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演变

摘要：“小二黑”和“黑娃”分别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人物，他们的身份、性格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较为相似，二者的命运和结局却“分道扬镳”。从现实主义小说叙事多维嬗变的角度看，其原因有二：社会意识形态因素下叙事的话语虚构的变迁；叙述视野转变后人物现实意义的淡化。

关键词：叙事；深层结构；意识形态；话语虚构；叙述视野；小二黑；黑娃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的历史面貌，不同时代的作家有着各自的理解和阐释。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算得上是这类题材中比较有特色的现实主义力作。《小二黑结婚》崛起于抗日战争后期四十年代的革命根据地，作者在小说中首次成功地描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觉醒和斗争，讲述了解放区的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与封建意识残余和恶霸势力斗争的故事，小说的男主人公“小二黑”不满于父亲“二诸葛”的包办婚姻，为了争取和心上人小芹的自由婚姻，和封建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兄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在区政府的支持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白鹿原》创作于八十年代后期、出版于九十年代初期，是评论界公认的一部具有史诗性品格的长篇小说，刻划了象征儒家传统文化的“仁义白鹿村”上白、鹿两家族几代农民的历史命运，表现出深邃繁复的历史内容、文化精神和人性内涵。小说中有一个重要人物———“黑娃”，他是族长白嘉轩家的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的命运可谓是跌宕起伏，为了追求人格的平等、争取婚姻的自由，他起先付出了背井离乡、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但是后来黑娃皈依了儒家的传统文化，彻底地“改邪归正”、“学为好人”，最终黑娃卷入了政治阴谋的漩涡而死于非命。“小二黑”和“黑娃”这两个人物虽然来自于不同作家的笔下，但是他们都是处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后半期的中国农村的青年农民形象。“小二黑”和“黑娃”在各自的故事情节开端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是勤劳勇敢，敢于斗争的后生，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黑”字，“黑”字很形象地表现出他们共同具备的年轻而健壮的体魄，小二黑“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黑娃”同样也是个庄稼活的好手，敢于带领农协的子弟们铡死盘剥农民、奸淫民妇的老和尚。第二，他们在爱情问题上最初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小二黑坚决反对包办婚姻以及封建势力的阻挠，和小芹“相好已经两三年”；而黑娃的表现则更为大胆，他爱上了地主家的二姨太———作为养生工具的田小娥，在东窗事发，小娥被休后，他不顾族人的强烈反对，娶田小娥为妻。第三，他们都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当时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复杂多变的历史变迁，小二黑生活着的刘家峧当时正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封建势力残余仍能兴风作浪的解放区时期，而黑娃所处的白鹿原经历了从宗法社会解体到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巨变，到了黑娃生命的后期，白鹿原也最终过渡到和刘家峧相似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初期。作为处于历史变革中的同类型的青年农民形象，这两个年轻小伙子尽管所处的时代背景相似、都追求自由爱情、具有反抗精神，但他们的人生之路却是分道扬镳，最终二人的命运结局竟是截然相反：小二黑不但与小芹婚姻美满，而且阻挠他们的恶霸势力也被铲除；而黑娃不仅在内心彻底否定了他曾经认可的纯洁爱情，而且自身也被篡权的恶势力处以极刑。为何会产生二者一喜一悲的命运和结局的处理？我们可以从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叙事的多维嬗变中可以找到原因。

1社会意识形态因素下叙事的话语虚构的变迁

按叙事学的理论分析，叙述作品中人物对故事的最基本作用，即行动元的作用主要是指每个发出动作的单位对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产生的推力。潜伏在行动元的情节表层结构之后的是深层结构。小二黑和黑娃在各自的故事中扮演了同一类型的角色，都是反抗压迫的年轻农民形象，尽管角色同一，但是他们却是不同类型的行动元。小二黑在最终结局中是胜利者和受益者，而黑娃由反抗者逐渐变成妥协者，最终沦为失败者、受害者。小二黑的情节表层结构可以简化为“小二黑战胜恶霸与小芹结婚。”再具体分析，则主要有两组斗争场面：一是小二黑于村公所被斗→小二黑据理力争、村长以法服人；二是小二黑被“拿双”扭送区武委会→区长依法判决。这两组情节有相似之处，都有从不幸向幸运的转化，反抗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是导致小二黑遭恶人迫害的原因，而向幸运的转化皆是由于村长和区长的公平判案。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物的深层结构，即表层结构背后的深层意义：只要通过对封建势力的坚决反抗，并有着强大的人民政权的支持，农民就能寻求到真正的幸福。小二黑的命运在这条深层结构的支配下，其结局必然是走向光明。黑娃的情节表层结构也可以化简为黑娃桀骜不逊，后改“邪”归“正”，终死于非命。他的情节表层结构可以分为前后期：前期，黑娃成长于白鹿原→长大后出走，与田小娥发生私情并结合、入“农协”、后沦为土匪；后期，黑娃招安抗日、潜心儒学、学为好人→死于非命。在黑娃两次的“幸→不幸”的正反交替的命运过程中，作者欲暗示读者：黑娃的“幸”得益于安于天命，安守本分，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黑娃的“不幸”来自于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叛逆，他“拒绝私塾的学习而宁愿上山割草，而且总嫌白嘉轩的腰板挺的太直，长大后又在众人的反对声中和田小娥一起在白鹿原生活，做过‘农协’的小头目，也沦为土匪‘二拇指’，并吩咐手下人打断了白嘉轩的腰。”[1]落得声名一片狼藉；黑娃最终的死虽然有历史的偶然性，但毕竟有部分原因是曾经的叛逆。黑娃形象的表层结构的深层意义似乎在证明一点：顺应儒家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安身立命、家和万事兴的必由之路。人物的深层结构是植根于一定文化中的深层社会心理，在深层结构中蕴涵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对作家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亦或某种时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小二黑和黑娃两个形象之所以蕴涵了不同意义的深层结构，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作家的潜移默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它直接导致了叙事的话语虚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太行山区根据地某村青年岳冬至因与本村女青年智英祥自由恋爱而被当地的恶势力迫害致死的真实案例。按照唯物史观的分析，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正处于革命的初期，即便在解放区或根据地，光明的萌芽只有靠自上而下的政权形象代言人去解决，而当时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非常的错综复杂，政权中混迹了不少旧社会的恶势力，群众性胜利的事例的确为数不多。当时广大抗日军民对文学有着特殊的要求和期待，战时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士气的宣传。1942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延安文艺思想决定了解放区的文艺面貌、甚至影响一个时代及后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在当时工农兵方针的指引下，一些文学作品通过民族的、阶级的斗争甚至是劳动生产题材的描写，反映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斗争。作为生活在同时代的作家赵树理在创作时很大程度上实践了的延安文艺思想。他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正是这类的成功之作，赵树理认为“原故事的结局，赵树理觉得太悲惨了，他认为既然是反封建的东西，就应该给正面人物找下出路，照原来的那个结局，正面人物被封建习惯吃了的，写出来不能指导青年和封建习惯做斗争的方向。”[2]作者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下进行创作时，不仅改编了生活的原型，而且让故事中的小二黑自始至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精神，不仅挫败了金旺兄弟的迫害和诬陷，而且成就了与小芹的美满婚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转型时期，中华民族在政治反思之后走向更为深沉的文化反思。“从文化角度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发展寻找生机和出路，成为知识界敏感的话题。”[3]以现代意识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观照和剖析是《白鹿原》这部小说主题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希图通过对民族生存观念和行为的“还原”，展示民族意识、心态的形成过程，用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去重建民族文化的现实形态。因而作品中以叛逆形象出现的“黑娃”并不是作家着力歌颂的正面人物，黑娃起先“自主”了婚姻，之后又以入“农协”和当土匪向传统文化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反抗，他的转变是在他招安被委以县保安团的营长重任后开始的，他愿意在朱先生的教诲下诵读《论语》，“学为好人”，并且到祠堂门口跪在族长白嘉轩膝下，满含热泪的说“黑娃知罪了！”。黑娃由“大逆不道”转变为“皈依儒学”，作者做如此的情节安排的，其真正用意是为了显示儒家文化的神奇魅力。在儒学的感召下，黑娃可以进化为知书达理的“好人”，甚至在再娶之夜竟然因为过去的自由婚姻而羞耻得无地自容。当然陈忠实为了实现对儒家传统文化回归的创作思想，似乎牺牲了黑娃的性格发展逻辑，这不能不说是个创作缺憾，但这正明显地表明了当下非主流意识形态改变了叙事的原有的话语虚构，作品人物的命运也从此变得扑朔迷离、出人意料。

2叙述视野转变后人物现实意义的淡化

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中，作家对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的关注正逐步淡化，这是与作家的叙述视野从对当下现实的直面到回避的转变有密切联系的。赵树理是一个来自人民群众的作家，出身农民的他深知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从1928年起，他就萌生了以文艺为农民服务的意愿，”[4]他曾经说过不要上文坛，只想做“文摊”文学家，而延安文艺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坚定了他“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写作目的。他的作品非常贴近当时的中国农村变革和农民的生活与斗争，突破了“五四”以来新文艺与劳苦大众没有缘分的界限，赵树理的叙述视野表现出一种“直面现实”的热切姿态，他的作品“着眼点往往在基层，解剖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习惯势力，‘小二黑’这个形象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的新人物在成长过程中最初阶段的精神面貌，”[4]小二黑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富有生命力新一代农民形象，他最终的喜剧结局迎合了当时广大农民对革命胜利的期待心理，可以说小二黑这个形象以其存在的普遍性和“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艺术真实性，在当时具有了极高的现实意义。到了二十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期，由于时代的变迁，文学创作不必遵循“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前提，“当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焦虑中徘徊时，文学以‘向后转’的方式完成了与现实、政治主潮的背离，”[5]作家在创作时能够有较大余地选择他愿意接受的非主流思潮，如有关文化反思的文学思潮，在这类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现实，表现出对于现实和政治惯性的偏离。叙述视野大规模向过去转移，从而淡化了对于当下现实的关注，也淡化了作品的现实意义。这一时期的叙述内容常常是回顾半个世纪以前“历史”的作品，属于超越了“真人真事”的历史叙事，通常围绕一个和几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展开历史叙事，在“世纪末”的视境中体验和感悟，展现出近于史诗般的宏伟规模，陈忠实的《白鹿原》正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把“黑娃”塑造为“白鹿原”上的众多普通生灵之一，刻画了他对于历史风暴的感应及其在历史趋势中的个体的生存命运，作者试图通过他在人性层面上前后爱情的选择、以及人生价值层面上的人生观选择，表现了中华民族在矛盾中挣扎、在衰败中突围、在困境中反抗的历史，所以黑娃的命运更多地体现了死的痛苦与生的阵痛的交织，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黑娃也许并不能反映当代农民的生活面貌以及情感状况，而读者从他的多桀命运中可以感悟世道人心、是非成败、兴衰治乱与爱憎恩怨。契可夫曾经说过：“文学家是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因此应当跟其他一切社会人士一样受社会生活外部条件的制约。”[6]作为现实中的、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作家的审美判断和评价都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即便创作时采用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不同的创作主体在时代精神、社会意识形态、叙述视野等因素的影响下，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也会发生话语虚构变迁、现实意义淡化等种种多维嬗变，从小二黑和黑娃的命运的“分道扬镳”可窥一斑。

参考文献：

[1]袁盛勇.回归传统：<白鹿原>的文化本性[J].玉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21（1):52-55.

[2]董均伦.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的材料[N].文艺报，1949-07-07(04).

[3]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刘泮溪.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J].山东大学学报，1963(1):1-8.

[5]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

[6]契可夫.契可夫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作者:朱志云 单位:泰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