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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的功利性研究

文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功利性属性

尽管在现行的通用术语中,常见更多的是文学创作,而少有文学实践和文学生产,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创作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从其产生之初,就蕴涵着一定的功利性,本文无意于对文学的产生进行原始的追寻,仅就作家的创作来说,文学的功利性就显而易见,可以说,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都蕴藏着十足的功利性,因为人类的任何一种活动,都不可能是无目的性的,更何况文学创作这样一种充满了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功利性必然是其一种本质属性。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阎连科,在谈到走上文学之路时,就毫不避讳地说过:“我最初写小说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一样,为了到城里去,有一个‘铁饭碗’端在手里”[1]。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女作家张抗抗,不是因为她的创作成就和文学思想,而是从她那部小说《分界线》的作者简介中了解到,张抗抗因为创作该小说,从下乡的北大荒调到了哈尔滨工作。张抗抗的这一经历让阎连科有所顿悟,原来,写小说是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对于阎连科这样一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青年来说,通过文学创作改变自己的人生之路就成为最可行的一条道路;而阎连科的每一步台阶,几乎都是文学创作给他铺就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文学那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敲门砖的功能”,我们不应该批评阎连科将文学等同于敲门砖,这似乎让文学丧失了其崇高性和神圣性。相反,我们应该感谢他的坦诚,让我们看到了属于文学的真实的一面。当然,就像阎连科本人所表达的那样,文学的功能在他那里不断地得到升华。

作为著名作家的阎连科,现今的文学对于他来说,早已经失去了作为“敲门砖”的功能,而升华为一种创作,一种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其个人境遇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也必然带动文学功能的提升,当年那种赤裸裸的生存欲望也就提升到更高的目标追求,但这并不会改变文学对于他来说的功利性属性。借助于文学获得名利的作家大有人在,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鲜见。巴尔扎克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文学巨匠。穷困潦倒的巴尔扎克最终选定了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并以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短暂的有生之年里为人类留下了皇皇巨著———《人间喜剧》,至今无人企及。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给予巴尔扎克巨大动力的除了他对文学的狂热,还有高额的债务,可以说,是高额的债务让巴尔扎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九十多部小说,而且多部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他本人则因为精力和体力的巨大透支而英年早逝。因此,没有生存上的压力,就没有今天世界文学史上的巴尔扎克。在这一点上,阎连科和巴尔扎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巴尔扎克巨大的文学成就并不能掩盖他当初颇不体面的创作动机。当然,如果巴尔扎克始终关注于自己的债务和经济处境,也不会有后来的巴尔扎克,真正让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之地的,是那个甘当“法国历史书记员”的巴尔扎克。所以,文学创作中的功利性,是有着不同层次的,即个人的和社会的,当然这两者常常是浑然一体,而非截然对立。最能表达出文学创作中的功利性思想的社会属性的,是雨果在《〈悲惨世界〉序言》中所说的这段广为人知的话:“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当然,人们更愿意用“人道主义精神”这样崇高的字眼来概括雨果在这段话中所流露出的思想,但其中他所赋予给文学的功利色彩,又是多么显而易见!而人们也不该忘记,当时被誉为“神童”的雨果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同样抱有远大志向,而在这远大志向里,功利性思想同样表达得赤裸裸,这就是那句有名的人生誓言:“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

事实证明,他远远超过了夏多布里昂。因此,可以说,没有那些直接而强烈的功利思想,也就没有世界文学史上这些伟大的文学家和这些伟大的经典著作。这样看来,本雅明将作家看做是“生产者”就毫不奇怪了。本雅明在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直截了当地将作家等同于生产者,其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理论提出,艺术上的变革,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显然,他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直接应用到了艺术领域,并进而提出了艺术生产工具的革新、艺术形式的发展等观念。这一观点也是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即劳动创造了艺术。因此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创作的本质也是一种劳动,这也就先天地决定了文学创作的功利性。当然,这种功利性应从更广的意义上去理解,而非狭隘地将功利性和商业性、功名利禄等简单地等同,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功利性有个人性的,也有社会性的;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除了遵从物质生产规律外,文学还有其自身的规律,那就是它的审美性要求,其功利性和审美性需要平衡发展,过于追求功利性,必然使文学丧失审美性;而过于追求审美性,即“为艺术而艺术”,也将使文学创作流于手段上的追新鹜奇,折损其在其他方面的功能,而最终走进死胡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现代派文学昙花一现似的命运就是最好的证明。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产品的功利性

随着当代西方文论的大量译介和广为应用,近年来,“文本”这一术语日益取代“作品”成为一个时髦的批评话语。但不管是“文本”也好,还是“作品”也罢,都是指作家完成的那一篇篇有意义的文字符号,或者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就是文学产品,只不过这种文学产品和其他劳动产品比较来说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它既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但不管它的属性如何,它都具有功利性这一点,也是肯定的。它的功利性的直接表现,首先就在于它来自于功利性的创作。可以说,功利性的创作活动本身就赋予了其产品的功利性属性。即便如巴尔特所言,“作者已死”,但不能否认的是,正因为有了作家的创造性劳动才有了文学作品这一产品,其同样具有“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特点,这也就天然地使得文学作品具有了功利性属性,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逻辑,“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2]。因此,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之时,就将自己的功利性目标隐含在作品中了。当然,这种目标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只不过在不同的作家笔下表现得不同而已。对于巴尔扎克来说,其在创作中期待作品创造更大的物质价值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卡夫卡来说,其把文学创作当做一种情感倾诉和思想表达,也就更符合其实际情况。当然,作家对作品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功利要求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

文学作品的功利性还表现在其本身自在的“被阅读”的诉求上,这一点是由其存在方式决定的。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其诞生之初就包含有表达和传达的功能,这一本质功能至今并没有改变,反而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尤其在今天,文学作品“被阅读”的愿望显得格外强烈,因为按照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后才最终完成,即如萨特所言,“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3]。从这个角度讲,“被阅读”已内化为作品的一种根本属性。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不是期待着被阅读和被正确理解的。也因此,在西方文学史上,有像司汤达这样的作家,期待着“1935年人们将会理解我”!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有着“藏之名山”的佳话。当然,“被阅读”除了是文学作品因其符号性而自我预定之外,同样也包含着作家创作中的一种功利性心理,也就是渴望着与读者的交流。如萨特所说,写作是一种召唤,召唤读者来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因此,“被阅读”是作者和作品的共同期待和共同目的。有了目的,也就有了功利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所说的“无目的性”针对的只能是艺术,而不是艺术品,因为艺术品自身就充满了目的性。因此说,不仅仅是读者对文学作品充满了“阅读期待”,文学作品本身自为地具有“被阅读期待”的特性。文学作品的功利性还体现在文学的诸多功能上面。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体像文学那样丰富和复杂。可以说,当今很多种学科知识都可以在文学中得到表现,更不用说我们可以从文学中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可以看见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感情。而文学从其诞生之初也就承担着认识、教化、交流、表达等等诸多功能,这已不必多言。总之,其自身作为一个巨大的信息宝库,也就决定了其自身的功利性品质。

恩格斯那段耳熟能详的评论巴尔扎克的话经典地概括了文学作品在传达信息上的功能,“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4]。同样的表达还有别林斯基谈及莎士比亚的一段话,“谁要是在莎士比亚的诗里看不出丰富的内容,看不出它们所提供给心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当政人物等等的教训和事实是一种取之不尽的宝藏,那么他是太不理解莎士比亚了”[5]。上述经典论述已然证明,正是文学作品丰富的信息赋予其自身复杂的功能,并进而使其自身具有了多重的功利性。决定文学作品的功利性属性的,还有它的“产品性”。因为按照本雅明的艺术产品理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产品,其功利性也是不证自明的,这也是其物质性所决定的。尽管文学批评界对作家创作的功利化和商品化、产业化的现象多有批驳,但这不能改变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产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根本事实。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卖文为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现如今,随着出版业的发达,作者、出版商、书商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每一部作品都潜在地伴随着或多或少的版税。对于作者来说,文学作品作为他的劳动产品,也同样具有交换价值,只不过这种价值的实现要以另一种形式出现,那就是书籍的形式,但书不能等同于作品,二者是不同的概念,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如同其他劳动产品一样,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同样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只不过它的使用价值并不体现在物质世界,而是体现在精神世界,这是文学作品或者说艺术品和其他产品的重要区别之处,也因此使得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衡量就显得尤为复杂。

文学阅读作为一种再创作的功利性

阅读,无论是为了消遣、欣赏或是批评,总之是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这就必然地使得阅读带有了功利性,这也恰恰真正体现了“开卷有益”。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专业性书籍,其读者范围相对要广得多,读者身份和阅读目的也就复杂得多,但仍可将其读者群分为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这里的专业读者是指那些将阅读文学作品作为工作需要的人,一般是指从事文学批评、文学教育等工作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阅读文学作品常常是有选择的和有目的的(当然有的时候也是抱有非工作需要的目的阅读),那就是更多以一种专业的眼光进行阅读。当然,阅读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很难用专业性阅读和业余性阅读简单地加以区分,这里仅仅是为了表达的需要。因此不难想象,文学批评工作者和文学教育工作者,以及很多工作与文学相关的人,他们的阅读带有功利性也就是必然的,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相对来说,很难将那些非专业的阅读和功利性联系起来。因为非专业阅读,看起来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大多数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的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消遣,对于这部分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作品似乎并没有带给他们直接的益处,其实不然。因为事物的功利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其物质性上,也常常体现在精神性上。上述提及的欣赏、消遣,同样是阅读的一种功利性显现,这种显现只不过是较为隐蔽而已。但它毕竟也给读者带来了身心上的愉悦,而读者选择阅读,而非其他活动,也从其主观上印证了阅读的功利性。选择决定了目的,而目的也就决定了功利。比较能够表明文学阅读的功利性的,还主要体现在文学本身具有的各种功能上,上文已有提及。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必然借助于阅读,可以说,没有阅读,文学作品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无论按照巴尔特的说法是“文本阅读”还是“作品阅读”,都是通过“阅读”来完成的。即便在他看来,“作品阅读”是一种文化消费的过程,“文本阅读”是一种参与创造的过程,阅读都是实现文学实践的最后一个步骤和环节。从这个角度讲,文学阅读的功利性其实是其作品本身的功利性所赋予的。

而根据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阅读作为文学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的确具有消费的属性,相对于其他产品的物质消费属性,阅读虽然具有精神消费和物质消费的共同属性,但其精神消费的属性更为突出,因此说,文学阅读的最高境界就是审美性阅读。这种阅读,尽管没有直接的功利性目的,单纯作为一种欣赏,而且是全身心地沉浸在作品中的文学世界里,看似超乎物外,无关功利,其实对于读者来说,当拿起一本小说,并沉浸于其中的世界,是其阅读之时就已有的一种期待,对所读的作品就有这样一种潜在的要求。因此很难和功利性脱开干系。由此也可看出,审美性和功利性并不是一对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矛盾,二者有时就是这样相伴相生的。由于长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谈到功利性,尤其是当把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世人常常是抱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对待文学和功利性,这显然是过于狭隘地理解功利性了。不可否认,功利性往往和金钱、商业化联系在一起,但也不该一并否决了商业化和金钱在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可以说,没有金钱的刺激和诱惑,就没有以后的巴尔扎克;没有强烈的功名思想,也就没有后来的雨果。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唯有艺术对金钱抱有强烈的蔑视和批判,但是衡量艺术品价值的却最终要由金钱来承担,梵高、毕加索等大师的画如今已用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来计,而且其艺术成就的高低现今的确是和拍卖标的成正比的,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一种悖谬之处。尽管金钱不能用来衡量艺术,但金钱却是现今衡量艺术品的唯一可见的砝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文学艺术又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即其审美性,没有审美性,文学的功利性最终也不会得以实现。

因此,对文学的功利性进行深入地分析,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文学。文学的功利性和审美性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文学的共同属性。不可否认,传统的二元论思维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很大的误区。正确认识文学的功利性,也有助于为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文学历史已然证明,过于狭隘的、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思想必将被时间所淘汰,只有那些在创作中把自己的功利思想和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的作家才会最终流芳百世。至于文学的功利性和审美性如何协调发展,特别是在名利思想严重笼罩在文学之上的当下中国文坛,辩证地对待文学中的功利思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将是作家和批评者要共同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作者:蒋书丽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