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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全文(5篇)

古代文学论文

第1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我们应该重视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质。汉语言专业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责任。所以,汉语言本科专业教育与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还有一些区别,即它更应该具有大学本科教育的系统性以及育人性。崔永华老师在其论文中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文章认清了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育与单纯的汉语国际教育即汉语教学的区别。对留学生进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国大学教育的要求,而中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的文学篇目可以给学生这样一种熏陶和培养。“在古代文学中学习中国语言之美,学习中国文人忧国忧民,淡泊致远的精神操守,这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二、对比国外高校的中文专业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的重要性

在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或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的重中之重。该课程一般有两学年的教学任务量,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文专业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欧洲,开展汉学研究较早的大学里,教授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甚至很重视培养学生对古文原典的解读学习。在近邻韩国,中国文学课在很多高校的中国语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韩国大学里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学校现在超过了一百所,各大学的专业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有的称作中国语专业,还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中国通商、中国语言文化等。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方向的中文专业的情况。笔者 2012 年曾在韩国庆南大学中国学部讲授一年汉语,了解了庆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大二和大三两个学年中,学部为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分别开设了中国古诗选读、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小说和中国古代文论四门课程,学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等同,均为每周 3学时。通过对这四门课程的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比较系统分项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阅读了经典的原典,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特质以及主要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学生们学习的文本是繁体汉字,这样可以一边学习古代文学一边实现认知繁体汉字的目的,这对于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的。韩国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视古代文学课程。韩国学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举对比了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的中文课程。其中首尔大学在一年级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探索,二年级开设中国历代诗歌讲读,三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47%。成均馆大学二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名诗鉴赏、中国小说概论、中国诗曲的理解等课程,文学类课程占总课程的 26%。有的学校在专业学习的初级阶段概括介绍中国的文学概况,随着学生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年级开设文学、诗歌等文献阅读课程,此阶段倡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学原著,切身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朱锦岚老师提到韩国加图立国立大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毕业论文,代之以 5 门课的毕业考试,而这 5 门课中,有 3 门是必选课,包括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2007 年毕业考由 5 门减少为 3门,即中国语、汉字和中国文学史。可见,在对中文专业毕业生的学科知识要求方面,中国文学史的内容绝对不可缺少,是在课程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专业课程。同时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言专业与中国学生学习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相类似,都是以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语言文化为基准的四年制本科学习。从国内外语专业的名称来看,我们的外语专业的名称都是语言与文学并重,如: 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名称就体现出了学习的内容,即要学习该门语种的语言也要学习用该语种成就的文学。例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程就一定要开设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选读或英美文学史这类课程。学生们通过对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学习到经典英语作品,真正掌握该语言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和运用,进一步增强其对语言的领悟。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学是留学生探寻中国文化内核的一把金钥匙

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展现丰富的人性以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映现。它对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蕴有重要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失去文化精华土壤的语言是苍白的,也是没有深度的。季羡林老先生曾写道: “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中国文化的内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国文人高洁的品性,忧国忧民的情怀,谦逊重义的处事准则都体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些承载着中国宝贵文化的文字都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语句中包含着汉语本身的文化内涵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具体的方式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古代文学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脊梁。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髓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就是这样一门让学生体会文化精髓的课程,它承担了审美鉴赏与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务。黄爱华老师认为“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透过语言的外衣深入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诚哉斯言! 通过朗读并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可以让学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风光中见诗人心情的恬静,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显深远的精神境界,让学生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情怀; 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与诗人一同体会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从而也培养学生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词作中领悟含蓄蕴藉,词的委婉曲折并留有无限想象,好似中国水墨画般悠长。这些都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四、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第2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第3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历代有不同的特点。先秦诸子的学术传授中蕴涵着文学教育的成分。两汉时期,太学的教学中文学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附属物而存在。魏晋六朝,文学教育存在于贵族文学团体内部以及家族成员的创作、品赏、评论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文学教育得以发展。元明清时期,不管是各级官学、书院,还是民间的义学、私塾,文学教育大都服从科举考试的需要。虽然中央与地方、都邑与乡村、庙堂与民间各有不同,地域的发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从总体上看,政治伦理色彩与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的经学中心与广义的文学观念相关联,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王士祯曾记载进士不读《史记》的怪事:某一前辈老甲科见一孩童读《史记》,问知作者是司马迁,竟问“渠是某科进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说明问题。科举考试讲求以八股文体作文章,文章题目从四书中来,因此文学教育的功利色彩极强,一些读书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清末,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可谓内忧外患。面临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等寻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变革。为培养操办实际事务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开办了新式学堂,特别注重外语、军事和专业技能教育。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主要开设外语、天文、科技等课程。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学的体系。190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鼓励各地设立学堂。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对学堂的目标、年限、课程设置等制定了规范。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提出废除科举制。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并在全国推行。随着各地学堂的开办,1905年清政府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转型

(一)古代文学教育地位的变化

癸卯学制对学堂的招生、课程设置、考试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类,又按程度高低将整个教育过程分为三段七级:一是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学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及大学选科、通儒院)。蒙养院教学内容中的“歌谣”一条,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国文学”,均与文学教育有关。高等学堂按照学生日后预备入学的方向,将学科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属于三类共有的必修内容。大学堂中,文学科大学分为9门,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有理论性质的“文学研究法”,还有“说文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另有“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课程,还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以及中国及西方的历史、外国科学史、外语等相关内容。“研究文学之要义”共41则,对授课内容作出了细致规定。由于中国古代传统中没有纯文学的观念,文学教育往往附属于经学、史学等,明清时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工具。癸卯学制第一次从制度上将“中国文学”与“读经讲经”并列,作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中小学开设“国语”“国文”“语文”课、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端。然而,古代文学教育获得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来之不易的。癸卯学制的主要起草者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实学著称。加上清末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富国强民愿望弥漫朝野,在这种救亡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出于经世致用的需求,科学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文学则无容身之处。但是癸卯学制参照日本学制,而日本又是学习西方的,不管西方还是日本,学制中都存在文学这一学科。

也许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学终于挤进了新教育体系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下,传统文学教育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会接纳。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专门有一条指导意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煞费苦心地为中国文辞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如果不读经书,那么就失去立国之本,“安有富强之望乎?”这样的解释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与外国的宗教比较,又将读经与民众追求国家富强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读经令人信服的意义。这样一来,学习中国文辞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与意义。按照“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的精神,“读经讲经”一科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课时设置中,分别占周课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国文辞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写奏议、书札等实用文章。与之相应,在各级学堂具体的授课内容中,也一再强调学习中国文辞“以备应世达意之用”“适于实用”。这里并没有提到对科举的作用,应该是废除科举制酝酿已久,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诏实施了。这样古代文学教育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处境中。文学被正式立为一科,第二年科举制又被废除了,摆脱了桎梏的文学教育本该获得自由。但其赖以论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对经学的助益。也就是说,古代文学教育以丧失独立性为代价,得到了独立的地位。而废除科举制,固然打碎了文学教育的桎梏,却也部分消除了文学教育存在的依据。实用的文体,虽然是传统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学性。一味追求实用,文学教育将走向偏狭。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连“奏议、公牍、书札、记事”也开始使用现代汉语,慢慢和古代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时候连实用性的理由也变得不能服人了。再后来“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兴起,由于古代文学被视为旧思想的载体,这些任务自然又落在了白话新文学上了。概言之,中国文学自癸卯学制以来,固然得以被专门列为一门学科,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于长期受制于实用主义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审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培养写作者是传统文学教育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训练的内容除了阅读,还有实践性创作。授受的双方一般都参与文学的创作,所以文学是动态的,作品是不断累积的,既包括过去的文学,也包括现在的文学。癸卯学制中虽然有写作一项,但是已经不再那么强调了。大学堂的课上也不进行传统的诗赋训练,中小学堂更是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的规定。1905年为保证学堂的发展而废除科举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话为创作语言的传统写作方式失去地位,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逐渐被现代白话文写作取代。这意味着,古代文学教育不再是从古至今的文学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学”的教育。“现代文学教育”“当代文学教育”等也先后从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与古代文学教育并立的门类。古代文学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养写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养学术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学素养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授受双方往往缺乏相关的写作经验,并且随着古今语言文字的演变,普通民众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和教育也面临脱离现实需求、成为少数研究者群体内部的话语游戏的危险。

从内容看,古代文学教育也有重大变化。癸卯学制中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称“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对“历代文章流别”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讲义授课。1904年,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将为授课需要而编写的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刊行,这是“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卷首题记中表示“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又说“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可见,此书一则受国外文学史编写的启发,二则忠实贯彻了癸卯学制的要求。林著文学史分16篇,目次与癸卯学制的“研究文学之要义”的前16条完全一致。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学府中的教学需要而编写。这意味着从传统的文学选本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教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以前强调实践的教学方法不同,新的教学方法似乎更侧重知识的系统传授,这也适合现代学校的课堂教学。虽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统的文学史为授课内容,而是选择“雅正铿锵”“有益风化”的诗歌等。但是,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教学方法“以讲解为最要”,特别提出对记性太差无法背诵的学生,“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又规定中小学堂读古诗歌“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实际上也就规定了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官学和书院“执经叩问”的发问答疑式、私塾的诵读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启发式这些非系统性的教学方式。

三、癸卯学制对古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一)古代文学教育的西化与现代性问题

癸卯学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中体西用色彩,是中国儒家思想和外国教育制度的结合体。这一学制是学习日本的结果。日本学习西学大有成就,其文化又与中国接近,加上路途不远,往来相对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为当时的潮流。张百熙拟定壬寅学制前曾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前往日本考察,张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罗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这些人的调查访问及对日本学制相关资料的编译,为后来癸卯学制的拟定打下了基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能保存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正符合中体西用的观念,是理想的学习对象。学习的结果是癸卯学制以儒家思想为不可变的根本,其中又特别重视宋儒理学。另外,只设外国文学,不设外国哲学。王国维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此提出批评:“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从哲学意义上而非仅从道德伦理方面研究理学,指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关联,并且主张开设印度哲学和西洋哲学课程。癸卯学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处理的问题。无疑,制定者对于西方思想带有某种疑虑,竭力维护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传统,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这一出戏已经拉开序幕。对于中西文化的争辩及文化认同的问题,余英时在《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中指出,现代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的象征,于是现代化往往也就意味着西化。在古代文学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论,乃至教学方法都曾有过西化的倾向。

时至今日,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传统,仍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与中西学术思想冲突问题同时浮现的还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思想冲突的问题,只不过在癸卯学制颁布之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尖锐对立的程度。所以这一学制规定仅限于“习通行之官话”,练习写作时“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自便”,不过“不宜太数”,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当然,这里的写作指的是文言文写作。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兴起,中国文学科目中,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冲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筹建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例,一开始的中国文学课是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1915年,校长经亨颐实行改革,推行白话文教育,编写国文课本,收入大量时文,以白话文承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以贯彻他的“人格教育”理论。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学教育的内部,现在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两部分力量的消长,以及古代文学教育内部,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的冲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传统的文学教育中,资源的配置相对均衡。特别是科举制度完善以后,从蒙学到太学,讲授的内容是相通的。乡村的社学、义学、私塾起着辅助各级官学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内部互相切磋的文学活动中,文学的审美教育得以进行。像《红楼梦》中所写的结诗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学诗的经历,是有现实基础的。这样,各个层次的文学教育形成稳定的结构,缔造了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学教育传统。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继而废科举的举措,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状态。首先,新式学堂虽然大量涌现,但是这些新式学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学费昂贵,乡村的大批寒门弟子实际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学教育在乡村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断层,诗书传家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苦读诗书博取功名的文学教育模式,都在新的历史时期难以为继。其次,癸卯学制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学”一科的教学,有较明确的分工规定。这开启了后世语言、文学分科的论争,也开启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教授科目有8种,第三种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一科的“教育要义”是识字以利于读书,能够用“俗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够写“日用简短书信”,其最终指向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学”一科内容是“读古文,使以俗话翻文话”“习楷书”“习官话”。对照可知,这其实是“中国文字”科的延续。中学堂虽也有讲授“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仅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点还在于识字、写字等语言文字的训练。从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堂“中国文学”的学科描述来看,显然是侧重语言知识。

这样一来,语文就变成了实用的工具,其人文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对大学的古代文学教育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大学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分学科教学,使两者各司其责。实际上中学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模仿苏联教育,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分汉语、文学两科教学,于1957年秋季统一实施。然而仅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学,将汉语、文学合并,成为语文科。这样一来,语文就必须要面临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问题。语言教学侧重于工具性,文学教学侧重于人文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教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其开端其实在于癸卯学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讨论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论争的结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延续了这一说法。对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说法,“人文性”显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第4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传承文化经典的最好方式,是让传统与创新两种创作状态比翼齐飞,因为改编经典也是原创力量的一种展现。我们过往亦有一些出色的案例,比如电影《英雄》中对反恐战争的隐喻,《卧虎藏龙》中对江湖天下的重塑。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机•富春山居图》虽然有一个宏大的文化愿望,但缺乏高质量的剧本支撑,最终的艺术效果令人失望,更遑论比肩《达芬奇密码》了。值得一提的是,皮影动画戏剧这种新艺术形式,创造性地应用高科技将皮影戏与真人表演相结合,实现了环境渲染、内心折射以及虚拟对话等多重功效,让观者惊叹古老的艺术也可以如此前卫。还有像昆曲《牡丹亭》在舞台上建造了一座雕梁画栋的飞檐亭台,越剧《柳毅传书》以超屏天幕海市蜃楼般展示出美轮美奂的“龙宫”,这些都体现了媒体融合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面的巨大功效。以交互为特性的超设计( hyper design)成为信息革命影响下文化传播的未来途径,它已无限接近印度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尔让•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 所称的全景式“媒介景观”( media scapes) 。而基于大规模远程通信技术的遥在艺术( telepresence art) 形态,则使得文化产品的远程制作、操控、传输、接收、欣赏成为可能。因此,探讨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信息社会里已演变成一个新媒体语境下文化实践领域的问题,其分析必须置于信息化视野下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经济立场中,并以平和与开放的胸怀来审视古代文学经典元素在当代社会中的保存、发展、变迁,建设一种面向世界的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气度与全球传播机制。

二、信息社会中古代文学全球传播的机遇

2013 年 12 月 4 日,部长刘奇葆与来华参加“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各国汉学家座谈,寄望大家持续关注、积极译介中国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认识到实现“中国梦”也是世界的机遇。在当今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融合平台和新传媒渠道来实现全球传播,并且光耀和润泽其他文明。讲好中国传统故事,能够使西方认识到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平等、个体尊严等价值观,如果不与东方文化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极可能异化为非价值,而人类整体文明要继续前行,也必须有中华文化的注入和补充。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故事的当代改编和创新传播,可以使西方国家更清晰地意识到,自由之外有正义,理性之外有慈悲,权利之外有责任,东方文化以其生动的人文主义特性,能够成为世界哲学的原创组成部分,并提供完善的世界性公民语言和信仰体系。在美国哈佛大学,由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瓦尔特•克莱因中国历史终身讲席教授”普鸣( MichaelJames Puett) 主讲的“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理论”,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三门选修课之一。

在大数据( bigdata) 时代,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必须在新的产业链中谋求新突破,尤其是借助信息科技和媒体融合环境更好地倡导恕道和仁道,以平等对话的姿态缓释和涤除西方强权主义所致的零和博弈之消极后果。而传统艺术的全球传播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国文化,也为世界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但今天的观众一般不会主动去阅读传统的文献记录,在媒体融合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情境下,必须凭借多维的信息媒介使古典资源与经验得到最大程度的辐射与推衍。也即是说,要想不断延长传统文化的艺术生命,就要与时俱进地加入新编元素、增加新创内容,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打磨新经典。我们完全可以借力媒体云上的传播优势,引导全世界的受众主动关注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经济也形成基本共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信息社会中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的可持续性,即经济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及其存量所产生的线下与线上服务流的良性运行。古代文学的跨媒介传播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尤其是小众艺术家甚至一般文艺工作者、爱好者都能以个性化的眼光和策略,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内含的各种生动的主题,并以自身经验创制跨媒介的新媒体文艺作品,创造性地传承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像流传在浙江地区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其衍生作品竟有几十种地方戏和曲艺形式,著名导演李翰祥、徐克等都先后拍摄过同名电影。又比如动画片《蝴蝶梦》将该民间故事演绎得凄美生动,更凭借刘若英演唱的主题曲《蝴蝶》、萧亚轩演唱的插曲《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以及 B. A. D 演唱的插曲《马文才》赢得了年轻人的广泛关注。著名音乐人陈钢与何占豪合作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臧天朔创作并演唱的《梦蝶》,更是把梁祝的浪漫意境在听觉艺术中发挥到了极致。正如西班牙裔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 所说: “( 网络社会中) 权力和财富的空间不断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延伸,但人的生活和经验则永远根植本土,即在其自身的漫长历史里,它循环往复于特定文化的表现序列中,而每一种具体的排序也均是依据特定文化结构所致的不同路径和意图而定”。

在全球化的信息社会中,我们需要真正进入由伟大预言家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近两个世纪之前提出的“世界文学”的传播场域中,就像著名批评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30 年前所言,“世界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重塑,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如何借助日新月异的信息与传媒科技,更好地向发达国家输出自己的传统文化,创建自己的艺术品牌,提升软实力水平,这是今天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由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制作中心策划立项,著名导演高希希执导的新版《三国》,获得 2011 年东京国际电视节海外电视剧特别大奖,甚至有一些日本粉丝团体组建了一个新闻编辑部,模拟派出记者穿越到三国时代采访,随着剧情进度持续发回相关报道,这些都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的海外传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一个不容小觑的文化输出途径就是网络游戏产品,玩家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和解悟到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如《赤壁》《诛仙》《画皮》《封神榜》《梦幻西游》《水浒 Q 传》《成吉思汗》《仙剑奇侠传》等都是这样,许多甚至风靡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各种创意产业模态的介入,可以有效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与传播。我们必须把握住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契机,深刻认识信息社会、媒介社会的本质特点,主动面对新媒体技术可能导致的国民文化自信心弱化的挑战,积极创造多媒体融合的艺术语境,激励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积极应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用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 与增益全球化( Grobalization) 相结合的新思维方式推动中华传统文艺的复兴。

三、媒体融合语境中的跨媒介文学传播方式

2013 年中国时尚产业论坛的主题,聚焦新媒体和大数据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对大众趣味、文化面相、社会观念、美学风格,以及文化金融资本和消费功能的影响,这对于我们以古代文化的创新传播建构本土艺术时尚品牌提供了重要思路。恰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 Georg Simmel) 所云: “时尚的新奇感永远是刹那间的魅力,展示出强烈的现世感,以变幻多样的形式不断增强对品位、信念乃至道德的影响”[8]。在此基础上,利用一切便利的新媒体平台扩大传统文化的辐射面,尽量避免信息化语境中的移动裂谷( mobile divide) 可能对文化边缘社群产生的不利影响。跨媒介文化传播在媒体融合技术日臻成熟的今天,完全可以在创意产业中进行广泛运作。比如前不久上海交响乐团微电影交响乐《女书》获智利圣地亚哥艺术节、比利时布鲁塞尔音乐节签约意向,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版《青蛇》获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邀请,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获波兰弗罗茨瓦夫国际音乐节邀约。

( 一) 戏曲媒介传播

这属于最原始、最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却仍然有创新的巨大可能。京戏街舞剧《融》涵纳了太极、醉拳、埃及手和街舞,昆曲肢体剧《陀螺》则融汇了昆曲、肢体剧、现代舞等元素,后者更以戏曲、杂技、舞蹈和打击乐的有机融合,运用寓言的方式表达社会人的无奈、身份认同的惶惑、坐困愁城的抑郁以及心灵深处的挣扎,颇可印证德国耶拿大学理论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 Wolfgang Welsch) 所云: “全球化带来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文化的身份认同”[10],因而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喻指。张艺谋执导的取材于《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故事的京剧作品《天下归心》,其所采用的多媒体手段虽仅点睛般寥寥几笔,极尽简约却充满想象智慧。比如借助各型舞台技术团队用多媒体皮影呈现郑庄公平叛的战争场面。此后音乐声响起,演员们的身影叠加在皮影之上,最终破纸而出,几位主要人物也正式登上舞台,大大拓展了花脸、老旦等行当的舞台表演空间。即便是传统戏曲的创作,在信息化语境下也必须充分利用媒介化传播( mediated communication) 来尽量填平知识鸿沟( knowl-edge gap) 。

( 二) 音乐媒介传播

中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但能有曲谱流传的非常稀少,所以根据古文献中的诗词曲新编古乐和新创古风歌曲,也是传承和传播古代文学的重要途径。比如邓丽君《但愿人长久》取词于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郭文景《愁空山》渊源于李白长诗《蜀道难》,姜育恒《梅花三弄》化用裴休《宛陵录•上堂开示颂》和元好问《摸鱼儿•雁邱词》,还有徐小凤《别亦难》、伊能静《念奴娇》、霍尊《卷珠帘》、毛宁《涛声依旧》、邓丽君《人面桃花》、梅艳芳《床前明月光》、黄安《新鸳鸯蝴蝶梦》,以及中央民族乐团敦煌曲谱《水鼓子》、上海民族乐团敦煌曲谱《急曲子》、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诗经》、香港歌剧社合唱团《声声慢》等。赵麟为马友友创作的协奏曲《度》,表现的是《大唐西域记》的故事,三个乐章名为“相”、“喜”、“悟”,以表现玄奘西行取经不同阶段的心境。作品力图用最纯粹的音乐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旋律和风格趋向传统,配器与和声则运用不少新颖的手法,马友友的大提琴呈示出人性的精神和追求,吴彤的笙则注重表现佛法的玄妙,这种东西文化对话的构想,较好地呼应了整部作品的主题。

( 三) 影视媒介传播

大银幕电影是古代文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四大名著都有多部同题影视作品甚至戏说、搞笑的翻拍版。然而,近年来的大多数相关题材影视,基本上都是从纯粹商业、娱乐甚至媚俗角度出发,往往不太尊重文化传统和艺术真实,甚至折腾出许多俗不可耐乃至乱不堪言的轻薄之作。近两年的作品中,王竞导演的《大明劫》放弃了戏说式的编排手段,充分利用各种古物和文献,关注历史细节的逼真精致,只在确有必要的地方用 CG 技术进行加工和渲染,没有刻意追求唯美、炫目却违背历史规律的视觉奇观,而是在风格上努力传达明朝末年凝滞沉重的气息,以凸显一种年代感和末世情怀。浓重的雾气、阴郁的天空等营造出的冰冷色调,烘托起令人窒息的诡谲神秘的氛围。片中的服装、家具,乃至火器、铠甲以及西北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造成一种具有震撼性历史美学特征的艺术张力,人性的挣扎与人心的博弈使得历史面相得以最大限度的呈示。而改编自《西游记》第九至十一回的《唐皇游地府》,则以极简主义手法与黑白影像风格,巧妙地运用了连环画和字幕,将现实的中国故事置于历史语境下,批判性与幽默感兼而有之。

( 四) 全景媒介传播

谭盾创作的多媒体交响乐《女书》,利用 13 段视频再现流传在江永地区人类历史上唯一现存的女性文字,及其背后为抗争压抑的环境而创造出的遗世独立的精神家园,其人类学价值已然超越音乐本身。《女书》的开场就颇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韵致,其原始音源极具瑶调“盘古开天”之旋律。全曲十三乐章以揭示女书起源的“秘扇”始,描摹她们与河流亲密关系的“水摇滚”终,讲述江永女性绚烂而平淡的一生。选择竖琴担当主奏,音拟琵琶,沿袭了此前《地图》的时空交叠与变换无端的质感。自然之调、器乐之音和吟唱之声呢喃缠绕,而幕布上呈现的 13 部微电影则使乐队宛似倘佯于如画的山水,在新媒体影像的多重反转中渐渐逼近真义。作品以视频故事为主线,以竖琴为桥接手段,乐队与竖琴独奏则对微电影中的女书演唱进行延展。视频音声与交响乐队间的转换连接非常简洁流畅,而被称为“谭氏烙印”的“水鼓”与“击石”等乐器的使用,更给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女书》将非物质文化景观与现代交响乐演奏相结合,致力于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推动非遗保护,弘扬传统女性文化,其立意令人钦佩,而用心更令人折服。在“三网融合”与“三屏合一”为表征的信息社会中,文化传播越来越依赖智慧城市尤其智慧型信息设施建设。而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移动屏性媒介,更使信息流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我们眼前,如何吸引资讯爆炸年代的受众,是当下文艺作品生产的最大困惑。

中国古代文学经过历史演变,已经非常饱满丰富且自成一体,很难再做加法去增益它的魅力,不妨将其中的经典元素抽取一点出来,然后与其他艺术形式相融合,这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也可以从全新的视角来厘清古代文学作品里“中国梦”内涵的流转与变迁,选择契合时代潮流的历史故事进行改编,避免对外传播中的文化隔断,即文化断层及其所致的传统湮没。恰如美国传媒学者詹姆斯•凯瑞( James W.Carey) 所云,“传播确切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也是对世界的塑形与建构”。在此基础上,再尝试借助多媒体融合的全息技术进行文化创新实践,重估我们面对世界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四、结语

第5篇: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必须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或通过展示具体的图像实物,或运用艺术的语言、和谐的音乐、生动的影像视频,创设教学情境,渲染情感氛围,使古代文学作品形象化,使学生如临其境,自然而然地被教学情境与文学作品吸引触动,引发共鸣,从而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可由教师创设,但更应该由教师引导学生去想象、创设和实践。建构主义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只能通过学习者自身积极主动地参与来实现。情境教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打破了传统教学方式框架,由传统的教师的“教”为中心改变为学生的“学”为中心,由传统的“教师要学生学”转变为“学生自己要学”。实践证明,只要引导恰当,学生是非常乐于参与教学活动的,并从中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提高了学习的兴趣。情境教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

(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学生整体素质

把中国古代文学知识意蕴内化成学生的素质,转化成学生的能力,是这门课程的关键与难点。传统的讲授法,通过教师系统完整的讲述,能使学生接受系统完整的知识,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讲授法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侧重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学习,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在情境教学中,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充分感受古代文学的魅力,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都能得到提高。例如,学生通过诵读、感悟、鉴赏与背诵古代文学作品,对作品内涵与语言的把握能力、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必然得到提高。学生参与改编、排练、表演古代文学作品,对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作品的理解、表达、再现与表现等能力也必然有所促进。通过表演过程本身,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组织、应变、沟通能力,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与交际能力。在师生共同对古代文学优秀文化精神的挖掘阐释过程中,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与艺术鉴赏能力。这些能力素质的培养,能够增强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三)促进教学相长,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在传统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是知识的垄断者和传授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是被动接受的学习者,依赖心理强,创造性缺乏。教师上课一味讲授,学生一味抄录笔记,师生之间的真正互动交流非常少。情境教学的出发点是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教师自觉改变角色,向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参与者等角色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和被填灌的对象,而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与学生之间已没有严格的界限,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在教学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合作、互相促进。这样,思维的火花不断生发、碰撞,学生从教师的精心引导中得到启迪进入更深广的学习领域,而教师也有可能在学生语言思想的触发下获得新的思路,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境界。在情境教学中,师生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共同成长,平等对话,尊重对方。因此,这种民主、平等、积极的师生关系,即导向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

二、情境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实践运用

高职高专院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和设置,为运用情境教学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学生的素质与教学课时所限,高职高专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不像一般的本科院校以文学史为主以文学作品为辅,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学习为重点。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最精美的文化艺术样式之一。文学即人学,古代文学作品内容丰厚,形式优美,具有深邃丰茂的思想情感蕴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魂。古代文学作品大多采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情感的渲染力与画面的表现力度相当强。因此,古代文学教学适宜借助情境教学,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情境是一种特殊的教学环境,它要求从教学目标出发,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再现文学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提高学生的兴趣维度,吸引学生主动学习。如学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的壮丽与烟花三月春意浓郁的情景;也可以运用多媒体创设诗歌的情境:江水茫茫,烟岚濛濛,沙鸥点点,桃红柳绿,繁花似锦,我们的诗人李白伫立江边,久久凝望着渐行渐远的“孤帆远影”。在这个画面的衬托下,投影出诗歌原文,同时播放背景歌曲《烟花三月》。指引学生通过想象的情景或创设的生动形象的情境,把学生一步步带进李白与孟浩然两位诗人之间纯洁美好的朋友情谊的独特意境中。通过自身的感知,触发想象和联想,学生才能深刻地领悟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这样联想式、情景式教学,给予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这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苏教版教材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黄鹤楼送别》,对比彼此对诗歌创作情境的想象与描绘,体会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进一步拓深学习的内容范畴。像苏轼《水调歌头》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教师完全可以放手,引导学生自己创设教学情境。在课堂学习前,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如何创设情境,如何寻找所需资料。在课堂实践中,学生以王菲《但愿人长久》歌曲导入,渲染情境,提高学习兴趣。通过古词新唱,学生陶醉其中,随意跟唱,不经意地融入词人描绘的意境之中。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词人在词中流露的复杂感情和乐观豁达的情怀。教师从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突出“思念”,抓住苏轼在词中的情感变化,激发联想,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词中蕴含的深刻哲思。有的学生还收集了有关“月亮”或表达“思念之情”的古诗词,进一步拓展阅读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大多意境优美、情感蕴含丰富,非常适合运用情境教学法,采用音乐渲染情境、图画视频再现情境等方式,通过直观、形象、生动的情境,提高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力,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情境教学,不只局限于音乐渲染、图画视频再现,还可以进一步改编表演,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想象、情感和创造投入到创设与感受作品的情境之中。

戏剧、小说、散文和叙事诗歌的教学,很多大适合进行改编表演,这些文学体裁的作品的艺术性、形象性、表演性较强,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学生通过改编、表演,能够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更好地掌握作品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人物形象,成功地表现、再现作品。例如在讲授《红楼梦》时,我们把一个班分为两个小组,要求把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内容改编为课本剧,分角色表演。这个提议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作热情,他们利用课外时间积极思考讨论,写剧本,进行排练。改编作品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们自主学习、接受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在课堂表演过程中,学生生动地演绎了他们心目中的每个角色,把剧情的情节发展演绎得非常具有层次感。贾政看到宝玉烦闷惶悚的模样本来就有气,接着忠顺府派长史官来就琪官之事污蔑告状宝玉,再加上宝玉的异母弟弟贾环污蔑宝玉企图强奸丫头金钏导致其跳井自杀,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严父教子的一场毒打不可避免。演员认认真真地表演,旁观的学生津津有味地观看,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现场情境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贾政爱听信谗言、易于动怒的封建家长;宝玉有蔑视封建礼教与仕途经济,同情下人的叛逆性格;王夫人的以哭造势,以退为进;贾母的讥讽威胁、唯老独尊;宝钗的温柔、做作与心机;黛玉的深情相与、体贴劝慰……甚至连只有一次出场的小人物——宝玉急得跳脚时想拉的报信者老姆姆的耳聋可笑,这些人物的特点都被学生表演得相当到位。可见,学生在阅读作品、把握作品内容、揣摩人物性格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姚红等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中指出:“表演法运用得当能促进学习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使学生学会创造性地学习,自主地建构知识和拓展思维,进一步准确地体味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魅力,深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和社会环境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甚至连一些简短小诗也有改编与表演的张力和空间,学生们可以通过改编表演形式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和精髓。例如学习岑参的《逢入京使》,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发挥想象,分组设计表演,要求有文言版、现代白话版两种版本。笔者所任教的2011级语文教育1班的几位同学生动还原诗歌意境,表演极为出彩。现代白话版的表演,诗人岑参首先以风尘仆仆赶路状出现,不时转头回望,举袖拭泪。接着通过画外音介绍当时场景与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诗人赶赴西域,渴望在边疆建功立业,不由豪情万丈;然而长路漫漫,回望故乡来时路,思乡愁情不免袭上心头,思乡的泪水擦也擦不完;忽然马蹄得得,入京使者骑马出现。岑参定睛一看,不由得高兴万分,居然还是老朋友!然后,岑参与老朋友一番寒暄:“韦兄,好久不见,你这是回京城吗?”“岑兄,别来无恙!我正返回京城!离家日久,甚是想念。岑兄,你这又是上哪儿呀?”……天色渐暗,两人不得不分开继续赶路。岑参本想托老朋友捎平安家书回去,偏偏没有纸笔,只好捎带平安口信。最后,二人依依不舍地告别,各奔东西……学生通过艺术的想象与联想,融入自身感受,与诗人进行心灵的沟通交流,使古代文学尤其蕴藏的丰厚思想文化内涵以鲜活丰盈的姿态存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学生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为文化传承创新奠定基础。“让学生从意境的再现中结合独特的审美感受再造个性的审美意识,这种效果远超我们字斟句酌的教学效果。”诗歌情境的创设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提高。本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所任课班级组织过学生创设文学情境与表演,这样的课堂备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较好。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