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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研究生精选(九篇)

北京外国语研究生

第1篇: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

关键词歌谣研究会民俗学《歌谣》周刊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07-29

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学术研究气氛渐渐浓厚,各种学术团体和组织纷纷建立。其中歌谣研究会是成立较早的一个学术研究会,它的政治影响不大,却开创了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河。对于歌谣研究会的发展历史以及研究成果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北京大学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更能体现出大学学术社团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歌谣研究会沿革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2月19日。它的成立有其历史渊源,早在1918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就发表了刘复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号召全校师生以及全国各地学校与教育团体搜集民间歌谣。自简章发表至5月20日,“所受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由刘复教授选其最佳者,略加诠订,名曰‘歌谣选’”,于日刊上发表,“日刊一章”[1]。但五四运动以后,这项活动受到影响,随后刘复、沈尹默出国留学,原定于1921年校庆23周年出版的《选粹》与《汇编》也因人手不足未能面世。

就在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引起全国对歌谣的兴趣和研究后,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却偃旗息鼓了。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常惠①对歌谣征集活动有着极大的热情,面对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的逐渐消沉,他很着急,便写信给国文教授会。国文系很重视他的意见,于1920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委员》的启事,号召校内同学和校务热心人士入会。1920年12月19日,“成立‘歌谣研究会’,管理其事,由沈兼士、周作人二先生主任”。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直至1927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7、8合刊出刊后停止活动。

在与各军阀抗争的过程中,经过了京师大学校、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的阶段,北京大学于1929年8月8日取得了复校运动的胜利,重新恢复为国立北京大学。随后北京大学的各种组织机构、院系部门逐步恢复,学生社团也有部分得以恢复。1935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诸位先生为歌谣研究会委员”,于1936年2月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决重办《歌谣周刊》并发起组织“风谣学会”。适值抗日战争爆发时期,“风谣学会”仅存一年有余,于1937年6月停止活动。

至此,北京大学研究歌谣的学术社团经过近20年的发展历程,虽以“歌谣征集处”、“歌谣研究会”以及“风谣学会”的不同名称进行歌谣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但它们之间是前后相继的,共同为歌谣研究的资料收集和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歌谣研究会”存在时间最长,规模和影响也最为重大,因此对于它们统称为“歌谣研究会”。

二、歌谣研究会的研究内容

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的规定来看,此时的歌谣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搜集“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寓意深远有类格言者”、“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以及“童谣谶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2]。但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编订发表歌谣的同时,“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3],自1918年10至1920年也陆续发表了刘复、周作人、关延龄、常惠、罗家伦、沈兼士等讨论歌谣异文、注释、方言等问题的信件,转载了一些研究歌谣的文章,如周作人的《儿歌之研究》、《中国民歌的价值》等文章。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搜集范围开始扩大到了民间谚语、谜语等民间文艺领域和风俗领域。

1920年成立的“歌谣研究会”比起“歌谣征集处”来,它升格了,成为了一个有组织、有章程、有领导、有会员、有计划的正规化的学术团体。在《北大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4],可见这时的歌谣征集已经以研究的角度为出发点,不限定歌谣的性质与内容。同时,征集的范围也不限于歌謠,而是拓展到了“关于研究中国歌谣之书籍”。在发表其征集和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了“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5]而在1924年的《本会启事》中说道: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但现在只管歌谣,把其他属于民俗学的抛弃了,这是很可惜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二是韵文的: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一律欢迎投稿。再倘有关于民俗学论文,不拘长短都特别欢迎”[6]。可见,此时的歌谣研究会的研究内容已经扩展了,除了歌谣外,也包含民俗学的其他的研究内容;除了刊登各种类型的民俗作品外,还发表各类民俗学研究的文章,实质上俨然是一个学术性非常强的民俗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复校后,歌谣研究会得以恢复,《歌谣》周刊也得以复刊,并于1936年成立“风谣学会”,它是一个“集合研究歌谣,故事,风俗之同志所组织”。除借助《歌谣》周刊发表研究的文章与整理的资料外,还创办了三个报纸民俗副刊——南京《中央日报》的《民风周刊》、北京《民声报》的《民俗周刊》、北京《晨报》的《谣俗周刊》。

歌谣研究会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社团的学术性逐步增强。《歌谣》周刊除了刊登歌谣及其他民俗方面的作品外,还发表讨论和研究歌谣的理论性文章,代表性的有: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第2期、第3期)、邵纯熙《歌谣分类问题》(第5期)、刘经庵《歌谣与妇女》(第30期)、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第31期)、董作宾《歌谣与方音问题》(第32期)、王肇鼎《怎样去研究和整理歌谣》(第45期)。1923年,由鲁迅设计封面、沈尹默题字的纪念创刊一周年的《歌谣增刊》更是一本民俗学研究的论文集,共计文章17篇:钱玄同《歌谣音标私议》、林玉堂《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魏建功《搜集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黎锦熙《歌谣调查根本谈》、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杨世清《怎样研究歌谣》、周作人《猥亵的歌谣》、章洪熙《中国的情歌》、张四维《云南山歌与猓玀歌谣》、刘达九《从采集歌谣得来的经验和佛偈子的介绍》、白启明《一首古代歌谣(弹歌)的研究》、卫景周《歌谣在诗中的地位》、何植三《歌谣与新诗》、黄朴《歌谣与政治》、何尤《我的研究歌谣》、邵纯熙《我之采集歌谣的兴趣与经过及本刊将来的希望》、常惠《一年的回顾》。

从内容来看,歌谣研究会除了对歌谣方言方音、歌谣的整理、分类、特点和研究方法外,还包括对歌谣在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此外,还发表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的研究成果,比如:顾颉刚《东岳庙的七十二司》(第50期)、《两个出殡的导子帐》(第52期)和《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第69期),董作宾《一对歌谣家的婚仪》(第56期),刘策奇《广西语言概论》(第91期),钱肇基《“俗谜”溯原》(第94期)等等,对传说故事、婚俗、丧俗、岁时节日、信仰等进行了研究。

三、歌谣研究会成果与影响

从1918年的歌谣征集处到歌谣研究会,再到风谣学会,虽历经波折,歌谣征集和研究工作却得以继续进行,并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收集到歌谣有13908首,创立专门的刊物,出版了众多著作,成立了各种研究团体,取得了重大成绩。

第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性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刊物——《歌谣》周刊。这个刊物的产生源于“歌谣研究会”征集歌谣、拟定出版《北大近世歌谣汇编》和《北大近世歌谣选粹》。然而,由于“材料太少,整理困难”的原因,不出书而改为出周刊,比起《北京大学日刊》中的《歌谣选》栏目,可以“多登些歌谣,引起大家的投稿”[7]196。从1922年12月17日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刊97期,前24期作为《北京大学日刊》的附张,自1923年9月23日第25期改为单独出版。《歌谣》周刊除了作品的选登、研究文章的发表外,还进行了专题研究,出了“方音标音”、“婚姻”、“看见她”、“孟姜女”等18个专号和“医事用的歌谣”、“关于歌谣的传说”、“雷峰塔与白蛇娘娘”、“腊八粥”等11个征题,大大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受此影响,北京的《京报》副刊《民众》周刊于1925年8月18日第33期开始,也相继刊出了“歌谣”、“故事”等专号。

第二,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和月刊中发表大量歌谣研究和民俗学文章。1925年6月《歌谣》周刊停刊,并入《研究所国学门周刊》,这个周刊由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所有的材料组合而成。其中的歌谣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的文章占了很大比重,如魏建功《吴歌声韵类》、谷凤田《吴歌与山东歌谣之转变》、章焕文《浙江嵊县歌谣》、台静农《淮南情歌三辑》、陈德圻《江苏歌谣选》、沅君《楚辞韵例》、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谷凤田《济宁城隍出巡考》、沅君《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温寿链《龙岩县的风俗》等等,研究涉及的面很广,也是风俗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

第三,出版著作。自从《歌谣》周刊创刊后,人们对民俗学搜集和研究的兴趣增加,北大收到的有关民俗学的材料和论文增多,原拟定出版《中国近世歌谣汇编》和《中国近世歌谣选录》的计划有所改变,按类别出版民俗学专著。根据容肇祖在《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一文中说到“已褒辑成书亟待付印者”有:(1)歌谣从书有顾颉刚《吴歌集》、常惠《北京歌谣》、刘经庵《河北歌谣》、白启明《南阳歌谣》、台静农《淮南情歌》第1、2辑、常惠《山歌一千首》、孙少仙《昆明歌谣》、《直隶歌谣》,共8种;(2)歌谣小丛书有董作宾《看见她》、常惠《北京谜语》、常惠《北京歇后语》、常惠《谚语选录》,共4种;(3)故事丛书有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共2种[8]。此外,还有《豫皖民众艺术丛录》、《山西歌谣和谜语》、《山东临淄歌谣集》、《童话故事集》、《广西的风俗调查》、《广东的风俗调查》等书稿[9]。但由于经费不足和时局变幻,只出版了少数,有的如《孟姜女故事研究》后来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第四,促进了北大的民俗学研究。受歌谣研究会影响,北京大学还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等风俗调查和研究的學术团体。1923年5月19日,研究所国学门启事,指出风俗是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的表现,可以觇视民族文化程度的高下;还可以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心理学提供良好材料。近代以来,西方学者非常重视,但中国学者偏重礼制,对于风俗有系统的研究者很少。“歌谣研究会会员常惠君,曾有组织民俗学会之议,而未果行。近顷张竞生先生亦提议及此,拟就风俗调查表,商定在本学门设立风俗调查会,先事文字上之调查,并约定歌谣研究会会员协力合作。”[10]可见,风俗调查会是由歌谣研究会引起而成立的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同时歌谣研究会的会员中有许多同时也是风俗调查会的会员,如顾颉刚、容肇祖、魏建功等。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成立后,北京大学于1924年1月26日成立了“方言调查会”。方言调查会的成立要追溯到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征集近世歌谣而公布的简章,其中明确规定“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方言调查会成立后,在研究所开设标音原则班、拟定方音地图调查表、设立语音乐律实验室,进行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除了在《歌谣》周刊第89期发行“方言研究号”外,还有在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发表的魏建功《古音学上的大辩论》、王力《谐声说》、魏建功《到底怎么样(方言调查)》、魏建功《吴歌声韵类》等文章。

第五,引起了全国民俗学研究的热潮。北大歌谣研究会不仅引起了校内民俗学研究的兴趣,也引起了全国对民俗学研究的热潮。在北大设立研究团体、创办刊物、发表歌谣研究与民俗研究文章的影响下,各报刊、杂志也纷纷开设专栏或副刊刊登、发表研究的文章,如《晨报》的“歌谣”栏、《妇女杂志》的“民间文学”和“风俗调查”专栏、《京报》的副刊《民众》周刊。1926年秋,北京大学遭受北洋军阀的迫害,民俗研究活动的中心也随着研究学者们的南迁而转到了南方。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起成立了“民俗学会”,同时创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民间文艺》两个刊物②。民俗学会吸取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的经验,制定了颇为详细周全的计划,包括“作两粤各地系统的风俗调查;西南各小民族材料之征集;征求他省风俗、宗教、医药、歌谣、故事等材料;风俗模型之制造;抄辑纸上之风俗材料;编制小说、戏剧、歌曲提要;编印民俗学丛书及图书;扩充风俗物品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民俗部;养成民俗学人材”[7]221-222。这些计划中多数得以实现,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继承并发扬了北京大学发起的民俗学运动,在组织建设、理论研究、社会调查、编刊出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当时及以后我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自1918年征集歌谣活动以后的30年中,北京大学(20年代)和中山大学(30年代)是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两大基地。虽然起步较晚,中国民俗学运动在短时期内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研究范围从歌谣,到谚语、谜语、童话、传说等其他民间文学作品,再进一步扩展到风俗习惯、迷信、信仰等整个民俗学领域;研究对象从汉族民俗,发展到对各个民族的民俗的调查和研究;研究方法从单纯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本身研究,扩展到了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多角度研究。

北京大学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有着重大的贡献,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发源于北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得到初步发展,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歌谣学运动、民俗学运动和俗文学运动的发源地[7]219。创立了第一个民俗学研究团体——歌谣研究会,创办了第一份专门研究民俗的刊物——《歌谣》周刊,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文字搜集。在组织建设、搜集整理、调查研究、理论探索、培养人才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发掘了民俗资源,开展了学术研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创建了民俗学学科。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领头羊,而歌谣研究会是北京大学中率先研究民俗学的团体,因此,可以说歌谣研究会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

第2篇: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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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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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关系学院2017年博士生招生采用申请-考核制。

二、考生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报名者须品行端正,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2、申请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②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③本校在学高年级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博连读研究生);

④获得本科学士学位满6年(到录取年的9月1日),可按照同等学力资格报考。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者,须在报考学科、专业或相近研究领域的全国核心期刊上已发表两篇以上学术论文(第一作者),或已获得省、部级以上与报考学科相关的科研成果奖励(排名前五名);

3、健康状况符合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标准。

三、考生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报名,具体时间及程序参见《北京大学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校本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官网)。

四、考生网上报名的同时,需将以下材料于2017年2月15日前邮寄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1、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打印的《报名登记表》;

2、学位、学历证书的复印件(应届毕业硕士生提交所在单位研究生院或研究生部开具的证明);如果申请人在国外获得学位,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3、硕士学位论文(应届硕士毕业生如论文尚未完成,可提供论文摘要和目录等,并附导师说明);

4、毕业学校本科和硕士学习期间成绩单原件;

5、个人陈述与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3000字以上);

6、两位本学科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出具的推荐信;

7、“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考试”成绩单(不接受其他英语水平考试如TOEFL、IELTS的成绩),或者其他语种(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能够证明考生语言能力的官方水平考试成绩,考试成绩有效期为三年,即提供的考试成绩不得早于2014年3月,考试成绩将计入考生总成绩;

8、其他能够证明本人科学研究能力的材料。

五、学院组织专家委员会对考生材料进行审核,最终按照300%的比例,于3月1日前确定参加复试的考生名单并公示。

六、考生将根据北京大学的统一安排,于2017年3月参加由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的专业复试,专业复试由笔试与面试两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总分为100分,笔试或者面试成绩不及格的考生失去录取资格。复试两个部分的成绩各按50%的权重加总,作为专业复试成绩。

七、整个材料审核与复试过程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宁缺勿滥的标准,在由主管副院长负责的博士生入学考核小组领导之下进行,并且接受北京大学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八、考生的总成绩由外语成绩加专业复试成绩构成,对考生的最终录取,将在各专业范围内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进行。

九、学习年限、毕业就业、奖助学金、住宿安排等事项,按照北京大学的统一规定执行。

十、请考生关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官网(sis.pku.edu.cn),了解有关专业和导师的具体信息,以及与博士生招生相关的其他信息。

第4篇: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

>> 艺术学理论的机遇与挑战 当代中国艺术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数码时代插画艺术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时代医学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外语教师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研究 基层环保工作机遇与挑战研究 新媒体给电视艺术创作及营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浅议辽源市艺术馆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海龟”与“土鳖”的机遇与挑战 贵州企业的挑战与机遇 媒介科普的机遇与挑战 滨海新区的机遇与挑战 “地产+X”模式的机遇与挑战 发展城轨交通的机遇与挑战 四川的机遇与挑战 ASEAN的挑战与新机遇 中国“绿色科技”的机遇与挑战 “家电下乡”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大国崛起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服务”:崛起的机遇与挑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张道一.流水的记录―――(序)//董占军.艺术文献学论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5]董占军艺术文献学的提出及其在艺术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M]//董占军艺术文献学论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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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道一全国艺术学研究生教育暨张道一先生八十诞辰学术研讨会讲话[R]南京:南京大学,2011-11-28

[17]张道一先生与笔者面谈记录[R]重庆,2010-12-09.

第5篇: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

查询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考研成绩查询信息,考生可直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yz.chsi.com.cn/apply/cjcx/),考生输入名字;证件号码;准考证号;在选择报考省市及院校,最后点击查询即可获取2018考研成绩信息。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年考研成绩查询入口 点击进入

注意:部分院校考研成绩查询系统开通后,希望考生提前注意,由可能查询的人太多,希望家不用着急,稍等一下。

更多需要关注的考研成绩查询信息:

第6篇: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

关键词:矿业类高校;留学生管理;招生拓展

在教育国际化的形势下,中国教育正处于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更成为国际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对于有行业特色的理工类高校,外国留学生管理与招生工作必须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我国矿产资源丰富,资源总量较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迅速发展。近年来进入我国矿业类高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呈现逐年迅速增加的态势,而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拥有众多接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高校,其外国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发展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以北京市矿业类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对各高校外国留学生的管理与招生现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进行调查分析,对如何提高矿业类高校外国留学生的管理效率和扩大招生渠道进行探讨,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提供确凿的依据。

一、北京市矿业类高校外国留学生现状及问题分析

根据北京市教委2011年外国留学生数据统计,北京市有81所高等院校招收外国留学人员学习,外国留学人员的规模达到8.5万人次,来自184个国家,其中学历生比例达到32%。北京市具有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矿业类高校共计5所,包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2011年这5所高校外国留学生总数共计2350人次,占北京市高校外国留学生总数的2.8%,其中学历生比例达到55.1%。对这5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非洲和亚洲地区,约占留学生总数的70%以上,男女生比例接近5:1。学历留学生中本科生比例高达83%,研究生占17%,其士及以上学历留学生仅占不到1%,部分高校甚至缺少研究生以上学历外国留学生。学历留学生专业选择主要集中在矿业类专业和部分管理类专业,语言类及其他专业选择率较低。

由此可见,北京地区矿业类高校留学生规模相对偏低。受行业特色及能源分布的影响,生源地区局限性较大。学历生层次分布不均衡,专业选择覆盖面较窄,课程设置国际化程度较低。语言类课程缺乏竞争力,预科教育体系不够完善。上述问题均制约着矿业类高校外国留学生工作的发展,发现并解决问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走适应自身需求的特色发展道路是矿业类高校留学生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矿业类高校外国留学生管理策略

(一)创新培养模式。根据矿业类学科特点,修改留学生教学培养计划,实施学历教育弹性学制。探索尝试网络教育和远程培训等形式,将矿业类优势学科教育延伸到国外。通过学分互认、联合培养、短期留学和冬令营、夏令营等活动,与国外高水平矿业类院校开展合作,促进国际交换项目的发展。通过建立联合办学机构,加强学生双向流动,改进留学生结构与规模。

(二)加强特色优势专业建设。矿业类高校留学生专业选择主要集中在矿业类特色学科上,因此要加大对矿业类高校传统优势专业(哪方面)的支持力度,保证教学质量,充实留学生生产实践教育环节,提高留学生研究生在科研项目中的参与度,发挥矿业类优势专业在留学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创新汉语课程教学,推进英文品牌课程和预科教育发展。为增强语言教学的竞争力,矿业类高校应创新汉语课程教学,鼓励和推进科技汉语的教改立项和教材编写工作。同时推进预科教育的发展,使预科教育与语言教学、本科基础课程教学更好的衔接,形成统一完整的教育体系。增加英文授课的课程数量和专业数量,特别重视打造优势学科的英文品牌课程。

(四)大力发展留学生研究生教育,增强国际化项目建设。在继续发展留学生本科教育和语言培训项目的基础上,着力建设与国外高校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加强与国内外企业合作,探索扩大校企联合培养和订单式培养研究生规模。鼓励留学生研究生参与国内外科研项目,强化矿业类高校国际化科研项目建设。

三、矿业类高校留学生招生拓展策略

(一)发挥专业学科优势,建立多渠道招生合作项目

在留学生招生工作中,矿业类高校应发挥优势特色专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国外相关的矿业类高校建立多层次、多种类的合作项目,探索分段式联合培养模式。优先发展重点学科的国际化项目,加强英语授课水平,逐步推进其他学科的国际合作项目,提高学校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充实奖学金类型,完善奖学金体系建设

矿业类高校留学生的主要生源集中来自亚非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奖学金的多元化将大力提升高校在生源国的影响力,尤其对优秀留学生的吸引力。高校可以利用自身教育优势重点吸引大型国有外向型企业和国外同行机构在校设立多种留学生奖学金,或者通过企业定向培养和合作办学等方式,增加专项奖学金类别,充实完善外国留学生奖学金体系。

(三)加强留学生校友会管理,提升学校影响力

重视校友对留学生培养的宣传作用,及时更新校友录,鼓励各国毕业留学生建立校友会,通过校友会平台宣传学校留学生教育,鼓励校友推介本国学生来校学习。

四、结语。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国在内地高校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将达到15万人。矿业类高校只有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突出特色、准确定位、扬长避短,将学校自身办学优势转化为留学生管理和人才培养优势,积极探索多渠道招生策略,矿业类高校留学生教育才能得以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第7篇: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

为了适应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更好地发挥课程学习在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对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主要结合湖南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做法,提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改意见,进行新的设计。 

本次调研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实地调查以及个别访谈3种方式。调研时间是2015年1月到2月。调查内容涉及研究生培养方案相关内容,主要内容是研究生课程内容和结构安排。一共调查了8所高校,高校类型以重点名牌大学为主,调查区域以北京为主,湖南本地兼顾。调查的8所高校分别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以及湘潭大学。这8所大学除了湘潭大学是老牌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其他都是“211工程”重点大学。 

一、硕士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与建设是研究生培养中重要并且基础的工作,课程设置工作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付出大量精力与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在摸索中不断优化课程设置。调查的各个高校课程设置各有特色,选取其中4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通过表格展示。 

清华大学培养方案规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研究领域的拓展需要选取两门学科外的课程学习,即表格里面的学科外选修课;另外,表格里面的补休课程要求本科是其他专业或者同等学力研究生必须学习不少于4门清华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的本科课程,由教研组或导师指定,列入个人培养计划。除个别研究生单独开设的课程外,其余随本科生课堂听课。 

北京师范大学学位基础课的门数和学分比例都比较高。另外,与清华大学相比,没有设置学科外选修课和补休课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专业方面开设的课程比较丰富,除了专业必修课以外,在专业选修课中还划分了专业必选课。每个方向都必须选择9门选修课,这些选修课的选择也根据学生专业做了相关要求,比如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方向,外语教育心理学和汉语教学技能训练研究是必选课。 

表格4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首都师范大学对公共必修课进行了细分,英语分成专业英语和公共英语,政治分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一共有4门课程。在专业课设置上,每一个方向的专业的方向选修课程比较受限,基本只有3~4门可以选择的课程,选修课相当于必修课。 

综合各个高校研究生课程设置,基本都是由3大板块构成:全校公共课(英语和政治)、学科公共基础课(一级学科公共基础课和二级学科公共基础课)、方向专业课(二级学科下的方向专业课)。清华大学另外设置了补休课以及学科外选修课,最全面。首都师范大学只有“公共基础课”和“方向专业课”。具体情况比较见表格5: 

与专业学习密切相关的课程可以分成4个类型,分别是一级学科公共基础课、二级学科公共基础课、方向专业课、其他课程(包括补休课和学科外选修课)。 

一级学科公共基础课程就是按照一级学科培养的要求开设的与专业相关的课程。它适用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有专业,是整个学科的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调查的8所高校,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湘潭大学、中南大学3所高校开设了一级学科公共课程。他们的具体开设情况见表格6: 

这些课程基本都是通论或者研究方法类的课程。对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理解,学习和研究有重要作用。 

二级学科公共基础课程的设置,对于专业学习是必要而基础的。相比一级学科公共专业课程来说,更加具有专业性,大部分高校把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放在了一起,部分高校会根据语言学和文学两个大方向开设公共的专业基础课,具体开设课程见表格7: 

从表格7可以看出语言学方向部分高校开设了语言学史的相关课程。文学方向,许多高校开设了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相关课程。根据两个大方向开设公共的基础课,有利于各个专业方向的学生的交流,了解整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并且许多研究方法都是互通的,公共基础课的开设也有利于减轻老师的负担。 

方向专业课程是根据各个二级学科的不同的专业研究方向设置的,有必修和选修两种方式。它可以满足研究生对更加精深的专业知识的需求,使研究生对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清晰的了解,对专业知识有比较精确的掌握,为今后的研究和论文打下扎实的基础。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主要有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7个方向。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部分方向专业课程为例,他们的课程开设见表格8: 

中南大学在相同的课程设置上则更加灵活,与北外的同一门课程开设方式既有选修也有必修,并且还要求相近的不同方向的研究生跨方向共同选修一些课程,具体情况见表格9: 

其他课程主要包括补休课、学科外选修课,在调查的8所高校中,清华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4所高校开设了补休课,清华大学开设了学科外选修课。各个高校对于补休课要求是本科跨一级学科专业或者同等学力考生必须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本科课程,由教研组或导师指定,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基本形式是跟随本科生随堂听课。清华大学要求补休不少于4门课程,除个别研究生单独开设的课程外,其余随本科生课堂听课。

补休课对于本科跨专业或者外校考来的研究生十分有必要,因为每个学校的教学系统和教材以及老师教学方式都有不同,通过补休课和学科外选修课的学习,能够帮助研究生复习本科知识的同时迅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了解老师的研究方向,并且启发新的研究思路。 

二、博士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与硕士生课程设置比较起来,各个高校博士生的课程设置相对简单,课程数量和类型都比较少。下面列举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课程开设情况。 

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分成直博生和普博生两类,直博生的学分和课程要求普遍比普博生高,但是,在课程类型上基本一致。与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内容相比,博士研究生增加了自学课程,这一门课程要求学生根据自身情况与老师商量制定。与清华大学比较起来,北京师范大学的课程设置则相对简单,并且没有设置基础理论课、自学课以及补休课程。 

在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上,首都师范大学与其他高校相比课程选择十分丰富,具体见表格13。首都师范大学这些课程的开设基本是根据学校的研究特色设定的,比如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学位课就开设了16门,比如《诗经》与中国文化、两汉诗歌研究、《文心雕龙》研究、中国中古诗文研究专题——以唐宋文学为中心、文人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研究——以唐宋文人为中心。 

三、培养目标和方式 

部分高校会根据自己本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设置培养目标,比如清华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专业特色就是计算语言学,博士培养目标设置了能够熟练掌握使用计算机,了解语言与计算语言的文献资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科特色是对外汉语教学,硕士培养目标中就有能够从事国外的汉语国际推广与对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型、应用型人才。但是,大部分高校对于培养目标的设置有些空泛,缺少特色。 

培养环节主要由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习、论文写作4个方面构成。湖南的高校研究生实习主要是教育教学实习,比如当助教,协助老师完成本科的教学。北京的高校对实习环节没有进行明确的要求。 

培养方式主要有导师负责制和导师与培养小组集体负责两种方式,大部分高校培养方式是导师与培养小组集体负责培养的方式。 

四、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方案 

下面我们具体解剖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案。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博士研究生设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方向,硕士研究生方向还包括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等方向。各个二级学科的培养方案主要由学科简介、培养目标、学制与学习年限、本专业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培养环节、培养方式、学位论文、经典书目9个环节构成。博硕士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见表格14和15。 

五、研究生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学科交叉的课程 

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涵盖面比较窄,课程体系相对局限于特定学科范围之内,在专业必修课的设置上,主要依据二级学科的要求设置,不能体现宽口径培养的趋势[2],选修课也是从二级学科出发进行设置,基本上所有的二级学科都没有设置学科外的选修课。 

语言学和文学这两个大方向基本没有公共课程,根据采访,发现许多研究生,特别是语言学的研究生希望能够开设与文学相关的课程,在今后的研究上,也能从这里寻找两者的结合与突破。过多强调二级学科,从知识结构上限制了研究生各个学科知识的融合与创新。 

(二)博士和硕士公共课程内容重叠 

公共课主要由英语和政治两个部分构成,根据调查访问,一些博士研究生反映公共课的内容和教学跟硕士研究生阶段存在过多的交叉与重合,不能很好的体现这两个阶段的递进性。 

(三)专业课程理论和实践结合不够 

课程设置中缺乏应用性强的课程做有益补充,不利于对研究生社会适应力和就业竞争力的培养,难以适应研究生多元化就业的要求[3]。具体表现是理论基础类学科在专业选修课设置上,为学生提供的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较少。在这个方面,有的专业还是做得比较好,例如在实践环节具体清楚地进行了说明,专门设置了科研实践包括参加导师课题研究和自主研究。教学实践包括课程讲授,参与指导本科论文设计,组织学术辩论赛,编辑专业学术电子刊物,等等。但是这些好的做法没有得到培养方案的制度保证。 

第8篇: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

[关键词] 标识语;英译;现状;原则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11(b)-0151-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a surve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hospitals in Beijing,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alyz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hospitals in order to provide advice and reference for administrators in hospitals and translators. Methods Samples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public signs in six top tertiary hospitals in Beijing were collected by means of written records and digital photos and then a compara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Beijing local standard. Results Hospital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use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public signs, yet problems were existed in the aspects of vocabulary, grammar and cultural elements abounded in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such as lack of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spelling and grammatical mistakes, Chi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s for the same Chinese public sign. Conclusion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hospitals indicat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principles is now an urgent task, basic principles like recipient-centeredness, mastery of medical terminology,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use of sample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must be obeyed.

[Key words] Public sign; English translation; Current situation; Principle标识语,也称公示语,是指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1]。医院是关系到人们生命健康的重要公共场所,标识语和标识系统是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门诊标识系统能引导患者快捷就医、彰显门诊文化、展示医院形象[2]。此外,医院标识语的使用可以展现医院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的理念,有助于营造出良好的医患关系氛围[3]。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化,外籍人士在国内医院就医的概率越来越高,国内医院开始广泛使用中英双语标识语,以期为外国患者提供必要的信息,达到告知、宣传和呼吁的功能[4],从而树立医院良好的国际形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医院管理者认识到文化建设已逐步成为现代医院管理的重要战略手段[5],而医院提升自身文化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利用文字、视觉符号等手段营造医院的文化氛围[6],双语标识语是具有特殊交际功能的文字,其规范应用对于提升医院的文化力也具有促进作用。然而,目前国内医院标识语英译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在一项关于外国受访者评选的在华最有效导向系统调查中,医院排名倒数第二[7]。针对国内公共场所中英双语标识语翻译和使用中的各种问题,全国多地,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青岛和南京等都制订了包括医院在内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规则和实施指南,以规范标识语英译。

为了解北京地区医院标识语英译的现状,本研究基于医院标识语英译的重要意义,对北京地区医院标识语的英译和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医院标识语英译的现状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医院标识语英译的基本原则,为相关医院管理者和译者提供建议和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北京地区6家三甲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东直门医院、东方医院、北京中医医院)为研究对象,对其标识语英译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对象均为经常接待外国患者且集医疗、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大型三甲医院,研究其医院标识语英译情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代表性。

1.2 调查方法

通过文字记录和数码拍照的方法收集6家医院的中英双语标识语作为研究样本,对其标识语英译情况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2014年3月,共收集相关医院在用的中英双语标识语样本1300例,结合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对样本进行分类和对比分析。

2 结果

2.1 整体评价

调查分析表明,各家医院都重视双语标识语的应用,普遍配备了中英双语标识语,其使用范围包括区域划分标识、建筑标识、通用标识、医疗警示标识、科室名称标识以及行政后勤标识,涵盖面广,且大部分标识语的英译都符合北京市地方标准,中英双语标识语应用规范合理,基本上达到了标识语所应具备的引导、警示和禁止等功能。医院标识语中还有一些宣传口号性质的公共空间标识语,其主要功能是感染读者[8],北京部分医院如东方医院门口“患者至上,救死扶伤”(PUT THE PATIENTS ABOVE EVERYTHING,HEAL THE WOUNDED AND RESCUE THE DYING)的双语标识语,让患者入院伊始便感受到医院所具备的神圣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增加了患者对医院的信任感,符合标识系统作为一种媒介载体,能够更生动、更直观地传递医院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信息,体现现代医院的人文精神的要求[9]。而且绝大部分的双语标识语都做到了简洁醒目,而且字体大小和颜色设计合理,做到了人性化,体现了医院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此外,部分医院对于北京市地方标准中所未提供的重要标识语进行了开拓性和创新性翻译,如东直门医院将“传统帖敷室”翻译为“Traditional Application Room”,保留了中医的传统治疗方法,将“体质医学门诊”翻译为“Constitution Medicine Clinic”,体现了中医体质学说的基本概念,有利于中医药学领域新理念和成果的传播和应用,2例标识语的英译均符合《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的相关译法[10],值得其他医院借鉴。

2.2 问题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的1300例样本中有156例存在翻译错误或与北京市地方标准不相符的问题,占全部研究样本的12%,这说明医院标识语的英译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对研究样本的分析并参照北京市地方标准,本研究发现医院标识语英译存在中文标识语缺少对应英语译文、英语译文单词拼写错误、英语译文语法错误、英语译文中中式英语问题、英语译文脱离地方标准、中文标识语与英语译文不对应、同一中文标识语英语译文不统一、汉语拼音替代英语译文以及译文中文化因素处理不当等突出问题,各类错误举例说明见表1。

表1中涉及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信息的准确传递,不利于外籍患者的及时就医和诊疗,个别英译中的错误,如将休息室翻译为Rest Room(实为洗手间),还会直接影响医院形象,甚至导致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此外,比较发现,各地出台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规则和实施指南中,医院标识语的英译标准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有些本身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以北京市地方标准为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其涉及到的中医相关标识语数量偏少,许多重要的标识语信息如“推拿科”、“中医外治室”、“熏蒸室”和“护士站”等都没有提供标准的翻译,这也是部分医院中文标识语缺少英语译文或各家医院对同一中文标识语采用不同英语译文的重要原因。

3 讨论

本研究中所反映出的医院标识语英译的现实问题表明国内医院标识语英译亟需更加全面和统一的标准,医院标识语英译原则的提出和建立也日益紧迫。基于对北京市医院标识语英译现状与问题的调查分析以及医院标识语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医院标识语英译需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3.1 以受众为中心,牢记标识语英译的针对性

标识语英译是以交际为最终目的的应用翻译,其英译须以外籍受众为本,考虑到受众的感受和反应,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和思维,可让外籍受众一看就懂,真正达到对外交流和宣传的效果;而且医院的医疗行为以追求患者的最大满意度为目标,因此在医院标识语英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外籍受众的思维习惯和阅读期待[11]。作为标识语英译受众的外籍患者本身就在承受疾病的折磨,如果相关标识语的英译不能照顾到患者的感受,势必引起患者的反感,甚至导致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不利用文化交流。如汉语标识语中常含有“禁止”等字样,语气较重,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医院这个特定场合下将类似内容译为英语时必须考虑到外籍受众的感受和心理,尽量采用比较和缓的语气。如常见的“患者止步”就可翻译为Staff Only,而不是No Admittance。此外,医院标识语的英译还应做到简洁明了,尤其是要采用已经普遍接受的缩略语,以方便外籍患者及时高效地获取相关信息。例如“脑电图室”一般场合下标准的译文应为“Electroencephalogram Room”,但在患者焦急寻求治疗的情况下,这种译文过长,不利于患者快速识别,也不符合标识语简洁明了的特点,应改为EEG Room。医院文化建设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就是以患者为中心[12],而且医院所做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患者满意这一目标[13],基于这一理念,医院标识语英译也应以作为受众的外籍患者为中心。

第9篇:北京外国语研究生范文

关键词:离合词 影响 原因 教学对策

一、离合词的概述

“离合词”这一术语最早是由陆志韦于1957年在《汉语的构词法》中正式提出来的,并沿用至今。

现代汉语中的“离合词”,是涉及到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的一种特殊现象。在以前的语法书上,都把现在所提的“离合动词”放在十大结构中的“述宾结构”叙述。关于离合词的界定,则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 ,就是目前也还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词,有的认为是词组,有的认为既是词又是词组,有的认为是动宾式的粘连短语,还有的认为是“语词”。其实,“离合词”或“离合动词”的提法亦可,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离合词“合用时是词,离用时是短语”。

一般认为凡是中间可以插入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诸如:得、不、了、着、过、结果补语、趋向动词、量词等)都算作离合词。如“洗澡”的”洗“后面可以加上“了、着、过”变成“洗了澡、洗着澡、洗过澡”,也可以加上结果补语、趋向动词变成“洗好了澡、洗起澡来了”,“澡”的前面也可以加上名词、数量词变成“洗凉水澡、晚上洗一个澡”,因此“洗澡”是一个离合词。而“从事、企图”等中间不能加入任何成分,故不是离合词。

二、离合词偏误的源起

对我们从小学习汉语的人来说,离合词不管是属于词汇现象还是属于语法现象,我们都能理解,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但对于学汉语的外国人来说,他们会随时与自己的母语进行对比学习。他们会问,“洗澡”为什么还能说成“洗着澡”,“洗一个澡”,“洗好了澡”,“洗起澡来了”,“洗凉水澡”,而“从事”为什么不能说成“从着事”,“从一个事”,“从好了事”,“从起事来了”呢?笔者曾经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被一位日本学生这样问到过,有幸当时了解离合词的一点知识,比较地解答了那位学生的疑惑。

三、离合词偏误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

笔者了解了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离合词的研究现状,觉得这方面的论文还比较缺乏,所以很有必要结合教学实践弄清这方面的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对外汉语教学,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效果。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离合词一般会有它的扩展形式,一般有经验的老师会讲清楚,但是也会漏掉一部分内容,学生在碰到离合词的扩展形式的时候会有意回避。这当然会给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带来一定的障碍和影响。另外,离合词作为汉语所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在意义上符合词的特点,在结构上又符合短语的特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始终是留学生掌握的难点。

希望通过本文的探究分析可以提高对外汉语离合词的教学效果,提高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效果,使学生在日常的交际中不是去回避而是正确流利地使用离合词。

四、出现离合词偏误的主客观原因

究竟留学生出现这类偏误有哪些原因呢?通过这篇文章我想进一步探究一下。

(一)主观原因

1、学习者知识的错误类推和过度泛化

学习者在没有完全掌握目的语的情况下,将已学的目的语知识用类推的方式自认为正确、不恰当地套用到新的语言知识上。还有母语的负迁移,学生受到母语的语言知识的束缚,对目的语产生抵触情绪。泛化式偏误大多是学习者学了一些目的语之后,但还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语言知识,然后再学习新知识时以偏概全,而发生的想当然的错误。

2、学习者的学习策略

例如留学生在遇到没有把握的词汇或语法形式时,通常使用回避、简化的策略。这通常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等因素有关。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个性和学习表现。有些留学生的性格比较内向,回答问题时害怕出错,所以就避免那些不确定的内容及形式,用自己比较肯定的方式来表达,相对应有一些性格外向,态度积极,场依存性比较强的学生他们不怕出错,勇于尝试一些新的表达方法,虽然当下偏误比较严重,但当得到纠正以后,就很容易且很快接受和掌握新知识,如果这样,性格偏内向的学生掌握复杂的新语法项,由于个人问题,学习新知识的速率就会降低。

(二)客观原因

1、民族文化差异。在学习离合词的时候学生偏误较多,因为每个离合词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处在不同的语法结构当中,对句中的其它成分要求不同,归纳一下,学生出现偏误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离合词本身的复杂性,不过离合词的复杂性本身和我们汉语语言文化的复杂性是离不开的。

2、教学方面的原因。离合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率比较高,对外汉语教师在利用现有成果知道教学时,往往力不从心。教学中存在好多问题,比如:解释得不透彻、练习得不到位,学生对离合词的学习只停留在表面,只能死记教材中的一些扩展形式。

另外,老师对离合词的认识和研究不够充分,甚或有错误的认识,这样一来,肯定误导了学生。譬如,有的老师会错误地认为离合词不能带宾语,这就是片面的认识。赵金铭先生早已指出,部分离合词可以直接带宾语,将动作的对象表达出来。如“劳驾您。”“留神小偷。”等。这对对外汉语教师来说其实也挺难的,因本体知识研究的成果不够充分或很难尽快转化到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中去。好多教师很少能做到系统讲解离合词的扩展形式,即不能根据教学的整体进度在合适的时候把某个离合词所具备的所有扩展形式系统介绍给留学生,不能使学生对汉语的这个难点有个整体认识。

五、对教学的启示和对策

(一)加强理论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只有在先进和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有良好的发展和提高。目前我们对离合词的研究确实是不足的,而这个不足最重要的不是关注的学者不足,发表的论文不足,或者是研究的角度不够全面,而最重要的不足是虽然大家都各抒己见,但却没有很具说服力的答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学上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应该从这个薄弱的环节入手,做好离合词的定性和定量问题。

1、离合词的定性。周上之学者提出了离合词是字组的新颖说法,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比如说“洗一个热水澡”,“洗澡”这个双字组,在“洗”和“澡”分开后,总体的意义没有改变,还有字组分开后,单字仍然具有独立运用的能力。这样我们似乎不必再深陷离合词是词还是语的争论中了,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2、离合词的定量。离合词的鉴定与离合词数量的确定密切相关。赵金铭先生也对现代汉语中的离合词做了量化研究,根据他的统计,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离合词就有2500多条,并且数量还在上升,这些对我们从整体上研究离合词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二)改进教学实践

1、对教材编写的建议

(1)生词标注。一般教材在离合词标注方面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所以首先要对课文中的生词注释做改进,要让学生产生“这些词是特殊词”的印象,教学才能有可能顺利进行下去。在这方面已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构想,比如刘春梅《通过教材编写改善对外汉语的离合词教学》中提到除对离合词进行整体标注外,还可对成分中的自由语素单独标注。

(2)扩展练习。比如将一般动词的重叠式和离合词的重叠式作比较,让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体会离合词的特点。比如“休息”可以说“休息休息”,而“洗澡”只能说“洗洗澡”。除了重叠形式的练习外,教材还可增加替换、填空、改错等相关联系。尤其是动宾离合词数量大,扩展形式与很多语法项目相联系,并与很多动宾短语的扩展形式一模一样,所以在课后练习中要有意识地与有关动宾短语的扩展联系相结合。这样虽然不能保证学生很好地掌握离合词,但一定会使学生慢慢形成语感,减少偏误。

2、对教学实践的建议

(1)在总体设计方面。应该制定一个符合第二语言学习者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结合语言点教学,分别排列离合词的不同扩展形式,再通过循环反复,使学生能牢固地掌握离合词的用法。应从外国留学生习得第二语言的角度出发,根据实际需要和使用频度来安排语法教学模式,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将离合词的语法点依照难易程度、常用与否重新排列组合。

(2)在课堂教学方面。一方面就是要将离合词扩展形式与其语用价值相结合。比如留学生会很容易说出“我不能报名”,而不说“我报不了名”,改用情态动词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就要有意将离合词的扩展形式与离合词的语用价值结合起来进行教学,要让学生理解用情态动词和离合词扩展形式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语气和效果也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很重要。

另一方面就是从心理学角度考虑,根据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记忆与遗忘现象实验研究的创始人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规律,启示我们,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对已识记的材料应赶在遗忘以前迅速地、及时地进行巩固、复习、重现和运用,并且要经常复习。所以对留学生很容易出现离合词偏误的教学更应该做到不断重复和巩固。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时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已学的语法点合理地展开离合词的扩展形式,见一个讲一个,不断重复展开,虽然稍微凌乱,但却避免了集中讲解给学生造成过大的记忆负担,另外还能在不断重复和巩固的过程中逐渐纠正偏误。

总之,笔者想通过这篇文章阐述一下本人对离合词教学和研究的一点认识,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或研究的同行们交流和沟通一下,旨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水平。笔者也期待更多的专家与学者致力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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