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放弃保八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放弃保八”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必然性

1．中国经济“放弃保八”的社会经济背景

总理3月5日在向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7．5%。这一目标低于2011年GDP增长速度1．7个百分点，也是自2005年来GDP预期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该目标与2011年GDP实际增长9．2%相比，更下调了1．7%。按2011年GDP总值471564亿元人民币测算，2012年GDP将减少8016．588亿元人民币。低增长并不代表危机，高增长往往潜伏危险。入世以来，除了次贷危机之后受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经济一直呈上升趋势，即便是最困难的2008年、2009年，增速也高于9%。对于中国来说，“保八”似乎成了一个底线。因为按照很多学者的计算，只有实现8%的增长，才能解决足够的就业，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2009年，为了弥补出口下滑引起的经济不振，政府果断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高速铁路、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达到了史上最高的程度，各省市为了抓住“机遇”获得项目和资金配套，一窝蜂“跑部进京”，推出了一个个庞大的投资计划。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了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强劲复苏，但负面效果随即展现，2010年初通胀即开始抬头。为此付出代价最大的是中低收入者，还有中小企业。加之人口红利接近尾声，国际性的财政、货币宽松直接抬高了资源品价格，中国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型企业的成本骤然增加;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房价也报复性上涨，生活成本上升，中低收入者频频叫苦。所有这一切表明，保增长不是最重要的。出路是什么?简单说来，出路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让各类投资齐头并进，让凡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企业都获得平等的机会。无疑，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和均等的市场机会，能够创造更多高效的企业，解决更多人的就业。据此我们相信，决策层主动调低经济增速，不再为了“保八”而“保八”，已经传递出积极的信号———以速度换时间。当然，这依旧会引发阵痛，如果增长减速，短期内就业、财税收入等都可能受到影响，但长痛不如短痛。［2］

过去，强调“保八”，强调经济增长要保持较高的速度，也没有错。因为，很多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克服。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中国提出“保八”的目标，也提振了信心与士气。可是，以当下中国经济47．2万亿元的庞大体量，以现在的增长方式，继续维持前些年的高速增长，恐怕要支付更大的环境与社会成本。另外，也应该意识到，多年以来，“努力把蛋糕做大”不可能消化所有的社会问题，“做大蛋糕”不能代替“分配蛋糕”。在发展中被掩盖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也反作用于经济，成为当下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经济增速目标下调还考虑到了今年的实际情况。就国内外情况看，中国经济还面临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最大的变数还是在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有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并进一步恶化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欧洲债务问题久拖不决，正在对实体经济造成危害，2012年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将是大概率事件。国内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已经显现，房价下跌的城市逐步增多，投机性和投资性购房需求明显受到遏制。总理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今年将继续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将对部分投资和消费需求构成影响，并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从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看，今年的投资和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消费总体上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其贡献不足以弥补投资和出口下降带来的缺口。就今年的具体情况而言，投资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至少会和2011年基本持平，也就是20%左右的投资增长问题不大，外加保障房建设，今年将有上千万套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这又是一笔庞大的投资。可以想象，地方政府和部分利益阶层会叫苦，通过各种渠道游说和唱衰，以希望宏观、货币、财政政策调整。因此，好不容易才回落到4%左右的CPI来之不易，要能保持住。何况巨额投资伴随的腐败成本、行政成本已经极度高昂，而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益却在递减。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自然是重要的，除政府主导的投资之外，并非没有其他良策。多为民营企业考虑，强制让国有企业从一些竞争领域退出来，特别是为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营商环境;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并降低各种费用，减轻企业负担。放弃“保八”已经迈出历史性的步伐，深化改革是必须的。

2．中国经济“放弃保八”的必然性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确立为7．5%，“放弃保八”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步初期，发展空间很大，也几乎不存在资源、环境瓶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有的平面上发展空间受限，资源、环境的压力随之加大，增长速度自然会适当放慢。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必须适当慢下来，太快了会产生很多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失衡、内需和外需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速度与产业层次的失衡，必须通过适当地放慢速度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单纯追求速度的模式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创新，这要成为常态，要跳出拼资源、拼环境的模式，要提高每单位GDP的技术含量和质量。

二、中国经济“放弃保八”的动因

1．中国经济“放弃保八”的具体原因

首先，在目前阶段，经济增长仍然主要靠对外贸易支撑，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益已处于递减阶段，而扩大消费内需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支持。以欧洲经济危机为代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中国外贸在今年仍然会面临许多考验。调低GDP增长目标，是建立在对外部环境清醒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其次，从单位产出能耗比看，不具备资源优势支撑的中国经济，即使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推进得再顺利，也很难保证经济一直保持超过8%甚至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资源瓶颈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曲线。再次，尽管CPI从去年下半年起开始逐月回落，今年的通胀形势将比去年乐观。但也要看到，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已重拾升势，发生新一轮通胀的几率又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不可能不考虑，仍要对通胀保持相应警惕。GDP不再“保八”，既是主动战略选择的结果，也是客观形势使然。主动战略选择的好处是，可以掌握经济软着陆的主动性，既可避免因增长而发生通胀，又可避免急剧通缩，同时能为经济结构的调整赢得时间。经济结构调整这些年进展并不算快。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GDP权重过大，迫使不少地方政府不得不把精力、资源都放在经济增长上，并忽视了对公共事业等领域平衡发展的关注。其结果，不仅是令粗放式发展大行其道，而且让需要发展资金的地方政府难以摆脱对土地等资源的依赖。降低对GDP的要求，对于地方政府选择更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对于环境资源的保护，对于完善政绩考核指标都有益。另外，也要看到:GDP增长的快慢，还会直接影响到就业岗位等民生目标的实现。因此，GDP降低的同时，其实对其他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社保体系、城乡不同行业、工种人员的平等权利实现等等，都需要提到一个更高层面上来，这样才能形成缓冲，避免GDP降速后可能发生的震荡，也才能打下可持续增长的底子。

2．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看我国经济“放弃保八”的原因

2012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5%，明显低于往年的8%。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看，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向发达国家前进的过程中，已经迈入其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典型的“二元”经济，而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与第一阶段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意义。［3］第一，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消化剩余劳动力，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正因为如此，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对减弱。第二，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可以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所谓增长是指产量的增长，而产量的决定取决于两大力量:供给和需求。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本身是一种需求，而且是经济学中的所谓自需求，即它还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它需求。从供给(或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角度看，投资本身也体现为供给的增加:投资通过建设新厂等方式提高了经济社会潜在的生产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投资意味着开工建厂，而要使新厂开工，必然要有新的工人入厂。于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此外，这样一种增长方式本身并不要求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即使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中技术含量不高，只要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经济也会在高涨的投资拉动下实现高速增长。

因此，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同样起到了消化剩余劳动力的作用。然而，在第二阶段，当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时，由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因劳动力的短缺而无法运转。现实中，这具体体现为工资的不断上升，从而加速通货膨胀。正因为如此，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化使得传统意义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从而敲响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警钟:当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完成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于由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体制改革和技术的进步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在第一阶段，宏观调控可以主要体现为以投资需求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管理。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和由高速增长的投资所形成的产能供给等)则不会对需求的实现形成有效的约束。然而，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由劳动力短缺所形成的供给约束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将更多地转向供给管理。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因此，在我国经济从二元的第一阶段向劳动力逐渐短缺的第二阶段过渡的转折时期，政府放弃经济增长量的追求而更多地对经济增长质的追求，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三、中国经济“放弃保八”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中国经济“放弃保八”，使得中国的贸易伙伴势必将受到不同形式的影响。基础设施、电力和出口领域的投资减速可能意味着钢铁、水泥、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进口增长放缓，进而可能对巴西、中东产油国、澳大利亚和其他主要大宗商品供应国带来冲击。在2011年，中国经济有所放缓，对资源生产大国如巴西和澳大利亚产生了影响。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去年第四季度澳大利亚GDP环比增长0．4%，同比增长2．3%，市场预期为环比增长0．8%，同比增长2．4%。巴西去年GDP增速仅为2．7%，而2010年为7．5%。去年初巴西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但下半年，急剧下滑，主要是受欧债危机和控制通胀政策的影响。巴西工业和贸易部数据显示，2011年巴西实现外贸顺差297亿美元，其中115亿美元来自对华贸易，占总数的38%。相比2010年，巴西对华贸易顺差增加125%。如果不是对华贸易支撑，巴西去年的经济很可能是负增长。今年中国经济“放弃保八”，会对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对华的出口增速将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全球经济而言，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一直以来是抑制全球通胀的主要力量。在2002年，日本人甚至抱怨中国输出通缩。中国多年外贸顺差积累起来的巨大外储，再次投入欧美债市，推低了全球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年来全球资产泡沫的重要推手。一旦中国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外贸顺差大幅缩水，全球经济真实利率都将上扬，相关风险资产都会随之下跌。中国经济一旦“放弃保八”目标，将会对全球经济和市场产生重大冲击。［4］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下调，也会在国内外带来新的机遇。一个更多依赖消费支出的中国可能会造成更少的污染、减轻全球对环境的担忧，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一转变还可能提振美国、欧洲和其他更富裕国家相关件产品、娱乐产品、旅游、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进口。中国经济在由出口投资向内部消费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对实际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全球无需过分担忧。政府主导下的内需将在未来5至10年迅速膨胀，由此产生的对商品、资源的需求会继续推动世界经济更快地发展。［5］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转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持续发展的阶段，将对世界经济起到稳定和推动的作用，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商机。当然，开始进入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能否做到长期稳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首先是能否做到扩大、提振内需。提出这一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外需下降，同时也符合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自然转型的规律，即从追求发展的数量转变为重视质量。从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角度来看，这对民众无疑是一个福音。为此，中国政府制订了一些相应政策，目的是在保持物价相对稳定的同时，提高收入水平，做到让百姓有钱花。但是，仅仅强调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如何通过建设惠及全民的社保体系、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民众在消费时减少后顾之忧也极其重要。因此，社会模式的演变以及如何根据自身实际借鉴其它模式，仍将是中国在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在这个方面成功转型，将成为中国能否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外，中国还面临怎样长久保持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挑战。三十年来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未能积极应对这一问题，以致在面对新兴经济体挑战时，陷入非常被动的困境。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全社会的参与才能解决。从中国政府宣布的相应措施来看，这一问题已经受到重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另外还有一个无论何种制度都难以回避的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做到社会公平。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表明，回避这一问题可能引起严重后果。

中国能否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处理好社会公平问题，不仅关系到自身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能否实现，而且不论从经济还是社会模式的角度来看，都将影响到世界的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如此巨大，其转型也好比巨轮转向，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既然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方向并表明了决心，我们期待政府这一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小结中国减慢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中国市场巨大，长久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并不实际，经济减速其实是发展的必经阶段。此外，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深，老年人口增多，工作人群相对减少，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中难以保持前20年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根基并不健康，甚至可能导致危机。中国的投资率过高，过分依靠房地产开发，CPI的增长挑战出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在此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降低投资率，增强国内市场的活力，重新找到平衡点，深入市场化改革，加强资本转化率，并从“只看GDP”转为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应该更加关注一个发展中的经济渐趋平稳的中国。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带动世界走出了经济低迷，一个经济稳定增长的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