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导向到问题意识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随着学科知识分支日益细化，不同的学科领域的成就也日新月异。在这种新形势下涌现的问题也逐渐超出了一个学科所能解决的范畴，逐渐出现了以问题意识为核心的采取多学科合作方式进行联合突破的学习和研究范式。问题意识决定了个体的求解路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郑州大学考古学专业在人才培养中碰到长期以文科生为主且调剂生源占相当比例等问题，推进以方法为导向教学转向以问题意识为主的教学改革，培养人才的问题意识，把自身遇到的问题不断地转化为科研意识。

关键词：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法导向；问题意识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建设的日益重视，传统文化作为治国方略的主要资源，文化遗产或考古学发挥了既有历史深层时间的思考，又有鲜活的生命体验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优势，需要强化人才培养方略的思考，推进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增强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分析考古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中遇到的问题并试图探索问题解决对策。

一、以方法为导向的原课程大纲设计及其问题

郑州大学考古学专业设立于1976年，隶属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1978-2000年每隔两年招生，2001年以后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每年均进行招生，招生人数由原来的20人逐渐增加到30人左右。2003-2006年为二本录取，2006年后又调整为一本录取。录取生源以高中毕业的文科生为主，近年来高考平行志愿录取促使生源形势更加严峻，不但文科生居多而且调剂生源也占了相当比例，本科教学中以方法为主导的科技考古教学问题更加严峻。郑州大学科技考古课程设置于2004年，由《科技考古学概论》编者之一的朱君孝先生按照该书进行设计，内容包括考古勘探技术、物相与结构分析技术、文物成分分析、考古测年、古DNA技术等。2010年，朱君孝先生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崔天兴、陶大卫分别于2011年、2012年介入相关内容的讲授。目前科技考古参考书目主要有四本：赵丛苍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概论》；陈铁梅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袁靖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王昌燧先生主编《科技考古进展》。这四本教材中，赵从苍先生和袁靖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均以田野考古发掘、整理、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为主进行编纂，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清晰的教学和研究思路。陈铁梅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则以专题进行组织案例进行介绍。作为一线科技考古教师，我们在教学大纲设计中遵循朱君孝先生的考古发掘、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方法进行课程设计。但这样的课程设计针对以文科生为主要来源的考古本科生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科技考古作为专业必修课设计为闭卷考试，不及格率高达20%；部分同学补考仍然不能通过，对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以至于随之而来的评先、评优乃至推荐研究生工作都造成阻碍。根据考试的实际结果，2012-2016年降低了考核要求，期末课程考核形式由闭卷考试改为课程论文考查的形式进行，但学生仍然在课堂注意力不集中，常见的问题，如玩手机、看小说等仍然存在，期末课程论文完成质量并不高。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做了以访谈为主的质性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学生意见多集中在以方法为主包含大量的数理化知识科技考古的课程设计。文科出身的考古专业本科生一遇到数理化知识就很畏惧，形成刻板印象。在大学课堂上很难迅速理解可以作为一门学科的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一看到数学公式和化学符号就自然地认为自己根本听不懂。很多调剂本科生源本来对考古就热情不高，再加上很难懂的数理化知识，认真听讲的积极性就更加不高。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中很少学生把学科前沿的科技考古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相关的研究生课程除必修课外，其他选修课如植物考古、科技考古等课程响应寥寥。这与以方法为主导的科技考古在世界范围内兴盛情况出现严重偏差。我们多次向历史学院及学校反映考古本科生的录取应文理兼收或者以报考志愿为标准降为二本录取，但高考平行志愿录取和调剂政策牵扯太多的现实利益，不能从政策角度轻易改变。2016年起，郑州大学校本部全部一本录取，降为二本或者改变平行志愿，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改革根本不可行，我们必须改变课程设计，降低学生对科技考古的焦虑和不安情绪。韩国河教授在《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指出考古学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考古学向为“冷门”专业，就业面窄，岗位容纳量小，工作条件艰苦，待遇不高，招生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导致考古专业本科学生不少为调剂生，专业不适情绪严重；受某些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误导，考古专业往往被视为和收藏、鉴宝密切相关的专业，呈现出一种误解下的“虚热”。

二、以问题意识作为主导的课程设计

人类在发展中通过知识生产、积累和传承解决问题。学科是已获知识的一种组织形式。学科一旦定型，研究者仅从自己设定的领域里自说自话，使问题逐渐脱离实践，最终隐匿了问题。就学术研究而言，问题意识有其独特的学理逻辑，大致应包括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这些环节构成了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我们意识到科技考古课程存在的问题之后逐渐更新自己的教学大纲，从以方法为主进行课程设计逐渐过渡到以问题为主组织相关案例、研究方法的课程设计，把方法的介绍降低到最短的有效时间，以案例教学为主进行组织和批判。2015年，郑州大学考古学获得郑州大学学科振兴计划的财政支持，逐渐改善了实验条件，购置了一批科研器材，包括台式扫描电镜、便携式XRD、Raman、超景深显微镜、荧光体式显微镜等。2015年，向郑州大学申报的新课程大纲添加了新的教学实验计划，主要包括金相显微镜、偏光显微镜、XRD衍射分析仪、Raman、以微形貌研究为代表扫描电镜和超景深显微镜的使用。2016春季新的课程大纲正式施行。我们在组织课程时不再以方法为主，而是以问题为主进行设计，如设计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考古年代学等问题进行课程设计，以郑州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为基础组织学生进行实验设计。为减少课程隔阂，组织文科毕业的相关研究生介绍自己的科研设计、内容、结果和经验等方面。学生课堂参与程度明显提高，逐渐改变教师讲课满堂灌的课堂现象，逐渐变成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参与度明显提高的课堂气氛。尤其是在研究生介绍相关经验的课程时，课堂秩序、参与程度均为最优。在学生分组完成相关的实验设计之后，任课教师对实验设计进行审核和差别化处理，鼓励学生只要能解决相关问题的科技方法都可以使用，使各种不同的方法获取的信息能互相补充、印证，促使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科技方法的理解和应用。自2016年以来，共收到完整的实验报告14份。其中8份为微体植物遗存的实验报告，分别为小麦类、块根块茎类、粟黍类、豆类等现生淀粉类分析报告。另外6份为郑州大学承担的国家文物局主动发掘项目类陶器（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夹砂褐陶、夹砂黑陶）遗存的分析报告，实验设计分别为使用扫描电镜配合能谱和粒径分析软件对夹砂陶的掺合料情况形貌、成分、粒径进行统计分析，以区别不同器类的微观制作工艺。对夹砂陶的掺合料进行XRD分析，区分同类器物但不同风格的器类的掺合料进行区分，如周式鬲和商式鬲，看风格背后人们的制作理念是否体现不同人群的差异。设计的实验流程包括切片、磨片、抛光、偏光显微镜镜下观察、扫描电镜观察等实验步骤。学生参与这些实验课程之后，从心理上降低了对科技考古包含方法和技术的畏惧情绪，积极性显著提高，改善了对科技考古的刻板印象。这些实验报告不但完成了相关的教学实验计划，也使他们对整个实验流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支撑了相关的科研计划。2015-2016级本科生共56人，参与培训人数达600多人次，独立完整实验过程的人数达到近40%，参与完整实验过程的人数近80%，参与实验人数100%，完成新教学实验计划，学期末课程论文的完成质量优于往年。

三、反思与总结

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近代新史学运动中“疑古”风潮盛行，摧毁了传统的古史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不仅是新史学面临的新问题是考古学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傅斯年提出“历史学即史料学”，以史料的扩充作为历史重建之首要目标和手段，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地下资料”，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方式，是当时学术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唯一被认可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完成了基本问题的构建，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仍然是考古学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目前，考古学逐渐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预研究、文明探源I期、文明探源II期工程，考古学回答问题能力也有根本性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过程、机制有了深入的认识。随着学科的转型，作为有着近40年学科史的教学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需把新方法、新技术、新认识等纳入本科生教学体系；当下考古教学招生以平行志愿招生、文科生为主体，在严进宽出的教学体系下，需考虑科技考古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积极探索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树立学生的问题意识，根据问题的不同组织科研方法、技术和课堂教学，把人才培养效果的瓶颈突破建立使用长时间追踪机制来进行评价；把自身置于学科的论题和困扰之中，把论题和困扰转化为考古学的问题，获得深刻的学术机缘。不能再拘泥于考古学的学科逻辑，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发，用不同的学科视角、不同的话语分析问题，阐述对问题的不同理解。

参考文献：

[1]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3]劳凯声.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J].教育研究，2014

作者:崔天兴 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