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实现路径

摘要:以提升当前理想信念教育实效为目的，从一般层面上探讨了理想信念教育对重塑中国精神、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阐述了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它使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指出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既要坚持以理服人，也要坚持以情动人，是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分析了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在新媒体时代具有的重要时代价值。

关键词:思想;理想信念教育;哲学基础;实现路径

理想信念是革命成败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历史尊严感的重要群众心理基础。1957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该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要有志气。”［1］十四五岁时辍学在家期间，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得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和冯桂芬所著的《校邠庐抗议》等书籍，“读了这些书，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恢复学业的愿望”［2］。1925年11月21日，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对于当时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所抱的“主义”。他说:“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3］不但自己在社会历史变化的洪流中善于和勇于投身到时代最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中，而且还经常用自己的方法引导(或影响)其他人确立人生理想信念。1920年，他曾发起组织星期同乐会，交谈个人思想，“有时也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参加，用自己掌握的思想影响他们”［2］。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中，始终非常重视理想信念教育问题，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4］具有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意志，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意义

正确的理想信念对塑造中国精神、履行历史使命、推动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理想信念在社会实践中生成了自身的实际价值，从而将意识形态的东西转化为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

1．理想信念教育是重塑中国精神的需要

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既是出于革命工作的实际需要，也是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和经历着)中国社会风云变化的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抱着极大的历史使命感，和当时的所有进步人士一样，因为对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实践应用的悲剧性结果的沉重哀痛，而走上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的前夜，共计7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中学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5］马列主义从其本性来说不崇拜一切旧有的东西，它对旧势力采取一贯而坚决的批判与斗争。在看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能够重塑中国精神，使其在外侵内患中激起人民战斗精神，唤醒沉睡的民族意志。

2．理想信念教育是完成历史使命的需要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建设的年代，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而人民群众只有在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的前提下，才是战无不胜的。他曾经针对敌对势力的各种歪理邪说(如艾奇逊反革命理论)进行有力的驳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5］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在崇高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地迈向新社会的康庄大道。正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鼓励各战线的人民要积极抗战，并将“抗战争取胜利”作为人生成就的重要考量指标;而在社会建设年代，生产进步和增产增收成为人们获得尊重和荣誉的重要标准，推进生产力发展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贡献是无比荣耀的事情。这是我们党能够更好吸引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阶段性最主要敌人并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历史发展总是呈现阶段性的矛盾体系，而在化解矛盾的进程中人们能够主动进入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领域并努力奋斗，是正确理想信念在实践中的突出表现。

3．理想信念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

树立理想信念的基础(或前提)是对现存状况的反抗。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本使命在于培养和塑造进步的人民，并通过他们来促进社会文明的前进。因此，社会实际的“不文明”与“不进步”的方面正是人们战斗的场地和靶子。1922年5月1日，在《大公报》上撰文说:“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失业?”［3］认为，当人民群众尚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不能获救的时候，臆想性地谈论那些脱离现实的伟大抱负是不合时宜的，只有在争取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方面作出实际性的努力和成效的基础上，在打倒了现实的反动势力和推翻腐旧的统治阶级的前提下，更高的社会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才是美妙动人的。在1923年4月10日的《新时代》创刊号上，说:“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3］在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上保持与进步力量的一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革命因素，并能实际地影响社会进步力量与腐旧力量之间较量的局势，从而使个人的理想信念成为一种时代性的、建设文明社会的入场券。

二、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基础

正确的思想行动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自觉遵守或不自觉的契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确立体现了人们的主观意愿，从而只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把握和实际运用。1．正确的理想信念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1921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3］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它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野正在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理想信念作为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只有正确反映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运动规律、正确反映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系统性社会运动规律，才能获得对社会前进方向和历史特定阶段的科学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理想信念，才是科学的、具有历史现实性的。它将一切胆大妄为的幻想和一切谨小慎微的行动扫出人们的头脑，把社会理想和个人信念、思想革命和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可见，唯物史观乃是正确理想信念首要的思想根源和哲学基础。2．正确的理想信念来自对现实环境的能动反映理想信念上的“唯意志论”强调意识、意志的作用无所不能，只是看到人们的目的、动机的作用，而没有发现目的、动机的物质根源。它的根本缺陷在于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把社会意识当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理想信念上的“经济决定论”是敌对势力对唯物史观的歪曲诋毁，或者是部分人对唯物主义的误解，认为物质生产生活机械地反映和框定了人的思想观念，这是对能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无知和不怀好意的歪曲。一方面，应当“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3］。“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虑才能得到真相。”［3］正确的理想信念必然是对现实世界的不合理进行反思和反抗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辩证地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理解控制与反馈之间的关系，以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正确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客观现实而又高于客观现实，并在社会发展中能够引领社会实践的进程。3．正确的理想信念归根到底来自于生产和社会实践新事物一定会战胜旧事物，因为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母腹中孕育成长的，它吸取了旧事物中尚有生命力的东西，又有一些旧事物所不具有的新的力量(因素或结构)。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6］革命的乐观主义不是盲目的，原因在于它来自于实践需要和对社会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正确的理想信念归根到底来自于生产实践中人们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未来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程度的基本正确的预期，以及在变革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人们对自身精神境界的发展预期，和对这种精神境界的社会适宜性的确信。因此，在正确的理想信念的确立过程中，科学历史观使人们不再陷入迷茫无措的境地，而是促使人们为现实生产生活的实践努力奋斗，并在这种奋斗中实现社会理想。总之，理想信念教育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石，只有在物质资料生产实践中才能找到它的存在根据，也只有在物质资料生产实践中才能使理想信念具有高于现实生活本身的品质。

三、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

理想信念的树立不是天然的，它需要有意识的引导和教育。通过阅读改良主义者的著作而具有初步的社会改良愿望，后来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又转而相信共产主义，并最终坚定了基于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人们树立理想信念的途径各不相同，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培养人们树立理想信念的路径随着时代的变化自然会有所改变。1．志同道合谋进步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时候，经常与同学蔡和森、陈昌、萧子升、熊光楚、王季范等人讨论改造社会问题。1915年9月，为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2］1929年6月14日，在给的信中说，我一定同“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3］。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累，对个人在群体中的作用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社会环境尽管不是人们放弃理想信念的充分理由，却是激起人们信仰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方式维护自己的信仰的根据。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清醒认识共同的敌人，才能在集体(或阶级)归属感与使命感的驱使下，完成伟大的壮举。他曾说:“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7］共产党及其所奉行的“主义”并不能给人许以高官厚禄，但它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和有志之士，原因在于这个团体和“主义”是以“道”相谋，而不是以“利”相谋。非常重视与志同道合者交流切磋心得体会，交换学习和实践经验。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与方法，这是自我提升和自觉进步的重要途径。儒家传统讲“损者三友、益者三友”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在同志的相互帮助下，实现理想信念的提升并获得共同进步的友谊与力量。2．思想共鸣心相随当还在封建残余思想的最后薄雾中生活的时候，他的理想无非是“学不成名誓不还”［2］。当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家的前程似乎“明亮”起来，他思索自己的个人职业时，认为“最适合于教书”［2］。当“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成为新的时代强音时，开始为寻求中国“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而奋斗［2］。对新的社会思潮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并能迅速在纷繁复杂的思想学说中找到最为科学合理的成分。他曾经说:“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微科学一点才好，而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来。说话完全不顾这话将要产生的影响。”［3］讲究科学精神，反对盲目迷信，因此，他所向往和从事的志业，乃是基于同“思想”本身的共鸣，而不是基于对某个明星思想家的个人崇拜。当然，也不是因为这种思想在形式上的迷人之处，他说:“请问实际上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3］的思想共鸣是人民群众誓死追随某个领袖人物或某种“主义”的内在动力。而思想的力量在于思想的实践力，实践力在于它的群众基础(而群众基础的获得在于其是否为人民谋取更多利益)。在理想信念教育的方法上，既要有“以情动人”的人本关怀，又要有尊重客观规律、切实可行的“以理服人”的科学精神。这两者的结合，正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本质特征和优点。3．战友情深共努力理想信念教育可以源自于志同道合者的相互影响，也在于在共同的战斗中相互之间的促进和勉励，从而使双方意志更加坚定。比如，在1915年5月23日悼念湖南一师同班同学易昌陶的时候就曾撰写了这样的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何来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2］忧国悼友的深情溢于言表。与战友的深情能够化作践行理想信念的强大动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甚至成为人们前进的直接力量。1965年10月20日，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指出:“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来的。”［4］来自五湖四海的具有共同理想信念的人，应该为了共同的使命不懈奋斗，事实上也确实能够在自觉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局面。“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批评……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要在党的会议上提出。”［3］战友情感能够帮助人们强化理想信念的意志，而“战友般”的同志情谊，始终是树立理想信念的过程中相互学习和相互参照的联系纽带。4．为民谋利志高远人民性是崇高理想信念的本质属性，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表现。只有站在为民谋利的高度，才能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走弯路、不走邪路。1921年11月21日，在湖南劳工会刊物《劳工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异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3］1926年9月21日，在《农民运动》第八期上说道:我们的同志“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3］。实现理想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支撑是难以取得成功的，而坚强的意志来自于对人民群众的深沉的爱。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8］5．知行统一贵于行认识和实践乃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具体活动及其物化形式，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归根到底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印证并取得这种活动的社会价值。用正确的思想指引实践，从实践中获得正确的思想，二者是统一的，这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主张用行动而不是纯粹用口号和文章来对工人农民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比如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曾指出:“教育工农，是用共产党的口号，用文章，主要还是用党的抗日的行动，使工农懂得要抗日要反对汉奸势力的目的。”［7］学习和掌握一定的间接经验，从他人的成长和别国的发展来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必要的。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6］当一个较高水平的标准作为自我发展的参照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因取得阶段性成果而可能出现的骄傲自满。在践行“自我实现”与社会理想的时候，知行统一是基本的行动准则，而最重要的，带有目的性的原则在于将一切认识和实践的逻辑，化约为行动的方案和路线。这是通达理想信念之高度和境界的道路。在1949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告诫延安的同志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说到底就是要使人们在理想信念的行动中不断减少不必要的能量耗散。6．革命力量长保存理想信念的实现非一日之功，在实现理想信念的过程中，反对那种过于急躁的心态，反对那种希望通过一个战役、一次亡命就要取得彻底胜利的幻想。“持久战”不但是面对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采取的策略，也应该是面对社会进步和自然界的挑战，面对国际环境变迁和世界霸权主义的盛行时应当坚守的准则。因此，一方面，共产党人要善于保存革命的力量，要注意保护身体;另一方面，要注意思想文化的宣传和传承。这两方面的结合能够使理想信念在实现过程中具有可持续性。在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讲话中说:“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6］要在具体的、勤劳的工作中实现理想信念，就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蛮干是一种意义不大的牺牲。当然，精神文化的持续性要求我们构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体系和氛围。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1］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所要克服的困难愈益复杂多样，所要面对的敌人愈益顽固狡猾，在理想信念教育上，要教导民众既要有战斗的勇气，又要有善战的谋略。7．有错必纠慧而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并且永葆其纯洁性，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社会变迁和错误思想文化的侵蚀下，在市场幻像和物质利益的引诱下，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的事例并不罕见。因此，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1］敌对势力总是以各种形式对人民的思想理论进行颠覆，它们是非常害怕代表进步力量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取得广大群众支持的。正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斗争中，在不断识辨伪装起来的腐朽思想的阴谋诡计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才更加正确、立场才更加坚定、实践才更加果敢。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4］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并发展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行动准则之一。理想信念教育方面需要不断纠正偏差、改正错误，批判顽固的守旧势力，识破狡黠的思想侵略。有错必纠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智慧。能知错、能自我反省，是智慧;错而能改、改而能行、行而能久，这就需要勇气。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应该是这两种品质结合的产物。当然，在具体的路径和教育形式上，还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的恒久性、形式的多样性等。总之，追求进步的人民只要“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相信诸如“整风”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理想信念丧失的人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在新媒体时代的启示

曾经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9］每一历史时期的具体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有其不同的特点。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依然存在一些不利于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世界各国交往更加密切，国际关系总体上趋向对话与合作，但依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和矛盾。随着全球化对世界的席卷，各种思想文化交融激荡，在发展多元文化的同时要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种“一”与“多”的关系，既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又挑战党的开放勇气和魄力。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培养青年一代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任务，是异常重要而艰巨的。目前，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新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信息的传播和生成具有时代的新特征。在新媒体时代对国民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更密切的社会关注。其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人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的必要哲学基础和思想前提。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新媒体信息中作出正确判断和抉择的理论基石。无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以什么样的形式伪装自己，只要放到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去，就能辨别其本质上的意指。我们对新媒体平台上的敌对势力(以各种“摆事实”“讲故事”的形式)散布的思想言论(谣言)的清醒认识，不是来自于我们的闭关保守，而是来自于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来自于对共产党执政近70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正确理解，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百年以来社会发展之巨大进步的正确认识。实践已经检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有了这个根本的认识，新媒体上伪装成“爱国者”和“历史学家”的种种谣传就能不攻自破。其二，无论任何历史阶段，正确的理想信念都应体现人民性。“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10］有些学者在研究西方现代性的时候，将启蒙运动以来获得不断发展的(剥离神性统治的)世俗化进程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生搬硬套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认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才是“现代人”的文明标志。持这种思想的人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资本逻辑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驾驭，这是极端愚蠢和错误的。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在于为获得多少个人私利而殚精竭虑，应当为社会整体进步而付出艰辛努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最崇高的理想信念的特征和主要内容。其三，正确的理想信念应体现实践性。曾经指出:“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10］在新媒体平台上，客户端的广泛散布使得信息传播已然无孔不入［11］。各种励志传说在网络平台，青少年尤其对那些言之凿凿的励志典故不假任何质疑。在一些图书销售网站上，销量排名靠前的往往是那些励志书(时称“鸡汤文”)。一些人对这些“鸡汤文”热衷到痴迷的程度，却在生活中畏缩不前，遗忘了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优良传统，在臆想和虚幻的筹划中虚度光阴。正如所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9］

五、结语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激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开发使得意识形态的斗争呈现出了新的复杂格局。在这样的世情背景下，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意义得到凸显。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和论断曾经得到历史的检验，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在实践上，它指引过无数热血青年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不懈奋斗。在社会业已由经济压迫转向文化争夺的今天，信息手段主导的文化权力越来越大，在国际秩序和国内社会稳定方面，理想信念的缺失和动摇(或者潜在的风险)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关切。理想信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历史使命的履行、人类文明进步的推进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关于理想信念的思想之所以取得实践上的不朽业绩，在于其哲学基础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的保障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关于人的能动性的主体意识。正确的理想信念来自于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来自于人们对现实环境的能动反映，来自于生产生活实践的检验。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思想及其哲学基础，是当前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方法论(以及价值观)之历史文化根据。其中，关于“同志同谋”“知行统一”等思想，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红色文化传承的精髓。将新的时代特征赋以“新媒体”的标签，乃是基于“文化”在当前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而“文化”的技术手段在甄选“内容”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能力———“文化”被新媒体“把持”。这也就同样“把持”了当前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通道。但是，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及其哲学基础，使人们无论在何种复杂的格局中都能触摸到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根基。那就是关于“人民性”的立场和关于“实践性”的姿态。只有人民的实践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也只有人民的实践才能使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深入人心，并且成为强大的社会变革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何华征．新媒体时代人的生存问题的现代性解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作者:何华征 李懋君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