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及运用

一、公共行政演进历程述评

（一）公共行政时期

行政从政治中分离，便异常“渴望”彰显出自身独特的工具价值，即变革传统的组织结构和采用科学管理手段去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配合上述变革的环境，以理性和高效著称的官僚制应运而生，它以等级分工的形式、非人格化的组织制度、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构成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模式，极大地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要求，为行政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官僚体制便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两大“基石”，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行政以追求效率为价值目标，以公共组织的设计、科学管理的原则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为发展导向，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便遭到了不同学派的批判，被直指是漠视民主价值和人性的。为此，传统公共行政也结合时局做出了相应的价值转向和理论修正，但改革并未使其理论根基发生质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理论致力于扭转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偏向，强调新公共行政的使命是对影响和削弱社会公平、出色管理、经济的和有效率的各种因素以及组织结构进行变革[1]306。但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理论影响力有限等原因，新公共行政理论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而随后政策科学崛起，政策科学研究虽在谋求和公共行政结合以及促进政策机构管理性向政策执行公共性转变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政策科学毕竟只是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分支而出现，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无法对传统公共行政形成根本的挑战。

(二)公共管理时期

伴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社会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换，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官僚制的治理弊端日渐显现。诸如指挥―服从的管理方式对人性的压制，科层管理对民主价值的冲击，不合理的分工导致的各自为政，内部封闭的管理造成的体制僵化，都成为了公共行政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政治―行政二分法也受到了诸多置疑。人们逐渐发现，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对二者泾渭分明地划分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种种弊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使公共行政演进到了公共管理的新时期。公共管理修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思路和策略选择，积极地借鉴企业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与手段，大力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全面地降低管理成本，注重结果和管理者的责任，从而最大化地提升了政府的组织绩效。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模式，公共管理积极回应行政环境发展的需求，致力于解答公共管理中“谁来管理”以及“如何管理”等重大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知识框架，并在实践中有效地增进了公共利益[2]53。然而，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内在缺陷也客观存在。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难以处理好“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即公共管理一味强调师法企业，过分崇拜市场教义，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私部门的现实差异，往往导致公共行政发展中价值导向的偏差和服务对象的失当[3]，这种错把公共行政实现的手段作为目的的做法，也使得公共管理在实践中客观上面临着种种困境。通过批判，人们反思到公共行政必须要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应当将其发展目标最终锁定在社会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上，而市场的手段和科学的管理只能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服务。

(三)公共服务时期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它紧紧围绕公共行政发展的核心属性，以民主公民权理论、社群理论、后现论和组织人本理论为其思想渊源，以公民优先、社会公益为其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构建政府与公民新型的分权、合作关系，最大化地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理论要求公共组织的设计和运行要以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为目标，提出公共行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这种政府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以合作协调为服务基础，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服务导向，其本质是“社会本位、民本位”[4]。而政府的工作重点既不应是“掌舵”，也不应是“划桨”，而是“建立一套明显具有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5]。具体而言，便是政府应当通过权力分放和让渡，不断地进行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充分保障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权，推进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公共服务的理论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从“效率至上”回归到了“民主至上”，有效地摆正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航向。

二、公共行政发展规律之阐释

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一条基本规律表明，正是行政生态的变化决定了公共行政的演进特征和重心的变换，即不同的公共行政发展阶段是依据环境变革的特点予以划定的。

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三个时期所表现的运行规律，都与当时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密不可分。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政治―行政二分的提出，使行政凸显出其独立的价值，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一般科学管理技巧的借鉴，有效地增强行政管理的效率，这正与当时工业化大生产的客观环境相匹配。工业化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官僚制的提出一改传统人治行政的种种弊端，构建出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体制，实现了理性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这与当时工业文明追求技术进步和生产有序的客观要求得以有效对接，因而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石”。公共管理运动的发起同样取决于环境的变革。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官僚制的管理弊端日益显现，而传统的二分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可治理性。在上述背景下，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的运动势在必行。这种运动直击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之缺陷，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取向，采用私营部门和工商管理领域先进的理念与策略，推动了公共管理效率的提升。这场充满着管理主义色彩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但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和政治民主化、权利多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公共管理理论也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如何在公共管理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和公民需求的充分满足，便成了公共管理自身发展难以攻克的问题。在此环境下，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它在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合理内核和承继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公共行政实践发展的理论框架，科学地纠正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偏向。

与此同时，行政环境变化也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重心和研究途径发生着转变。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基于工业社会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行政管理过程和行政组织的设计都以提高效率为目标“，效率至上”成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重心和导向依据。而到了公共管理时期，一场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的治道变革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它旨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管理的价值，并通过广泛借鉴工商界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最大化地提升公共管理的绩效。虽然在此过程中，这种变革强调了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和回应性等要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对效率过分追求的偏向，但没有根本扭转公共行政的效率取向，而更多的是完善和修饰了官僚制的工具理性，因此，最终也沦为一种关注管理过程的粉饰行为。直至此时，公共行政的“钟摆”仍然严重地偏向“管理主义”，这自然无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理论旨在纠正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偏差，平衡管理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追求，它明确规定公共行政的发展重心应在于保证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使得权力与权利的正常逻辑得以理性回归。与此相一致，公共行政研究路径也突破了管理主义限制，变得更加多元，人们综合采用政治、管理和法律等方式对公共行政的运作与发展加以研究。采用多元的研究途径遂成为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①。

三、公共行政发展趋势之考察

(一)政治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特征反映到政治领域，最核心的表现便是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间力量的博弈。二者的此消彼长成就了公共行政演进的不同阶段和发展特征。具体而言，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国家行政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国家公共权力由政府行使，政府权力主导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各国的公权力都非常发达，并广泛采用了科层的管理体制，致力于推进行政管理的有序和效率。而在公共管理时期，随着政府所面对的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其低效率治理成为常态，对此政府逐步认识到调整自身权力关系和管理方式的必要性，即唯有以职能转变为核心，重塑其与市场、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形成权力共享、分工合作的发展状态，方能有效地应对层出不穷的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回应公共需求。此时，虽然政府也将公民定位为“顾客”给予提供服务，并以经济、效率和效能等作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但由于公共管理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和对市场化的过分追求，最终导致其仍无法深刻地认识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于公共行政发展的特殊价值，从而依旧陷入了将公共行政实现工具当作管理目标的错误认知中。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对公共管理理论的修正，科学地调试了公共行政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依托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权力逻辑和博弈之特点，提出公共行政区别于一般管理活动的核心属性在于公共性，明确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权利的授予和让渡。因此，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根本职责在于服务，即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力量发展所形成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在上述宪制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必须彻底抛弃权力垄断和资源统摄的管理方式，科学地调整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将职能重心理性地收缩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并在政策制度上积极培育、支持、引导社会组织与公民力量的发展，促进民众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最终形成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管理、公民参与的善治格局。在权力和权利的博弈中，公共行政不断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官本行政向民本行政、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深刻转变，最大限度地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产品，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

(二)管理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规律反映到管理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从物本行政到人本行政[6]。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到公共管理时期再到公共服务时期，是一个行政相对人的价值和需求关注程度持续强化的过程。早期的公共行政过分关注组织、机构、权责关系等物化内容对管理效率提升的作用，而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的积极作用和主导能力，尤其在官僚制层级节制、命令服从的运行模式的制约下，人的需求和创造性更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在随后的公共管理运动中，各国普遍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人对于组织发展和绩效提升的巨大价值，因而重视人才的招募、引进、培养和保护工作，并通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以及新陈代谢、激励约束等机制的创新，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力资源的保值、增值。同时，公共管理还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更加重视人的需求，政府将社会公众定位为提供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而将自身的管理目标确定在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之上。在公共服务时期，随着公共部门角色更加清晰，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民利益的服务者，公共行政更将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了对公民利益和需求满足之上，努力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第二，组织的封闭管理到开放化、弹性化管理。早期公共行政将组织当作一个封闭型的系统来管理，缺乏对组织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研究，导致了公共行政发展无法适应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产生了大量的管理弊端。为了消除上述管理缺陷，随后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时期，公共组织便高度重视组织与外界环境交互关系的研究，努力实现弹性化管理。即一方面认真研究环境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做到灵活、权变；另一方面，充分把握环境革新所带来的机遇，能动地加以改造，最终实现组织内外的协调联动。第三，管理从无效走向高效。传统公共行政打破了人治行政和经验行政的枷锁，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管理效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和现实缺陷日益显现，对此必须有新的发展模式来修正和改造之，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为特征的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它直接瞄准低效行政问题，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和竞争机制，以顾客为导向，通过重视管理结果和放松规制，最大限度革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管理弊端。而公共服务理论在进一步拨正公共管理发展方向的同时，承继了公共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在政府设计上凸显“小而能”的治理理念。在外部，政府组织合理划清职能边界，科学调整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采用市场控制和激励竞争的方法，节约行政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同时，政府支持社会力量增强自主治理能力，提高其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而在内部，政府组织则合理确定行政编制，调整组织结构，控制组织规模，健全制度机制，构建权责体系，减少管理内耗，改变传统的过程控制导向为结果控制导向，实行绩效管理，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三)法律领域

公共行政的发展从法律层面上而言，主要存在以下趋势：第一，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经历了从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乃至服务论的演进历程，这与行政环境的变迁和公共行政价值重心的转变相伴而行。在工业社会时代背景下，从政治遮蔽下分立出来的行政，其最独特的价值追求便是管理和执行的高效。因此，如何切实保障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就成了公共行政在法律层面上的主题，“保权”“管理”也成了公共行政的法律价值核心。而随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世界各国普遍进入了“行政国”的时代。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无所不在，致使它在管理和应对公共事务的同时，也时常侵犯着社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公共行政演进中的一把“双刃剑”。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证公民权利免受非法侵害，各国在立法和执法中，普遍调整了法律理念，更多地强调用法律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与行政行为的实施，即从“保权论”转向了“控权论”。但是，过分的控权又往往会使行政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缩手缩脚，并且丧失积极管理和主动行政的热情。为此，各国政府又对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进行了重塑，即公共行政一方面应当在立法上保证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性，确保其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保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应采用法律的手段去规范、监督行政权力合法而正当地行使，避免行政权力异化和无责任状态的发生，从而在管理和控权的协调中实现价值平衡。公共服务理论提出后，使得公共组织最重要的职能落在了公共服务之上。因此，如何用法律的手段确保公共组织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并且保障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权利，便自然成为了公共行政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服务论”作为“平衡论”的升级又成了公共行政更高层次的法律价值。第二，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和管理手段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由于行政环境单一和社会力量薄弱，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成为核心的甚至是唯一的行政主体，它依托垄断行政权力分配着社会集体的资源。此时的公共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而所谓的法律规范也主要针对行政权力。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政府所面对的行政环境日益复杂和多元，社会的不可治理性明显增强。为了化解自身的治理危机，政府必须分放和让渡相应的行政权力，使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和市场，通过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方式，在合作治理基础上有效地增进公共利益。在上述背景下，治道发生了从单极统治向多元治理的重大变革，行政主体种类由此扩大到了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等。

社会力量日益走上了治理的前台，填补着政府管理的缺位，并在与政府的合作中有效地回应了公共需求。此外，公共行政在具体管理手段的选择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在官僚体制的制约下，政府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中往往强调命令服从、令行禁止，这反映在法律层面便集中表现为单方、强制、刚性的行政行为广泛被运用，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而到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时期，社会力量日益崛起，公共行政价值目标转换，客观上要求政府在行政行为的选择上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权利参与和诉求表达，并尽可能在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各国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政府都一改传统的单向管制方式，而更多地引入了柔性的管理行为，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调解等，这些行为更加注重政府和公众的合意与协作，既有助于政府更新治理理念，也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管理思路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共赢。第三，公共行政在法律上经历了从神秘化向公开化的转变过程。在公共行政早期，由于以官僚体制为主导，行政组织作为一个封闭的管理系统存在，其回应力和透明度偏低；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法律也没有规定行政组织公开的义务。因此，社会公众往往缺失实质上的监督权和知情权，行政管理活动就是一个“黑箱”。而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权利制约权力的逻辑得以正确回归，公共部门自觉接受公民的监督已成为严格的法律义务。公民的监督、建议、批评、表达等权利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和确认。各国的法律普遍规定，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必须将管理的事务、内容、权限、过程、程序、信息等向社会公开并自觉地接受民众的监督和评判，从而确保公共管理在法治轨道上透明、责任化地运行。

作者：黄建 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