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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集团助推精准扶贫的战略考量

摘要:“精准扶贫”是我国新时期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大创新和战略选择。职教集团与精准扶贫两者具有互生性,职教集团精准扶贫体现着强大的内驱力。职业教育“单兵作战”式的传统扶贫方式存在着扶贫对象不准、资金投入不足、保障措施不力、脱贫成效不明等诸多困境,而职教集团相对传统职业教育扶贫方式来说中具有资源整合的独特优势。依托职教集团内部构成的多样性、资源的丰富性和利益的一致性,能够形成一套以政府主导、校企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政产学研协同”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通过政府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通过精神扶贫和文化引领,通过集团精准发力和产教协同,确保“精准扶贫”有力、务实、长效推进,最终打赢扶贫攻坚战。

关键词:职教集团;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文化引领;产教协同

扶贫工作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国计民生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1]职业教育是使贫困人口“挪穷窝”“拔穷根”“摘穷帽”的有效方式。[2]就职业教育而言,多年来一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以老、少、边、穷为主体的地区进行着扶贫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离“精准扶贫”的要求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除了扶贫的内容、途径和手段等因素的制约外,职业教育不同单位“各自为战”的传统扶贫方式事实上也在消解着职业教育的扶贫深度和力度。因此,在职教集团快速发展的今天,充分发挥职教集团的协同作战优势来推进“精准扶贫”必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内需:职教集团发展与精准扶贫的互生关系

“职教集团”与“精准扶贫”之间存在密切的互生关系,这种互生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职教集团的优质发展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将会以反作用的方式促进职教集团的供给侧改革,从而完善职教集团社会服务功能。首先,职教集团的优质发展有利于推进“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工作需要职教集团的协同服务能力和优势。“精准扶贫”是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扶贫在历史上大多是以“科教(技)兴农”的名义来进行的,主要内容是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实践的主体是各个不同的职业教育机构,组织的方式是各机构自行依据所在区域乡、镇、村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地进行科技扶贫。尽管不同的教育机构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科教兴农扶贫点,名为“科教兴农示范乡(镇、村)”“精准扶贫示范点”等,但毋庸讳言,上述种种做法形式大于实质,并无真正的脱贫收效。究其原因,那就是在完成“精准扶贫”艰巨任务过程中涉及到政策、项目、资金、技术、人才、市场、风险等诸多问题,任何一个单位都无法独力解决。当年著名的“太行山道路”事实上也并不是河北农大独立闯出来的,它先后由河北省科委、省政府各部门联合支持,后期又成为国家“星火计划”重点支持的项目。相较于各教育机构的独立扶贫行为必然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具有政产学研紧密结合特征的职业教育集团的组织方式来遴选扶贫对象并进行扶贫,则足以具备克服这些困难的优势,产生实效。从贫困落后的地区看,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时送米送面送钱,也不是派几个科技副乡(镇)长,他们需要的是有政产学研相互协调配合的,政策保障力、人财物投入力、项目培育力、市场开发力等都很强的长效性扶贫体制机制,而目前看,能做到这一点的非职教集团莫属。其次,“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化有利于促进职教集团发展质量的提升,职教集团发展需要通过“精准扶贫”来诊断,并不断改进其社会服务职能。职教集团的功能当然不止“精准扶贫”,它要为社会各个方面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不振兴,农民的小康生活就实现不了,没有占总人口比例接近70%的农村与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职教集团可以为其他方面添砖加瓦,使其锦上添花,但它决不应避开“乡村振兴战略”。当“精准扶贫”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任务时,当这一任务不可能由一所职业教育机构以“单兵作战”的方式来实现时,职教集团则应承担这一任务。当然,职教集团要真正地承担起这样一项历史使命,也并非轻而易举,它需要打破原有的习惯性办学模式,从“精准扶贫”的“需求侧”实际需要出发,诊断出自身的不适性或缺陷,有针对性地进行“供给侧”改革,形成顺畅、有力、长效的体制机制。总之,职教集团与精准扶贫是利益共同体。职教集团的发展过程中应该也必须担当起推进“精准扶贫”的重任,而做好“精准扶贫”的过程,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职教集团提质增效的过程。对职教集团而言,“精准扶贫”的奉献中包含着索取;对扶贫对象而言,索取中包含着奉献,两者互利共赢。因此,如何加快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使职教集团反哺地方经济发展,如何为精准扶贫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和精心布局,成为了职业教育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和时代主题。

二、优势:职教集团助推精准扶贫的协同特色

当前,国家特别强调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历史使命,但因“各自为战”的传统扶贫方式无法解决在扶贫体制机制、人力资源、投入与管理、技术研发及创新创业项目孵化等方面的问题而造成浅表性、碎片化、低效能的“粗放扶贫”困境,而职教集团的体制机制特征所展现的协同优势,无疑会有效克服上述缺陷,更好地推进精准扶贫。

(一)政策的协同优势

在传统的扶贫过程中,各教育机构即便是主观上想做好扶贫工作,但实际中遇到的困难相当多,最大的困难是相关政策问题,譬如投入与收益政策、人员补贴政策、产业孵化政策等,而一个单独的教育机构自己又没有制定所需政策的权力,因此,很多具体工作就无法开展起来。然而,职教集团通常是政产学研诸要素的集合体,因有政府参与其中,就可以根据“精准扶贫”需要而制定专门的政策,形成撬动“精准扶贫”的多重杠杆。国家虽然在《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教职成〔2015〕4号)等文件中提出了提升职业教育集团社会服务能力的要求,但只是一种方向引领,而不是实践方案。职教集团“精准扶贫”优势的发挥必须借助具体、切实、可行的政策体系,而这样的任务对于融入职教集团中的政府部门来说完全能够完成,并且制定的政策真正能够体现出迫切性与准确性,引导各方面协同行动,从而形成扶持政策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使政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资源合力,发挥扶贫资源的汇聚效应与协同效应,促进贫困人口安稳致富。

(二)人力资源的协同优势

精准扶贫离不开智力支持和人才服务。传统扶贫过程中,人才力量单薄,在很多方面力不从心,职教集团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些问题。政府的介入,使“精准扶贫”工作在内引外联方面发挥独有的人脉优势,做好需要协调的各方面工作。职业院校可以发挥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优势,通过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的定向委培、职业培训、技术指导等形式为贫困地区培养人才;还可以与科技院所等部门一道形成技术研发优势,为贫困地区输入脱贫致富的项目和手段。行业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往往比学校教师更具有技术操作优势,能够通过面对面的技术技能指导和培训,为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同时,集团还可以利用企业家的经营之道、学校的文化优势、科研院所的研发设计能力、政府的协调能力系统地设计贫困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实现全面脱贫。

(三)投入的协同优势

“精准扶贫”无疑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资金、技术、设备、人员。然而,任何一所教育机构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也是多年来传统扶贫实效性差的物质性约束。职教集团是由数十、数百个政产学研成员单位构成的组织,如果能够准确地选好扶贫对象,设计好实施方案,由若干单位来共同分担扶贫的投入,则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当然,投入的协同并不是投入均摊,而是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以总体均衡为前提,发挥各单位的资源优势,以价值、实物、技术、信息等形态共同投入,这样,就不仅仅产生协同投入的优势,而且,因为这种投入的可持续性也将为“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四)服务的协同优势

集团可以根据实际扶贫需要,由政府制定实施诸如“农民技术员培养工程”“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工程”“农村师资培训工程”“青年农场主培训工程”“进村入户培训工程”之类的服务工程,并依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匹配相应的资金,由集团中的不同单位承担实施。学校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和文化优势,提供人才、技术技能、文化素质服务;企业可以发挥自己的产业链、价值链优势,与学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发、孵化适合贫困地区的产业项目。这样,就能够形成各有侧重、各司其职又协同推进的社会服务网络。通过培训服务把农民调动起来,再由这些农民把科技资源带到农村一线,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实现变输血为换血,使技术常下乡变为技术常在乡。

三、方略:职教集团助推精准扶贫路径考量

政校企行联动、成员单位合作紧密、职业教育资源丰富的职教集团为助推精准扶贫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和保障。在供给侧宏观背景下,应打造“政府主导、校企参与的‘政产学研协同’”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充分发挥职教集团“精准扶贫”的优势与协同作用,打造集团品牌,发挥示范效应。

(一)加强政府统筹,重视政策引领

1.强化顶层设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职教集团实施精准扶贫首先不可或缺的就是全局的、顶层的制度设计,能胜任此项任务的自然是集团中的政府部门。我国政府在实际扶贫过程中,有过非常成功的典型经验——“雨露计划”。该计划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因此,政府在“精准扶贫”中始终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站在全社会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落实“六个精准”,对准扶贫区域和贫困对象,并与其他各方面一起调研贫困症结,商讨如何精准施策,从而形成统一行动部署,使各集团成员对自己所负担的“精准扶贫”义务目标清楚、进程明了,扶贫工作重点突出、形成合力,避免执行过程中要求泛泛、可做可不做的理论扶贫状况。

2.强化体制建设

按照形成的统一战略部署,集团内的相关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具有强大执行力的“精准扶贫”体制。既要在集团内建立统一的“精准扶贫”领导机构,专门负责宏观策划、部署、落实和管理,也要在每个参与方内部建立“精准扶贫”办公室,配备必需的专职人员,围绕集团整体扶贫方案专门负责起草、修订各单位行动计划,并牵头组织实施和监督。

3.强化机制建设

一是资金投入与管理机制。实施集团化“精准扶贫”,政府应该根据“精准扶贫”整体部署,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加大投入力度,解决扶贫资金的主体来源,其他各成员单位也要负起相应的责任。对公有制单位,由政府对其实际经济能力进行考察,而后指令性安排其资金投入数额,同时也可以实施“重大专项”倾斜政策。对于非公有制单位,譬如企业,国家可以通过价格、税收、产业政策等杠杆来驱动其主动投入。各成员的资金投入并不由各单位自己去运用和管理,而是纳入到集团内,由“精准扶贫”总领导机构统筹安排。同时,对这些专项资金的使用和流向要进行严格监控,实行收入与支出的双线管理,坚决杜绝滥用、套用现象,努力实现扶贫资金效益的最大化。[3]二是人员投入与激励机制。“精准扶贫”离不开人才;“精准扶贫”又必然是一个长期深入基层、充分体验艰苦环境的工作过程。为更好地调动各方面人员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必要的、优质的人力资源投入,仅靠无私奉献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自上而下形成保障有力的激励机制。譬如建立“精准扶贫”杰出贡献奖励基金、职称待遇提升关联机制、职务考评和优先提拔制度、丰厚的“精准扶贫”津贴、科技成果助推“精准扶贫”奖、产业孵化创新贡献奖等。三是扶贫效果的监测机制。无论是完成方案中的阶段性任务还是完成整体方案的全部任务,都要由集团专门负责机构组织、贫困地区当地政府牵头负责、第三方机构参与,对“精准扶贫”工程的实施和收效进行及时监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奖励先进人物,同时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整改方案。这就需要制定扶贫验收的科学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中必须包含三个主导价值取向:从关键点看,监测点应放在帮扶对象的收入、支出、住房、身体状况、教育等方面;从公认性看,应把各方面认不认可作为扶贫成效的根本标志,采用贫困户户主、验收人员、施策负责任人共同签字确认的方式,以免“数字脱贫”或“被脱贫”状况发生;从深刻度看,要检验脱贫是暂时的、表面的、急功近利式的,还是在当地产生了永久的造血机能,以避免返贫。没有严格的验收检测机制,“精准脱贫”就很难精准落地。

(二)重视精神扶贫,加强文化建设

1.改变贫困的思想之源

贫困生成的原因有物质资源匮乏、气候环境恶劣、信息闭塞等,但最根本的往往是在精神意识和心理认知方面存在着沉疴痼疾。思想落后,不仅直接导致人口、教育、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等、靠、要”的思想还会直接制约着“精准扶贫”的深化。例如,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极大阻碍了贫困地区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信念与动力;经济上的小农意识、社会观的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思想等,导致眼界狭隘、人口素质低下、社会混乱等问题。因此,职教集团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切不可只注重物质和经济上的投入,而要对落后、保守的思想格外关切。在率先解决现代信息技术条件的前提下,通过电视、电影、优化文化下乡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舆论宣传,这样不仅可以开阔贫困地区人们的社会视野,使他们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而且那些靠勤劳致富的能手、创业就业的先锋会内化为他们学习的榜样,使勤劳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能力改变命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等思想观念逐渐成为其主流意识,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扶贫先扶志”的真正内涵。

2.改变贫困的教育之源

贫穷和愚昧往往具有共生关系。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仅靠宣传是不够的,“精准扶贫”仅靠外来的“输血”也是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通过教育扶贫,从根本上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的人口素质,为这些地区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农村建设者、创业者,使其成为爱农、务农的新型职业农民,这正是“扶智”的本义。智有两种形态,一是知识形态,一是技术技能形态,“扶智”就是要扶知识、扶技能。为此,职教集团在扶贫过程中要把贫困地区的教育脱贫放在重要位置上,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优势,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教育扶贫。例如:整治校舍,改善办学条件;创办乡镇图书馆;建立师资义务轮流派驻机制,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贫困地区教师培训,不断提高当地教学水平;为在校学生提供奖、贷、勤、补、减等形式的资助,保证入学率;发挥集团协同服务优势,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技能培训,提升其脱贫致富本领;等等。

3.改变贫困的治理之源

治贫除了解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问题外,还要解决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问题。环境具有塑造人的力量,整洁的村容村貌能够促使群众精神面貌的改善;民主管理则会改变封建专制的“一言堂”,能够调动、汇聚群众的力量,形成改变贫困落后的民意,并用科学的管理巩固住“精准扶贫”所取得的成果。为此,职教集团可以发挥人才优势,对扶贫区域的乡村进行村容村貌规划,形成渐次展开的有效方案,根本改变落后状况,生成人居环境优雅、民众安居乐业的景象。同样,集团可以发挥政府行政治理、企业管理、院校教育等优势,通过定期开设干部培训班、举办典型报告会等形式进行民主管理培训,不断提高乡村干部的管理素质,把村民自治制度与国家法治、群众当家作主要求结合起来,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共同治贫脱贫。

(三)集团精准发力,产教协同扶贫

1.深化校企合作,共育科技人才

精准扶贫工程对人才的需要越来越迫切,这就需要职教集团发挥办学主体优势,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集团应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入推进校企双元的双主体办学模式改革,保证人才培养质量。[4]以“现代学徒制”为契机,系统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拓宽职业教育人才多样化成长通道。学生要经常到贫困山区锻炼,了解贫困山区的现实情况,了解社会治理体系,在实际就业工作中坚定理想信念、了解国情民情、全面成长成才。集团也可以根据精准扶贫工作实际需要,对农村户口的学生开展“订单式”培养,依据贫地区产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培养科技人才,根据岗位和专业确定课程体系和培养计划,加强学生职业道德和社会服务意识,鼓励学生回到家乡积极投身扶贫事业中去。

2.积极引导企业,设施资源共享

积极引导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民生工程。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既要有利可图,但又绝对不能唯利是图。要求企业不唯利是图,就是要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把解决贫困群众的燃眉之急、发展之需放在第一位,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与他们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要通过加强校企之间、校际之间共建共用校内外实训基地、技能鉴定机构、培训中心等形式,发挥资源的综合效应,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保障集团内部资源对于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供给,依照集团相关章程,保证集团实训基地的设施资源在使用和管理过程中良性运行,建立健全内部设施资源的管理与共享机制。保障集团内部成员合理分配设施资源助推精准扶贫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建立健全各主体间共享的利益平衡补偿机制。

3.加强师资建设,提升社会服务

一是要利用职教集团的优势,聘请校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的专家到需要帮扶的地区参加巡回讲学活动,将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带给群众,建立集团教师与专家资源库,建立教师与企业专家结对联系、相互交流机制,实施集团院校成员单位间教师互聘,开展学校教师、企业专家进山区活动。二是要努力培养“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土教师,提升贫困山区职业教育水平,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职业培训宣讲团,为精准扶贫的职业培训服务提供坚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4.技术引进下移,研发科技平台

集团围绕当地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指导群众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成果、新技术的转化、集成、示范活动。在政府的支持下,依托集团各成员的科技、人才、基地、信息等有效资源,结合贫困地区的农业资源条件和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大力开展高端技术引进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普及,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其成为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集团应扶持地区建立科技研发平台,以农业教学科研示范基地为中心,以农业科技培训体系为支撑,形成密切联系、相互协作、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开拓职教集团科技研究成果进村入户的新通道。为科技示范户、农业生产专业户、涉农企业、农村专业协会提供技术、信息和服务,带动农民开展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5]继续深入开展科普下乡宣传活动,以举办科普讲座、开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实用技术培训、实施农业科技攻关项目等多种形式,将科技下乡活动向纵深推进,让农民得到实惠,不断提高贫困群众科学素质和科学种植技术水平,从而实现彻底脱贫。

5.激发社会力量,拓展扶贫渠道

职业集团中的社会组织是资源配置的一种补充性吸纳机制。[6]精准扶贫工程的展开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要求:“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职教集团应拓展扶贫思路,增加服务渠道,做好社会组织扶贫方式的“聚”“散”结合。为了使服务更加多样与便捷,引导社会组织除了购买政府性质的项目服务以外,还可以拓展服务思路,探索以“汇聚”与“疏散”的方式拓展社会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将各方分散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凝聚,投入到扶贫事业和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身上。另一方面,引导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人数多、人脉广的优势,帮助贫困地区招商引资,把社会资源和技术服务送到农户,将自己掌握的技术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推动贫困人口内部持续互助。民间资金力量参与扶贫,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量力而行,同时尽量将自身的行业优势与帮扶的贫困村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走一条产业扶贫的道路。[7]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关激励政策,进一步整合民间公益资源和力量,促使更多民间公益力量参与“造血式扶贫”,为打好扶贫攻坚战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晓红.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立论依据、困境与出路[J].教育与职业,2017,(24):15-21.

[2]李鹏,朱成晨,朱德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作用机理与实践反思[J].教育与经济,2017,(33):76-82.

[3]欧阳丽.职教集团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模型与共生策略[J].职业教育研究,2017,(4):44-47.

[4]刘应科.职业教育助推精准扶贫的价值、实践困境与策略[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7,(5):11-15.

[5]陈俊.大学依托型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思路与实践——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14,(8):1972-1975.

[6]陈成文,王祖霖.“碎片化”困境与社会力量扶贫的机制创新[J].中州学刊,2017,(4):81-86.

[7]张永山,霍伟东.民间资金参与精准扶贫研究——以四川为例[J].西南金融,2017,(2):29-36.

作者:张育松 单位: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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