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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灵庙汉藏结合式正殿的建筑艺术

摘要:百灵庙是清时漠南著名的蒙古学问寺。历史上建筑规模庞大,在蒙古宗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百灵庙汉藏结合式正殿建筑艺术的解读,其建筑形态是蒙古地域汉藏结合式召庙殿堂形式在清初的延续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建筑及装饰特色,对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百灵庙;汉藏结合式;建筑艺术

1引言

百灵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①(简称“达茂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镇,原属清朝乌兰察布盟②喀尔喀右翼旗寺庙。

2百灵庙的历史沿革

百灵庙兴建于清政府大肆鼓励建庙的康熙时期。清初喀尔喀右翼旗驻牧达尔罕草原,也受到喇嘛教影响,但影响不大。康熙年间,受清廷政策影响,漠南蒙古诸部大兴藏传佛教,兴建佛寺。喀尔喀右翼旗第二任札萨克和硕达尔罕诺乃亲王率先皈依藏传佛教。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亲往五台山拜佛朝圣请经,并赴多伦诺尔、归化城等地和活佛喇嘛高僧共议建庙事宜;同时派员到西藏、青海、山西、大库伦等地考察,观访庙宇建筑样式,筹储建筑材料,遍访能工巧匠,为建庙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最终由多伦甘珠尔瓦葛根进行寺庙选址,并由归化城席力图召四世呼图克图那旺罗卜森拉布坦指导设计庙型和规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正式动工。从宁武、乌喇特、五当召、大库伦等地托运木材,从山西应州(今山西应县)、归化城请来建筑艺人,采用汉、藏两种方式,用时三年零二个月,建成了以朝克沁殿为核心的寺庙,是为旗庙。清廷赐汉名“广福寺”③,并赐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寺额,并盖有圣祖玉玺,同时赠送朱墨《甘珠尔经》贺礼。寺庙蒙古语名为:宝音巴达拉古鲁格其苏莫。因该庙建于巴吐哈拉嘎地方,所以蒙古人亦称它为“巴吐哈拉嘎庙”。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王位传至诺乃亲王第八子詹达固密④,由亲王降袭为札萨克多罗达尔罕贝勒,喀尔喀右翼旗改称喀尔喀右翼达尔罕贝勒旗(简称达尔罕旗)。广福寺也被当地蒙古人称为“贝勒因庙”,意为贝勒的庙。汉人讹“贝勒因”为“白林”,一度曾写作“白林庙”。后蒙古上层人士认为“白林”二字意义不吉祥,改取汉文“百灵”二字。从此蒙古人所称的“贝勒因庙”,遂用汉字定型化为“百灵庙”。百灵庙初建时喇嘛人数很少,到达尔罕贝勒詹达固密时,曾向清廷请求从外旗移入一部分喇嘛,另外还收留了一些云游僧侣。乾隆三年(1738年),百灵庙首次扩建寺庙,增加学部。先后在朝克沁殿北建却仁殿(法学部,即显宗学部);却仁殿东南隅建朱德布殿(密宗学部),朝克沁殿西侧建门巴殿(医学部);朝克沁殿东侧建洞阔尔殿(时轮学部),四大基础学部的健全,使百灵庙成为清代漠南蒙古地区著名的学问寺,培养了大量有学问的僧人。日本学者长尾雅人在其所著的《蒙古学问寺》一书中提到其访问北京雍和宫的喇嘛大札萨克时,喇嘛向他介绍了蒙古地区的学问寺,其中就有百灵庙的情况;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纶在其所著《蒙古的人和神》中谈到“这所寺庙之所以出名,还因为它培育了众多能成为古尔土木(蒙古语,即跳大神)的喇嘛。”朝克沁殿西侧还建有九世班禅行宫一座,为内蒙古王公德王为其所建,九世班禅于民国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4~1936年)间曾驻跸在此。关于百灵庙的规模,由于史料的缺乏,其殿堂具体数量众说不一。清人金辂的《西蒙政治核心的百灵庙》一文中曾有描述“基地面积周围约占四里,有大庙一座,中庙四,小庙十,均为本旗公共产业,庙之四周有塔凡十一座”。据载其总占地面积8000多m2,又被称为乌力吉陶亥(汉语意思为“吉祥湾”)召庙群。因其建筑群规模宏大,建筑物等级规格高,学部齐全而声名远播,历史上与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齐名。在清政府大力扶植藏传佛教的国策下,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近二百五十年里,达尔罕贝勒旗境内先后修建大小召庙十三座。百灵庙一度成为清代漠南蒙古地区的大庙。据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年),百灵庙喇嘛人数达到最高峰,约1500多人,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败,百灵庙境况也每况愈下;光绪二年(1876年),百灵庙有喇嘛1226名,据蒙古著名佛教史家达摩陀罗所著《白莲花念珠》中记载,到十九世纪末时,全庙有700多个僧侣;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喇嘛人数减至500多名;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9月19日百灵庙解放,此时的百灵庙只剩几十名喇嘛,一户只有门面没有货物的商铺和22户曾为庙里服务的匠人。从民国二年(1913年)开始,百灵庙经历了三次焚毁和修复,第一次在哲布尊丹巴称帝后,蒙古军与北洋军的交战中,朱德布殿、门巴殿被毁,后又有甘珠尔庙、麦达尔庙被毁。后在第十一代札萨克达尔罕旗王云端旺楚克主持下,从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经历14年时间逐步进行了修复。第二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与德王蒙古军的交战中,寺庙严重受损,后在该庙昌斯德巴拉珠尔喇嘛主持下,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间,进行了修复。第三次在“文革”期间,以“破四旧”为名,寺庙遭受毁灭性重创。“文革”后在旗党委政府的关怀下,朝克沁正殿及所在院落得以修复。今百灵庙主体建筑只存留朝克沁殿、却仁殿、丹珠尔殿、甘珠尔殿、天王殿、九世班禅行宫。现存规模与鼎盛时期差之千里。

3百灵庙的选址与布局

庙址选在峰峦叠嶂,气势峥嵘的乌力吉陶亥,康熙帝因其为要塞通道且地势险峻,改名为“巴图哈拉嘎”(汉语意思为“坚固的关口”)。依照寺庙择于依山傍水之地建造之说,百灵庙所建之地周围为阴山余脉大青山,艾布盖河和塔尔浑河在此合流于女儿山,呈现二龙戏珠之势。因该地区同属土默川地区,地势平坦,因此百灵庙建寺选址环境与归化城的大召、席力图召相同,属平川建寺形式。百灵庙最初兴建的以朝克沁殿为核心的寺庙布局,由于资金、人力、物力等相关问题,寺庙规模不是很大,所谓的效仿汉式寺院的“伽蓝七堂”形式并未真正展开,只是通过山门(与天王殿合二为一)、正殿、东、西配殿形成闭合的合院建筑形制,这也是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早期布局的常规手法,后期随着寺院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始围绕朝克沁殿主体院落在周围建殿及各种用房,形成大大小小的独立院落,呈群聚态势。各大学部拥有自己独立的院落,各院落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同时通过院落围墙上的小门与与朝克沁殿院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百灵庙旧有图片看,整个建筑群落分布具有藏式的散点分布特征,建筑群中汉藏结合式、藏式、汉式建筑形式皆有,各建筑类型按照一定等级规制进行建造排列,彼此杂糅,这是寺院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扩建后的结果。寺院最外围矗立11座藏式佛塔构成百灵庙寺庙群落的隐喻边界。

4百灵庙正殿外部设计及装饰

百灵庙正殿为朝克沁殿(俗称千佛殿),是整个百灵庙建筑群的中心(图2),相当于藏族寺院中的措钦大殿,是全寺僧众集聚举行法事活动的场所。朝克沁殿建筑面积约1500余m2,其并未如其它召庙的正殿要通过几进院落才能直见,而是穿过天王殿,即见正殿。二者间有较宽阔的广场区域,用于寺庙的法式活动,从旧时影像上可以看到,在举行麦德尔节⑤时,这片区域是寺院主要活动场所。正殿初建风格即为汉藏结合式,仿归化城小召式样。小召今已不存,只剩一座过街牌楼,但从旧时影像中可以清晰看出,小召正殿也是一座汉藏结合式殿堂,其建筑形态明显仿自大召,与现存的百灵庙朝克沁殿相似度较高。从《蒙古的人和神》一书所附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百灵庙朝克沁殿的历史风貌.正殿坐北朝南,坐落在高约0.6m的台基上,前有较为宽敞的台明出沿。整座建筑实由三座单体建筑从南至北接合而成,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分区上从南至北依次分为门廊、经堂、佛殿三部分(图4),空间依次相套,层层内推,最终形成空间高潮,终点为高大独立的佛殿空间。这种空间构成思路与明代大召正殿完全一样。屋顶皆为歇山顶,形成近似“勾连搭”的屋顶形式(图5),其中佛殿为重檐歇山,以彰显其核心地位。在各屋顶正脊中心皆置有象征佛法的塔形“甘珠尔”,两侧设龙吻,其造型柔曲硕长,佛殿屋顶山花装饰有代表日月相照的赤铜“甘珠尔”,并在中心开窗,成为山花的另类装饰(图6),在木质博缝板上安置有简洁的如意状悬鱼。屋顶皆覆灰瓦,在殿脊装饰砖雕中,全部采用高浮雕牡丹花卉装饰,并呈花红叶白涂色效果。正殿门廊二层,属于凸门廊造型。面阔五间,进深二间,梁枋处不施斗拱,设十二根朱红圆柱,其中门廊东侧柱间设有从室外通往二层的楼梯一部。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方大曾拍摄的照片中可清晰的看到门廊处左右对称的两部户外楼梯,今只存东侧楼梯。与常见楼梯设于正殿经堂内部西侧不同,因经堂整体一层,不需楼梯,楼梯只为门廊二层所设,目前所见到楼梯外设的只有百灵庙正殿一例。门廊二层出平座,四面皆菱字格隔扇门窗,无实体墙面,内为小型礼佛空间。二层檐下设有檐柱,但檐柱较为纤细,柱形方圆多变,雕饰繁缛,连接的栏杆镂空横挡出现有菱形、方胜形、锦地形等多种纹样。正殿外部的藏式建筑特征主要表现在经堂部分,围绕经堂东、南、西、北四面以夯土砌筑藏式墙体,外包青砖,墙体有明显收分,采用全顺形式排砖,顶部边玛墙与墙体下碱之间墙体涂以白色,形成自上而下的“灰-白-灰”三段式色彩效果。边玛墙上下皆作砖制仿檐椽结构,檐口覆瓦装饰,其中滴水与圆形椽头涂以白色。中心长方形装饰单元内未填充边玛檐草,而是以砖代草,采用一眠一斗的方式贴砖,并涂以赭红色,南向每长方形单元中心置十相自在铜雕饰物,两侧置素面铜境。东、西、北侧墙体顺延此种形式,只是长方形装饰单元内不施任何装饰。墙体平顶角隅早期曾立有高大的铜质经幢,今已不见,只见苏力德。为疏散平顶上积水,在一定位置伸出长长的铁质滴水。在藏式墙底处对应木柱间隔设有采用筒瓦拼接的装饰气孔。经堂中心设藏式板门,门框处虽有纹样装饰,但未见常用的堆经、莲瓣组成的多层“摞活”装饰带。板门两侧墙面上各设一扇汉式槛窗和二扇藏式盲窗,藏式盲窗窗檐扣灰瓦,两侧饰深灰色宽带。与经堂相比,佛殿完全是汉式宫殿建筑形制,在墙外侧绕建围廊一匝,共18根圆柱。围廊与经堂后壁连建,并于东、西隅辟小门,通向外边围廊,用以信徒转经之用,这种“副阶周匝”的形制在入清后随着转经仪轨的弱化,在同类型的殿堂建筑中也逐渐弱化直至消失,但在清早期仍然被沿用,百灵庙正殿即是实例。

5百灵庙正殿内部空间及装饰

百灵庙正殿平面形式与土默特地区建造的第一座汉藏结合式大召正殿平面特征基本一致。平面呈“凸”字形,前置一经堂后设一佛殿。经堂平面呈方形,佛殿面积缩小,亦基本呈正方形,在佛殿外围设转经道。在经堂北墙角隅各开一门,通往室外转经廊道。这种布局带有明显的仿效特征。在《蒙古学问寺》一书中,绘有大召、小召的正殿平面图,将三者进行比较,可见其间联系。经堂面阔、进深俱7间,空间内均匀排布36根圆柱,形成6×6的柱网关系,这种柱网组织明显取法于藏地,而不同于明末大召采用的减柱之法,殿内以最后一排水平柱中间的4柱为边,向南推进,形成4×4柱网撑起的方形高大垂拔空间,满足藏地措钦大殿中的“都纲法式”之说,但垂拔空间并未居中设置,在凸起部分的东、南、西三侧面开高侧窗以解决内部的通风采光问题,常见的“都纲法式”经堂二层取消,大殿实为一层。经堂内形成“回”形室内转经道。垂拔空间外围的室内顶部采用平棋吊顶,垂拔中心区域顶部未采用常见的平棋吊顶,中设藻井形式,而是直接裸露梁椽,现圆柱柱头与梁、檩、枋间皆绘多彩纹样,殿内圆柱红漆彩绘,最初都应包裹有龙纹的柱毯(图7)。平棋顶处柱与枋交界处有宽大厚实的替木连接。百灵庙不设活佛,全寺最高首领设锡勒喇嘛(首席喇嘛)一人,庙中政教事务由锡勒喇嘛(法台喇嘛)、大喇嘛、格斯贵喇嘛⑥管理,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据载经堂当初正中设有锡热喇嘛主持宝座一处,西侧设大喇嘛座席一处,东侧设格斯贵喇嘛座席一处,并配有法棍等刑具。中心地板上排放着12-14对坐榻,每座配有方形坐毯一块,是僧众诵经座位,周围摆放各种法器及经卷等。经堂与佛殿相连,其过渡空间较同类型的大召正殿、席力图召古佛殿不同,此处经堂与佛殿实有一间的距离,靠东、西墙体围接,并且地面起有近0.2m的高台,清晰划分了经堂与佛殿的界限,而非前二者只是一墙之隔,是经堂与佛殿间关系处理方式上的一种变化。佛殿南墙除去两侧的东、西墙体,中心列4柱,每两柱间有4扇六抹隔扇门,共12扇,上部格心现为斜方格纹,下部裙板无纹饰,据载隔扇门窗扇上曾有用蒙文刻着的“广福”、“博缘”、“安乐”、“恩惠”、“享福”、“道教”等词语,说明现状已非原物。佛殿面阔3间,进深3间,通面阔、通进深各约10余m,最高处约14m。空间中心立有4根圆柱,直通顶部。顶棚采用平棋顶,在四柱间设有四方形藻井,南侧高窗采光,地面同经堂,铺不规则条木地板。现殿内供奉三世佛,东、西壁前供奉八大菩萨、马头明王、金刚手塑像,皆为后人重塑。据载佛殿原供高约6m的三世佛像,此外前面还供奉迦叶、阿难泥塑立像,宗喀巴及其弟子扎拉色布吉、海拉布吉泥塑坐像,东、西两侧供奉文殊扎穆扬、大势主查格达尔、千手千眼观音江赖斯格、色宁宝、热娲那木锡勒、那木凯宁宝、金巴、公德桑宝、达木仁等18尊的泥塑坐像。佛台前摆放有长一丈、宽三尺的大供桌,上面摆满供器,今旧物已不存。百灵庙正殿内部空间彩绘、壁画皆为后人重新装饰所绘,据现在庙中生活的喇嘛所言,殿堂内装饰由后世工匠依据老喇嘛记忆重新绘制,其中有多少贴近原有状态,不得而知。因此对于殿堂内现有彩绘、壁画这里不做探讨,但据记载,殿内墙壁上曾绘有金刚菩萨、马头明王、千手千眼观音、长寿佛等壁画,经堂东、西两壁绘有佛传图12幅,南面壁上绘有大黑天、大红天、吉祥天母、黄财神毗沙门等,其题材常见,但由于没有任何遗存,其绘画艺术特征不得而知。

6结语

历史上百灵庙不仅是漠南蒙古地区规模最大,住寺喇嘛最多,影响最广泛的藏传佛教寺院,同时该地区因寺成镇,百灵庙镇成为达尔罕草原商旅云集和物资的集散地,素有“草原码头”之称,是内蒙古北部政治、经济、佛教活动的中心。由于周边有通往漠北、新疆等各地的九大隘口(当地称为“九龙口”),因此历史上百灵庙地区成为古代塞外重要的交通要道及军事重地,屡受战火摧残,大量的寺庙建筑或毁于战火或在“文革”中被彻底摧毁,百灵庙的汉藏结合式正殿也是历经磨难,几经原样修复,“文革”中被当作仓库才得以保存,实属不易,为后世研究该地区的宗教建筑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其建筑形态保存较为完整,虽然与大召正殿在建筑形态、内部空间上多有关联,但实则在某些方面已悄然发生变化,可以看作是明晚期在蒙古地区出现汉藏结合式特征殿堂后,在清代早期延续和发展的一个类型代表,符合建筑形态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百灵庙兴建之初聘请匠人多来自山西应县、归化城等地,因此其建筑营造做法多采用山西地区民间建筑做法结合藏传佛教对于殿堂设计的要求杂糅而成,中原汉地民间建筑风格特征浓郁,并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建筑装饰细节的繁缛琐碎,具有一定特色。如今百灵庙镇已发展成为新兴的草原城镇,而百灵庙依然是镇里最古老的存世建筑,如一位垂垂老者见证着这方土地日新月异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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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奋生著.百灵庙巡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9]曹志高编.老包头印记[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莫日根 赵百秋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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