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概论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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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课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普通逻辑（0002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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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财经类）（00009）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1189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04183） 大学语文（04729） 高等数学（一）（00020）

日语（二）（00016） 专科 新疆大学 维吾尔语言文学（C050116） 现代维语 （00558） 普通逻辑 （00024） 大学汉语（一）（11894） 维吾尔现代文学史（00562） 写作知识（10058） 中国现代文学史（00537） 专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翻译）（C050117） 现代维语（00558） 普通逻辑（00024） 汉语语法（00573） 写作知识（10058） 汉语精读（一）（00569） 专科 新疆财经大学 会计（A020203） 管理会计（一）（00157）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中国税制（00146） 中级财务会计（00155） 基础会计学（00041） 高等数学（一）（00020）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专科 新疆大学 法律（C030112） 宪法学（05679） 国际法（00247） 大学汉语（一）（11894） 刑法学（00245） 刑事诉讼法学（00260） 法理学（05677） 专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A030301） 市政学（00292）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00033） 大学汉语（一）（11894） 现代管理学（00107） 行政管理学（00277） 法学概论（00040） 社会学概论（00034） 专科 新疆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A040103） 教育原理（00405） 现代维语（00558）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00406）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现代教育技术（00413） 中外文学作品导读（00415） 高等数学基础（00417） 数论初步（00418） 专科 新疆大学 英语（C050207） 英语阅读（一）（00595） 英语语法（00831） 英语国家概况（00522） 综合英语（二）（00795） 大学语文（04729） 专科 新疆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A082207） 计算机应用技术（02316） 计算机原理（02384） 基础会计学（00041） 计算机网络技术（02141） 管理信息系统（02382）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专科 新疆农业大学 兽医（A090402） 化学基础（02539） 大学汉语（一）（11894） 动物生理生化（02767） 家畜解剖及组织胚胎学（02765） 兽医卫生检验（02792） 兽医内科学（10062） 本科 新疆大学 维吾尔语言文学（C050107） 美学（00037） 

外国文学史（00540） 维吾尔当代文学（10071） 中国古典文学简史（10070）   修辞学（10073） 本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翻译）（C0501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汉语精读（三）（00571） 社会学概论（00034） 语音学（00582） 本科 新疆财经大学 金融（B020106） 市场营销学（00058） 保险学原理（00079） 管理学原理（00054）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银行会计学（00078）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00053） 本科 新疆财经大学 会计（B020204） 市场营销学（00058） 金融理论与实务（00150） 线性代数 （经管类）（04184） 审计学（00160）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00053） 资产评估（00158） 本科 新疆大学 法律 （C030106） 国际私法（00249） 中国法律思想史（00264） 国际经济法概论（00246） 公证与律师制度（00259） 劳动法（00167） 知识产权法（00226） 税法（00233） 本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学（B030302） 普通逻辑（00024） 管理学原理（00054）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00315） 公务员制度（01848） 社会学概论（00034）

第2篇：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对其内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却未做出全面的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和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其具体涵义有四：第一，它不同于以往把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相关问题分别称谓，并在主观上一味地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而是把三者融会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概念转变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第二，它不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某一个概念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题，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农民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农村问题，却暗含这三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了三者之间质的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而需要单独看待和处理的矛盾，从而使原先单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转变成了“三个维度”（温铁军，2008)的三农和三农问题。第三，它不是把问题囿于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把它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温铁军，2008),放在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从而使之由原先的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第四，由于它把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因而不能单纯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而必须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形成了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和世界自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提出上述提法呢？中国究竟在何时提出这一新概念？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概念？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不仅对弄清三农和三农问题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涉及对新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和三农发展道路及其前景等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三表权备和三农问超提出之肯

众所周知，在约1万年前，在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就产生了农业和农民，随后出现了农村。在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称谓。随着三农的产生，特别是在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这些古国乃至世界，三农面临着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结构单一，农村封闭，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贫困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决定，而且与社会制度、国家对农业的宏观政策和城市工商业同农民交换的不平等程度等方面紧密联系。越到后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越紧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是造成历史上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谷贱伤农”则是价格因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不同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从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在古代中国，个别典籍和一些学者、诗人曾多次使用“三农”一词，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周礼?天官?大宰》中“一曰三农，生九穀”的“三农”，按汉代郑众的注解是指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唐朝诗人钱起《观村人牧山田》中“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的“三农'也是这个意思。汉朝张衡《东京赋》中“三农之隙，曜威中原”的“三农'是指春、夏、秋三个农时。宋代诗人王炎《南柯子》中“人间辛苦是三农”的“三农”，是对春耕、夏管和秋收三个农时农民辛苦的感叹。清代张宗法所著《三农纪》中的“三农'是指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等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重农”、“尚农”、“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都把维护自身统治作为唯一宗旨，决定其所“重”、所“尚”、所依为“本”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村和农民。这是因为农业可以为其提供打江山、坐江山和挥霍享乐的物质资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建立和维护统治的作用，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民为邦本”之说；但是，在这个语境里，农民被转换成“民'而不是农民。《说文》曰：“民，众萌也”，即无知百姓，是他们利用、统治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农业的主体，更非需要解除痛苦的对象。因此,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

近代中国也未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统治权力，以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残酷掠夺中国农村的资源，造成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超过古代任何时候，也远非当代三农问题所能企及。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是应对民族危亡和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迫切的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问题”的提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即在“农村问题”的语境下展开。尽管此时的“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但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但在长期内也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土地改革的完成被认为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原来被广泛使用的“农民问题”的提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曾将农业问题简化为“粮食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有效供应的问题。因此，那时农业和农村是关键词，农民较少受到关注。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同样存在三农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是，也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欧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掠夺农民的财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已指出“剪刀差”在西方存在的事实：都市“能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物'这种规约“给了都市商人匠人有一种较大的利益，使较优于农村的地主农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亚当?斯密，2009)。同时，这些国家以各种超经济强制，甚至暴力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获得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血腥的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对农民“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列宁，1988)的“普鲁士道路'都以“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欧美原始资本的积累史。这些国家从农业中搜刮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却造成农业的衰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和后现代化阶段，才大规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收入和农村发展才逐步实现与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大体平衡，三农问题得以暂时解决。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只要看看被当作三农问题根源的“二元经济”命题的提出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相关论著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三农的实际情形，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就一目了然了。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江永红’2005)的观点，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也不会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在经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农业与工业是不相容的，小农是落后的象征，因而由现代工业和市场对传统农民进行“末日审判”和“淘汰”，是麵当然而不称其为“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始终没有把解决这些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旨趣。在结构主义时期，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倾向，认为发展的重点紅业化’而农业则是福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农业和农民的首對壬务，是养活城镇人口、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刘易斯，1989)。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虽然转而主张农业与:Dlk平衡增长，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前一阶段的缺陷，认为农业增长的目的是为IDlk部门提供尽可能多而便宜的劳动力与农业剩余资金，以免经济陷入“李嘉图陷阱'至于农业的命运,“在商品化点到来之前，它是剩余劳动和经济剩余的提供者，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榨取，的对象；而在商品化点过后，农业则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附属物，它是需要‘补贴’的部门”（陈广汉，1995)。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不可能产拉农齡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上个世纪六七作代’西方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其讨论的主题，但在概念、提法和研究视角上，始终“止步于‘当代农民学’或‘社会农学’”（秦晖1997)。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农民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地域和群体；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说“是中国特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江永红，200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三、三农概合和三农问超提法的提出

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和党的农村政策顶层的正式用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之初的事。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萌芽的阶段（1985年?1991年10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农民这个曾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当主力军、在五六十年代三度探索“包产到户”而被传统管理体制长期禁锢的群体，重新焕发出惊人的伟力。他们不但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而且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接着，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和反复接踵而来。一是随着粮棉连年丰收，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二是1988年国家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三是1989年国家为优业结构，对一业实行“辦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41^济下滑，农民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减少。四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波动：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年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_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这种反复，说明农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减少必定带来农业生产下降；也说明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农业发展本身，还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和“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状况，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温铁军，2003)。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后，他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直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这个报告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的高度重视，并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把调查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弓丨起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温铁军，2004)。尽管这个阶段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关于“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也没有条件实行（温铁军，2003)；但是，这些调查和讨论表明，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越出以往狭隘的视野，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在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同时，重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将其放在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这些都说明，三农问题的思想开始萌芽了。

(二）第二阶段：把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1994年）

如果说上一阶段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问题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那么，他们在这一阶段则沿着新思路，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J

其次，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组织抽调了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54人，深入全国26个省（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o其中，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课题组在安徽蹲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8)。同年5月，温铁军根据在安徽调查的成果，在《经济曰报》上发表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3)。调查组成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把农村合作金融、乡镇企业股权交易、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纳入同一个试验区进行了具体操作。二是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三是1993年农业部在河南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贸、物五大麵系统的全面改革。四是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推进城镇化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可见，在这个阶段，这些部门“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②，而是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陆学艺，2004),并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正是三农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再次，中央接受三农的理论框架，把农Jk、农村、农民并列相提.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提法在中央全会上正式使用，而且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把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他1992年11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区别：后者更强调农民问题，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更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这说明，中央已完全接受和使用了三农这个新的分析框架。

(三）第三阶段：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阶段（1994年?2002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比如，冯灼锋在《广东经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陈锡根在《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等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如果说这些文章对三农内涵的解释还不够深刻、明确，还没有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1995年，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温铁军，2005)、他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之后，三农的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作为一个新的、特定的“流行语'开始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温铁军的建议和文章，深刻阐明了中国农村领域的问题可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三农也成为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翌年，他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999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翌年，他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弓丨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共同的和最热门的话题。在社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本刊编辑部课题组，2004)?

(四）第四阶段：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阶段（2003年以后）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意见》指出：十六大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强调“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可见，形成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对新情况，在长期改革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陆学艺，2004)，“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温铁军，2004)。

四、提出三來概备和三农问超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破天荒地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绝非偶然。除上述谈到的直接原因外，还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首先，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农民及其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政策。该理论不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上述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立场和内在逻辑，很容易得出三农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结论，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毛泽东既把农民看作一个整体，又对农民内部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既把三农看作整体又将三者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示。

其次，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对。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空间结构由散漫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极不相同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类型、性质和资本积累渠道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先发型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极富侵略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源的大量掠夺，是其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西方国家农民的负担。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且中国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从也不能发动对外掠夺。其现代化的成本，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承担。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具有缓释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其后又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解放后经济条件制约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并以巨大规模快速推进。1978?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中国城镇化率从1981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40%。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鲜见的。其中，中国城镇化率翻一番的平均时间是22年，而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伍江，2010)?这一速度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点低，但其规模比西方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背景下实现的。以上特点，使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这种牺牲，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使得三农问题所蕴涵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以其他国家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并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特征和发展背景，为认识三农问题，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第三，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深怀农民情结的大批专家学者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条件。农民不仅养育和繁衍了自身，而且养育和繁衍了“非农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形成了中国人深深的“农民情结”。其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农民情结”最重、最执着的群体之一。他们面对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各种问题，把对农民的强烈感情升华为神圣使命，为改变农民命运殚心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农民问题不辞艰辛，调查研究，谏言献策，身体力行，探索新路。近代中国出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陈翰笙等探索农村出路的著名学者。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批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注三农的传统，并将当代三农的实际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取得了大量反映三农实际状况的材料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正是他们辛勤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代表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型农村，实现农村富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制度安排和措施，旨在降低此过程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痛，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当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暴露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统一解决，城乡之间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囿于三农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而应该根据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按照三农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框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

五、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分列概念。但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既把三者融为一体又相互区别、既把三农作为对象又将其与外在宏观环境相联系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这一新概念、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可以说，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荡”（吕昭河，2007)，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之喜，使得三农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唤起了党、国家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

第3篇：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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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心理学（00031） 教育学（一）（004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2656） 英语（一）（00012） 英语（二）（00015） 日语（二）（00016） 俄语（二）（00017）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0219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2197） 高等数学（一）（00020） 高等数学（工本） （00023）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 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线性代数（02198） 物理（工）（00420） 　 　 经济类共同课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管理学原理（00054） 基础会计学（00041）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专科 新疆财经大学 金 融 （A020105） 银行信贷管理学（00073） 证券投资与管理（00075）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00072）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中央银行概论（00074）

基础会计学（00041）

企业会计学（00055） 货币银行学（00066） 财政学（00060）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专科 新疆财经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A020201） 市场营销学（00058）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国际贸易实务（三）（00891） 中国税制（00146）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生产与作业管理（00145）

基础会计学（00041）

企业会计学（00055）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专科 新疆财经大学 会 计 （A020203） 财务管理学（00067） 管理会计（一）（00157） 中国税制（00146）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中级财务会计（00155）

基础会计学（00041）

成本会计（00156）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00070）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专科 新疆大学 法 律 （C030112） 宪法学（05679）

国际法（00247）

民法学（00242） 刑法学（00245） 行政法学（00261） 中国法制史（00223） 刑事诉讼法学（00260） 民事诉讼法学（00243） 法理学（05677） 经济法概论（00244） 专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A030301） 市政学（00292）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现代管理学（00107）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03349） 行政管理学（00277） 社会研究方法（03350） 公共关系学（00182） 法学概论（00040）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政治学概论（00312） 专科 新疆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A040103） 教育原理（00405） 美育基础（00409）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00406）

现代教育技术（00413）

小学语文教学论（00410） 小学教育心理学（00407） 中外文学作品导读（00415）

高等数学基础（00417）

小学数学教学论（00411） 小学科学教育（00408） 汉语基础（00416）

数论初步（00418）

科学.技术.社会（00395） 小学班主任（00412） 专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文学（C050114） 现代汉语（00535） 文学概论（一）（00529）

普通逻辑（00024）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0530） 古代汉语（00536） 写作（一）（00506） 外国文学作品选（00534）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00531）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33） 专科 新疆大学 英 语 （C050207） 英语阅读（一）（00595） 英语阅读（二）（00596） 综合英语（二）（00795） 英语国家概况（00522） 英语写作基础（00597） 综合英语（一）（00794） 专科 新疆大学 新闻学 （C050308） 新闻学概论（00633）

普通逻辑（00024）

报纸编辑（00655）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0530） 新闻采访写作（00654） 新闻心理学（00657） 中国新闻事业史（00653） 广告学（二）（00853） 社会学概论（00034）

法学概论（00040）

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00656） 专科 新疆大学 机电一体化（A080306） 机械制图（一）（02183） 机械制造（02230） 电子技术基础（一）（02234） 工程力学（一）（02159） 数控技术及应用（02195） 机械设计基础（02185）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02236）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02205） 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02237） 电工技术基础（02232） 专科 新疆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A082207） 计算机应用技术（02316）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04754）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00342） 基础会计学（00041）

计算机网络技术（02141）

计算机原理（02384） 管理信息系统（02382）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专科 新疆大学 房屋建筑工程（A080801） 工程力学（二）（02391） 建筑施工（一）（02400） 结构力学（一）（02393） 工程测量（02387） 房屋建筑学（02394） 土木工程制图（02386） 混凝土及砌体结构（02396） 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00170） 建筑材料（02389） 土力学及地基基础（02398） 专科 新疆医科大学 护理学（A100701） 护理学基础（02997）

健康教育学（00488）

病理学（02901） 生物化学（三）（03179）

营养学（03000）

药理学（一）（02903） 护理伦理学（02996）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02864） 内科护理学（一）（02998） 医学心理学（02113） 生理学（02899）

儿科护理学（一）（03003）

外科护理学（一）（03001） 妇产科护理学（一）（03002） 专科 新疆大学 俄语 （C050209） 俄语语法（00234） 基础俄语（二）（00614） 外事外贸俄语（01142） 　 专科 北京交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A020205） 管理心理学（00163）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劳动经济学（03323）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企业劳动工资管理（00166） 社会保障概论（00071）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本科

学历 层次

主考院校

专 业

（专业代码）

星 期 六（10月21日）

星 期 日（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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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4:30-17:00）

上午（09:00-11:30）

下午（14:30-17:00）

本科 新疆财经大学 金 融 （B020106） 市场营销学（00058） 财务管理学（00067）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管理学原理（00054） 国际金融（00076）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00072） 银行会计学（00078）

中央银行概论（0007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本科 新疆财经大学 会 计 （B020204） 市场营销学（00058） 会计制度设计（00162） 金融理论与实务（00150）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审计学（00160） 高级财务会计（00159） 资产评估（00158） 财务报表分析（一）（0016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组织与管理概论（02650） 本科 新疆财经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B020202） 企业经营战略（00151） 财务管理学（00067） 管理学原理（00054）

金融理论与实务（00150）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质量管理（一）（00153） 企业管理咨询（00154） 组织行为学（001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本科 北京交通大学 采购与供应管理（B020282）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05374） 采购战术与运营（03616） 　 　 　 本科 新疆大学 法 律 （C030106） 国际私法（00249）

中国法律思想史（00264）

金融法（05678） 合同法（00230） 国际经济法概论（00246）

西方法律思想史（00265） 

公证与律师制度（00259）

公司法（00227） 法律文书写作（00262） 票据法（00257） 保险法（00258）

劳动法（00167）

外国法制史（00263） 婚姻家庭法（05680） 知识产权法（00226）

税法（00233）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0228） 房地产法（00169） 本科 中央司法警官教育学院 监所管理（B030109） 罪犯劳动改造学（00928） 矫正原理与实务（12561）

行政法学（00261） 西方监狱制度概论（00935） 中国监狱史（00934）

婚姻家庭法（05680）

民事诉讼法学（00243） 罪犯改造心理学（00933） 本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学（B030302） 公共政策（00318）

普通逻辑（00024）

领导科学（00320） 财务管理学（00067）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00315） 行政组织理论（00319）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现代管理学（00107）

行政法学（00261） 公务员制度（01848） 西方政治制度（00316）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行政管理学（00277） 社会学概论（00034） 法学概论（00040）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中国行政史（00322） 本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公安管理（C030401） 警察伦理学（00369） 公安信息学（00372） 刑事证据学（00370） 犯罪学（一）（00235） 刑事侦查情报学（00861） 公安行政诉讼（00860）

公安管理学（00356） 公安决策学（00371） 

警察组织行为学（00859）

涉外警务概论（00373） 本科 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学 （B040108） 教育统计与测量（00452）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0465） 教育学原理（00469） 德育原理（00468）

比较教育（00472）

教育管理原理（00449）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课程与教学论（00467）

教育法学（0045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本科 新疆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B040112）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文学概论（二）（00542）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5）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比较教育（0047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课程与教学论（00467） 教育法学（00453）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03329）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03330） 本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文学（C050105） 美学（00037） 外国文学史（00540） 西方文论选读（00815） 社会科学基础（00823） 民间文学（0050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0539） 中国现代文学史（00537） 语言学概论（00541） 本科 新疆大学 英 语 

（C050201） 英语翻译（00087） 高级英语（00600） 英语语法（00831）

英语科技文选（00836）

旅游英语选读（00837） 现代语言学（00830） 英语词汇学（00832）

外贸函电（00094）

外语教学法（00833） 语言与文化（00838） 外刊经贸知识选读（00096） 英美文学选读（00604） 英语写作（00603） 本科 新疆大学 新闻学 （C050305） 传播学概论（00642） 文学概论（一）（00529） 新闻事业管理（00662） 中外新闻作品研究（00661） 新闻摄影（00659） 公共关系学（00182）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新闻评论写作（00658） 外国新闻事业史（00660） 经济法概论（00244） 政治学概论（00312） 本科 新疆大学 机电一体化（B080307）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02245） 工程经济（02194） 计算机软件基础（一）（02243）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02240） 现代设计方法（02200）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02202） 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02238） 工业用微型计算机（02241） 本科 新疆大学 计算机网络（B080709） 网络操作系统（02335）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4747） 数据结构（02331） 网络工程（04749）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计算机网络安全（04751） 计算机网络管理（02379） 通信概论（04742）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互联网及其应用（03142） 本科 新疆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B082208） 信息资源管理（02378）

运筹学基础（02375）

数据结构导论（02142）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00910）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管理经济学（02628） 软件开发工具（03173） C++程序设计（04737）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操作系统概论（02323）

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04757） 本科 新疆大学 建筑工程（B080806） 结构力学（二）（02439） 混凝土结构设计（0244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197） 流体力学（03347）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02275）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02404） 建筑结构试验（02448） 钢结构（02442）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02447） 建筑设备（02446） 本科 新疆医科大学 护理学（B100702） 内科护理学（二）（03202） 护理管理学（03006） 外科护理学（二） （03203） 预防医学（二）（03200） 护理学研究（03008） 精神障碍护理学（03009） 护理学导论（03201）

老年护理学（04435）

护理教育导论（03005） 公共关系学（00182） 急救护理学（03007） 

社区护理学（一）（03004）

妇产科护理学（二）（03010） 儿科护理学（二）（03011） 康复护理学（04436） 本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畜牧兽医 （B090403） 动物营养与代谢病防治（02795） 兽医临床诊断学（03223） 家畜饲养管理学（兽医专科生考）（02797） 

农业推广学（02678） 畜牧微生物学（畜牧专科生考）（02798） 畜牧业经济管理（兽医专科生考）（02796） 兽医临床医学（畜牧专科生考）（02799） 本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 学 （B090102） 作物栽培生理（02676） 农业市场学（06206） 农业资源与区划（06205）

农业推广学（02678） 田间试验与统计方法（02677） 特种植物栽培学（06208） 果蔬栽培学（06207） 

农产品加工（02680） 本科 新疆大学 俄 语 （C050203） 俄汉商贸谈判及应用文（08038） 俄语阅读（二）（00847） 高级俄语（二）（00618） 翻译技巧（00619） 本科 北京交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B020218） 领导科学（00320） 劳动关系学（03325） 行政法学（00261） 

现代管理学（00107） 公共关系学（00182） 劳动与社会保障（05151） 

公务员制度（01848）

劳动法（00167）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组织行为学（00152）

第4篇：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

扎根理论；农家乐；服务质量；上王村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9002901

在我国，“农家乐”是乡村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1987年源于四川郫县友爱镇农科村。经过近30年的发展，“农家乐”已遍布全国各地。一方面，“农家乐”旅游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居民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农家乐”在增加农民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有“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2800万，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6.9%，年接待游客8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400亿元。但是，在“农家乐”迅猛发展的势头下，环境卫生差、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接待水平低、娱乐活动单一等质量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农家乐”旅游的声誉，成为制约“农家乐”旅游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提升“农家乐”服务质量是我国旅游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 研究方法

1.1 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选择被称为“陕西第一‘农家乐’大村”的上王村为案例地。上王村隶属西安市长安区滦镇，位于秦岭北麓，东接秦岭野生动物园，南依秦岭青华山，西望祥峪森林公园，北临环山旅游观光公路，距市中心约25km、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截至2013年底，全村共有“农家乐”138家，占全村农户总数的85%，年接待游客量达100多万人次，产值2000万元。上王村是全国首个部级农家乐服务标准化示范区、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是西安市“农家乐”的典型和代表。

1.2 扎根理论方法及其实质

扎根理论是由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两位学者共同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不同于先提出观点，然后再论证的演绎研究方法，而是从经验资料中建立理论的归纳研究方式，从而摆脱了“结论在研究”的弊端。

图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框架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网络点评作为获取信息数据的又一手段。由于携程网、同程网、到到网、游多多网等旅游网站及美团网等网站对上王村“农家乐”的点评数很少甚至没有点评，因此游客评论全部来自大众点评网，点评时间从2009-07-16至2014-08-22，共316条游客点评，游客点评均是参加过上王村“农家乐”旅游，有“农家乐”体验的游客的实地感知。因此，评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强，信息量大，准确性好。

2 范畴挖掘与提炼

2.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一个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通过发现概念与范畴并予以命名来正确反映资料内容。围绕“‘农家乐’服务质量维度”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对大众点评网的300多条原始游客评论反复阅读，从中提炼出520条有意义的原始语句。然后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和预设，对每条原始语句逐句、逐行编码和标签，合并出在意义上存在重复或者交叠的初始概念186个，并进一步根据概念之间存在的相似关系、属分关系、因果关系、类型关系等将与同一现象有关的概念聚类成一个范畴。经过范畴化后，186个初始概念最终形成28个范畴。分别是娱乐设施、通讯设施、交通设施、住宿设施、餐饮设施、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主动性、人文关怀、品质、卫生、安全、娱乐项目、组合、设计、氛围、社会因素、周边风景、民俗民风体验、乡村环境体验、农业活动体验、农家饮食体验、如家体验、怀旧体验、经历、口碑、营销、价格。

2.2 主轴编码

由于开放性编码阶段得到的范畴意义仍较为广

泛，相互之间的关系仍较为模糊，因此，主轴编码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各个独立的范畴联系起来，发现并建立起各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根据研究情景和研究对象，将28个范畴再次放回原始资料中，对网络原始评论和各范畴的内涵再次深入分析，根据其逻辑关系重新归类，最终归纳出6个主范畴，分别为设施质量、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环境质量、体验质量、预期质量。

2.3 选择性编码

图2 “农家乐”服务质量概念模型

选择性编码是指识别核心范畴，并通过“故事线”的完整描述，将核心范畴和其他范畴系统性地整合在一起。通过对开放性编码阶段抽象出的娱乐设施、通讯设施、交通设施、住宿设施、餐饮设施、服务效率、服务态度、服务主动性、人文关怀、品质、卫生、安全、娱乐项目、组合、设计、氛围、社会因素、周边风景、民俗民风体验、乡村环境体验、农业活动体验、农家饮食体验、如家体验、怀旧体验、经历、口碑、营销、价格等28个范畴的继续剖析和设施质量、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环境质量、体验质量、预期质量6个主范畴的深入分析，在与原始资料互动比较的基础上，本研究提炼出“‘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这一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概念，故事线概括为：“‘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由顾客感知质量和顾客期望质量构成，其中，顾客感知质量是保障手段，顾客期望质量是前提条件。在此故事线基础上，构建的“‘农家乐’服务质量”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3 结论

（1）本研究首次运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对“农家乐”服务质量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范式，丰富了“农家乐”服务质量研究的成果。

（2）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了“农家乐”服务质量概念模型，提出了“农家乐”服务质量维度。探索出了“农家乐”服务质量是由6个主范畴和28个范畴构成，并继而提炼出“‘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这一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这些主范畴又可归纳为游客感知质量和游客期望质量，二者是构成“‘农家乐’总体服务质量”的维度。其中，游客期望质量是基础，游客感知质量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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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小农经济；评判尺度；“过密化”

THE JUDGING STANDARD OF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COMMENTING ON PHLIP HUANG’S “INVOLUTIONARY THEORY”

Abstract: Phlip Huang’s“Involutionary Theory” is his theoretical BP which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comment on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Observed from the origin of marginal returns , “Involutionary Theory” isn’t tight. It has limitations to use the concept of marginal returns which is built on western experience to comment on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which has a world of difference from western peasant economy. In the past, most of the respondences to “Involutionary Theory”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scholars still stay surface layer. There has few scholars to put forward query to it, and there has fewer theoretical creations. This article uses production theory to comments on “Involutionary theory” in order to promote deeper theoretical ideas and mor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creations.

Key word: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Judging standard “Involutionary Theroy”

美国著名学者黄宗智先生于1985年和1990年分别刊出了他的两部经典性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这两部著作中，黄宗智以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为基地，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小农？如何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如何评估“帝国主义”对中国小农经济的作用？研究中国农村的着眼点何在——是以集市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还是自然村？其中，以“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特征的农业“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理论构成了他整个体系的核心。以往，东西方学者对“过密化”理论已有不少讨论，但大都停留在表层，很少有人对其理论基点“边际报酬递减”提出置疑。其实，黄宗智本人对中国小农经济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过密化”理论的建构，而且在于他对前人的理论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和总结。考察前人的理论是开拓新理论的起点。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边际报酬”概念的源头——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出发，对“过密化”理论予以考察，希望以此促发更深的理论思考和更加科学的理论创新。

一、“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理论的内容

“内卷化”一词首先由克利福德·吉尔茨提出。他在研究爪洼水稻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爪洼，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一直未实现质的突破，亦即未曾导致人均产值的提高，从而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吉尔茨称这种现象为农业“内卷化”。农业“内卷化”的实质是农业的极端集约化经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其理论精髓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概念引入对殖民地农业的研究中，以之作为评判尺度。

黄宗智首先将“内卷化”的概念用于对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中，认为“人口压力常使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在后来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黄宗智发展了吉尔茨的“内卷化”理论，以边际报酬为尺度提出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他把农村经济变迁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另一种是“过密化”（以前译作“内卷”），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并且他把这三种情况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态下保持不变，在过密状态下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从上述评价体系出发，黄氏认为，长期以来，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不仅农业，而且家庭手工业都呈现出“过密型化”特点，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小农经济的“过密化”状态在近代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浪潮中并未有所改观，表现出“过密型商品化”的特点。

二、“过密化”理论的不严密性

在经济学理论中，“边际”一词指一单位自变量的变化量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抽象的边际量的定义公式为：

边际量＝因变量的变化量/自变量的变化量

在生产函数Q=f（L，K）中，Q表示总产量（或总产值），L，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两种可变要素。在黄宗智的评价体系中主要考虑劳动的投入量对产出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假定资本的投入量是固定的，则生产函数即可写成Q=f（L，`K）。

劳动的总产量指与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相对应的最大产量，定义公式为TP=f（L，`K）；

劳动生产率是总产量与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之比，定义公式为AP＝TP（L，`K）/ L；

劳动的边际报酬（或边际产量）是指增加一单位可变要素劳动投入量所增加的报酬量，定义公式为MP=DTP（L，`K）/ DL。

将总产量曲线、劳动生产率曲线以及劳动的边际报酬曲线置于一张坐标图中，以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定义公式中不难看出，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的斜率就是该点的边际报酬MP值。而连结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与坐标原点的线段的斜率，即为该点的劳动生产率AP值。因此，TP、AP、MP三条曲线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根据TP、AP、LP曲线之间的关系，可将生产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劳动生产率始终上升，劳动的边际报酬始终大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总产量也呈上升之势；第二阶段，劳动生产率始终下降，而且大于劳动的边际报酬，劳动的总产量仍呈上升之势；第三阶段，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劳动的边际产量降为负值，劳动的总产量从最高点开始下滑。

理性的生产者不会选择将其生产停留在第一及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现象表明，不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相对过多。生产者只要增加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就能够增加总产量，并将生产扩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三阶段，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相对过多，只要减少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就可以增加总产量。因此，理性的生产者必然将生产选择在第二阶段。

黄宗智的所谓“过密型”增长是指“能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的利用而带来真正的，尽管是有限的家庭年收入的增长。”如果“过密型”增长纳入产量曲线图中进行考察，不难看出小农的生产选择仍停留在第二阶段——总产量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这表明中国小农对生产的选择从经济学学理上看还是比较合乎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波普金称之为“理性的小农”不无道理。当然中国的小农不可能懂得有点类似于“数学游戏”的经济学，其生产选择大多是在人口压力下作出的“自发”选择。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我们今天对其“理性”行为的评估。黄宗智在其叙述过程中尽量采用中性语言，而且用“机会成本”理论对中国小农的行为进行诠释。但是，透过他貌似中性的用词及语调，我们仍能强烈得感觉到他潜意识里的价值判断。他把中国小农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主要是美国）放在一起，称前者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而称后者为真正的“发展”，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才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寓意仍未脱离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事务的巢窠。黄氏把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总结为“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改进，这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这也使得农业摆脱了仅够维持生存线的生产的地位”如果黄氏的判断符合史实的话，那么将西方国家的农业纳入生产曲线中考察，可知西方农业生产的选择停留在第一阶段，从经济学学理上分析反倒是不合乎理性的。

此外，黄宗智对劳动生产率与边际报酬之间关系的表述也不准确。黄氏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状况下保持不变，在过密化状况下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既然黄氏把“过密化”的主要特征定义为总产出增加，边际报酬递减，那么从从生产曲线图中可以看出，TP曲线上的B——C段也具备“过密化”的基本特征，应该属于“过密化”阶段。而在B——C段中，随着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却呈上升趋势。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对现实生产的高度抽象，其理论前提已经存在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而黄氏对劳动生产率与边际报酬之间关系的界定是抽象化之中的抽象化，简单化之中的简单化。以之评判现实经济行为，与实际状况的反差必然会更大。

三、“过密化”理论的局限性

即使将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用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进行修正，以之分析、总结和评判中国的小农经济，仍然具有不可弥补的局限性。

首先，用边际报酬来衡量小农的经济行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概念是生产论中的一个概念。在生产论中，厂商（即生产者）首先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厂商提品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利润。劳动是厂商购买的生产要素之一，可以自由调节。西方经济学建立边际报酬概念的目的就是为厂商在可变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之间寻求一个均衡条件，以实现厂商的最大收益。明清乃至近代的中国小农包含富农、自耕农、佃农等不同阶层，其中富农更接近于厂商的角色。但中国农村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据史建云研究，1912到1937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自耕农分别占各该省农民总数的70％、70%、60%，因此，分析中国小农的经济行为应该以自耕农为对象。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来说，自耕农集厂商和劳动力于一身。作为厂商，为实现最大收益，他需要结合可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来调节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作为能够提供可变要素劳动的劳动力，由于明清乃至近代农村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很少，其可供调节的余地很小。经济学中，厂商实现最大收益的短期均衡条件为：边际报酬＝边际成本。（厂商实现最大收益的短期均衡条件本为：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是指厂商增加一单位产品销售所获得的收入增量。因为本文讨论问题的立足点是经济学中的生产论，不考虑农产品投放市场后的销售环节，所以为方便起见，假定市场价格恒定，这样就可以用边际报酬代表边际收益。）对于中国小农来说，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中叶以来，在家庭人口的压力下，正常社会状态下的边际成本应该大于边际报酬。换言之，因为由家庭成员提供的可变要素劳动几乎变成了不可调节的不变要素，自耕农一般无法实现达到最大收益的均衡条件。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只要总产量保持恒定或略有上升，能够达到糊口目的，对于自耕农来说，即已达到最佳效益。自耕农的生存状态与经济学中所谓的厂商相距太远，因此，把分析厂商行为的经济学概念强加于小农身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其次，“过密化”理论的前提与中国明清经济乃至近代经济具有不完全一致性。

微观经济学的任何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下：社会经济的“完全”市场化，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规律——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对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时间学术界历来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来，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经形成。即便如此，中国小农经济也不可能达到和接近“完全”市场的程度。即使到近代，虽然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形成，而且也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形态，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不可能具备“完全”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用微观经济理论研究小农的代表作当属西奥多·舒尔茨的《传统农业的改造》。他在该书中把传统小农打扮成具有进取精神，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能够对资源做出最佳配置的类似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形象。其观点一经提出，即遭到“实体经济学派”的批判。实体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拉尼便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是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基础之上的，它不适用于分析尚无此类市场的经济形态。黄宗智本人也认同波拉尼的看法，但可惜的是，在处理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小农经济契合的问题上，他仍犯了与舒尔茨相同的错误，并且在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准确性及娴熟程度方面，他显然还不如舒尔茨。笔者并非反对使用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只是认为在使用这些概念和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况对其进行修订，从而建立起“中国派”的经济概念和理论。

再次，即使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在经济学学理上能够形成一套严密的体系，它也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史假说而已，因为在中国所谓汗牛充栋的史料中，很难找到藉以论证的可靠数字资料。

明代农村经济史料相当零碎，主要散见于地方志与时人的笔记之中，而时人对经济的记述一般较为简单，尤其缺乏准确的数字。清代的情形与明代并无二致。研究明清小农经济，有几种史料值得关注，一种是民间的契约文书，如已出版的《徽州千年文书》；一种是赋役全书以及保存下来的黄册、鱼鳞图册。这些史料虽然有相当价值，但恐怕从中也难以找出细化到记载单户农家的并在时间序列上具备可比性的收支记录。民国以后的资料状况大为好转，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大学以及外国在华机构纷纷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留下了浩繁的调查资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资料（简称满铁资料）；卜凯调查资料；南京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定县调查资料；无保调查资料等等。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对上述资料予以评估，其结论是满铁资料“最详尽、最精确”。笔者认为，满铁资料确有其独特之处，尤其在调查项目的详细程度上更有其他资料无可比拟的优点。但是，满铁调查也有明显缺憾。其一是调查时间段的特殊性。满铁调查开展于1935——1942年。1935年到抗战爆发前是中国农村经济恐慌之后的复苏期，特别是1936年农业大丰收，达到解放前中国农业产量的最高点。[11]而自抗战爆发至1942年，中国农村经济不可能不受到战争的破坏。因此，考虑到时代背景的变化，应对抗战爆发以前及以后的满铁资料的可比性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否则以1936年左右中国农村经济的较好状况比之于1941年前后的战争状况，并据此做出评判，必然与中国农业的长期趋势大相径庭。其二是选点的非延续性。以1935——1939年的冀东农村调查为例，该调查共分三次进行，涉及村庄29个，几乎每次调查所选村庄均不同（仅丰润县米厂村例外，1937年第二次调查的四个村中即有该村，1937——1939年第三次调查专门针对该村）。这样以来，满铁资料中的绝大部分是多个调查点上某个时间点的横断面资料，很少有某个调查点上连续时段的纵剖面资料。这种缺陷使得研究者无法根据满铁资料做同一对象的不同时段的比较研究。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恰恰包含着一种对小农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判断，这是满铁资料所无法验证的。已有学者指出黄氏论证华北农业“内卷化”的依据主要是1937年的统计，“数字无从比较，材料实在单薄”

四、美国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

关于美国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陈意新在《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一文中已有总结。陈文主要依据1989年出版的布兰特、罗斯基与付大伟的三部研究中国近代乡村史的著作，总结了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布兰特在其著作中研究了中国东部和中部五省的农业，指出1870——1937年间，由于市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与农业生产发展的互动作用，农民的人均收入有所增长。罗斯基和付大伟的研究都论证了“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商业化和国际贸易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发展，人均收入没有递减。”以上情形表明，美国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来论证黄氏“边际报酬递减”说是否确实，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测算近代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以及分析其成因，与黄氏的根本分歧主要在于结论上——即认为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没有递减，中国近代农业的变化趋势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真正的“发展”。布兰特等美国学者并未结合中国农村的特色，从经济学学理上对“过密化”理论进行点评，更没有建构起新的评判尺度和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在讨论和评判中国近代农业的理论出发点上，他们与黄宗智同出一辙。

在美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对“过密化”理论冲击最大，并且备受国内史学界关注的，当数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了。近十几年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趋势，《大分流》便是这种趋势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该书中，彭慕兰比较研究了19世纪以前的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其比较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及评判标准是看谁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亦即看谁的状况更容易实现“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均衡条件。依据此标准，彭氏认为，1800年以前长江三角洲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成本，其资源和劳力自由流动的空间更大，因此，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更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原则，更能摆脱“内卷化”。虽然《大分流》不是专门为批判黄宗智而著，但由于其基本观点对“过密化”理论构成了致命的冲击，所以黄氏本人特撰专文予以批驳。其实，黄、彭二人的主要分歧只是在最后的结论上，成因在于对长江三角洲相关史料的不同选裁。双方的理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并无根本差异，只不过黄氏所用仅为生产理论和边际概念，而彭氏所用则几乎包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原则。在早已被波拉尼批判过的所用理论与研究对象脱节的问题上，彭慕兰比黄宗智走得更远。

美国著名学者柯文说过，“中国中心观”有两重涵义：第一，中国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中国问题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从这两重涵义，尤其从第二重涵义来看，美国学界中批判“过密化”理论的学者同黄宗智本人一样，仍未根本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樊篱。

五、中国学界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

由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思辨性较强，同时带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批判的色彩，所以在一向只重实证研究、较少理论创新的国内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完全赞同者有之，有所保留的接受者有之，反对和批评者更是大有人在，并因此诱发了一场有关“如何认识和评判中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的论战。

1998年，慈鸿飞发表《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文，首先向“过密化”理论提出挑战。他指出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估计不足，认为近代华北农村市场不仅有很大发展，而且其发展方向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黄宗智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对农村手工业，他认为当时之兴旺“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比美”。随后，郑起东撰文对“过密化”理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郑文宣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户利润率大都保持在10—15％的水平上；农民的消费结构有所改善，用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等等。郑文批判的对象不仅限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而且还广包在国内经济史学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沉沦观”以及西方史学界提出的“停滞论”，认为二者均带有模式化倾向，“而理论的模式化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由于郑文为近代华北农村提供了一幅与传统认识全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全新图画，所以它一经刊布，立即引起一些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的强烈反应。先是，刘克祥从史料的选裁方面批评郑起东，认为他“列举的大部分材料并不能给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提出充足证据，甚至根本站不住脚”，同时“整理和运用材料的方法也有问题，甚至抱着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以致得出的结果偏离实际，甚至违背常识”。为此，郑起东又发表《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一文，对自己所使用的史料做了辨析和说明，并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刘克祥还只是从史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上对郑启东提出置疑，并未明确表示维护谁的理论。随后，夏明芳在《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一文中，在反驳慈鸿飞、郑起东的同时，明确表示维护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他除了对郑起东讨论的核心观点——农民收入递增与生活水平改善予以批驳外，还对慈鸿飞、郑起东引以为据的，由史建云的研究揭示的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的繁盛状况进行评价，指出在手工业运行过程中也必然存在边际报酬下降的现象。

纵观上述论战，中国学者对“过密化”理论的回应主要是以农民家庭收入以及农民生活水平为指标展开讨论的。论战双方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对相关史料的不同把握和评估。这与美国史学界1970年代开展的有关中国农业经济的论战相类似。周锡瑞称美国的该场论战为“数字游戏”，并指出：取决于每个学者的立场和每人研究的区域，中国近代土地数据资料在做出修正值后几乎可以游戏般地让每个学者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何止土地资料，中国农村的所有资料莫不如此。因此，可以说国内史学界的上述论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些“数字游戏”的味道。与其如此，倒不如停止论战，携手整理和修订资料。

在参加论战的学者中只有郑起东对黄宗智的评判标准提出疑义。他认为：“劳产率是西方工业化的经验模式，西方学者用劳产率作为衡量中国近代农业发展与否的标准，否认近代中国农业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带有西方中心的思想”，“我们判断农业发展与否，也不能单纯依靠劳产率这个社会经济指标，而应结合自然生产条件”。他提出将“综合了劳动力和土地双重因素的一般利润率”作为考察小农经济的标准。郑起东所用的“一般利润率”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郑起东在文中注明他使用的“一般利润率”概念来自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1147页。）其实，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利润率是平均利润率的别称，指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通过部门竞争和资本的自由转移而平均化了的利润率。马克思使用“一般利润率”概念，乃是把它作为利润的转化形式或剩余价值的第二级转化形式，以揭开资本关系的神秘面纱。郑起东对此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显然有误，用它来评判小农的经济状况不但在理论上难以说同，而且在实践中没有可操作性，因为一般利润率不是由一定资本在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当然，笔者绝不是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只是想说明无论使用哪种理论都必须坚持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笔者看来，这些争论被两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所困扰，一是缺乏系统可靠的统计数字；二是尚未构建起科学的评判尺度。第一个难题是历史造成的，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第二个难题尚有解决之余地，它的突破需要经济史学在不断总结前人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西方史学界提出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口号，彭慕兰等学者也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史学界所建构的包括“过密化”理论和“大分流”在内的各种分析模式，其话语和思想方法仍徘徊于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国内也有学者对以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参照系“英国模式”进行反思，如近年来李伯重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一系列研究。但在理论建构上比之西方学者却沉寂了许多。打破“西方中心论”，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再定位和再评价，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源于中国适于中国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派”的分析模式和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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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J].中国社会科学,1998(1).

[16]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置疑与辨误[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0(3).

[17]夏明芳.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J].历史研究, 2002(2).

第6篇：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民 宣传 接受心理 心理策略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同盟军和依靠对象，通过“宣传下乡”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教育，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实践证明，作为宣传对象的农民，他们的思想情感、政治观念和社会意识等，对宣传的效果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以农民作为特定对象，开展对农民的宣传心理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和了解农民，处理好宣传与农民的关系，采取科学的心理策略与方法，确保宣传取得实际效果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宣传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1、宣传的概念

何谓宣传？通常解释为向人讲解说明，或进行传播、宣扬和教育等。现代宣传的概念，起源于17世纪罗马教皇建立的宣传信仰协会，其基本含义是指传教士使用各种文字、语言符号传播教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曾对宣传一词进行过考证，认为它出现于1640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宣传的概念出现频率很高，据统计约有400次。他们主要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既指观点、学说的传播，也指事实本身造成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宣传多为贬义，通常被视为政治偏见、歪曲欺骗、强词夺理和攻击诽谤等。我国学者王中认为：宣传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政党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宣传的中心问题是把‘主义’即高度概括的理论、纲领传播出来, 使人们自愿的接受它、相信它。”①一般认为，宣传与新闻、传播的意义较为接近，但本质却有不同。新闻要求客观公正地信息，传播是指客观信息的传递与扩散，而宣传则带有一定的政治性、目的性和功利性。

2、宣传的构成要素

宣传的构成要素，是指构成宣传活动过程的基本元素。由于宣传学的理论是以传播学为基础的，故可以借鉴传播学原理对此进行分析。施拉姆认为，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即信源、讯息和信宿，而阿耶尔则认为还包括感情、期待、命令、愿望和其他等。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指出：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是由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和效果等五大要素构成的。作为宣传对象的农民，他们对于宣传信息的接收和反馈，将对宣传的效果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反而言之，要实现宣传的目的，达到宣传的效果，必须对宣传对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做到目的明确，有的放矢。

二、农民的概念、特点及其重要性

1、农民的概念及其特点

何谓农民？一般定义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谷梁传・成公元年》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云：“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农民作为大农业范畴下的概念，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从事大农业生产的人，包括以种田为业的农民以及渔民、林农、茶农、烟农等，而狭义的农民专指以种田为主的人。现代社会又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农民工”，特指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具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有许多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特点。诸如：农民比较重视血缘关系，宗族观念和家庭意识很强，怀乡恋土的乡土情结极深。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人格品质，诚实善良，朴素耿直，热情好客，吃苦耐劳。尤其是青年农民，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由于环境和工作职业的影响，现在的农民已经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与城市居民的差别在缩小。”②然而，由于环境条件所限，很多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思维和表达能力不强，社交和工作能力较差，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2、农民在宣传中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在社会各阶层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也最大。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奉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将农民视为“安邦立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主要的依靠对象和同盟军就是农民，并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以“社会主体论”和“革命动力论”为核心的农民观，而且还始终致力于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农村宣传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曾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③新中国成立后，更加重视农民问题。他说：“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④在充分肯定农民是革命与建设的主力军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⑤他认为农民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必须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团结起来跟党走。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仅从《选集》和《文集》的众多文章中就可以略见一斑。的农民宣传思想是党的思想宝库，在党的宣传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农民的宣传心理特征

1、农民对宣传的接受心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宣传活动就是宣传者和宣传对象之间的相互传递信息的过程，体现出一定的目标性、情感性和交互性。在这一过程中，宣传双方的心理活动对宣传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宣传对象的农民，其心理活动主要表现为接受心理，对宣传内容既可能会感兴趣、欢迎和接受，也有可能会怀疑、否定甚至出现逆反心理，以及表现出其他各种复杂的心理特征。通过这些心理活动过程，可以清晰地揭示出农民的心理文化特征。

2、农民对宣传的心理需求

农民的心理需求在宣传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认为，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别和七个层次。依照这一理论，也可以将农民对宣传的需求相应地划分为三个类别：一是基础性需要，包括生理和安全需要。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农民的需求与任何人都一样，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婚姻家庭、医疗卫生和安全保障等，但有些需求却与城市居民不尽相同。例如，由于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不少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于是计划生育工作便成为了“天下第一难”。如果没有长期的思想宣传工作，外加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措施，计划生育在农民中是很难推行的。二是心理性需要，包括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农民对于宣传的接受心理，主要是满足心理性需求。农民不仅希望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了解国内外的新闻事件、生产销售和供求信息，而且还希望了解就业与教育、文体娱乐、医药卫生等其他各种信息。三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农民不仅希望能够满足日常生产生活的信息需求，而且还特别希望利用信息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实现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目的。

四、对农宣传中的心理策略

1、正确认识农民的心理需求

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民的心理需要，是进行农村宣传工作的基础和前提。要根据农民的心理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尽量提供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信息内容，包括生产、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等资讯，让农民真切地感觉到宣传对“胃口”，内容合要求，接受有价值，从而增强宣传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向心力。

2、切实尊重农民的个性特征

由于每个人的气质、性格、能力等个性特征各不相同，对宣传的策略、方法和要求等也应该有所不同。有的农民性情豪爽，见多识广，思想开放，也有的农民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善交流，还有的农民喜欢怀疑、否定一切，甚至逆反心理严重等。因此，在宣传中要准确把握农民的个性心理，切实尊重农民的个性特征，力求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因人施教。

3、准确把握农民的情感因素

农民的情绪和情感因素，直接影响到宣传的过程与效果。正常有效的宣传需要有积极健康的情绪配合，并在情感上加以接受和认可。如果宣传对象情绪不佳，情感不稳定，宣传的效果就会受到消极影响而大打折扣。宣传者一定要准确把握宣传对象的情绪和情感变化，采取各种有效方法调整不良情绪，调动积极情感，以保证宣传过程的有效进行。

4、注重利用农民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指对自己的身心状态及其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识与认知。农民的自我意识反映在宣传过程中，就是农民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社会经验和外部环境等，决定对宣传内容是否认可、接受并采取行动。宣传者一定要注意了解农民的自我意识，充分利用农民的人生经验，通过讲历史、叙变化和谈感受等方法，引导农民加深对自我与社会的认识，从而达到有效宣传的目的。

5、积极建构农民的心理环境

在对农民的宣传过程中，要注意建构良好的心理环境，采取积极主动、坦诚交流的方式，注重平等待人和双向互动。内容要生动活泼，形式要丰富多样，语言要通俗易懂。多点“农”字味，少点书生气。千万不要高高在上，一味强行灌输，动辄以势压人。同时，还要经常组织农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加强图书室、文化站、广播台和网吧等文化设施建设，构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促进农村宣传工作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①王中,《论宣传》[J].《新闻大学》，1982（3）：7

②冯鑫，《分析农民作为采访对象主体的受访动机》[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6）：36

③《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

④《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9

⑤《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7

第7篇：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第8篇：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着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着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着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着。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着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第9篇：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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