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文学看五四前的新闻传播环境

摘要：“黑幕文学”曾在辛亥革命前至新文化运动间掀起了一阵揭露文人墨客、政商名流秘闻的狂潮，五四前的报纸副刊皆因刊载黑幕小说在销量上得到提升。本文在对“黑幕文学”作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前人著述和文献资料，整理出五四前新闻传播环境的大致面貌。

关键词：“黑幕文学”；报纸；传播环境

辛亥革命后的报纸副刊文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南社诗词创作派，二是以揭露官僚名人风流事为主的黑幕派，三是以消闲文字为叙事体的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其中，“黑幕文学”的诞生与五四前军阀割据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袁世凯的倒台加剧了封建军阀间的竞争，他们一面招兵买马，一面豢养文人墨客操控舆论，丑化敌方政客。1916年，梁启超创办《时事新报》后开辟专栏《上海黑幕》，奠定了“黑幕文学”的受众群。而1918年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发行的《中国黑幕大观》则是揭露性新闻异变为黑幕小说的代表，其收录了700多篇社会名人骇人听闻的秘事，均为夸张的犯罪纪事、风流场上的情色交易、政商名人的桃色新闻等。自此，“黑幕文学”由一个争权夺利的政治武器逐渐堕落为脱离实际、游戏文字的文学异教。混沌的社会秩序为“黑幕文学”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我们可从它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五四前三个典型的传播现象。

一、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是言论自由思想的具体化，在反抗极权主义理论运动中得到最大化普及，其主要主张是尊重理性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利，要求媒介自由报道信息，反对任何对新闻活动的限制和干预。［1］我国最早一批接受新闻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办报、发言论来“医治”社会疫情，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后，颁布了废止清王朝时期阻碍人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法律条文，而章太炎认为报刊对于所载言论有绝对的自由，甚至拒绝一切规范新闻自由的法律。但在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新闻自由的本土化传播因管制的传播情境被打断，又在军阀争夺话语权的拉锯战中再拼接，受众的信息基模和价值观随着社会的跌宕出现断层，致使新闻自由的内核在动荡中遭到曲解，群众将“有权发言”曲解为“什么都能说”。并且，新闻自由思想的滥用、政治和经济势力对新闻媒介的过度干涉，煽情主义、夸张修辞以及新闻故事化逐渐扭曲了揭露性报道的本质，为“黑幕文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黑幕文学”创作迎合了受众心理

前，因经济因素的限制，老百姓只能通过读报纸、杂志、小说、听评书和看杂耍来消遣娱乐。其中，《时事新报》专栏《上海黑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龌龊阴暗，引起读者强烈反响，也引得其他报刊纷纷效仿登载黑幕小说。喜欢窥视他人隐私是种常见的社会心理，心理学者苏小波说：只要人格还没有成熟，人们就还会热衷于窥探别人的隐私；只要还有欲望被深深压抑的人，就会有人挖空心思地揭露别人隐私，借着别人隐私宣泄自身欲望；只要人性还存在着缺陷，窥探隐私的喜好就永远不会结束。［2］而揭露政商界魑魅魍魉、描写坊间秘事传闻的黑幕小说响应了市民阶层求刺激、求新鲜、求娱乐的阅读诉求。在娱乐方式匮乏的年代，市民们只能借助黑幕小说排忧消遣，将对奢华生活、美酒佳人和权势的渴望寄托于书中各式人物形象，在解码的过程中满足自身心理需求。

三、“受众即市场”理念下的媒介内容生产

钱玄同曾评论道：“此种书籍盛行之原因，起初由于洪宪皇帝不许腐败官僚以外之人谈政，以致一班‘学干禄’的读书人无门可进，乃做几篇旧式的小说，卖几个钱，聊以消遣；后来做做，成了习惯，愈做愈多。别人见其有利可图，于是或剪《小时报》《探海灯》之类，或抄旧书，或随意胡诌，专拣那秽媟的事情来描写，以搏志行薄弱之青年之一盼。”［3］钱玄同道出，没有稳定工作的文人尝试着为报社、书馆写小说赚钱，而黑幕小说受众广、销量大，激发了更多文人的创作欲望，他们将道听途说的故事放大为一桩桩丑闻，用以获取利益。“受众即市场”强调的是大众传媒的商业属性，受众则是消费信息的消费者集合体，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大众传媒，要想使自己的信息产品获得更多受众的青睐，其信息产品就必须满足受众的更多需求。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文化市场上的媒介产品愈发有商品化倾向，文化产品生产者已经意识到，受众就是市场，只有用时新性、稀缺性和爆炸性的内容抓住受众稀缺的注意力，才能换取更丰厚的利润。“黑幕”潮在新闻史上存在很大的争议，它使报纸副刊蓬勃发展、销量大增，但这一利好的结果是以败坏社会风气、国民价值观畸形生长为代价的。日本学者藤竹晓“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理论认为，大众传播虽然营造的是与现实环境有很大差别的“拟态环境”，然而人们是依据媒介传播的信息来对环境采取认知和实践行为，这些作用于现实环境的行为会使其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杨亦曾发《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力挺“黑幕文学”，称其辛辣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值得鼓励和发扬。周作人也以《论“黑幕”》回应杨亦，认为黑幕小说不具备文学价值，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它不过是国民心理状况和国情的缩影。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谈，媒介应发挥其引导国民、开化民智的作用。因此，新文化运动高举提倡新文学、新思想的大旗，用富有知识性、学术性的文学形态压制“黑幕文学”的发展。以《学灯》《觉悟》为文化园地，开启了重新塑造报纸副刊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许海.从“新闻自由”到“社会责任”——西方新闻自由观念辨析［J］.前线，2013（8）：35-38.

［2］杨冬霞.从“窥私欲”看媒体的新闻报道［J］.文化与传播，2013（4）：254.

［3］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M］.三联书店，1980：174-175.

作者:张弨 单位: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