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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精选(九篇)

社会变革

第1篇:社会变革范文

邓小平重视大众休闲,他自己也酷爱娱乐活动,有着多种业余爱好。桥牌、登山、游泳样样毫不逊色。作为一位桥牌高手,他将打牌作为休闲的重要方式。他说,专注在牌上,头脑才能充分地休息。邓小平还把看足球作为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1977年7月17日,北京举办了“”后我国首次“长城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决赛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就亲自到赛场观看了比赛。1979年7月,邓小平登临黄山,他不仅陶醉于黄山的景色,更站在一个政治家的高度提出了发展黄山旅游事业的具体指导思想:“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闲暇生活开始出现新变化,社会生活更为丰富多彩。首先,人们的休闲观念发生了改变。一是休闲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成为大众文化。过去那种认为一切玩乐活动都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观念被摒弃,现代意义的休闲方式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二是将休闲与劳动相结合的观念开始普及。人们意识到,休闲与工作应该并行不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各自的生活自由和技能发展。三是更加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其次,休闲内容更加丰富。改革开放后,日趋开放的社会为人们的闲暇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人们闲暇生活的内容摆脱了过去那种单调乏味的模式,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一是一些休闲活动种类增多,二是一些“”期间被禁止的闲暇活动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再次,新的休闲方式层出不穷。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生活的大众化,一些新的休闲方式出现,旅游成为家庭休闲的主要方式之一,逛街购物则成为越来越多的女性青睐的休闲时尚。人们摆正了工作和闲暇的关系,走出“除了工作,就是家务”的循环模式。社会氛围逐渐活跃起来,闲暇成为一种生活新时尚。

褪掉社会交往中浓烈的政治化色彩,深化社会交往内涵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有严重的心理负担,人际交往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表现为:一是人际紧张,相互揭发,各种政治斗争成为生活的主要部分;二是社交圈子封闭,交往对象仅仅框定在亲朋好友之间,人们普遍不愿同自己不太熟悉的人交往,更不敢同一些所谓“政治成分”不好的人交往。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内部的交往,他认为,从封闭走向开放,深化内部交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邓小平逐渐否定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交往中淡化因阶级斗争扩大导致的敌情观念过重带来的消极影响,为深化内部交往扫除了思想障碍。改革开放之初,在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在他看来,过去的资本家虽然人还在,但他们的阶级成分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这一观点,对于消除过去因阶级成分问题给人们带来的社会交往障碍,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认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进行群众工作,这就从根本上打掉了人们因个别言行不慎可能在政治运动中被清算、遭打击的顾虑,因而能够以一种相对轻松的心情参与社会交往活动。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和政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国建立起一个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为了消除“左”倾思潮下对不同意见采取的残酷斗争给人们社会交往所带来的心理阴影,邓小平提倡鼓励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并且对错误观点要持宽容态度。他说:“讲话,错了不要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

“”时期形成的严重的派性问题,曾经严重地阻碍了人们的正常社会交往活动。那些搞派性的人,总是站在个人和小团体的立场上,以派划线,挑拨离间,搬弄是非,造成了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1978年10月3日,在商议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时,邓小平就特别强调,稿子内容应包括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反对派性等内容。

此后,他多次要求把搞派性的人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社会交往活动因此正常多了。在传统的单位制与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上级对单位的资源垄断、单位对个人的资源垄断现象,人们在经济交往活动中出现了消极地“等、靠、要”等被动心态。为了增强人在社会交往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

扩大自政策的推行,加上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政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上级对单位的束缚以及单位对个人的束缚,弱化了国家与单位对个人的控制。由此,个人对单位的依附程度下降,与社会、他人的接触增多,又推动了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和经济体制的变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内部交往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人们的社会交往规模更大。由于思想解放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人们的社交圈迅速拓展,交往的对象和范围也越来越广,多层次的人际关系开始形成。其次,社会交往更趋理性化。“解放思想”的呼声在社会上空前高涨,社交中原有的政治被打破,人们不再担心一不小心说错话、做错事便被扣上“帽子”,人际交往方式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空前频繁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经济内容进入交往活动中,合理的利益追求在交往中也逐渐获得了承认。再次,出现了新的交往方式。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各种社交活动不断增加,为人们主动参与和自愿组合各种人际关系创造了条件,新的交往方式随之产生。“饭桌社交”渐渐风行,越来越多的人因珍惜同学情谊而定期聚会,更多的社会交往则伴随着人们的闲暇产生,很多人因个人兴趣爱好相同参与民间团体而开拓了社会交往圈。

注重家庭生活,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社会家庭生活质量

建国后,尽管婚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依然受到传统婚育观的很大影响。多子多福的思想和鼓励生育的政策不谋而合,家庭人口数量急剧膨胀。而人口过多导致的住房紧张状态难以得到解决,又使人们的家庭生活环境不如人意。另一方面,长期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人们的心理戒备。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家庭成员之间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互相伤害,“孝道”被作为旧传统加以批判,家庭亲情淡漠,尊老敬老意识严重弱化。邓小平历来重视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问题。

1978年4月30日,他在谈到发展新行业问题时,就关注这些行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他认为,饮食业发展起来以后,就可以减少家庭劳动。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曾特别强调解决好家庭问题。他充分注意到了欧洲福利社会养老模式存在的缺陷,希望有尊老敬老优良传统的中国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元在养老问题上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养老可以由家庭来消化,“我们还要维持家庭”;他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家庭养老传统,特别提到,“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引起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之间的巨大矛盾,而且也造成了家庭经济的巨大负担。邓小平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生育被正式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为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首先,家庭婚育观发生了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性抑制了人们早生多育的传统观念,更多的家庭倾向于少生,重视子女成长质量。其次,家庭结构也随之改变。一是家庭规模持续缩小,每户平均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二是家庭结构进一步趋于核心化,联合家庭的减少乃至消失则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大家庭观念已经淡化。

住房问题也是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一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地住房都十分紧张。1978年10月20日,在视察北京新建的公寓住宅楼时,邓小平对住房建设提出了设计合理、增加使用面积、考虑住户的方便以及内部装修的美观等方面的要求。1980年4月5日,他提出了进一步改革住房制度的设想:“关于住房问题,需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一系列住房制度改革措施陆续出台。1988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后,全国开始推行商品房制度,许多家庭的住房条件获得改善。在城市,一大批配套设施齐全、服务功能完善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一些旧的居住区也获得改造。在发达地区农村,多种风格别致的小楼房星罗棋布,成为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一道最直观、最亮丽的风景线。此外,人均住宅面积也获得大幅度的提升。四、推动解放社会生产力,为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前,物质贫乏,加上重精神轻物质的观念,造就了当时的特殊消费模式。人们崇尚节俭的消费观,物美价廉成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标准。由于主要商品都严格凭票定量供应,消费品的可选择性受到很大限制。因为温饱尚成问题,人们的消费也很单调。

“”结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后,针对当时极度贫乏的物质供应,邓小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说,发展生产力是“是最根本的革命”;“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提出,制定政策必须“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他坚持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并提,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专门谈到了如何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问题。他当时已经注意到生产水平、工资水平与消费水平之间存在的关联,认为当一亿拿工资的人中有一半人的工资能够拿到相当于七八级工的工资时,“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饰他们的家,他们柜子里要有东西放,需要书、需要花”,并且“人们要吃好的”。因此,他指示有关部门要优先考虑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问题。1980年10月25日,他要求有关部门,在制定各类计划时,“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知识分子工资问题、价格问题、城市住宅问题、轻工业品增长问题,也就是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要逐步提高”。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急速上升,物质急剧丰富,人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从“1979年至1993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增加到1148元,增长了6.9倍”。同时,社会消费状况开始出现全面的变化。首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们的消费观念经历了由温饱型到享受型的变化:“在吃的方面,过去讲吃饱,现在讲营养保健;在穿的方面,过去讲求穿暖和结实,现在讲求漂亮款式;在用的方面,过去讲究经久耐用、美观大方,现在讲求省力、省时、娱乐装饰;在住的方面,过去只求席地安身,现在追求舒适、宽敞。”

第2篇:社会变革范文

这时捧读美国作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历时15年撰写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似乎是在发思古之幽情。然而,正是这部砖头股厚重的书,给予了我们深刻理解现实网络社会的钥匙。她对15世纪中叶兴起于欧洲的印刷文化做了翔实的论证,让人们思考欧式印刷术作为当时新传播技术,如何影响了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过渡,对欧洲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在全球正由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向网络文化过渡,这部书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该书集中研究了印刷出版物催生的传播革命。我们都熟悉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专著,材料丰富,但是他的论述中几乎没有提及印刷术的影响。而该书与布尔克哈特忽略印刷术相反,对其批评颇为尖锐。这部书出版以来,欧洲通史、文化史、技术史、科学史、印刷史、宗教改革史、文艺复兴史的专家争相研究并批评这一巨著,传播学的研究也在争夺这一丰硕的资源。书中严谨、细密的考据,足以使不同领域的学者得到启发。

作者指出:“文艺复兴字体之所以留下永恒的印记,并不是因为它吸收了一种风格而不是另一种风格,而是因为它是用字钉印出的,不是用手写的”。这部书将以往研究欧洲中世纪变革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因素――印刷出版物引入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传播学者以及对传播学感兴趣的读者重新审视这段传播史,确立欧式印刷术从15世纪中叶至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地位。

第3篇:社会变革范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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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第4篇:社会变革范文

一、土地革命

土地问题关系到翻身农民的切身利益。土地是万物之母。是农民的命根子。谁拥有土地。谁就拥有财富,就拥有生存之机,发家之本。可是广大农民元地少地,并遭受着多重压迫,这种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只有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调动农民参加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土地革命是1927年冬到1934年10月。最早揭开土地革命序幕是闽西永定县的溪南区。1928年6月下旬,张鼎丞同志领导了永定暴动,成立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邓子恢任宣传部长。8月又成立了溪南苏维埃政府。溪南红色政权组织根据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在溪南进行了分田试点,这次分田的具体办法是:“以乡为单位,即以本乡人民现有亲自耕种的土地,作为本乡的土地所有权,归本乡按人口(除反革命分子外)平均分配土地;又用抽多补少的办法(根据现耕的土地多少,按全乡每人平均应收的亩数为依据,有多的抽出来,不足的补给他)去实行分配。”闽西初期土地斗争中“抽多补少”的原则,是邓子恢的首创。到1933年春夏,中央苏区的广大赤色地区内完成了土地分配。当时中央苏区包括南到江西寻乌、广东和平,西到赣江,北到江西永丰全县、南丰的白舍、广昌的尖峰、宜黄的李坊、石城的坝江、峡江。

二、苏区社会变革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中央苏区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加强了党组织和党的作风建设,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国家政权体制建设和国家武装力量的建设,开展了扩红支前和拥军优属活动,使百姓深切体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工会工作:壮大了共青团组织。为党的革命积蓄了后备力量:倡导男女平等:在婚姻制度方面改原来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为一夫一妻制,重视妇女解放事业;颁布了《宪法大纲》、《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完善了刑罚制度和司法制度。

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时期,苏区人民生活仍然艰苦,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劳动力严重缺乏,耕牛奇缺,要照顾的红军家属多,农村生产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农村互助合作社。随后农村互助合作社在中央苏区广泛推广,各地纷纷成立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通过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苏区人民得以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和艰苦的环境中,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创造了近代革命战争史和农业生产史上的奇迹。

三、苏区民众

苏区各地进行土地革命后,苏区人民分得了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也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主人,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和红色政权,苏区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积极缴纳各种税收,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励行节约,为红军筹款、借粮、献粮,积极购买公债,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

革命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广大劳动妇女。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后,颁布了《劳动法》、《婚姻法》等各种保护广大劳动妇女的法令及决议,使广大劳动妇女从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长期束缚下初步解放出来,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及应有的权利,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思想觉悟逐渐提高。广大妇女积极加入工会、贫农团、共产党,成立了女工农妇代表会。投身于苏区土地革命的洪流之中。

1、在政权建设方面,苏区妇女参加各级苏维埃工作的很多。农村妇女大量参政议政,管理政权,这在农村妇女的历史上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当时的市乡苏维埃代表中,妇女代表占25%以上。有些地方妇女代表达到66%。

2、在农村经济建设方面。苏区妇女承担了生产劳动的主要任务。当时的很多妇女是小脚,大脚的妇女较少。由于青壮年男劳动力参军参战,农村生产的主要责任自然落到妇女身上。犁田、耙田、割禾、莳田、肩挑是农村的主要农活,而这些农活对小脚女人是极其困难,可是“三寸金连”的小脚女人克服重重困难,学习犁耙,一遍二遍,三天五天,摔倒了再爬起,最后。80%的妇女学会了犁田、耙田,大多数妇女掌握了莳田技术。这些表现了苏区妇女们在生产建设中那种旷古空前的积极性。

3、拥军支前方面,每当红军出发或到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妇女们都要举行欢送或欢迎仪式,有时还举行晚会或茶话会。在红军驻地和红军兵站里,经常有成群的妇女慰劳队,挑着鸡鸭肉蛋、果品、草鞋等慰问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并在那里洗衣做饭。在拥军优属中,那送夫、送儿当红军的苏区妇女是最令人赞佩与称道的。为着革命的胜利,苏区有50%——80%的妇女牺牲了自己的亲情,动员、欢送亲人到前方杀敌,有些妇女送丈夫参军牺牲后。送大儿子。接着送二儿子……。

第5篇:社会变革范文

【关键词】大IT革命 大IT+ 互联网+ 致毁知识 科技危机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信息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与活动方式,语言―文字的出现,造纸―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把人类的信息能力与知识能力逐级提高到新的境界和水平,以计算机、通信和互联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IT技术系统,则为人类建立起第三级生存与发展的支持平台,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交往、学习、工作、生产、消费的方式。①1980年出版的托夫勒名著《第三次浪潮》让信息技术革命家喻户晓,而21世纪初开始的以互联网普及与大规模应用为核心特征的新变化,已经明显区别于30年前的信息技术革命,据此笔者提出“大信息技术革命”,简称“大IT革命(The Big IT Revolution)”,从量变到质变的角度对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作出了新判断。②互联网+的实质就是大IT+,作为政策语言,互联网+当然更简明易懂,但是作为研究与设计,从大IT+的角度考虑则会更加全面和深入。本文由三部分构成:一是阐述大IT与大IT革命的内涵,说明互联网+的实质就是大IT+;二是探讨大IT革命带来的最大挑战与机遇,说明正视其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大IT:一个颠覆性的开放体系

信息技术是发展最快的技术,IT家族不断增加新成员,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已经深入人心思维、深入千家万户与各行各业,信息社会已经初步形成。如果把20世纪70到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称为“浅层IT革命”,则21世纪初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可被称为“深层IT革命”,即大IT革命。两次IT革命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以IT本身的发展、应用和销售为主,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开始了IT的大规模应用,全面深入地渗透、融合到人们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与方面。大IT的“大”体现为既“广”又“深”,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IT本身的品种多样,不仅针对信息也针对知识的生产、存储、搜索、传播、传授、处理、运用,与信息科学、软科技的一体化形成信息科技系统,并且发生大规模IT融合,即各种信息技术之间的内部融合和对其他技术进行整合的外部融合,提升整个技术系统的运行效率与品质,与社会多方面结合形成信息科技产业与信息科技社会系统,IT与非IT界限模糊;二是人的思维、习惯、心理和价值观的改变;三是生活、学习、工作、消费、社交方式的改变;四是科研、设计、生产、流通、贸易、营销方式的改变;五是组织方式、管理方式、制度安排、产业及其结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和文化的改变;六是出现新的网络疆域,成为国家、组织、个人争夺和占有的新资源、新平台和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影响国际关系,决定国家、组织、个人的竞争力。显然,在20世纪70到80年代,这些深刻变化都没有发生或刚刚开始发生,只是“浅层IT革命”(也可称之为“小IT革命”),因此,确实有必要提出“大IT革命论”。

笔者称之为“大信息技术”(“大IT”、“大信技”)的技术系统主要包括计算机、通信、网络、数字、智能、物联网、虚拟、云计算、大数据、软科技(简称“计、通、网、数、智、物、虚、云、大、软”,CCNDIIVCBS),其中软科技包括软科学、软技术③与创新方法及科技评价等(创新方法与科技评价极其重要,所以尽管包含在软科技中也将其单列出来),软科技也是信息处理,并且作为协调、整合、聚变、重构的因素,所以也包括在大IT之中。当然,这10项内容只是目前主要的信息科技,以后出现新科技,可随时加入,大IT是一个开放体系。IT革命是技术革命,大IT革命则是科技革命,科技一体化在大IT中有充分体现。大IT革命也就是上述大IT既“广”又“深”的六个方面的深刻变革。 互联网+的实质就是大IT+

众所周知,“互联网+”就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促进各行各业的提升与发展。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可见,互联网+已经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提出互联网+的实质就是大IT+,只是对已有的认识的概括与强调而已。继续使用互联网+这种简明易懂的政策语言也是合适的,但是根据上述对大IT的讨论,显然从大IT+的角度考虑会更加全面和深入。在许多方面,互联网与大IT还是不同的,例如目前不少讨论互联网思维的文章和书籍,为了大而全,把不属于互联网思维的内容放入其中,比如,把大数据思维放在了互联网思维的名下,实际上无论从思维层面还是操作层面看,两者都是不同的。如果用大IT思维,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强调大IT+可以从大IT革命的角度去分析和引导大IT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大IT中包括创新方法与科技评价在内的软科技,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在互联网中是没有的。从大IT革命的角度考虑大IT+,显然既包括互联网+,又远超出了互联网+的内容。也就是说,只有从大IT+和大IT革命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准确把握和引导正在发生的科技变革、产业变革与社会变革。 大IT革命带来的最大挑战与机遇

大IT革命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在加速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科技危机。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个习惯,对于新科技的出现与应用,首先而且主要考虑其正面效应,对负面效应只是顺便一提。这在科技负面效应不甚严重的过去还影响不大,而在科技威力越来越大的当代,如果还沿用过去的观念和做法则会带来巨大灾难。因此在讨论大IT革命的同时,必须强调规避科技风险。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黑客、极端分子的违法犯罪带来方便。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的院长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教授指出,现在人们已经能从互联网上下载天花或者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但目前对普通人而言,你得到的也就只是电脑屏幕上的一串字符。可是如果DNA合成仪越来越先进,输入网上下载的序列信息,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RNA或者DNA序列,那么不久之后这些仪器可能就强大到可以直接制造出相应的病毒。④熟知“核黑市”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道格拉斯・弗兰斯于2013年6月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称,核黑市相关人员所持有的核武器设计图等大量资料就保存在网络上,强调现在面临着核技术一旦扩散就难以回收的危机。⑤不仅互联网会加快扩散“致毁知识”,而且还存在着被称之为“深网”(Deep Web)的深层网络,它是指互联网上那些不能被标准搜索引擎搜索到的网络内容,这是能匿名进行活动的网站,这类网站中的信息甚至比通常所说的普通网络要多数倍。在深网中进行交易是匿名的,用“比特币”结算,所以非常隐蔽,是罪犯的天堂,里面有大量的非法交易,有悬赏暗杀和职业杀手网站,有、武器、伪造证件的网站等,例如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网站,全球有100万顾客,全年营业额在12亿美元以上。⑥

大IT包括3D打印,利用这项技术可以打印实用的枪支,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能够打印的东西越来越多,致毁知识变成致毁武器也就越来越容易,以致可以为所欲为。⑦此外,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已通过了13岁男孩的图灵测试,谷歌研制的机器狗奔跑自如,这种发展态势令人担忧。近几年,科技发展明显提速,这与大IT提供的科研与创新平台密不可分。本文论及的不是信息安全问题,而是探讨毁灭性的科技负面效应,可以说大IT既能加快致毁知识的增长,又能加快致毁知识的扩散与应用。

笔者将著名的囚徒困境和自己提出的动车困境、双刃剑困境、魔戒困境与科技危机合称“四大困境与最大危机”,将其认定为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大IT革命则全面加剧了这种困境与危机。四大困境是指人类在是否犯重大错误和能否认清与纠正重大错误的问题上陷入一系列困境,简称“囚车剑魔(PTSR)”。囚徒困境表明重大错误不可避免、甚至争先恐后地犯错(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两难);动车困境表明重大错误难以纠正,任由重大错误在争议中继续发生发展、继续危害社会(快慢与对错两难。边运行、边分析、边争论、边纠错的方式无法纠正重大错误);双刃剑困境表明重大错误无法抵消、甚至人们对此浑然不知(正面效应大与负面效应小两难。一方面完全忽视了尖端科技的正负效应不可抵消,比如核电站、核医学再好也抵消不了核灾难,是一“坏”遮百“好”,另一方面却总是一厢情愿地强调扬长避短,而不深思“短”能否避免,还想当然地认为是人决定了科技的使用,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是科技诱使或迫使人来使用,连锁效应无法阻止);魔戒困境表明犯重大错误的门槛越来越低,个人能力越来越强,甚至可以发动战争和制造毁灭性灾难,小人物可以犯大错误(理性与行善两难。电脑病毒的泛滥就是魔戒困境的一个预演和体现,人有理性所以经不住诱惑)。四大困境表明人类不断犯大错,大错误又难以纠正、无法抵消,而且犯大错误的门槛越来越低,在各种错误中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在科技发展与应用问题上犯的重大错误,可因此导致科技危机。⑧⑨

毫无疑问,大IT+、大IT革命在加速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科技危机,而科技的正负效应无法抵消,人类的命运不取决于科技的好处,而是取决于能否承受和化解科技带来的坏处,所以应该优先应对科技危机。笔者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和致毁知识研究模式,通过研究致毁知识来突破双刃剑思维模式,突破乐观派与悲观派相持不下的学术僵局。在明确“科技知识增长不可逆”“尖端科技知识正负效应不可抵消”“知识与应用具有连锁效应”这三个前提下,提出和解决了“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的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这一难题,发现有26个原因不能阻止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科技危机,其核心是:粗放式创新导致致毁知识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地增长与扩散,以致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不断累加和递增,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毁灭性灾难。从目前科技发展的速度和态势看这一进程在不断加快,恐怖活动日益猖獗,因此在中短期时间(5年至15年)内爆发灾难的可能性极大,而且这种不可逆增长的危险累进方式,使得毁灭性灾难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直到爆发!美国的核心能力――大规模持续创新能力――也将瓦解,美国模式行将崩溃,因为它既高度依赖科技发展又无法克服其内生的自毁因素的增长与泛滥。⑩??

大IT革命带来的机遇。大IT革命会引发一系列深刻变化,也蕴含着众多机遇,这里只讨论两大机遇。

第一,率先实现从粗放式创新到永续创新的转变,创建科技与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国内有一种主流看法,就是在我国科技发展的现阶段不宜多讨论科技负面效应,在互联网+热潮席卷全国之际探讨大IT革命的最大挑战似乎也不合时宜。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短视和错误的,原因有四:一是因为科技灾难一视同仁,并不因为你是科技后发国家而先放过你。事实上,因管理和治理水平不高,抵御科技灾难的能力弱,发展中国家受害程度更严重;二是我国已经决心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所以在规避科技风险方面也同样应该不走“先粗放创新后永续创新”的老路(何况粗放式创新是不可逆的。粗放式创新是指以牺牲安全、环境和永续发展为代价的创新?);三是现在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强调增长方式比增长重要,同样科技的发展方式也比发展重要,强调规避科技风险就是要探索科技发展的可持续模式;四是重视科技伦理、规避科技风险不仅不会拖累科技,反而有机会更好地发展科技。如上所述,当我们认清科技危机是最大的危机,认清现在世界主流科技发展模式和主流创新模式存在根本缺陷而不可持续,我国科技界在吸收发达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就没有必要跟在美国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有绝好的机会率先创建全程安全的绿色科技,实现知识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率先实现从粗放式创新到永续创新的转变,实现科技转型与产业转型,率先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国科技界从“跟着走”跃升为“领着走”。?

第二,预演学和预演研究:大IT革命催生的理论创新。上述第一个机遇是关于发展模式创新的机遇,第二个机遇是关于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机遇。大IT的出现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工具,也提供了方法创新、理论创新的机会,这里探讨预测研究领域的一组可能的新突破。科学的核心功能就两项,一是说明、解释,二是预测、控制。前者已经业绩辉煌,而预测和控制却远没能满足人类需要,尽管预测学、未来学开展了几十年的研究,但是由于尚未实际存在、尚未实际发生的未来很难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它超出了实证科学的理论适用范围,所以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笔者提出利用大IT诸多科技集成的优势,创建“预演学和预演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初步构想是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有利/不利双因素趋势外推或转轨转型预演法”(简称“外推或转轨预演法”),核心原理是认为未来发展只有两种情况:①沿着现行的道路和模式继续前行,可用趋势外推方法进行预演、预测;②发生转变、转轨、转型,以新的道路和模式前行。“外推或转轨预演法”的关键是可以解决何种情况下趋势外推,何种情况下转轨转型。?二是已有和新增的理论与方法的支持系统,包括预测学、未来学、技术预见、情景规划、影视未来学、政策模拟、社会计算、平行管理、游戏理论、复杂性科学和新出现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等。三是已有和新增的技术支持系统,就是大IT包括的各种科技以及相关的与新出现的相关科技等。四是预演系统的建立与运行,在前三部分的基础上建立预演系统,开展有利/不利和外推/转轨分析,确定发展模式,然后利用在线、联网模拟等方式进行预演,这样受控的预演现象就可以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从而解决长期以来未来学和预测学的一大难题。?这也可以看作是大IT+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一个探索。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四项:互联网+的实质是大IT+,是大IT与可能的方方面面的深度融合,这一快速融合及其反应的过程可称之为大IT革命;大IT革命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在加速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科技危机,近年来出现的负责任创新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现在某些创新不负责任,但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粗放式创新的核心症结,高科技正负效应不能抵消,所以要优先应对科技危机;大IT革命带来的机遇众多,其中两个最为重要,一是创建科技与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二是创建预演学和预演研究,破解长期困扰预测科学与未来学的难题,弥补当代科学在预测与控制上的缺陷,也为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形成大IT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大IT+提供研究支撑。因此,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视野下,充分考虑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变革、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不是发展快者胜出,而是转型好者胜出。因此应坚持以转变发展方式(而不是加快发展)为出发点,从大IT革命的角度看待互联网+这一国家战略,双管齐下:在着力应对科技危机,将粗放式创新转变为可持续创新的同时,让大IT+在全面融合与促进各行各业升级换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科技发展方式上充分发挥作用。

注释

刘益东:《信息技术――人类第三级生存支持平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刘益东:《大IT革命初论》,《科技资讯》,2014年第24期。

金周英:《全球性技术转变:从硬技术到软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29页。

罗斯・安德森:《技术进步为何会导致生存危机?》,http:///article/157672/。

《美国记者称网络上存在大量核武器设计图》,http:///gj/2013/06-11/4919779.shtml。

长侠:《隐匿之地:深网TOR揭秘》,http:///deep-web。

郭明哲、董晓洁:《当一切都可以3D打印时――警惕“致毁知识”》,《世界文化》,2013年第7期。

刘益东:《对不准原理与动车困境:人类已经丧失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未来与发展》,2011年第12期。

《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吗?》,载于宋正海等主编:《边缘地带――来自学术前沿的报告》,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17~28页。

刘益东:《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与科学转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4期。

刘益东:《致毁知识与科技危机:知识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与机遇》,《未来与发展》,2014年第9期。

刘益东:《试论粗放式创新、致毁创新、可持续创新理论与知识安全学》,《科技资讯》,2014年第25期。

第6篇:社会变革范文

【关键词】 渔猎社会;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会计演进

一、引言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指出:“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所以,研究会计发展的历史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现时的会计,而且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会计的发展。本文旨在剖析社会形态变革与会计发展演进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入手,运用历史制度分析法解释农业阶段、工业阶段、知识经济阶段会计思想的演变过程,解释会计是如何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特点而产生和发展的,从中归纳出会计未来面临的挑战。

二、渔猎社会:会计的萌芽

(一)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原始会计计量、记录方法产生的直接原因

从人类出现,一直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社会形态处于渔猎社会。首先,在渔猎社会,人类对自然知识的了解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此外,原始人的生存还依赖于自然界的动植物,采集者需要熟悉植物的特性和用途,狩猎者则需要对周围的飞禽走兽一清二楚,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形态。其次,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旧石器时代初期,随着人类智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工具制造能力的出现为人类文化开启了一盏启明灯。从此,人类文化开始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工具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原始计量、记录方法提供了可能。最后,原始宗教的产生丰富了原始人类的精神思想。最初人类由于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身边一些常见的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无法解释,因此人们内心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寄予莫大的希望,幻想这种力量能够帮助自己摆脱生活的困境。图腾崇拜是人类最初的宗教形态之一,原始人类认为每个氏族都与特定的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有着密切的血缘或其他特殊关系,这些特定物被原始人类视为崇拜的对象,称为图腾。人们经常把本氏族的图腾描绘在洞穴或石壁上,以作敬仰。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在洞穴和石壁上将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画出来,是出于一种由此得到某种魔力的信念,这为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提供了前提。

(二)剩余物品的出现是原始会计计量、记录方法产生的根本原因

“人类最早的计量、记录行为产生的历史动因,首先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而衡量生产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则是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郭道扬,1998)。原始会计计量、记录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采集到的果实、肉类等食物已经在满足人类温饱的情况下有所剩余,至此,才会出现物品的储存、保管和分配问题。原始部落首领为了合理的分配部落里的剩余物品,仅凭头脑记事、计数已无法进行,必须寻找一个能够在记录物品数量的情况下管理部落财产的方法,于是,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就产生了。

渔猎社会原始计量、记录方法主要形式有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书契等。伴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剩余产品储存、保管和分配等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原始计量、记录方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直观到抽象的演变过程,即从实物记事发展为绘画记事、结绳记事、刻记记事、刻契记事(马京华,2005)。

三、农业社会的会计

(一)自然经济统治与单式簿记

继石器时代后,人类进入金属器时代。金属时代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导致了频繁的交换,此时的交换只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经常性的集体交换逐渐演变为个人间的交换,私有财产随之产生。人类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原始经济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货币的职能尚未充分发挥,经济活动比较简单。但是,在奴隶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为会计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1.经济活动的发展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社会产品出现大量、充足剩余,使得社会上在劳动之外出现了一些专门的阶层,他们当中有专门从事类似于会计工作的专职人员。2.已经有一套相对较成熟的文字,并掌握了初等算术。如果没有相对成熟、完整的语言文字和算术,会计记录、计量和汇总将无法进行。

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埃及、中国和希腊都有类似于会计的记录,或会计官制和会计活动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封建王朝的官厅会计主要是以政府最高统治者为服务对象,目的在于记录国库财产的增加、减少和结存,并借助各种有效的手段,确保国库财产的安全和完整。中国宋代的“四柱清册”,通过“旧管(期初余额)+新收(本期增加)=开除(本期减少)+实在(期末余额)”的平衡公式,可方便地了解本期账务记录是否存在差错,代表单式簿记方法的最高成就。

在封建庄园中,无论是管家还是庄园主,都希望通过财务报表来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庄园主希望庄园能得到有效管理,庄园财产不断增加;管家则要求庄园主能肯定其有效地履行了“管家责任”。于是,在实践中就逐渐地出现了“受责与免责报告”。管家通过编制这种报告,向庄园主报告他管理庄园的业绩;庄园主如果不能阅读报告,就会聘请其他“专业人士”来对报告的确当性进行检查。

(二)商业贸易发展与复式簿记

当14、15世纪意大利地中海沿岸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后,单式簿记已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需要,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较科学、完善的复式簿记方法。意大利的经济受到了的深刻影响。打开了东西方贸易的大门,造船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海上贸易,这两者为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手工业、商业及金融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形成。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经济活动的大量增加并日趋复杂化使原有的簿记方法难以适应,最终导致了簿记方法改进的一系列尝试及借贷复式记账法的产生。借贷复式记账法的产生,与会计历史上其他重大发展和突破一样,都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产物,同样体现了会计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一基本规律。

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数学大全》出版发行,开创了会计发展史的新纪元。在这部著作中,已经为复式簿记方法及其有效应用奠定了基本框架和思想,比如,关于平衡观念、会计恒等式与复式簿记借贷相等的记账规则。除记账规则外,帕乔利还认识到区分合伙人自己的账目以及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商店的账目,以便于核算盈亏。关于货币计价也是会计科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只有建立在同一货币计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复式簿记的最后平衡。帕乔利告诫商人们计算价值总数时,只能采用同一种货币单位,因为不同种类的货币不适于汇总合计。

无论是意大利,还是荷兰,当时经济活动的中心是贸易。由于商品买卖活动(包括当时的金融活动)过程简单、盈亏明了,通过买卖价差(或存、贷利率差)即可确定,因此,簿记方法比较简单。此外,由于两权分离尚未成为普遍的现象,大部分企业主保持账簿记录,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明了其经营活动的情况,并帮助记忆,对会计核算过程的客观性、可靠性没有特别的要求,因而会计选择问题也不是当时会计人员所关注的。

(三)人文主义思想与簿记发展

14世纪初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经在欧洲萌芽,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欧洲各国表现除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文化的典范,因此文艺复兴是一场对古典文化的解放与创造。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一般人认为,文艺复兴只是文学、艺术的复兴,殊不知簿记的复兴也是其中之一。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观念让人们义无反顾地投入经济活动中,在商人留下的账薄中可以找到诸如此类的祷文:“愿耶稣基督、愿圣母玛丽亚和所有在天之圣者赐予我们健康、成功,使我们的财产、子女增多”,“愿上帝在我的商业中赐予我福利、帮助和恩惠,我指望这种帮助和恩惠能增进我的收入”,这些追求财富和利润的商人们为了使孩子成人后能继承家业,传授他们实用的商业知识,因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业教育被重视。在商业教育方面,主要是学习算术和簿记。“算术教育在世俗学校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读、写、算术和簿记往往在一起讲授”(P.Grendler,1989)。学者们一般都将数学、统计和簿记、会计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是由一定道理的。因为权威人士将古代数学家、簿记学家卢卡・帕乔利列为文艺复兴晚期的伟人名单中,会计学者郭道扬老师引用雅各布・布格哈特的评论指出:“在15世纪末,意大利因为有卢卡・帕乔利和列奥那多・达・芬奇诸人,所以在数学上和自然科学上是具有无可比拟的最崇高的地位的,而每一个国家的学者,就连雷吉奥蒙达努斯和哥白尼也都承认他们自己是意大利的学生”(郭道扬,2007)。卢卡・帕乔利的《数学大全》推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数学的发展,并且为复式簿记的创立提供了理论的钥匙,为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零星的复式簿记的运用提供了理论基础(郭道扬,2007)。

农业社会中会计的发展可谓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原始经济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管理财产的就要求定期的计算利润,计算可用来发放股利的利润数额,成为公司会计人员日常最主要的工作。除此之外,公司还必须定期的提供真实、清楚的报表。1844至1862年的英国《公司法》的颁行,不仅确定了股份制公司章程的标准格式及资产负债表的标准格式,而且明确了账簿、凭证、会计科目,以及会计报表在经济法制中的重需要,单式簿记方法广泛应用。商业贸易的发展,自然经济退出历史舞台,简单的复式簿记方法取代了单式簿记方法。

四、工业社会的会计

(一)工业革命与会计方法的完善

18世纪70年代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巨大变革,它根本改变了西方乃至世界的面貌。工业革命首先从英国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工业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上述技术发明为经济生产模式提供了支持,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于一处的企业”(萧国亮、隋福民,2007)。这种“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于一处的企业”就是工业企业。

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工业企业的特点是持续经营。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以企业持续、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正如利特尔顿所说:“会计不能建立在突如其来的终止企业营业活动的可能行的基础上”(A.A.Paton,A.C.Littleton,1940)。可以从以下三点理解工业社会的“持续经营”。第一,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说“企业的持续性,需要保持其资本”。因此,保持资本的完整性成为工业企业的首要任务。因此“计算可用来发放股利的利润数额,成为公司会计人员日常最主要的工作。这就要求明确地区分资产和费用,企业的收入应与产生一定期间收益的成本联系起来”。(迈克尔・特菲尔德,1988)第二,持续经营的会计假设产生了“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核算方法。“权责发生制产生的会计基础是会计主体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分期提供会计信息的必要。其目的就是要‘准确地’按照收入和费用发生的时间对其进行计量”(程玉民,2005)。第三,在工业社会,企业不再孤立于特定的冒险行动,再者由于持续经营,企业的寿命不仅超过了一次特定冒险行动的时间,而且超过了企业所有者的寿命。定期会计报告就显得日益重要。报告的需求者不再局限于企业所有者,范围扩大到了中小股东、法律和税务当局,责任会计的出现,政府部门也成为定期会计报告的需求者之一。由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投资与之前的商人投资不同,后者主要投资于存货方面,而前者主要投资于固定设备,二者之间的投资差异导致了在计算利润时的方法差异。于是在计算利润时,折旧费、维修费和间接费就成为工业企业会计人员关注的重点之一。

在工业企业复杂的生产过程中,“使用通过简单地比较商品买进和卖出差价就可以大致确定利润的意大利式复试簿记方法,不能适应大规模、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要求,于是,在实践中逐渐产生了成本计算方法”(宋英慧,2006)。

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股份公司。与此同时,会计信息的使用群体增加,信息需求的范围和内容扩大,对各种决策的作用更加明显。为了保护公司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和地位,并使收益分配、红利支付、留存盈余等专业概念规范化,1895至1929年的《公司法》,不仅在以往审计证明书标准格式确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实行强制性法定审计的必要性,而且对会计、审计的有关条款也作出了更为明确、严格的规定。

(二)经济危机与公认会计准则的诞生

1929年至1933年,美国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很多学者猛烈地抨击会计界的松散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取决于其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后来的比较优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经历了独立战争之后的四五十年中,经济主要依赖于英国,但是随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管理创新,美国经济逐步发展,减少了对英国经济的依赖。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逐渐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强国。美国制造业的崛起,促进了美国专业化和分工的深化,也导致了具有规模经济的大企业的兴起。金融专业化最为突出,私人银行业务和特许成立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纷纷建立。南北战争和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信用行业的发展。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欧洲各国均受到了重创,唯独美国在战争中受益,不仅增强了军事实力,而且也发展了经济,迅速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债权国和国际金融中心,经济的扩张使美国的股市持续上涨,股价平均一年上升18%,持续上升的股价导致了经济的泡沫化,最终导致了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

人们在愤怒之余开始反思造成美国资本市场崩溃和萧条的原因。这样,一系列以规范资本市场交易行为为目的的法律制度相继出台。1933年颁布的《证券法》及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权威性法律文件,这两个文献把世界会计、审计立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会计理论建设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会计方面,“公认会计准则”的研究和制定,“开创了以会计准则作为基本规范的现代会计繁荣发展的新纪元”(宋英慧,2006)。

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文明,同时也引起了簿记的革命。随着工业企业日渐成熟与股份制公司的发展,满足于商业贸易的复式簿记开始向满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会计转变。“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导致会计缺乏统一的标准,松散的会计实务成为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洗礼,会计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发展不断完善,成为一门科学,实现了人类由簿记时代向会计时代的演进。

五、知识经济社会与会计的未来

(一)知识经济社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的长足发展,一个依赖知识和信息甚于依赖传统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正在全球范围逐渐形成。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趋向全球化,资本趋向国际化,世界逐渐演变成了“地球村”。传统的工业社会会计已经不能适应知识经济下企业环境的变化对会计技术方法的需求,因此,一系列的会计变革就此展开。

知识经济时代,就整个历史而言,任何时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对应于农业社会的土地要素、工业社会的资本要素,知识社会则显现出了新的要素――知识要素和信息要素,即在经济的发展中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知识经济的会计环境,决定了人们对会计信息的范围需求进一步扩大,质量需求进一步提高,时间需求进一步加快。而所有这些需求,必然促使会计信息系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知识经济社会会计的发展趋势

传统会计报告的信息主要是面向过去的历史信息和成本信息,缺乏面向未来的预测性信息和价值信息,造成会计信息的不完整(游相华,1999)。会计是一门实效性很强的应用科学,知识经济时代必须通过对现在的认知,为更好地把握未来服务,只有拥有创新的思维,才能把握未来。这里的“创新”并不是完全摒弃传统会计的思想,而是在此基础上,应用能够更好地为企业、为社会服务的会计方法和理念。其主要特点表现为:

1.社会责任会计纳入会计系统

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因此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核算的目标已经不能只局限于微观层次的企业自身利益,而是应该拓展到兼顾“局部利益”和“社会责任”的目标。

2.人力资本日益重要,人力资源会计纳入会计系统

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的核心不是土地、资本,而是知识。会计学家、教育学家余绪缨先生认为“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余绪缨,1998)。知识的载体――“人”变得尤为重要,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产已经等同于非人力资本,同样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核算应该把人力资源纳入核算系统,对其进行确认、计量与报告,这样的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才是全面、充分的。

3.会计准则趋同

会计准则趋同有利于开展国际贸易活动。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的股东、债权人为了了解整体及各子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以加强国际间合作和有效地开展国际业务,就要求按照国际惯例提供可比性的会计信息。如果跨国子公司所在国的会计准则差异显著,势必会对跨国公司财务报表的分析、合并和利用产生不便,因而增加内部经营成本,影响跨国公司经营业绩。会计准则趋同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会计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国际会计协调有利于提升各国的会计理论与实务水平,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发展中国家会计理论一般受传统落后的会计思想的影响而发展缓慢,甚至停步不前。

六、结论

纵观社会形态演变与会计发展变革,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并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文明的水平越高,簿记方法就越精湛。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会计本身必然也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其结果就促使了人类的会计思想及会计行为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人类社会的会计发展不可能听任落后的会计思想束缚新的历史阶段的会计工作,阻碍社会形态的发展,更不可能超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会计所处的人类历史环境,产生超前的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而这一点也正是研究社会史和会计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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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程玉民.试论权责发生制[J].集团经济研究,2005(7).

第7篇:社会变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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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喻国明,等.媒体2020:传媒的进化趋势与未来可能.《德外5号》微信公众号,2016-08-21.

[5]喻国明.“互联网+”逻辑下传媒产业的发展进路与关键.喻国明微信公众号,2016-08-21.

[6]喻国明,等.媒体2020:传媒的进化趋势与未来可能.《德外5号》微信公众号,2016-08-21.

[7]潘忠党.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7-07.

第8篇:社会变革范文

所谓社会变革是指社会根据发展需要对现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利益调整分配的过程,它涉及一切社会成员的物质及精神生活的改变;社会变革引起人们在职业、生活方式、利益分配、行为准则、生活态度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与冲突,给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心理冲击,就可能产生心理危机;当前我国正处在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物质与精神文明冲击使人们心理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探讨社会变革对人心理的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社会变革中的心理危机

心理危机是指人心理平衡状态在某一段时间内出现严重失调,心理矛盾激烈冲突难以解决,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混乱的状态,表现为焦虑、抑郁、迷茫、敌对、烦躁、易激惹、恐惧、无助等消极心理;据笔者用霍尔姆斯设计的社会再适应量表(SRRS)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400名25岁以上不同身份、职业、收入的被试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22项重大生活事件适应中,有63%的人担心工作被迫改行解雇、收入下降,44%的人担心婚姻出现问题,47%的人担心自己或亲人受到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威胁,61%的人担心自己或亲人受到意想不到的伤害,例如被诈骗、吃到有害食品、被诱骗染上等;这些人在症状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敌对、惊恐、人际关系及躯体化6大因子的均分均超过了2分(≥2),显示阳性,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明显存在心理危机;同时显示年龄在28-45岁的非稳定职业与收入者心理压力最大、心理危机感最强;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得知,在当代社会变革中,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大,自我心理存在危机,综合起来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焦虑、抑郁。由于对生活、职业、收入、婚姻爱情等的失望而对生活失去信心,消极悲观,生活的快乐感和兴趣感下降,自卑自闭、意志减退,时常感到烦躁、易激惹、心悸、胸闷、出汗、口干、来回走动、忐忑不安。

2.敌对、愤怒。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使贫富分化加大,一些掌握财富的人肆意挥霍炫耀财富,甚至无视国家法纪为所欲为,在民众中引起强烈愤怒的情绪;同时,由于生活中时有发生坑蒙拐骗等伤害事件,防范意识增强,人们普遍对外界事件采取防范、远离、敌对、冷漠的态度,敌对心理增强。

3.缺乏安全感,对疾病过度恐惧。随着媒体对自杀、杀人、坑蒙拐骗、吸毒贩毒、、交通事故等社会负性事件的报道,地沟油、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事故的屡屡发生,各种癌症、艾滋病、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恶性疾病发生率上升,使人们感到无法维护自身安全,许多人内心时常处在惊恐不安中,且对自我健康的过度关注而导致对疾病的过度恐惧的人数在上升。

4.人际关系敏感。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发生了改变,人际关系趋向功利化、物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人际交往中变得敏感多疑。

5.无助感。随着我国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许多职业人面临失业,又由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大学扩招,成年人需要二次择业,年轻人需要就业,竞争上岗越来越激烈,使许多人感到难以在社会立足,由于缺乏稳定职业与收入,许多人对生活产生了较强的无助感。

6.缺乏信仰。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变革中,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多元文化使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破解,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人们不知道用什么观念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迷茫、痛苦、困惑,缺乏信仰。

7.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在社会变革转型时代,每个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可能遭受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挫折,人们在遭受挫折事件后内心处在焦虑、抑郁与痛苦无助中,特别需要他人与社会的帮助与支持,但当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哪些处在心理危机中的人提供心理援助,使他们的心理危机长时间得不到缓解,由此而导致了心理障碍与疾病的产生。

三、社会变革中的心理调适

1.调整心理状态,适应社会变革。每个人应该深刻认识到社会变革是社会进步文明的象征,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与方法,应该自我激励不断愉快接受社会变革,积极主动调整心理状态,以适应社会变革的步伐。

2.弘扬社会主流文化,营造和谐社会。人的心灵世界是人精神的主宰,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应该大力弘扬尊老爱幼、勤俭节约、见义勇为及奉献社会等主流文化,走出狭隘的自我世界,把国家民族的荣辱放在首位,建立大爱,营造和谐社会氛围。

3.加强自身修养,营造和谐心理。人的许多烦恼是来自错误的认知及与他人过度对比引发的心理失衡所引起,人对自我心理健康的维护就应该加强自身修养,修身养性,学会换位思考,合理的看待自我在财富与社会地位等方面与他人之间的差距,改变错误的认知,及时释放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营造和谐心理。

第9篇:社会变革范文

【内容提要】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女性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到建国以来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一方面源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自身的缺陷;另一方面源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三个尚未解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以对中国家庭、性别状况的调查提出这一问题,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贡献,从而证明,当前中国女性主义问题及其研究成果是一个值得全社会重视的方面。

【摘 要 题】本期推荐

【英文摘要】The unprecedented crisis of Chinese women' s liv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980s- 1990s that have met with since the founding of our People' s Republic was caused by, on the one hand, the shortcoming of Chinese women' s liberation m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settled three proble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mmand economy system into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se problems presented in the Chinese feminist researches on Chinese family and gender states since 1990s. It shows both Chinese women movement' s contribution to China' s reformation and today' s Chinese feminism research and its achievements ought to be highly valued by all aspects of whole country.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女性主义/家庭/中国社会问题

Marxist philosophy/Engels/feminism/family/problems of China' s society

【正 文】

一、问题与研究视野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1] (第2页)恩格斯论述的这一原理的内核思想早在他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提出来了。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在于:(1)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揭示了家庭史与生产史的相互作用关系,把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向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转变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根据这一原理,生产关系取代家庭关系而成为社会的主要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作为人类历史这一发展的具体表现,就是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进而使家庭也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这两个部分构成了妇女解放的基本内容。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妇女的解放的一致性,把妇女的解放看作衡量人类文明发达的尺度。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成为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来源;(2)从分析西方家庭的演进,揭示出西方私有制的起源及文化传统,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民族发展史的方法。有了这个方法,唯物史观就不再是单线条地描述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把各民族的发展归于一个预设的框架之中,而是把历史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融为一个有机整体,既从宏观上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在微观处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恩格斯的这两个理论贡献对于我们反思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走向全面的市场经济建设。从计划经济体系走向市场经济体系,不单是经济体系的转变,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秩序的重构和思想观念的变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直接挑战了中国的学术界,要求中国学术界破除原有的观念,联系现实,解答中国社会变革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遵循什么样的社会理念?建立什么样的公共领域?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有的学者主张照搬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有的学者主张恢复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理念,有的学者主张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这些争论似乎是20世纪20~30年代新儒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回复,其实是在新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对中国先前革命和未来发展的深刻反思,其中所提出的问题都在当前妇女地位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妇女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生了质的变化:80年代以前,中国妇女与中国男子一样,都是作为阶级的整体而存在的,不同妇女社会地位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她们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妇女还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因为,这时的妇女不仅不与男子相对立,而且只要所处的阶级地位相等,妇女就能与男子一样,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男女空前平等的时代,也是一个缺乏性别文化的时代。然而,80年代以后就不同了。中国妇女开始作为性别群体存在:一方面,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与男性相对立,凸显出中国社会的性别问题;另一方面,女性群体内部因其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所在的城市和农村的系统不同而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形成了女性内部的不同群体之分,从而使中国的社会性别问题变得分外复杂。前者表明,中国社会的人群结构已经由单一的阶级结构走向了复杂的利益群体结构,而男女性别的对立就是当今中国复杂利益结构关系的一种表现。后者则具体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女性主义问题的独特性,从而折射出当代中国问题的独特性。

鉴于此,本文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论述和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中国女性的地位和中国的性别观念,以此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化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二、中国的女性权利观念及其变化

一旦面对中国女性群体的现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是在两个系统中展开的:在城市,主要是在国家系统中展开的;在农村,则主要依靠社区系统。但是,从观念上看,国家系统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与社区系统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并不是并立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共同对人们的意识起作用。只是在不同时期,这两种观念会有一种占主导地位,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方式起支配作用,而另一种则只起着辅导性的作用。中国妇女地位在80年代前后的变化,正是起主导作用的女性权利观念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结果。80年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系统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而80年代以后,占主导地位的却是社区系统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这一事实表明,中国80年代以后出现男女不平等现象,是社区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结果。进一步说,中国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是与社区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直接相联系的。那么,社区系统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与国家系统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何在?社区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又何以会在当今中国人的女性权利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呢?这两个问题,不只是中国女性的问题,还涉及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

从女性与社会的关系看,社区系统支持的女性权利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权利观念。这一观念赋予中国女性惟一的权利是母权,而不是女权。母权与女权是根本不同的:女权是国家主张的女性权利。它是指妇女在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是妇女依靠法律关系取得的,表现为妇女的直接的社会权利。国家主张女权是为了反对中国的夫权,为了女性的解放和发展;而母权则是用于维持夫权、维持男性统治的一种奇特的权利,它是依靠血缘关系取得的,妇女只有多生多育,尤其是生了男孩,才能取得这种权利,而取得了这种权利的女性又会以维持夫权的道德观念去要求和管理家庭,形成对子女行为的强制性。可见,母权实质上是以男女不平等为前提的,并且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家庭权利及其意识巩固父权制的一种手段。因此,严格意义的母权只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利,不是女性的直接的社会权利,而且,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妇女不能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一种认可,本质上是排斥和压抑女性的。

女权与母权本来是两种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女性权利。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两种权利却在社会管理中奇妙地结合起来了。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核心是家族制度。这个制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以家族为本位。“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家族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不仅个人的行为要遵守家族的规范,服从家族的利益,就是国家的行为也必须服从家族的需要;家族的生活方式便是个人的生活方式,亦是国家的生活方式;家族的道德规范便是个人的道德规范,亦是国家的道德规范;家族的价值取向便是个人的价值取向,亦是国家的价值取向;家族是个人的生存场所,亦是国家的生存基地。这种家族制度由于集生产、生活和文化教育为一体,自然也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社会心理有强大的控制力。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国家政权的性质,在城市里建立起了现代工业和商业,改变了城市人的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意识,但却没能迅速地改变农村和家庭。这就为家族制度的存在保留了极大的空间,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十分奇特的管理结构:在城市,在政府机关,在工作场所,人们遵从的是国家制度,国家的法律和道德理念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在农村,在家庭中,人们普遍遵从的是家族制度,家族的规则和道德理念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在50~80年代的中国,城市、国家政府机关、工作场所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国家制度也就成为社会管理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方面,而家族制度,由于作为其基础的农村和家庭生活处于社会的次要地位,只是作为国家制度的补充形式存在于社会的管理结构中。国家制度与家族制度在社会管理结构中的这种结合表现在女性权利上,便是女权与母权的奇妙结合:在国家工作的场所,女性享有的是女权,而在农村和家庭,女性必须服从母权。这就塑造了中国女性的双重角色:在国家的工作场所中,她们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当然也要求她们与男人一样的工作,在这里,她们成了社会的“第一性”,而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她们却要担负起家庭主妇的角色,充当社会的“第二性”。正是女权与母权的这种奇特结合,构造了中国女性在80年代以后处于弱势地位的内在逻辑。

然而,真正把这一内在逻辑转变为现实的契机,却是8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场社会改革从两个方面引发了今日的中国女性主义问题:

首先,经济体制的转型,引发了女性的就业危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基本内容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体,政府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因而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是由行政机关控制的;而市场经济则是以市场配置的方式来主导社会的发展,国家只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控制市场,使其合理化、规范化,在分配上,调节贫富差别,维持社会公正。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还未建立起来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就已经在许多方面失去了控制,无法有效地调节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原则以不健康的方式发挥作用,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差别,在性别问题上,便是男性利用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的优势并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原则淘汰女性,造成了女性的大量下岗。这一过程首先是在城市展开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化,那些在农村城镇化运动初期曾经获得了就业岗位的女性,也随之纷纷下岗。

其次,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重组,使传统的伦理关系观念浮现出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在这一过程中,男性既然已经在经济上获得了优势,就必然要在观念上巩固他们的成果。于是,中国的知识男性便在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制造传统女性的形象,宣传传统的伦理关系观念,力图在意识形态的主流中把女性重新定义为第二性,以保持男性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中的优先地位。这就使传统的女性权利观念超出了家庭和社区的范围,扩展到政府机关和人们的工作场所,并直接挑战80年代以前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女性权利观念和女性发展的意识形态。

以上两个方面分别表现为当代中国女性的现实问题和观念问题。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改造的问题,从而要求我们重新反思中国妇女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三、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始于1919年,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紧紧围绕革命展开。于是,中国革命的理念便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念,中国革命的内容便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内容。这一点既决定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优点,也造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缺陷。为了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问题作出深入的理论说明,我们在这里着重检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缺陷。

自1919年到1980年,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尽管其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阶级、为了民族和国家。中国妇女也由此而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主要力量。在中国,妇女献身国家,国家也保护妇女。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两个方面保护了妇女的权力:在法律上,国家明确肯定妇女同男子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在参政方面,国家保持女干部在各级党政机构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规定之所以能够得到实现,主要依靠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不仅保证了男女平权的立法,妇女参政、就业等政策的落实,而且也使这些强保护措施显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国家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对妇女的保护,有效地巩固了妇女阶级解放的成果,加强了国家与妇女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两个根本缺陷:

其一,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只停留于政治解放层面,始终没有过渡或深化到社会解放层面。妇女的政治解放和妇女的社会解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妇女的政治解放主要是指妇女从封建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其解放的方式便是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物质生产部门,要求妇女在法律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种解放归根到底是以阶级的解放为其核心内容,并不包括妇女作为性别个体解放的内容。因此,它只体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的特殊性,并不会贯穿于全部的人类文明,不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而妇女的社会解放则是从性别歧视的角度批判父权制文化,要求充分肯定、发挥女性的生存价值,以实现文明形式的更新。按照恩格斯的分析,父权制文化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的启端,其中引起的阶级矛盾和冲突,对女性文化的否定和压抑,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的各个阶段。因此,妇女的社会解放以妇女的性别解放为内容,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形式的批判,使妇女解放的内容由政治领域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由法律的平等深入到观念的平等,从而实现妇女与男子的事实平等。这就是妇女的文化解放。妇女的这两种解放在历史上是相继发生的,而对于妇女解放的意义又缺一不可:政治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前提,没有政治解放,妇女就不可能进入社会的公共领域,也没有发展的历史舞台,但是,单纯的政治解放对于妇女来说,是一种非常不彻底的解放,因为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只是妇女获得生存的外在的社会条件,并不能解决妇女的内在价值的确认和发展问题。而后者只有通过妇女的社会解放才能实现。所以,妇女在实现了政治的解放后,还必须深入到社会解放的层面。然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却始终停留在反封建的革命阶段,妇女反对性别歧视只是反封建的武器。一旦反封建的革命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也就完结了,以后妇女解放只是在实践上巩固革命的成果,并没有进一步从理论上、思想意识的深层上批判和改造封建文化乃至积淀于其中的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这就造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停滞状态,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阶级解放以后没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解放。

其二,由第一个缺陷所决定,中国妇女在其政治解放中只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平等权,而没有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平等权。所谓妇女事实上的独立与平等,是指妇女的女性生存价值和生存方式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妇女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以自己的实力参加社会竞争。妇女的这种事实上的独立和平等只有通过妇女的社会解放才能获得。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和各种禁锢,中国妇女的独立意识和自身素质本来就很差,革命胜利后,妇女又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社会权利,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妇女的惰性,使中国妇女不再继续妇女的社会解放运动,不再进行自身的批判,不主动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性别意识,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而是变得越来越依附政策,变得越来越弱,几乎丧失了竞争力。所以,一旦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失去国家的保护,中国妇女就迅速地失去她们先前所得到的一切,成为社会改革的牺牲品。这表明,中国女性不仅在家庭中,在社区中是第二性,而且在国家政府、工业和商业等生产领域,也是实际的弱者。

妇女的问题从来就是全社会的问题,因此,妇女运动的缺陷,同时也是社会革命的缺陷。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展示出中国革命的不彻底性,即中国革命只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了政权的更替,却没有在微观上开展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没有实现人们的观念的革命。这就使传统的伦理关系及其观念依然存在于农村的社区中,保留在日常生活的家庭形式中,甚至作为社会管理结构的补充形式加以运用。我们知道,文化的东西、日常生活的东西是人们生活中更为现实而根本的东西,亦是社会结构中更为深层的东西,它既可以积淀宏观革命的先进成果,也可以蚕食、颠覆这些先进的成果。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问题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女性观念并没有吸取宏观革命的先进成果,而是在蚕食、颠覆这些先进成果,所以,一旦宏观层面的管理结构出现松动,它就以不同的形式浮出表面,与国家的力量相对抗。从这一角度看,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也就顺理成章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解放运动成果,乃至对中国革命先进成果的颠覆,却从反面揭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表明,中国要真正消除男女不平等现象,就必须在微观上开展深刻的文化革命。这一革命实际上早在80年代的中国社会改革中就已经拉开了序幕。这场革命通过经济体制变革,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思想观念。这场革命,也许在新旧秩序的交替过程中,会使那些陈旧的东西浮现出来,但随着新秩序的建立,这些东西终究会被抛弃,同样地,这场革命也会摧毁先前革命的一些成果,但它所摧毁的只是附着在这些成果上的假象,这些成果中的那些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必将被吸纳到新的成果和新的形式之中而得以留存下来。

通过以上检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缺陷,我们就会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1)公共秩序与个体发展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女性主义问题的出现表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在公共领域中,只建立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管理机构和法则,却没有建立保护个体发展的管理机构和法则。个体的利益、个体发展的环境以及个体的信用体系均无必要的机构来保证或限制。这一缺陷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并不会影响到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是国家和民族,个体的利益和发展被看作是从属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两者是一致的,准确地说,是同一的,所以,国家顺理成章地把个体的利益和个体的行为纳入到国家发展的计划之中,从而实现了对个体的有效管理。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是以个体性为存在的基础,为了保证社会每一个个性的发展,它要求在公共领域中有保护和管理个体的机构和相应的法规,这是建立当代社会信用体系的前提性条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就暴露了它的缺陷。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却一直没有实际地提出这一问题,更谈不上有效地解决了。于是,个体成为国家管理中的一块空白地。一方面是国家无法管理个体,自然也无法保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个体脱离了国家的管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却又因其失去了社会的依托,而难以进入公共领域,与国家和社会的其他个体进行有效的协调,从而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就是当前公共领域与个体相互分裂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使个体难以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管理陷入无序状态。可见,建立包括个体发展内容的公共领域,有效地协调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加强国家对个体的管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值得借鉴。

(2)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当前,中国难以重建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存在着一种把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对立起来,把个体的发展绝对化,以个体发展否定政府作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对国家作用的认识还停留在19世纪上半叶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的水平上。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国家的职能已经由政治统治扩展到社会经济管理、意识形态的控制等各个领域,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重要。以近10年的中国女性发展为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府充分吸取了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增加了妇女权益的立法,在婚姻法中,制定了禁止家庭暴力的立法,第一次把家庭行为纳入到公共领域的立法之中。这些立法不仅有益于女性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公共领域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这些都表明,政府对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能够,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恰恰是缺乏政府作用造成的,因此,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明确政府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需要重新厘清的问题。

(3)社会变革的复杂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是建立在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的。这些调查揭示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绝不是单纯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复杂联系,包括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解决了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却没有解决中国家庭、个体以及价值观念的现代化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提出了家庭、个体及价值观念的现代化问题,却又在完全否定、抛弃计划经济体制成果的导向中找不到家庭、个体及价值观念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和保证,从而转向了传统文化。于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政治和经济的宏观革命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革命的不平衡发展,男女性别群体的形成加速了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这些矛盾和问题交织一起,使中国的社会变革呈现出一个十分复杂的格局。而由这种复杂格局所造成的种种假象又造成了人们认识的复杂性。比如,本来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却被社会普遍理解为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本来应该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家庭、个体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却被社会普遍理解为政治革命是家庭、个体与价值观念现代化的障碍,把政治当作应该非现代化的因素而排除于当代的现代化过程之外。这就是当代中国出现的非政治化倾向的根源。当然,这种认识上的假象又加深了观念与现实的冲突。中国社会变革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历史地看待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合理之处与不足之处,以建立中国社会变革的自觉意识,而不是一味地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把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归于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在盲目地经验中探索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如果我们的社会变革长期停留在盲目的、经验摸索的水平上,那么,中国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女性主义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中国社会改革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发展。这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期待。另一方面,中国女性主义问题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问题又要求人们深刻地反思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现实,要求中国的社会改革进一步从宏观的经济和政治的革命深入到微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革命之中。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以对中国家庭、性别状况的调查提出这一问题,又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贡献。除此之外,反思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还对我们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只限于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决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的考察,依据这一观点,我国学术界一直以城市系统为主体,单向度地考察中国社会的结构及社会群体的状况。这就使中国社会的研究难以深入和科学化。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成果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要求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仅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思想,而且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从家庭和人自身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思想,把女性主义问题作为唯物史观的重大课题而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证明,当前中国女性主义问题及其研究成果是一个值得全社会重视的方面。

注释:

①关于当代中国女性群体生存状况,尤其是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可参见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理论·经济·文化与健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经济篇”中的几组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