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银行家李铭金融构思

李铭(1887—1966)，号馥荪，出生于浙江绍兴一户几代经营钱饰加工业的商人之家。他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力的一位银行家，是江浙银行家群体的首脑之一，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银行业与近代工商企业实业活动，曾担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董事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董事、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国民党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投资公司总经理、杭州电力公司董事长等民国时代银企要职，在任职期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金融业经营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称为江浙财阀的四大核心人物之一［1］90。李铭身上体现了近代浙商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讲求诚信的精神。探析李铭的金融思想，对当前银行业稳健经营、提升效益，具有可借鉴的意义。

一、国内金融资本与外资联姻的外汇经营思想

开拓外汇业务是李铭最重要的经营方针，他认为“同外国人做生意比较安全，获利容易，同时又能提高银行的声誉”［2］。早在一战时期，李铭任职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就积极为在沪的德国人转移财产，赢得了德国人的信任，许多在沪德商都去他那儿存款和办理进出口押汇业务。1928年，浙江实业银行经营的进口押汇已达400余万元，为当时在沪华商银行的第二［3］。李铭担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后又在总行设外汇部，重视与外国在华大企业和商行公司建立稳定的业务往来关系，成为华商银行中外汇业务最为活跃，拥有外汇资产最多的私营银行。李铭开拓外汇业务的举措主要有:(1)大量购买外商的债券和股票。如购买了德商谦信洋行、德孚洋行及英商怡和纱厂、美商洋行的债券、股票，从而打入外商投资集团。(2)为外商洋行企业发行债券、股票。李铭的浙江实业银行积极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和上海电力公司发行债券，同时对两公司做了大量投资和贷款，从而使这两家公司的业务发展很快，而且把每日收下的电话费和电费都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使外商的存款在该行的存款中占有很大比重［2］。(3)担任多家外商洋行企业的经理或董事，从而有利于自身银行业务的发展。李铭兼任外资或合资公司经理或总经理的有:英商业广地产公司、英商沙逊投资公司、英商怡和啤酒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中日投资公司、中国工业投资公司(1945年8月由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与美国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公司合组)。(4)邀请洋行大班及买办商人担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由此而得到大量外商存款。(5)以优厚的条件帮助在华外籍人士进行外汇兑换。李铭在1947年8月30日写给北平联合医学院的外籍人士MissMaryE．Ferguson的信函说:“如果你考虑通过汇款方式来处理美金汇款的话，我们准备会按中央银行在上海市场的买入利率，并按现在的交易利率卖给你。另外，在我们将外汇折算给你的时候，有一笔额外的费用补给你。”［4］上述拓展外汇业务的举措，反映出李铭是个非常有经营谋略的银行家。与外国洋行互相持股、吸收大量外商存款，实现了国内金融资本与外资的联姻，也使得浙江实业银行在国内金融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在其担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外汇业务更是一项特色业务。

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姻的思想

李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同时还是一位大实业家，身兼多家工商企业的要职，为近代沪、浙等地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铭投资实业主要是通过参股、收购、担任工商企业董事或董事长等方式。他除了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外，还身兼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银行董事以及泰山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上海市兴业信托社、泰和银公司、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董事。同时又以独到的眼光参股实业，如:1932年，李铭出面组织国民实业银团，收购杭州电厂，组织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1934年又代表浙江实业银行创办上海鼎新纱厂，还担任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董事长，闸北水电公司、华商电气公司常务董事，中法求新机器厂、上海电车公司、中和地产公司董事。李铭在投资实业中，对浙江人民的贡献还表现在与四明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银行团，联合出资100万元，建造钱塘江大桥，使大桥成为当时我国东南的交通枢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浙江实业银行和两家美国公司共同投资500万美元，在美国组建中国投资公司，李铭担任总经理。设立这个投资公司，其目的是“为了研求国内外投资途径，俾将来可代中国工商企业在纽约金融市场发行公司之证券，吸引外资来华”，“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亦可获得相当地位。”［5］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联姻也反映了李铭独到的投资眼光。

三、金融资本与政府联姻的思想

李铭深知要使银行业务正常运转，特别是力主的外汇业务能够拓展迅速，赢得国民政府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他积极购买和承销政府公债，为国民政府效力。从1927年担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后，便开始大力承销公债，并担任国民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积极扮演南京国民政府公债的“包销商”。至1937年，浙江实业银行所持公债数已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这一举措自然赢得了国民政府的信任，使他担任了诸多政府与社会重要兼职。从1926年起，连续9年担任银行公会主席，政府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公债委员会委员，中央银行输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兼上海财经委员会委员。“一•二八”沪战爆发后，李铭参与组织上海银行业联合会筹备会并任主席，致力于巩固上海各商业银行的力量。特别是抗战期间，曾被国民政府指派留沪主持上海金融业务，为国民党在后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铭由于浙江籍银行家的身份，也深得浙江省政府的器重。1930年4月，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杰，常务委员朱家骅、程振钧，财政厅长钱永铭共同签署了聘任李铭为浙江省“建设公债劝募委员会委员”的聘书;浙江省建设厅还聘其为“浙江省建设厅工商设计委员会委员”［6］。抗战爆发后，李铭再次出任银行公会理事长。在政府南撤后，受孔祥熙指派，以民间金融家身份参与负责维持上海金融业。李铭与国民政府的这种密切联系，也为其任职的银行赢得了更多的政策优惠，借力政府支持，使这些银行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浙江实业银行已成为上海67家华资银行中最优秀的10家银行之一。从下面1926年和1934年中国金融业存款情况表便可见一斑。李铭的许多主张也常常通过与国民政府要员的信函往来加以阐述，如1948年8月23日写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翁文灏的信函中，他积极主张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加大对工商业的扶持，促进工商业发展。认为虽然在“改革伊始，信用筹码以紧缩为原则”，但工商业“不宜使之因资金缺乏而停摆，否则有妨生产，引起失业，上则减损税收，下则影响民生。”因此，“宜由中央银行积极辅导，使正当工商业进行，得以维持，行庄业务，得以纳诸正轨”。［8］而翁文灏就李铭对“此次财政经济紧急办法”的“热忱支持，同声响应”、“贡献于国家之利益者至为宏钜钦佩之枕，匪可言喻。”［7］，李铭对国民政府聘其为“全国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则表示了自己“谨当竭力以赴”［8］的态度，可见李铭与南京国民政府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四、金融信誉至上的思想

1916年，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全国发生挤兑风潮，北洋政府的财政危机加速崩溃，国务总理段祺瑞遂于5月12日“停兑令”，强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二行停止兑现现款。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张嘉璈为首的上海银行界有识之士，为维护银行业的信誉，对北洋政府的“停兑令”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在李铭等银行家的全力支持下，通过法律手段，公开抗拒“停兑令”，并以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的名义宣布了反对停兑的五条办法，特别是“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所有存款都到期付现”［8］的规定，彻底打破了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二银行想尽办法应对长达一周的挤兑风潮，开门兑付现金，维护了银行的信誉和广大储户的权益。一个成功的银行家时时处处都会将信誉看作经营的头等大事。1928年6月下旬，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针对币制问题，李铭在会上提出:“发行及准备非统一不可，省银行可办，而现金必集中于中央，发行权属于国家银行，故省银行条例实明订禁止发行。”［1］310他在1948年担任全国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给翁文灏的信中也强调了银行信用的重要性，建议对“国营事业及敌伪产业等”，“迅速将产权正式转移于中央银行，使转账有所根据，币信得以巩固”［7］。这些都体现了李铭作为银行家信誉至上的思想。而对于金融业减低利率之事，李铭认为金融同业“放款息之减低”已使银行“感觉切身痛苦”。在深入分析利率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后，从维护金融安全的角度，认为“目下倘抑低过骤，易使货物投机之辈，重生侥幸之心，亦非所宜”［7］，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如“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革币制，高利率暂时存续，于囤货出笼，逃避资金之流回，颇有助力”。而就国民政府对金融业增资一事，李铭向翁文灏提出“增资方法，宜求切合实际事理。现正由公会妥拟方案。备供采择。在方案递到前，敬恳暂勿将增资实施细则公布”［7］，反映了李铭对稳定金融市场、预防金融风险所作的努力。

五、银行业联合的思想

李铭的金融思想还表现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光靠一己之力、一行之力是很难在经济社会环境复杂的上海滩立足的。只有联合各家华商银行，才可能与当时的外资银行抗衡，分得银行业经营利润的一杯羹，并以团体的形式对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产生影响。因此，除了同业之间相互持股、互为董事和股东外，1915年，他主持的浙江实业银行与中国、交通、浙江兴业、上海、盐业、中孚等7家银行发起筹建“上海银行公会”，并于1918年正式成立。当时加入的银行有13家，李铭担任董事。1927年1月，上海银行公会改委员制后，李铭成为9委员之一。此后，1932年2月8日，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李铭当选委员会主席。［9］上海银行公会在加强银行业联合、维护同业整体利益、提高银行业在金融业和工商业中的地位、推进金融业整体进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文化建设的思想

一国金融业的进步，除了行业自身的发展进步，还需通过普及金融知识、加强金融理论研究与金融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业运营环境。李铭在主持银行公会期间，十分重视银行员工金融理论和银行实务的提高和培训。银行公会早在1918年就创办了自己的专业刊物《银行周报》，向银行从业人员灌输近代银行知识，提供各项金融参考资料，为银行近代化作了努力。他还支持和推动了相关专业团体银行学会、银行实务研究会的工作，通过办学和举办学术研究会等形式，在我国金融业初创时期，为迅速提高银行业从业者的专业水平作出了切实的贡献。1948年5月19日，关于为纪念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三十周年而出版纪念刊一事，他写给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陈朵如的信函中，说拟将纪念刊“作成一部金融重要史料”，目的在于“追溯以往之重大事迹，阐发今后之方针，继往开来”。李铭还非常详细地阐述了对于该书内容的设想:“(一)以往金融之变迁(废两改元推行法币等项);(二)本会有关事实之回忆(创立经过由银行公会改组为同业公会联合准备会，票据交换所等之设立，后为政府承募公债库券之详情，向政府建议重要事项以及历年来同业间大事记等项);(三)当前金融之主张与展望(改革币制收缩通货等项);(四)今后实务之检讨(银行业务之开展，生产事业之促进，及内部各种事务之革新等项)加以研究与讨论，荟萃各方之宏见，藉成不朽之著述。全书预计约五百页，都二百五十万言。”

李铭在信中所说的对银行业务的研究与讨论，将是促进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他认为应该在这部类似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的巨著中加以阐述，也反映了他重视金融研究和宣传的思想和态度。民国时期浙籍银行家李铭，将其毕生贡献给了金融事业。甚至在新中国成立赴香港后，他还在香港招募资本开设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担任董事长，直至1966年病逝。他的外汇经营理念，投资实业和在国外开设金融机构的谋略，重视银行信誉、稳健经营等思想，对今天的金融业依然有着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