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管理政府职能转型分析

[摘要]社区已成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单位，但相应的政府职能在社区的实现却略显滞后与粗放，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严重。随着社区自治组织与社区主体的多元化，居民公民意识与法治思想的不断增强，政府必须实现社区管理上的职能转型，探索出新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之路。政府要树立起“有限—有效—共赢”的职能转变目标，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转变；厘清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明确政府与其他社区组织的权力边界；同时与各社区管理参与主体建立起合作共治的社区管理模式，满足公民利益需求，实现社区福祉。

[关键词]社区；政府职能；转型；合作共治

一、城市社区管理中的政府职能现状

（一）主导性过强的“全能型”政府

在社区管理社会化的形势下，很多应当交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职能，政府依然大包大揽，尤其是社区文化、社区环境与社区安全等范围。另外，在人员设置与安排上，社区应该以居委会为主以合同方式聘任社会人员，并在经费上采取财政支持与社会化筹集相结合的方式。但事实上，社区工作人员往往是事业编制或者公务员编制，由政府主导招聘，造成了财政经费的紧张。从这个角度讲，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应只是“事”的转变，而是观念与“权”的转变。

（二）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政府对居委会职能定位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往往更像是政府的“派出机构”，而非自主进行社区自治管理的主体。在事务性工作中，居委会承担了大量各级政府部门的任务，成为了任务落实的执行层。另外，街道与社会团体这样的机构在社区管理中承担的应该是监督与考核的职能，但是在实际中却成为了接受政府考核的单位，导致无法有效地搭建起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桥梁，反受其咎成为众矢之的，大大挫伤了其工作积极性。

（三）政府对社区自治的保障不力

政府在城市社区管理上的越位与错位并不代表其本职工作的完美，恰恰是在行政过程中的“缺位”造成了更多的问题。首先是在制度保障上，并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配套法规，旧有的原则性宏观性的法规年代太远，已不能细致到指导具体工作，对一些新问题并不能做出及时调整，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了社区的发展建设。另外各级政府对城市社区自治并未形成系统的政策指导，没有建立起运行流畅的机制保障。其次是在对“第三部门”的培育与保障不到位，对社区的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没有进行有效的资助与组织，不论是资金还是政策激励都没有相应的系统倾斜，致使社会团体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不高。此外在公共服务提供上，政府依然不能提供足够保障，基础建设相对薄弱，社区内图书馆、活动室等建设由于资金等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性解决，使居民无法感受到社区的归属感，从而公民意识不能有效地实现向社区意识的转变，影响了社区管理的实效。

二、城市社区管理中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

政府要想改变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的越位、错位、缺位，必须进行着力于社区建设与政府主导的政府职能转变，其中角色的定位、关系的厘清与模式的选择格外重要。

（一）观念的更新：有限有效

政府在社区管理上的误区，尤其是大包大揽与直接经营的做法，根本在于观念上对政府的角色与职能定位不清。政府对社区的管理职能不必也不能体现在直接管理上，社区的自我管理与发展不会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恰恰相反，实现社区自治的和谐繁荣就是增强政府宏观控制力的途径和体现。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要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新问题，逐渐积累科学合理有效运用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进行社区引导与管理，事无巨细的包揽只能造成决策与执行的混乱。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在观念上实现更新，树立起“有限一有效—共赢”的基本目标。“有限”即政府要适当放权，退出社会和市场力量可以自发管理服务的领域，以政策制定与宏观调控为主，将“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有效”是指政府要着力于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以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提供软硬件保障，注重实效性；“共赢”要求政府职能实现过程中保障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调动社会各方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来，将利益分歧消弭在公平公正的政府行政与社区管理中，实现政府社会管理、社区稳定繁荣、企业经济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各方的共赢与和谐。在观念上，政府务必校正行政笼罩的政府定位，达到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社区利益的互动；构建起民本至上的政府观念与公共服务的职责定位，消除“人治”观念，在“法治”道路上寻求社会整体发展与社区、公民、企业利益的契合点，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政府目标。

（二）关系的厘清：权力边界

从关系上说，政府与社区应建立起政府指导下的社区自治关系，政府行政与社区行为之间相对分离，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来对社区管理进行指导，方式相对间接，其目的是协调社区各方利益并提供相应支持；社区的具体事务则是在社区自治组织与相关社会团体及公民自主管理下实现的，与政府部门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种社区自治并不代表社区脱离政府，而是政府扮演政策制定者、指导者和监督者角色，社区扮演管理者、执行者和受益者角色，二者之间是一种“政府负责规划指导、给予资助，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的关系模式。在关系厘清基础上需要明确认定的就是政府与社区的权力边界问题。居委会是宪法与法律规定的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关键还在于明确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的合法权力。2010年1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政府对居委会提供必要的经费与办公保障，委托居委会办理事务应实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对各类考核评比要大力压缩。这一原则性规定强调了政府作为国家强制力与进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社区自治组织之间明确分工又有机合作，二者应当在各自的权力边界内履行好职能。

（三）模式的选择：合作共治

现代化的城市社区管理是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公共事务，各主体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保证社区内公共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与主体间利益的平等，因此主体间应建立起平等互信互惠的关系，最终实现各行其道且有机结合下的共赢，这种模式就是城市社区管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从政府角度来说，合作共治模式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实现社区自治功能的回归与完善。作为法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由居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着居民的利益，肩负着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职责。政府应当依法合理规定居委会的功能与职权，使居委会不仅成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也“担负起协调邻里之间、社区组织之间、居民与社区各类组织之间关系的重任”，协助政府共同维护社区稳定与和谐。第二是要完善社区内中介组织与市场组织。各类社区服务类机构，如业主委员会、社区文化协会等在社区管理中已经凸显出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发育还不成熟，尤其是保障公民权益与组织公益活动上还有欠缺。政府在培育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积极加入到社区管理的同时，也要以合法合理的途径引入市场机制，将企业组织引入到社区管理中，发挥其服务的专业性与管理的社会性。只有充分调动其社会与市场的力量，才能更好的满足社区内公民多层次的需求。第三是要坚定政府主导性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思想政治优势对社区各类组织进行有效引导与协调，才能保证社区发展的方向，保障公民的权益。总之，政府社区管理职能的转变既非政府职能社区化，也不是社区建设的去政府化，多元化的社区合作共治模式下，政府将管理职能转为参与与协调职能，并引导形成有效的管理网络与体系，调动和发挥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社区组织、市场企业组织和党组织的社区管理积极性，为社区管理提供切实的主体保障，达成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实现社区福祉与公民权益的满足。作者简介：马旭红，女，1964年生，湖南洞口人，本科，副教授，工作单位为贵州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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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旭红 单位：贵州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