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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科学技术的人文品格及自信精神

[摘要]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它对人文品格及生活自信的塑造,对公平意识和自由精神的推动,对创新要求和发展信心的确立,构成现实活动和诗意生存的基础,其中所寄托的精神内涵是人们追求理性和创新发展的愿望。科学的人文品格包含着对社会发展的自信和责任,包含着唯物观点和辩证态度,但其负面效应也是明显存在的。

[关键词]科学技术;人文品格;自信精神

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最直接的推动力,这种力量影响着文化自信的一般形式和特质内容。早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既是人们改变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愿望表达,又是文化模式的再塑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不仅使地域性的文化联成一体,也在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信念。“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1]在人类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科学技术所秉承的理性、宽容、规范、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精神,构成社会的重要品格。

一、科学技术的信念支撑与诗意生存

科学技术在拉近人的“背景”的同时也扩大了人的“前景”,许多旧有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从人们的视野中消褪,新的思想认识在生活中纷纷登场,甚至从实体化形式转向虚拟化生存。在科技的影响下,人“自由”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达“自由”,都有很多争论。在支持者看来,科技推动下,人们的精神可以任意驰骋,身体可以自由支配,语言可以无拘无束;在反对者看来,关于自由的认识和实践不能“横无际涯”,因为技术发展带来的自由是有限度的,生存能力扩大与生存空间被挤压是并存的,表达自由中存在着很多隐忧和困局,行为自由中经常夹杂着不良效应。科技带来的自由权利变化,在不同的背景下映衬出人类认识的不足,理性与非理性并存、人性与非人性共舞,它“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2]。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诗意生存”不能理解为人的“住宅”的优美,也不单指人在诗的活动中的基本维度,诗意生存是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的真正表现,还与怀恋和留住乡愁有关。因此,诗意生存与诗歌、文学有关,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吟诗作赋。人在这个世界上“充满劳绩”而又享受这些“劳绩”带来的恩惠,人创造技术又能得到技术的合理回馈,这就是诗意生存的一些表现。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器物制造、制度规约、生活实践、休闲娱乐等方面,会出现双重效应:一方面是技术生存体验的加强;另一方面是逃避意识的增强。器物创造上的繁缛化与符号使用的简洁化、生活的审美化与语言的审丑化、表现上的精英化与流行中的平庸化交织在一起,原本无价的诗意、无价的艺术以及无价的精神,都在技术的发展中被商品化和价值化了。“现代人文思想的焦虑集中在人的诗意栖居之维被人的技术所破坏、所挤压、所蔑视。现代人越是张起现代技术的风帆,任自己的肉身之舟荡漾欲海,现代人文思想就越要充满忧伤地踏上返回人类诗意家园的道路。”[3]6人们关于古老生活环境的追忆和歌吟,是在技术语境中重新编织起来的合欢之梦,对技术的批判成了回归诗意家园的重要途径。农耕时期的田园诗情画意是技术不彰的情况下形成的,雨雪霏霏、杨柳依依、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都是诗意生存的素材,关雎之爱、才子佳人、花前月下、金榜题名也经常是被歌咏的内容,河上老水车、塞上的旧风车、时光剥落的古城墙、浪淘风簸的黄沙,都可以成为诗意生存的见证。那个时候,技术的沉默主要是因为其规模、其影响、其前景没有形成宏大气势,它仅仅是人们“善假于物”的最初表现,其不少内容在被官方道德化、政治化和功利化之后,才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形而上”支配和影响了“形而下”,是诗说技术而不是技术说诗。“政治、道德和诗在古代是立法者,技术则被规定为守法者,诗与技在这样的以人文为本的价值铁则之下相安无事,因而能保佑古人在诗意与技术生活之间生活时,始终泰然处之、甘之如饴。”[3]4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和诗意恰似一对怨偶,既矛盾又难以割舍,彰显技术生活会减少诗意生存,彰显诗意生存会抑制技术活力。在现代性的维度上人们重视的是具体的生存时空,在诗意生存的维度上人们看重的是精神性灵的栖居之所。由此,技术生存与诗意生存就有了取舍的关系。追求高效生活和舒适环境的意向,会将技术生存发挥到极致,而将诗意生存的空间一再压缩,以至于到后来难以找到一个真正可以歌咏的素材。在征服性思维感召下,不同类型的技术文化有了大致相似的选择:即便是诗意随风飘逝,也不能让技术生活失去话语机会。把现代与古代比较,可以看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古代诗意生存的文化语境已不复存在,而从古代生存环境中也不可能推导出现代生存的语境。以技术的诗意化来说,“人以诗意化态度对待自然,自然就会不断注入人文精神,人性、物性与自然就会在一个新的高度达到和谐统一与自洽,技术的发展也将会回到应有的、恰当的轨道,没落了的技术的本质得以回归,技术的非人性效应问题便寻到了可能解决的出路。”[4]因此,圈定技术边界,固守思想底线,使技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相促进,是理论和现实提出的要求。语言学的发展中,“诗”和“诗意”是关注的基本前提,如何将思想和诗缝合在一起,通过诗歌找回失落的内容,实际上是将思想归属于诗的时代之下。在这个令人痴迷的时代,一方面其残缺会使我们陷于虚无,另一方面其真实性又有祛魅功能。“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泛化的技术为特征的新时代,这些技术以非常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5]2现代科学以其不断创新和发展拓展着人的身心存在的深度和广度,让人体现比以往丰富得多的福祉。“高峡出平湖”的奇迹,“巡天遥看一千河”的体悟,在过去只是神话传说和想象故事。在当代技术环境中,一些人变成了机械的一部分,他们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却殊少精神气象,也不再想诗意生活。人们对世界看得越透彻,理解越深刻,就越显得无诗意,诗意生活作为一种精神享受离人们越来越远。于是,无诗意的世界就成了无意义的世界。如果说,技术的价值在于效率,技术理性是一种态度,技术的兴趣在于解决问题,技术的目标在于控制自然力量和社会制度,那么,这些作用和目标之后的目标是什么?笔者认为,技术是前瞻的而不是后观的,它的意义和精神在于勇往直前,任何试图拉住技术进步的想法都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诗意是后观的也是前瞻的,在技术面前灰心丧气不是现代人的精神气象。因为守望或追寻古代诗意栖居方式而在思想和心灵上表现出孤哀无告的态度,是绝望者的形象;把握技术时代的正面价值、洞晓其负面性内容而采取积极的态度,是坚定的守望者形象。“现代技术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坚不可摧的铁笼。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充满着问题但可以从内部加以改变。”[5]5既然有诸多方面被认识遮蔽,那就要在认识上实现解蔽。在技术生存和诗意生存之间、在技术法则与自然法则之间如何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指明了出路。“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化。”[6]今天,我们说留住乡愁,不仅是对历史的眷恋,更是对未来的自信。

二、科学技术的精神品格与社会表现

一是科学的公平精神和宽容态度。关于公平精神的起源,人们曾经提出过“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相对于封建专制社会,资本主义的平等要求及实践确实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只要我们追寻一下背后的动因,科技功不可没。近代科技的进步,为人们追求公平增添了新的力量,“普遍主义”理念被多数人接受,这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自信,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技术在本质上超越了一切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而显示出公平意识,就宽容而言它超越了任何形式的宗教。神权、专制以及被神化的人的权威,都要在真理面前重新考量。科学鼓励创造和超越,是不断向未来迈进的重要条件,使诸多领域中的平等精神得到加强。科学的公平精神和宽容态度是以制度完善为保证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原则和奖励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它要求以辩证平实的态度对待不同观点。科学发展中,改革和创新起初都可能是少数人的主张和举措,甚至有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情况下,科学的美德与风度极其必要。科技领域的是非功过,不应以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评骘,公平与宽容、规范与程序是必须纳入思维范围的。科学没有必要“文人相轻”,更不能颠倒是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后来者,是需要经常保持学术民主和自信精神。二是科学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要求。科学发展中并非单纯地继承某些内容,而是在此基础上将有关思想推向远方。通常情况下,它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全盘抛弃,当然也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完全不自信。科技的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信心。《天体运行论》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和对新宇宙观、世界观的确立,维萨里的人体结构理论对灵魂复活的否定,法国启蒙运动是对宗教以及专制的反叛,都是面向实际、面向自然的批判性态度。可见,科技引导着人类精神生活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它所倡导的民主是对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在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推动下,“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7]418与此相应地,“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8]228技术领域中每一个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总能开启人的思想征程,一个领域内的研究会激发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人类对生活事项的追求,总能成为技术探索的动力。免除疾病困扰的愿望,免除饥寒困扰的愿望,免除思想困扰的愿望,总能使技术一直保持其生机和活力并能激发创新精神。三是科学的人文精神与社会协作。无论是分工还是协作,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管理理念的变革。“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9]近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它巩固了历史进化的各个层面,将社会大众的作用明显地呈现出来。它改变了社会的教育方式,加速了信息传播,拓展了社会意识,使得多部门的分工协作成为必要和可能。而分工和责任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融为一体,由此产生的行为科学理论不仅关注经济效益,也关注社会效益和人的发展。关心人、尊重人、培育人的理念充实和丰富了科技文化的内涵和范围,在制度、规范、价值观的综合运行中,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自觉。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消除愚昧的历史,是积累文化自信的历史。科学技术本身是一种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的文化。恩格斯在分析科技对文化的影响时指出:中世纪文化领域的扩大是同当时逐步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和当时的技术进步有“伟大历史联系的”,这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8]262。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科技影响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摧毁了封建的物质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从另一方面看,文艺复兴是当时物质生产方式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那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表现出极大的发展潜能和杰出成就,那时的学者如群星璀璨,他们用舌和笔,用剑,或者两者兼用,成就了“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这是当时自信心的表达。

三、科学技术的生活映像和辩证态度

理性是科学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人们在不断地克服非理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古代的自然哲学包含着朴素的理性精神,是在对自然界的直观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感性知识,这是自立意识和自主精神的凸显,是尝试对身外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把握的探索。这种理性精神和规范思维标志着人类从盲目崇拜和迷茫混沌中走出来,开始确立起理解自然界构成和发展规律的信念,许多人不再以神话、传说或上帝来诠释自然现象,而是希望接近自然和倾听自然的述说,把握自然的奥秘和规律。尽管宗教哲学带有很多非理性色彩,却不能完全排斥科学精神的发展,它对神学的自信中掺杂着对现实社会的信心,甚至在宗教的改革与完善中也推崇和发扬理性的内容。文艺复兴后期,那些智者为行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准备了方法论和理性工具,其后,“科学理性”和“理性科学”成为科学精神的必要素养。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态度,承认自然界可知性,把它作为理解事物的前提,承认自然界的变化性,把它看成理解有限与无限的基础。以系统方法体现科学理性,不论是归纳还是演绎,不论是分析还是综合,不论是唯名论还是唯实论,也不论是二分法还是辩证法,都是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提出和总结的方法,其中也有自信精神的体现。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就是规范,其中的定理、公理、公式、法则、原理等就是基本规范的表现,它在学科知识上要求人们用科学的规范来理解,在外部行为上要求人们遵守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科技在社会中的作用是通过一系列的渗透实现的,它可以渗透到社会主体中,转化为主体的生产能力和运作能力。科技力量在社会中的渗透作用是通过传递、转化、创新实现的。“我们一直面对着两种技术所赋予的力量,它们使负面的具体普遍性实际上成为可能。任何一种技术所带来的自作孽的人类灭绝的力量,已经使技术的放大效应成了全球性的力量。”[10]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表现在对生活样法的重构、对生活意义的重释以及对生活目标的重置等方面。对生活意义的重构是指构建形式、构建方法的变化,在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可能性面前,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方式都发生很大变化,在旋转多变的社会中,许多“漂泊的心灵”在追问“我是谁”,“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价值如何表现”,观念的碎片化造成思想凌乱,迫切要求人们把散乱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现代技术就责无旁贷地成了散乱元素的黏合剂。生活中,观念的冲突和碰撞都被掺入技术因素。在这些变化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社会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是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尽管政府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实现生活上的高度一致,却难以在思想和价值观上达到高度一致,它还需要通过现代技术回答人们提出的现实问题。对生活样法的重释也就是对人生意义的回答。技术环境中,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都在增多,尤其是那些非理性行为被冠以科学之名时,危害更大。一种技术形态意味着一种生活模式。“我们不是通过和确定工具的属性发现它的不合用,而是靠我们使用它的交往寻视。”[11]被改变的“生活样法”要求人们努力适应加快了的节奏、加快了的频度和加快了的生活,生活的简约取向成为常态,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广告文化等,都在技术的推动下迅速变脸。对生活目标的重置,源于以前目标和设想解题,充满乌托邦色彩的设想让位于更现实的构想,形成新的价值空间和发展目标。但是,一些人从技术的两面性出发,预见了技术“恶托邦”带来的结果。科学技术在生活中的工具化,在掩盖了生活世界旧的维度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视角,一端是知觉与实践的具体和深化,一端是掏空了知觉与实践的空灵世界,二者在技术语境中构成一种悖论。这样的情境中,对生活的修正有两条途径:一种是对原有标准或程式的修正;一种是对现有情景的重新定位,最终的事项被归结到价值选择及其实现方式上。“事实是负载理论的;理论是负载价值的;价值是负载故事的。”[12]在虚无主义阴影里兜圈子是不行的,问题的发展和解决还要在现实中寻找。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是生活世界的重要事实。在国家层面上,统治阶级通过技术来贯彻官方意识形态,已经是各国公认的有效手段。在这里,国家战略、公共政策、价值选择、法律法规、治国理念等,都会借助现代技术来贯彻和传播。在生活中,技术也是传播思想、知识的重要载体,学校教育、公民活动、大众文化等,都借助科技扩大其效应。“从它被发明那年起,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无数人靠到处展示这种发明谋生。无论男女老少、社会地位如何,人们怀着惊讶、诧异的心情,观看这个自然的奇迹。”[13]如果仔细审视,不难发现,不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科技,就连日常生活也和科技紧密连接起来,它在不经意之间表达着官方的价值取向。在国际层面上,意识形态较量也经常依靠科技来实现,借助科技不仅可以获得有关机密信息,也可以有效进行思想渗透、价值渗透以及宗教渗透。这种情况下,技术成了文化入侵的载体,而技术领域就是进行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在日常交往中,一些国家借助高科技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传播到其他国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意识形态演变。当今世界中,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没有停顿过。一些西方国家在技术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以各种技术手段展开文化攻势,其目的是为政治目标服务。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的技术化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广泛关注。19世纪末,在社会制度出现危机时,反知识主义也甚嚣尘上,技术、哲学和意识形态开始被一些研究者作为整体性问题来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哲学家们和形而上学理论家们自己首先铺平了道路,使人们有可能替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在神人般的领袖指导下采取残暴手段的思想———辩护。”[14]5处在文明和愚昧共生的时代,技术因素和江湖骗术都可能侵入思想领域,其中的神秘主义和抛弃理性的倾向经常成为政治动荡的因素。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会在意识形态的发展中打下印记,其结果又会反过来加强上述方面的能力,其中也会包含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积弊和偏见,由此造成的负面结果也是明显的。“有些人的确一片好意,诚心诚意地要帮助人类利用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他们的这种和平性质的活动也有其坏的一面。”[14]13现代社会中,要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就要正确处理它和当代意识形态的关系。科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面对各种矛盾或悖论,它必须解决好自身诸多问题。如要解决好把神秘的科学转化为世俗的科学问题。科学的枯燥形式和一本正经叙事方式,使不少外行人不愿接受或抱有排斥心理,而科学工作者的专业语言也给科技增添神秘色彩,这给科学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带来很大困难。如何使科学的内外界融为一体,如何把科技的推广与历史、传统、文学等结合起来,如何将科学描绘的世界面貌清晰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是科技文化普及中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社会发展的一方面是由人的自觉创造实现的,一方面是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的,人们要认识和改造世界,就要认识世界的有序性和新奇性。“人们必将认识到科学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经济和工业制度使得、或者说应该使得文明保持下去。技术不断改进的过程使得生活的范围和便利不断扩大。科学理应使技术本身不断发生不可预料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是否适应人类需要和社会需要,可以说明科学适应于其社会功能的程度。”[14]483就未来发展看,人们能在科学中学会自觉服从共同的目标,又不丧失他们的个性;人们的工作离不开前人的积累和同事的协作,而且会对后人的工作给予启示;人们在自愿合作中确定自己的位置,用自为精神的滋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彰显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使人们对社会科学和哲学体系的构建有了现实可能性。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难以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有效解释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在唯物辩证方法提出之前,那些旧哲学难以胜任指导自然科学的全部任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没有得到合理地展现和确证,以至于认识上不是相互促进而是纷乱不堪的,不是有机联系而是任意割裂的。“我们很难拿到一本理论自然科学书籍而不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15]要从形而上学回归到辩证法,就需要运用自然科学揭示事物的真相,揭示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使人们认识到事物对立面的转化,认识到变化的永恒性与相对性,认识到否定之否定的进化道路。科学的发展中,过去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的内容,随着认识的深化被确立了不同形式的关联。或许在16世纪以前人们没有认识到蒸汽机的出现以及它所带来的新气象,或许在17世纪以前人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对雷电的认识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7]16唯物辩证法是推进科学思维和辩证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它提供了认识事物的重要工具,所谓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形式与内容,都是辩证思维的体现。“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7]436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显示出一种自证和自明的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能够揭示事物发展的辩证唯物性质,辩证法则把这种辩证唯物性质系统地表达出来。即使那些不是系统研究辩证法的科学家,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就,与辩证态度是分不开的。信仰神学的科学家可以运用辩证方法,唯心主义者也可能在自己的行为中运用辩证法,甚至诡辩论者也把自己的表达说成是辩证法,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是唯物主义的。“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发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7]25唯物辩证法有助于科学地描述宇宙真相和人类发展规律,有助于认识事物“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7]461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在辩证分析中的作用在于逐步提出其中的“废物”以便净化其理论内容。正因为如此,列宁说:“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16]唯物辩证法在工人阶级政策和策略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任务、目标的确定,关于对革命形势和革命策略的制定,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形势的判断,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做出的分析和判断,关于未来社会及特征的认识,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结论,都是以科技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为基础做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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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兵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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