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政策论文：前苏联文学政策的思考

本文作者：李娜丽、李璇 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前苏联解体是有诸多原因的，这里暂不提历史因素、民族矛盾以及斯大林模式弊端长期积累的影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苏共文学政策的失误以及因此带来的对前苏联文学的错误指导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文艺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上所引起的前苏联国内的思想混乱、政治情绪波动以及社会政治秩序混乱是前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具体来说，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看前苏联在文学政策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过分突出文学的政治功能，削弱了前苏联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

审美教育是借由培养受教育者的审美能力，陶冶其情感，激发其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和向往，从而达到在潜移默化中净化其思想、提高其道德水平的目的。审美功能是文学作品最根本的社会功能所在，所以以此为契合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借由文学作品来实现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和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有效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枯燥说教变为生动趣味的文学赏析，受教育者在体验作品中的自然美、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同时，他们的审美品位得以提高，积极向上、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的高尚情操得以培养，从而理想人格得以塑造。

进行审美教育的前提是具有审美艺术性的文学作品的存在，而前苏联文学的许多作品是缺乏这一特性的。前苏联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完全受控于政治权力之下，不断出台的文学政策对写作事业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指导和规定。前苏联文学的发展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之大，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前苏联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必须具有某种政治功利性，它必须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事业服务，必须符合苏共党性的强制性规范。“强调文学作品必须用正确的思想教育人民完全是题中之议，应该如是的。但是不能狭隘地、机械地、简单化地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更不能急功近利，把艺术作品变成空洞的说教”。［2］恩格斯曾就文学作品的倾向性说过一段话，他明确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3］苏共的领导和政府及其政府所属部门通常是先提出文学的发展方向，然后再通过不断出台的文学政策以及决议规定文学的创作方法，并通过必要的行政措施使之正常化、规范化。“苏联文坛的特点是从头一天到最后一天，而这七十年的文学斗争史，实质上是一部政治斗争史”。［4］

前苏联文学领域的创作自由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文学作品变为按照苏共的意识形态标准进行的加工订货产品。在这种文学政策的指导下，前苏联得以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必须体现苏共的官方意志，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文学作品里充满了高度意识形态化乃至政治政策化的内容。前苏联作协成立后，文学创作受到了统一的领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作品唯一的创作和评判方法，其他的创作方法均粗暴地遭到排斥。前苏联作协的章程要求作家们的作品要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要完成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无视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对作家在创作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强制性的规定，毋庸置疑，会使作家创作的自由度大大降低，进而会严重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使作品丧失审美趣味，根本谈不上发挥审美教育的功能。作家们即使运用再多的写作技巧，编写的故事情节再曲折生动，由于缺少了对个人本真精神世界的描写，缺少真正的心灵之声，都根本无法吸引和打动读者。如卡达耶夫的《时代呀，前进！》、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革拉特柯夫的《动力》以及潘菲洛夫的《磨刀石集体农庄》等一些以社会主义建设和农业集体化为题材的作品就是典型代表。前苏联文学因为注重政治教化功能而失去了审美意味，文学作品变为乏味的政治宣传材料，使人们失去阅读的兴趣。

片面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削弱了前苏联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

思想教育功能主要是指文学作品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作用，这是文学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方面。优秀的、伟大的文学作品能够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尽管文学作品中不会直接描述人类生活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但这些往往能够通过作者的感性描述，透过作者哲理性的思考体现出来，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马克思曾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5］其次，作家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认识和反思往往会体现其作品中，这对于人们正确人生观的树立必将产生重要影响。优秀的、思想内涵深厚的文学作品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人生。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人生境界、人生态度、人生道路的选择。再次，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对人们价值观的树立也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价值观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人生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人生价值的主要方面，这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所应涵纳或体现的重要内容。

而在前苏联时期，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则被大大削弱。斯大林执政时期，前苏联国内对斯大林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盛行，斯大林理论成为是非的评价标准，斯大林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在前苏联国内各领域实行专制统治。这使得文学领域的发展在政治权力的过分干预下呈现出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状态。斯大林执政时期，在20世纪30年动了“大清洗”运动。所谓“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在前苏联的整个思想文化的广大领域中所进行的大范围的规模空前的大批判运动，其间有许多思想文化界人士遭到被捕甚至被迫害致死。斯大林强调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进行战士般的意识形态斗争”。“‘大清洗’的结果，是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管理的行政化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形成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管理制度……禁止科学问题的自由讨论，整个思想界只能对领袖人物的思想和一言论作注解工作，导致整个社会思想和社会发展的停滞”。［6］前苏联的文学政策受“左”倾的教条主义倾向的引导，对作家实行恐怖统治，批判、压制甚至清洗已成为家常便饭。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不敢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敢讲真话，也失去了进行艺术探索的勇气，而是一味地去歌功颂德。一时间，“无冲突论”开始盛行。“所谓的‘无冲突论’，指的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忽视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一味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的倾向”。［7］49僵化地、教条式地用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来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根本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并不能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苏联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思想文化斗争……在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大批判、大斗争，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8］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形势进行严密监控，对文化理论工作者的工作方式不是积极的鼓励和引导，而是刻板的发号施令。不仅如此，而且会严厉批判甚至惩处那些被认为思想不纯或者向资本主义靠拢的人，轻则将其清除出科研和教学队伍，重则禁止其发表作品甚至将其流放至海外。因此，作家们的文学作品只能做一些表面的宣扬或赞美工作，没有对现实世界的哲理性思考和批判，读者也无法从中受到教育或启迪。

偏离马克思主义方向，削弱了前苏联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

政治教育功能是文学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中的主要方面，执政者的政治思想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方向。具体来说，文学作品的政治教育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引导人们认同某一政治观点和政治方向，培养人们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使其树立与执政者一致的政治立场，从而巩固执政基础并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二是影响人们对国家、阶级、社会制度等重大政治问题的认知和态度。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够预示或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能使人们从中感知并认识到某种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政治局势的发展方向。三是调节人们的政治情绪，发挥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作用。暗含有美好政治理想的文学作品能够提高人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使全社会的力量都能够向相同的方向聚集，从而避免剧烈社会冲突的产生。

然而，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因为领导人放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失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而无法发挥以上三方面的功能。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企图改变前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开始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非常大的思想混乱，作家开始不知道什么是值得信仰并追随的。很多作家开始接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和苏共已成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开始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企图宣扬抽象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二十二大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被正式宣布为苏联文学的‘思想旗帜’……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会引起文学观念的根本变化，必然会改变苏联文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7］50戈尔巴乔夫比赫鲁晓夫走的更远，直接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口号，开始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要求“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宣扬抽象的人性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失去社会主义原则，分不清是非的言论曾经使不少人受到迷惑，当时在前苏联国引内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人们的政治信仰也开始摇摆不定，苏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开始下降，人们对社会形势的发展方向变得茫然和不知所措。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强调作家要勇于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中的阴暗面，一时间，文学创作领域里批判浪潮兴起。作家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创作出许多带有很强的暴露性的作品，这当中不仅包括政论文，甚至还有小说、诗歌和剧本，其中的许多作品还带有鲜明的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倾向。“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根本问题在于以抽象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取代马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种下了祸根，同时也使得文学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把文学引上了邪路”。［7］56最终，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失控，这导致了前苏联人民政治情绪的波动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并对前苏联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作品成为变相的宣传品，削弱了前苏联文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功能

文学在心理素质教育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心理健康是全面评价一个人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以往人们对它的重视不够，但不管受不受重视，不管是在遥远的前苏联时期还是当今社会，它对人们精神面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实施心理教育，就是对受教育者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和指导，使受之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帮助人们保持并且重新获得健康心理状态的作用。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学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个方面。

一方面，阅读文学作品，能够引导人们对苦难、不幸、挫折等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从而有助于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避免可能出现的心理障碍，使之保持健康的情感和乐观的心态；另一方面，通过创作或阅读文学作品，人们能够宣泄心中的苦闷与不满，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与鼓励，得到一定的心理补偿。恩格斯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换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9］因此，文学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对于减轻现实世界中的痛苦与单调，对于增加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与信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然而，在文学政策干预下的前苏联文学，有许多作品读来都让人觉得是在进行僵化的、教条化的政治说教，根本不能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苏共的领导人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不能够将这些理论与时俱进，将其与前苏联社会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在指导文学发展时，根本没有认真地去发现、研究并解决前苏联文学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而是一味地以行政命令去压制，习惯于采用作决议和行政命令的方法处理问题而不讲求实效，从而表现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斯大林模式下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处于极端不正常的状态。就文学领域来讲，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下生成的中心文学差不多都是一色的‘订货’产品。政治与文学的同构在苏联达到了空前的统一”。［10］“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表面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实际上却是将其束之高阁、不闻不问。理论上鲜见创新和突破，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党的一些决议或者是某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解释和论断作为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和根据”。［11］前苏联文学政策的制定者没能够认识到文学的特点并尊重文学的创作规律，他们也不重视文学艺术中的多样化要求，而只是刻板地要求变为“为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这种在政治高压下产生出来的教条化的作品，能否发挥心理健康的教育作用，自然无需多言。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对前苏联文学政策上的失误进行分析与思考，不仅对于我们当下制定自己的文学政策，发展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功能，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和途径，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