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思维与园林表现手法关联解析

农耕文明的典型特点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小生产,“食吾之所耕”、“衣吾之所蚕”[2],而这样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造成中国传统园林包括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基本上都属于“庭园”,其结果只能是文人、士大夫们在自己的园林中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和玩味。而皇家园林只不过是传统私家庭园的荟萃与组合,如圆明园中仿桃花源的“武陵春色”、仿庐山的“西峰秀色”、仿狮子林的“叠石迷宫”、仿瞻园的“茹园”等,汇集了无数胜景和名园的精华。仅仅是围墙变的高耸敦厚,建筑更加富丽堂皇,奇石异草更加繁多罢了。但其性质都是私有“庭园”,不过私家庭园属于文人、士大夫,寺观园林属于僧侣、道士,而皇家园林属于皇帝、皇族。与此同时,庭园的私有性决定了园林在选址、布局等方面的自由性和自然性,一般都能够因山就水,相地做形,在极小的尺度内淋漓尽致再现自然之美,充分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想,虽不免有矫揉造作之嫌,但却突破了狭隘的有限空间,令人产生广袤自然的意境。用自然点缀庭院、追求自然清新美是中国园林自然观的另一标志。

农耕生活观与田园风光

1恋农情结与园林农作

中国古代园林设计和使用的主体是文人、士大夫,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深谙大自然语言,通晓农事节奏,为摆脱日常烦恼与失望,便把一定的思想感情寄托于园林所构成的“清静”世界,巧妙地将精耕细作所表现的“田园风光”广泛渗透于园林景观的创造中,甚至延伸为造园风格中的主要意象和审美情趣[3]。如王维的辋川别业中的斤竹岭、木兰柴、椒园之类的著名景点还“直接生产着物质生活资料”;白居易的履道坊园内,东粟禀是为农而作;杜甫在浣花溪园林中的灌园里种麦、养莲、育蔬。“农,天下之大本也”[4]。历代帝王都提倡“耕战”,下诏劝农,并以“帝亲耕,后亲蚕”之类的仪式和奖励农事的政令,鼓舞天下农夫勤于耕作。在皇家园林中常有劝耕重农的环境设计,如颐和园如意庄主体建筑乐农轩,崇尚农事;圆明园设有“北远山村”、“多稼如云”,都是以农村为题材的造景。承德山庄的东南部,地肥土厚,清初曾开辟为农田,瓜圃、桑麻千顷,果实累累[5]。而帝王也通过亲自参加农业生产,体验农业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体谅农耕的不易,体民恤民。据《康熙玑瑕格物篇》记载,康熙年间中南海的南台一带林木深秀,御田稻香蛙鸣,沙鸥水禽翔集,康熙皇帝躬耕御田,“所得各方五谷菜蔬,必种之,以观其收获”(《康熙实录》),此间发现了一种优质高产的变异稻,命名曰“御稻”,传为佳话。

2自然经济与内向风格

农耕生活以自给自足为本,又以崇尚朴素、鞭笞奢侈为荣,因而生活俭朴,一般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即可解决生活问题。受此影响,园林表现出一种含蓄、恬静、循矩、守拙的内向风格。以竹子为例,人们对它的利用涉及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正如苏东坡所述:“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6]。由此看出,竹子与人们日常生活消费息息相关,也就对竹子有着特殊的感情,以至于园林生活消费也不可或缺了。苏轼曾感慨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7]。文人、士大夫们把这种情结提炼成一种园林文化——竹文化,使竹子成为我国古典园林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竹子潇洒、刚直、有节、虚心,是许多文人、士大夫崇尚的“理想化身”,象征人品清逸和气节高尚。园林中,这样的景观及其载体“可观可用”、“可游可居”,蕴含着一种高雅的精神追求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了即景成趣的意韵。这既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反映,也是中国古典园林人文内向风格的表现。

农耕思维与园林表现手法

1经验科学与触景生情

农业生产对自然及土地的强烈依赖,容不得人们有过分的行为和非份的想法,因而经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人“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生活需求,仅凭经验进行生产就能满足生活需要。这样简单的生活使人们不太注重科学性的思考,习惯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形成了直观、顿悟的思维方式,即不需逻辑推理和判断,依靠自己内心体验与直觉感受,把复杂微妙、不可琢磨、难以言传的感情和思想通过与它共鸣的一些外在形象事物表达出来。这样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文人、士大夫艺术创作实践中,便创造“寓情于景”、“触景生情”的高雅艺术境界,满足游人感官的享受,使人们获得不断的情思激发和理念联想,园林意境也有了无限遐想的“心理空间",从中可以窥视历史命运和人生的奥秘,这是我国独具民族特色的园林艺术。例如匾额、楹联、碑刻等的点缀,或描绘园林胜景,诗情画意异彩纷呈,或寄情山水,托物言志,以小见大,犹如世外桃源,达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使游者入其地,无不触景而生情动思[8]。

2圜道理论与自闭特征

农业生产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以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的变化,人们加以总结形成了与农事密切相关的历法,而历法是华夏农耕文化的最直接表述,启示人们“循环”的思维方法,再加上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绎史•陶唐纪》)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启迪人们寓变于保守之中,造成了农业社会的保守思想,缺少强烈的开放心态和竞争精神。以修建墙垣为例,农家四合院的墙垣高大宽厚,为防止鸡鸣狗盗之徒;而国家大修边墙(如长城)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和正常的生产生活不受侵犯。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制约下,中国园林自形成以来,在形式上表现出固步自封,没有发展,见于史籍的最早园林--囿。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囿是一个方框圈围着三、四株草或树木,象征园内草木繁盛之景,方框表示周边有围墙,植被用垣墙圈起来。秦汉以来,我国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无不都有边墙,尤其皇家园林围墙又高又厚,且是实体,可谓封闭至极。但实际上,我国古代园林随着农业经济的嬗变也经历了从萌芽、生成、发展到全盛阶段,园林艺术不断得以升华和发展。

3质朴务实与简约疏朗

在生产资料不丰富的时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方式,形成华夏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这种心理趋向在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及其传承中又不断得以强化,最终演变成一种习惯的和实践的准则。在园林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利用材料易得、加工容易的木材和土石,而以木材的利用最为突出。纵观中国园林,各式各样的建筑无不以木架结构为本,木架结构的建筑,内墙外墙可有可无,空间可虚可实,可隔可透。园林里面的建筑物充分利用这种灵活性和随意性创造了千姿百态、生动活泼的外观形象,获得与自然环境的山水花木密切嵌合的多样性,把建筑物的小空间与大自然的大空间沟通起来[9]。另外,建筑物的设计与构建不讲究雄伟高大,不追求鳞次栉比,以疏朗为美,成为中国园林崇俭务实的又一标志。（本文作者：任耀飞、陈登文、郭风平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研究所、杨凌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