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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翼小说时代性根源探究

雁翼在小说中塑造的多是普通劳动者形象,有铁路修建战线上的工程师、勘测员,还有驾驶着大卡车奔驰在巴山深谷里的女司机,有矿井煤山中的女护士、老矿工、操作员等。雁翼正是从这些身份普通、事迹普通、外在形象并不高大甚至有的还有残疾的人物身上,挖掘出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

一方面,雁翼并未以新时代英雄主义叙事来书写工人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事迹,他关注的是普通劳动者的日常工作场景、人生经历等。《脑云锥上》描写了老工程师周建和勘测员刘洪在被称为脑云锥的深山中,艰难地进行勘测的场面;《带路的老人》讲述了曾两次勇走“断头岩”给红军送信和保护红军撤退的老游击队长,如今50多岁了,为不耽误修路工程进度,再次抄近路冒险带领发电机手攀越悬崖陡壁;《唱歌的人》中刻画了一个矿山女护士白真,当她远赴南海前线的未婚夫生死未卜之时,她依然坚持以歌声和微笑给矿工们带去热情和力量。这些身份普通的劳动者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出发,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无私奉献,雁翼以这些普通人来折射时代精神的投影。

另一方面,与17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潮流不同,雁翼在小说中没有以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二元对立来突显英雄的丰功伟绩。雁翼笔下的建设者几乎没有反面形象,他们身上所凝聚的时代精神都是作者所肯定的。雁翼从人物的人生经历出发,去探寻其时代精神的源头,他笔下人物解放前后身份的变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解放前的军人到解放后的建设者,一类是由解放前的受压迫者到解放后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工人。对于前者来讲,对以自己和无数战友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社会,定会倍加珍惜,做一名新时代的奉献者。《我的战友》中的田耕耘、《成熟的季节》中的刘建东均是如此,他们承担起新时代的战斗任务,把在战场上不畏强敌、拼搏到底的战斗精神继续发扬和延伸。而对于后者来说,新社会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梦大叔》中的老矿工王树槐、《灯》中的矿工邹洪等是此类人物的代表。旧时代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了残疾,新时代下他们身残志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生与死的斗争,血与泪的磨练使他们认识到命运变化的原因,而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是他们在翻身解放后具备无私忘我劳动精神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内在动力。雁翼巧妙地将这些平凡建设者的日常工作刻画出来,紧紧抓住时代给每个人心灵打下的烙印,使读者在平凡中感受人物神圣的灵魂。正是这些默默坚守在祖国建设最前沿的普通人构成了新中国建设的主力军,他们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一己之力。他们是平凡的时代英雄。“他的作品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却又是实实在在的英雄和模范等先进人物的故事”[3],正所谓平凡中的伟大。诚如鲁迅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4]

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宽松政治文化环境的出现,对新时代下新思想新人物的书写成为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普遍追求,改革文学成为此时的主流。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对大刀阔斧的改革者的描绘,到80年代中期以《鲁班的子孙》为代表的对农村变革的艰难和伴随的道德失落的表达,再到90年代以《分享艰难》为代表的对城乡变革、社会转型的书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主脉。有着8年深圳生活经历的雁翼,带着自己“丰富的感受”,在90年代中期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深圳奇情录》,成为改革文学大潮中一股独特的细流。

首先,不同于多数的改革文学作品,雁翼没有采用“改革———反改革”的主要模式,没有把改革的重重阻碍作为主要矛盾点,没有塑造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形象。他着眼于这场大变革引起的人的心灵变迁及其带来的多重影响。“而文学家要思索的是心灵的事,那沉藏在社会变革深处的心灵活动是异常丰富的,它可能比社会变革的表层要丰富十万倍!”[5]在雁翼笔下,改革开放为众人实现追求和梦想提供了机遇,同时其博大包容的时代内涵成为唤发人性美的源泉。雁翼笔下的经济特区成为寻梦者的理想之地,《太行山的儿子》中的农民邵仲山、《汪梅嫂子》中的汪嫂、《学不会的爱》中的黄玉都在这里成就了自己的人生追求……然而雁翼更关注的是这些人在改革开放时代气息熏陶下表现出的灵魂深处的人性美。被村里赶出来的邵仲山不计前嫌带着自己的养殖技术和全部资本,回到家乡带领父老乡亲走致富之路,女知青吴晓兰没有记恨当年人们的陷害和冷眼,隐藏下自己对邵仲山多年的情感,还拿出了自己的8万元积蓄支援他回村办厂;汪嫂在认子遭到拒绝后将自己辛苦拾荒挣来的20多万元和全部的母爱给予了她收养的残疾孩子……雁翼以这些人物的善和美证明着时代的力量,诠释着中华文明传统的博大、包容的精神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内涵。同时,在雁翼看来“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的基本成果则是:把敌变成友、把仇变成亲、把恨变成爱”[6],他在小说中以“变”来彰显时代力量。亲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雁翼对运动中的“敌人”在改革大潮中的命运格外关注,这是一种创作视角的突破。他的笔下出现了一个复杂的改革者群体,有解放前的国民党军官,有文革时期的阶级敌人,有被改造的劳改犯。他把这些“敏感人物”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关注他们的思想、情感在时代变革中的转变。《亲与仇》中孙绍生从原国民党军官到新时期的美籍实业家,再到与曾经是战场上的敌人周明山结为亲家,他们有过仇视、疑虑、退却,然而儿女深厚的爱和建设祖国的共同心愿终使两位仇敌化解前嫌。《悔心和尚》中的曾是侵华日军的小野,战后出家为悔心和尚,后又把自己曾经是战场上的敌人、此刻的救命恩人王景槐雕成神象,供春香火。治病救人的博爱精神和追求和平的时代气息化解了战争的怨仇,使敌化为友。《鬼魂之光》《战友之间》《寻找味觉》等多篇小说都是对这一主题的诠释。雁翼在小说中突出了时代给人物心灵带来的这种“变”的力量,从而化解了历史带来的战争仇恨、阶级仇恨,包容了政治立场的对立,消除了历史遗留在内心深处的伤痛。

其次,与多数的改革文学作家一样,时代风浪的冲刷和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使雁翼对时代的书写不再仅限于前期小说中单纯地颂扬,而是多了一层思索和忧虑。在深圳他看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体验到了开放包容的时代环境对人心灵的改善,但也感受到了改革的艰难和阻力,认识到了金钱对人心和道德的腐化。在这个思想大解放时代,人的思想观念受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冲击。在金钱至上、经济利益至上等畸形观念的影响下,许多人的爱情、理想、事业都成了金钱的附庸,对这些改革“问题”的展示和思索也成为雁翼小说的一个主题。《酒店秘史》《孔雀回飞》《杨柳传奇》等作品中爱情、婚姻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男女间的情感关系完全建立在金钱利益之上,最终“在金钱中倒下”[7];《越搅越苦的咖啡》中女主人公在生活重压之下把给富商做情人作为无奈之选,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使她在真爱面前无地自容,只有以死逃避;《飞来的百万富翁》则以戏剧化方式写了一位公司党委书记在以合法方式获得股票投资巨额收益后一家人的苦恼和命运起伏。“我心里一阵暗痛”[8],是作者为人物的悲剧收场而痛,也是为改革开放这一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不和谐之音而痛。作者以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人们在金钱诱惑下价值观、爱情观的迷失,并在其中寄寓了作者对时代变迁自觉而深沉的思索。综上可见,雁翼小说中并未对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进程予以完整呈现,也没有描绘重大历史、政治事件,而是以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为关注对象,以人的心灵变迁为切入点,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发掘人物的时代精神,思索时代发展方向。雁翼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社会、对时代的关注。

雁翼认为“一个作家,写什么与不写什么,他的个人经历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9]。雁翼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他不到11岁参加抗日活动,15岁参加八路军,16岁加入共产党,一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曾三次负伤,战士们的英勇无畏、老百姓的积极拥护“成了激励的动力、生活的源泉和作品的底色”[10];解放后,转业到西南铁路工程局,成为宝成铁路修建大军中的一员;60年代初因诗歌问题遭受批判,被下放到工矿劳动改造,他奔波于深山峡谷、煤山矿井中,深入到工人群众劳动的第一线,被建设者们的英雄风貌所感染;文革时,下牛棚,关监狱,挨批斗,经历着十年浩劫带来的身心摧残,他沉思,他愤懑;文革后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办报纸,办杂志,从事专业写作;改革开放后,来到深圳,并常作为文化使者走出国门,感受着新时期的发展变化。丰富的人生阅历给予了他丰厚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为他反映现实、把握时代脉搏提供了可能。他本人也有意识地积累生活,为创作出紧贴时代的作品,他常到各地去考察采访,多次回到故乡,并到经济特区生活8年。他说“我常常思索,我所以能够从事文学创作,完全是社会的现实生活对我‘塑造’的结果。”[7]

作家生活的社会与时代,只为其创作提供了可能的素材,要成为小说的内容,还必须与创作者主体相融合。而创作者本身文化结构的差异性,必然导致其观察生活视角的不同,那么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也是不同的。而对于文学来说,其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创作者在自身文化积淀影响下的思维过程和表达方式。只读过13个月书的雁翼并未受过系统教育,他的出生地河北馆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的聚集地,古朴的文化气息浸润了雁翼的思想;伴他长大的卫河流域,流传着许多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的民谣,本家老奶奶更是以民间说唱的方式向他讲述着自己悲惨的身世和人间真善美,这开启了他感知社会、关注现实、敏锐捕捉爱与美的心灵之眼;他小学时的许老师以蚕啃啮桑叶的形象方式对其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儿时雁翼心里播下了抗日思想,引领他一生关心祖国命运。雁翼一直坚持着读书的习惯,每天总要读三四个小时的书,读的书多而杂,有古典小说、诗歌,也喜欢通俗文学、民间故事、野史、地方志,这些作品引发了他对历史发展中人民命运变化的思索,由此积淀下了浓厚的民族意识和底层关怀精神,也为形成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奠定了基础。雁翼是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从我学习文学起就接受现实主义并且一直坚持”,正是在这种创作观念引导下,他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的变化,有颂歌、有批判、有忧思、有呼唤:对战斗英雄的颂扬、对普通建设者的赞歌、对改革者的思索、对世界和平的呼唤、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忧虑……社会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在其作品中得到现实主义地体现。“他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贯穿了中国当代文学整个发展历程。中国当代文化历次变革都在雁翼创作中留下了痕迹。”[12]

雁翼是一位有大爱情怀的作家。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文学界的普遍认可。“雁翼最值得我们践行的是他的责任和担当意识。”[13]他关心青年的成长,对于文学青年的求教,他都会给予热情的鼓励和积极的帮助,跟无数的文学爱好者书信来往,给他们修改作品,免费发表和出版作品;他关注中国文学的发展,文革结束后,克服多重困难,主持创办多家文学刊物、报纸,为文学的复苏和发展提供阵地,并积极参与组建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他致力于世界文学交流,多次参加世界诗人大会,与世界各国诗人交流创作方法,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他珍爱和平,在世纪之交,主编了《世界和平史诗》,包含了世界104个国家的107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世界和平的美好祝愿。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雁翼代时代立言,对现实生活密切关注,发掘其间的时代精神,为当代生活留下真实的写照。

由此可知,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使雁翼自觉地以小说记录当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的熏陶和书籍中获取的文化气息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素质和感受时代的敏锐思想,人生经历丰富了他的创作题材,赋予了他独特的审美视角。通过书写时代赋予普通人的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特征,以人物心灵变迁表现时代发展,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思索时代前进之路,这种独特的时代性使雁翼小说在当代文学体系中别具一格。(本文作者:王伟 单位:邯郸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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