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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书法精选(九篇)

郭沫若书法

第1篇:郭沫若书法范文

“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

小男孩思索了片刻,对道:“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

先生惊其才华,极为高兴,结果偷吃桃子的孩子们都免予处罚。

故事里的小男孩就是郭沫若,世尊“郭老”,其书法亦有“郭体”的时誉。郭沫若一生,在书法、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都有广泛建树,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弃医从文,做“文化尖兵”

作为曾经的天津陆军军医学校的一名学生,郭沫若没有在医学上拓展人生的疆域,学医途中,由于两耳重听,郭沫若弃医从文。南昌起义后,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1937年他归国抗战,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笔墨间饱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潜心十年甲骨文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甲骨文时,由于没钱买书,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到书店看书。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与东洋文库(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联系,允许他在一两个月内读完库中所有甲骨文著作。搜集和辨认甲骨文字,给他的家庭也增添了乐趣。有一段日子,每天晚饭时,郭沫若把骨片摆在饭桌上,让全家人一起辨认。小儿子博生往往猜中的最多,郭沫若常常笑着竖起大拇指夸奖他。那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开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学校、以及社会各界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

勤学苦练,成“书法大家”

无论是留学日本,还是投身抗战,成为新中国的“文化尖兵”,书法一直是郭沫若文化活动中的重心和核心所在。

第2篇:郭沫若书法范文

 

在杨泽勇副书记的领导下,太阳岛文学社成员喻莲、强燕、梁小红、张琦、王小亮、任德坤和我组成了一个由我担任队长职务的七人暑期实践小分队,共同致力于《郭沫若诗歌精选集》和《郭沫若二三故事》两书的编纂工作。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代文豪,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然而,近年来对郭沫若成长历程,特别是其在乐山期间成长历程的研究少之又少;对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其少年时代诗歌,在我国当代青少年群体中的推广和普及方面的工作也还不够。据此,杨副书记提议由我牵头,发挥太阳岛文学社成员的力量为郭沫若研究的事业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于是,我们便在这个暑假两个月的时间里,对郭沫若在乐山期间的成长故事进行了收集整理,并按照分页编排的方式为后期制作提供蓝本,这方面的工作将在杨副书记的协调下,由美术系的同学完成后期制作,将文本转化为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或者漫画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对郭沫若诗歌作品,特别是少年时期的大量作品进行了收集整理工作。初步完成的精选集里一共收录了郭沫若诗歌98首,配以写作背景和注释,共77页,38685字。本实践取得了初步成功。

收集整理故事和诗歌的工作看似简单,着手做起来却发现庞大并且繁琐。分队队员们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不怕吃苦,坚持不懈,精诚合作的优良品质,在杨副书记的指导带领下,圆满完成任务。对每一位成员来说这既是考验,又是锻炼;既是辛苦的工作,又是丰甜的果实。并且我们暑假所作的这两方面的工作,既为家长们提供了讲故事的素材,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也为培养青少年对诗歌这门文学艺术的兴趣提供了一扇窗口,并让更多人有机会有途径正面的接触到郭沫若,以及他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郭沫若 诗集 成长故事 团队)

 

二、正   文

 

从杨副书记找到我,跟我谈要凭借我师院学生自己的力量做两本这样的关于郭沫若的书籍那一刻起,我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动,全力以赴。我知道,这是杨书记对我、对我们07级学生的一个殷切的希望以及信任,担子虽重,但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去克服、去完成。

从迅速而略显仓促的在太阳岛文学社中募集成员,在接到任务第二天就正式组建起暑期实践小分队那一刻起,每一个分队成员,都似乎和我一样很快的进入状态并获得了那种共同的激动心情。

出一本书,这四个字对每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虽然这次的任务是通过收集别人的故事和诗歌来做两本书,但这也并不失发现和创作的成分。责任感和自豪感,是将我们分队七人凝聚在一起的看不见的力量。

 

(1)准备工作 

 

在杨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分队座谈会上,每个人都对此后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及看法。会议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对郭沫若这个人的成长历程和他的创作情况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了解。会后,分队七人分组到学校图书馆和郭沫若研究中心借来每人两本,共十四本不同方面关于郭沫若的书刊。

由于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值期末,队员们从紧张的复习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对自己手上的书籍都进行了快速而有针对性的浏览。每三天开一次小会,互相交流了自己阅读的两本书里介绍的情况,让每个人都获得了整个十四本书中包括的重要信息。

 

(2)初步分工

 

一星期后,我们一行人又一起来到系办党员接待室进行第二次座谈会议,向杨书记汇报了这一星期中阅读资料所得到的收获。杨对我们掌握的有关信息进行肯定和鼓励的同时,也根据他本人多年来对郭沫若的研究了解,对其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第二次会议,我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暑期客观条件对工作进行了第一次具体的初步分工。两个人进行诗歌的收集工作,先从网络上去收集他的诗歌。另外五人分成两组,一组人收集郭沫若童年故事,另一组则收集青年。

 

(3)工作小结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们分队初期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这一阶段由于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效果甚微。收集故事的同学从一本《郭沫若少年时代》上发现并记录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下来,但这些对于制作一本书的故事容量,显然是很不够的。另一方面,收集诗歌的同学则发现网络上郭沫若的诗歌特别稀少,必须花时间将现有书籍上的诗歌一首一首地输入到电脑上去。

针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杨书记决定,由系上赞助,让我们分队七人一同前往郭沫若的故乡——沙湾。实地考查郭沫若童年故事,并感受其写作环境。而诗歌收集方面的工作由于太过繁琐,在原来收集诗歌的两位成员的基础上,又增加包括队长在内的两名成员,一边收集故事,一边做这个打字工作。

 

(4)沙湾之行 

 

①由于学校已经放假不方便再在寝室住宿, 2010年7月7日晚,我将分队七名成员都带到了我家。当晚,我们对次日去沙湾之后的行动、目的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以及规划。

②7月8日上午,分队成员主要进行探路工作,午饭后分四组开始进行正式的走访调查。去沫若广场的一组人顶着烈日的曝晒,重点与广场漫步的行人以及垂钓的人们进行了交流。一下午的谈话中,收获了五个关于郭沫若童年的有趣故事题材。 「 1

第二组是去一棵古老的黄桷树下与树下众多的老人攀谈。辛勤的努力也收获了3个故事。第三组去文化宫收集到郭沫若在沙湾地区亲属的资料。第四组调查书店的人却发现整个竟无一个书店有超过3本以上关于郭沫若的书籍。

晚饭后,分队成员分两组,一组随队长一起代表我文新学院看望郭沫若的弟媳,另一组负责调查沙湾县城内一位正在创作一本郭沫若传记的作者的地址,未果。

③9日清晨,五名分队成员早早的起床,来到了沙湾沫若中学的校园当中。另五名则一同前往了沙湾县沫若图书馆。沙湾沫若中学的老师们热情接待了我们的成员并在引领其参观校园后将一本该校独立编订的关于郭沫若童年故事的内部资料赠予我们。在图书馆的同学找到了几本市面上不易见到的旧书,用相机拍下回来研究。

9日下午,分队集体参观了郭沫若旧居。古色古香的宅院和书卷气极浓的氛围让分队成员们备受感动。从老宅出来之后,我们便依依不舍的踏上归程。

④10日上午,在杨书记的指导下,分队开了一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全体会议。会上,首先就沙湾之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以及总结。从数据上看,我们此行一共收获了8个郭沫若在沙湾时期的生动故事,得到沫若中学珍贵内部资料一本。在此书内,我们又发现了3个郭沫若的故事。经过整理,一共发现了16个故事的线索。五个负责故事的队员,除梁小红、强燕一个人负责四个故事,我本人负责两个故事之外,每人分配三个。

由于我家和张琦家都有电脑,所以诗集这边打字的工作也主要由我们承担,另外两名队员主要负责查找创作背景和收集更多诗歌、排版等等工作。

 

(5)暑假期间

 

暑假期间,我们依然坚持兵分两路,相互策应的基本原则。制作故事书的这一组人,将工作具体分为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将故事线索转变为一个800字左右的大的故事,具体生动;第二步,是将大故事简化,制作成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平白浅显的语言表达;第三步,则是分段,将精简的故事分为4到7个页面,每一页都能独立制作成画,为美术系同学提供方便的创作蓝本。

每一步计划耗时两周,不紧不慢,不争不抢,成员们均在规定时间完成了此阶段规定的阶段任务,并都坚持了每周周四上网讨论这个惯例。(放假后,为方便联系我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召开网络会议的qq群,分队成员七人每周四都要上网召开例会。)并在专门的博客上对各自发在网上的阶段性故事成果进行了肯定或者批评。

制作诗集的同学则按计划每天几首每天几首的完成了整本诗集的打字、注释工作,并对每首进行注音方便儿童阅读。

 

三、结 束 语

 

通过一整个暑假的努力工作,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团队精神的力量和坚持不懈的伟大。本次实践虽然前期遇到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障碍,但队员们都在杨书记的引导下,冷静而有效的找到了解决的途径方法。这些工作方法和积极态度都将使我终生受益。

但其中诗集部分注音和排版上存在的一系列纰漏由于分队成员在技术和经验上的限制而变得依然难以解决。这些,还需要开学后杨书记组织专家进行校正修改方面的工作。

第3篇:郭沫若书法范文

郭沫若平生最喜欢101这个数字。在1958年完成的诗集《百花齐放》中,他特意写了101首诗,并在《后记》里阐释了101这个数字所蕴含的深刻的哲理意味――它“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却又没有完”。凑巧的是,郭沫若在北京医院逝世时,所住的病房也是101号;而今安娜也以101的高龄走完她的人生旅程,这难道是巧合吗?

现在郭沫若与安娜都已作古,101,像是冥冥之中的一根丝线,把这一对曾经共过患难的夫妻,在精神上重新维系在一起了。

安娜――女性的魅力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学名郭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几年,在异国流浪生活中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军阀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出国前父母为他包办的婚姻在心灵里所烙下的创伤,加上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使他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那时忽儿想自杀,忽儿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正在这危机时刻,他与安娜相遇,正如他自己所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即1916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

那是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已升入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他特意到东京去探望友人的病。在圣路加医院,他第一次见到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洁光,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生敬。

不久,陈龙骥在养生院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藉此想见一见他钟情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泪水,这话语,滋润着郭沫若的心田,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他想:这位日本少女的出现,大概是上帝对我的怜悯罢――见我失去了一位投契的良朋,便送来了一位娴淑的腻友,补救我心灵的空虚。他怀着对爱的神秘的憧憬,匆匆回冈山去了。

据日本仙台市广濑町九番一号尚女子学校有关资料记载,佐藤富子是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的长女,兄弟姐妹共八人。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首届校长。父亲原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转而信仰基督教,当了牧师。富子于1914年在尚学校毕业后,母亲准备给她操办婚事,她坚决拒绝,并设法出逃,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护士,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

隔了一个星期光景,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拍的X光照片寄给郭沫若,并附了一封用英文书写的信。这封信滚动着一颗纯真少女特有的炽热的心,她称赞这位中国学生心地善良,陈龙骥在天国里会因此感到安慰,同时劝郭沫若不要过于悲伤,珍摄为要。郭沫若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感激,提笔用英文给佐藤富子写了回信。

郭沫若坦诚地向佐藤富子诉说了那桩令他痛苦不堪的包办婚姻,他到日本读书,便是选择了叛逃出走的惟一路径。

从此,郭沫若与富子在鸿雁传递中以兄妹相称,自这年8月至12月,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遥隔千里,靠每周三四封信来往,爱情闪电般地急遽发展。

10月中旬,富子有五天假期,他们便秘密相约到滨川、大森和房州旅游。五天相处,他们除了对彼此的事业、理想、家庭相互有更多的了解外,沐浴着爱的大海,那心潮也由微澜推进到狂涛。月夜,郭沫若获得了那长长的、甜甜的一吻之后,几天来一直陶醉在幸福之中,时时重温在清馨草坪上的爱的境界――热吻那殷红的芳唇,抚摸那隆起的乳峰……他献给富子一首题为《Venus》的情诗:

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

情浓意融,这一对恋人已经难割难舍了。

在穷困中感受家庭的温馨

郭沫若开始为富子考虑一件大事:进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并想及早与她同居。富子没有拒绝。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她同父亲及家族闹到绝情的地步,但她并不懊悔,她想走自己的路。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不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家”。郭沫若仗恃着自己是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和她同居,可是他终竟把安娜“破坏”了。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刚筑造的爱巢。但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便辍学返回冈山。12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男儿,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满生机。

郭沫若是一个穷留学生,经济十分拮据,要维持一个家的生活很是艰难。但他们有一个温馨的家,他们的情感生活是充实而多彩的,爱情还给郭沫若带来了诗的创作激情与灵感。除了献给安娜的情诗之外,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受着惠特曼诗歌的煽动和歌德诗歌的哲理的启迪,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凤凰涅?》、《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佳作,在时代催促下应运而生了。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地位。

郭沫若和安娜在不同的国度里都遭受过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都是从旧堡垒中挣脱出来的“缥缈的浮生”。但他们都是旧道德、旧礼教的叛逆者,都企盼着做新世纪的主人,都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而安娜以女性的妩媚与温柔,使郭沫若有勇气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涅?”“更生”。

郭沫若于1923年4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获学士学位以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他们那时穷得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安娜因此闹着要回日本。1924年2月中旬,母子四人乘船返回日本福冈。同年4月1日,郭沫若带着一腔凄凉的心绪离开上海追随妻儿去了,他觉得在上海一年真是一场迷梦。

这年春夏之交,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家里穷得连桌子都没有,便用一只中国式皮箱来代替,没有砚台,便捡了块砖头磨平当砚台。郭沫若坐在草席上,用了50个昼夜,译完这部20余万字的大著,但家里仍是“穷得没法”。他又用了40天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他说:“我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拯救我可怜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呢!”一家五口每月百元以上的生活费无着落。安娜把冬衣、棉被陆续送进当铺;一部《歌德全集》当了一张五元的老头票;刚译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只当回五角钱。

1924年11月中旬,郭沫若携家眷重返上海。他觉得“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次年4月和8月,他先后应聘为大厦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有了固定收入,家庭经济才出现了转机。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妻儿亦去广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北伐军抵湖北崇阳时,郭沫若写信告诉安娜,“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自己“异常的顽健”,并祝妻儿健康。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闻讯,于8月4日离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经、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女兵安琳的出现

这里需要提及女战士安琳。由南昌到汕头,她与郭沫若始终同行。由于战斗失利,一群非武装人员撤离汕头,经流沙向西南横亘着的丛山行进。她走在郭沫若身边,低声唱着《国际歌》。这时郭沫若患痢疾,她悉心照料,每到一个城镇,她便去求医找药,直到治好为止。一天夜晚,郭沫若、安琳等四人睡在一窑厂内的草堆里,其他战士睡在厂外。不料天亮醒来,部队已经出发,把他们扔下了。这四人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去香港。在当地农会主席陈开仪安排下,他们在盐酸寮山上的草仓里躲藏了几天,后来去神泉又住了十几天才去香港。安琳在香港与郭沫若仍住在一起,以后又由香港秘密同回上海。

年末,郭沫若回上海不久便患斑疹伤寒。自12月12日至次年1月4日,安娜虽然也患了慢性肾炎,带着浮肿的脸每天去侍候丈夫两次,每天总是深夜才回家。住院期间,蔡畅来探望,郭沫若问:“安琳,安琳呢?为什么安琳不和你一同来?”蔡畅支吾着说:“她怕使你为难。”病中的郭沫若想念安琳。安琳呢?大概是来了不方便吧!

出院后,郭沫若读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剧本《角孔达》,因此引发了以下的联想:“我新得着一个主题――革命与家庭。盐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绝好的剧景。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那时知识界流行着“革命加恋爱”的风尚,革命、恋爱与家庭、责任成了难于解决的矛盾,给郭沫若带来了新的烦恼。

郭沫若出院在家养病期间,写了许多诗,后编成诗集《恢复》。1928年2月1日,译著《浮士德》(第一部)出版,全家狂喜,安娜特意买来“寿司”庆祝。郭沫若拿起一本译著,用派克钢笔在扉页上题写了献词:

Anna,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第二页用德文写了一句,中译是: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这年的2月16日,李一氓、成仿吾等人在上海都益饭店为郭沫若准备流亡日本饯行,安娜也同去。安琳也来送行了。郭沫若悄悄望去,安琳比以前消瘦了,脸色苍白,坐在一旁显得拘束、感伤。郭沫若以诗人的敏感,突然想到:“她假如和我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光靠精神上是不充分的。”

席间,郭沫若与安琳的不自然的、尴尬的情状,安娜全然看在眼里。女人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本能的捕捉能力。

果然,夜半回到家里,安娜便盘问起丈夫与安琳的关系,郭沫若也把“大概的情形”告诉了她。

“你爱她吗?”安娜问。

“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来。”郭沫若的回答很巧妙。

“既然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安娜又问。

“惟其爱才不结婚。”这个回答就令人费解了。

安娜似乎有意要指出丈夫的心理障碍――“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叹息了一会儿,她指着在日本式草席上熟睡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郭沫若没有说话。时间已过子夜,心绪随着夜景深沉下去。虽然为着安琳,他与安娜有过不愉快,但他与安娜毕竟是患难夫妻,他病笃时多亏贤惠的妻子精心护理,才得以死里逃生。

的海女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因受政府的通缉,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乘日本邮船“卢山丸”离沪亡命日本,家眷另乘“上海丸”前往日本,约定在神户聚齐。郭沫若说他是“顶着一个三万元的赏格的脑袋子到日本去亡命的”。开船时,他望着沉默的祖国,潸潸地流下了眼泪。

亡命日本十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治史,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被学术界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

在艰难环境中矗起的这座学术丰碑,同样凝结着安娜艰辛的劳动。安娜把宅前的空地辟成菜园兼花园:蔷薇花旁长着紫苏,大莲花旁结着朝天椒和蕃茄,院角笼子里养着一群鸡……小小的庭园,是亡命者郭沫若慰安的天国,使这个家庭于贫困、忧愁中时见欢笑。

安娜知道丈夫爱喝酒,平日饭桌上不摆,但在厨房一个角落总放着一瓶,喝完了再摆上一瓶,虽家境窘迫,却从未断过。郭沫若写作之余时常踱进厨房喝一盅,次子博生有时也偷偷去呷上两口。

1934年盛夏,安娜为了让终日著述的丈夫得到休憩,便怂恿全家到离市川约三小时火车路程的浪花村小住。

安娜一早便到海岸买了一篮子生鱼和一些蝾螺、鲍鱼。早餐吃鲜鱼味噌汤,生鲍鱼片,蝾螺壶烧,大有原始的风味。

第二天午后,一家子穿过两条隧道,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了海湾。安娜说,这里是小波都奇,前面的海湾是大波都奇,那里更清静些。他们继续往前走,发现两侧的岩臂向海中伸出,把海湾抱住。安娜兴奋地喊起来:“这儿简直就是我们的世界了!”岸边岩壁环抱,碧绿的海水深不见底。郭沫若照着安娜说的,全身跳进海里畅游。

一只渔船向海湾划过来,船上都是着的海女。原来岸边堆放的篼篮和破旧衣服是她们留下的。郭沫若赶紧上岸把短裤穿上,但海女们早已瞧见,逗笑不已。

海女们多是30岁左右的人,头上扎着印蓝花的白巾,项上挂着一副潜水镜,下身穿着紧扎的红色短裤,除短裤外便是了;皮肤是平匀的赤铜色,全身呈现着流线型而富于弹性,大有雌性“腽肭兽”般的美的特质。

安娜嗤嗤地笑了。她说:“这儿的海女,是很强的,一两个男子遇上她们一群,只有逃走。中年海女如果成了寡妇,没法满足时,听说三更半夜都要跑到海里浸一浸……”

浪花村10日结束了,一家子高高兴兴回到须和田。

安娜独自挑起生活重担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受日本宪警更加严密的监视,他也不愿意再在日本久留。应该说明的是,当时郭沫若之所以能回国,是利用了一个矛盾。由于郭沫若对甲骨、金文的研究颇有建树,受到当时政界颇有名望的西园寺公望的赞赏,以为一个40岁上下的人能做出这番成绩,很不容易。日本报纸把这则消息当新闻报道了。抗战爆发前夕,内的亲日派想利用他同西园寺公望的关系,设法请他回国,当局也因此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当时中共党内的一些同志和友人也希望他能早日归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7月25日凌晨四时半,郭沫若穿着和服,为妻及四儿一女各写了一张留白,便轻轻地踱进寝室,见安娜已醒,开着灯在枕上看书。郭沫若禁不住淌下了眼泪,揭开蚊帐,在安娜额上深深一吻,作为20年患难夫妻的诀别之礼。

郭沫若拖着木屐来到庭园。栀子正盛开着洁白的花,在清新的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他心里默祷着妻儿的平安,悄然离开了家。其实,头一天晚上,经郭沫若暗示,安娜知道了丈夫的走意。她曾告诫他说:“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我这里即使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而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请缨,在轮船上也给自己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魂,受戒僧的清规。”

郭沫若秘密归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在日本传开,警方随即将安娜逮捕,在牢房里囚禁了20多天。11月19日,郭沫若收到安娜的信,得知她被拘禁,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也常遭无赖的欺侮。郭沫若将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悲咽哭颤。

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行动是不自由的。然而安娜是一位有气节的、刚强的女性,她不屈服于警方的任何压力。日本军部强令安娜把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国籍,声称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安娜以孩子是中国血统而严词拒绝。

安娜忍辱负重,独自挑起生活重担。她租了几亩地,种稻种菜,农忙时还给人打过短工。有时她清早出去,跑50里山路,到山村采购柿子、石蒜、山楂、大豆,背着提着到镇上贩卖。冬天,因腌萝卜干卖,她的手天天浸在冷水和盐水中,手背肿裂。她还替人洗衣裳,到附近一家襁糊工场做工,在闷热的作坊里熬制襁糊……

面对全家六口的生存危机,安娜以坚韧的意志挣扎、奋斗。她不仅要让孩子有饭吃,而且要让他们都受到良好教育――长子和夫从京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进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次子博生毕业于京都大学工业系建筑学专业;佛生考进东京水产讲习所;淑子进东京女子大学数学系;最小的志鸿也在上中学。

万里寻夫赴香港

1945年8月15日,从广播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安娜激动不已。八年煎熬总算到了头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从今大概可以挺起胸了。她连忙去理发店对理发师说:“我还不太老吧,请好好给我梳理一下。”回到家里,打开衣橱,翻出一件20多岁时穿的和服,特意穿上,同五个孩子照了一张合影,作为胜利的纪念。淑子夸赞着说:“妈妈穿上和服就更像圣母玛丽亚了!”安娜一时发愣:“是吗?你爹爹过去也是这么说的。”脸上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笑容。

为了向日本政府申请去中国,回到丈夫身边,安娜向当局提出了与郭沫若结婚的申请,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她失去了日本国籍。她说:“我一直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故乡。”翌年初春,她得悉郭沫若还健在,旅居香港。她连忙将这个喜讯告诉孩子们。此前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和妹夫也在台湾。所以她决定由日本绕道台湾去香港找郭沫若,留下次子博生看守旧宅。抵台湾后,安娜在妹妹家住了三个星期,然后带上女儿淑和幼子志鸿飞往香港。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九龙山林道的一幢小楼上。安娜万里寻夫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很惊喜:“安娜!……”啊!眼前的安娜苍老多了,为他吃了多少苦呀!郭沫若说:“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日本军阀的罪过!”

安娜热泪盈眶,她有许多话不知该从何说起;然而面对眼前站着的一位年轻的女子(于立群)和大大小小五个孩子,她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苦命的安娜,她风闻的流言竟成了事实,她所担心、所怕想的事竟发生了。她心胆俱裂,痛不欲生。上帝啊,世间为什么这般残酷呀!

老朋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指出这种不幸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漫长的抗战岁月使他们离散,而且音信不通。他请求安娜本着对郭沫若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惆怅的局面。安娜冷静地审视了于立群的五个孩子。是呀,孩子是无辜的。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上帝是不容许这样做的。安娜决定去台湾同长子一起生活。

1949年2月,郭沫若等人离香港去北京。不久,在党组织安排下,安娜也离开台湾定居大连,和夫跟随母亲到大连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这年,她以“郭安娜”的名字加入中国国籍。后来,其他子女也都陆续回国。安娜说:“中国的建设缺人,我叫他们回来,都回来了。”

自1952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按月给她送去生活津贴,她很感激政府与朋友对她的关照。

第4篇:郭沫若书法范文

于立群是广西贺县人。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歌舞及电影表演,曾用艺名黎明健。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朋友林林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穿一身朴素的蓝布旗袍,面孔被阳光晒得黝黑,像个村姑一样。作为一名女演员,她当时在戏剧电影界已经小有名气,却丝毫没有感染当时演艺圈的时髦气息。这和郭沫若当时抱定“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的心念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于立忱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怀念,莫过于“保护好立群”。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当时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加上他又是姐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十分敬重与爱戴,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凇沪会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他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于立群则参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工作。

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戏剧界人士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了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于立群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北上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于是,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于立群听从了郭沫若的劝告,同林林、郁风等结伴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这个行期在于立群走前是已经定了的,但是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告诉于立群。和于立群在香港相见,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数。

郭沫若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他从九龙拜访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湾雪厂街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郁风和于立群。于立群先看见了他。街头遏故人,向来不大说话的于立群惊喜地先叫了出来:“啊,那不是郭先生?”

郭沫若开心地笑着,虽然和于立群在香港再见他早就心中有数,但今天的街头偶遇,还是让他心里格外高兴。

第5篇:郭沫若书法范文

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流亡日本,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

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当郭沫若准备编纂后来号称“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在日本蜗住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神情大振。他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所谓的“大龟四版”就是一个完整的大乌龟壳,从表面上看分成四大块,每一块上都刻有文字,因而有“大龟四版”之俗称。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罪犯,是钦点的反革命分子,而史语所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直接隶属总统府),其水火不容的政治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有所冲突,但在如此艰难处境下,尚能坚持研究艰涩的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

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

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

对于赠送郭沫若拓片的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但没有作更多的讨伐,当然也没有主动与其来往的兴趣了。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宜”与“卓识”等等拍马溜须的刺激,对郭沫若本人却一往情深。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缓和,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又变成了革命的一员,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国,并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着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1942年4月,傅斯年因身体不适,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借此东风,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第6篇:郭沫若书法范文

1937年7月27日,避居日本10年之久的郭沫若秘密回国抵达上海。他很快便融入了整个民族的抗日洪流中,随后创办《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郭沫若经香港抵广州,并于次年元旦在广州复刊《救亡日报》。为了维持《救亡日报》的办报费用,郭沫若拟赴南洋一带募捐,但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改变了他的行程。

这天,郭沫若意外地收到来自武汉的电报,发报人为时任武汉警备司令的陈诚。电报内容不足十字: “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郭沫若在琢磨着武汉的“要事”,但又不得其解,最后决定“命驾”前往。而促成此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郭沫若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董必武、、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陪同郭沫若前往武汉的还有日后成为他夫人的于立群。

时在武汉筹建“新四军办事处”的叶挺闻知郭沫若抵达汉口,立刻赶往客栈看望。郭沫若想通过叶挺了解陈诚这次电召的意图。但真正情况叶挺并不了解,于是他提议说: “干脆去见周公,他一定知道。”

“周公”是当时大家对的尊称。郭沫若说: “刚联系过了,周公正在开会,要过几个小时才有时间。”

叶挺闻之,觉得与其在此等几个小时,不如再去见一个人,此人肯定知道内情。于是便拉着郭沫若前往法租界的璇宫饭店,北伐时曾任过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

当时国民政府正组织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同时要求代表中共的和代表第三党的黄琪翔分任副部长。黄琪翔是在郭沫若之前应蒋电召前来武汉履新的。

郭沫若来访,黄琪翔非常高兴。他热情地拉着郭的手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随后黄琪翔的一席话,解开了让郭沫若来武汉的谜团。

原来根据陈诚的设计,政治部下设4个厅,分别为管军中党务的一厅、管民众组织的二厅、管宣传工作的三厅以及管后勤的总务厅。同时拟定郭沫若为三厅厅长。陈诚急电郭沫若来武汉,意即为此。

郭沫若早在北伐时即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因此黄琪翔很客气地对郭沫若说: “这实在是委屈你了。”

郭沫若对职务的安排倒并不计较,但对陈诚的设计确感意外。他觉得目前尚不宜表态,须等见到后再作定夺,于是漫应黄琪翔说: “地位我倒是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做就行。”

告别黄琪翔后,郭沫若在叶挺的邀请下,干脆移住新四军办事处。当晚,郭沫若便在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和董必武。

大家叙旧后,便围绕恢复政治部的话题展开讨论。

此前,根据的旨意,陈诚亲自登门请出任政治部副部长,而此时孔祥熙也邀到行政院任职。这两项均遭婉言推辞。但坚持要到政治部任职,并表示“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商量”。在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后,遂通过陈诚转告,原则上同意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详细地向郭沫若介绍了这段背景后,又谈了政治部下辖4个厅的情况以及表达了希望郭沫若能够就任三厅厅长的意愿。

郭沫若沉默片刻后说: “我不想干。”看着有些意外的神态,他仍坚持说明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在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

一旁的王明听到郭沫若这番话后,立即提出批评。王明当时是长江局书记,他同副书记都认为郭沫若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三厅厅长的最佳人选。虽然与郭是第一次见面,但他的话还是有些尖锐:

“目前的局面是靠争取得来的,虽然还不能满意,我们还得努力争取,但决不能退避。我们不是想官做,而是要抢工作做。我们要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工作,共产党首先便能谅解,青年们的谅解也自然是不成问题的。”

王明的话,郭沫若虽未反驳,但内心却并未诚服。他只是觉得这样的工作是不会有什么明显效果的。

见郭沫若沉默不言,知其仍有心结,便关切地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听听朋友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继之,又反复重申政治宣传工作在统战中的重要性,不能妄自菲薄。还推心置腹地说: “我倒宁愿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这时,一旁的林伯渠开玩笑地打了一个比喻: “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挤吧。”

郭沫若感觉得出大家都希望他能够上任。但他还是没有表态,他想再听听其他朋友意见后再作决断。

话不投机唯有不辞而别

武汉作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这时除云集了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各党派领袖外,还有大量文化界人士也都来到武汉进行抗战的文化活动。其中不少是郭沫若的故交新知。既然来到武汉,郭沫若自然要前往拜访。

与朋友相会,郭沫若心情怡然。但出乎预料的是,几乎所有的朋友在得知他的情况后都劝他上任。这使郭沫若有些无所适从。

郭沫若开始动摇了。力主他上任,朋友们希望他上任,如果再固执不受,可能会授人以柄,于大局不利。

一天,陈诚专门来访,邀请郭沫若到职视事。郭沫若遂答应“帮忙设计”,口气中虽仍留有余地,但已有“出山”之意。为便于以后工作,郭沫若自然要了解别的几个厅长的人选。

陈诚坦言相告,初步决定一厅厅长贺衷寒,二厅厅长康泽,三厅副厅长刘健群。

郭沫若闻之大失所望。他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特务组织复兴社的主要人物,过去从不为伍,其后恐难共事。特别是刘健群,郭沫若怀疑他是一位“监军”,这样厅长势必成为傀儡。

郭沫若颇有不满地对陈诚说:“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陈诚脱口而出: “难道你的大名连借一下也不允许吗?”

郭沫若心想陈诚不愧是“诚”,一语道破天机。自然这次谈话无果而终。

数日后的一天,郭沫若接到陈诚邀请晚餐的通知,便携助手阳翰笙一同前往。坐落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内的陈诚公馆,为双层别墅式小楼,环境优雅却警备森严。郭沫若与阳翰笙在公馆内见到了大部分拟定中的政治部要员,包括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秘书长张厉生、一厅厅长贺衷寒、二厅厅长康泽、三厅副厅长刘健群及总务厅厅长赵志尧。唯独没有副部长。

郭沫若颇为纳闷,感觉不像一般的请客,答案果然在晚餐后揭晓。原来这是在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轻松的气氛没有了,大家突然变得正襟危坐。工作人员给每个人发了《政工人员信条》、《政治部组织大纲》,其中有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内容。郭沫若非常不快,意欲退席。一旁的阳翰笙则主张留下听听他们的“高论”,郭沫若才勉强坚持未动。

会议由陈诚主持,各部门汇报了筹备情况。最后陈诚点名请郭沫若说说。

郭沫若无法推辞,便称自己实在太冒昧,并不知道这是召开部务会议便参加了。接着他很严肃地说: “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

陈诚闻之,一脸尴尬。

郭沫若继之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以厅长的资格而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说话的。他称: “第三厅既然负责宣传工作,就免不了有不少专家参加。而这些文化专门人才大部分都不是员,假设拿‘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那么就一定找不到几个人。所以我希望能改变门禁的森严。否则,不仅外面的人才进不来,里而的人也还可能从窗口跳出去。不管谁做厅长,这些原则总应该定好。”

郭沫若一席话令在座的人面面相觑。见气氛不对,陈诚赶紧说这些还都可以商量,随后宣布散会。

返回的路上,郭沫若对陈诚今晚的做法耿耿于怀,他不理解为什么开部务会不请参加,而刘健群的委任事前又不相商,这怎么能保证合作及今后工作的开展。郭沫若随即冒出一个念头: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决定立即付诸实施,当晚就前往长沙。

郭沫若将想法告诉了阳翰笙,并请阳翰笙第二天向汇报会议情形,并转告他对成立三厅的设想,即工作计划要事先拟定;人事必须有相对的自由;经费要确定。如三者缺其一,则厅长坚决不当。郭沫若之所以不去见,是担心见面后又被挽留,故干脆不辞而别。

回到住地后,郭沫若立即收拾行李,仅同于立群打了招呼,便匆匆赶往火车站。

在火车开动前的一刻,阳翰笙与李一氓匆匆跑来,隔着车窗递给他一张字条。他打开一看,是他十分熟悉的的笔迹:“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事忙,不能来送行,祝你愉快。”

郭沫若有些意外,也为得到的理解感到欣慰。

这时,汽笛长鸣,火车缓缓启动。郭沫若赶紧将手伸出窗外和大家握手告别,并大声说:“替我谢谢周公。”

避居长沙仍心有郁结

郭沫若选择长沙,是因为他的挚友田汉当时在长沙主办《抗战日报》。

郭沫若与田汉17年前留学日本时,因共同的爱国激情和对艺术的痴迷而结下深厚友谊。他们先后回国,同住上海哈同路,咫尺之间,往来甚密。这次,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后,田汉曾专门从南京往上海拜访。两人畅谈甚欢,心情怡然。当时,郭沫若告诉田汉,有意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但还不是很明朗。田汉随即应答: “那好啊,你做官,我们即可在你的手下做事了。”

郭沫若想到田汉以及一些朋友仍在期待,而允诺的三厅厅长目前又是如此的不尽人意。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对田汉说明,同时释放心中的苦闷。另外,郭沫若北伐战争时曾在长沙有过短期的逗留。12年后的重访,必然会有全新的感触。

田汉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938年1月初回到故乡长沙的。他很快便创办了《抗战日报》,与上海的《救亡日报》遥相呼应。当时报馆设在长沙皇仓坪的一个电影院楼上,工作人员有廖沫沙和王鲁彦等人。

这天,郭沫若的不期而至,令田汉和报馆同仁均十分惊喜。田汉随即在长沙一家有名的饭庄为郭沫若接风洗尘,作陪的有时在报馆的廖沫沙和音乐家等。随后,田汉又邀郭沫若共登长沙南门城楼上的天心阁。然而向来喜欢踏访名胜、有怀古幽情的郭沫若明显兴致不佳。在田汉的追问下,郭沫若才说: “我是避难来的,我不想进政治部,不想替装点门面。你想想看,有贺衷寒、康泽、刘健群这些人在里面,以后如何共事,如何工作?”

“那你打算将来做什么?”田汉问道。

“准备到南洋去募款,继续办报,或者做一些别的文化工作。”

田汉闻之很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认为你走的是分裂路线,是逃跑退却,我们正在号召团结,应该拿出诚意来。你应该去当这个厅长。现在国共又合作了,正可利用三厅这个阵地,来组织我们的抗战文艺队伍,进行抗战的文化宣传。你这样的退缩、躲避,是否有点感情用事了!”

见田汉言辞激烈,郭沫若调侃了一句: “看来你的政治性比我强。”

田汉感觉到一时恐难以说服郭沫若,便不再坚持。他想反正在长沙有的是时间,可从长计议,慢慢做工作,但一定要说服郭沫若珍惜这次机会,以抗战大局为重。他专门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迎沫若》、《沫若在长沙》两文,回顾两人多年来的交往和友谊,还牵头以长沙文化界的名义组织大规模欢迎会,请郭沫若“亮相”、演讲。郭沫若于此见到了文化界故友薛暮桥、翦伯赞、孙伏园等。受当时氛围的感染,郭沫若潜藏心底的一腔报国热情被激发出来。

此后,郭沫若的活动似乎比较悠闲。他首先拜望了由延安回长沙的徐特立。对这次见面,郭沫若以后如是说: “老人使我特别高兴,出乎意外地他竟赞成我到南洋去。他说:替反动派做宣传,绝对不可干。我还替你提出个具体的步骤。你假如弄到钱,最好是在衡山附近办个西南学院,来推进青年的革命教育。那样才是根本的办法。老教育家斩钉截铁地对我这样说,声音是那么刚健,像乡里老百姓说话的那样,而又那么地振聋发聩。我顿时起了一个幻想,西南学院已成立,就推戴这位老教育家做院长,不就会形成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园地吗?”

不久,郭沫若又礼节性地拜访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出席各种欢迎会,座谈、演讲,听湘戏,游岳麓山。在田汉的陪同下,他凭吊了黄兴墓、蔡锷墓以及屈原庙、贾谊祠,这几位历史人物都是郭沫若很敬佩的。

然而,表面悠闲的郭沫若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忧郁。因为除了徐特立表示“替反动派作宣传,绝对不可干”以外,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支持他目前的选择。而武汉方面也不断有函电来,有的是劝勉,有的则是严辞责备。

陈诚数次电催郭沫若回武汉上任,并表示一切问题都可以面商,而且特别强调郭沫若回武汉,三厅才开始组建;若不回,三厅则虚悬以待。

如果说陈诚的口吻还稍显宽容的话,继之黄琪翔的电报措辞则较为激烈,其中说: “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宽恕你的。”

如此局面,令郭沫若进退两难。

为了将郭沫若从这种心境中解脱出来,同时积极争取促成郭沫若就任三厅厅长,这天,田汉特意安排在长沙老字号三和楼聚饮,一批朋友应邀作陪。

一番推杯把盏后,田汉说道:“今日尽兴不可无诗,我先抛砖引玉。”说完,高声吟诵: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显然,诗中之意是希望郭沫若能够振臂一呼,大家应声而起,在其麾下为抗战宣传尽职尽力。

郭沫若当然知道田汉的用意。见大家都将眼光投向自己,也只好和诗一首表达心境: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作诗人。

显然诗人并不是他的最终定位,但他的政治抱负与环境的反差依然令他难以抉择。他以屈原、贾谊的教训为喻,仍将出任厅长视为畏途。

这时在武汉的一方面电示田汉做郭沫若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继续与上层交涉,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在陈诚同意免除刘健群三厅副厅长以及完全同意郭沫若提出的三个条件后,致电郭沫若说: “我已原则上决定干”, “希望你也能采取此立场”。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免除刘健群副厅长职务,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他相信为了让自己出任厅长,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郭沫若觉得再没有坚辞不受的理由了,心底开始松动。

重返武汉三厅鸣锣亮相

一向心细的觉得这时要给郭沫若一个台阶下,让其返回武汉显得很自然,能达到这一效果的唯一人选即于立群。于是,专门约见仍然留在武汉的于立群,派她前往长沙接郭沫若回武汉。

2月的长沙寒气袭人。这天上午,郭沫若见田汉坐着一辆洋车迎面而来,老远即大声喊叫:“武汉的朋友来啦!”车门打开,于立群突然出现在郭沫若面前。

郭沫若不禁心头一热,惊喜异常。这期间虽然他们之间亦常有信件来往,但毕竟分手匆匆,意犹未尽。郭沫若自己说: “我离开于立群,是精神上另一种意义的苦闷。”

于立群给郭沫若带来了和其他一些朋友的信件。在信中介绍了武汉方面的情况,并代表组织要求他立刻回武汉上任。于立群虽然一旁默然无言,但郭沫若感觉到她也是“回武汉派”。以后郭沫若曾有如此说:“立群没有表示她自己的意见,但我看她把我留在武汉的行李一件也没有带来,毫无疑问,她也是赞成我赶快回去的。”

田汉眼见郭沫若还在犹豫,便在一旁催促说: “这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呢?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

“好吧。”郭沫若终于下定了决心,不过他要求田汉与他一同回武汉到三厅工作,田汉自然一口应允。

2月28日,郭沫若与于立群携手乘火车返回武汉,同行的有田汉、等。

第7篇:郭沫若书法范文

自1971年“九一三”叛逃事件之后,社会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产生了怀疑。

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极其关心将来人们会怎样看待“”。

听说在的卧室里发现摘录和书写不少孔子、孟子和儒家著述的语录和条幅,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等,他认为是孔孟之道的信徒,由此便联想到“批林”必须和“批孔”结合起来。于是,在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便正式提出了批孔问题。同年7月4日,在与、的谈话中指出,同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而儒家则是开倒车的。还对、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从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一伙抓住、利用的这一谈话,经过密谋策划,便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而他们则是为夺取权力,而借“批林批孔”将矛头指向。

郭沫若与经常互相诗文唱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少佳篇。然而令郭沫若没有想到的是,笔下最后一首诗词竟是对自己的严厉批评。

郭沫若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猛批秦始皇,后来在《十批判书》里不单单是骂秦始皇,连秦国丞相吕不韦也被拉了出来。很清楚,郭沫若当年在重庆写文章、作演讲,大骂秦始皇,那是影射的独裁专制,这乃不失为郭沫若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作的一大贡献,这本应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在数十年之后的70年代,早已成为人民共和国伟大领袖的,却两次写诗批评郭沫若尊孔骂秦。

1973年5月某日,在读报后作诗一首:“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973年8月5日,即在中共“十大”召开之前夕,将自己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读给听: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无疑是严厉批评了郭沫若反秦尊孔思想。那天,在给读了“呈郭老”那首诗之后,还对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在中共“十大”之后,又将这首诗一句一句地讲给毛远新听。

“”开始后,7年没写诗,第一次写,竟是这样的对郭沫若学术思想作出否定,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郭沫若所承受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这段时间,一直在结合现实,思考历史上的儒法斗争问题。

1958年5月,在中共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时,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当即反唇相讥无知: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我们是马克思加秦始皇。1964年,在又一次评价秦始皇和孔夫子时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而且还统一了文字、制度,有些制度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1973年9月23日,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动乱年代》一书中写道:“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

越来越紧的风声传进郭沫若耳朵里,备受压力的郭沫若,在无奈之下为的批评写了一首和诗:“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知有仙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出穷隅。岂肯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天地,寸心初觉视归趋。”

诗中表达了他的痛悔之意。但是,这并未能让郭沫苦心情轻松起来,他仍时刻担忧过不了这一关。

1974年元旦,“”进入第八个年头的第一天,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元旦社论发表后,等人便迫不及待地加紧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

1月12日,、致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给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及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指示。

1974年1月12日

第8篇:郭沫若书法范文

从现代个性心理学的角度,深入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奇人,一个非常值得深刻解剖的复杂的存在,是多种矛盾冲突集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郭沫若的多面性人格分析,也必须从多面视角进行。本文着重分析青年时期的郭沫若。

青年郭沫若的个性,基本上属于自我表现的情绪型或浪漫型。

表现自我,自然流露

青年郭沫若有艺术天才,富于创造力,这种素质决定了他的文艺观是崇尚天才、灵感、直觉。他向往歌德和孔子那样的“球形天才”,追求多方位的自我实现。他全面涉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中外文化交流等,而且在这些方面也都有所贡献。

他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一个人写诗,要有直觉、灵感。

青年郭沫若宣称,“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说“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他向往强有力的个体存在,在想象中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突出的个性看做诗的生命。他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因此他在文学创作中竭力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

郭沫若主张“文艺要表现作家自己”,“文艺是作家的自叙传”。新文化运动中,他成了突出自我意识、激烈解放个性、肯定主体精神、发扬自由创造的开路先锋。

偏于主观、情感冲动

郭沫若在1923年自述:“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青年郭沫若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即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种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创造,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象,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

青年郭沫若豪放不羁、激情洋溢,而缺乏坚韧和冷静。他说:“我只是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像留声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

他给新文化运动带来重主观、重表现、重情绪、重创造的新浪漫主义美学原则。

傲慢不逊,具有反抗精神

20年代初,郭沫若自述:我郭沫若素来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人,我的行事是这样,我的文字也是这样……要叫我们“休”,除非叫我们死!

在日本参与“无产阶级文学派”的冯乃超,回到上海以后,于1927年12月18日作《艺术与社会生活》长文,文中说:“我们若要寻一个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就是郭沫若。”冯乃超认为,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等四种人都“没落”了,只有郭沫若“革命去了”。

粗豪放浪,好走极端

青年郭沫若一味追求“全”,而忽视“深”;他积极进取,却又好走极端;他豪放大胆,但常随意树敌;由于缺乏反思和自省,他个性中的优点和缺点常常混为一体,相伴相生。

闻一多和梁实秋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倾倒于创造社郭沫若的豪情壮志而五体投地,引为知己,但是后来起了变化。闻一多在1923年的家信中说:“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越来越注重政治功利性,同时他的文艺审美力也越来越淡薄衰弱。

郭沫若和郁达夫,都是放浪不羁的天才。但是两人有所差别。同为愤世嫉俗,郁达夫倾向于悲观、颓废、出世,郭沫若则倾向于达观、进取、入世;郁达夫怀才不遇、时运不济,落得自暴自弃,郭沫若则随机应变、逢场作戏,常常时来运转。他们曾多次自比为“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这一比喻可谓恰到好处。

忏悔情结

青年郭沫若认识到: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能力。我既晓得我自己性格的偏颇,意志的薄弱,也很想从事于纠正与锻炼。

郭沫若时不时会萌生“忏悔情结”。郭沫若早期以“自我表现”多次公开暴露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并期望以光明照亮自己的灵魂。郭沫若的忏悔情结,并不同于胡适之、闻一多、徐志摩、郁达夫诸君子,而另成一种特色。

《三叶集》载,1920年初,二十八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在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唯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这样忏悔的自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宗白华说:“把《三叶集》跟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郭沫若的忏悔情结跟他诗歌创作的直接关系。长诗《凤凰涅》是在1920年1月20日完成的。时间正好是在写这封信的两天以后。”

郭沫若的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后来,郭沫若有时反省道:“我一生最讨厌最憎恨的就是虚假造作。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出淤泥而不染’只是形容罢了,像我们这样从淤泥中钻出来,谁都难免沾染上污泥。应该不断地冲刷身上的肮脏。”

性格不定,易动摇复多变

许多人的个性人格中或多或少带有两面性。对于郭沫若的两面性,鲁迅概括为“才子加流氓”,或者说是贵族性加游民性。杜亚泉曾指出:知识者与游民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人格,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特色。知识分子若是缺乏独立思想,就会动摇多变――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由此在人格上也具有两面性(双重性)。

一面倾向于贵族性,夸大傲慢,凡事过于主观,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卑鄙,不屑与之为伍;另一面则倾向游民性,轻佻浮躁,凡事偏于过激,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丑恶,而愤世嫉俗。傲慢主观则喜武断,愤恨过激则喜破坏。往往同一人,处境拂逆则显游民性,顺利则显贵族性;或表面上属游民性,根底上属贵族性。以此性质治产必至于失败,任劳动必不能忍。

第9篇:郭沫若书法范文

关键词:翻译 标准 理论 发展

翻译标准理论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历史脉络,但根据目前的现有研究尚缺少一些清晰的勾勒与合理的综述。有鉴于此,本文从各时期重要的翻译标准理论入手,归纳总结出20世纪中国翻译标准理论演变的历史。

在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翻译标准是学术界一再探讨却一直没有定论的话题,如果从汉代的翻译佛经算起,翻译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翻译标准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诠释。抛开古代经书的翻译不论,仅从近代开始,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到“直译”、“意译”,从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到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再到后来辜正坤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等,本文通过对每一时期的重要翻译标准理论进行梳理,力求呈现出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的演变历史和时代特质,为今后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些的参考。

直译是为了保持原著的外国味,意译或归化译是为了保持译入语国的文化特点。回顾中国翻译标准的演进历史,我们会发现郭沫若应该是最早找到其平衡点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因为从郭沫若的“风韵译”翻译标准论发展出了后来的“神似说”和“化境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界和翻译界的多产者,郭沫若大量成功的翻译实践在促进我国新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进步的同时,也显示了他翻译理论的完备与合理。郭沫若的翻译理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谈文学翻译工作》、《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讨论注译运动及其它》等几篇谈论文学翻译的理论文章中。郭沫若最早在1920年发表的《附白》一文中阐发了他的文学翻译标准观:“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

“风韵译”可以说是郭沫若的翻译标准。“风”是对文章美学特质的一种抽象说法。“韵”指文章的雅致,它常与“神韵”、“风韵”相连,要求诗歌写得空灵,给人“悟”和“品”的空间。这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意境”说有直接的关系,有“韵”者必有其意境。就狭义的范畴而言,“韵”与音韵相通,指文章的一种外在形式。因此,“风韵”主要还是一种形式美学,包含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混沌和感悟性特点。郭沫若主张风韵译主要是从译文的美学角度来要求翻译不仅要通达和雅致,而且要具备形式美。注重译文中的美学要素可以说是郭沫若对前人翻译理论的突破,也是他对中国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在郭沫若之前的翻译理论中,很少有人专门就译文的形式和其它美学要素发表过观点,而在郭沫若之后,人们才对翻译的形式和美学加以重视,所以说郭沫若在中国翻译标准的理论演进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衔接性作用。风韵译不同于严复的“雅”,因为雅仅仅是文字层面的标准,但和傅雷、钱钟书的翻译标准观有相通之处,极端地说有一致之处,因此,我们今天很难说傅雷和钱钟书的翻译观没有受到郭沫若风韵译直接和间接的启示。

在当代翻译史上,傅雷在1951年提出了翻译的“传神论”标准,这较先前的翻译标准更加完善,他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神似而在形似。”他把“意似”——译文同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性——视为翻译的最低标准,以为如果译文能在形式和精神上同时一致,即达到了“神似”,才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傅雷提出的“传神论”标准看似很好地解决了意译和直译的不足,但要真的实现译文的神似却是很难的,就连傅雷本人也说:“‘神似’和‘形似’不能同时兼顾,我们应大胆地摆脱原文形式,着意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神似’。”

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了“化境”说,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文学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有人说:“‘化境’是比‘传神’更高的翻译标准,或者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因为‘传神’论要求的‘神似’实际上是译文与原作精神上的相似或近似,而‘化境’则要求译文与原作在除了文字形式以外的所有方面相等一致。钱钟书学贯中西,是中国文坛上少见的大师,但不是说他的所有观点都比别人高明或值得提倡推广,也不是说出现得越晚的观点就比出现得较早的观点全面周全。钱钟书的“化境说”的确应该每一个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我们翻译工作者的努力方向。但化境说可能只是翻译的一种“理想”和“方向”而已。

总的说来,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样三类:

第一类属翻译技巧与翻译艺术范畴,旨在探讨对外语的理解与表达,如对英语中某些特殊句型如何理解、如何译成中文的讨论,或是研究翻译的修辞艺术,诸如外译中时长句的处理,某些外语结构的汉译分析,等等;

第二类属翻译理论范畴,多结合现代语言学、交际学、符号学等各种理论,或结合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现象作理论性的阐发,或从理论上进行归纳和提高,总结出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如等值论、等效翻译论,等等;

第三类属翻译史范畴。这一类研究除了对翻译活动和翻译事件的历时描述外,还有大量的对翻译家、文学社团、翻译流派的翻译主张、成就得失的探讨,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钩沉、溯源,等等。

回顾我国的漫漫翻译历程,各种有关翻译标准的经典命题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它们都会依时间、地点、认识主体之间的不同而不同,亦会依观察者角度、层次、目的不同而不同。万理万教,虽有理、亦无理,全取决于认识主体在认识坐标系统中的位置。”但随着译介学的成熟、翻译文学国别归属的划分以及翻译学自身的发展深化,相信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问题还会提出新的看法。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2]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