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著，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本文作者：李春燕、马琳 单位：西安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嘉兴学院文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