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的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一、税收筹划的起源与发展

（一）税收筹划的起源

从已有文献记载探源税收筹划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在当时，意大利的税务咨询业务中已存在税收筹划行为，意大利的税务专家地位不断提高，这可以是税收筹划的最早萌芽。税收筹划的正式提出始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SFAS109——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中首次提出“税收筹划战略（Tax-planningStrategy）”的概念，并将其表述为：“一项目满足某种标准，其执行会使一项纳税利益或营业亏损或税款移后扣减在到期之前得以实现的举措。在评估是否需要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估价准备及所需要的金额时，要考虑税收筹划策略。”以上表述较为准确地说明了税收筹划与税务会计的关系，尽管现代税收筹划的边界远远超出了SFAS109所定义的范围，但是税收筹划始终是税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有三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可以认为与税收筹划的起源有一定的联系：（1）1935年，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作了有关税收筹划的重要声明：“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如果依据法律所做的某些安排可以使自己少缴税，那么就不能强迫他多缴税。”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律界的普遍认同，税收筹划第一次得到法律的认可，成为奠定税收筹划史上的基础判例。（2）1947年，美国联邦大法官勒纳德•汉德在法庭判决书中勇敢地为纳税人辩护：“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以降低税负，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不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纳税人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税收。税收是强制课征的，而不是自愿的捐款。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纯粹是奢谈。”该判例成为美国税收筹划的法律基石。（3）1959年，欧洲税务联合会在法国巴黎成立，当时由5个欧洲国家的从事税务咨询的专业团体和专业人士发起成立，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其成员遍布英、法、德、意等22个国家。欧洲税务联合会明确提出“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是其服务的主要内容。

（二）税收筹划的发展现状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税收筹划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所青睐，同时也成为中介机构涉税服务业务新的增长点。德勤、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等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纷纷进军税收筹划咨询业。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自于税务咨询业务方面的收入额超过其总收入额的半壁江山，其中税收筹划已经成为税务咨询业的重要构成内容。税收筹划在我国起步较晚，这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已有税收筹划方案大多停留在“就税论税、单边筹划”层面，很多所谓的税收筹划方案并没有多少含金量，充其量只是依靠税收优惠或税制缺陷获取税收利益。筹划者较少考虑经济交易中其他契约方的利益诉求及非税成本的影响，当然也未从战略高度推进企业经营活动、业务流程与税收筹划模式的深度融合。目前从事税收筹划实务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学院派，另一类是实务派。学院派从税收原理出发，结合税制要素和业务流程分析税收筹划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致力于揭示税法中存在的税收优惠待遇或“税收漏洞”（Taxloop-holes）。学院派偏向于税收筹划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原理性强、逻辑结构严谨，但是，他们所设计的税收筹划方案与实务工作联系不够紧密，可操作性稍欠火候，在税收实务中往往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验证。相反，实务派从一开始就注重税收筹划方案操作的可行性。他们从税收实务角度出发探索可行的税收筹划操作；并力求从这些税收筹划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基本规律和方法。但是实务派的税收筹划缺乏原理性分析和方法论基础，容易陷入“一事一议”的局限，特别是在税制变革时容易完全失效。

二、税收筹划的学科定位

（一）税收筹划的理财性质

税收筹划本质上是一种企业理财行为，税负测算、税收筹划方案设计、税务风险控制都属于财务管理范畴。因此，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税收筹划应归属于财务管理。税收筹划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的目标与财务管理的目标具有一致性。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衡量企业价值最大化所采用的最重要的计量指标是现金流，而税收筹划的功能之一就是对现金流的管理，包括节约现金流、控制现金流、获取货币时间价值，并为财务管理决策增添税收因素。税收筹划与企业价值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从而使税收筹划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构成内容。

（二）税收筹划与税务会计的关系

税收筹划天然不是税务会计，但税务会计必然衍生出税收筹划。企业的税收活动离不开税务会计，税收征管依据的基础信息是税务会计所提供的，那么税收筹划依据的基础信息也必然来源于税务会计，税收筹划对税务会计产生强烈的依赖关系；不以税务会计信息为依据，税收筹划是无法开展的，税收筹划与税务会计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形成一种交叉互补的依存关系。关于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的关系，盖地教授有着精辟的见解：“在会计专业中，税务筹划可以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作为税务会计的组成部分。”查尔斯•T•亨瑞格更是一语破的：“税务会计有两个目的：遵守税法和尽量合理避税。”汉弗莱•H•纳什认为：公司的目标是在税务会计的限度内实现税负最小化及税后利润的最大化。在永无休止的税务征战中，税务会计只能算是一组“征战法则”……税务会计的目标不是会计，而是收益。其实，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算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从根源上讲，税收筹划是税务会计决策职能的衍生，其理财决策特征十分明显。

（三）税收筹划与法学的关系

借用罗马法谚“私法乃为机警之人而设”，其实税法作为公法也有“为机警之人而设”之妙用。从法律角度出发，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实务中对税收法规作严格解释，即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意味着税收筹划包括避税和节税。法学派对税收筹划的研究内容作如下概括：注重从司法原理上界定税收筹划（避税）的范围，通过控制经济交易的无数税法细节和例外规定来进行合法的税收筹划。法学派对税收筹划的研究主要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则的范式；在约束避税这种具有不确定性和超前性行为的问题上，普通法系在一定程度上比大陆法系有更大的约束力。这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税收筹划问题的研究和应用首先出现在普通法系下的英美等国家。税收筹划是一门新兴的复合型、应用型学科，融经济学、管理学、财务学、会计学、税收学、法学于一体。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筹划已经独立为一门重要的交叉性学科或边缘性学科，但归属于财务学范畴这一特征并没有改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税收筹划应归属于管理会计范畴，其理由是税收筹划不仅有着涉税会计决策功能，而且也给企业管理者提供相当丰富、有益的内部税务会计信息。

三、税收筹划的诱因与动因

（一）税收筹划的诱因

1.税收制度的“非中性”和真空地带由于各国经济背景不同、税收法律环境不同，税制的具体规定千差万别。为了实现不同的目标，各国规定了许多差异化政策，比如差别税率、免征额、减免优惠政策等，这使得税收制度呈现出“非中性”的特征，从而企业的经营活动面对税收契约呈现差异化的反应，理性的企业自然会选择符合收益最大化的税收筹划方案，并有意识地进行事前筹划和安排。税收制度是政府在有限信息条件下的决策结果，不可能对现实的所有情况、所有交易和事项产生约束，也难以对未来的情况、交易和事项作出规范，从而必然留下真空地带，形成税法空白。税法空白诱发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热情。纳税人利用税法空白进行税收筹划，是其追逐税收利益的一种本能反应。2.税收漏洞的存在在税收活动中，导致税制失效、低效的因素都可称为税收漏洞。税收漏洞可视为税制本身因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而形成的税制缺陷。从法律角度看，税收漏洞可分为立法税收漏洞和执法税收漏洞。尽管政府反对纳税人利用税收漏洞进行避税，但是不可否认，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税收漏洞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今后很长时间内都会存在。由于纳税人的数量是巨大的，对税法的解剖和考察是全方位的，因此只要存在税收漏洞，就很容易被纳税人识破并捕捉到。面对税收漏洞，纳税人不会无动于衷，也不能无动于衷，“只要符合规则，可以打‘擦边球’，钻规则的漏洞”。所以，税收漏洞的存在诱发了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利用税法中存在的逻辑矛盾和税制缺陷进行税收筹划，是纳税人追逐税收利益的一种方式。3.税收负担重、税收监管体系严密税收负担过重促使纳税人寻找有效的税收筹划方法以控制其税负支出，税收筹划既不违法又能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必然成为纳税人追逐税收利益的首选。因此，在税收筹划和税收负担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税收负担背后所隐含的政府的宏观政策意图是引导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路标，而税收筹划则是纳税人针对“路标”所做出的良性反应。严密的税收监管体系会形成良好的税收执法环境，纳税人要想获得税收利益，只能通过合法的税收筹划获取正当的税收利益，而一般不会、不易或不敢选择逃税避税行为获取税收利益。

（二）税收筹划的动因

1.理性经济人的选择理性经济人是指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理性的，即总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是税收筹划动因的理论支撑。理性经济人能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条件来判断自身利益并决定行为走向，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纳税人作为市场中的纳税主体，根据市场条件和税收环境理性地选择最优纳税方案，追求税负最小化或者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经济结果是其理性选择。理性纳税人减轻税负、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是其与生俱来的动机和不懈追求的目标。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纳税人总是在寻求这样一个结果，即在最晚的时间支付最少的税款。正如盖地教授所指出的：“纳税人在纳税理性的支配下，最大限度地寻求投入最少（纳税额与相关成本）、产出最大（税后利润、企业价值）的均衡。”2.税收法定与私法自治的导向税收法定与私法自治是税收筹划存在的法理基础。税收法定是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基本要求。税制的法定性越强，税收筹划的预期性越明确，税收筹划的技术、方法就越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私法自治则表现为公民个人参与社会活动、处分其私有财产权利的自主性。税收法定和私法自治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共同保证纳税人权利的实现。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利用私法上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自由选择权，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合法的税收筹划，是纳税人享有的一项正当的权利。3.利用税收规则的自由度纳税人作为税收契约关系中的弱势群体，虽然不能制定税收规则，但是可以利用税收规则，享有利用税收规则的自由度。因此，纳税人更好地理解税收规则，利用税收规则，即从现行税收规则中谋取最大的税收利益才是上乘之计。纳税人无法选择税制（除非移民到别的国家或迁移到国际避税地），但可以选择适用税制的相关条款，灵活利用不同的税收规则谋取税收利益最大化。

四、税收筹划的形成机理与博弈对局

（一）税收筹划的形成机理

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及其他内外部制度因素的推动驱使下产生了利益最大化需求，强烈的利益需求天然激发了企业的节税动机，所以从逻辑角度分析，本能的驱利动机使纳税人寻找降低税收负担的各种手段以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和代表政府税收征管的税务部门目标的差异性将引发一场激烈的博弈对局。博弈结果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企业选择了非税收筹划手段而遭到税法的严厉制裁和处罚，随着税收监管力度的加大，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收益很可能无法弥补由于处罚导致的利益丧失；二是企业选择税收筹划行为，使企业通过税收筹划获取的利益能够弥补并超过所耗费的成本。税收筹划与税收监管实际上是一对相互促进的矛盾体，税收监管为税收筹划提供了法律保障，税收制度的变革又指导着税收筹划的顺利实施；税收筹划活动为税收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指明了方向。上述博弈过程导致了税收筹划的产生，这就是税收筹划的形成机理。

（二）税收筹划的博弈对局

征税与纳税是一种永恒的、高智商的动态博弈对局，我们经常用“渔网理论”来刻画征纳双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渔民编织渔网出海打鱼，打鱼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漏网之鱼。鱼之漏网，归因于网眼过大或渔网破损，且鱼从网中拼命挣脱是鱼渴望生存之天性使然。渔民不应该埋怨鱼，而应该想办法修补渔网。税法犹如一张渔网，再完善的税法都有缺陷和漏洞。而税收筹划犹如检验税法的试金石，使政府意识到修补“税法之网”的迫切性。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纳税人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追求税收利益。纳税人在税收政策选择与运用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博弈特征，税收遵从与税收筹划达成均衡态势。税收征纳中的博弈均衡体现着一种基于税收契约精神的动态博弈。

作者：蔡昌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