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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家庭教育儒家取向浅谈

摘要:梁启超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家庭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在家教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来教育子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典范教育,二是经典教育,三是仁慈教育,四是忧患教育,五是功夫教育。

关键词:梁启超 家庭教育 儒家取向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同时也是一位称职而优秀的家长,九个子女,满门俊秀,其中有建筑学家、考古学家、诗词专家、图书馆学家、经济学家、火箭控制系统专家等,且一门三院士,即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如此辉煌的家庭教育成就,背后一定有其原因。对此,学者对梁启超的家教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如赵永进、雷芳的《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探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和金大宝、粟斌的《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论述了梁启超家教的具体措施、方法等,但其家教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梁启超从小受到祖、父辈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少年、青年时代则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有许多儒学研究著作或论文,如《儒家哲学》《孔子》《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等。可以说,在梁启超的一生中,其思想言论、为人处世都渗透着儒家的血液。在其家教中,儒家思想如春风化雨,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中都融入子女们的生命、精神中。具体而言,梁氏家教的儒家取向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典范教育。

所谓典范,即人格典范。儒家的学问,不仅指形成思想体系,而且更是指成就人格典范(如君子、圣贤)。儒家代表性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曾国藩等无不是一代人格典范。梁启超为人往往以这些人物为榜样,以他们的思想、行为来要求自己,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道德人格。曾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称赞其人格云:“此公无言不可谈,无人不可谈,以德性言之,当推海内第一人矣。”[1]110梁启超注重以自己的人格典范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他致书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2]11331916年,梁启超和蔡锷一起讨伐袁世凯时,他写有《从军日记》,目的是以自己为典范来教育子女。他对大女儿思顺说:“此《记》(即《从军日记》)无副本,宜宝存之,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3]236所谓“最有力之精神教育”,就是指人格的典范教育,即以自己这一时段的经历来教导子女如何面临、处理家国大事。

2.经典教育。

经典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经典能代代相传,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命脉就不断。儒家一直重视经典的研究、教育、传承,翻一翻《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库中汗牛充栋的历代经学(包括五经、四书等)研究著作,就很容易明白这一道理。经典教育包括诵读、阐释、体悟、践行等环节。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这种教育旨在以经典中的思想来指导学子为人处世、立身树德。梁启超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儒家经典教育。梁思成11岁时,梁启超就教他读《孟子》,要求熟读成诵。22岁时梁思成惨遭车祸,住在医院,推迟一年留学美国,梁启超认为正好借此温习经典,要求他在医院“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养之文句,细加玩味”[3]318。梁启超有时还在家里给子女讲经典,如1918年暑期,在家给思顺、思成、思永等讲《孟子》。他认为,尽管孩子们小,不一定能全懂,不过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也能打一个初步的人生根基,待“数年之后,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2]864。也就是说,梁启超在家讲《孟子》,意在使《孟子》的思想因子在子女未来的生命中发酵、显现,从而涵养德性,锻造人格。

3.仁慈教育。

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仁”,表现于家庭,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作为父亲,梁启超在子女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一个“慈”字。他关爱、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这种慈爱,尤其在家书中得到了体现。他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非常多,有人统计,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4]26。在这些家书中,慈父之爱到处流淌,“爱”透纸背。如对儿女常用昵称,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二女儿思庄为“小宝贝庄庄”,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baby)”。思成、思永、思庄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梁启超经常写信给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指导他们的学习。在子女专业的选择上,他既考虑学科的发展,又尊重子女的兴趣和选择。如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国内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梁启超本希望她学生物学。但思庄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对生物学不感兴趣。他得知此事后,不仅没有责骂女儿,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得到父亲的支持后,思庄选择心爱的图书馆学专业,后来成了一代图书馆学专家。甚至对子女的爱情婚姻,梁启超也心细入微,如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爱情,就是他有心促成的,婚后又教导两人如何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以至两人的爱情婚姻成了现代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4.忧患教育。

孟子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在忧患中成才,在忧患中兴国。可以说,儒家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梁启超将这一意识贯穿在子女的教育中。他虽爱子女,但从不溺爱,而是教导子女在忧患、挫折中成长,以此磨练意志、人格。如他对思忠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磨练出来。”[3]475他认为,安适的环境易使子女懒散堕落,而困苦的境遇反而使其砥砺前行。1912年梁启超结束流亡日本的生涯,回到国内,一时名利双收,生活舒适,子女也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而1916年他与蔡锷冒险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有可能失败,而导致整个家庭陷入困顿,子女过上艰苦的生活。他认为,如果万一失败,对子女的成长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而即使成功也不再做官,否则子女易成为纨绔子弟。他对思顺说:“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虚度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5]26当思成遭遇车祸,身体落下终身残疾,并推迟一年留学美国时,他开导思成道:“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3]323总之,梁启超常对子女提示这种忧患意识,使他们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立德成才。

5.功夫教育。

儒家学问最讲究功夫,功夫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学问功夫,是指为学所需要的方法、手段、技巧等。如朱熹提出,为学“譬之煎药,须是以大火煮滚,然后以慢火养之”[6]163,如此学问乃有所成。所谓“大火煮”,是指学习的前一阶段要猛烈用功、研习;所谓“慢火养”,是指后一阶段要优游涵泳、细细体悟。后来曾国藩对子弟言学,也承继朱熹之法,不过文字略有不同,曰:“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7]521梁启超吸收朱熹、曾国藩的这种功夫,要求子女为学“猛火熬”和“慢火炖”二者并用,但他因材施教,看到思成和思庄太过用功,于是与朱、曾略异(他们更强调前者),而强调后者之功。他致书思成说:“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功夫。”对思庄也如此说:“姊姊来信说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担心,但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3]494-495对思成、思庄这种学问功夫上的具体指点,可见梁启超家教重功夫教育之一斑。总而言之,梁启超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现代学者,在其家庭教育中贯穿了儒家的思想、理念、方法,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说明儒家思想对于塑造孩子的道德、人格,提升其学问、能力,均具有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儒家文化之际,开掘并践行梁启超饱含儒家思想的家教观,对当代家教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其昀.梁任公别录[M]//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梁启超著,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4]解玺璋.梁启超传[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5]梁启超著,林洙编.梁启超家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6]朱熹.朱子语类(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曾国藩.曾文正公嘉言钞[M]//梁启超编著,彭树欣整理.梁启超修身三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作者:刘卫华 彭树欣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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