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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精选(九篇)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第1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范文

【关键词】城市空间;耗散结构;熵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研究和规划,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系统性分析增强的趋势。耗散结构理论(普利高津,1969)作为系统性理论的基础,所提供的科学范式和逻辑方法,为我们整体地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提供了统一而有效的方法。城市空间是一个典型的耗散结构系统,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等当前城市空间研究前沿,在其经典城市空间模型[2,5,8]中,实际体现耗散结构理论相关原理,如“从不稳定中形成秩序”、“涨落带来有序”、“突变点”等耗散结构原理;同时耗散结构“熵”理论还应用于分析城市空间实际问题上[3,4,10]。当前研究普遍认为城市空间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但整体上对城市空间耗散结构的特征、形成突变过程和演化机制的研究并不系统。本文首先阐述城市空间耗散结构的概念,并从其演化特征、形成过程和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加深对城市空间耗散结构的认识,以利于系统思考城市管理和规划,促进城市形成动态有序的特征。

二、城市空间耗散结构概念和内涵

城市空间结构形式与过程的统一,形式指物质要素与活动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过程指各城市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交通流(Webber,1964年)。物质要素指各要素的空间位置关系,活动要素是指活动的空间分布,互动要素即活动之间的“流”,如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

国内关于城市空间结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潘海啸(1999)、江曼琦(2001)、郭鸿懋等(2002)、黄亚平(2002)等做了积极的探索,普遍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在物质空间上的投影,主要包括城市空间要素的分布形态和相互作用机制,且会随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动态演进。而耗散结构是指系统在远离平衡态条件下,通过与外界进行交换及组分间非线性关系所形成的一种新型有序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需要不断消耗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其空间动态有序的特征(I. Prigogine,1970)。

因此,本文认为,城市空间耗散结构是指城市空间由城市各功能活动引起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动态时间、空间和功能有序的特征,这种稳定的组织结构需要组织物质资源和要素,同时需要消耗物质和能量以维持其动态稳定特征,突出强调了城市空间的动态组织结构。

城市空间耗散结构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城市空间的开放性。开放性是城市空间内外不断进行着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前提。(2)城市空间的远离平衡态特征。城市空间平衡态特征是指其要素、功能分布高度均匀,这和城市实际要素分布零散、功能分布多样的状况并不一致。城市空间的远离平衡态特征,主要表现在城市功能根据所组织资源要素提供商品和服务,推动资源、要素、商品流等在城市空间内外持续循环流动。(3)城市空间涨落(空间上随动冲击造成的偏差)是系统形成城市空间耗散结构的源动力。例如,空间内外部存在商品和服务需求,将导致城市空间功能的创生,空间功能组织要素和资源,导致城市空间要素分布和作用方式发生变化。(4)城市空间在多因素非线性作用下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有序的耗散结构。非线性作用将导致空间上随机扰动放大为“巨涨落”,导致城市空间突变。如空间新功能创生和旧功能的覆灭,将表现为新的时间、空间和功能有序特征。城市空间结构各种因素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体现在地理学第一定律(Tobler,1970),即所有空间结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均一介质中,近的物与物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要大于远的物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赖利(W.J.Reilly,1931)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了零售引力规律,说明了都市人口和零售引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空间要素关系的非线性。

三、城市空间耗散结构演化过程特征和机制

1.城市空间耗散结构集聚核心的形成。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通过“涨落”达到有序,“首先必须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把自己建立起来,然后再侵入整个空间,即有一个成核机制”。经济学和地理学不同发展阶段也普遍认为城市空间的集聚核心可以从始平衡态诞生。平衡态特征是指城市空间演化的起点时,人口均匀分布,分工水平较低,依靠简单劳动自己自足的状态,如围绕城市周围广大的农村区域。

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即使在贫穷未开化状态下,人们也可以生产出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这里所谓提供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功能单元便是空间上的功能初始集聚核。早期地理学(杜能,韦伯等)普遍认为区位要素禀赋对初始集聚具有作用,认识到产业初始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作用,但对集聚为何而产生和集聚过程的分析不彻底,更不能解释若干不具备资源优势条件的区域仍能形成优势明显的集聚中心。

新经济地理学可以解释区域在不具备一定广义禀赋条件下,仍可以形成功能集聚。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建立了“区域跑道模型”,认为空间上可由涨落引起,而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聚中心。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2)还以美国地毯业兴起于偶然性为例,说明集聚核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新兴古典经济学角度(杨小凯,2003)回归了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集聚是分工和专业化导致,为节省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选择集聚。另外,从系统论角度出发,黄泽民(2005)引入城市空间演化对偶涡流理念,认为在一个具有散乱原初经济流的区域空间内,涡流可能出现在区域空间上的任何一个区位经济增长点,并在与周边的交换中自我增强,并可能形成集聚核心。

2.城市空间耗散结构形成过程。耗散结构理论将外界对系统的作用“流”称为控制参量,当控制参量达到“阀值”时,系统将由初始杂乱无章的无序突变形成时空、功能有序的耗散结构。城市空间耗散结构的形成,实质是一个功能活动组织物质资源要素而形成稳定的联系流的过程。艾伦(1981,1997)等最早构建以人口为变量的城市A-S模型,认为城市是突现于局部行为的自组织结构的深刻范例。李铭、方创琳(2006)结合A-S模型的建模原理,将人口区域之间的迁移耦合作用纳入到预测模型中,模拟并预测酒嘉玉三市动态演变趋势,并系统分析其动因。

克鲁格曼的C-P(中心)模型认为,当两区域由于贸易自由度(广义交易成本引起)提升到“突破点”(临界值)时,将造成制造业向某模型中一个区域突发集聚,最终形成工业核心区和边缘区。杨小凯(2003)认为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是一对两难冲突,并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来处理难以衡量的交易成本,将交易效率的差别作为城市集聚核心从分工中出现的驱动力。交易效率这里即为城市空间耗散结构中的控制变量,当交易效率低下时,人们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生产;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分工深化至不完全分工状态,并最终发展至完全分工的。

3.城市空间耗散结构动态城市流特征。稳定的城市流是城市空间耗散结构时空动态有序的最重要的特征,其由城市空间稳定空间功能分异,推动所形成的各功能之间的要素相互流动。Talor(2010)提出中心流理论,认为中心地之间的流是产生城市空间网络的根本原因。国内,谷国锋等(2005)指出了区域经济系统演化中,散度(空间流强度)的变化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重要影响,这实际上涉及城市空间耗散结构时空有序的空间流强度。近期城市群研究,如李俊峰(2010)、罗守贵(2010)更加重视结合要素流动对城市和城市群经济联系进行研究。

4.城市空间耗散结构演化的“熵”机制。“熵”是系统有序的体现,“熵”理论是耗散结构理论的核心,认为开放系统熵的变化为:dS=diS+deS,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自身不可逆演化过程引起的熵变,称为内熵diS,且始终为正;另一部分是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引起的熵变,称为外熵deS,可正可负。当系统的熵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在系统多因素作用下将形成稳定的耗散结构,如贝纳德均衡、激光现象等。

城市空间耗散结构演化的实质是形成稳定城市的时间空间有序的低“熵”结构。当前城市研究呈现出一个重点,即城市空间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有序演变的过程,实质遵循“熵”理论,最终形成的是一个低“熵”结构。

城市空间结构上的熵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城市空间功能组织物质、能量、要素需从外部输入,是一个正熵流入的过程;同时功能向外部提供商品和服务,是一个正熵流出的过程,这部分净熵变可正可负。第二,城市空间内部的熵变只增不减。例如城市功能活动产生的污染,城市道路堵塞,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供给所引起的交易成本,均是城市空间内部的熵增表现。考虑城市空间向低“熵”方向发展的第一种情况,即城市空间与外部交换得到净负熵;William E. Rees(2010)分析了现代城市的脆弱性(资源短缺、水土流失、政治不稳等),认为城市形成更加复杂的耗散结构需要从外界引入更多负熵(物质和能量)或者向外界耗散更多出正熵(垃圾,废物等)。

程开明(2009)认为城市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负熵流,就能够维持耗散结构,也就有扩大规模的能力,会不断地朝着进化的方向发展;相反的情况,城市就有可能逐步萎缩,走向退化并重新回到混沌状态。陆林(2010)等分析千岛湖旅游地的自演化过程,认为旅游地系统演化的本质是耗散结构的负熵输入过程,可通过基于外部环境和政府主导的中心控制的系统他组织与系统自组织而实现,这对城市空间将他组织和自组织耦合有重要参考意义。匡远配(2010)结合耗散结构“熵”理论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边缘的正边缘效益和负边缘效益。

第二种情况为减少城市空间内部熵增率。王伟(2010)等结合耗散结构理论剖析了区域物流科学发展的机理、途径与策略。认为区域物流系统的科学发展需要提高竞争能力、增加发展机会、弱化外部威胁,以不断地增加负熵流、减少正熵流。Dirk Helbing(2008)等分析了城市人流的时空有序的特征和潜在优化方法,认为需结合要素流自组织特征实现交通自适应控制。

四、结论

城市空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城市空间耗散结构是指城市空间功能分异,组织物质资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城市流,而体现出来的城市空间时间、空间和功能动态有序的结构。

通过本文对于城市空间研究的文献进行总结和梳理,可得到以下认识:第一,城市空间耗散结构实质是指城市空间的低“熵”结构,是城市空间高度功能分异和有序的体现,强调城市空间由于功能分异而形成稳定、动态城市流的状态。第二,城市空间耗散结构要求城市空间上功能分配和管理,必须努力形成城市的动态有序特征,才能形成较好的城市空间整体格局。第三,城市空间耗散结构要求城市功能设置和培养时,需要综合分析城市空间实际禀赋条件,政府基础设施硬条件和制度供给软条件,即促进城市功能的良性突变,演化为更高级的动态有序。第四,西方在城市模型构建和分析过程中,对城市空间耗散结构原理把握较深入,通过构建模型对城市空间演化的作用机制及过程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对城市空间耗散结构特征(譬如涨落、突变、自组织临界性等)进行尝试性的定量化描述和模拟,而国内的研究文献来看,相关成果还较有限。

参考文献

[1]斯・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程开明.城市自组织理论与模型研究新进展[J].经济地理.2009,29(4):540~544

[3]陆林,鲍捷.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千岛湖旅游地演化过程及机制[J].地理学报.2010(6)

[4]匡远配.长株潭城市群“两型农业”建设中的边缘效应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2)

[5]黄泽民.我国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过程分析――克鲁格曼模型借鉴与泉州地区城市演化例证[J].经济研究.2005

[6]Peter M.Allen.Cities and Regions as Self-Organizing systems: Models of Complexity[M].Amsterdam: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1997(43)

[7]李铭,方创琳.基于自组织模型的酒嘉玉地区城市化动态演变[J].地理科学.2006(5)

[8]安虎森.新经济地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0~33,92~125

[9]Peter J.Taylor,Michael Hoyler and Raf Verbruggen.External Urban Relational Process: Introducing Central Flow Theory to Complement Central Place Theory[J].Urban studies.2010(47)

第2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范文

[关键词]城市群;聚集与扩散;纵向分离

[中图分类号]FO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1-0056-04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多个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在全球化日益显著的今天,以城市群推动城市化的空间发展模式,是提高国土利用效率,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研究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分析影响城市空间成长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利于深刻揭示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规律。

一、对城市群概念体系的解析

城市空间结构通常经历了城市膨胀、市区蔓生和城市向心体系形成三个阶段后,最终产生城市连绵带。为了揭示城市空间组织由单体向群体结构的演变规律,我们将所有群体化城市形态统称为城市群,建立包括大都市区、都市圈、都市连绵区以及大都市带等在内的城市群概念体系,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范围的城市群体空间形态。

广义的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单个或多个大城市为核心,借助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网络聚合而成的一个高密度、联系紧密的城市空间。在这个城市空间里,既包括作为骨架的区域城镇体系,又包含作为基质的城市群腹地。从地理学角度,这个概念强调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城市的紧密分布,突出了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从经济学角度,这个概念强调城市群内部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和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的建立。根据核心城市的规模、地位及其城市群的空间影响范围,可以将广义的城市群分为全国性、区域性以及地方性三个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地域空间系统(如表1)。

狭义的城市群是一个与都市圈同级的概念,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者多个大城市为核心,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周边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区域。它是在以大城市聚集为主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群体化城市空间形态,目前被国内专家和学者普遍认可的城市群体形态大多处于这个阶段。

作为一种群体化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群既是城市和区域经济演进的必然产物,又是实现区际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手段。由市场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的运行机理决定着城市群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机制:在微观层面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的聚集与扩散;在中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在宏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

二、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聚集与扩散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过程,企业的逐利行为推动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扩散。聚集与扩散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这种机制在要素层面上表现为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与聚集,以及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过程,在企业层面上表现为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再选择过程。城市化过程产生的人口和消费的聚集,决定了市场规模和结构,引导着产业结构的转换方向;企业的聚集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以及规模经济的实现;产业的聚集培育了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和中间性生产组织,优化了生产的外部环境;人才和技术的聚集,促进信息的交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激发了创新活动。

追求聚集经济是聚集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地理上的接近、生产专业化以及财富与技术的集中为特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以及技术的外溢。作为一种动力机制,聚集不仅仅来源于外部经济,还来源于自身的“循环累积效应”,即聚集本身也会成为吸引经济活动聚集的动力,进一步强化聚集过程。城市一旦产生,城市发展的自循环效应(如图1),就会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活动的聚集动力还来自于规模收益递增、交易成本的节约,它们与聚集经济共同构成了人口与产业空间聚集的向心力。但是,受到当地资源和空间限制,聚集过程不可能无限扩张下去。当阻塞出现时,高昂的地价、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将成为推动经济活动空间转移的离心力。城市空间结构的成长正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经济活动倾向于在本地区聚集;当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时,城市空间结构开始出现从一点聚集向多点聚集,从单体扩展向群体演进趋势。可见,聚集与扩散是促进各种经济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重要机制。

三、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分工与专业化

作为一种有内聚力的空间组织模式,城市群可以看成是一种由经济联系决定的城镇体系的形成过程。分工和专业化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从产业层面揭示了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深层动力。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劳动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演进,产生了一种更为灵活的专业化生产组织方式――纵向分离。

纵向分离是一种基于产业链分割的专业化分工过程,生产环节的分离,不但增大了生产的迂回化和社会化程度,也引起了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空间组织结构的转变,出现了多厂、多部门的现代化大型企业,以及具有高度专业化特征的柔性产业集群。这些生产技术和组织结构的转变,在交易成本机制下作用于厂商的区位选择过程,产生了集聚和扩散两种空间布局形式,那些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厂商,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倾向于聚集到他们的经济重心,从而产生了空间聚集的拉力。而那些单位联系成本低的生产部门,则倾向于向地区扩散,以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产业组织和厂商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积极地引导了产业的空间转移和扩散,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成长,其作用过程如图2所示。

纵向分离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扩大了企

业外部联系性,由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如同科斯把纵向一体化看成是企业出现的原因,斯科特把纵向分离及由此产生的联系网络,看成是现代城市出现的原因。他把这种由交易关系网络联接的产业综合体,称之为“原始城市形态”。一旦这个产业综合体得以建立,便会产生集聚经济效益,并围绕它形成城市。在福特制时代,这种产业综合体具有核心――结构特征,并由此促进了具有垂直等级结构特征的中心地城市体系的形成。在后福特制时代,随着劳动分工日益外部化和零碎化,产生了由若干中小企业聚集而成的柔性产业聚集体,企业之间网络化经济联系的增强,将有利于网络化城市体系的建立。

一般而言,生产的纵向分离程度与外部交易活动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即生产的纵向分离程度越高,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就越庞大、越稠密。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最终决定着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促进了城市群内聚力的形成。基于专业化生产基础上的企业交易网络,进一步密切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城市体系的形成。作为一种具有内聚力的区域城市体系,城市群内部既有网络化经济联系,又有双向垂直经济联系,各种联系网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但加强了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也提升了城市群的整体竞争优势。

四、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宏观动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

作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化是从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为经济体系向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组织完善以及空间结构优化等一系列结构转变过程。分工和专业化推动工业化纵深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逐次升级,以及产业的空间聚集与扩散,从而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以及职能结构的优化,提升了城市化质量。同时,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也为工业化提供了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社会环境以及市场规模支持。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宏观机制,它是聚集与扩散机制以及分工与专业化机制共同作用于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综合体现。这种机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作用如图3所示。工业化为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产业基础,而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化空间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环境支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促进了产业空间组织与城市空间组织的合理构建,最终引起城市空间组织结构沿着单中心、多中心、群体化、网络化方向演进。

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两种不同的聚集形式,产业集群和城市群之间同样也存在互动关系。产业集群是城市群的经济支撑,城市群是产业集群的空间载体。产业集群是具有纵向与横向联系的竞争性与合作性企业在一个区域的聚集,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在技术、信息与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综合优势。产业集群可以通过营造创新环境,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高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

第3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范文

关键词:空间布局结构 演变 优化 汾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1-163-03

一、引言

城镇空间布局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直接体现,其布局形态对区域交通组织、区域协调发展等存在显著影响,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①。城镇空间布局结构是在多种城镇空间结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下形成的②,受到产业发展、交通规划、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③④⑤⑥。目前,学术界对于城镇空间布局结构的研究普遍集中于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和经济区⑦⑧⑨⑩,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以流域城镇群为研究对象的相对较少。

汾河流域是山西省范围内重要的城镇集聚区,也是实现山西省“一核一圈三群”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区域。汾河流域城镇群沿汾河两岸布局,纵贯全省。区内以太原为中心,以南北向大运高速、同蒲铁路主脉,东西向拓展的交通设施支脉构成的交通网络为连接通道,包括1个省会城市(太原)、2个地级市(晋中、临汾)、7个县级市、32个县。2010年,汾河流域城镇群常住人口159.0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4.50%,地区生产总值4364.34亿元,占全省的50.77%,是山西省内重要的经济集中区,也是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区。针对汾河流域城镇布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空间组织对策,以便更好地带动流域城镇地域系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镇密集区的布局演变

数据来源方面,非农业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选用的是《山西人口四十年》、《山西统计年鉴2001》、《山西统计年鉴2011》。

采用ArcGIS空间分析平台的Kernel密度分析方法,对汾河流域城镇密集区的时空演化进行解释,以每个待计算格网点为中心,进行的圆形区域搜寻,进而计算每个格网点的密度值。计算选取汾河流域城镇市县辖区非农业人口为主要指标,即采用各县市非农业人口密度来测度城镇体系的空间密度,Kernel密度搜索半径为125km,即默认当城镇间距小于或等于125km时才可形成城镇密集区,并参照以往的研究设定Kernel密度的k值大于等于75人/km2时形成城镇密集区,当k值大于等于150人/km2时形成城镇密集区的核心区11。

按照上述参数设置要求,运用ArcGIS10.0软件进行分析和计算,在汾河流域行政区划范围内生成城镇密集区的范围边界,并区分出城镇核心区范围,进而分析出汾河流域城镇密集区的演变规律。

根据结果分析,建国以来汾河流域密集区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如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动与形成阶段。1949年~1980年,这一时期的初期,我国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辽中南城镇群等典型城市群已经出现城镇集聚现象,但此时汾河流域城镇群尚未形成,处于低水平、自发式发展阶段;后期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汾河流域城镇群形成了以太原市为核心的城镇密集区(图1)。第二阶段为扩张阶段。1980年~2000年,这一时期以太原为核心的城镇密集区快速扩散,将娄烦、交城、文水、祁县、太谷、平遥和寿阳包含到城镇密集区之内,并且这一时期,在太原市行政边界内城镇核心区初步形成(图2)。第三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0年,这一时期,以太原为核心的城镇密集区稳定成形,密集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城镇联系的日益密切,高密度的城镇核心区不断扩大(图3)。

三、城镇布局结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一)城镇分布具有明显的轴线指向性

汾河流域城镇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显著,具有明显的轴线指向性特征。

1.汾河流域内城镇分布具有明显的轴线指向性。汾河流域城镇分布密度为8.36座/万km2,而在汾河干流两岸10km范围内城镇密度为14.92座/万km2,可见,汾河流域城镇群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以汾河干流为轴的空间指向性特征。

2.城镇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干线指向性。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其集聚和扩散功能均需要依托完善的交通路网发挥出来,也是汾河流域城镇空间布局的重要取向。采用汾河流域交通图,借助ArcGIS对其进行矢量化处理,利用缓冲区分析和叠加分析可以发现,汾河流域城镇群内位于铁路、高速公路、国道三类交通干线10km缓冲区内的城镇数量分别为22个、26个和26个,占整个流域比重的66.7%、78.8%和78.8%,由此可见,汾河流域城镇群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干线指向性。

(二)城镇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差异大

引入物理学中的引力公式研究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采用城镇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指标作为表征城镇质量的特征值,将城镇之间的欧式距离作为半径,通过计算每两个城镇之间的吸引力强度来表征城镇间的相互作用强度11。参考已有研究对城市间相互作用的计算方法,采用空间相互作用强度E来测度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1、P2分别表示两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此处为非农人口规模;V1、V2分别表示两城市国内生产总值;r表示城市间的欧式距离。

根据城市相互作用强度计算方法,计算出汾河流域城镇群相互作用强度矩阵。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城镇群中,太原与其他城镇的相互作用强度最大,联系最为紧密,相互作用强度之和最大,为5999.07,明显高于其他城镇,确立了太原在汾河流域城镇群中功能上和组织上的核心地位。除太原之外,与其他城市相互作用总强度排名由高到低前十位的城镇依次是古交(1371.38)、汾阳(1304.64)、孝义(1287.62)、临汾(661.33)、晋中(535.99)、洪洞(526.54)、清徐(405.69)、介休(366.19)、平遥(313.64)。与太原相互作用强度值由高到低前十位的城镇分别是晋中(1385.97)、清徐(1136.60)、古交(1008.96)、交城(747.21)、孝义(524.17)、文水(341.72)、太谷(312.99)、汾阳(270.75)、介休(263.34)、祁县(255.79)。

对汾河流域城镇群城镇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将城镇间相互作用强度值按照大于500、200-500、100-200分为三组,分别用宽度不同的箭头连接起来,分析汾河流域空间联系轴带,由图4可知,汾河流域范围内,城镇空间组织在地域上形成了东西向的古交―太原―晋中与南北方向上的阳曲―太原―汾阳―孝义―灵石、洪洞―临汾―襄汾3条紧密联系的城镇走廊。从空间联系分区角度,整个汾河流域可以划分为北部以太原为中心、中部以孝义和介休为中心、中南部以临汾为中心、南部以侯马为中心的4个城镇紧密联系区(图4)。

(三)存在的问题

从整个区域发展角度来看,当前,汾河流域形成以太原为中心的单中心型区域空间结构,对汾河流域北部的辐射带动能力显著,但对空间距离相距较远的流域南部地区影响能力较弱。流域南部尚未形成明显的区域中心,制约了流域南部的城镇发展。因此,亟需在流域南部培育一个具有较强区域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

四、城镇空间组织结构优化

1.构建“点―轴”型城镇空间结构系统进行空间组织。当前,汾河流域具有区位优势的城镇发展迅速,形成极化发展的空间结构,人口和经济要素在高等级的城市和轴线上集聚,形成典型的“点―轴”型空间结构。因此,按照“点―轴”型空间结构对汾河流域城镇空间进行组织,可以有效的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在流域内的合理流动。

2.培育中心城市,优化城镇布局。在对汾河流域城镇密集区、城镇空间相互作用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不难发现,当前汾河流域只存在一个影响范围较大的核心,即太原市,受其区位条件影响,其对汾河流域的带动作用主要集中于流域中北部。

流域南部则缺乏比较具有辐射带动作用核心,因此,选取一些区位条件优越、资源组合较好、基础设施完善的城镇作为未来人口和产业集聚的核心区符合流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流域南部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应当选取临汾主城区――尧都区,作为汾河流域南部核心,着力将其打造流域南部中心城市、建设新型工业基地,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其区域功能。

3.城镇空间组织结构优化。

在已有重点城镇和发展轴线的基础上,初步设想构建2个流域中心、2个流域副中心、1条重要发展带和2条主要发展轴的流域城镇总体布局(图5)。

2个流域中心是指以太原和临汾为中心的两个城镇紧密联系区。太原城镇紧密联系区指太原以及与太原紧密联系的6个县市,即晋中市、阳曲县、古交市、清徐县、交城县和太谷县。该区域是汾河流域内部重要的人口和产业承载区,是区内重要的增长极核。临汾城镇紧密联系区指临汾以及与临汾紧密联系的2个县市,即洪洞县和襄汾县。该区域是汾河流域南部重要的城镇集中区,培养壮大城市规模、建设现代化都市区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2个流域副中心是指孝汾平介灵城镇组群和新绛―侯马―曲沃城镇组群。孝汾平介灵城镇组群是指由孝义市、汾阳市、平遥县、介休市、灵石县5个县市组成的城镇组群化发展地区,是汾河流域内部重要的工业和旅游城镇集聚区。新绛―侯马―曲沃城镇组群由新绛县、侯马市、曲沃县3县市组成,其作为综合型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市,将在加强东西联系和南北协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1条重要发展带是指汾河沿岸经济带,整条发展带贯穿汾河流域。沿岸交通、能源、水土资源配置、城镇与产业发展基础良好,是汾河流域发展的一级轴带。

2条主要发展轴是指流域北部的古交市―太原市―晋中市发展轴和新绛县―侯马市―曲沃县发展轴。古交市―太原市―晋中市发展轴产业基础较好、人口密集,以太原晋中同城化发展为核心,形成流域北部主要发展轴。新绛县―侯马市―曲沃县发展轴以推进新绛、侯马、曲沃组群化发展为引领,加强东西联系与南北协作,建成区域综合型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市,形成流域南部主要发展轴。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5333);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2016261)。]

注释:

①刘少丽,王颖,陆玉麒.江苏省沿海地区城镇空间布局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1(1):135-138

②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21-226

③郭荣朝,宋双华,夏保林,等.周口市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研究[J].地理科学,2013,33(11):1347-1353

④王发曾,闫卫阳,刘静玉.省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J].地理科学,2011,31(3):280-286

⑤姚士谋,陈彩虹,陈爽,等.沪宁杭地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探索[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14(3):267-271

⑥方创琳.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的政策影响过程与实施效果评价[J].地理科学,2012,32(3):257-264

⑦陈园园,李宁,丁四保.城市群空间联系能力与SOM神经网络分级研究――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例[J].地理科学,2011,31(12):1461-1467

⑧沈玉芳.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态势、问题和方向探讨[J].上海综合经济,2004

⑨李快满,石培基.兰州经济区城镇空间组织结构优化构想[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25(3):8-14

⑩刘静玉,丁志伟,孙方,等.中原经济区城镇空间结构优化重组研究[J].经济地理,2014,34(10):53-61+110

11王发曾,刘静玉,徐晓霞,等.中原城市群整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第4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范文

【关键词】低碳出行城市街道空间设计

前言

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街道占据了城市空间的大部分,其自身的功能性及空间性设计,对于其本身的构建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不但可以丰富城市街道的功能,而且有利于丰富城市的繁华生活。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是城市建设发展满足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需求,也是城市街道设计工作的重要发展目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提高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水平,对于促进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也发挥着积极地意义。

一. 城市街道空间的构成要素

在我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街道作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指城市内可以满足一系列活动的场所,其所需要包括的不仅仅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城市交通运输道路的基本使用及发展需求。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可以有效的提高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水平,为进一步促进城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侧重于空间景观的街道部分。其中,城市街道空间的构成要素,主要涉及地理位置、车辆通畅情况、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为了有效的提高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水平,重视城市街道空间构成要素分析,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 现代城市街道空间设计要点

在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中,现代城市街道空间设计要点会涉及到空间分析和重构;景观整合设计;城市街道主题建筑;市中心商业街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充分重视空间分析和重构;景观整合设计;城市街道主题建筑;市中心商业街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空间分析和重构

在进行现代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中,空间分析和重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内容之一。在空间分析中,需要侧重对城市街道空间形态进行深入分析,在视觉方面需要注意尺度与比例、平衡与韵律、协调与对比等几个问题。同时,在城市街道设计方案中,利用三维模型要素进行环境要素的分析,进一步进行空间分析和重构问题探究,提高现代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为城市交通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积极地贡献。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重视现代城市街道空间设计,需要关注空间分析和重构问题。

(二)景观整合设计

在城市街道空间设计工作中,景观整合设计,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导向设计理念,更加侧重对城市街道景观进行整合设计。通过一定的整合性方案提高街道空间的利用效率,可以将街道上的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进行结合链接,促使城市街道空间变得更加完整,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因此,在进行城市街道设计的环节,应关注景观整合设计这一要素存在的情况。

(三)城市街道主题建筑

在城市发展的历程中,城市的存在往往会由于其自身的独立历史性和典型的建筑而被人们熟知。城市街道主题建筑,作为城市景观的组成内容,也是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结合城市街道主题建筑的分布情况,进行城市街道空间设计,对于发展城市景观经济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城市街道空间设计工作中,城市街道主题建筑,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通过从整体上把握城市街道主题建筑的设计,可以综合反映出城市发展的内涵,在为人们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同时,促使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如何做好城市街道主题建筑的设计与规划,对于城市未来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因此,在现代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中,结合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重视城市街道主题建筑的设计与规划,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市中心商业街

在实际生活中,市中心商业街,作为现代城市街道空间设计要点之一,逐渐成为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中应重视的发展问题。市中心商业街,往往是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人口密度较大,交通线路的流通性要求较高。进行市中心商业街的空间设计工作,应充分考虑市中心商业街地点的特殊性。在城市街道中,市中心商业街,作为现代城市街道空间设计要点之一,其设计的类型与功能性都应符合人们生活工作的需求,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合理的进行街道空间的规划,提高市中心商业街设计的合理化水平。在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中,设计人员应重视这一部分的工作内容,提高街道空间设计的水平。因此,为了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需求,关注市中心商业街的设计与规划,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 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导向设计

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探究,成为了发展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城市低碳出行模式是由步行、自行车出行、公共交通出行等低碳出行方式构成的出行结构合理的城市交通发展体系。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更加符合城市交通事业及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的发展。通常情况下,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导向设计主要包括:“动线”+“节点”的城市空间组织原则;单中心廊道放射式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层级廊道格网城市空间结构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进行城市街道空间设计工作中,应深入分析“动线”+“节点”的城市空间组织原则;单中心廊道放射式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层级廊道格网城市空间结构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为进一步提高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动线”+“节点”的城市空间组织原则

在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中,“动线”+“节点”的发展模式,主要是由轨道交通导向的城市发展设计方案,按照由点到轴的原则进行发展。其中,以轨道交通换乘点作为聚集发展的城市空间增长极,需要确保沿轨道线路的方向实现串联各个站点地区的目标,进而形成若干条城市发展轴线,为缓解城市交通工作的压力,发挥积极地促进作用。同时,在设计“动线”+“节点”的城市空间方案时,还应考虑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针对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进一步细化“动线”+“节点”的城市空间设计方案,以确保“动线”+“节点”的城市空间设计方案,有利于城市空间规划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还应时刻关注“动线”+“节点”的城市空间组织原则。

(二)单中心廊道放射式城市空间结构

在实际工作中,单中心廊道放射式城市空间结构,也是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内容之一。在进行城市街道空间设计的环节,重视单中心廊道放射式城市空间结构设计,按照“点―轴”式的空间结构组织原则,将多条轨道线交汇处的城市中心作为高密度聚集发展的核心位置,沿轨道线路方向的轴向串联各个站点地区,完善交通线路的设计问题,实现单中心廊道放射式城市空间结构设计目标。同时,在关注单中心廊道放射式城市空间结构设计目标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单中心廊道放射式设计方案与城市区域空间发展之间的协调性,使之更加有利于促进城市街道空间设计工作的开展。

(三)多中心层级廊道格网城市空间结构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多中心层级廊道格网城市空间结构,也是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内容之一。通过多中心层级廊道格网城市空间结构设计方式,实现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是城市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需求之一。在进行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过程中,当单中心城市聚集效应不断增强的时候,城市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城市中此嫩的人口与职能会沿着轨道交通廊道的方向,向有效的地区进行疏解,通过多中心层级廊道格网城市空间结构,可以有效的环节城市发展的交通压力。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进一步实现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目标,应充分重视多中心层级廊道格网城市空间结构设计方案。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交通业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了更好的满足城市街道空间设计的需要,重视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逐渐成为城市街道空间设计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结合城市街道空间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探究基于低碳出行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提高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水平,促使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更加的合理化。

参考文献:

[1] 翁雪雁.新城慢行空间构建研究――以溧阳南部新城为例[D].苏州科技大学,2013.

[2] 刘亚文.对城市街道空间设计的思考[J].山西建筑,2002,28(12):2-3.

[3] 刘璨.复合生态理念下城市街道空间设计的地域性特征研究――以西安市含光路改造为例[D].长安大学,2010.

[4] 唐蕊.基于景观视角的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探析[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5,(23):3197-3198.

第5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范文

序是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要部分之一。本文从服务于主体功能区编制的角度,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信息熵等方法,刻画北京市城市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其他空间结构间均衡和稳定程度,并运用空间转换矩阵分析了国土空间结构变化,揭示了国土空间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调整空间结构和规范空间秩序的原则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区域国土空间结构呈明显的圈层结构以及“三多三少”的特点,生态空间、农业空间日渐萎缩,发展重心向西、北部偏移,国土开发趋于无序。未来北京市国土利用应充分体现首都的功能和特色,严格管制生态人文关键区域、构建生态安全网络,开发东南、控制西北、保护西部,严控城市发展边缘,按照生活、生态、生产的顺序进行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而四类功能区则应分别按照疏解、控制、集聚、保护的原则发展,共同构建北京市城乡协调、疏密有度、协调清晰的国土利用总格局。

键词 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结构;空间秩序;人居环境;北京

中图分类号 F0622 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02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04

城市国土空间结构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城市国土空间及其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空间和现象的区位关系、分布形式、集聚规模程度0,是城市结构图谱中的基础结构[1]。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是区域发展的“助推器”和“调节器”,调整和优化国土空间利用已成为现代政府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2],对于经济转型和今后的运行效率有着巨大而长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空间演化表现出令人惊异的速度,随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不协调和国土开发失衡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据此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战略任务,这是我国加强国土空间管理的重大创新[3,4]。其中分析国土空间结构现状,规范国土开发空间秩序是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前,关于主体功能区构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基础与战略选择、国外空间规划的借鉴、基本思路、分区政策与其实施等方面[5,6],服务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的国土空间结构与开发秩序研究尚未见报道。另外,北京市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未来几十年也是北京市建设宜居城市的历史时期,科学地国土空间利用导向十分重要。因此,本文以北京市为例,从服务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的角度,全面分析其国土空间及

其变化,揭示国土空间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以北京市未来空间发展战略为目标导向,提出调整北京市国土空间结构和规范国土开发空间秩序的原则和建议,为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提供依据。这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引导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推进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空间整合,实现国土利用的空间均衡和开发效益最大化。

1 研究区概况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东南距渤海约150 km。地理坐标为北纬39°26′-41°03′,东经115°25′-117°30′。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也是全国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全市土地面积16 410 km2,其中,山区面积占62%,分布于西部和北部地区,平原面积占38%,分布于东南部。现辖16区、2县。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数量大。2007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 633万人,比上年增长3.3%,人口密度995人/km2;地区生产总值9 006亿元,比上年增长14.6%,人均GDP 55 151元。

当前,北京城市空间发展受诸多资源条件的制约,有限的水土条件和人口与建设规模之间产生巨大矛盾,而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对缓解这些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将18个区县划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图1),四类功能区的划分是未来北京进行主体功能区空间管理的基本单元[7],为在总体上调整和优化城市功能空间布局,解决区域协调、城乡统筹发展问题,避免盲目发展、无序竞争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效能抵消提供了基础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大框架下,对国土空间结构以及未来的国土空间开发秩序进行了分析。此处所定义的国土空间结构是指北京市不同国土空间的构成及其分布关系,包括国土空间的数量结构、组合关系、空间转换及国土开发匹配程度等四方面。北京市及四类功能区内部国土空间结构组合关系、变化过程以及转换特点运用转移矩阵与信息熵的方法进行分析;空间匹配程度则从国土开发强度的区域分布及发展态势与国土空间承载资源本底相互关系角度进行阐述;据此提出未来国土空间秩序。

@2.1.1 国土空间类型划分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从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和服务于城市生产生活、农村生产生活及生态需求的角度,通过Arcview 3.3软件对不同地类进行重新组合,将北京市国土空间划分为城市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其他空间四类。其中城市空间又包括了城市建设空间、工矿建设空间,农业空间包括了农业生产空间和农村生活空间。具体分类方法见相关参考文献[8]。

2.1.2 信息熵信息熵是系统有序化程度的一个度量,可反映国土空间结构的均衡程度和稳定程度[9];信息熵值越高,说明系统越不稳定,反之越稳定。信息熵计算公式为:=-∑ni=lPi•LnPi,其中,Pi=Ai/A,A为区域国土总面积,Ai(i=1,2,…n)为每种空间类型的国土面积。

2.1.3 空间转换矩阵国土空间转换矩阵的提取使用了GIS空间分析的方法,通过对2001与2007年两期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栅格运算,获取国土空间结构变化过程编码图,整理得到空间转换矩阵。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包括了2001、2007年北京市两期1∶10万土地利用现状图、2001-2007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以及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自于2001-2007年北京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3 北京市国土空间结构分析

3.1 北京市总体国土空间结构分析

2001-2007年北京市四类国土空间及其变化情况见表1。可以看到2007年城市、农业、生态、其他空间的面积比例为9.6∶29.3∶57.2∶3.9。从城四区向近郊区、远郊区,北京市建设用地空间逐渐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四类功能区中所占比例从100%减少为36%、12%和3%;生态空间则主要分布在以燕山、太行山山系为依托的山区,四类功能区中生态空间所占比例依次从0%增加为23%、40%和75%。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特点

。农业生产空间与城市建设空间交错分布,主要分布在北京湾的平原地带以及延庆平原地区的九片基本农田重点保护区内,农业生活空间则在市区范围内散布。由于城市和道路的辐射作用,国土开发强度区域差异明显,各区县国土开发强度最高的是主城四区,已达到100%,最低的怀柔区只有5.46%,不及最高的十分之一;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国土开发强度依次从100%减少为60.99%、25.75%和6.8%,由城区向郊区、远郊区呈现中心城区―主城区―郊区平原区―郊区半山区、山区逐级递减的圈层结构。

同时,目前北京市生产空间占土地总面积的29.3%,独立工矿空间占建设空间总量的1/3,生活空间占土地总面积的8.5%,其中农村居住空间目前为城市居住空间的1.68倍。2005年,北京市城八区工业用地比例达18.3%,远远高于国际4%-8%的一般水平。因此,北京市国土空间结构中表现出三多三少现象,即“生产空间偏多、生态空间偏少;工业空间偏多、生活空间偏少;农村居住空间偏多、城市居住空间偏少”。并且,北京市国土开发强度较大,由2001年的16.41%增长到2007年的18.83%,处于稳步上升阶段,具有大城市特性;这在全国范围内排在上海市和天津市之后,位于第三位,但远超德国近年13%,日本7.9%的国土开发强度。这与北京市作为国家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责职不匹配现象严重,也与北京市宜居城市的建设目标不相符。应逐步将低国土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比例。另外,国土开发随主要交通环线和放射线呈蔓延与带状相结合的分布态势,使城市发展形成更大范围的圈层式蔓延,造成城乡空间的分割破碎、混杂交错,用地功能零乱。北京市国土空间发展协调程度有待提高,空间格局需要整合。

3.2 北京市国土空间结构变化分析

由表1还可以看出,2001年至2007年,北京市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面积扩大11.2%,其中城市建设空间面积增加了10.2%;工矿建设空间面积年增加了11.7%。而农业空间面积减小了7.3%,生态空间面积减少了0.49%,其中绿色生态空间增加了0.71%;其他生态空间减少了5.37%。2001年-2007年四类空间的转换矩阵见表2,在各类空间的转换关系中,农业空间是最大的转出空间,共有57 482.88公顷转为其他三类空间,其中24 645.09公顷转为生态空间,25 855.75公顷转为城市空间,6 982.04公顷转为其他空间。生态空间共有21 69517公顷转为其他三类空间,其中6 365.25公顷转为城市空间,12 865.98公顷转为农业空间,2 463.94公顷转为其他空间。总体而言,2001年-2007年期间北京市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过程侵占了大量农用地,农业空间向生态空间的转换量也较大。而北京适于建设的空间仅占市域总面积的42%,且集中分布于现状建设用地、耕地、生态用地地区;因此,国土开发与国土空间的本底状况和耕地保护间存在突出矛盾。过度重视国土空间支撑经济增长的功能,生产空间不断拓展,将导致国土空间结构演变的失衡。应严格控制开发强度的增长,减缓农业空间的不断流出。

从开发强度的扩展方向来看,扩展最大的仍是城市功能拓展区,2001-2007年间开发强度共增长6.21%,增长量是城市发展新区的1.53倍,生态涵养发展区的8.63倍。其中尤其以海淀和朝阳的扩展最大,空间扩展重心逐渐向北部、西部移动;而西北地区多是山区、半山区,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自然人文景观荟萃的旅游集中地,适宜低密度发展。因此,需调整北京城市扩展方向,缓解生态矛盾,避免不良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10]。

同时,从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城区渐次向郊区转

移。郊区县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的份额实现了较快增长。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等五个区以及亦庄开发区将成为未来北京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2001-2007年期间城市发展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55%,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由2001年的4.4万元/公顷上升为2007年的15.4万元/公顷,增长率是四个功能区中最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12%。并且受北京市发展政策的影响,未来该区将是开发强度主要的增长区。但同时,14个卫星城各自为政,在边缘地区分散、盲目建设,城市空间布局混杂,区位组合效益偏低,城乡用地分割严重。也尚未起到其应达到的产业和人口疏导的功能,也没有成为足以抗衡中心城市的发展极点,城市发展失衡,趋于无序。

此外,借助信息熵概念,分析了北京市国土空间结构组合关系及功能特点,对以上观点进行印证,2001年-2007年北京市四类空间结构信息熵见表3。可知,2001年至2007年北京市国土空间信息熵由0.425增加到0.438,呈不断增加态势。其中北京市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信息熵有所降低,城市空间与其他空间信息熵则持续变大;工矿建设空间、城市建设空间信息熵均呈持续上升态势。因此,总体上看北京市国土空间结构正趋于不稳定,这不仅与近年来城市建设与改造占用耕地和生态空间有很大关系,也与北京市空间结构的不合理及其开发建设的无序状态密切相关。而农村生活、农业生产、绿色生态和其他生态空间则呈持续下降态势,说明了北京市持续的农村与农业的整治和生态建设活动具有一定的成效。

4 北京市国土利用未来空间秩序

4.1 总体国土利用空间秩序

4.1.1 未来国土空间秩序的构建思路

合理的国土开发秩序是形成北京市未来科学国土利用格局的根本途径。规范其空间开发秩序,需转变开发理念,调整开发内容,创新开发方式,使国土利用由外延式为主转向优化空间结构和调整各类空间分布为主。即以北京市“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未来空间发展战略为目标导向,以国土空间结构现存问题为问题导向,从北京市整体以及四类功能区两个层次上构建未来国土空间秩序,主要包括国土利用的空间方向、建设用地的投放秩序、重点管控区域等内容。首先,充分考虑首都土地独有的战略价值,根据自然条件适宜性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通过重点管控关键区域、矫正国土空间发展方向,控制总体国土开发格局,形成国土空间结构的控制性骨架;其次,统筹考虑各个功能区域的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以及城镇化格局,注重各类空间之间的协调,引导各类空间内部之间相互转化,确定不同功能区的国土空间发展方向,通过合理的建设用地投放数量和时序逐步对现有空间结构进行调整,形成科学国土开发秩序,构筑最终形成北京市城乡协调、疏密有度、边界清晰的国土空间结构。

4.1.2 总体秩序

严格管制生态人文关键区域,形成北京市国土开发框架性控制。从形成合理空间结构角度出发,应严格管制区域包括:“三道生态圈、禁止与限制开发区域、城市边缘区”等区域。三道生态圈主要包括环城绿化隔离圈、平原农田生态圈和山区生态屏障圈。禁止开发地区主要包括河流湿地、地下水保护与涵养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等,是禁止任何开发和建设行为的区域;限制开发区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中心城外地下水严重超采区等建设空间选择应尽可能避让的区域。对这些区域进行保护,可形成城市扩展的缓冲区域和维护城市生态的关键控制点,保证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在城市边缘应明确划定建设区和非建设区边界,作为开发建设的刚性控制,抑制城市建设空间无序蔓延和盲目扩张,积极促进城镇用地理性增长。如此可营造良好城市生态空间网络系统,以山脉、水系为骨架,组合、串联多元自然生态资源和绿色开敞空间[11],把城市建设置于绿色空间保护的框架内,塑造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并阻止城市蛙跳式的无序发展和蔓延,共同构筑和谐宜居城市空间形态。

以“开发东南、控制西北、保护西部,严控城市发展边缘”为空间发展方向。北京西部、北部多山区,空间较局促;而东部、南部平原广阔,向东南发展,将会提供新的城市发展极点,给城市宽裕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京津城市群的建设;西、北部区域是整个北京城市的生态屏障,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基。由于地处上风上水,风景和环境较好,城市向西北发展的速度过快;控制西北,制止城市过度向西北部地区发展,促进北京市城市发展空间构想的实现以及防止城市摊大饼式的无限蔓延[12]。保护西部则是保护了北京市的生态屏障,保护了北京市宝贵的水源地。而城市边缘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近远郊区县,也涵盖

了北京市所有城镇建设用地的发展边缘,是相对发展最无序和混乱的区域,是能否保障城市发展预期的关键区域,也是塑造清晰国土空间格局的关键。

合理投放建设用地,有序调整空间结构。按照生活、生态、生产的顺序调整空间结构,注重国土开发强度时空尺度的有序增长和城乡、区域之间的有机协调,制定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策略[13],优先保证生活空间,扩大绿色生态空间,适度压缩生产空间。还要明确土地供应总量和经济供需总量与结构的关系,“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有计划、有步骤地投放建设用地。目前,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中心城区功能疏散等复合作用下,对建设空间需求增长强劲。在土地供应指标分配上,应在严格控制总量和坚持集约利用的条件下,根据不同功能区产业发展与人口疏散和集中的目标,适当调整不同区域内产业用地供应结构的比例和住宅用地结构比例,适当压缩工业用地,增加民生用地。并优化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结构,支持区域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此外,还要加快中心城调整优化,积极开拓新城和重点中心镇等新的城市增长空间,形成新的城市发展引力极点,加快推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构筑协调城市发展网络。全面启动实施通州、顺义、亦庄等重点新城的建设,引导城市有序紧凑发展和村镇整合。近期要加大对发展新区的投入力度,调整优化中心城区建设,并在发展新区预留远期建设用地;远期加快新城和重点镇的发展,优化存量空间,促进北京市城乡一体化进程和“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

4.2 不同功能区国土开发秩序

.2.1 首都功能核心区――疏解

目前,北京市首都功能核心区土地开发强度达到100%,属于人口超载区域,已没有可利用的国土空间。该区域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作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教育科研和金融管理中心,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进区内产业与人口外迁,引导城市建设向调整改造转变。未来,应转变国土空间开发的着力点,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完善空间布局,将美化土地利用环境,创造舒心宜人的城市环境作为该区国土开发的首要任务。

积极供应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加大绿化投入,改善交通状况、美化环境。设定较高的产业用地门槛,对于要实施功能疏导和人口转移的建设用地要禁止土地供应,并结合土地价格、税收等政策,促进疏导功能的产业用地和人口用地外迁,实施核心区的用地秩序优化。土地供应上,优先保障首都文化保护用地的需求,适当提高商服类用地比例,主要供应星级酒店以及高档商业中心等;住宅用地供应以供应酒店式公寓等高档商品住宅为主,尽量不供应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用地,鼓励核心区内居民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疏散。有序推进旧城改造和存量建设用地的整理,大力开发地下空间,减少用地重复配置和土地浪费。在保护旧城区文化传承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有机更新和有限度的现代化。

4.2.2 城市功能拓展区――控制

2001-2007年间城市功能拓展区因其区位条件承接了大量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转移人口,人口数和人口密度均显著增加。同时该区域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区域国土开发强度已达60.99%,土地利用效率提高显著。2001-2007年,该区是农业空间减少率最高的,达28.6%;同时也是唯一生态空间有所增长的区域,为4.1%。因其较好的区条件,且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本区域城市空间仍将持续扩展,国土开发强度仍将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增加。然而由于本区部分区县人口过于集聚,受土地承载能力的限制,开发强度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不大,要严格控制土地开发强度的提升速度,防止土地利用超载及环境的恶化。应当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第二产业向转移,初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高新技术产业占有较大比重的产业格局。

要在充分利用自身已有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承接中心城区的人口和职能,整合各类产业发展园区,推进传统工业区的改造再利用和用地功能转换,控制中心城边缘区域的各类开发力度,改善城市空间环境品质;推进城市边界的划定,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的管理,防止建成区的进一步蔓延;加强对存量土地的挖潜与集约利用,继续大力整治“城中村”,有序实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制度。

还要根据其主体功能定位对不同供地类型的土地供应进行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优先满足承接核心区内功能疏导的高新技术、科学、教育和文化用地;通过建立高新技术园区的产业用地标准,促进区域内的产业用地效率的提升。建立鼓励性、引导性产业用地的产业用地标准,优先供应基础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的同时,适当压缩产业用地,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限制独立工矿和对土地利用粗放的工业产业的供应比例,禁止供应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和工业用地;适当提高住宅用地的供应比例,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供应比例。@@@@@@@@4.2.3 城市发展新区――集聚

城市发展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2001-2007年期间总人口增加幅度和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加幅度为四类功能区中最大,期间城市空间增长率最高,达21.5%,成为承接中心城人口、职能疏解和产业集聚的主要地区。并且,发展新区的土地承载力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现状开发强度为25.75%,五个区县均有很大的人口承载潜力,区域总体处于工业化高级阶段,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该区城市空间仍将持续扩展,区域国土开发强度仍将持续增加。

今后应继续提高土地投入水平,加强该区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加快工业化进程,强化边缘集团的居住和产业功能,提高区域的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能力,建设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新城,使之发展成为交通便捷、公共服务设施发达的首都次中心。

应严格控制浅山区的开发建设,控制平原地区建设空间的盲目拓展,保护一定数量的耕地及基本农田。依托现有的卫星城和工业园区,采取比较宽松的土地政策,在对现有建设空间进行挖潜改造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建设用地供给,适当提高产业用地的供应比例。依据产业发展导向确定供地结构,淘汰、搬迁不适合发展的产业,以产业集群的建设推动空间开发的秩序化。优先满足基础设施用地、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用地需求;优先满足核心区和功能拓展区产业和人口疏导的产业用地需求;优先满足保障性用房和两限房用地需求,降低中高档商品房的供应比例,适当提高商服用地供应比例,提高区域内中心城和主要住宅周边的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能力。

4.2.4 生态涵养发展区――保护

生态涵养发展区近年来城市空间、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其他空间的面积变化不大,其国土开发、人口、经济与投资承载均是四类功能区中最低的。由于其目前总体处于工业化高间减少0.7%。未来该区的国土开发强度及开发效率也将呈现出较缓慢增长态势。生态涵养发

展区是保障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区域,大部分属于限制、禁止开发区域,因此要确保承接的产业不会造成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构建以“绿色农业”、“生态工业”、“休闲旅游业”等为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生态经济体系,“保护”应成为该区域国土利用的关键词。

应加强对土地利用的用途管制和环境整治,在扩大生态环境空间方面开展联动和统一规划,保护好现有的林地、湿地等生态空间的规模和质量,严禁生态用地改变用途,同时加强耕地和园地保护;鼓励发展绿色服务业,给予一定的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用地的供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支付制度,稳步推进生态移民,引导人口向卫星城和中心镇相对集聚,改善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空间总量,控制一般工业项目的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降低以资源开采为主要生产模式的产业用地,并逐步减少山区建设空间。新增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用地的供应,加强对农村基础建设的用地安排,适当增加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附属设施用地比例和旅游休闲产业用地的支持力度,支持山区发展都市型现代观光休闲农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5 结论与讨论

当前北京市区域国土空间结构呈明显的圈层结构以及“三多三少”的特点,生产空间不与北京市宜居城市的建设目标不相符。城市空间发展缺乏长远考虑,国土开发无序拓展

,与耕地保护和区域生态环境背景存在矛盾,城乡空间的分割破碎、混杂交错,将导致国土空间结构演变的失衡和不稳定。未来几十年是北京市国土空间结构深刻变动的历史时期,科学的国土空间利用导向极为重要。应对国土空间开发秩序进行规范,整合国土空间格局。未来北京市国土空间结构调整应充分体现首都的功能、地位、水平和特色,根据自然条

件适宜性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国土开发;按照生活、生态、生产的顺序调整空间结构,优先保证生活空间,扩大绿色生态空间,适度压缩生产空间;同时,注重国土开发强度时空尺度的有序增长和城乡、区域之间的有机协调。并严格管制开发关键区域,“开发东南、控制西北、保护西部,严控城市发展边缘”,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投放建设用地。

同时,不同功能区的开发秩序应有所区别、有所侧重,相互协调,共同构建疏密有度、调清晰的国土利用总格局。未来首都功能区内应以疏解为主,美化土地利用环境,创造舒心宜人的城市环境。而城市功能拓展区要采取各种措施严格控制土地开发强度的提升速度,防止土地利用超载及环境的恶化。城市发展新区则侧重于增加投入,强化边缘集团的居住和产业功能,使之发展成为较强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能力的首都副中心和新的城市发展极点。生态涵养发展区则以生态保育为核心,加强对土地利用的用途管制和环境整治。

本文从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和服务于生产、生活及生态需求的角度将北京市国土空间进行分类,此种空间结构分类体系较好的考虑了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具有较好的实施可行性,然而对其中某些地类的多功能性考虑不足,比如耕地、园地所拥有的生态功能,如何更科学的划定空间结构分类是应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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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范文

在当前社会发展条件下,广义的城市公共空间表现为很多新类型的公共空间。包括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公共使用空间,比如居住社区范围内,为社区居民共有共用的公共空间。也包括一些权属、便用甚至开放情况不是那么明晰的场所,可以称为公共性的私有空间,或私有性的公共空间等例如,在美国城市中,因为区划条例的规定,在属于私人机构的高层建筑底部架空形成的公共空间一些城市成立政府与私人联合机构开发的公共空间,有的城市委托给私人公司管理的公共公园一些可以进行多样公共活动的大型购物中心、商业街区;所有这些可以容纳多种公共活动的场所,可以称为广义的城市公共空间。

两种概念的比较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城市公共空间,都具有某些“公共领域”的特性,都具有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刻意义。相比之下,狭义城市公共空间是市民社会的重要表征,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可以反映市民的需求,形成特色的城市文化。广义城市公共空间或为特定人群服务,或限制使用时间和内容,或在空间的外在表现上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并形成潜在的消费文化。扬•盖尔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公共空间,“会导致人群的分散,把人和活动有效的封闭起来,城市因而变得冷清、乏味和危险。”因此,虽然广义城市公共空间可以丰富城市空间的内容,却不能替代狭义城市公共空间。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广义城市公共空间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因此,要协调二者的发展,充分发挥狄义公共空间在城市社会组织、形成空间秩序方面的作用。

1运动的感受

设计师应考虑在空间中的主体—市民以不同速度行进对空间的感受,人在不同空间所产生的行为心理等。人的行为活动就是路径和住所。形成城市时,错综复杂的道路网与居民就形成了它在城市地面的肌理组织,它反映了城市地面和立体空间的状态,并反映城市新旧更替和发展开拓的过程。作者通过对不同时期诸多城市生长的论述,强调仔细推敲不同城市所采取的运动系统和设计结构的重要性。认为设计结构就是从运动系统出发构成城市功能和形象的骨架,不同的活动节点与城市有机整体相联系。

1.1同时运动诸系统

培根提出一个清晰表达的运动系统能抓住人们的思想并且产生向心力。城市在系统历经一段时间后重建其任何重要部分时都能达到基本的设计法式的连续性,此系统能为设计者发挥创造性的才能提供基本方向,每个系统的正确设计必须联系运动的速度和周围环境的一般性质。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即感受的连续性与同时的连续性。培根认为要将有机的系统从开始就能有效地应用到城市的各部分,并留有在相当时期内发展的余地。那么在制定一个城市大范围开发设计问题时,一开始就需要研究基本的运动格局,以便在一个适当的规模上开始建立建设性的、有目的的运动系统。并对这个中心的现象进行观察和开展设计,这样同时运动诸系统之间彼此相互影响的概念将更为清晰。而从运动中轴移出的单个作品中都有一个可明显感到的韵律,和形式的共同纪律相连的同时各具变化。由于运动中线强有力的内聚影响,把各部分结合成整体并使整个系统具有统一感。

1.2设计结构

城市的结构实际上是一种肌体的有机组织,及城市内外的组织,城市系统之间的组织,城市功能之间的组织,总之是各影响城市要素之间关系上的组织。“要影响城市的发展,设计者就要有一个清晰的基本设计结构的观念,以推动城市建造的全过程。”一个基本设计结构是许多人共享的感知序列的结合,由共同的感受发展成一个组合形象,从而产生一种基本的秩序感,个人的创作自由和变化都同它联系在一起。所以要影响城市的发展,设计者就要有一个清晰的基本设计结构的观念,以推动城市建造的全过程。使用于城市局部的任何设计应当能够修正并延伸到不断扩大的地区中去。北京的城市中轴线的延伸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心老城区的城市格局得到了较好的保留,而通过中轴线的延长,使得新旧城市设计得以很好地衔接,从故宫紫禁城一直到奥林匹克公园的国家体育场,在这条众人瞩目的中轴线上,深刻地记录着北京乃至中国的时代变迁,它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一条结构线,更重要的,它成为了文化与地域空间的一条记忆的轴线。

1.3城市运动系统、设计结构与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是构成城市所表现的发展变化着的空间形态特征,这种变化是城市这个“有机体”内外矛盾的结果。城市形态的产生是由其特定的空间与时间、特定的运动系统、由设计结构决定的城市形态各元素的整合。

1.3.1城市运动系统与城市形态城市运动系统与城市形态犹如树干与树形的关系,对城市的形态起着控制作用。树干建立起成千上万管路运动的路线,可以相似地比作城市的运动系统。在城市中各个系统之间的连接点必须加以突出,它是设计上丰富所在。由于一个城市的各运动系统范围日益明确,并在一段时期内为更多的人使用,从社区群体心理来说它们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符合逻辑的延伸、连续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开始出现。随着当代城市立体竖向的交通方式逐渐发展,如地铁与高架、立交桥与地下通道等交通方式的出现。在城市的交通方式改变的同时,原有的城市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交通方式与城市建筑结合形成复杂的城市综合体,为城市提供了不同的功能的建筑使用空间和交通枢纽空间,建筑群体的形象改变着原有的城市形态。所以城市运动系统在城市原有形态的垂直发展与交叉联系中起着基础作用。青岛城市街道,街道两旁为欧式的古朴建筑,同样古朴、温馨的街道和交通方式以及用白色的栅栏围合起来的两旁绿带,与建筑和城市文化融为一体,街道空间交通体系顺应地域空间显得如此融洽。由此可见,城市运动系统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之巨大,它对城市形态的生成、发展及演变都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运动系统对城市活动的联系和支持,带动周围的发展,使它们处于一个动态系统中。这个系统又通过生长,深刻地理解城市运动系统与城市形态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城市设计的实践基础。

1.3.2设计结构与城市形态—各元素的整合当今城市设计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过早地注重形态。形态是由设计结构推导来的,而不应照抄照搬设计结构。设计过程如果从开始就带来任意性的形态,必然会使思想变得荒谬,阻碍基本设计创新精神的发展,且在它不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施加影响。城市形态构成中各元素应相互依存,经过选择、合并,创造空间写作单元,增强它们的适应能力,挖掘它们的内在联系,由此建构城市形态的整体性。整体性同时还意味着连续性,空间和时间连续性的结合构成了城市形态整体性的基础。城市形态构成中的所有元素得以在不同层次上实现整合,包括街道、组群、广场、绿地、道路网络等,它们与建筑彼此关联,在动态的平衡中,构建着可持续的形态发展。天津马场道两旁的欧式小洋房前的景观,马场道和谐的场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在此驻足,在五大道街区内部整体设计都顺应着建筑的风格进行,形成天津独特的风景线;青岛的两处道路景观则是城市的形态顺应着青岛自然的地形,以山体为依托,自然地生长,各元素通过整合形成了青岛这个城市特有的肌理——红屋顶与盘山路。

2对当今城市设计的一些思考

城市设计是建立在一种整体、宏观的背景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城市建设,结合社会和人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参与性的分析,始终把观念一设计一实施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论。培根领导下的费城建设是个优秀的范例。作为费城成长发展的基础而不断演变的设计结构之所以能够体现统一性,是由于每个局部都是根据同一个有机成长过程的原则而同其他局部相联系的。它还将作出充实与修订,以适应城市发展的新要求。构成费城全部创作程序的基础是个完整规划程序,它是以前阐述过的原理的实际运用。培根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的探索,对我们城市设计实践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2.1城市设计的延续性

城市设计所追求的是城市空间环境的整体目标和价值,必然设计多种相关利益的协调平衡,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城市开发的多重性、城市管理的局部性及城市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条件的复杂性,都会对城市设计实施造成影响。因此,城市设计必须与城市规划建设的管理层面相结合,实现对城市整体环境品质具有连续性的控制和指引。基于此,城市设计实践客观上就要求建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互动机制,它的建立是两者相互完善的保证。并且正如培根所认为的城市设计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对参与者,包括设计者、开发者、政治家、行政长官和广大公众的思想和感情的影响而实现的口这种影响经过许多人的感受,最后使许多人的共享概念能向前延伸和丰富。对于城市设计这样一项在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背景下开展的设计活动,不可能形成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在城市设计的过程中,面对多变的城市形态和空间环境,设计方案与现实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城市设计的实质不是追求一个终极蓝图,而是寻求一种形体创造凭借的政策框架,并在设计层面上设计城市组织构造各要素之间的联系。

2.2城市设计的整体性

城市设计的结果反映在城市的空间形态上,城市形态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每一次的城市建设必须尊重城市原有的形态格局,城市的发展要反映历史的传承性、整体的和谐性。由于城市设计除特殊情况外都是对城市进行部分的设计,所以与其他部分的关联决定着设计的有效性。城市设计绝不是自身能够完结的,而是以融人网络结构为前提的,这是城市设计有很强的社会性的力争。虽说是部分的设计却不能只考虑局部利益,要明确城市设计在整个城市发展政策中的位置,它只是城市综合设计中的一个环节。城市的每一次增长建设活动都应当以使城市完整为目标。它既包含完善已存在的整合,也包含创造新的整合。所以每一次新的建设行为必须在它周围创造连续的整合结构。

2.3城市设计内涵的拓展

如果说城市设计的本质内涵是对城市体形环境所进行的设计,那么在其向应用发展的过程中,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用实质已不再是单纯的设计城市空间,而是重点转向设计阐明和控制指引城市空间发展的进程以形成理想的可能形式,及对城市设计与实施过程的指定与影响。城市设计是建立在人居活动不同层次条件下的物质空间及场所和环境所要求的设计。城市设计已从单一的城市空间设计,扩大到城市发展全过程的决策,涵盖城市建设的物质空间、改造的公共方针与策略、经济增长与近远期目标体系的建立。良好的城市设计应将空间作为资源,塑造健康的、方便人使用的高效的城市空间。

第7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范文

流空间与场所空间的区别与联系流空间与场所空间并非格格不入,相互对立,在网络社会中,特别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流空间与场所空间是互动与交融的。Castells认为流空间被折入了(folded)场所空间[2]。因此,场所空间与流空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图略)。尤其在信息化高度普及的今天,已经很难将流空间与场所空间完全剥离开来了。此外,流空间与场所空间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Halbert和Rutherford指出,流和场所在分析中不能分离:流空间可以形塑场所空间,场所空间也可以形塑流空间。场所可至少通过三种方式影响流:①能够影响流的产生;②通过法律和制度、语言、文化、社会经济或者政治等因素的作用,对外来的流有过滤和选择作用;③可以通过改变流的内容和形式,以便适应某一场所的特殊性[9]。1.3流空间的城市地理学表达流空间概念引起了城市地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学不同,城市地理学视野下的流空间概念的核心是信息流引导下的一系列流(flows)以及通过各种流(主要包括信息流、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的不断运动所形成的空间场域或载体。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的支配性活动(dominantactivities)在其中完成运作,并由此构建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地域主体间的空间网络结构和外部关系。在城市地理学视野下,流空间的载体功能被泛化和具象化,不仅包括可以瞬间到达的电子信息流,也包括依托先进通讯和网络传输技术以及可以导致“时空压缩(compressionoftimeandspace)”的一系列流,包括航空流、高速铁路流、第三方物流等。因此,将流空间视作网络空间引导下的场所空间新的表现形式,是有道理的[10]。

国内外城市地理学流空间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流空间概念的提出引发了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城市地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一直秉承的强调“区域差异”、建立在距离基础之上的空间观。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支撑下,流空间作用范围在逐渐拓展,作用强度在逐渐加强。随着城市依托流空间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交换和金融流动[11],一种全新的、跨行政界限的城市间功能关系———全球城市网络逐渐显现。在流空间背景下,城市与区域的空间结构也由单中心结构(monocentric)转向多中心结构(polycentric)。世界城市(worldcities)、全球城市(globalcities)、世界城市区(globalcity-region)和巨型城市区(mega-cityregion)等一系列概念相继被提出。由此,各种尺度(尤其是全球尺度)下的城市与区域间的网络结构、功能和关系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视野由原来的更多关注区域和城市与腹地的关系开始转向分析经由全球信息流、人员流、金融流、货物流等所建构的全球城市网络的结构、功能和关系,即全球城市的外部关系(externalrelation)方面。Tayler主张在研究当今世界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时要用“中心流”理论(centralflowtheory)来补充原有“中心地”理论[12]。Meijers甚至将这种转向视作城市与区域研究范式的转换(paradigmshift)[13]。外部关系的研究首先要解决城市间各种流的测度问题。目前主要通过模型分析、实测流分析和参量替代三种途径来进行研究。其中,研究焦点集中于参量替代的方法。在参量替代方法中,关系数据(relationaldata)的获取显然是城市间外部关系研究的前提,也是长期制约该研究继续深入的“瓶颈”。GaWC研究团队(GlobalizationandWorldCitiesResearchNetwork)致力于全球城市网络的定量划分,他们先后通过法律服务公司网络、航空流网络、高级生产业的网络、高档酒店的分布、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全球性媒体的分布等途径尝试构建全球城市体系的网络框架。在GaWC研究成果的基础上,PeterHall领导的POLYNET研究课题聚焦于大都市区的“多中心”(poly)结构和网络(net)议题,其核心是探讨巨型城市区系统中各独立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一方面,通过商务旅行、电话、会议和电子邮件等途径来直接测量实际流;另一方面,通过对区域内高端生产业的执行者和高管进行深入访谈的方式获得定性数据。流空间由相互作用的许多网络组成。这些网络的目标和任务构成了不同的流空间。如果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动力改变了,则流空间也随之被改变[2]。因此,上述“关系取向(re-lationalapproach)”的城市与区域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片面强调流空间的支配控制功能,忽视场所空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分依赖于美国城市背景和少数城市特殊性,研究不能体现不同政治背景的影响[14]。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也有学者提出相应的修正方案。Halbert和Rutherford主张超越“关系取向(relationalap-proach)”,代之以“流—场所取向(flow-placeapproach)”,即将城市作为动态的、不稳定的“流—场所”。城市是流与场所交流的场所和产生的结果[9]。国内研究国内学术界对“流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流空间相关理论的综述、借用航空流拟合城市与区域关联、对信息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空间)功能与结构以及信息空间与地域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探讨。在对西方流空间相关理论的综述方面,孙中伟、路紫对“流空间”的基本性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地理学透视[10]。沈丽珍对“流空间”的基本理论体系、“流空间”对传统空间的影响以及对城市空间的解构与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3]。在运用航空流拟合城市与区域关联方面,金凤君、周一星、于涛方、武文杰等都进行过相关研究[15-18]。研究多采用重力模型、复杂网络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在对信息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空间)功能与结构以及信息空间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探讨方面,HBakis、路紫对西方关于电信对地区影响的研究进行了综述[19]。张捷、顾朝林等对计算机网络信息空间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20]。汪明峰总结了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网络信息空间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成果[21]。刘卫东、王如渊、刘文新、李江分别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地域结构、区域差异及其在城市地理中的应用做了相关探讨[22-25]。孙中伟探讨了世界互联网信息流的空间分布格局[26]。在信息空间影响下的地域空间结构探讨方面,甄峰等对信息时代影响下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影响要素和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27]。陈修颖提出了信息社会中城市与区域进行空间组织的新模型,即GUT模型(政府精英网简称G网、城市精英网简称U网、企业精英网简称T网)[28]。针对流空间研究片面化的问题,艾少伟、苗长虹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出发,建议将场所空间和流空间统一理解为由时间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空间(spaceofactor-networks)[29]。小结综上所述,Castells所阐述的“流空间”理论主要是基于全球尺度以及后工业化社会的时空背景。即便是Castells本人在论及中国的城市化时也曾指出,“城市化依赖的是发展模式。为了理解城市化,需要了解任何特定社会中的社会动力和权力关系”[30]。因此,单向度的流空间分析并不能透彻地诠释现实世界中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功能与网络联系,而必须结合流空间的运行环境即特定场所空间的特殊性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到接近真实世界的认识。国内学术界在与“流空间”相关的国外基本理念引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于“流空间”在中国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运行规律、测度方法的修正等问题却未有涉及。

中西方“流空间”运行环境的差异

“流空间”的概念主要是基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提出的。因此,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美“流空间”运行环境的差异进行横向比较。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差异美国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性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知识与创新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显著。与此对应,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城市化后期,以扩散型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为特征。而相比之下,我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总体而言,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31],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趋势明显。与此对应,中国基本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以城镇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为特征。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背景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进程,其中还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重大转型。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的差异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与管理方面,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通过控制联邦基金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32]。但其对城市与区域规划发展的控制力往往比较有限。在土地使用管理方面,核心不是规划而是区划(zoning),但由于它与规划系统的分离,导致其对土地管理控制的效果不佳。总之,美国在城市地区内的物质环境发展和变化的管理,即使相比欧洲国家也要薄弱得多[33]。由于其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美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是市场因素。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城市体系主要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效率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博弈[34]。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在国家层面主要是由三个部门来负责管理:发改委、住建部以及国土资源部,并形成了中央和省两个层面调节市场影响的局面[35]。发改委负责统筹协调,并着重将空间维度注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住建部通过制订城乡建设的行业规则,国土部通过控制土地供应调控城市与区域发展。由于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以及强调宏观调控,行政资源对于其他资源的整合能力比较强,政府对城市与区域的规划与管理主要通过纵向隶属关系来实施。因此,中国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应是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城市主体关系的差异受联邦与分权制度的影响,美国城市主体在各州法律的约束框架下,具有很大的“自治权”[36]。此外,无论大小,城市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中国的城市主体行政隶属关系较强,等级层次明显(如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城市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由行政的上下级关系来界定的。有学者认为从权利角度来看,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37]。强烈的纵向等级联系主导着空间的形成[38]。社会文化差异特定地域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对“流空间”的运行有重要影响。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讲求竞争、金钱至上是基本准则。尤其是个人主义,被是为美国社会价值观中最为基本的、重要的价值观[39]。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虽然面临多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交融局面,但总体而言,“人情社会”、“关系社会”、“面子社会”仍是中国社会运行的主流价值体系和模式,它必将给“流空间”的运行打上中国式的烙印。就城市与区域发展而言,在某些情况下,行政领导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会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综上,中西方流空间运行的环境或场所空间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基础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因此,有必要针对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时空背景,全面剖析本地化网络与要素流组成,对流空间的研究进行相关中国化修正。

“流空间”概念的中国化

“流空间”空间分析尺度的修正由于各种功能流分布尺度的差异,国外的“流空间”分析尺度主要集中在宏观城市与区域尺度,甚至是国家尺度、全球尺度。而在我国,从流的横向流动来看,由于行政体系的垂直管理以及GDP为主导的绩效考核体系等原因,行政区经济广泛存在。因此,行政区界限成为阻碍各种流横向运动的巨大体制。流运行的地域性更加明显、等级性更加显著。绝大多数流的运动范围更多的被局限在城市群内部,特别是同一省域内部的城市之间。从流的纵向流动来看,由于行政体系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异常强大,流运动的方向也是大都沿着城市的行政等级序列纵向流动。此外,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异也使得流的纵向运动多集中于县级以上的行政单元之间。因此,从宏观来看,中国化流空间的研究尺度不宜过大,应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功能区尺度(如巨型城市区内部、城市群内部特别是同一省域内部的等级城市之间)才能更有效地拟合中国“流空间”的运行状况。从微观来看,大城市(大都市区)内部的流空间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流空间运动主体的修正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型经济及相关信息流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流空间中的运动主体是服务业,而领跑者是高端生产业。我国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这一背景使得现代物流业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中间环节:一方面与制造业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又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上。因此,中国背景的流空间研究应重点关注现代物流业的主导和标志性作用,将物流业网络或物流园区空间等级体系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流空间网络构成的修正西方“流空间”的网络主要包含信息基础设施网络、航空联系网络、跨国公司网络、生产业(APS)网络等。而在我国,流空间网络构成需要作如下修正:首先,在我国,政府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非常强大。从产业规划、调整与布局到投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的制定,无不体现出行政力量对流空间运行的强力影响,而行政权力和优势与行政等级密切相关。此外,由于政府在区域与城市间差异化的政策设计,使得各种类型“政策洼地”(如民族地区、部级与省级新区等)成为影响流空间运行的巨大“磁场”,引发各种流的汇聚。因此,某一特定区域与城市的行政优势度与政策优势度评价对分析流空间的地方性扰动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大都属于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和重要公司主导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其运作网络是中国化流空间(特别是国有资本流)运动的重要通道。因此,必须对一些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和重要公司的公司网络进行分析。最后,民间资本运行网络的分析。我国民间资本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另一方面,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在民间资本流的运行中也多有反映,比如温州民间资本与广东民间资本。此外,我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据统计,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比重分别为27.5%和28.5%。在房地产和汽车产业中,民间投资逐渐成为推动其发展的主力军。民间网络的运行分析应包含大型民营财团(如温州中瑞财团等)的空间分布、主要投资项目的分布;大型民营企业的空间分布网络分析。

第8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范文

论文摘要: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是商业地理学的核心。文章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方面深入分析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历程,回顾国内城市商业结构研究的进程,并进一步指出研究的薄弱之处与发展方向。

1引言

城市商业随城市的建立而出现,是城市的主要职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是由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载体即商业中心,是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主体即消费者和商业企业经营者,是城市商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一般均假设商业企业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故只重视消费者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城市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究历史已有几百年,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域范围内各商业活动载体——商业中心的空间形态、等级体系、布局规律,以及商业活动主体——消费者空间行为、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文章特指城市内部商业空间结构。

2国外研究理论和方法概述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国商贸往来加强,各国各地物产资源、集散中心、交易市场的简单描述日益增多,给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计量地理、行为地理、时间地理、运筹学等一系列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真正科学化,研究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作者将从商业活动载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综述国外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城市商业载体的空间结构研究

商业中心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早期的研究注重从商品供给的角度考察商业中心在城市中的位置、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和不同商业职能的空间布局规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研究成果。

2.1,1地租理论。杜能提出位置级差地租理论最早解释了商业中心布局于城市中心的原因。1961年,格苇斯(Getis)揭示了总零售量随离开地价最高的城市中心地带的距离增加而减少的规律,证实了土地地租变动及其与商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加纳研究了商业中心的内部结构,在投标地租曲线上建立了不同商业中心的简明空间。1970年,司格特(P.Scott)用图表表示出租金梯度与商店类型的关系,认为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生态位,可以确定商业中心的区位。

2,1,2基于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Chifstaller,1933)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是现代商业空间理论的基础,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德国经济学家廖士(Losch,1940)在其《区位经济学》中提出“经济地景模型”,创立了服从最大限度利润、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和作为市场体系的经济景观,对城市市场经济区进行系统的研究,深化了中心地理论,构造了边界的无差别线模型。后来,墨苏(R.E.Murphy)和万斯(J.E.Vance)以建筑物高度及其商业职能为依据,界定了中央商业区的地域范围。

2,1.3空间分析学派。二战后,地理学界掀起了“数量革命”,复杂的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城市内部空间成为可能,空间分析学派随之产生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贝利和加里森首次引入统计学中的回归方法,得出P=ABn。为中心地职能的设施数,P为中心地的人口数。参数A和B用回归的方法取得,当=I时的P值是门槛人口数。1965年,美国学者贝里(Berry)对芝加哥大都市区商业形态区位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都市区商业问结构模型”。1981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引入多变量功能方程(multivariatefunctionalordination),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图表,分析商业区功能性质、区位、易达性、形态、发展规模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一。

空间分析学派通过大量假设来简化问题,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转为定量数据处理,借鉴统计学、数学分析及数量地理方法解释问题,促进了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方法科学化。但过分追求技术、逻辑理论系统完美和空间分析的抽象化,使他们的研究脱离了实际的城市商业空间结构。

2.2城市商业主体空间分析

2.2.1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人的作用不切合实际,发现消费者行为对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也开始注重从消费者行为方式和社会经济属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强调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

贝里和盖瑞逊(1958年)第一次将消费者行为纳入理论架构,首次对消费者前往最近的商业中心购物的假设提出挑战。美国的学者赖斯顿(Rushton)最先从消费者行为观点去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问题,提出行为一空间模型,认为任何一级的中心地的消费者行为均有多样性。1970年,道斯(Dows)提出商业设施认知结构的程序,从商业设施潜在顾客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大量的有关属性、看法、倾向性、评估变量等因素的重要性;1972年,大卫(Davis)提出了“购物中心层次性系统发展模型”,将消费者行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纳入购物中心的层次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中;1982年,英国学者波特(Potter)完全从消费者的知觉和行为的角度来探讨零售区位的分布问题,提出信息场与利用场的区别。

2.2.2消费者空间结构研究——商圈分析。商圈是指特定商业中心吸引顾客的地理区域,也称商势圈,侧重从商业需求的角度考察消费者空间分布状况。1929年,美国学者威廉·莱利(William J.Reilly)首先创立了商圈测定法则——莱利法则,即:两个商业供给地,对于中间一个消费地消费者的吸引力与两个供给地人口成正比,与两个供给地距离平方成反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探讨消费者空间分布法则的研究,派生出康帕斯法则、阿普波姆法则、加萨法则。

随着汽车普及,实际距离已不再有很强影响力,莱利法则及其派生法则在商业网点布置中常与现实不符。美国学者哈夫考虑了更多因素,构建如下的数学模型

式中:P,为居住在i地区的消费者选择商店聚集区购物的概率,S,为商店聚集区面积,,为从i地区到商店集聚区所需时间,为消费者从居住区到商店聚集区路程中购物障碍要素指标。

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在实践中创立了饱和理论,通过计算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测定特定商圈内某类商品销售的饱和程度。一般来说,位于饱和程度低地区的商店,其成功的概率必然高于高度饱和地区。零售商业市场饱和系数(IRS)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RS为某地区某类商品零售饱和系数,C为某地区购买某类商品的潜在顾客人数,RE为某地区每一顾客用于购买某类商品的费用支出,RF为某地区经营同类商品商店的营业面积总数。

上述各种模型对于有效选择商店地址,研究商店顾客来源与分布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应用简单明了、省时省力。但是,影响消费者空间分布的因素众多,除模型中已经考虑的人口、距离等因素外,还受商店本身的竞争实力、所处商业中心的繁华程度、交通流量、竞争商店的位置、所在地城市规划等因素影响。新设商店要做出正确决策,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还必须与商圈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定性分析。

3国内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逐渐兴起,主流是中心地理论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杨吾扬教授把中心地理论引入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中。以北京市为例,把城市商业网点分成3级序列:市级、区级、街区级,用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分析了北京商业服务业空间结构现状,用范力农定理求“铜心”,成功地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试验性研究。高松凡论述了北京城市场的历史发展变迁,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运用中心地理论分析了自元大都以来历代北京城市场空间结构特点、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宁越敏教授实地调查了上海市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首次建立了界定商业中心的一套指标。他选取了商业中心内商店数、商业中心的职能数等5个指标,对上海市61个商业中心进行了聚类分析,划分为3个级别5种类型,分析了影响上海市商业中心区位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吴郁文、谢彬等在研究广州市城区零售商业企业区位布局时应用了这种方法,增加大型综合商场、大饭店、宾馆职能单位数占商业中心职能单位总数的百分比这一指标,用6个指标对广州市30个商业中心类型及等级体系进行聚类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安成谋以兰州市为例,构建消费者购物模式:位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销售范围与消费者总开支成正比,与该商业中心规模成正比,与消费者花在购物途中的时间成反比,与这一中心与其他中心的竞争成反比。他划分兰州市3级商业中心区位格局,引入加权平均模型和希尔伯脱模式,分析兰州各市级商业中心的区位优势度,据此评价商业中心发展潜力。

陈忠暖等以商业行业为切入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技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昆明市商业地域结构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今后调整方向_1。阎小培、许学强等以广州市为例分别对其商业中心的区位格局及发展趋势、中心商业区进行了分析。仵宗卿开始深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内部,探讨其形成机制和发展演变历程。

4国内研究评析

4.1消费者行为定量研究相对薄弱

整体上,国内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业网点的规模等级与空间分布。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品流通自上而下调拨,加上基础数据库缺失,导致关于消费者行为空间分析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局限于定性描述层面上,定量分析较少,制约了国内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国商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得传统业态的商业企业经营步履维艰,而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大量涌人中国,必将对零售业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要求研究视角与指导思想作相应调整。

4.2新方法新手段的应用较少

从发表的论文看:朱枫,宋小冬,马才学等人分析了商业地理定位的构成要素,论述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商业选址的技术路线。但总体上国内研究与新方法新手段的结合较少,GIS,GPS,RS等技术引入不足,缺乏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科学模拟。

在研究方法上以静态均衡分析为主。国外相关研究为了构筑模型的需要,简化商业布局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商业受众多因素交叉影响。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复杂化,静态均衡分析将显得越来越不合理。我们必须注重从动态、综合的角度去看问题,更好地把握商业布局众多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了解商业空间结构规律。

4.3新型商业业态的影响提出了新课题

随着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消费理念的渗透,厂商在迎合消费者喜好的驱动力之下,生产方式已由批量生产、内部资源整合、单独的市场竞争逐渐转向定制化生产、外部资源整合、供应链协同式竞争。这一系列的转变已促成流通企业质的转变。商业业态大致遵循着百货商店一杂货店一超市一巨型超市一便利店一专卖店一购物中心一仓储式商场一电子商业的轨迹演进,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商业的空间结构。

20世纪60年代,ShoppingMall随着轿车的普及率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兴起。70年代,Shopping Mall逐渐被引入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发达地区。近年来在上海、北京、深圳迅速崛起,迫切需求专业知识指导国内商业地产投资机构和商铺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选址经营决策,促进商业地产知识的普及。

近年新兴的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通过电子网络方式进行商品交换与行政作业全过程。因为它第一次实现了无店铺经营,造就了三维的空间市场(marketspace),企业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局限,摆脱空间距离的束缚,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与零库存,因而虚拟商厦与电子商业对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复杂的。这被视为商业业态的又一次革命。研究网络虚拟购物对传统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发展过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将有重大意义。

4.4商业分布离心化研究有待加深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小汽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有条件逃离城市的拥挤、喧哗与繁杂。近年来,我国部分大城市已出现人口郊区化现象,一些工厂、商业企业也开始向郊区迁移发展,尤其是占地面积较大的批发商业。某些大城市郊区尤其是近郊区商业销售额总量、销售额增长速度均有超过市区同类指标的趋势;商业数量、从业人员、营业额等比重在郊区有增加趋势,在市区有减少趋势;同时市中心的商业区并没有衰落,这种情况有别于郊区化,我们称之为离心化。但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城市商业离心化的程度及趋向、与国外对比、发展中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第9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范文

关键词:山地,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分形,临沧市

中图分类号:k928.5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城镇作为一个节点,在城镇体系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城镇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等各方面的联系,存在着空间相互作用。这种作用的紧密与否对整个城镇体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或滞后效应,所以对一个地区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地域空间结构的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它系统阐明了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模式,但这一理论的创建是建立在杜能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基础之上,假设的地域是个均质体,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处于一个定性的研究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曼德尔布罗特创立分形理论以来,很多非线性环境中的一些随机分布现象和问题得到解决。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分形理论,对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目前国内用分形理论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的方法较多,主要有聚集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和空间关联维数等。但这些方法多用于平原地区的研究,有关山地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分形特征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对典型山地城市临沧市的城镇体系进行空间结构的实证研究,选取分形理论中的空间关联维数、半径维数,分别对临沧市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的相关性和集聚性进行分析,总结出其空间分形特征,并提出相应优化措施。

2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2.1研究区域概况

临沧市为滇西南重要门户,自古即是西南丝绸之路通缅、印支道。全市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境内山高谷深,与外界交通联系不便,地形总趋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呈中部高四周低。境内山地占总面积的98%,其间镶嵌着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盆地(俗称坝子),盆地多为低盆。此外,这里长期以来为少数民族聚居,以佤族为代表的23种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8.6%。境内北回归线横贯南部,气候四季如春,有亚洲恒温城之美称,年平均气温17.2℃。自2003年底国务院批准撤销临沧地区设立地级临沧市以来,临沧市设有1个县级区、4个县、3个民族自治县,共有33个小城镇。其中临翔区有凤翔街道办事处、博尚镇2个镇,凤庆县包括凤山镇、鲁史镇、勐佑镇、小湾镇、洛党镇、三岔河镇、营盘镇和雪山镇8个镇,云县包括爱华镇、茂兰镇、漫湾镇、涌宝镇、幸福镇、大寨镇、大朝山西镇7个镇,永德县包括德党镇、小勐统镇、永康镇3个镇,镇康县包括南伞镇、勐捧镇、凤尾镇3个镇,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包括勐勐镇、勐库镇2个镇,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包括耿马镇、勐永镇、勐撒镇、勐定镇4个镇,沧源佤族自治县包括勐董镇、芒卡镇、勐省镇、岩帅镇4个镇。有60.6%的城镇沿着公路线分布,还有部分城镇沿着勐佑河和南定河分布。

图1临沧市城镇分布图

Fig.1 Urban distribution of Lincang

2.2研究方法

分形是大自然的优化结构,分形体能够最有效地占据空间。所谓分形是指其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与整体相似的几何形态,或者是指在很宽的尺度范围内,无特征尺度却有自相似性和自仿射性的一种现象。分形的基本特征是分形体具有自相似性和无标度性,描述分形的主要特征参数是分维,又可称为分维数[1]。其中,很多学者运用分形理论对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下面详细介绍本文需要运用的两个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分形模型:空间关联维数模型和半径维数模型。

2.2.1空间关联维数模型

城镇体系的空间关联函数为C(r) =(i≠j) (3),式中r为标度,dij为i、j两城镇的欧氏距离即乌鸦距离,θ为Heaviside函数[2],具有性质 (4)。根据城镇体系空间分布标度不变性的分形特征有: C(r)∝rD(5),式中:C (r)为关联函数,D为关联维数,其地理意义反映了城镇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性。D的取值范围一般介于0-2之间,其值越小,说明该区域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的集中度越高,空间联系越紧密,空间相互作用也越强;反之,其值越大,则该区域城镇体系空间分布越分散,空间相互作用也就越弱。空间关联维数的独特用途在于可以反映城镇体系各要素之间交通网络的通达性,从而指示城市之间的关联性。在式(3)中,将dij改为实际交通里程即乳牛距离(cow distance),利用式(5)可得交通网络的关联维数D′,从而可定义牛鸦维数比为ρ=D′/D(6),ρ越接近于1,表明城市之间交通网络通达性越好,从而城镇体系各要素关联度越高[3]。

2.2.2半径维数模型

假定城镇体系各要素按照某种自相似规则围绕中心城市(一般是等级体系中的首位城市)呈凝聚态分布,且城镇体系的分形体是各向均匀变化的,借助几何测度关系确定半径为r的圆周内的城镇数目N(r)与相应半径的关系,即有N(r)∝ (7),类比于Hausdorff维数公式可知,式中Df为分维。由于半径r的单位取值影响分维的数值,可将其转化为平均半径[4],定义平均半径为RS〈( )1/2〉(8),则一般有分维关系RS∝S1/D(9)。其中,式(8)是平均半径公式,式(9)是分维计算公式,RS为平均半径,ri为第i个城镇到中心城市的欧氏距离(称重心距),S为城镇个数,〈…〉表示平均,D为分维。

一般取欧式维数为2,如果D>2,则城镇体系要素的空间分布从中心向四周呈密度递增,城镇体系空间分布呈漏斗离散态分布,这是一种非正常的情况,且D值越大其城市空间分布的离散程度越大;如果D=2,城镇体系的要素分布在半径方向上是均匀变化的,城镇体系空间分布呈均匀分布;如果D

3临沧市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分形研究

3.1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相关性分析

利用Mapinfo软件对2008年临沧市行政图进行数字化,量算出33个城镇之间的直线距离,构建各城镇间乌鸦距离的33×33半角矩阵(表1)。取步长Δr=10km为标度r,则在r内的城镇之间的距离点数C(r)随r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点对(r,C(r))(表2)。以lnr为横坐标,lnC(r)为纵坐标做出散点图(图2)。由于计算空间关联维数必须考虑无标度区的范围,根据散点图,无标度区的范围从序号7起,到序号20结束,无标度区对应的尺度范围是10-140km,在此尺度范围内市域城镇体系存在自相似性。关联维数D=1.3376,测定系数R2=0.9942。相关系数接近于1,相关性很好,说明临沧市城镇体系空间分布具有分形特征。根据上文关联维数一般介于0-2之间,而临沧市城镇体系的空间关联维数为1.3376,D值较大,从而说明临沧市城镇体系空间分布比较分散, 空间联系不是很紧密,空间相互作用较弱。

表1临沧市城镇乌鸦距离阵/km

表2标度r及其对应的关联函数C(r) /km

图2临沧市城镇体系空间相关性的双对数坐标图

Fig.2 The ln-ln plot on the urban system spatial pertinence in Lincang

用同样的方法,当dij改用基于公路的乳牛距离时,计算出在一定的标度范围内公路交通网络的分维数D′=1.2242,测定系数R2=0.9919,进一步可以算出牛鸦维数比ρ=D′/D=0.9152。牛鸦维数比是来衡量区域城镇体系内交流状况的,ρ接近于1,说明在无标度区内,临沧市主要城镇之间交通网络通达性很好,从而城镇体系各要素关联度较高。

3.2城镇体系空间分布集聚性分析

在2008年临沧市行政图中,以临沧市政府所在地凤翔镇为中心测算区域城镇体系的聚集维数(表3),具体通过双对数散点图进行线性拟合,确定分维数(图3)。

表3临沧市城镇分布的重心距和平均半径/km

图3临沧市城镇体系随机集聚分布的双对数坐标图

Fig.3 The ln-ln plot on the urban system random centralization in Lincang

计算得到,分维D=1.6375,测定系数R2=0.9961。关联系数为0.9961,说明空间关联性非常好,其空间分布具有分形特征。而D=1.6375

4结论:

通过以上的研究,表明临沧市城镇体系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分形特征,表现出自相似结构。

临沧市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方面:如果不考虑实际的距离,根据各城镇的直线距离进行分维测算,得出临沧市城镇体系空间分布比较分散,空间相互作用较弱,空间联系不是很紧密;而当考虑实际的交通距离时,测算结果表明临沧市主要城镇之间交通网络通达性很好,各城镇间的交流很方便。这些都是在一定的标度范围内得出的结论,属于局部分形,但标度范围相对较大,还是说明了临沧市主要城镇之间的各元素交流很紧密。就整体而言,由于临沧市绝大部分都是山地,各城镇间,特别是距凤翔镇偏远的山地小城镇,其交流受地形的限制很大,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然条件,城镇分布很分散。从图1中可以看出有三分之一的城镇沿着国道和省道分布,有县乡道将个别城镇相连,这是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但交通受山地阻隔,交通网络通达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总之,临沧市城镇体系空间分布呈现出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的特点。

临沧市城镇体系的空间集聚分布是以临沧市政府所在地凤翔镇为中心向四周密度递减,呈集聚态分布,距中心越远的边缘地区与中心地的联系越不紧密,城镇体系空间分布不均衡。

这说明分形理论适合山地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分析研究,对山地小城镇的规划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因此,在临沧市城镇体系规划中,可以运用分形思想调整和优化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另外,临沧市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还处于初级分布和发展阶段,在城镇发展中应该充分重视由于地形因素带来的交通不便问题,加快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之间的通达条件,增强城镇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以上的结论充分说明了交通条件对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性,对于临沧市整个交通网络分形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济忠.分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1-15.

[2]徐建华.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2:405-1408.

[3]刘继生,陈彦光.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维数及其测算方法[J].地理研究,1999,18(1):171-172.

[4]陈涛(陈彦光).城镇体系随机聚集的分形研究[J].科技通报,1995,11(2):98-101.

[5]刘耀彬,陈志,杨益明.湖北省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发展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城市科学版),2003,23(3):53-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