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文学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高中语文；儒家思想；教学策略
儒学主张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注重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概括起来就是“仁”，是多种美德的总称。所以需要我们去潜心研究和发掘，去继承和发扬。莘莘学子，性格各异，所以必须结合儒家德育的同时考虑当下的因素，因材施教，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各种渠道，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学校教育渗透儒家文化的意义
1.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重点。孔子在很早就提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观点，他还提出学生“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古人虽说孩子的天性是六分生成，四分养成，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睦的家庭气氛再加上儒家经典的熏陶，也会使孩子潜移默化，使他们趋于完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感悟儒家文化，易于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感情至关重要。要养成这种感情，必须从小做起，从热爱身边的人做起，让孩子先做一个“仁义”的人，所谓“仁者”，亲亲也，也就是爱他的亲人，“义者”，敬长也，尊敬他的长辈。相反，那些连父母也不爱的人，怎么去爱别人、爱人民、爱祖国呢？
3.儒家文化的精辟论述，亦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
孔子两千多年前在《论语》里提出的教育理念到今天也鞭辟入理，让人赞叹。如“因材施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等等。
二、儒家思想的内涵
1.敬养父母。如果依照儒家孝道去做，不仅可改变人的种种坏作风，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而且可改善社会风气，人人知道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就不会做出不孝的行为或犯罪的活动来危害社会、家庭和父母。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一个人在家能做到孝，并把这种孝悌的风气带到政治上，就是参政了，这便是从家庭道德的孝道而推及国家政治的政道。
2.义利和合。儒教所说的义利是指道义与功利，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道德价值与物欲价值等的意思，这两方面看是二分对立，亦可和合，相辅相生，启示现代人不要见利忘义，，图财害命。这时的“义”就是道德良心，而以私利损公利者，各类害人者（如贩，投毒药）等，都是丧失天理良心者。义利和合，义利兼顾，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互相协调、制约，并使两者有一定张力，使人谋利时不忘义，以义制约、指导谋利，讲义时兼顾利，使其有谋利的积极性，并由谋私利而推及公利，这是人生应走之路。
3.诚信守正。儒教强调在各项职业活动中，要以诚信为第一生命。各诚信主体如国家、政府、团体、个人都要信守诚信，不骗自己的良心，不骗国家，不骗他人；人与国家、政府、他人都互相尊重，真诚相待，而不是互相欺骗、互相计算。这样国家才能取信于世，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团体才能取信于群众，个人才能取信于他人。
三、切实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教育
1.精心选择国学读本
《论语》《孟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一部影响卓著的儒家典籍。它是研究孔孟思想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很深广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论语》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对于中学生来说，于丹《论语》心得是很好的读本。于丹教授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
2.不可操之过急，要注意循序渐进
儒学文化影响我国历史两千多年，其积极意义非同寻常，不少大儒对儒家思想不断补充加以完善，不要期望孩子能在短时间背诵且加以领会并约束自己的言行，应该给孩子以消化吸收的时间，让儒家文化渗透在孩子的思想中，不能在短时间内不见其明显效果而操之过急。
3.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持之以恒贯彻下去
第2篇：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062-01
一个人智育不过关是次品，体育不过关是废品，德育不管过则是危险品。大学生担负着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健康、全面的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全面教育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如果能将儒家文化融入其中，不仅能够加深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能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一、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逐渐滑坡，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诚信的缺失。大学生不诚信的行为到处可见：考试作弊、迟到早退、欺骗师友、伪造证书等等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了大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常态。
二是价值观出现偏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大学生出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倾向，对缺乏国家意识、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心，而是热衷于追逐金钱和名利，价值观物质化、庸俗化现象严重。
三是心理素质薄弱。部分大学生心理素质差，遇到一些坎坷和挫折便容易想不开，甚至轻生。这种对生命的否定感是大学生思想意识中的大蛀虫。
二、将儒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将儒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其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帮助学生重塑道德意识，提高其人文素质。
第二，有教无类的教学方式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思维。在与学生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第三，因材施教、温故知新等教学思维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教育的实效性。儒家文化重视学生的个体性，强调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教育，擅长启发学生、引导学生，通过学与思的辩证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儒家文化强调在向学生灌输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在学与思的循回往复中实现知识的渗透和精神的领悟。
三、探索儒家文化融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而现代教育理念也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二者不谋而合。大学生思想政教育应该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有的放矢、全面系统地对学生展开教育，才能真正做到继承传统、把握现代。
（一）引进儒家经典，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我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依然采用传统的课堂式教学，将中国传统文化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针对学生特点进行的一次课堂完善，能够在提高课堂吸引力的同时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这不仅是课堂和教学方法上的完善，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过程。因此，我们要将儒家经典融入思想政教育内容中，让学生领悟儒家文化价值，将儒家文化精髓内化在学生的思想意识中。
（二）注重知行合一，促进儒家文化从理论走向实践。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儒家文化追求知行合一的教学效果，要求学生不仅能领悟某一真理，更要在实际生活中践行。具体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可以通过举办经典文化讲座、知识竞赛等方式促进儒家经典文化的传播，学以致用，将内化于心的文化修养外化到行动中。
（三）营造校园文化，形成浓厚广泛的儒家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无形的，要想将儒家文化彻底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营造出深厚广泛的儒家校园文化，润物于无声，充分发挥文化渗透的作用，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标语、社团等方式，使学生每时每地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另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如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平台，不遗余力地进行儒家文化传播，营造出真正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我们应该充分地吸收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将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春晖.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J].中州大学学报.2014（4）：102-105
[2]周捷.将儒家文化精髓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4）
[3]王晔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J].黑龙江史志.2009（24）
第3篇：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人文教育思想；中学政治课教学；启示
青少年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中把当代中学生塑造好，既是祖国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在传统的政治课教学中，在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中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由于过于偏重理论灌输，没有把政治理论的灌输与人文修养的培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往往学得枯燥无味，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现行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改变了过去注重灌输的风格，包含了许多体现中华传统人文教育精髓的内容，这就为在中学政治课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理念提供了客观依据。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充满智慧的文化，儒家教育思想与现代教学理念有很多契合点，其中，儒家丰富的人文教育思想是探索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如何渗透人文教育理念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充分汲取其中的养分，为当下改进中学政治课教学增添新的力量。
一、儒家人文教育思想的精髓
儒家人文教育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是由德育、人生观教育、美育和生命教育这四大内容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座丰富的人文教育思想宝库。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儒家人文教育思想精髓体现在教育目标、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等方面：
1.儒家人文教育目标：培树理想人格
儒家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教育促使人性的觉醒，启发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孔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里，孔子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个体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在孔子看来，个体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接受教育、积累知识，一直达到不迷惑，才开始悟透“天命”，而只有实现“知命”，才能务实地认识和面对人生，才可成为君子。孔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人格形象的具体描绘。需要指出的是，在培树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儒家认为教育的成功在于让受教育者认识到接受教育对于自己所具有的现实生存意义，强调教育要在尊重受教育者的需求的基础上，用师法、礼义真正做到“化性起伪”，实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教育过程与教育目的的和谐统一。
2.儒家人文教育理念：因循自然
儒家人文教育思想中强调因循自然，实现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孟子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在开展人文教育过程中，儒家强调教育者必须注重顺从事物的本然状态，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按照受教育者的本性来展开。这一点，在当下教育异化现象严重、教育者主体性日益失落的情况下，尤其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与反思。
3.儒家人文教育方法：以人为本，因材施教
在因循自然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儒家人文教育发展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其主要特征是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体现在三个方面：
(1)注重启发教育
儒家人文教育重视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反对填鸭式教学。孔子非常善于调动学生求知欲，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孔子日：“不愤不咎，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常常赞扬善于提问的学生，认为只有深入思考了才能问出有价值的问题，这对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很有帮助。
(2)重视自我教育
儒家认为这是人文教育取得实效的最好方法。子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自我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儒家认为，自省是最基本的作法。孔子日：“见贤思齐焉，看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而慎独则是自省的最高境界。
(3)强调因材施教
儒家人文教育思想从以人为本、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出发，特别强调教育要因材施教。孔子在教育过程中就善于结合每个人的特点和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行为，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二、儒家人文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丰富的儒家人文教育思想，对当下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启示在于：
1.加强人文教育，给学生以人性关怀
儒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提示我们，教育的根本在于以文化滋润人的精神，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人性关怀、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之上进行社会教化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必然要求。在中学政治课教学过程中体现人性关怀，就要求我们从“分数就是一切”的当代教育异化中解脱出来，着重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与个性，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幸福观。
2.推进德性教育，促进人的完善社会化
中学政治课教学担负着普及基本社会政治知识、为塑造合格的现代公民奠定坚实基础的重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归根结底，二者统一为实现受教育者的社会化。因此，当下中学政治课教学，应当善于吸收、借鉴传统儒家人文教育的优秀经验，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重视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突出良好品德的养成，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充分体现、积极探讨推进人的完善社会化的有效途径。
3.树立人本理念，改进教学方式方法
儒家人文教育思想中强调了因循自然与以人为本的重要性。现代教育更应当做到循理而行。这就要求中学政治教师积极学习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把握中学生思想认识形成与发展规律，并以此作为教育基础。具体来说：
(1)转变传统教学理念，坚持以学生为本
在当下中学政治课教学过程中牢固树立人本理念，就要从传统教学中过分重视基础知识的讲授的窠臼中解放出来，真正从受教育者的自身特点考虑展开教学。因此，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关键是让学生获得终身受益的思想方法和能力，等等。
(2)积极开放政治课堂，促进学生积极思考
当代中学生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日益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客观上为中学生顺利实现社会化增加难度，然而，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学生自身学习的潜力十分巨大，要充分肯定、相信学生，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提高学生的分辨是非能力和综合思考水平。这就要求，政治课教师善于在课堂讲解过程中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教育培养学生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要对不正确、偏激的观点给予指正和引导。
(3)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育者自身素质
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理念是与以知识为本位的教育理念有本质区分的。在以知识为本位理念指导下的传统中学政治课教学中，教育者往往只重视学生认知领域的传授，政治课教师在课堂上只关注知识的传递，而无暇顾及学生的人格、态度和情感等方面的发展，教学评估主要以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接受、理解的程度为准，最终导致教育重点关注的是学生答题能力。由此看来，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要求创新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必须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形成一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无疑对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既需要教师具有良好道德风尚，以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又要求教师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授课技巧，使学生在授课过程中真正陶冶在真、善、美的情境中。
第4篇：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沂蒙精神;沂蒙地域文化特质
发源于沂蒙革命老区，长成于齐鲁大地的沂蒙精神，虽然具有地域特色，但它绝不是一种封闭的、落后的、单纯地域性的精神文化形态。它虽然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和积淀，但本质上又是与民族精神和党的一系列精神一样具有开放的性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既面向现实，又面向未来，展现出海纳百川的博怀和开阔视野。沂蒙精神虽然产生和发展于沂蒙地区，但它并不紧紧属于沂蒙;沂蒙精神虽然孕育和诞生于战争年代，但它并不仅仅代表过去。它作为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远远超越了产生它的地域范围，成为可以可跨越时代和地域的集体精神。沂蒙精神秉承优秀的思想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根植于山东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沃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开放兼容的理论特质和强大的实践功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的内涵的生动诠释和具体体现。
一、理论来源
沂蒙精神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加革命文化。沂蒙山区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在战争年代分属于鲁中区、滨海区、鲁南区。而这三个区是构成沂蒙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是山东党政军所在地。虽然“沂蒙”这一区域概念出现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红色文化产物，但是就其专属区域而言，却是具有相对独立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区域。这里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区，春秋战国时期深受鲁文化、齐文化、楚文化影响。沂蒙精神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加改革文化。沂蒙地区毗孔孟之乡，据考证，孔子72高徒中就有13人就在临沂。
沂蒙地区的民风民俗无不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朴实、忠厚、仁义、孝悌、正义、勇敢、勤劳、善良是沂蒙人民的显著特性。沂蒙精神所体现出的大忠、大义、大爱、大智、大信、大勇等精神品格，无不打上了、区域文化的烙印。因此说，沂蒙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区域民风特质，离开了这片土地和人民就很难产生出沂蒙精神。
沂蒙精神体现出的大忠是对国家民族的忠，沂蒙精神体现出的大信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信，沂蒙精神体现出的大义是人间正义。沂蒙人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取舍，表现出舍己为公、舍生取义、无私奉献、正义凛然的正义感和道义感，总能感人至深，使人引发强烈共鸣。
齐鲁大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也孕育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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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沂蒙精神和山东精神。东夷文化好仁尚德的精神品质，儒家文化、鲁文化的敦厚重礼、仁爱诚信，齐文化的开放进取、求真务实，催生了齐鲁儿女忠诚厚道、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变革图强的精神品质。“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人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是说，也要将“仁”推己及物，这是一种博大的情怀和高尚的品德。因此，仁者应在满足血缘亲情之后，将爱心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地外推。这就是“亲亲而仁民”。《大学》里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中的“明德”和“至善”。讲的是使人天赋的善良美德到达最完美的境界，讲的是“善”，讲的是“仁爱”。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仁”即善。人与人之间相爱是人际和谐、团结、协作的前提，也是社会、团体、组织和谐的前提，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仁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人是社会化的生物人不能够孤立地生活，必须与他人相互合作、相互交往、相互联系、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山东精神和沂蒙精神中所包含的“忠诚守信”“开放包容”“爱党爱军”，即是“仁爱”精神在当代的继承和弘扬。
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出来的新型道德规范，其形成、发展与特定的地域、人群和社会历史相联系，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本质同一、内涵一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沂蒙人民取儒家文化重道义、崇气节、颂正直、贵信实、求和气之优良精华，并使之不断得到完善和升华，形成了纯朴、善良、诚实、勤劳、智慧、自强不息等优秀品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把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口粮食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爱国爱军，为建立新中国，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英雄事迹。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立足世界的标志性文化。沂蒙精神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某种意义上讲，沂蒙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在沂蒙地区的升华与体现，也是沂蒙人民理想、价值和信念的追求，因此具有强烈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思维活跃，求知欲望强烈，精力旺盛，但面对各种文化的激荡，侵蚀和选择，常常良莠难辨。沂蒙精神继承和融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震撼力和感召力。它是当代大学生成长所需的营养及丰富的精神食粮，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基础素质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具体措施
作为由单一师范类院校转变而成的综合性本科高校，临沂大学围绕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学校提出了培养“具有沂蒙精神特质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
1.构建红色育人工程的重要载体。一是做强“三馆”，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增设了红色文献收藏和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二是建立了红色影视教育基地。揭牌成立了国内第一个3D影视学院、孙子兵法学院，在音乐厅和大剧院创作、排演了大型交响乐《沂蒙畅想》和大型红色歌舞《蒙山沂水》;三是在临沂市“一个中心，八个组团”红色文化聚集区加挂了临沂大学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2.加强红色文化开放研究。一是揭牌成立了山东省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研究基地、山东沂蒙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个市级廉政文化研究中心、全省唯一的山东省高校反腐倡廉优良传统教育基地，成立了沂蒙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二是成立校级的沂蒙文化研究院，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部设立了沂蒙红山文化与沂蒙精神教研部开设了《沂蒙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课程等。
3.把新生军训作为红色育人的重要环节组织实施。2015年，临沂大学联系“沂蒙旅”派出70名教官，对新生开展了整建制的军训，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爱党爱军的特殊感情、过硬的身体素质、严格的纪律规范和崇高精神品格。
4.周密组织实施大学生红色运动会。临沂大学创造性的将体育与德育、现代体育运动与传统文化元素、体育项目与学生素质拓展有效结合起来，研发了艰苦长征路、红军过草地、鸡毛信、六姐妹保军需、女子火线桥、攻上孟良崮、战地通信兵等竞赛项目。
5.加强了沂蒙精神在教育教学过程的“三个融入”。一是将沂蒙精神融入办学思想。临沂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目标、战旅步骤、三大战略、三大重点等顶层设计，全部融入、凝聚了沂蒙精神，凸显了老区大学定位。二是将沂蒙精神融入校园精神。在校园精神培养方面，我们把沂蒙精神的精髓与沂蒙优秀地域文化的元素有机结合，确定了“实”的校风，凝练了“明义、锐思、弘毅、致远”的校训，并且把“和为贵”写入了校歌，教育大学生深明大义、刻苦努力、胸怀宽广、勇于担当，发挥了重要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我们还对校园建筑、道路、广场进行了重新规划命名，提升了校园文化底蕴。三是将孔子“和而不同”思想和沂蒙精神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沂蒙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以此为抓手，认真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要求，用沂蒙人们感天动地的事迹培养学生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着力打造人才培养特色。2015年开展了“弘扬沂蒙精神、强化责任担当”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走进社会课堂，汲取实践力量，亲身感受和体会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经受心理洗礼，砥砺思想品格。
临沂大学为了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观.价值观。提出要全面实施红色育人工程，培养具有沂蒙精神特质的合格大学生。红色育人工程是途径，是从学校角度规划的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的路径;沂蒙精神特质是目标，是临沂大学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应该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表现。
沂蒙精神经历岁月淘洗从不褪色，历尽千难万险从不动摇，其精神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沂蒙山的范围，成为可以穿越时空的伟大民族精神。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社会管理形式复杂多变。面对当前的新形式新任务，当代大学生尤其需要用沂蒙精神铺陈的基本底色和红色基因廓清思想，砥砺品质、凝聚力量、铸成正气、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进一步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传承沂蒙人民特有的价值理念、学习精神与创业精神，自觉做具有沂蒙精神特质的大学生。
【参考文献】
[1]胡翔，张潭.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状分析[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5）：67-70
第5篇：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影响 意识形态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6篇：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摘要：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其中的精髓和核心，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最原始的形成和其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不仅为古代中国社会创造了和谐稳定，也对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儒家；道德；主体性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就现今看来，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也已经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所以，对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研究，将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和生活。
一、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涵义
要研究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道德主体性。道德主体性是指从道德理性层面提升、尊崇、高扬人的主体自觉与意义，并对人的本性、本质的探索。那么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中以道德为基础的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二、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1）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孔子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仁”的思想核心，成为了以后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德的最终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学说都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条件下，去提高人主体性的地位，提出人的道德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可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正逐渐形成，步入正轨。
（2） 汉代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汉代时期，儒家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一时期儒家学说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整个儒家学说一跃成为主流学说，而这一思想的提出者董仲舒也成为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为儒家的伦理学说奠定了基础。董仲舒种种思想的提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进一步的加精，使之成为正统。但是在我看来，他却忽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把人的主体能动性都归结为天命的思想，而且把道德的作用，大部分发挥在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地方，使道德成为了君主统治一切的工具。所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其实只是一种隐藏在权力背后的工具。
（3）宋明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在汉代以后，由于道教和佛教的兴起，打破了儒学的“正主”地位，所以到了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这其中以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他们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理”是世界的本原。可是，通过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宋明理学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的思想是和实践脱节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虽然为道德的主体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在思想材料，但是其终究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并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发展。
（4）明清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发展，人们思想进步，西方文化思想的入侵，儒家的思想学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有更符合时代变化的思想学说来提升人们的思想，所以对传统儒学批判的声音此起彼伏。许多开明进步的学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在传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添加了更多符合时代的东西，比如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要求我们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的唯物思想，改变了宋明理学以唯心主义为主要观点的思想。从这一时期看来，在道德主体方面，更多的体现的是对以往思想的检讨，思考，找到了一个适合儒家思想更合理发展的新途径。所以明清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求新，是舍弃不合理迎接新发展的转折时期，为以后的思想发展更符合社会和个人找到了新的方向。
三、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地位
在儒家伦理学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道德主体性思想应该都算是处在核心的领袖者地位，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也相应地发挥着自己的功能，积极地推进正确的、合理的儒家伦理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创始阶段，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便也随之出现， 因为作为以“仁”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最佳体现，也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根本来源，我们可以说儒家伦理学说的出现，使道德这一社会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存在，于是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产生是必要的，必须的。就儒家伦理学说而言，我认为最主要的思想目的其实就是对人思想的提升和帮助，使之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有善心，有良知的人，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达到这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道德主体性思想，儒家的伦理学思想可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所以，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关重要的存在。
四、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1）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探索，提出人的本性是善的，应该使这种善的本性成为一种道德自觉性。这种道德自觉性在现代社会中，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合理融洽，为社会更好的实施道德教育，社会安定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2）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格的完善，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明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们在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强化下，越来越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魅力，从而使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使个人在现在社会中的发展更加完备。
不管历史如何的变化，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会在这一长河中保存着优秀的传统思想并合理的变化发展，稳定地发挥着自身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
第7篇：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梁漱溟;儒家文化;儒学复兴观;现实可能性;非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97-02
有学者认为，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构架中并加以平等地讨论都要归功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它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现在的时代，虽然世界各地都有孔子学院，但是普通民众对于儒学的认知还是停留在最浅显的层面，而且传统儒学的很多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仍值得当代人学习。梁漱溟在20世纪初就提出辩证地看待儒学，复兴儒学。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儒学成为探讨的重点。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概述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
首先，梁漱溟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生活的样式。“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无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充斥着生活……”文化是满足意欲的方式。“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农业生产、社会治安、国家政治、伦理法则、教育设施、……”这些便强调了意欲产生文化的整体性。
其次，梁漱溟认为，意欲面对着三种“器界”，由此引发了人生的三种问题，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即人与物的问题，人对社会关系的需求，即人与人的问题;以及人与自身的问题。
最后，文化就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意欲的不同流向又形成了民族生活的样法。并且梁漱溟由意欲的不同，将世界文化分为三大文化系统，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将意欲调和持中作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将意欲反身向后作为根本精神，西洋文化将意欲向前作为其根本精神。
（二）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及评价
1.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中国当代社会深受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其中凸显文化的民族本位主义思想的由他的文化思想所体现和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的主旨精神，感召和影响了众多的热心人士，他本人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同。
梁漱溟在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进程和指导思想以后，提出复兴传统儒学，维护文化的民族主体地位和自尊精神，民族的、传统的东西逐渐在失去自己的生存土壤深深地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由此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便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与此同时，许多孔子学院出现在世界各地。
2.对梁漱溟文化哲学的评价。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虽然对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和贡献，但是在他的思想和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首先，是其具有现代性。他的文化观具有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的一面，认同新文化运动和世界文化，并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反省。这是其思想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体现。其次，是其具有保守性。梁漱溟想在承接西方成就的同时又期望避免西方文化的弊病;他在批评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的同时又力图从中挖掘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梁漱溟文化哲学是一种兼备保守性和现代性具有内在矛盾的思想体系。
二、梁漱溟的儒学复兴在于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儒家文化，其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功能都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在近代中国，传统儒学开始凋零，其普适性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传统社会解体重构的影响。
梁漱溟所思考的儒学价值观重建，既试图让儒学能够从新的政治制度中生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也重视儒学与西方化的态度之间的互补，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既坚持传统文化的改变与更新，也尽可能地吸取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如此，传统儒学便能在现代延伸新的力量，焕发新的生机。
梁漱溟认为儒学有其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他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承担形式，就他而言关于东西文化价值的思考，是通过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转换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建立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解释系统。他所建构的文化儒学思路很好地说明一个民族可以在本民族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文化的交流，按照本民族现时需要，借助其他民族的思维框架，形成新的思维框架，以便达到世界同时代的思维水平，但是，又不能完全照搬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应该依托本民族的思维特点，有选择性地吸取。
三、认识传统儒学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儒学，则儒学可以分为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
首先，总的来说，政统的儒学遗留在历史上问题比较多。在封建社会，儒家曾长期与政治相结合，无形之间对专制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特别重视道德教化的儒家起着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夸大道德的教化作用，那么不仅将会使道德政治化，也将会使道德逐步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其次，如果我们对道统的过分强调，不仅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甚至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
再次，我们认为儒学的学统是最重要的。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都是学统的儒学。其一，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充分地认识和了解自身文化，并对其进行保护和发扬，另外要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其二，任何文化只要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拥有新的血液和生机活力，那么便能不断地发展。同时也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其三，虽然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思想文化不断更新，但是古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及方式、理念可能是万古常新的。其四，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部分，要继续发展下去，也需要得到符合时代的新诠释。不断反思儒学的内在矛盾以及不断给儒学新的诠释在这个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四、复兴儒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复兴儒学首先要使儒学对现代社会有价值，考虑现代社会严峻的问题，根据现存的现实问题为儒学复兴提供现实基础。
那么我们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都有哪些？人为满足自身需求一味向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环境入不敷出，生态环境失衡恶化，出现生态危机;由于现代人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超于一切，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形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至于多次爆发世界战争;另外，人类过于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以致出现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的问题，甚至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当前人类社会矛盾需要解决，甚至今后一段时间需要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另外，还应注意到，我们在当代谈传统儒学的复兴，目的也不是再使传统儒学达到占据统治地位，而是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继续生长，获得新的生命力。
五、儒学复兴的可能性
以人为中心思想体系的儒学有其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首先，遵循自然规律的先进意识的中国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并且对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浮躁人心有调节作用。
其次，能够适应时局变化的儒家思想不仅能够改进自身，而且还能够容纳外来文化。从先秦发展到宋明的儒家思想，还是有很多观点能够与时俱进，有些诠释本身就是进步的表现。儒家思想在时间的打磨下和新思想的融入中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儒家思想的复兴与现代人文科学思潮异曲同工。
最后，在当代世界的很多国家中儒家思想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在中国本土，在政治和教育领域里儒家思想早已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在社会道德和民间习俗层面，它仍然发挥着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虽然儒学的影响力不可与儒学鼎盛时期相比，但儒家思想走到千年后的今天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力，说明传统儒学还有复兴甚至繁荣的可能，不可否认其价值。在不久之后，梁漱溟也预期中国文化的复兴。
六、复兴传统儒学的非现实性
虽然传统儒学还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复兴传统儒学还有一定的非现实性。
首先，自近代开始儒家思想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在中国思想、政治界的中心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且现在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儒学要复兴首先就失去了官方的支持。
其次，传统儒学在经历了20世纪的“十年”，传统的儒家思想几乎遭到很大的毁灭，及至现代各种西方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儒学已经十分缺乏立足之地。
最后，梁漱溟作为第一代近现代新儒家已经意识到了儒家思想本身存在不足，在新文化运动中认为在不放弃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可以接受西方思想，传统儒学无论其从现实还是理论上都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七、结语
时代在改变，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必要复兴以及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价值，发掘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生长点，传统儒学如何复兴是个问题，百年前梁漱溟对这个问题就有自己现代性的看法。如果我们想要在现代复兴传统儒学，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的复兴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我们可以开出新学统、政统，在加大儒家思想宣传的同时，培育、发展儒家思想的接班人，那么便能使儒家的道统薪火相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儒家思想可能在现代“复兴”，但像“独尊儒术”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传统儒学既不可能在中国重现，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
参考文献：
[1]王秋.心性学视域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析论[J].学术交流，2014（6）.
[2]王晓黎.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第8篇：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学 流派 现代化
日渐兴起的传统文化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族的、国家的、甚至是区域性的界限,海外的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特别是港台、日韩、新加坡和欧美等地区和国家,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对海外学者研究儒家伦理的成果进行梳理。为了方便,现以地区或国家为划分来述评海外各地主要的学者及其思想。
一、港台地区的儒家伦理思想
张君劢、钱穆、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都是在大陆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及海外的,他们忧虑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深沉反思,纷纷从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宗教、哲学等领域,发掘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并发表了许多论著和文章。集中代表他们观点的是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中国历史文化为一活的精神生命存在;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精神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它与现代科学、民主非但不矛盾,而且相反,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内在要求,这就是所谓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港台新儒家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出版了卷帙浩繁论著,成为港台地区传播最广、势力最大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七十年代以来,包括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腾飞,深刻地启示人们去思考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关系问题;同时西方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也有所转变,并把它看作是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一味良药,使得一些学者看到儒学重振的希望。他们从“文化多元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他们一方面认同传统儒学,另一方面适应现代新潮,对熊十力以来的一些新儒家的思想观点进行梳理、总结、阐释和宣传,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论文和巡回演讲。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和分析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特别是比较二者之间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矛盾的,儒家伦理如同新教伦理一样可以结出资本主义之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儒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张君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刘述先、蔡仁厚等,从不同角度出发阐述儒家思想是可以同现代化融合的,认为那也是儒家发展的必然。
港台新儒家的这些论述,都是通过比较中西文化后所体现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并从各个不同层面去开辟儒家发展的新路径,是值得敬佩的。但有些观点如儒家资本主义说、儒家与工业东亚兴起的关系等都是尚无定论,本人亦难以苟同。从儒家到新儒家,儒家文化早已超越了孔孟等的原始儒学,是本土多家思想的融合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纳,早已面目全非了。
二、日韩、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思想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儒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源于中国的儒学由朝鲜半岛经由东亚大陆传入日本、新加坡等地,深深扎根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中,经受了异域历史文化和习俗的阳光雨露,成为当地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一)儒家传统在日韩的传播和影响
日本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思想史视为基本上是摄取、咀嚼、消化欧美近代思想从而日本化的过程。对明治以前,特别是以江户时代的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的儒学传统则认为是日本近代思想形成的基础;而且直到昭和二十年战败,这一传统对日本社会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儒学研究者刘岳兵以服部宇之吉门下的高田真治和狩野直喜门下的小岛马为案例,探讨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的存在形态。其《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一书勾勒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态。其一,是儒学与日本的军国主义相勾结,军国主义分子恶用儒学,成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一种存在形态。其二,与之相反,儒学的博大精深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格魅力及具有儒者风范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诸如幸德秋水、河上肇、小岛马等。这是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另一种存在形态。
朝鲜时期不仅仅在十六世纪时涌现了大批宿儒,更有曹南冥、李退溪两位大儒(韩国尊为“圣人”),朝鲜人在吸收中国儒学的基础上还建立了自己的儒学,像“南冥学”、“退溪学”就都是闻名世界的“朝鲜儒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念波涛汹涌地传进来,造成与传统价值观互相冲突的状况,国民的价值意识陷于非常混乱的局面。为了重新奠定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儒者的最高机关成均馆宣告成立“儒教”总部,欲组成一个像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一样的团体,这反映了当代多元价值的社会中儒家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继承问题。近代有代表性的终其一生以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和重新诠释为志业的学者及其著作有:李相殷的《析论韩国儒教的功罪》以及朴钟鸿有关于韩国思想的《韩国思想史》(佛教思想篇,1972年)、《韩国思想史论考》(儒学篇――遗稿,1977年)、《韩国思想》(遗稿,1982年)三本书。朴先生一再强调韩国儒学的传统文化仍然保留在现今的韩国社会里,可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二)儒家传统在新加坡的传播和影响
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随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社会生活的高速发展和空前开放,一起来的还有这背后的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并迅速蔓延开来,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基于以上认识,在新加坡开始着力抓了普及儒家伦理教育的事情。1982年2月3日,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宣布,在所有学校教育课程中要加设“儒家伦理”。此后不久,“儒家伦理委员会”在新成立,专门研究儒家学说的华裔学者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和余英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等被聘为海外顾问。此后,教材编写和试教工作也颇具声势。1990年,新加坡公布《共同价值宣言》,提出了个人服从社会,群体及维护家庭伦理秩序等共同规范,效果不错。应当说,新加坡目前社会秩序较好,是与“儒家伦理”的普及分不开的。
三、儒家传统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
(一)三大儒学派
“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他不仅一改美国儒学沿习欧洲汉学的学风,而且还创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国儒学研究。费正清所创立的美国儒学研究与传统欧洲汉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不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诠释,而是更关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研究。他的著名理论“冲击-反应说”是美国早期儒学研究的特色,并对美国的儒学研究影响深远。
“波士顿儒学派”也可以叫对话派儒学。哈佛燕京学社创始人杜维明教授对儒学研究有很深的见解,并不遗余力进行推广。他注重孟学,沿着孔孟、陆王、牟宗三的系统,强调心性修养的重要性。他也重视儒家的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的问题。在2000年哈佛儒学研讨会的开题报告中,他发表了题为“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的演讲,强调了新儒家的新使命。杜维明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以及儒学的第三期发展问题亦有很深的见地。
波士顿神学院院长南乐山和副院长约翰・白诗朗通力合作,已把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建构为在北美神学界发展儒家论说的道场。他们是基督徒,但自称认同儒家。2000年南乐山出版了《波士顿儒学》的著作,正式宣告了这一学派的确立。白诗朗极力推崇波士顿儒学,并积极推动与宗教之间的对话。
“夏威夷儒学派”的中心人物成中英教授提出了“本体诠释”学的原则,从语言、概念、观念和本体上通过比较中西哲学,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以达到“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并走向世界。本体诠释学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它的理性分析方法的影响。以此来解构中国哲学,增强了其抽象性,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提高了。这是诠释学派对儒学的杰出贡献。 夏威夷儒学派的另外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安乐哲与郝大维。他们所涉及的儒学宗教性问题是近年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生长点。安乐哲透过对礼的分析,揭示了儒学宗教性的独特性。他认为这种无神论的宗教是以礼为核心的。安乐哲还通过对宗教的词源学研究,指出宗教一词的最初含义就是“结合”的意思,因此,“由礼所建构的社会不仅是一个世俗的社会,也是一个宗教经验的场所。”
(二)其他学者观点
据吴根有教授对近十年美国儒学研究表明:1.关于儒家与自由主义、儒家与人权关系的研究是近十年来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代表人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2.对儒学与生态的关系、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作再反思,亦构成了近十年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Mary Evelyn Tucker和约翰・白诗朗(John Berthrong)主编的《儒家与生态学--天地人的内在关联性》一书就是例证。3.由于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关儒学研究大多设立在历史系或东亚系,因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儒学就成为美国儒学研究的又一个特点。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包弼德通过对宋史的研究,揭示了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特点。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提出了现代儒学“游魂”说等。
四、述评总结
通过对“五四”以来的海外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的整体来看,无论哪种流派,也无论每一位学者从哪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儒学,儒学的研究大都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认同儒学核心价值
儒学的传统核心价值无外乎体现在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东亚工业经济的兴起,且有着相同儒家文化背景,这使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儒家文化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并能理性地阐释和探讨儒学的普遍价值的可能性,进而引发“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姑且不谈这种“普世价值”之争的是与非,但其背后所体现的对儒家传统价值的认同却是让人值得高兴的,意义深远。
(二)儒学具有宗教性
欧美的儒学传播是因宗教而开始的,早期欧美研究儒学的传教士为儒学和基督教融合探寻切入点,并探讨用儒学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认为儒学在安抚人的心灵和道德教化上与基督教并无二致。港台及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普遍认为儒学的这种教化现象就是独具特色的宗教形式。甚至韩国被称作“儒教国家”。儒学是不是宗教尚无定论,但是其宗教教化特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儒学的世界性
目前,儒学、新儒学,儒家文化及其相关的孔子学院流行海外,与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碰撞、交融。海外儒学研究的兴起,使得儒学发展已超越本土文化的禁锢,悄然融入国际学术舞台,并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儒学之所以走向世界,与其内部具有的“超越性”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儒学的世界性还是世界性的儒学,可以说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仁爱、和谐、人本、修身重道等精华部分,正影响着世人去思考其世界意义。
(四)儒学具有当代意义
西方物质文化、工具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无疑对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是极度膨胀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所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秩序失衡的现代化弊病。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关注东方文化,探讨儒学伦理,旨在解决道德危机问题上进行一种新的文化选择,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儒学的研究就是为儒学走向现代化服务的,所以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让一些中西学者看到了希望,并把它看作是西方文化的补充。“儒学的现代性”问题使得儒学在当代所发挥的作用提到理论的高度,并为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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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荣培.当代韩国儒学发展之概况[J]。论文天下;
第9篇：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 现代化 调适
儒家对现代化既有反抗，又有调适。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反抗而又不断调适的艰难曲折的过程。“新儒学”形成以前的传统儒家对现代化以反抗为主要形式，此后的儒家以调适为主要形式。“新儒学”形成以前，儒家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的调适方式。“新儒学”形成以来，儒家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的调适方式。[1]
一、民族危机与早期的调适
（一）早期的调适
“新儒学”产生之前的儒学调适，我们称为儒学的早期调适。大体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次鸦片战争之间（19世纪40——60年代），儒学虽然有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但相对“夷夏大防”思想来说，那只是“沧海一粟”。严守“夷夏大防”的儒家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就是主张“师夷长技”者如林则徐、魏源等，我们也不可说他们就没有了“夷夏大防”思想。因为他们所指称的“夷之长技”，仅仅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加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之类。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期间（19世纪60——90年代），儒学调适的进程明显加快，对西方的认识已经实现了由“夷”到“洋”或“西”的突破。不论儒家顽固派，还是开明派，都不得不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去观察和理解“西方”、“洋人”和“西学”了。顽固派在不断地、甚至急剧地发生分化，同样洋务派也在不断地分化着。顽固派蜕变为洋务派，而洋务派又向维新派蜕变，维新派甚至在向革命派蜕变。正视西学，实现西化，在不同的层次上化为他们的政治行动。日趋主流的洋务派在与西方正式交涉，引进西方技术，开办现代工业，创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式军队，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报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除政治方面触动不大以外，其它方面的变革是深刻的。相对于中国这样的东亚文化内核型大国而言，转型的难度是极其大的[2]，洋务派的贡献不可埋没。虽然洋务派抱着“中体西用”的态度来实行儒学的调适的，但这种调适的实际效果确是社会的深刻变化，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登台，准备了极好的条件。
第三阶段，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儒学的调适出现转型，开始了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孙诒让、章太炎、甚至孙中山等，都在试图用“西学”来重释“儒学”，国人往往称其为“比附”，严格说来，“比附”说是不确切的。“诠释”说更为可取。他们的“诠释”趣旨在于以民族主义为底蕴去吸纳西学，或者说，他们是把异己的“西学”置于可认同的“中学”范畴，以减轻“中学”对“西学”的“排异反应”。这时中国还没有经过五四洗礼，各种西学思潮涌入中国，纷繁迭出，国粹文化处于显要地位，无政府主义业已冒头，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播入中国。各种西学思潮纷陈己见，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对“中学”的诠释，以西学诠释推动的“国粹重光”、“古学复兴”运动，被国粹派宣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二）早期调适的特点
早期调适的特点大体说来有：第一，对西学的认识既不全面、深刻，也不冷静、客观，尚未认同西学，对西学有严重的排斥和排异。第二，儒学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调适的进程是越来越呈现加速的趋势。第三，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儒学外缘向其内核深入的过程，第四，“中体西用”是儒学调适的基本方式、基本指针和基本纲领。
二、“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一）“现代化共识”的初步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初步形成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对儒学的大破坏、大解构，促使知识分子激情高昂地宣传西学，主体是“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自由主义此时还是主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其中的旗手。虽然“现代化”作为一个新词还要到三十年代使用，但儒学的“现代化共识”（我们指称的“现代化共识”是指儒学已经放弃了对西化和西学的全盘反抗，对西学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亲和和认同，决定在中国本位的基础上去吸纳西学，承认西方的优点和长处，但要求西学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相当于提出了要“现代化”但不要“西方化”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不过，在三十年代，系统的、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尚未形成，“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影响有限，而且实际针对的乡村改造，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理论）原因是，经过五四的洗礼，传统儒学业已完全丧失了号召力，西化思潮已经广泛地播入知识分子之中，“新儒学”的建设者只好借助于“西学的本土化”来号召人心，从20年代到30年代，经过几次大的论战（包括2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论战，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从20年代直到40年代的工业化与农业化论战），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得到进一步的淘洗，儒学得以抗衡西化的武器就是“中国本位”或“本土化”。对西学的“物质”武器，儒学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抵抗，对西学的“精神”武器，儒学还在顽强地抵抗着。但随着“新儒学”建设的推进，“西学”与“中学”的“精神”资源也在走向融合。最终呈现“和合会通”和“创造性转化”的新面孔。
五四以来的儒家调适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19年到1927年，是儒学的解体时期。儒学遭到全面批判，旧儒学走向消亡，儒学发生重大蜕变，“新儒学”开始萌芽和成长，儒学的解体派（“破坏主义者”）和重构派（“建设主义者”）同时登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儒学的主要解体派，“新儒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者是儒学的主要重构派。儒学破坏与儒学建设交相辉映，形成学术争荣之局。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力主先破后立，因而儒学破坏派占据主流。他们积极输入儒家稀缺的自由、民主与科学资源，高扬着思想启蒙的精神。但他们对传统全盘否定、对西学完全照搬的做法，又暴露了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机械，有着严重的“启蒙心态”[3]（惟物质主义或物质利益至上论、惟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万能论、竞争与进化中心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是严重的“启蒙心态”，“启蒙心态”是“启蒙精神”的极端发展形式或变态形式）。对文化深层的心灵建设关注不够是他们的致命缺陷。儒学的建设派也在这时顽韧崛起，为了接续民族文化的命脉，重寻民族文化的老根，他们积极呼唤和致力儒学的新生，但不可否认，儒学破坏的声浪汹涌澎湃，儒学建设的辨说几至湮没。此时，儒学的“现代化共识”（要“现代化”，不要“西化”）基本形成。
第二时期，从1927年到1949年，是儒学的建设时期。从总体上看，儒家解体派的批评声浪已经削弱，虽然还有因陈序经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而引发“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再次论战，但儒学的解体派已是强弩之末，接续传统，重建传统，甚至复兴儒学的观点已经普及于世。儒学的建设派已经从后台转向前台，由弱势渐趋强势。“新儒学”的系统建设已经开始，“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流派纷呈。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乡村建设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钱穆的“新国学”等“新儒学”流派已然成形。1932年熊十力删定《新唯识论》。1934年冯友兰刊《中国哲学史》，接着有1939年的《新理学》、1940年的《新事论》、1943年的《新原人》、1945年的《新原道》、1946年的《新知言》、1948年的《中国哲学简史》（美国版）等问世。1938年贺麟发表《知行合一新论》，创“新心学”。钱穆1928年成《国学概论》，1937年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年成《国史大纲》。与此相呼应，学术界要求发扬中国文化传统，关注中国文化精神，建设中国新本位文化的呼声不断加强，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国民党政府也发起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以来，以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要求，愈加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第三时期，从1949年至今，是儒学“融和性再重构”时期，这一时期还远未结束。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对儒学的态度是政治取向的、是异常严峻的，儒学基本上没有栖身的余地，“破四旧”和“批孔运动”使儒家命运更是雪上加霜。在高校也只是被批判的对象，没有对其进行学理性的研究，更没有信仰的同情，虽然在精神层面上，中国人的儒家心态并未得到超越。在海外，尤其在港台，儒学保留着一份席位，但花果飘零的局面并未得到改观。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港台的自由主义对开始了对儒家新的攻击，大破坏又空前高涨。在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中，“新儒学”的提倡者和同情者，夹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从事儒家传统的艰难接续和创造性转化。杜维明、余英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林毓生、金耀基、成中英、刘述先等人从事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在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思想解放和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儒学又从海外回到大陆，海外儒学对大陆儒学起到了激活和换血功能，儒学的“合和性”建设重新启动。大陆“新儒学”也发出声音，如蒋庆、盛洪等。二十一世纪以来，儒学的“一阳来复”似乎可期。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公开场合已经表示了对儒家传统的同情理解。当然，我们不可能再做新时代的韩愈、朱熹，接续儒学道统，让中国重回儒学世界。我们也不太可能全盘西化，遂了西化派的心愿，一成不变地沿用西方的制度文化与人文态度。我们也不可能全然认同佛教要义，来个佛教复兴，是中国成为佛教国家。中国文化建设的前途只有一个，在对传统进行再重构的前提下，进入文化融构的新时代，完成文化融构的光荣任务，建设别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化。我们当然要发扬儒学的真精神，超越儒学的旧形态，使儒学在中国文化大融构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儒家调适的新特点
五四以来儒家调适的新特点如下：第一，传统儒家彻底消亡，新儒家不再全盘地、盲目地抵制西化和西学，相反，新儒家恰恰喜欢用西学的各种概念和范畴来诠释儒学。第二，新儒家在对传统儒家的批判的同时，重点在于接续儒家传统，但由于对儒家的偏爱，对儒家的深度反思往往不足。第三，尽管“现代化共识”形成以来，中国人要求建设“中国本位”或“中国特色”的呼声越来越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但儒家的命运并未得到改观，相反，对儒家厌恶情绪未能摆脱，对儒家的政治批判反而越来越严厉。似乎谁对儒家略有同情，就是思想保守的表现，就是中了封建余毒。知识分子对儒家的态度并未改观，政治批判压倒了学术反思。如杜维明所观察到的：“‘五四’以来的困境是：该抛弃的没有抛弃，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引进的没有引进，该排拒的没有排拒。”[4]第四，儒家调适的根本走向，在1949年以前是走向自成独立的体系，形成系统的新儒家理论，如“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等；在1949年以后总体走向是融入其他的思想之中，或者说化解于无形（当然不否认有个别的系统理论）。种种“会通论”、“和合论”、“融构论”为此做了注脚。
（二）儒家调适的动因
关于儒家调适的动因，我们认为主要是两大压力：第一是民族主义压力，即民族危机不断强化的外在压力。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华侵略不断升温，儒家内部的“经世意识”、“忧患意识”、“反叛意识”和“抗议精神”得到张扬。儒家是入世的，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认同来源，儒家在民族危亡和认同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只有实现自身的蜕变，才能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实现对西学和现代化的调适。而只有实现了对西学和现代化的调适，儒学才有可能为自己创造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第二是工业主义压力，即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压力。工业主义自18世纪以来就“以动力横决天下”，与之相伴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也横行世界。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成本优势，任何民族国家都没有逃脱资本主义的网笼。以农业主义立论的儒家思想只有在工业主义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才有根本出路。
（三）儒家调适的性质
儒家的调适，从其本质意义上说，是革命性的，是由以农业主义立论过渡到以工业主义立论。当然，其立论不仅要遵循工业主义的逻辑，还要注意避免工业主义的陷阱，如过度的物质信仰，过度的外在诉求和人的异化。因此，儒家的解体派（即破坏派）和建设派（即调适派）之争，并不是传统语境中的前进与倒退的意识矛盾，更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而是共同希望中国发展的先进知识人在如何适应新时代，建立什么样的新文化问题上的内部争执。
三、儒家调适的方式、方向与前景
（一）儒家调适的方式
从儒学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的方式至少不下十几种，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学西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接续主义”、“本位文化”、“创造性转化”、“合题”、“解体与重构”、“和合”等。“新儒家”形成以前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方式，此后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方式。本文主要介绍这两种调适方式。
1、“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学调适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 “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
“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被“中西会通论”取代。
2、“创造性转化”
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是林毓生。他对这种调适观的解释是：“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性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因此，“如何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林毓生强调我们这个国家的惟一出路是开出自由和民主。虽然“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并没有民主的观念。但传统中没有，却不蕴涵现在也不能有；同理，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何况民主的观念被介绍进来已快一百年了。” 林毓生认为儒家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是可以开出自由和民主的。“在理论上，儒家思想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过去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并非我们没有这种潜力。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是可以和儒家思想发生亲和和化合作用的。“儒家‘仁的哲学’确可作为我们为了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所应努力进行的‘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的一部分基础，借以与康德哲学的‘道德自主性’的观念相衔接，以期融合而发扬光大之（甚至在理论上发展出一套比康德哲学更美好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同理，“虽然我们没有民主的观念和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5]
林毓生所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近似“以‘西学’诠释‘中学’”的调适思想，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身兼任的林毓生从中西哲学比较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和深度的反思。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要“转化”或“诠释”的重点都是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
“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儒家调适的实践上来说，从“新儒家”形成以来就一直从事这种工作，他们运用的转化武器就是“西学”，他们的目标是儒学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们艰难地接续着儒家传统。“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认同再三致意，目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复兴”。他们非常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整合，希望儒家思想成为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阻力，以确保现代化的可持续，而不会功亏一篑。因为社会整合的不足，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得不遭受现代化中断和崩溃的苦痛。
（二）儒家调适的方向
儒家调适的总体方向，我们认为是朝着以下几条轨道：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梳西化与现代化；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罗荣渠教授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6]
（三）儒家调适的前景
我们在前文谈到儒学的生命力的时候，已经对儒学的现代化前景做了一定的分析。分析儒学所拥有的精神资源以及它可能转化性创造出的精神资源和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资源，就大致可以看出儒学的生命力，即儒学的发展前景。
话又说回来，大部分新儒家学者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当然也不是绝对悲观。儒学的发展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学本身的精神资源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绝对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度发现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但儒学的发展前景与儒学存在的当下环境、现行语境和儒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儒家的调适需要知识分子长期的学术反思和学术建设，还需要有信仰的需求。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来看，儒家调适的前景大体不出五种可能性：其一，自成体系地发展，成为多元思想和信仰的一种，但不会是主导性的。其二，自成体系地发展为一种吸取其他思想文化之长的主导性思想文化。其三，为其他的思想和文化所吸收，消弭于无形之中。其四，与其他思想和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主导性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其五，彻底消亡，为其他思想文化覆盖或取代。第一种和第四种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第四种的。
要言之，如果说世界真的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化轴心时代，那么中国的新轴心文化将是以科学的唯物主义为“轴”，以新儒、释、道和其他中国化的思想文化为辐辏的新组合和新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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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儒家对现代化的反抗，我们另有文章讨论，此处不论。
[2] 关于东亚文化的内核和外缘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内核转型之难的考察，可参考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3] 杜维明主张“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关于“启蒙精神”与“启蒙心态”的分梳，参考杜维明：《化解启蒙心态》，《二十一世纪》（香港），1989年创刊号。
[4] 参考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