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战略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范文

【关键词】 低碳战略管理； 管理会计； 碳战略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9-0012-05

一、引言

会计是一种商业语言，是一种低成本信任机制，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并参与管理的信息系统。查特菲尔德（1989）指出：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郭道扬（2000）也指出：会计学的创立是在产业经济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后对经济管理提出一系列新问题，会计界参与解决这些新问题后的必然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管制日益严格，在解决环境核算和环境管理的过程中，环境会计应运而生[1]。人为温室气体（GHG）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通过市场手段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建立了碳排放约束机制和碳交易机制。在碳排放约束机制下，企业只有获得碳排放权才能合规排放。碳排放权确立后，有必要单独计量和反映碳排放的成本与风险，于是碳会计从排污权交易会计中独立出来，并成为会计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碳会计框架体系[2-6]、碳管理会计[7-10]、碳战略管理[11-14]、低碳战略管理会计方法[15-17]、碳战略成本会计[18-19]、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建设内容和措施[20]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发现对低碳战略管理会计形成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

在环境不确定和“低碳经济”条件下，碳会计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为企业战略管理提供信息和决策支持，支持企业战略转型，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要发挥碳会计的更大作用，就应该在发展碳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低碳战略管理会计。本文认为，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是在环境不确定和低碳经济①下，为企业进行战略管理提供碳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并参与企业战略管理，使企业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会计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研究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形成的动力机制和条件，对推动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的建设，进行碳会计变革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图1所示，本文对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形成的动力机制和条件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深入了解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的形成机制，推动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的建设与完善。

二、低碳战略管理会计形成的动力机制

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机制是界定碳排放权并通过碳排放交易实现全球碳减排成本最小化，而这一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低碳战略管理。在低碳经济下，企业面临低碳合规性风险、低碳声誉风险和低碳竞争力风险。由于企业低碳管理涉及到企业战略管理的所有方面，因此，只有将碳管理纳入战略管理框架，建立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企业才能从战略角度权衡低碳战略管理的收益与风险，才能真正建立现低碳经济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保障机制。

（一）外部压力：全球气候治理和碳排放管制的推动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活的周围的境况。环境有自身的发展演化规律和容量阈值，环境规律一旦破坏或超过其承载能力，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各种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对环境产生了消极影响，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破坏。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比较小，人类没有遇到人为因素导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沙化、海洋污染等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气候变暖是全球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人为因素导致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②的超量排放，加剧了温室效应。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措施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在“庇古税”和科斯定理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理论，找到了用市场手段治理污染物排放的机制。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启了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合作序幕，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标准，建立了三类减排合作机制③，允许在总量交易机制（Cap-and-Trade）或基线信用机制（Credit-and-Baseline）下开展碳排放交易。

杭州G20峰会上，中美双方共同签署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6年11月4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正式生效。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签署表明，全球碳排放管制得到前所未有的一致认可。全球碳排放管制将越来越严格，企业将碳管理纳入低碳战略管理，具有广泛的战略利益。全球气候治理和碳排放管制日益严格的外在压力，推动企业将低碳管理纳入战略管理，建立和完善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采取自愿低碳发展战略。

（二）内部动力：自愿低碳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低碳经济下，企业面临碳排放管制约束。在总量交易机制下，控排企业的碳排放不能超过配额，如果实际碳排放量超过配额，就要在碳市场购买配额。另外，企业为满足顾客低碳要求，产品要有碳标签；随着绿色消费概念的兴起和被广泛认同，消费者也开始呼吁披露所购买商品的碳足迹④。在低碳经济下，企业需要在碳减排成本和碳减排收益之间寻求战略平衡，企业应该在战略环境分析、战略制定、战略执行、战略评价过程中始终将低碳理念植入其中，将“低碳经济”和战略管理结合起来；将获得竞争优势和低碳发展，将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才能可持续发展。如西门子公司在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过程中，能够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再比如可口可乐的碳友好战略、攀钢的节能减排战略、丰田汽车公司低碳技术发展战略、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节能环保战略、哈飞汽车公司的低碳战略均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让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如表1所示，在低碳经济下，企业在战略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碳排放、交易管理及其影响，而在考虑碳排放、交易管理及其影响的过程中，就需要低碳战略管理会计，因此，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是低碳经济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

三、低碳战略管理会计形成的条件

战略是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将发现的市场机会和自身能力相结合的一整套相互协调的使命和行动。企业战略管理是对企业战略实施的管理，包括战略环境分析、战略制定、战略执行和战略评价等管理活动。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应该包括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的信息系统、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的决策支持系统、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的执行与控制系统以及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的业绩评价与反馈系统[20]。和传统会计发展过程一样，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的出现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是经济管理理论的推动。下列条件为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的形成奠定基础。

（一）碳会计研究为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指引

碳会计已远远超出了传统财务会计框架范畴，逐步渗透到广义会计学的其他领域，碳成本会计、碳管理会计、碳审计甚至是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等都已成为碳会计扩展的新内容。近年来，国内外有学者主张将碳管理融入企业战略管理之中[2，4-6，18，21]。Ratnatunga et al.[21]认为战略管理会计信息将有助于企业决策、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财务战略和相关业绩评价。甚至需要在供应链管理中整合碳足迹管理，真正实现经济发展向低碳模式的转变。因而，碳管理会计并不局限于企业内部的成本管理和经营运作，还涉及上下游交易对象之间的联合管理。Stechemesser et al.[2]在综合128篇碳会计研究文献后强调了碳管理的重要性：认为在利益相关者低碳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将气候变化视角整合到公司绿色经营或碳管理以及战略管理中变得十分关键；碳管理在向低碳未来转换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碳管理能使一个公司识别碳排放源，测量碳排放量。Dina et al. [22]根据减排承诺和参与减排行动的积极性两个维度对企业进行分类，其中将高承诺和采取前瞻性行动的公司称为环境创新者，剩下的公司称为环境追随者。传统的组织认为，经营和低碳经济是没有关系的，面对低碳经济，只能被动调整；相反，前瞻性公司采取整体思路高效地将低碳思想整合到追求高额绿色利润的实践中。Hartmann et al.[23]建议整合碳会计进入传统决策和报告过程，同时还建议建立一个为企业提供整体供应链，同时确保供应链合作网络中的合作伙伴对碳排放能够达成共识的供应链框架（供应链环境分析工具）。

国内关于碳管理会计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如低碳视角下的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分析[18]；论生命周期成本法下的环境成本分析[24]；低碳经济模式下的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研究[19]；低碳经济下企业碳会计体系构建[4]；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项目投资决策模式研究[17]；低碳经济视角下的管理会计框架调整[8]；企业碳管理会计系统构建研究[9]；企业碳财务战略体系构建研究[10]；排放交易运行机制下我国企业排放成本的优化战略管理研究[16]；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建设内容和措施研究[20]等。这些文献分析了将碳管理融入企业战略管理之中建立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的必要性、低碳经济视角下碳管理会计的体系和方法，有些已经涉及到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思想，有的涉及到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方法，有的涉及到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建设内容和措施，为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指引。

（二）碳大数据、云会计可以为企业碳战略管理提供信息和Q策支持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英国作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中对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进行了生动阐述。厦门大学李建平教授认为，大数据指那些超过传统数据系统处理能力、超越经典统计思想研究范围、不借用网络无法用主流软件工具及技术进行单机分析的复杂数据的集合。对于这一数据集合，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合理的时间内，可以通过现代计算机技术和创新统计方法，有目的地进行设计、获取、管理、分析，揭示隐藏在其中的有价值的模式和知识。大数据时代，一方面，碳交易市场数据、行业碳足迹数据、碳固数据均有望全部检测、记录和存储，企业碳排放数据、碳固数据、产品生命周期碳排放数据也能够全部记录和存储起来；另一方面，云计算、云会计、数据挖掘、数据库知识发现、商业智能等技术可以发现蕴藏在碳数据背后的知识（规律和模式）。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企业不仅可以利用碳市场、行业、企业和产品供应链积累的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碳排放和碳固等信息，还可以进行碳数据分析和挖掘，为“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战略管理提供碳信息和决策支持。

（三）碳减排和碳固技术拓展了企业低碳发展战略空间

21世纪，碳排放导致日益严重的气候变暖的同时，各种减排技术、循环经济技术和清洁发展技术逐渐发展成熟起来，为企业减排和发展低碳战略提供了更多的战略选择，另外，各种生物、物理和化学碳固技术也发展起来了，这些技术为企业在碳排放和碳固之间，在寻找战略发展联盟方面提供了战略机会。

（四）信息技术奠定了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

低碳战略管理会计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信息系统，需要硬件、软件、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智能技术的支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碳信息和其他战略信息能够及时记录和分析，使企业内部碳资源和其他战略资源信息高度集成和整合，并对外部环境变化信息做出适时反应，能够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市场出现的各种机会，并形成企业战略。

四、结语

环境问题的实质在于，应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将其环境责任推卸于社会。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管制日益严格的情况下，企业应承担的环境责任内部化，环境会计应运而生。影响范围最大、影响程度最深、最受全球关注的环境问题是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而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最重要的市场机制是碳排放交易机制。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发展，碳会计从排污权交易会计中独立出来，并远远超出了传统财务会计框架范畴，扩展到碳管理会计、碳审计甚至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等领域。企业建立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需要会计理论的成熟、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信息技术和低碳技术等条件，需要政府的支持、社会的推动和碳市场的完善。碳排放交易机制对企业战略管理和会计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要使碳会计信息具有战略管理相关性，并为企业在“低碳经济”下进行战略管理提供信息和决策支持，就必须大力发展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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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范文

德国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做法

新能源和环保产业

德国的传统石化能源是比较缺乏的,这迫使德国政府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能源政策,其政策目标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替代能源、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为了达到国家能源目标,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德国长期的能源目标是:到2050年一次能源的总消费量中可再生能源至少要占50%。

德国政府推出了多项能源科学发展战略和规划,具体的措施包括:2

2008年3月,德国联邦教研部推出了“能源基础研究2020”新计划。该计划确定的资助重点有:对能源的有效生产、转化、储存、利用和输送的研究;工业生产产生的二氧化碳地下储存的研究。2008年6月,德国政府通过第二份保护气候方案,目标是到2020年之前减排二氧化碳40%。德国还提出要限制重型运载车辆排放,对超标者要执行严格的罚款和准入制度。

2008年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了理想进展,根据联邦环保局的数据,对全球气候产生不利影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7年减少了22.4%,超过了《京都议定书》21%的要求,这和德国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是分不开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方面的研究领域包括:研究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温室气体存储技术,生物多样性研究,在海洋、极地研究和地球科学等学科开展整体地球的自然平衡过程和相互作用以及对气候周期影响的研究。

为了达到气候保护目标,加强气候保护方面的基础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德国联邦教研部建立了持续资助能源研究的机制,教研部在2008年对于这个研究领域的项目资助金额和2007年相比增加了1倍。联邦教研部2008年拨出3.25亿欧元用于能源研究,其中至少1.25亿欧元用于资助项目,大约2亿欧元用于资助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的科研机构。到2010年项目资助的金额还将进一步显著增加。在2007年的基础上,教研部在“可持续发展研究框架计划”下出台了资助计划“气候保护”――气候保护研究和气候变化影响”。该计划的资助重点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

生物能源

生物质的能源利用也是“能源基础研究2020”新计划的重点课题之一。为了把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结合起来,德国联邦教研部还了一个资助项目“生物能源2021――关于生物质能的利用研究 ”。该项目计划资助规模为5000万欧元,资助时间为5年。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有选择地研究和开发来使现有的生物质利用技术更优化,使各种生产方法互相连接(梯级利用)以及开发出新的方法,以使有限的可支配的生物质原料尽可能有效和持久地利用。 3

为鼓励发展生物能源发展,德国制定了多个相关法律和法规,主要有《再生能源使用资助指令》、《农业投资促进计划》、《农业领域生物动力燃料资助计划》、《复兴信贷银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资助计划》和《再生能源法》(EEG)等。在上述法规中,《再生能源法》对生物能源的资助做了较全面的规定,用生物能源发电可获得补偿及多种补贴。

为了鼓励生物能源应用,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4

再生能源发电新设备投资补偿:再生能源发电新设备可获得政府的投资补偿,补偿幅度是以设备投产的年度确定的,补偿期限为20年。设备的功率和所使用的原料及技术性能(发电和供暖)决定补偿幅度。小型设备的补偿较高,这是为了鼓励大众使用再生能源。为使企业不断创新,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成本,补偿幅度每年降低1.5%。再生能源发电新设备投资补偿主要标准(欧分/千瓦小时)如下:生物质发电设备补偿3.9欧分至21.5欧分;垃圾填埋、阴沟和坑道气发电设备补偿6.65欧分至9.67欧分;太阳能发电设备补偿45.7欧分至62.4欧分;水力发电设备补偿3.7欧分至9.67欧分;地热发电设备补偿7.16欧分至15欧分;陆地风能发电设备补偿8.7欧分至5.5欧分(起始与结束阶段的补偿标准);近海风能发电设备补偿9.1欧分至6.19欧分(同上)。

生物能源、混合能源和技术创新补贴:除了补偿外,德政府还对使用生物原料和技术创新发电及发电-供热联合设备给予补贴。补贴具有能源政策的导向功能,补贴不是采用递减方式,不同类型的补贴可以累加。为鼓励多用能源植物和森林木材,政府给予用生物原料发电的500千瓦以下设备每千瓦时(下同)6欧分的生物能源补贴,500千瓦以上至5兆瓦以下的发电设备给予4欧分的补贴;木材发电的补贴为2.5欧分;20兆瓦以下的发电-供热联合设备可获2欧分的混合能源补贴。此外,混合能源如使用特别新颖和有创新的技术将获得2欧分的技术创新补贴。德还鼓励新建沼气设备和利用植物原料,原则上小型沼气设备和植物原料设备能获得较高的生物能源补贴。

税收优惠:目前德对动力燃料征收较高的矿物油税,每升汽油的矿物油税高达65.4欧分,每升柴油的矿物油税为47欧分。为鼓励人们使用生物动力燃料,德对生物动力燃料免征矿物油税,该优惠措施将持续至2009年。

进口关税:德对国外进口的生物动力燃料征收进口关税,使巴西等国低廉的生物动力燃料难以进入德国市场。德国对生物能源的鼓励措施使得生物能源的技术得到了大力发展。如果德生物能源技术向能源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出口,其市场前景可观。德可供出口的生物能源技术主要有家用小型生火炉、功率强大的生物柴油生产设备等。生物能源在德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它将改善德、欧洲及世界上混和能源的发展现状。

风能5

德国在2001-2007年保持世界风电第一,到2008年底累计容量达到2390万kW。德国风电发展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其固定的上网电价政策。该政策自2000年开始实施,2004年对电价机制和电价水平内容进行了修订,根据不同风电场的资源条件,按照保证一定的风电投资回报率的原则,确定风电上网电价,基本水平是8.7欧分kWh,对新建项目每年递减2%,到2008年风电电价基本水平为8.03欧分/kWh,仍为常规能源电力上网电价的2倍左右。

为了鼓励投资商开发风能资源条件一般的风电场,德国在2008年6月又修订了《可再生能源法》,上调了风电上网电价,自2009年起,新建项目电价为9.2欧分/kWh,每年新建项目的电价下降幅度也由原来的2%调整为1%。此外,考虑到陆地资源有限,德国大力鼓励海上风电开发,根据新政策,到2015年前,海上风电电价将保持在15欧分/kWh,之后降为13欧分/kWh,且年降速为5%。德国国内预计,新政策将有可能使德国回归风电增长大国行列,为实现德国政府提出的2020年陆上风电4 500万kW、海上风电1 000万kW的目标提供保障。

德国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启示

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

建立政界、经济界和科技界共同组成的创新联盟是德国高科技战略促进科技和经济界合作的重要机制。高技术战略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创新联盟,使创新覆盖整个产业链的所有重要环节。德国政府通过财政资金资助创新联盟的研发工作,动员和带动了大量的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同时,由于创新联盟的设立也确保了科研成果的应用前景和资金投入,大大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安全感,保护了它们的研发投入积极性。

目前,在教研部的负责领域内已经形成了下列创新联盟并计划投入资金:电动汽车创新联盟、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创新联盟、有机太阳能电池(OPV)创新联盟、锂离子电池创新联盟、分子成像创新联盟、欧洲网络技术100GET创新联盟。在每个创新联盟中,都有企业和社会机构的大量研发投入,目前国家财政合计投入5亿欧元,企业合计投入26.35亿欧元,此外还有来自研究联合会的配套资金。

除了创新联盟这种形式,德国联邦政府还资助其他形式的政界、科技界和经济界共同组成的战略伙伴。例如,COORETEC战略伙伴,致力于发展创新发电技术和二氧化碳分离技术;在地球观测、发展高分辨率卫星系统和卫星数据市场推广的战略伙伴;在IT峰会上决定的灯塔项目――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工程(THESEUS)的战略伙伴。 6

重视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将对国家的经济起到重大的影响。德国从2008年7月1日开始实施新一轮的中小企业创新计划,该计划将持续到2013年底,将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提供持续可靠的政府支持。政府资助的方式包括:对中小企业之间以及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的资助;对创新网络建设经营管理的资助(不限制技术领域和行业,要求6家以上企业参与)。预计到2009年还将开始实施对中小企业单独创新项目的资助。中小企业创新计划是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对德国中小企业创新型经济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资助的基本计划。在该计划的框架下,将对德国中小企业的创新提供持续支持,并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末,全国有66%的发明专利和82%的研发新产品都是中小企业创立的。但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阻碍中小企业创新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创新意识,对创新的投入严重不足,这可以体现在企业对于研发方面的投入上。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德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做法,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与创新。

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2008年2月,德国政府提出了科研国际化战略。 7该战略的目标是加强与国际领先者的合作,更多地利用国际科技力量。从长远来讲,要密切与发展中国家在研究、教育和创新方面的合作。该战略还提出,要利用德国的研究与创新力量,为解决气候、资源、健康、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而努力。为了实施国际化战略,德国拟采取设立和加强科技驻外代表机构、加强国际跟踪调研、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三项配套措施。科研国际化战略将指导德国政府未来的对外科技合作,同时作为一个平台为德国科研和创新在国际环境中加强协调和信息交流发挥作用。

1.本文为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委托课题《发达国家R&D转移的趋势与我国的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被选为科技部《专报信息》,报送国务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09),科学出版社。

3.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09),科学出版社。

4.商务部网,德国对发展生物能源的鼓励及保护措施,2006年8月18日。

5.时丽,世界风电发展形势及我国风电制造业面临的机遇,可再生能源,2009(6)。

第3篇：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范文

一、“德班气候大会”的主要进展

2011年底,第1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以下简称“德班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虽然会议期间出现了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等事件,但总体而言,与会各方表现出更为理智的态度和务实的谈判策略,按照“巴厘路线图”推动谈判的意愿也比较清晰。经过反复磋商,德班会议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德班会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实现了“三个坚持”,即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双轨制的谈判模式,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对《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达成妥协,这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三是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在减排资金安排上有所突破;四是在2010年坎昆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减排技术、能力建设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机制。另外,德班会议还对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公约》的实施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设定了相关进程。然而,德班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坎昆协议和德班会议成果的落实也尚需时日,而发达国家自身减排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政治意愿仍明显不足,这成为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主要障碍。

同时,回顾过去20多年来的谈判历程可以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一直是步履蹒跚,各方矛盾和纷争不断,谈判主导权争夺激烈。由于约束力有限,一些通过反复讨价还价艰难达成的减排方案在各国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在谈判机制和模式上,发达国家力推“并轨”,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最终达成单一的协议,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谈判,坚守“巴厘路线图”的原则[3](P9-16)。这表明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机制越来越显现其局限性,迫切需要创新谈判机制,以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破解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及其与三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之间的利益纠葛,避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沦为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博弈工具,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创新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尽管德班会议及其取得的成果对维护现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欧债危机、“页岩气革命”、“弃核风潮”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减排的整体氛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与哥本哈根会议前后的“喧嚣与鼓噪”相比,“气候变化”的话题不再热得烫手,而是似有转冷的迹象。在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有关德班会议的报道很少见诸主要媒体,这与哥本哈根会议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将气候变暖由一个边缘概念变为全球主流共识的努力似乎正面临新的挑战和质疑[4](P36-37)。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应用前景不明朗、相关研究资助力度减弱、公众关注度下降等因素,使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全球减排资金机制和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加剧。

二、“后德班时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

(一)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影响下,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受限

2011年以来,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并加快向欧盟的核心国家蔓延。由于引发危机的制度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使得救助难度增大,危机存在长期化的可能性。欧债危机的阴影使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加,欧元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尤其严峻,而新兴经济体虽维持较快增长,但增速也有所放缓,这势必抑制全球能源消费,进而减少各产业部门以及交通、建筑和居民等领域的碳排放。撇开欧债危机这一特定因素的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即使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主要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依靠传统高耗能产业重振实体经济,而必然要通过开发绿色、低碳技术,并通过对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恢复经济活力。因此,主要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快速、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减小。

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及后续的欧债危机对发达国家财政状况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欧盟、日本、美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产生了大量财政赤字,而地震则给日本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灾后重建所需的巨额资金使日本政府的财政情况雪上加霜。这将使主要发达国家对本国减排的财政支持捉襟见肘,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政府投入以及新能源市场化发展的财政补贴受限,进而对其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如果我国继续在提供减排资金方面施压,将使发达国家很难承受。

(二)“页岩气革命”正在改变全球能源格局,增强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底气和实力

以页岩气为主的非常规天然气开采技术成熟,进入量产阶段是美国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为降低能源外部依赖,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对页岩气开采的大量投入终于在21世纪头十年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关键技术的突破使美国页岩气已具备商业化开采能力,产量急剧扩大。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1 379亿立方米,占其天然气总产量比重由2006年的1%大幅上升到23%,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其页岩气产量为中国当年天然气总产量的1.46倍。2011年,美国已由燃料进口国转为燃料出口国,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从未有过。据预测,全球页岩油储量约11万亿~13万亿吨,而世界常规石油储量仅为4 000多亿吨。按目前需求测算,页岩气将保障美国百年以上的天然气使用。到204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将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40%以上。随着页岩气产量快速增长,美国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其中,2012年1月,天然气井口价格、居民用价、商业用价、工业用价和发电用价分别比近期价格高位的2005年下降了68.2%、34.5%、25.2%、60.0%和66.2%①。天然气价格持续走低使美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天然气替代煤炭,导致发电用能成本下降、排放减少,而且价格下降后,美国货车开始使用天然气作燃料,陆路交通部门也将减少对汽油的依赖。

虽然页岩气开采中的环境问题被一再质疑和诟病,但被称为“能源领域新革命”的页岩气成功开采使得非传统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异军突起。美国页岩气产量扩大不仅有助于缓解其国内天然气供求矛盾,而且还将削弱俄罗斯、伊朗等能源出口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据美国贝克研究所的一份 报告预测,俄罗斯占西欧天然气市场的份额将由2009年的27%降至2040年的13%。目前,波兰等欧洲国家正加紧页岩气开发利用,以重塑欧洲天然气市场,加拿大、阿根廷、中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积极开展页岩气勘探开发。正如《世界能源展望》(2011)指出,全球将进入“天然气的黄金时代”。除了页岩气之外,加拿大的含油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特稠原油等新资源可提供13 000桶石油,从而增强了全球非传统化石能源的乐观预期②,而这些因素都将给世界能源格局带来重大变局。同时,作为低排放能源,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增长将对温室气体减排前景产生深远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等国家的减排压力,进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可以预见,页岩气开采将为美国左右中东、北非地缘政治添加重要砝码,成为其主导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有利条件。

(三)新能源产业需求波动,贸易摩擦加剧

根据英国BP公司的《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1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15.5%,为199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其中风电保持强劲增长,增幅达22.7%,而OECD国家仍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77.5%[5](P38-39)。虽然可再生能源产量保持快速增长,但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却出现波动。以美国为例,随着天然气价格不断下降,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劣势进一步凸显。在日本、欧盟的技术优势和中国制造优势的两面夹击下,美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的市场潜力被挤压,投资收益下降。同时,经济低迷导致能源需求不旺,政府支持新能源发展的财力不足。这些因素使得私人资本对风能、太阳能产业的投资热情减弱,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轮风能、太阳能投资低潮。2011年,美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投资强劲反弹,第二季度投资额达105亿美元,约占全球该领域投资的1/4。尽管投资回升,且投资者仍看好新能源的长期前景,但太阳能等新能源在美国的投资吸引力却已不如先前。

另从新能源设备国际贸易的情况来看,受欧债危机、美国天然气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对太阳能等新能源产品补贴减少,国际市场上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的需求下滑,企业生产萎缩,导致价格竞争向新能源等产业蔓延,贸易摩擦开始渗透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能源领域的贸易摩擦中,首批主要受害者仍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2011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6家光伏企业中国输美光伏产品正式立案,这是美国首次对我国新能源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尽管2012年3月美国商务部初裁结果所征收的惩罚性税率比预想得要低,但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示范效应。紧接着,德国太阳能经济联合会准备在欧盟27个成员国针对中国光伏产品提出反倾销诉讼,而美国也意欲对中国的风电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欧美等国采用这些贸易保护手段,不仅旨在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势头,进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而且在“双反”调查过程中,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新能源企业股价频繁波动,为国外金融资本向我国优质实体资产渗透带来可乘之机。

(四)日本强震及核泄漏事故引发“弃核风潮”

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核电不仅在全球能源供给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发展核电、取代传统火电还是主要排放大国减排行动的重要举措。然而,日本强震造成的核泄漏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弃核”风潮。迫于公众舆论压力,一些国家相继调整能源战略。德国政府提出“淘汰核能”,日本于2012年5月进入“零核状态”,而在全球核能大国的法国,即使日本核泄漏后对国内核电站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安全检查,其国内的电力战略也出现微调的迹象。在2012年总统选战中,奥朗德提出“将放弃单一依赖核能的政策”,并承诺当选后会把核电占电力供应的比重由目前的80%控制到50%以内[6](P30-31)。中国政府在日本核泄露后放缓了核电站的审批,对在人口稠密的非沿海地区建设核电站表现得更为审慎。

虽然“弃核风潮”对全球清洁能源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应该看到,除了非理性因素之外,这场风潮背后的主因是“页岩气革命”及其引发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转变。在美国和欧洲,气候变化已不再是舆论的焦点,“全球变暖”也不再能够抵消对核安全的担忧。然而,“弃核”却有可能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特别是中期目标的顺利实现产生不利影响。以日本为例,减少核电利用将不仅使其完成减排25%中期目标的难度加大,而且还将导致减排成本上升,从而加重减排的总体负担,进而影响减排信心及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策略[3](P7-8)。而在欧洲,“弃核”也面临一些现实压力。关闭核电站成本高昂,而且还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德国、法国等国政府“再工业化”、增加就业等经济刺激目标的实现[6](P30-31)。

(五)技术减排难以突破

从长期来看,技术减排和结构减排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途径。然而,一直以来被寄予厚望的新能源技术、CCS技术、智能电网技术、核聚变技术至今仍未能在全球减排中发挥实质性作用[3](P8-9)。虽然近年来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成本快速下降,但来自《世界能源统计回顾》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1.3%,即使在政府大量补贴的支撑下,OECD的这一比值也处在2.2%的较低水平。以现有的技术路径,不仅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潜力有限,而且还带来了一些新的环境问题。再以CCS技术为例,其应用进展和前景也不尽如人意。到2035年,全球装备CCS技术的燃煤发电能力只有65吉瓦,应用CCS技术燃煤火电厂的发电量占全球发电量的比重更是仅为1%,而到2050年CCS捕集和储存的二氧化碳不过1 500亿吨,且2010-2050年CCS技术应用将需要全球至少5 00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③。

新能源和CCS技术的应用进展暴露出当前全球技术减排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成本高、市场化推广需大量财政补贴、技术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潜在应用风险和成本被低估等方面。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全球技术减排的效果,并将制约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技术支持。

三、我国气候变化谈判策略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或上升势头趋缓,而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导致其减排资金投入缩减,这些都是德班会议后“应对气候变化”话题转冷的主要原因。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下,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力度有所下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减排资金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将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氛围趋于理性,有助于学术界对相关问题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做出更加科学、客观的判断[7](P21)。同时,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关注度下降还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为此,我国应抓住德班会议后出现的缓冲期,适时调整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策略及相应对策,进一步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发挥积极作用[8](P8-11)。

(一)采取更为灵活的谈判策略,坚持自主减排立场的同时,避免强势对话

从以往经验来看,尽管我国在气候谈判中已做出了明确承诺和很多让步,但国际反响并不理想。 虽然这种国际反响背后有着复杂的利害关系,但也反映出我国谈判战术思路有一定的偏差和局限性。为此,应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充分重视谈判对手的国内舆论,在坚守国家核心利益、自主设计谈判战略的同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采取灵活、理性、多样化的谈判战术,备足应对各种博弈情景的谈判预案。加强与气候变化谈判中各种利益组合的沟通,“合纵连横”,广结同盟,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同时应该看到,今后将寻求发达国家资金支持作为我国温室气体峰值谈判的附加条件并不现实。一方面,30余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使中国财富规模不断扩大,财富积累能力显着增强。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和地方配套的大手笔、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增加、在欧洲债务危机中频频出手援助以及国内居民海外奢侈消费的表现,这些都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不再将中国视为资金短缺的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陷入日益严峻的财政困境,根本无法拿出大量资金支持中国减排。因此,在今后的谈判中,应通过政府间的框架协议,鼓励开展更广泛的联合研发和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

(二)适时推进行业减排的国际谈判,争取行业减排的主动

在节能减排指标的“硬约束”下,通过不断淘汰落后产能,“十一五”时期我国电力、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先进产能的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虽然进一步节能减排难度增大,但总体来看,目前电力、钢铁、有色等六大工业行业的碳排放仍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50%以上,重点行业减排任务重,潜力大,政策效应明显。

德班会议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舆论压力有所减弱,这种国际氛围总体上对我国有利。为此,要正视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快发展中期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自主减排,加强自主创新,将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路径。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总体升级的同时,着力突破减排的关键技术,积极应用各种技术减排手段,重点推进工业内部的转型升级,缓解工业化中后期的排放压力。同时,加强行业减排目标和技术路线的研究,适时推进相关行业减排的国际谈判,力争主导行业减排的进程,缓解总量和峰值谈判的困局。以行业减排为契机,带动国内高排放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谋求主导产业发展的更大空间。

(三)加快勘探开发,推动我国页岩气产业有序发展

页岩气开发利用及对全球能源格局和减排形势的影响不可小觑,应引起充分重视。我国页岩气储量相当丰富,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页岩气开发利用有利于增强我国低排放能源的供给能力,改善能源供给结构,降低天然气进口依赖。为此,应密切追踪国外页岩气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趋势,深入研究页岩气开发利用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避免在这一新兴非传统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中陷入被动。同时,加快出台落实《页岩气“十二五”发展规划》,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开发适合我国资源条件的开采技术。制定完善页岩气产业政策,确立合理的行业准入条件,加快形成良性竞争、有序发展的产业格局。鉴于目前国际上对页岩气开采的环境影响仍有较大争议,应对页岩气开采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成本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和评估,杜绝无序开发,减少环境损害,实现页岩气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四)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应把人力资源保障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积极引进培养具备战略思维和眼光的决策人才、掌握高端技术的研发人才和具有国际视野的谈判人才等,逐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和紧缺人才引进战略机制。紧密结合气候谈判进程,加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增强谈判人员的专业知识、政策水平、英语表达和处置突况的能力,全面提升参与谈判官员和技术专家的综合素质,准确传递我国的谈判立场,改善谈判效果。

第4篇：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范文

声明中说，中美双方将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以便在2015 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在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一项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双方致力于达成富有雄心的2015 年协议，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为进一步支持落实两国气候目标，双方还宣布了通过现有途径特别是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加强和扩大两国合作。这些措施包括扩大清洁能源联合研发，推进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重大示范，加强关于氢氟碳化物的合作，启动气候智慧型/ 低碳城市倡议，推进绿色产品贸易，实地示范清洁能源，在建筑能效、锅炉效率、太阳能和智能电网方面开展更多试验活动、可行性研究和其他合作项目。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重在机制倒逼

据新华网报道，针对中国和美国12 日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等官员和海外专家学者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表示赞赏，称此举为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新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声明说，中国和美国展现了世界所期待的领导力。潘基文对两国领导人制定的计划及不断加大减排力度所作出的承诺表示欢迎，并敦促所有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在中国和美国的带领下，尽快公布2020 年后气候减排目标，不迟于2015 年第一季度。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11 月25 日的国新办会上说：“中国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要通过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以及提高适应能力等综合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将编入‘十三五’规划，人大审议通过之后，将具有法律约束力。”

解振华表示，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的污染，跟发展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各类措施，和解决大气污染是有协同效应的。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实际上对减少造成大气污染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PM10、PM2.5 都是有好处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治理大气污染”。

解振华称，今年5 月16 日中国政府批准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修正案，为推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生效作出贡献。为确保实现到2020 年前碳强度下降40%-45% 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2013年已实现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累计下降28.56%。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海滨认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2020 年后中美的减排目标和时间表，既使中美两国未来实施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契合，又能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能对其它国家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最终为2015 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气候谈判注入强大推动力。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张晓华认为，在这个声明当中，中国首次正式提出2030 年碳排放值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 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性能源当中的比重提升到20%，这实际上意味着能源系统的一个革命。因为中国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目前包括煤炭、包括石油天然气占90% 以上都是来自于化石能源。如果要实现20% 的目标，我国非化石能源需要以每年6% 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我们要每年新增8 到10 亿千瓦这个核电、太阳能、风电的这种装机容量，这个数值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目前的煤电装机总量。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绿色建筑要求的新高度

有专家表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达成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为中美气候领域乃至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树立新的里程碑。这一声明的是政治战略的决定，表明两国正式在最高决策层确立了未来发展的低碳方向。双边声明在气候变化领域和低碳发展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合作前景，为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机会。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始于20 世纪80 年代。迄今为止所发表的涉及气候变化合作的双边协议主要有：《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2008 年6 月）、《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9 年7 月）、《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 月）、《中美联合声明》（2011 年1 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3 年4 月）等。

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有可能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新主题、新概念、新线索和新亮点。

同时也有专家指出，要达声明中所既定的目标，中美两国都面临巨大挑战。对美国而言，意味着美国年均温室气体排放下降速率需翻番，从2005-2020 年的1.2% 增加到2020-2025 年的2.3%-2.8%。此外，美国国家体系会多深、多快、多持久地顺应世界和美国的低碳转型大势也有待观察。

对中国而言，在2030 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意味着届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要大于GDP 年增长率。实现这一目标涉及很多难点，包括如何实现煤炭投资、就业的平稳过渡，如何在煤炭、能源消费格局中占比相对较高的情况下不断低碳化、清洁化等。

第5篇：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范文

1926年美国海军首次进入北极，之后由理查德・E・伯德上将率领的船队曾历史性地驶过北极点；二战期间及其结束后，美国海军始终维持着在北极的存在，并于1958年创造历史，当年，美国海军“鹦鹉螺”号(SSN 571)核潜艇首次潜航通过了北极。海军潜艇部队在北极_直保持着活跃的训练和研究活动，而水面舰艇也经常在亚北极海域出现。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军更协助科学界在北极展开了名为“科学冰探索”(SCICEX)的研究项目，海军动用其鲟鱼级(SSN 637号)攻击核潜艇，搭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北冰洋盆地进行联合科学考察和巡航，从1993年该项目启动到2000年为止，共进行了60：sCICEX北极任务。任务中，科学家们收集大量生物学数据以及北部海域水体的物理属性数据，重点对洋面冰盖的运动、水体循环模式以及北冰洋洋底结构进行了研究。

在军事活动方面，海军水面舰艇、航空兵和特种作战部队亦多次参与了在北极地区举行的联合演习，如“北方利刃”演习，今后也会继续如此。海军的水面舰艇已具备在北极海冰边缘地带活动的能力，当然，如果航行水域海冰较多，这些舰艇需要采取防冰加固措施。在空中，海军的各类航空器已能在北极上空飞行，但由于缺乏中继机场，其航程和滞空时间都受到限制。在水下，海军北极7kT实验室(ASL)主导着“冰训”(ICEX)系列演习及研究活动，这类研究和开发任务包括在北极永久性海冰上建立临时性营区，供研究人员实地进行长期研究。该机构在2009年春季，在阿拉斯加州东北部的普拉德霍湾以北的一块长约200海里的巨大浮冰上建立了研究营地，大约60余名科研人员在营地工作；除美国外，英国皇家海军也参与了在该营地的科研活动，美、英两国的潜艇也据此展开联合行动。这些营地除了军事研究外，有时也向民用领域的科研人员开放。

虽然海军拥有在北极地区活动的丰富经历，但未来海军仍需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以便更安全地在该地区活动。比如，缺乏基础设施和后勤支援(目前美国在北极地区唯一的一座深水港口――荷兰港，位于阿留申群岛)，浮冰及大块海冰造成的航行安全，通信困难等。此外，陈旧的航海图、航行环境的低可见度以及电子及传统光学导航设备无法使用等问题，也随时危害着航行安全航行过程中因海冰随时变化造成缺乏岸边参照物也会导致搜索、救援行动困难等问题。

为更安全、顺利地在北极活动，海军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正有计划地采取步骤以应付上，述挑战。比如，美国国务院与来自北极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召开了会议，签署了在北极地区展开联合搜救行动(SAR)的备忘录。参议员马克・贝吉奇和丽萨・穆尔科斯基最近也支持一项对在北极圈内建设深水码头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法案。当然，为确保我们未来在北极发挥影响力而做好准备并具备相应的能力，美国海军制定了路线图来指导行动和资源投入。

驱动因素

2007年10月，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海军陆战队联合了《21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也即通常所指的“海上战略”，其中写道：“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正逐渐使其成为开放的海域，这不仅会带来新资源的开发，而且由此新开辟的航线更可能会重新塑造全球运输体系的未来。虽然这会提供潜在的经济增长机会，但它们也是为获取自然资源和争夺通行权而导致竞争与冲突的潜在源头。”该海上战略明确将维护在该地区的航行自由权，作为其最优先考虑的事务，而维持在北极地区的航行、飞行自由权，也与美国海军在全球其他地区，包括重要战略海峡，所行使的类似权力相一致。

2007年颁布的美国海上战略对处理在北极开放海域的各种事务具有指导意义，并能对该地区出现的挑战和机会做出反应。就北极海域而言，美国海上战略的核心是通过与国际伙伴建立并维持合作关系，在北极地区实现前沿存在，进行威慑、海上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HA／DR)等行动。

2009年1月，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签署了第66号国家安全总统指令／第25号国土安全总统指令，(NSPD 66／HSPD-25)，明确为了国家安全和利益，优先制定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这些政策认为“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广泛而不容置疑的利益”。指令考虑到目前在国土安全与防御方面政策的变化情况、北极地区人类活动的增加、当地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以及北极理事会所做的工作，进一步指出，北极虽然富含各种资源，但也非常脆弱。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应联合研究并制定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政策，以更有力的措施保护美国在北极边界地带的利益：增强在北极海域的态势感知能力；确保美国军事力量能利用北极海空，发挥其全球机动能力；凸显美国在北极海域内的存在，鼓励各方和平解决争端；与其他北极国家合作，处理种种因船舶大量通航而产生的问题；建立包括联合搜救、设立联合营地和后勤保障等行动在内的危机响应机制，以应对该地区的突发危险情况；评估利用北极夏季航道作为战略海运路线的可行性等。以上诸多举措并非赋予海军更多的任务，而是意味着海军必须要为将来进一步介入北极事务做好准备。

2009年5月，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召集海军作战部执行委员会成员，围绕北极地区的环境变化、过去和现在海军在北极的活动、未来海军的资源投入、安全需求、舰队在北极海域的能力和局限以及其他国家在北极的活动等问题，回答质询和提问。此次会议的直接结果就是建立了海军“气候变化特别工作组”(TFcc)，处理海军在涉及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其近期的目标正集中于北极地区。

该工作组由本文作者之一，海洋学者、海军少将戴维・泰特里所领导，它由海军作战部、作战舰队、大气与海洋管理局、海岸警卫队、参联会和其他不同机构(国际组织、科学和学术等)的代表人员组成，主要在北极问题上发挥咨询和建议的作用。工作组的具体架构包括进行决策的最高筹划指导委员会、负责协调其他机构的海军气候变化协调办公室，以及数个遂行任务的作业群。气候变化特别工作组成立后，其首要任务就是指导海军的政策制定和资源投入，并公开讨论有关北极的事宜。

2009年11月，美国海军作战副部长批准签署了工作组草拟的海军《北极路线图》，与该文件同时公布的还有一份基于科研论证的时间表：路线图为海军讨论北极事务提供了框架，并列出了适宜的目标和行动类型。至于路线图的实施，则仍受制于美国的财政状况。之所以需要一份基于最新科研论证的时间表，是因为如果海军过早有所动作势必浪费资源，但行动过晚则会导致无法履行使命，而理解北极地区复杂的变化需要科学的知识，至于政策的制定、战略的选择以及具体行动的筹划等也都依赖于这些信息。只有充分地认识、理解上述变化，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并安全且高效地运用资源。

路线图勾画了一个五年行动计划，来执行美国的北极政策和海军的海上战略。路线图主要致力于回答以下几个重大问题：海军进入北极的时间节点；这一地区的国家安全威胁；海军是否需要加大介入北极的力度；为满足进入北极的需要，海军需要投入的资源。

目标

海军制定《北极路线图》的主要目标是预先准备、具备能力和确保安全。美国海军致力于加深对当前及未来北极环境的认识，通过常设训练获取在这一地区行动的经验，科学地投入资源以便在合适的时机获得相应的能力。海军也认识到，路线图的成功实施关键在于与其他机构、国际成员成功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如此才可提升海军评估、预测北极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路线图聚焦于以下五个领域：战略、政策、任务与计划，行动与训练，资源投入，信息交流与宣传，以及环境评估与预测。

，

(1)战略、政策、任务与计划。路线图为实现这部分的目标主要采取以下举措，确定海军在北极地区的战略目标，并为达成目标制定指导性政策，其最终目的是保持北极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为行动部门提供的政策和建议将有助于强化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并鼓励与新的国家和机构结成合作伙伴。

(2)行动与训练。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及训练举措已由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原大西洋舰队司令部)和战区作战司令部确认，旨在为整个海军提供北极行动方案。为提高海军在该地区的行动能力，在北极地区参加演习、作战和支援活动的计划也已制定。

(3)资源投入。确保对在北极行动所需的资源和能力进行评估，包括制定《项目计划备忘录(POM)》或海军预算，行动资源包括武器平台和传感器、C4ISR以及基地和设施等。

(4)信息交流与宣传。这部分涉及海军与其他在北极活动的机构和国家的情报信息交流，而且考虑到北极地区未来急速且严峻的变化情况会越来越引起现代传媒的关注，加强跨机构信息交流就非常必要了。信息交流的对象极其广泛，媒体、政府、国防部、国际机构、科研学术团体、国内社区都应成为交流对象，其目的在于树立海军的正面形象，使其被广泛看作致力于维护北极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重要伙伴。

(5)环境评估与预测。海军应在各个层面和范围上，促进对当前和未来北极自然及环境变化的认知和理解。阶段划分

路线图明确指出海军的行动分为+阶段，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必要的背景性研究和评估，与其他国家和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并积累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气候变化特别工作组将全面负责路线图的施行，并每季度向海军作战部长提交一份工作进展报告。

(1)第一阶段一2010财年。第一阶段包括撰写《海军舰队准备情况评估》，评估海军在北极地区的战略目标及实现此目标的需求。此外，还要全面评估其他机构对北极安全问题进行的研究，并为实现美国的海上战略制定完成海军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实施计划。海军将继续与NOAA合作，开发新一代一体化的大气、海洋及海冰联合模拟系统，以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北极环境变化情况，同时还要与NOAA联合在白令海展开北极水文测量和调查。2009年11月，海军与国防部长办公室一道，进行了一次有关北极行动的室内推演；2010年2月，与国防大学、北方司令部进行名为“有限目标试验”的联合演习。

(2)第二阶段――2011-2012财年。第二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就海军在北极行动所需能力，进行以能力为导向的评估；完成北极环境评估；为相关机构制定有关北极的国家海洋政策及在北极沿岸及海域的行动计划框架提供支持。为“提案项目建议”中对因北极而产生的需求，提供具体建议，以制定2014财年海军Ⅸ项目计划备忘录》(POM 14)。两年一次的“冰训”系列演习仍将继续进行，海军亦会参加“冰训-11(ICEX=11)”演习，并与新结成的合作伙伴建立起正式、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以强化在北极地区展开搜索救援、海域态势感知、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行动以及为阿拉斯加政府提供防务支援行动的能力和经验。

第6篇：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范文

发展中美关系当前形势下更重要

克林顿国务卿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务委员戴秉国分别与她进行会面，杨洁篪外长与她进行了会谈。在会见中，主席特别指出，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和蔓延、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就双边关系、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就两国元首在伦敦20国集团金融峰会首次会晤达成共识，并确定两国外长专门就此事进行安排。同时中国国防部也宣布，中美将于2月27日至28日举行国防部年度工作会晤。

“克林顿国务卿此访表明，中美关系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顺利开局，避免了前两届美国新政府上台时中美关系开局的不顺利、动荡和摩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说。

他表示，中美双方在晤谈中既有“理念上、宏观上对中美关系的肯定”，如双方都认可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很多领域都可以深化合作；又有今后一段时间中美关系议程的设置，包括军事、防务、元首会晤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毫无疑问，中美双方都把对方当作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从这样的高度出发，针对目前蔓延全球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双方都强调要通过合作来应对世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挑战，这点信息传达得特别清楚。”

时殷弘认为，在克林顿国务卿访问中，双方没有把过去有争议的问题放在显著地位，而是主要探讨合作事宜。

“金融危机爆发后，受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打击沉重的美国在金融、市场等领域对中国需求增大，此外在外交领域也更需要与中国合作。同时，对中国来说，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走低，中国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中美两国需要‘同舟共济’。”时殷弘说。

专家指出，应对金融危机为中美加强互信与合作提供了契机。克林顿国务卿访华期间，中美同意进一步加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伦敦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扩大战略对话机制

访前，备受关注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将如何在双边关系中继续呈现的问题在此访中得到了答案。

杨洁篪外长和克林顿国务卿都分别表示，两国就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达成原则协议。这被认为将推进两国就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继续加强对话。

“提升中美战略对话级别是两国政府都希望看到的。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中国希望通过机制化的两国领导人对话机制稳定中美关系；而美国通过提升对话级别则可将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挂钩。”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阎学通说。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各种对话磋商机制总数超过60个，范围涵盖政治、经济、防务等多个领域。其中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是双边交流的两个重要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中美两国在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环保等领域达成多项成果，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战略”外，“经济”也成为中美对话新机制的关键词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认为，这是美国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置换“美国外交关键词”的重要结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是目前两国共同面对的课题，而奥巴马政府将经济安全作为目前整个国家政策的核心议程，因此表现出中美双方更多探讨经济问题。

当前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都带来影响。随着金融危机持续发展，美国银行破产倒闭案明显增加，据统计，美国去年共有25家银行倒闭，超过此前5年的总和。今年以来，美国在头两个月内倒闭银行数已上升到14家。

正如总理在与克林顿国务卿会面时所说，中美不断丰富建设性合作关系内涵，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战胜挑战、共创未来的力量和信心。

“更新这一对话机制表明美国不仅仅关注中国的经济领域，也将中美战略关系结合更紧密，更强调中美合作的战略意义。”朱锋说。

对于新机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他表示，这个机制将增加两国首脑固定会面、解决相互矛盾和摩擦的机会，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能源、环保领域合作“分量更重”

能源、环保领域对话是此次克林顿国务卿中国行的一大看点。与她同行的有主张合作减排的新任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在北京期间，她参观了太阳宫燃气热电厂，还与清华大学师生就清洁能源、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她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强调两国合作的紧迫性。

专家指出，奥巴马政府已经在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设定了目标，与中国建立“绿色伙伴关系”使得美国可以进行技术转让及其他技术援助，这将给全球能源和环境带来长期利益。

事实上，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非常重视新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积极动作。除任命研究新能源的科学家朱棣文为美国能源部长外，他还多次表示要开发新能源，加大绿色能源、环保能源，增加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生物能源等在美国能源消耗当中的比例。

在访问中，克林顿国务卿也多次肯定了美国新政府这一政策内容重点，表示希望与中国共同努力，提倡使用更清洁的能源、提高能源效益和进行有益于两国的技术转让、共同开发推广清洁能源技术等。这些技术对于经济持续发展、遏制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

谈及未来合作，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环境外交专家张海滨认为，中美在提高能效、共同开发清洁煤技术和新能源等方面都有机会开展合作。美国在相关研究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中方借鉴。而阎学通则指出，中美之间在技术方面有较大合作潜力，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可能主要集中在共同进行技术开发。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专家表示乐观。陶文钊说：“克林顿国务卿这次亚洲之行为奥巴马政府和亚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奠定今后合作的基础，也为今后中美关系发展勾勒了新的蓝图。”

（2月22日“新华网”，作者为新华社记者。标题有改动）

一次倾听之旅

“此行首先是沟通很成功。”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张国庆认为希拉里来访，主要成果是希拉里坚持了“这一行程是一次倾听之旅”，好好听取了中国的想法和建议，包括在救市问题上的意见，以期与中国取长补短。

第二是双方就“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达成原则协议，该对话有望进一步提升对话级别，突出了在这个特定时期，中美对话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第三是希拉里提出中美关系走向了新时代，这也说明了奥巴马政府希望把中美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第7篇：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范文

【关键词】 碳信息披露 CDP 问题 建议

全球变暖对人类生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科学研究表明，碳排放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因此，碳排放和碳管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碳信息是进行碳管理的基础，是企业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信息。有关碳信息披露的研究实践中，国际性的非盈利组织――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简称CDP）从2008年开始，对我国流通市值最大的前100家上市公司（以下简称中国100强）发出问卷调查，收集中国上市公司温室气体排放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行动等信息。

一、中国100强碳信息披露的总体情况

根据CDP的2014年《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中国企业在低碳排放领域逐步与国际接轨，但是，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中国企业在气候变化认知水平和管理能力方面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在潜在风险认知和整体绩效水平方面。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意识提高

企业逐渐意识到披露环境信息的重要性，披露的企业数量和回复质量也随之上升。2014年CDP问卷回复情况进一步改善，2008年回复企业只有5家，2013年是32家，到2014年是45家，回复企业数再创历史新高。42家企业还通过其他途径如企业年报、其他合规性文件等披露其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表现。CDP问卷涉及超过80个问题的回复质量比往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体现在披露信息数量更多、更准确、更全面、更系统和结构化，与公众和投资者的沟通越来越积极。

2、企业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性提升

企业从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与战略、风险与机遇和排放数据等3个层面披露相关信息，从回复企业数量（45家）和回复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直接反映了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进一步提升。对内，71%（32家）企业有董事会指定的个人或委员会总体负责气候变化事宜，80%（36家）企业把气候变化风险整合到公司综合风险管理流程中，近90%（40家）企业把气候变化整合到公司商业战略，从组织结构和战略制定层面，把气候变化放在了突出位置。对外，企业加强与政策制定者、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的沟通，提高自身政策影响力和竞争优势。

3、企业碳管理体系有待优化

随着国家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不断深入，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政策变化风险，直接影响企业竞争优势。从战略层面整合资源建立一个有效的碳管理体系，系统化制定碳目标，管理节能减碳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企业转风险为机遇的前提。回复结果显示，虽然节能减排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在减碳结果上一致，但绝大多数企业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在目标、组织结构和战略层面上并未统一。少数企业正尝试把这两个目标及其应对措施统一起来，但现阶段结果并不理想，企业仍需做出更多努力。

二、中国100强企业碳信息披露的问题分析

经过对CDP报告的分析发现，中国100强在公开信息、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方面表现出了积极与透明的意愿，但在企业具体的碳数据披露方面则相对含蓄。

1、从披露比例看

在2014年，全球共4540家企业向CDP披露了气候变化数据。中国企业100强中，有45家对CDP进行了回复。虽然联交所样品总量不到上交所样品总量的一半，但是回复数量却仅比上交所少7家，占联交所样品总量63%，而上交所回复数量仅占其样品总量的37%。同样，42%的H股回复企业愿意公开其向CDP披露的信息，而A股企业低于8%。这说明了，联交所上市企业对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比上交所高，也从侧面反映了联交所监管力度和投资者影响力较上交所大。

总体上2014年我国对CDP的回应率为45%，回复率再创历史新高，提供信息的企业呈上升趋势。但仍然不足总体比例的一半，可见披露的比例总体偏低。

2、从披露行业来看

作为高排放企业，公共事业、基础材料、工业和消费者非必需品等4个行业的回复率持续走低，不利于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消费者了解其应对气候变化情况。而虽然2014年金融行业企业样本量略微下降（6.45%），但回复量却是2013年的1.7倍（17家）。这些金融企业主要包括银行（10家）、保险业（3家）、房地产（3家）和综合金融企业（1家）。他们直接参与了中国企业环境投资及服务的过程中，如绿色信贷和环境相关保险产品开发和提供，对应对节能减碳政策变化和企业需求更加敏感，也更强烈地意识到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在中国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参与CDP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项目。

3、从披露的内容来看

文字性信息披露较多，定性描述多，数据性的、涉及实质性具体行动的内容较少，传递的信息量不够充分。如回答问卷中在管理与战略、风险与机遇两个部分，企业回复率较高，但在排放情况披露模块，企业持保守态度，回复率小于20%，愿意公开数据的企业数量则更少（仅3家），披露和公开数据的公司也主要为低排放企业。这主要因为，上市企业普遍认为具体排放数据很有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决策，尤其是工业、能源、基础材料等行业的高排放企业，由于其单位产业增加值能耗和排放量数据较高，在能源成本、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方面存在较高风险，在披露相关数据是会更加谨慎。而对于信息技术、金融等低排放行业的企业来说，数据披露的风险相对较低。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哪些企业对自身应对气候变化成效（主要体现在减排量和排放强度上）、风险控制能力和投资者沟通等能力更有信心。

三、改进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建议

由CDP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调查以及对我国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近些年来，社会公众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提高，在环境保护、证券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环境信息披露的机制、尤其是碳信息披露的机制还不完善，存在诸如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不规范；政府信息缺乏强制性和法律保障等等。参照国际碳信息披露（CDP）制度，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

（1）建议环境保护部、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尽快共同制定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在该《办法》中进一步明确碳信息披露的具体要求。（2）修订《环境保护法》、《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等法律的相关内容的规定，通过法律确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特别是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地位和作用给予重视，使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有法可依。

该办法除了统一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方式、范围、内容，以及强制性公开和自愿公开、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具体内容外，还可对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管理事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环保机构、证券监督机构以及媒体等相关方的权利和责任，公司内部和第三方核查程序，监督管理与责任追究机制，奖励处罚措施等作出具体要求。

本人通过研究港股上市公司香港利丰集团（股票代码494）2014年年报发现，其辟有专门章节披露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用电、用水、用纸的总量，从2009年起落实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每年确定减排各项目标。因为，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香港建筑物的GHG排放及减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碳信息。

我们高兴地看到，上交所金融创新实验室2014年了《沪市上市公司碳效率分析与产品开发研究》，报告建议监管机构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碳排放信息披露规则，从自愿性、鼓励性披露逐渐转为强制性披露。

总之，办法应同时具有自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节能减排不力的上市公司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资本风险，推动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向更透明、更公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2、建立碳管理的合作机制

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监管具有跨部门性，无论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监管工作的具体执行都需要环保、发改与证券等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主要由证监会负责，但碳管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环保部门、发改部门作为碳管理的政府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中也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

为保证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环保部门、发改部门与证券监督部门应加强合作，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协调部门间的相关信息通报，协同进行核查，协同做出决策，并执行相应的奖励与惩罚措施。

3、建立有效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

碳信息的披露要以准确可靠的数据为基础，没有数据，量化就无从谈起，碳信息的披露更是难以实现。从部分上市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即使同一行业或相近行业，碳信息的披露口径也尚未统一，这就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披露的碳信息缺乏可比性，信息价值大打折扣。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企业的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和计量的方法，主要来自ISO 14064温室气体核证标准和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我国企业可以参考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结合国内现状，摸索建立适合中国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

4、加强碳核查和碳审计

为确保所披露碳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上市公司除了对将要披露的碳信息进行内部审核外，还应邀请专业机构对相关文件和信息进行“第三方”审核。建议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和环保部联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单位，尽快制定中国碳审计的规范准则，作为上市公司碳审计人员执行相关工作的依据和指导，并加强碳审计和核查人员的培训，为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提供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 李艳华：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建议[J].商业会计，2013（18）.

[2] 吕能芳：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2）.

第8篇：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范文

关键词:低碳;低碳经济;新能源;减排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104-04

低碳,意指较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及人口剧增,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污染物,全球气候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地球臭氧层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已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为了应对这种严峻挑战,“低碳”革命应运而生,低碳经济则是这场革命的核心。

所谓低碳经济,是和传统高碳经济相对应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借助能源技术创新引导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向清洁高效方向转型,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和减排指标的要求,同时也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而要完成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低碳革命,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无疑是关键。

一、新能源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

(一)低碳经济产生的背景分析

工业革命以来,矿物化石的炼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经济的发展,但也引发了严重的资源与环境困境。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的大量开发和使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危害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通力协作减低或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以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构成了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议定书》是《公约》的补充,二者的区别在于,《公约》鼓励发达国家减排,而《议定书》强制要求发达国家减排,具有法律约束力。2007年12月3日―15日,世人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这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大会。经过参加国的激烈交锋,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确认为阻止人类活动加剧气候变化必须“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文件援引科学研究建议,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排放量减少25%至40%。会议还提出应通过谈判为工业化国家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比较发达国家应向比较落后国家转让环境保护技术。2009年12月,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尽管最终未能就减排等问题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唤起了人类对气候危机的紧迫意识,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世界各国都在为实现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这个目标做出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发展低碳经济。

(二)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变的紧迫性

面对全球范围内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大潮,中国也在积极行动。2006年底,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预计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从当时的7%大幅增加到2010年的10%和2020年的15%。2007年9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可持续发展方针,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战略重点和全民教育的重要方向。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加快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与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危机需要中国做出努力。

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碳基能源,消耗化石能源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进入大气层后使地球升温,使碳循环失衡,改变了地球生物圈的能量转换形式,引起全球气候的灾害性变化。联合国报告显示,2009年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导致背井离乡的人数相当于战争难民的近四倍。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是造成地球气候变暖的根源。国际能源机构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占全球总量的一半,2007年甚至超过了一半,见表1。

鉴于此,通过高碳经济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以减少二氧化碳等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缓解全球气候危机,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常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的大国之一,理应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做出自己义不容辞的贡献。

2.常规能源短缺“倒逼”向低碳经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导向和政府投资拉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但却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为沉重代价的。中国的能源储量总体上体现为“多煤、贫油、少气”,环球能源网根据BP能源数据整理,2006年全球煤炭探明储量美国以2 446亿吨储量稳坐头把席位,俄罗斯为1 570亿吨储量排第2位,中国为1 145排在第3位,但如果是人均量占有中国就低多了。2008年8月18日,国土资源部消息称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石油远景资源量1 086亿吨,地质资源储量765亿吨,可采资源量212亿吨。我国天然气远景资源量56万亿立方米,地质资源储量35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22万亿立方米。人民网2010年2月2日报道,中国内地石油储量仅可采11年,对外依存度已超过了50%,天然气情况更不乐观,常规能源短缺的现实,说明其供给的不可持续性,发展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低碳经济已是事所必然了。

3.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要求必须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

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是最主要能源,占已探明的化石能源总资源的94.3%,占一次能源生产量的76%,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69%。在已探明的化石能源可采储量中,世界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结构关系为20%、60%和20%,中国在2007年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为石油20.1%、煤炭69.5%和天然气3.3%,其他清洁能源仅仅占7.1%,煤炭在利用过程中,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大量开采过程中,带来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每年因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总量10%左右,成为世界上空气和水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社会因此要求中国承担减排义务的压力越来越大。

(三)开发利用新能源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彻底转型。从经济结构上看,要转变现有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经济体系,走“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发展之路。从能源结构上看,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要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构建新能源经济体系。煤炭资源的开发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工业化,但煤炭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也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而且在开发过程中,造成了土地的大面积塌陷,耕地毁坏,河流污染,地下水系破坏,是导致高碳经济的主要因素。我国的油气资源更为短缺,日益增加的对外依存度严重威胁着我国的能源安全,以煤、油、气等常规能源支撑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低碳能源,作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将可能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开辟一条新路,摈弃传统的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大有可为的。

能源发展转换的规律就是从高碳到低碳,最后走向无碳。未来能源发展方向是清洁、高效、多元、可持续。低碳发展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必然选择,而发展新能源是有效利用能源的重点领域。从能源安全、能源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的视角分析,通过新能源开发利用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应该成为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

二、低碳经济理念下中国新能源快速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对策探讨

(一)发达国家竞相抢占新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1.英国的新能源政策及实施举措。

面对气候变化这一世界性问题,英国开出“药方”是:发展低碳经济,2009年7月15日,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了一份长达220页的《英国低碳转换计划》国家战略白皮书,提出到2020年和2050年英国将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分别减少34%和80%,其实现途径是大力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捉和储存等清洁能源技术,届时,全国40%电力来自低碳能源(30%来源于风能、波浪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10%来自核能)。削减一半天然气进口量;小轿车平均碳排放量比现在降低40%,新能源推广是完成此目标的关键,而风能利用则是英国新能源利用中的一大重点。到2020年,英国风力发电总量预计将达330亿瓦。

英国政府把低碳经济及其新能源的发展纳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中统筹考虑,并将此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加以规划和实施,为了促进新能源的开发,英国政府注意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进行扶持,如果使用生物能源、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则可获得税收减免,以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2.日本的新能源政策及对策选择。

日本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主要能源资源均匮乏的国家,能源自给率仅4%左右,日本所需石油的99.7%、煤炭的97.7%、天然气的96.6%都依赖进口。在经历了1973年和1978年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后,日本政府和企业都认识到开发替代石油等新能源的重要性,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和推广利用。早在1980年,日本制定了《石油替代能源开发及引进促进法》,并制定了替代能源的发展目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促进新能源技术开发及推广普及的具体措施。

为保证替代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日本于1997年又制定了《新能源利用促进特别措施法》,规定对使用新能源的单位予以金融支援。2006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编制了以保障能源安全为核心的《新国家能源战略》,其要点中涉及的内容包括:到2030年,将石油依赖率从目前的50%减少到40%或者更低;推广核能;通过扶持实力较为雄厚的能源公司来确保海外的能源供应。

日本发展新能源的经验可以概括为把新能源及其开发置于国家安全的高度,立法先行,政府主导进行新能源技术开发研究,凡属于国家推动的新技术研发和提倡推广的项目,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以及使用单位都能得到国家的财政补助,并通过国家的金融支持,以推动新能源技术开发和推广普及,这些做法都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和借鉴。3.美国的“能源新政”。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在国会发表首次演讲时,就呼吁加强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并重申将在3年内使美国的新能源产量翻一番,并表示将在未来10年投入1 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以减少5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他还承诺要通过新的立法,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之前比1990年减少80%,并用抵税额度来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这一系列举措被称作应对美国经济衰退、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制高点的“能源新政”。

奥巴马政府希望以此实现克服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双赢。在他就任不久的2009年2月17日,就正式签署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ARRA)”。这一总值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为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助威,而且还将大力发展一批以绿色能源和创新为核心的新技术。奥巴马明确提出“以寻找新能源作为新经济增长点”,使发展新能源成为ARRA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在3年内让美国再生能源产量倍增,足以供应全美600万户用电,这是过去计划在30年内才能达到的目标。

2009年7月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出资630万美元支持5个州的生物能源基础研发项目,提供5 250万美元用于持续提供低成本电力的聚光太阳能发电系统示范工程的研发。

由此可见,在新能源的发展浪潮中,发达国家纷纷厉兵秣马,如果我们稍有懈怠,就会坐失良机。

(二)基于低碳经济发展思路中的新能源开发利用对策建议

新能源是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能源需求、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讲,中国新能源发展还是初步的,有许多制约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瓶颈需要突破。主要有:缺乏完善的促进新能源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体系,既缺乏战略意义上新能源发展规划,也缺乏支持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新能源科学研究滞后,技术创新薄弱;资金短缺,融资能力薄弱;新能源产业化和商业化程度低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推进新能源的发展。

1.加快制定和实施新能源发展规划。

从2009年4月开始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就在牵头组织制定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在新能源产业的各子行业中,风电将是未来的发展重点,太阳能利用受技术制约略有滞后,而此次新能源振兴规划纳入了核电开发利用的内容,核电发展有望加速。预计到2020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总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

将要出台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主要内容包括新能源建设目标和相关投入两大部分。新能源发展规划可能会大大调高原有发展目标:2020年,中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9亿千瓦,约占总装机容量的17%,其中,风电接近1.5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为2 000万千瓦,生物能发电装机将达到3 000万千瓦。

2.加强政府公共财政对新能源的力度。

新能源成本高,投资风险大,融资困难,在产业化、商业化水平较低的发展初期,政府各项政策支持非常必要。(1)建立新能源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一般投资者不愿意投资的、仅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运作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开发项目。(2)列入公共预算的支持范围,直接投入。财政也可直接投入到与新能源相关的教育、培训中。(3)完善财政对新能源的补贴政策。一是继续实行用户补贴,发挥消费对扩大市场规模,进一步推动生产的带动作用;二是完善投资补贴办法,将投资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的经营状况结合起来,刺激企业进一步改进技术,降低成本。(4)对新能源产业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扶持其发展。

3.拓宽融资渠道,培育新能源的产业融资能力。

一是政府要在直接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同时,将财政政策与银行信贷政策配合。财政要加大贷款贴息的力度,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规模和覆盖面,在贷款利率期限方面给予更多优惠。二是要改革投融资体制,实现新能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开发领域,同时尽力创造条件,吸引国外资本参与中国新能源开发。三是要参照国外经验,建立新能源基金制度,其使用方向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业发展、产品和设备安装等。

4.加快推动科技创新,降低新能源生产成本。

科学研究的滞后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缺乏是制约中国新能源发展的极大障碍。企业应通过技术升级,提高现有产品的转化率,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1)形成政府、企业联动机制,为新能源技术研究与开发提供支持。政府要保证新能源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投入。(2)建立新能源技术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构架。建立以企业和科研机构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3)选准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方向和重点。即将出台的《新能源发展规划》确定中国新能源技术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是风能、太阳能、生物能,还有核能,为此要优先解决大型风力发电和生物发电的关键装备的制造问题,重点突破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能液体燃料生产的关键技术,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对核能这种清洁能源有着强劲的消费需求,为了保证核能的安全利用,核能技术的突破和创新至关重要,通过新能源的技术创新,推进其产业化和商业化的步伐。

基金项目:本文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际重大资源态势评价与预测技术开发”(项目批准号2006BAC18B05)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沈,潘寄青.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政策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9,(03).

[2]张宇辉.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应对能源危机之道[J].北方经济,2005,(11).

[3]金涌,王,胡山鹰,朱兵.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J].中国工程科学,2008,(09).

[4]鲍健强,朱逢佳.从创建低碳经济到应对能源挑战[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9,(06).

[5]王利.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走低碳经济之路[J].生态环境与保护,2010,(03).

[6] 向英国低碳经济学什么 省略 2010-3-24.

第9篇：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范文

在资源、环境、碳排放多重约束的大背景下，

城市需要切实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为促进中美两国在工业与资源型城市经济低碳转型领域的交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与美国气候战略中心（CCS）齐聚北京，于6月8日在第二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上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城市经济低碳转型”的专题论坛。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出席该论坛并致辞，鼓励进一步加强中美经验分享，基于科学的研究和调研对资源型城市经济低碳转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会上，成都市、吉林市、淮北市、金昌市代表与美国Fort Collins、Eugene市长以及来自国家发改委、世界银行、全球环境研究所和各承办机构的专家共同分享了经济低碳转型的经验与挑战，并就工业与资源型城市如何发掘经济发展新动力、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经济低碳转型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李来来强调了平衡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她表示：“中国工业和资源型城市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依靠转型与创新，不仅成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通过可持续低碳发展，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帮助中国城市规划低碳发展蓝图、识别具体减排项目、推动低碳城市能力建设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未来也将进一步参与到城市低碳规划和实施过程中，以基于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城市经济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工业和资源型城市经济低碳转型尤为关注，并陆续出台了包括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创新等一系列举措。在资源、环境、碳排放多重约束的大背景下，城市需要切实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更少的资源、环境和碳排放代价积极探索寻求更大的发展效益。中方代表分享了中国城市如何适应“新常态”所带来的转型机遇，特别是通过因地制宜实践创新驱动以提高城市竞争力，同时释放内需潜力帮助城市实现从要素规模驱动向金融、科技、人才、市场等要素聚集的现代模式转变。美国城市重点介绍了如何通过市场经济主导推动转型的模式，对中国城市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也带来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