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特点

摘要：董仲舒作为儒学大家，其思想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汉立国距战国不远，游士之风犹存。加之立国之初，郡国并行体制的失败，促进了对治国理念的思索。其时，随着黄老学说的衰落，儒家思想面临着复兴的机遇。董仲舒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对儒家思想进行革新。基于此而形成的教育思想，重视历史传承教育，强化道统与正统的统一，推进儒家世俗化建设。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影响甚广，对我国现代教育发展也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董仲舒；教育思想；历史背景

1董仲舒教育思想形成之历史背景

1.1政治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政治环境的影响，对董仲舒而言也是如此。董仲舒生活的时代也是汉代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汉朝建立后，之所以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一方面是因为距离战国时代不远，分封的影响仍在。这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比如汉高祖在和项羽的争斗中，一度希望采纳郦食其的建议，通过分封战国诸侯后人的形式来赢得胜利，足赖张良及时制止，张良的建议就很能反映这一时变，“夫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2]895，这反映了士人的意识觉醒。汉朝建立后，所以采纳叔孙通建议，通过礼仪恢复建立权威，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对秦朝制度的思索。另一方面，汉朝在经历几十年黄老思想的影响下，与民休养，国家也渐趋稳定，尤其是七国之乱后，汉家的政权更趋稳定。实践证明，黄老思想重视养生、珍爱生命、反对斗争，这对西汉初年收服人心、稳定政权是有益的。但这种思想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显然是不可维持的。如何建立长治久安的制度，汉代统治者在对秦朝制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不断思索探寻。故后人云：“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3]6196董仲舒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时代需求，“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2]1099。董仲舒“天人合一”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法、道家思想的糅杂和提升，“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4]141。董仲舒重视对太子等统治者教育的思想也无不围绕其政治思想而形成，这种思想既有对贾谊思想的继承，更有对其思想的发展，这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诚如葛兆光先生所云：“董仲舒以后的儒学，一方面凭借官方确认的儒家经典地位与教育传承系统，稳稳地确立了正统或主流的地位，一方面在经典知识之外挪用着包括纬书在内的各种知识与技术。”[5]293

1.2文化背景

董仲舒思想也是在对文化反思和继承的背景下形成的，这在多方面都有体现。一方面在天人感应思想上，董仲舒的思想继承了黄老的思想，保持了西汉初年统治思想的延续，天人感应思想在贾谊《明诫》篇里有反映。而这种思想又是对墨家“天志”“明鬼”思想的批判吸纳，墨家节俭思想对文帝景帝都有影响，这多方面的因素显示了董仲舒的智慧和变通，“使儒者的伦理原则获得了‘天’与‘鬼神’的监督与保证，使政治权威的权力有了来自‘天’与‘鬼神’的支持与权威”[5]267。另一方面，董仲舒的思想也是在儒家内部斗争的基础上而丰富起来的。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关系更多显示出来的是政治斗争，而实际上隐藏其后的是儒家思想内部的斗争。儒家重视积极入世。公孙弘即代表儒家积极入世的一面，“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俸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2]1135。董仲舒的入世观表现得有所不同，其谋划更为宏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立制度的一面，“及（董）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1109其让儒家思想进一步时代化和现实化，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改变了先秦儒学象征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性质与路向”[5]270。

2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特点

董仲舒在其所处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加上个人的探索形成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而他对教育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之后我国教育的发展。董仲舒发展的“儒家的思想学说终于形成了理路贯通、兼备形上形下，可以实用于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5]265。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制度乃至政治制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重视教化，强化人性的可迁移性

儒家重视人性的变化，战国以来儒家不同的代表人物对人性有不同的理解，而这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6]47。董仲舒则对此进行合理的吸收并予以升华，认为“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并认为“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4]297，强化了外在社会的教化和感染作用，使对人性的理解进一步人文化，这就使“思想的理路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调节、教育、管理的意义”[5]262。而且，董仲舒还用“钧”“镕”的现实生活的范例来强调教化对人性的重要影响，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儒家学说的深化，“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2]1097。董仲舒的这一认识，对之后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上智下愚，谓之不移，中庸之民，要在教化”[7]297。这就是“在儒家学说中开出一整套制度性内容来的逻辑起点，也是使儒家思想学说转化成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5]263。

2.2重视道统与政统的统一，推进了儒家学说世俗化建设

秦汉之前，儒家尽管有君子儒、小人儒之说，而且孔子死后，儒家也进行了很大的分裂，但是这种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儒家学说的世俗化。董仲舒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趋势，并对之进行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其重要表现就是重视道统和政统的统一。在政统上，就是通过对黄老、墨家等学说的改造和汲取，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并依循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这是道法自然的社会应用”[8]。从而明确了汉朝正统的合法性，收到了“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4]141的明显效果。在道统上，通过对德与法的综合运用，强调了两者协同并进的作用。“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4]782正是通过政统与道统的合理分析，董仲舒非常重视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也，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1098，唯有此，才能收到“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4]160的教育效果。

2.3重视汲取历史经验，保持了儒家教育的传承

“春秋决狱”是汉代一个优良传统，这种做法的提倡者就是董仲舒。史载：“（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狱，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7]671如果从教育学的角度讲，董仲舒通过春秋决狱的形式强化了儒家经典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秦代以吏为师，汉朝仍有其传统，“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魏尚、韩安国、张敞等官员所以犯罪后再次起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2]1519。而这三个人都是有着较好的儒学修养的。有鉴于此，董仲舒通过春秋决狱的形式对以吏为师的政治进行改造，进而为儒家教育提供政治合理性。“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2]1097。在推行春秋决狱的同时，董仲舒也重视将儒家的教育观点与心理学、美学等结合，反映了董仲舒教育观点的丰富性。“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4]449。董仲舒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提升并融之于教化的做法，说明了对历史的继承，重视历史文化血脉的研究，是儒家学说所以延续千年而保持生机的原因所在，也是董仲舒学说历久弥新的生机所在，这说明了每个学说，尽管是“人类体验永恒不变的一部分，其实却受文化转变的影响，由时代的思想和情绪控制”[9]48。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也是如此。总而言之，研究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有着很强的历史正当性。一方面，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反映了从先秦到西汉儒家学说的重生和革新，“三代以后，非贾子之出，亦无以原圣学之始；及董子继之以正义明道之说，建儒术不祧之宗；相得益彰，有非流俗运会所能掩者，岂偶然哉？”[1]538这反映了董仲舒对叔孙通、贾谊等儒家前辈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时代的进步性。另一方面，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也是在和同为儒家出身的胡毋生、瑕丘江公等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尽管公孙弘和董仲舒有分歧，但在董仲舒和瑕丘江公等的斗争中却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史载“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工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仲舒。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2]1558。因此，宋人陈亮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其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固已或异于诸子矣”[1]565。今天，研究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从中汲取智慧的光芒有着相当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无论秉持何种认识，我们都必须对董仲舒的教育思想进行必要的继承和创新，以保持董仲舒教育思想研究的可持续性，推动该项研究科学发展，从而激发其内在的生命力，使之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力量。

参考文献：

[1]贾谊.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班固.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5.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作者：李奇儒 单位：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