中合译的《爱国二童子传》，1905年包天笑翻译的《儿童修身之感情》(1905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及其191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单行本的《苦儿流浪记》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这些作品有的秉持科学、有的秉持奇幻冒险，有的主旨在于教育，有的则着力于宣扬爱国主义，但比较明确的是其翻译均有这样的初衷，如梁启超说“见这本书可以开发本国学生的志趣智识，因此也就把它从头译出”又如包天笑翻译《儿童修身之感情》时说“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③

对儿童文学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在精英知识分子的思考视阈中，1912到1913年，周作人发表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等文章，才真正将儿童从“未来之国民”的身份还原到儿童的身份，不仅把儿童看作独立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以儿童特质出发去研究儿童，这种主张是最切合儿童文学研究命脉的观点。钱理群在对周氏兄弟的研究中，就极大肯定了周作人对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的贡献，并认为五四时期周作人对儿童问题的考察与其早年在绍兴时偏重国家民族繁衍的立场不同，而是转向了“人”的健全发展的角度，将儿童作为“人的发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钱也强调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进行的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在文学观念、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开拓。④

而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儿童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就是鲁迅，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占据了他120余篇翻译的重要部分。早有研究者发现，从1921年左右鲁迅与周作人的通信推断，周作人从最初对安徒生童话全无兴趣到后来成为“中国介绍安徒生第一人”的成长过程中，鲁迅起了指导与启蒙的作用⑤。就在《妇女杂志》上，鲁迅也先后发表过翻译爱罗先珂的《鱼的悲哀》《小鸡的悲剧》。与此同时，诸多知识分子也纷纷重视儿童文学，如知名学者赵景深、郑振铎、张梓生等人，他们不仅广泛翻译了俄罗斯、日本、欧美知名童话，还进行了专门的有关童话的学术性讨论，如发表于《妇女杂志》八卷1号通信栏目的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同期的赵景深、张梓生的《儿童文学的讨论》、八卷7号冯飞的《童话与空想》、十六卷1号霜葵的《童话与妇女》、十七卷10号朱文印的《童话作法之研究》，赵景深还于1924年将有关文章会变成中国首部童话论文集《童话评论》。

那么，儿童文学类型又是如何与女性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呢?早在维新变法之初，梁启超就已经将儿童教育的责任与女性的家庭教育相联系，他认为，儿童教育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师。而当时中国的教师“蠢陋野悍，迂谬猥贱”，“毁齿执业，鞭启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导之不以道，抚之不以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教师，才使得中国的儿童教育质量低劣，“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而儿童教育的关键，百分之七十二归于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梁启超又特别强调母亲对儿童的影响，但可惜的是:“中国妇学不讲，为人母者，半不识字，安能叫人”，所以“女学衰，母教失”。⑥因此要发展儿童教育，就要发展女子教育。《女子世界》发刊词中《女界钟》的著名撰稿人金一也这样去理解女性的“母体”功能:“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先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先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⑦可见在维新改革派及其观点接受者那里，女性首先的属性是母性，这里就孕育着母与子的天然联系，而女性教养儿童成长的逻辑也由此而来，可以说这种女性与儿童的必然性联系建立的基础仍然是一种女性归属家庭的传统女性价值取向，承认女性教育之功的前提一不是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二不是儿童自身的儿童发现，但是注重女性教育提升对儿童子女的教育，这本身确实起到了对女性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推动作用。

儿童文学由此也进入了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女学体系中，1923年4月钱基博在其所拟的《三年师范讲习科国文教学纲要》之“本科作业支配”中将“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与“解悟小学教学法”作为师范教育的三项要务，并指出若要“解悟小学教学法”就要研习“儿童读物研究”和“改文”两类重要的课程⑧。1924年北师大附中高级部女子师范科课程标准中开列的科目有“模范文选”、“书法”、“文字学”、“国语发音学”、“语法”、“修辞学”和“儿童文学”。⑨张圣瑜在其所著的《儿童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的“例言”中写道:“本编材料适敷师范科学生第三学年第一学期两学分之修习，编者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作为研究材料，复经邵鹤亭君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采为教材。”教育系统尤其是女学教育内儿童文学的重视和固定化更为女性与儿童文学发展树立了牢靠的思想接受基础和现实储备。

女性期刊发行之始就将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这一体裁纳入到撰稿的视阈中。以《妇女杂志》为例，自1915年发刊始至1932中刊物终结，没有中断对于童话小说的刊发，在王蕴章主编时期，共刊发“余兴”栏目(家庭俱乐部)童话41篇;章锡琛主编时期刊发家庭俱乐部“儿童领地”童话38篇;即使其后编辑屡经更迭，还发表了16篇。如此宏大的童话刊载量在现代报刊上的出现意味著几个事实:第一，当时的知识分子(撰稿人、编辑者)充分认识到了儿童文学的重要价值和作用;第二，尽管数量巨大，但是童话大都来自于西方儿童文学资源的借用和翻译，真正原创性的儿童故事仍属少数，这恐怕也是民初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现实境况;第三，童话体裁在女性期刊的出现印证了女性期刊在编辑话语时的天然的母性定位，将儿童、家庭统一归纳于女性事务范围之内。女性期刊早期栏目的儿童文学设置以及女性作家对于儿童文学的参与，也使得现代文学中“妇女和儿童”问题得到了启蒙者的重视。

注解:

①梁启超．立法宪议•少年中国说［C］．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5．

②张心科编著．民国儿童文学教育文论辑笺［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1．

③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106．

④钱理群．第四讲: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C］．见: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0:48－64．

⑤藤井省三．鲁迅与安徒生———儿童的发现及其思想史的意义［C］．见:陈福康编译．鲁迅比较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⑥梁启超．论幼学［C］．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45－60．

⑦金一．女界钟［J］．女子世界，1904，1(3):2．

⑧光华大学教育系、国文系编．中学国文教学论丛［A］．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17．

⑨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国文课程标准［J］．北京市大周刊，1924，237(5)．

作者：杜若松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