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向论文全文(5篇)
第1篇：价值取向论文范文
(一)表现思想与主题
在对电影主题思想的表达中，色彩美学更是一项基调性的手段。可以说对于一部优秀电影的主题，我们从它整部片子所采用的一个基调性色彩上就能直观地感受出来。在姜文的《鬼子来了》一片中，绝大部分的画面使用黑白色调，其所表达的主题是一段让人不忍回忆的痛苦历史，而片尾当男主角的头被砍下之后，他眼中的画面截然相反的采用了浓烈的红色基调———这已经不仅仅是导演在控诉，而是将本片中的民族仇恨和国家荣辱张扬到了极点。而该片模仿的对象《辛德勒的名单》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表达了整部片子中那段犹太人所不愿回忆却又不能不回忆的过去。《蓝风筝》的导演田壮壮则是将蓝色定为该片的基调色彩，导演采用蓝色滤镜来拍摄大量的镜头，无论天空还是白雪都渗透出一种冷冷的蓝色，这与该片冷静的叙述方式以及主题所表达的特定年代中的人性与社会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从而为该片定下了压抑和悲愤的基调。
(二)产生象征与暗示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色彩的表达也有多种多样的解读，这也使得色彩美学在电影创作过程当中可以展现出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暗示。例如在中国，红色意味着喜庆，白色则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而在西方国家白色更多地意味着纯洁，而红色总是令人想到鲜血和杀戮。著名导演张艺谋的诸多影片中就鲜明地展现了他对红色的偏好，《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乃至《英雄》都有大量使用红色的场景。当然只会是用红色的张艺谋并不能成就今天的地位，他在《英雄》一片中对其他颜色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位大师对于色彩中象征意义的精确掌握:秦王、秦军和秦宫使用了大量的黑色，不仅符合了秦国属水德尚黑的史实，更是展现了一种冷酷而肃杀的味道，而在对外场景中大量使用黄色———黄沙、黄土，都充分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底蕴，也就是黄色文明，从而进一步引发了观众对于本片中这段杀戮战争历史的无限遐想和反思。而在《谁说我不在乎》一片中，红色被大量的使用。无论是来往的车辆还是情人出现的场景中的红色墙壁，实际上都是一种暗喻。我们通常把夫妻之间出现感情危机的情形称为“亮红灯”，而本片正式采用了这样一种通俗的隐喻说法，以大量的红色景物来暗示主角夫妻之间出现的感情裂痕，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中国家庭里传统的夫妻责任与新时代的婚姻观念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表现手法突破了色彩仅仅用来表达电影主题和塑造氛围的作用，上升到了一种意义的层面。
二、电影中的色彩美学设计分析
(一)服饰色彩美学
在电影艺术的色彩美学中，服饰色彩的地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表达色彩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是由于电影中人的大量存在，使得服饰的作用如同电影的灵魂一般不可或缺———尽管有些电影并不以人为主角，比如《帝企鹅日记》和《熊的故事》，但是在大量出现人物的影片中，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对于服饰色彩的运用。这种手段使得电影的语言更加丰富，同时能向观众传达出更多的语言之外的信息。服饰色彩对人的第一影响首先就是在表达人物的身份和地位上，其次服饰色彩还能充分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内心世界，通过更换不同的服饰可以及时地反映出人物内心的变化，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符号性的配置就能制造出一个强烈的符号来震撼观众，这一点从《远山的呼唤》中那挂满黄手帕的树上就能明显地看出。
(二)以英雄为例探讨色彩美学设计
张艺谋的《英雄》对于服饰色彩的把握可以说典范性的。在最初的长空与无名的对决中，二人身着深浅不同的服饰，就体现出了两人背后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国家归属;在秦国整齐划一的黑色服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个冷酷的国家机器以及其背后强大的种群意志;残剑、飞雪二人以红色服饰出场则是体现了两位绝世高手张扬的个性和背负的家仇国恨。当然在影片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浪潮毕竟冲刷掉了个性的存在，留下的只是无情的黑色，各种鲜明色彩的服饰最终被威严的黑色所吞噬，留下的只是静静诉说的历史。总而言之，在英雄一片中，多种色彩的服饰体现了多种人物的心情，其情节也随着服饰色彩的更迭而不断地转折，通过变幻的色彩将各种细节凝聚成一个整体的故事展现给观众，这必然会成为一部经典的作品。
三、色彩美学对人内心的感知
(一)心理和色彩美学感知之间的联系
色彩对于人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失去了色彩的视觉无疑是不完美的，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需要色彩来点缀和表达。色彩不仅仅是各种波长在人的视网膜锥状细胞上的刺激，更是通过不同色彩的融合来不断加深人们对于美的认知，色彩的美学价值至今仍在不断地被发掘出来，而不受到色彩种类的限制。对色彩的认知的一个重要提升就是感情到理性的升华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色彩是人们判断的依据，经由人眼进入到大脑，结合人类所独有的思想和意识，通过逻辑和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从而使人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找到美的规律和真谛，这就是色彩美学的理论和法则，色彩美学就是通过色彩来表达出事物身上美的属性。色彩美学是电影艺术中重要的表达手段，它能引发人心中潜藏的欲望，也能揭示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各种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喜悦、冷静还是绝望，色彩对人的心理总是能够一览无余，因此各种对于色彩的运用也是电影大师们乐此不疲地使用的方法，比较典型的就是红、蓝、白三部曲，导演借由法国国旗上的三种颜色来表达人物的感情，并将其作为电影的名称，这不能不说色彩美学完美地体现了电影艺术对美的认知。
(二)《变形金刚》在使用颜色的时候暗合了人物的心理
在汽车人和霸天虎的标志设计中就体现了明确的反差。汽车人是代表正义的一方，因此多采用亮色作为主调，而霸天虎是邪恶的，因此往往采用暗色作为主调。据统计在汽车人中采用红色的角色就占到了三分之一。红色代表着勇气和热情，因而采用红色的角色往往就是异常英勇的形象———例如擎天柱、铁皮、变速箱等。变形金刚之所以备受关注，其生动的画面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对两派斗争的场景上，通过各种火焰以及金属的撞击来强烈地刺激着观众的视觉，其特效场景中对于颜色的把握也是非常认真的，与刚出场时一身明亮的金属色相比，在进行完一番激烈的格斗之后主角擎天柱身上的破损和铁锈色将影片的特效与主题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真正做到以画面感人。
四、结语
第2篇：价值取向论文范文
关键词：自我认同；身份认同；专业认同；价值取向；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是教育现状所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改变。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围绕着教师与学生、教育目标与教学内容、教材选用与实验条件、教育教学方法与技术手段、考试改革和人才选拔等领域展开。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聚类分析，我们发现现有的对教改研究的角度主要集中在教育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学生创新能力等方面，对教师群体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领域的多部重要的纲领性文本，无一例外都突出强调教师作为教育教学重要主体的功能。这些政策文本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着不能充分满足新时代教育发展需求的诸多问题，如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还没有充分发挥主体责任，青年教师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本优势尽快成长为教育教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教师群体则容易受路径依赖、职业倦怠等因素影响，在提高自身教学素养、改善教学效果等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日趋弱化。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教师的自我认同、身份认同、专业认同，及其与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等层面出现的偏差密切相关。
一、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层面
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和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和关系时所持的基本立场、态度以及表现出来的基本取向。[1]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和其他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直接影响主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一切关于教育决策判断和行为的前提。在我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观念更新性、协同一致性和行为渐成性。[2]第一，观念更新的时间取向。从历时的维度来看，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的重点随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基础教育；进入“稳步期”后，则主要是适应改革开放、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和院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而在“全面提升期”则是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优质人才资源[3]。这些都体现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时间取向，那就是以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需求为中心，不断更新教育理念，解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最紧迫的人才需求问题。第二，协同一致的关系取向。一项社会改革需要基本物质建设和制度确立等方面的共同配合。基本物质建设就是通过学校办学所需的教学楼宇、配套硬件设施等物理条件，来提供一种实然的教育环境，通过对物化的教育教学环境增赋国家意志和社会共同认可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从而对广大教师和学生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制度确立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大政方针指引下，结合区域和学校实际所建立的指导具体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行为的规则。从整体看，我国的教育教学制度改革与办学物质条件完善互为促进，相得益彰，表现出了高度的协同一致性。一方面，教育教学制度领域的改革为学校建设、教师发展、学生进步提供了规范化、可操作的基本框架，使教育事业在符合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得以稳步发展，也有效保障了学校办学所需、教师发展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办学所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教师发展所依赖的条件的不断配套，也推动着教育教学领域相关制度的不断更迭。第三，行为渐成的性质取向。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观念是基础、制度是辅助，而行为系统则是关键。从本质上而言，教育改革是教育教学工作者将头脑中建构的理想化的教育形态转化为现实并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教育改革中，人是改革的主体，对教育改革产生决定性影响。教师群体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其对教育改革的态度、观念和行为取向将直接影响到改革成效。教师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其对教育教学的观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因此，就教育教学改革的性质取向而言，我们强调教育教学工作者态度、观念和行为的不断调适，而非固守状态。
二、教师的认同层面
对于教师自我认同的研究，历经了结构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变，建构主义认为教师认同是一种心理概念化和社会化的方式，“建构”“互动”“协商”和“关系”等中心词能够体现认同的非本质特征。结合教育改革的教师认同研究，主要有教师的自我认同、职业认同和专业认同三个部分。教师的自我认同，包括单独研究教师形象、角色与人格的关系，在自我叙述、反思中定义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包括研究教师个人身份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4]教师的自我发展路径和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对教师身份感觉或知觉的过程。教师基于先赋的身份体验，到跟其他类型身份比照而获取相关的态度，再到对自己心目中所理想的教师类型展开积极或消极的身份想象，并根据获取身份后的体验，最后进行自我行为的调试。[5]教师职业认同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从社会认知、社会关系、经历、情感、制度配置、知识和技能、信念、实践等方面，将教师职业认同过程概念化为“先赋身份认同”“结构性身份认同”和“建构性身份认同”。[6]职业认同的取向有个人认同、人际认同和集体认同等不同视角，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对职业认同进行解析都离不开认知、情感、行为和社会等多种维度[7]。从现实角度看，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很多，在宏观层面主要受到国家教育政策因素影响；中观层面则受制于教师所在学校的组织文化和区域社会等因素；同时，还要受到教师个体因素等微观层面的影响。教师专业认同蕴含了价值理性，既体现了专业对教师个体发展的影响，也标志着教师自我意识的觉醒。影响教师专业认同的重要因素有：一是知识的话语权。即教师是否拥有发表观点、表达自我的权力，能否将他们的生活经验、实践知识和教学信念联系起来。二是不同于其它职业和专业的文化。不同于企业、其它行政部门的管理主义，教师的专业文化体现合作主义的特征，这一特征能够使每位教师获得一种专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减少教师面临改革或危机时的心理压力，体现共同的专业成长，建构各自的专业认同。三是专业社群的认可。通常情况下，教师主要通过观摩、评价、对话等方式，了解其他教师对自己的看法，进而建立和完善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的自觉意识。
三、教师认同与价值取向
从教师发展的视角看，教师认同的有序建构有利于教师处理好传统与革新、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使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体，以恰当的角色、科学的价值观和坚定的使命感，更加积极地融入教育教学改革。需要注意的是，在建构教师认同的过程中，需要与国家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相结合，以国家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指引教师自身的发展，以教师自身的发展助力国家教育改革价值的实现。首先，教师的自我认同过程与教育改革的时间价值相似。教育改革的时间取向以当下的教育现实为基点，随社会发展、教育进步而不断更新理念，评估现实的教育问题并进行改革，以求为未来的人才培养做好准备。而教师自我认同也是以教师当下的心理体验和认同为中心，并对未来展开前瞻思考。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教师通过横向比照其它社会职业和同行、纵向比照自身不同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不断建构和丰富着对自己身份的认同，随之采取相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策略以适应教育改革和教育教学发展需求。教师若没有随着教育改革理念不断更新观念，没有建立和完善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就很难发展为具有丰沛的教育情意、坚实的教育信念、高超的教育能力的优秀教师，更难以成长为新时代的“四有”好教师。其次，教师的职业身份认同能够体现教育改革协同一致的关系价值。教师的职业认同受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影响，宏观的教育体制给教育者从事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制定了行动框架，提供了方向指引。中观层面的学校组织文化建设，形成了教师个体具体生存场域的基本样式，教师在这一具体场域中面临着适应和发展的问题。微观个体因素包括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心理情绪、价值观念等，是对教师行为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教育改革中宏观、中观层面的变革离不开物质和技术层面的支撑，同时需要以公众认可的制度予以保障。对教师的身份认同展开研究，既能描述其工作环境的“物质”充裕度，也能透过教师与人际、集体的关系，来描述制度的合理性及其与教育改革理念的匹配度，体现了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协调一致。最后，教师的专业认同具备行为渐成的性质。探讨教师如何看待自身专业，实质上关注的是教师作为专业化人员在从事专业工作中的情感与认知。从多年来教育改革中颁布的不同文本看，都饱含着对教师群体的期望。教育改革文本的落实，需要引导教师的深度理解和行为认同。通过发挥教师专业自主性，在政策框架内尽可能给予教师更加自主地开展教学、研究、管理工作，探索和创新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促使他们形成和巩固专业认同，将会对未来的教育改革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朱宝荣:《应用心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2]容中逵:《教育改革的文化逻辑》，《教育研究》2016年第6期，第25-30页。
[3]石中英,张夏青：《30年教育改革的中国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22-32页。
[4]孙二军:《教师专业发展中的自我认同》，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5]孙来勤:《身份认同与身份挣扎———L镇中学六位农村教师日常叙事》，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6]赵明仁:《先赋认同、结构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师范生”身份认同探析》，《教育研究》2013年第6期，第78—85页。
第3篇：价值取向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校园文化；价值取向
一时代趋势的引领
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教育领域，传统封建教育指导下的科举制度滋生出很多弊端，严重阻碍近代化进程。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引领下，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虽然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正处在动荡不安中，但思想教育却得到空前的解放与发展。新文化运动和的爆发，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倡导“爱国救亡”和“文化启蒙”，一扫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控制下的阴霾，为中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而这时期的大学不仅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先进人才，推动社会发展进程，孕育出深厚校园文化，其所反映出的价值取向更是深刻的影响着后辈在校师生，激励其不断地学习与探索。民国时期的大学大致分为三种，其中国立大学是由国家组织举办的大学，是中国近代大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资金主要由财政部直接提供，具有国家性与公共性的特质，国立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最为紧密，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参与是最广范和程度最高的，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立大学在传统文化、地理交往、培养人才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相较于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保持着优势，其文化氛围十分浓厚，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也更为深刻。
（一）民主
在时代趋势的引领下，国立大学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为思想的解放、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不仅融入了校园文化，成为重要的一部分，更是反映在价值取向上。伴随着这场洗涤中国旧观念的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国立大学中得到了空前发扬，这时期国立大学迎来了崭新的时代。这股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的反对独裁专制、追求思想解放与民主自由的思潮与大学追求自由独立、批判创新及科学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校园文化精神高度契合，也成为推动髙等教育领域发展以及惠及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的强大驱动力。
（二）救亡图存，爱国奉献
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外西方侵略，在内军阀割据，国无宁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人们救亡图存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而的爆发将爱国的精神推向新的高潮，在全国掀起爱国的飓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人们都在为国家的强大做着贡献。尤其是大学在这段时期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大学生在这种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不仅在一系列的爱国运动中处于核心位置，更是在走出校园后，凭借自身的知识与能力继续投身到挽救国家危亡的事业中，为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奉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二大学本身的校园文化传统
大学的传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审视，一方面是每所大学普遍具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的文化传统，主要是要彰显大学作为高端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的性质与特点，另一方面是指大学自身所具有的、有别于其他大学的学校特色与办学风格。大学本身校园文化传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紧密相连，一些具有特别地位与影响的大学，更是以其风格与特色而影响和引领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进而代表着一定的国家、民族与时代[2]。大学的校园文化传统与大学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或者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因此每所大学的价值取向同样是存在着普遍性的，同时在普遍性价值取向的指引和影响下，每所大学在此基础之上，都逐渐形成了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特征的价值取向。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领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段，尤其是这时期的国立大学原本自身就具有特色十分鲜明的校园文化传统，进而校园文化在其价值取向上也表现的尤为突出。
（一）反帝反封建
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成立于1898年，初名为京师大学堂，1912年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北京大学本就是在甲午战败后的中建立，其建立的目的就是要挽救被西方列强和封建统治残害的千疮百孔的中国，可是由于反帝反封建不彻底，最终失败，但京师大学堂（即为北京大学）得以保留，继续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国家使命。在这种校园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价值取向不断引导和督促着北大师生将反帝反封建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上。因此，在之后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北京大学身先士卒，尤其是的发起者和学生主力军皆来自北京大学，而由于有彻底的反帝反封的性质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历经磨练后的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各所大学学习借鉴的榜样，其校园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而反帝反封建的校园文化价值取向更是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前进的方向。
（二）文化启蒙，思想自由
沿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致使学堂书院等教育机构组织沦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自1905年将科举制度以及1912年将专制统治制度接连彻底废除，新式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建立，这才为文化启蒙和思想自由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空间。由于长时间受到封建文化的影响，使得国人思想闭塞迂腐，在这样落后的文化环境中，亟需解放人们的思想。这时期成立的国立大学与生俱来的就具有倡导文化启蒙与思想自由的校园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已经转化成为激励在校师生不断进步的价值取向。
（三）走出国门，崇尚科学
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封建观念被大大的削弱，科学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国人对科学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世界也充满越来越多的好奇。特别是爆发后，国立大学在弘扬科学救国和学习借鉴别国科学经验等先进理念的这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指引青年学生、新式知识分子及大批海外留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启迪民智、普及科学以及促进学术交流。校园文化传统开始走上崇尚科学、鼓励创新、激励广大师生走出国门开阔眼界的发展之路，而这不仅是转化成校园文化价值取向，更是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正是因为这时期国立大学的带头作用使得科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有所推进，不再只是局限于大学校园内部，更是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
三大学的功能定位
大学的教育功能在任何时期都是大学的根本性使命，也是大学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依据。民国时期成立的大学，其最初的功能主要是传播科学先进的文化知识，培养优秀人才。但当时国家和社会处于一落后且不稳定的状态，亟需一批具有科学思维和先进技术的知识分子对其进行恢复整顿，而作为国立大学面对此种情况更是应当义不容辞的为国家社会尽一份力，因此，大学的功能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变、丰富与提升，具备了科学研究和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功能。同时，国立大学在通过传播知识和培养优秀人才以及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表率主导作用而承载着引领校园文化发展方向的功能，这也直接决定了在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乃至全国各所大学的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
（一）育人
社会之所以需要大学，国家之所以花钱来办大学，最直接的就是需要大学的教育功能[3]。而这项最根本也是最基础的功能决定了所有大学校园文化的基调，同时也明确的对大学校园文化价值取向作出了定位。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更是将“育人”这一价值取向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进而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
（二）服务国家和社会
民国时期的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不仅仅是要培养出优秀人才，更是要培养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积极奉献的优秀人才。正因为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期待，国立大学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其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也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走向息息相关。为国家和社会服务逐渐成为国立大学校园文化价值取向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领下，在校师生以及走出校门的毕业生都在自己的岗位、社会的各个领域无私奉献着，力求建设出一个强大的中国。
（三）文化传承与创新
民国时期，大学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转变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思想，同时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行传承和创新。弘扬传统文化和传播先进科学相辅相成，不一味的“闭关锁国”也不一味的“崇洋媚外”，大学不仅要准确定位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更有义务和责任端正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在文化上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国立大学的校园文化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而这也成为了重要的校园文化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在校师生的思想和行为。
四大学领导的理念和能力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需要能够肩负起振兴高等教育事业这一重大责任的大学领导人。大学领导的教育理念和自身能力以及在大学校园文化上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在这段时期出现了很多位有先进教育理念和开阔视野以及自身能力非常出色的教育大家，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是一大幸事，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此时期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领域，拥有蔡元培、梅贻琦、罗家伦、吴玉章等有着深厚的学术和专业背景的著名高等教育家，而当时的国家和社会还需要大学的校长具有深沉浓烈的爱国情怀和远见卓识的政治思想。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领导应当是大学精神的领悟者，实现大学理想的创造者[4]，同时也是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引领者。
（一）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所提出的著名教育理念，学术自由也是梅贻琦先生等教育学大家都非常重视的校园文化。大学作为学术交流的主要根据地，本就应当不因学术争议而相互排斥，广泛的汲取各家所长。尤其是在民国时期，提倡并鼓励冲破旧有的思想和习俗，积极接纳新文化，对当时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兼容并包”一经提出，就受到在校师生以及社会上有志之士的赞同，这也使得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传播的堡垒和平台，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得以在校园乃至整个社会进行广泛的传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蔡元培先生不仅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学理念和大学校园价值取向的缔造者。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校园文化价值取向时至今日仍然被全国高校所提倡和遵循。
（二）民族特色
著名的教育家吴玉章先生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机械搬用外国经验”[5]，因此，要走适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从另一种角度说，大学应当在保持本民族特有文化的基础上，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力求能够达到中西结合，达到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目的。自1912年清王朝退出历史的舞台，中国逐渐开放国门走向世界，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文化水平的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进入到全世界人们的视野中，同时，国立大学体现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和价值取向也是一张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特色的名片。
（三）学生的全面发展
蔡元培先生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6]，即五育并举。在另种全面发展的角度，梅贻琦先生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7]。由此可见，无论是“五育并举”或是“通才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已经将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逐步实施。而这一理念也成为了国民时期国立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引导全国范围内大学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
五结语
短短的38年的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但却是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这个时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段，很多沿袭至今的校园文化以及价值取向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当前我国高等院校面临这深刻的变革，而民国时期在创办和管理大学中有很多值得现在学习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如何定位这一方面，当前高校应当尤为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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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价值取向论文范文
关键词：苏区精神；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
就业是大学生踏足社会的第一步，关系到个人、家庭切实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学生在就业价值取向表现为对职业的价值选择和态度倾向。当前，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矛盾化、复杂化等倾向，这对高校思想价值引领工作提出了挑战。苏区精神是苏区军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良好的铸魂育人功能。新时期发挥苏区精神时代价值和时代内涵，探索以苏区精神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价值取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现状
（一）社会认知存在偏差，目标定位由坚定理想信念向功利主义方向发展
马克思需要理论指出，人的需要归根结底是现实的需要，对于个人而言，生存需要是其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其价值取向的内在动力［1］。大学生在就业时面对生存需要和个人理想期望抉择时，潜意识里会将生存需要当成决定性因素，因而在就业的评估、权衡、取舍时将物质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就生活费用而言，大学生在校园内的生活费用主要来源于父母，部分大学生会通过勤工俭学等兼职工作来赚取，但整体上所占比例较小，金钱收入及生存需求缺乏概念，再加之当下消费主义和享乐思想盛行，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消费水平远超现实生存需要，固有思维影响下表现为生存需要与享受需要界限模糊，在就业时为维持原有消费水平过分追求企业规模大和收入高的岗位，个人就业期望值过高与自身能力不匹配，就业困难困境越发凸显，“高不成低不就”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毕业就业时的两难处境。
（二）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背离，发展定位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方向发展
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会对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考量，最终体现在对职业的定位、判断、分析、抉择上，并通过寻找符合自身价值观念的职业，获取工作收入来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马克思在青年时代便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进行思考。认为通过为人类的利益做贡献来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当下，受不良思潮和社会压力的影响，大学生在进行就业抉择时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冲突越发凸显，发展定位由社会本位逐渐向个人本位倾斜，具体表现为在就业岗位选择上，多数大学生基层就业积极性不高，更多的人选择办公楼文字类工作岗位，一线特别是服务类岗位需求量大，但大学生主观意愿不强；在就业地域选择上，大学生倾向于选择东南沿海的发达大城市，对于西部或农村基层工作较为冷淡［2］。并且，过于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造成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失衡，以至于大学生无法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的发展和时代潮流中，最终导致就业前景不广阔等问题。
（三）创新创业意识弱化，就业心态由争先创优向躺平求稳方向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不断减弱，毕业时选择自主创业的人数在逐渐减少，相较于每年庞大的大学生毕业生人数，其整体所占比例较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大学生毕业的第一选择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稳定性”强的岗位，创业和就业于民营企业考虑较少或从未考虑，出现企业“千金招人，人才难得”和公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就业场景。究其原因是大学生就业观念在“创新”和“求稳”两方面失衡所致。从内在因素来看，部分大学生自身创新意识不强或思想保守，求稳心态影响下本能的“趋利避害”自觉规避创业的各种风险。部分大学生有创业想法，但缺乏明确的创业目标和切合实际的创业计划，自身承受风险的抗压能力较弱，创业意愿随之减弱；从外在因素来看，受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影响，我国整体经济下行，尤其是中小企业出现大量裁员或倒闭现象，受此影响大学生在就业时求稳取向重于追求创新创业，在西方不良思潮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甚至出现“躺平”心理，不就业或缓就业。同时，家庭的影响也是大学生就业时创业和公考比例失衡的重要影响因素，家长对公务员“铁饭碗”根深蒂固的思维影响着大学生，部分自主意识不强或从众心理较强的大学生就会随波逐流加入公考大军，争先创新的意识也随之减弱。
二、苏区精神对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引导的意义
（一）地基石：苏区精神有利于为大学生正确社会认知提供构建支撑
大学生社会认知是其根据所处的社会信息，主观上认知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健全的社会认知是树立正确就业价值取向的基础。苏区精神作为久经革命考验的伟大精神，其所体现的时代价值意蕴能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认知提供良好的材料支撑。当今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突出问题之一便是社会认知不健全，导致理想信念模糊，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的思想动机和行动目标的关键因素，没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便极易受不良思潮影响而陷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漩涡，思想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无法清晰认清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自身清晰的定位。苏区精神的内涵中，坚定信仰是其灵魂所在。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团结统一，究其根本是理想信念的坚定，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苏区时期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兵力、后勤等条件都严重不足甚至恶劣的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人始终坚定信念不动摇，坚信党的革命事业必定能够取得伟大胜利。“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3］”，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发表了这一慷慨激昂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对未来形势十足的信心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正是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克服重重险阻，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启局部执政的实践探索，这也是构建大学生正确社会认知的重要理论资源。
（二）方向标：苏区精神有利于为大学生错位价值准则提供行为导向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对于人体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正确的意识能够催人向上，使人奋进。苏区时期的苏区军民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困难处境中仍不屈不挠，保持高昂的革命斗争精神，其核心是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苏区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心为民”宗旨意识和“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主动深入群众，真切关注人民利益需要，以发动土地革命、开展经济、教育等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实事、好事，切实帮助苏区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4］。为了革命的胜利，苏区军民愿意为革命事业牺牲和奉献自己的一切，无私奉献、英勇拼搏，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最终为人民所铭记称赞。当前，大学生不良的就业观念突出表现之一是过分追求自我的满足，较少考虑国家社会的需要，基层服务意识不强。苏区精神能够在艰难的革命年挥重要行为引导作用，作为久经革命实践考验的伟大精神，在当代也依然持有强大的引导能力。学习苏区精神可以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引导大学生到基层、西部欠发达地区就业，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奋斗进取，实现自身的理想抱负。
（三）调节器：苏区精神有利于为大学生不良就业心态提供调节疏导
大学生不良就业心态具体表现为大学生在就业时产生的浮躁、焦虑情绪突出，甚至萌发躺平心态。产生这一突出心态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择业期望高，还未付出便希望能立即得到高回报，在即将离开高校象牙塔融入现实社会时，既希望能获得高薪酬以实现自身对金钱的需求，又对办公环境、工作强度、工作地地理位置等有较高要求，但自身专业能力有所欠缺，又缺乏创新创业的勇气和韧性，导致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从而产生自我认同危机。苏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艰苦奋斗视作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和经济封锁，始终乐观面对，克服重重险阻，争创“第一等工作”，发扬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革命精神推进苏区革命事业发展。通过向大学生讲述苏区故事，引导大学生深入了解苏区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的精神理念，为大学生不良的就业心态提供良好的精神激励，帮助大学生实事求是地认识自我，认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激发其自身的潜能和韧性［5］，调节就业时的浮躁、焦虑情绪，克服躺平心理，使其以乐观积极的心态直面就业时的困难和挑战，养成积极向上的就业心态。
三、苏区精神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引导实现路径
第一，以丰富教学课程内容为保障，增强大学生正确就业价值观认同感。大学生职业指导课是引导大学生的就业价值取向的主阵地，对大学生正确的就业价值取向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以苏区精神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价值取向，要求高校要主动将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指导课程的课堂教学中，丰富大学生就业指导教学内容，切实发挥高校教学课堂的思政教育主渠道作用，激发大学生学习热情和兴趣，引导学生对苏区精神进行独立深入思考，深化学生对苏区精神的感性认知并通过专题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将对苏区精神的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识，养成概念与逻辑并重的正确认知，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效。一方面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与大学生创业教育相融合，详细介绍党在内部积困、外有强敌的艰苦环境下，为实现心中理想抱负，团结一心，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从旧思想、旧风俗势力中突围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此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树立艰苦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可充分引用苏区时期的革命英雄事迹，以历史情境式教育激发大学生的英雄情怀，鼓励大学生向苏区革命先辈主动看齐，引导他们坚定自身理想信念［5］，脚踏实地为理想追求奋斗，增加大学生对正确就业价值观认同感。第二，以发挥党团活动作用为途径，扩大大学生主流就业价值观的影响力。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形成与所处环境具有紧密的联系，高校是广大青年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既要求做好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还要积极主动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作风习惯，因此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影响不容忽视。以苏区精神为主要载体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取向，就是要加强苏区精神在校园党团活动中的宣传和渗透，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营造争先创优、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良好校园氛围，持续性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就业时的就业心态和价值选择。同时，发挥校园新媒体的宣传作用，将官方新媒体平台作为苏区精神宣传的“麦克风”，引导大学生自觉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在专业学习中向革命先辈们“第一等工作”的精益求精精神看齐，扩大主流价值观影响力。第三，以构建实践培养平台为重点，提升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核心竞争力。大学生在就业时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关键在于对自身的定位和能力判断。当代大学生在就业时所产生的创业热情减弱、求稳倾向增强等问题，根本上是自身的定位不清晰、核心竞争力不强所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因此，苏区精神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引导，要求高校要做好大学生实践培养平台的构建，发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求真务实精神，充分利用寒暑假期间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社会认知水平和自我认同感，提升就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高校需搭建好线上的创新创业大赛和线下的创业孵化基地平台，通过线上和线下的实践方式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实战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有意识地带领大学生到苏区农村进行调研考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切实提高大学生对社会的正确认知和专业调研能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通过对苏区基层的调研考察，实地具象化学习苏区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精神和大局观念，让大学生在苏区精神的熏陶下正确看待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对立统一，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引导大学生走向基层、扎根基层，实现基层人才引进，筑牢发展根基。
四、结语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崇高精神和革命行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引导工作中，高校要不断挖掘苏区精神的价值意蕴和时代价值，推进苏区精神融入高校大学生生活方方面面，充分发挥苏区精神在思想领域的导向作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社会认知，扩大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切实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为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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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明．我国大学生就业质量提升的对策研究［J］．江苏高教，2019（10）：67-72．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栾振芳，苏俊才．中国共产党人在闽西“不忘初心”的探索和实践［J］．龙岩学院学报，2019，37（1）：8-13．
第5篇：价值取向论文范文
1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书籍、学术论文和网络信息3方面对体育史、体育概论、教育哲学、安全学、生命教育理论等方面的专著展开分析研究。通过国家图书馆、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对体育产生学说和各类运动项目的起源、演进观点进行考证;学术论文方面，重点查阅中国知网(CNKI)、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和其它教育、体育核心期刊;为对体育起源中的余力论、劳动论等理论以及生命安全教育、生存教育的研究进展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笔者对自1998至2015年期间发表的有关体育起源学说、生命安全教育领域的90余篇学术论文进行梳理。同时也在香港大学图书馆、谷歌(Google)学术搜索网站上查阅相关的文献和最新研究资料，以期尽可能地了解本研究领域的历史资料和前沿动态。
2生命安全教育是体育的本源要素
本源，指事物产生的根源(见《辞海》解释)。体育本源是指原始人类为适应社会、生活和自身环境，有意识创造出来的身体动作、身体活动等自发性行为。原始体育的活动包括生产、生存、教育、娱乐、游戏、祭祀、舞蹈、竞技等多种形式，这些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其特有的功能。在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人类的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生活的唯一目的是生存和繁衍，但当时的生活、生产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中所指的“基础层次的生理、安全需求”［1］，因此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生存、安全一直是原始人类寻求生活保障的基本要素。随着原始人的身体意识和生命意识逐渐觉醒，他们认识到身体是生命存在的表现形式，是人的生命力的中介;领悟到身体活动、强壮身体是生存和延续的基础。由此，他们有意识地做出各种保护动作和身体练习，以达到生命安全的目的。与此同时，他们觉悟到将这些动作和练习传授给后代，有利于延续人类的血脉。通过劳动、狩猎、攻击和防御，人们创造出保护生命的生活环境;透过肢体比划、涂鸦和言传身教，人们向后代传授生存技能和安全教育。原始人的生存意识、繁衍后代意识和生命保健意识，催生了维护生命的安全教育，孕育着原始体育的酵素，生命安全教育自然而然地与身体动作练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原始体育生存、安全、教育的显性功能。至此，体育教育的雏形也开始逐步形成。由此可以推论，生命安全教育是体育的本源要素之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体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凸显出人类生存技能传授和安全教育的特征，反映出古代体育产生的根源所在。
3体育起源于人类生存的安全需要
对体育教育的本源回归进行探讨，自当从最原始的体育萌芽阶段来追溯、分析体育的起源，因此，体育产生的过程论证，便成为体育理论体系中关于研究体育起源的逻辑起点。
3．1体育产生的过程伴随着人类生存技能的形成
推本溯源，体育产生的过程有3个阶段:1)身体活动萌芽时期;2)身体练习形成时期;3)竞技赛会产生时期［2］。当人类的始祖从树上走向地面并直立起躯体，就迈出了人类进化的第一步，也进入了身体活动的萌芽时期，并开始了人类自为意识下的狩猎攻击和保命防御行为。这些基于本能的、自发的、随意的身体动作，逐渐发生质的变化，由在劳动、生存、生活过程直接联系的“学习”，开始向间接联系转化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动作模式。在身体练习形成时期，狩猎生产过程和保护生命延续的技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动作技能是依据人体的内在需求和生活实践的现实需求进行综合或整合选择。它不是某一具体动作的简单重复，而是经验与教训的提炼。出于生存、繁衍对人们体能和技能的要求以及自身发育的关注，人类开始有目的地将自己作为训练的对象，培养自己的力量、速度、灵敏、耐力等身体素质，形成了特定的身体练习方式。从“身体活动”到“身体练习”，标志着体育萌芽产生了质的飞跃，完成了由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演进。据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人类是在这个身体练习形成的时期，开始总结出走、跑、跳、投掷、攀登、爬越等动作，并把这些生产劳动和生活本领，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传授给后代。到了原始社会中期，为适应抢夺资源的需要，人们沿袭并完善了古代体育动作和技术功能，用于培养斗士、教育后代。一些动作技术的体能练习日益专门化，并通过个人及群体的游戏比试，演变出最初的竞技运动和竞赛活动，形成了竞技赛会产生时期。体育产生的3个阶段伴随着人类由猿到人的体质进化过程的完成，人类社会组织也由原始人群发展为“母系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由群体游动不定的迁徙生活，进入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阶段，也预示着氏族集团的战争出现。到旧石器晚期，争夺和保卫氏族生存空间的冲突，已经成为生死存亡的攸关大事。有组织的攻防战斗、安全防御准备和生存教育、繁衍后代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事项［3］。因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掌握了比走、跑、跳、投、攀、爬等基本生活技能更复杂、更高级的击、杀、刺、劈、射等搏斗和闪避、躲开、逃逸等防御的攻防技术，各种带有军事特征的古代体育项目相继出现。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体育是随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逐渐形成的。应该指明，本文把体育产生的过程归因于原始人类的生存和安全的需要，并非不承认体育的产生具有劳动、生产、生活等因素，或体育产生学说中的余力论、巫术论、游戏论、模仿论和劳动论，更不是要割裂体育改造人体的生理效应等作用，而是为了在相对意义上区分安全教育与劳动生产、娱乐游戏的本质，为了更有利于解剖和阐释体育起源具有的多元属性和多维需要。
3．2体育起源的“安全需求论”学说
本文从生命安全教育的研究视角出发，尝试在学术探讨中构建体育起源的“安全需求论”。在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的综合层面上最大程度地抽象出体育起源的本质，力争在客观事实层面和内在理性层面达到对体育起源的合理阐释。希望在公认的体育起源劳动论、需要论等主流学说中，补充“安全需要论”的学说，其构建依据有以下的观点。
3．2．1体育的自保公理揭示出安全需求是体育起源的根本动因
公理是指在一个演绎系统中依据客观分析、归纳确立起来的，不需要证明而作为出发点的初始命题。体育的自保公理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命题，它反映体育中最一般、最本质的规定［4］。体育何以能够产生?从安全需求论来说，体育的启蒙是通过人类的自保行为和生存需要得到发展的。自保是人的本性，人的未特定化与发展需要的矛盾，以及人的结构特征和生理机能特点，使得体育成为人类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爱惜生命，捍卫生命是人的本能，防御和攻击是求生的需要。对生命的珍视和保护是人类最低层次的愿望，也是最高目标的追求。原始时代，人类的祖先只能依靠双手去获取生存物品，用自己的身体去适应环境，因而在生命进化过程中形成了遗传结构上的未特定化特征。人类学家格伦从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了人的先天自然性与文化习得性之间的必然联系。格伦认为，与动物相比，人最根本的区别是人在生物学上的“非专门化”及“匮乏性”特点。它表明人与动物在本能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人类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天生较弱。动物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专门化的，完全适合于各自特定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如鸽子的方向感应、蝙蝠的声纳定位。而人类没有浓密的皮毛来应对恶劣的气候、没有锐利的爪牙来对付凶猛的天敌，因此，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必须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爬得更敏捷，更需要锻炼出超越动物的勇敢精神和意志品质，而人类这种能力获得的过程是体育产生的重要途径:“勇敢需要力量，力量源于体魄，体魄来自锻炼，锻炼必需体育”［5］。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体育源于人的“自保冲动。”体育学者李力研认为:“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只有人的自然化，才能阻止人类的物种倒退。体育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化”［6］。人类学和行为学的大量研究，证明了人类通过体育锻炼而形成的身体应急反应机制和本体生存技能，可以弥补生产劳动力低下给人体造成的成长缺陷;补充生活方式不足给人体带来的机能损耗;避免恶劣环境给人体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它为人类的发展进化、遗传变异提供了外部条件，使人类能健康地繁衍下去，正因如此，使得体育成为人们有意识地进行自我保护的活动和世代相传的教育，显示出其价值所在，这就是体育的自保公理。体育的自保公理证明了原始体育的起源与生命安全教育具有高度契合性。毋容置疑，人的本能需要是体育产生的源泉，也是体育赖以发展的根本前提。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其生命都离不开人与社会的需要。体育也不例外。原始人类不仅需要劳动和生活，更需要安全的环境。就体育产生的“安全需求论”而言，除了生存安全的需要以外，还有适应环境的需要，对付同类袭扰的防卫需要，同疾病作斗争的保健需要等等。这些需要归纳起来，就是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需要、强身健体和身心发展的需要、传授安全教育和延续人类文明的需要，由此也构成了体育产生的需求动因。
3．2．2古代体育项目的形成与发展凸显了生存安全技能的特征
原始社会的体育萌芽，经过雅斯贝尔斯叙述的轴心时代，演进发展出各自特色的体育文化。古希腊和古罗马形成了以古代奥运会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古代中国和古印度形成了东方体育文化。不同文明进程和地理环境的人们对身体、生命的认知差异，创造出不同的体育项目。如西方体育的拳击、摔跤、角力、标枪、跳远、赛跑等;东方体育的射箭、驾御、武术、养生术、瑜伽等。这两种体育文化既有个性差异，又有共性特征。其共同的本质是源自生存、生活、军事、游戏;发展于教育、竞技、安全、健康和生命保护技能等过程。纵观古今中外的体育发展轨迹，从古代奥运会的五项全能、赛跑、角力等竞技，到现代奥运会的田径、足球、速度滑冰、高山滑雪等几十项比赛项目，以及东方民族传统体育的武术、舞狮、龙舟、瑜伽等运动。如果我们沿着历史唯物观的路径，顺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去寻根溯源，不难发现，远古时代的原始体育运动项目，不外乎归类为生存形式、搏斗形式和娱乐形式三大种类。前两类形式的运动项目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和转型，虽然已发展为各有特色的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但是，依然带有明显的生存、格斗历史痕迹和安全教育特征。例如田径、体操、游泳这三大体育基础项目中，田径表现了人的走、跑、跳、投等基本素质和技能;体操表现出人的翻、转、旋等平衡、协调和空间感觉;游泳表现出人在水中的速度、潜浮等适应能力，它们都由原始体育的最古老项目逐渐演变成现代奥运会的主要竞技项目。统计资料显示，现代奥运会比赛的20多个大项中，除了娱乐观赏的球类项目外，其它的约一半竞赛项目都体现出对抗［7］、格斗的技术特质，而这些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莫不与漫长的体育形成阶段融合了大量的生命安全技能有关。
4原始体育中生命安全观的价值取向探讨
价值取向在哲学意义上可理解为人们基于自身的价值观、立场和需求，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水平反映和主观意志体现。本文探讨的原始体育价值取向，是指古代人类以生存发展、强身健体需要为基础，对体育价值的自觉选择，包括对期望空间和环境空间下的体育价值追求。探讨体育的价值取向，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人本位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这两种相向而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体育的核心价值和功能定位，人本位的体育价值取向认为人的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把人作为体育教育目的的根本所在，因此，体育的价值应体现在保护生命存在、推进生命成长、提升生命质量等方面［8］;而社会本位的体育价值取向，认为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体育的根本价值是满足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体育教育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充当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阶级控制的工具。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来分析，人类社会经过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漫长进化历程，原始体育的价值取向也在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一元价值取向转变为二元乃至多元的价值取向。在远古年代，人类社会是以人为本位，以个人、家庭为中心，原始体育的价值取向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主导，通过体育教育，不断增强人类体质和拓展生命的存在空间并重视以优良强壮的体魄遗传给后代。在这样的原始生态环境下，古代人类对体育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建基于生存观基础上的一元导向，其体育的价值取向体现在人类期望通过不同的身体活动来实现滋养生命、丰富生命内涵、促进个体生命成长的愿望，以及追求个体生命表达、延长人类生命的体育运动体验需求上。因此，原始社会的体育价值，与人的生命存在与成长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体育的价值和功能产生了变化，人们对体育的价值从个体的需要扩展到社会的需要，一元价值取向变为多元价值取向。生命安全教育价值、强身健体价值、健康心理价值、人际交往价值、休闲娱乐价值、生命美学价值多元并存。这个时期“大河文明”与“爱琴文明”产生的体育文化与体育价值逐渐由轴心时代的希腊、中国、印度所承袭，形成了三大主要的体育价值观，如斯巴达的军事体育、中国的射御武技、印度的瑜伽养生都带有鲜明的强身健体、安全教育价值取向。当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以统治者、统治阶级意志为中心的社会体制形成，社会本位开始凌驾于人本位，在统治阶级及宗教神权看来，提倡个人生命安全价值观和安全教育是影响其政权统治及用神权思想控制民众的巨大障碍，必须从教育体系和体育中抹去。特别是随着东方“儒家学说”、西方“神权论”及“禁欲主义”的兴起，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再被尊重，普通人的肉体生命可以被蓄意摧残，原始体育的生存安全技能被淡化和消减，甚至于体育自身也遭到统治者及宗教神权的压抑和摒弃。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与进步，并未改变统治阶级惧怕尊重个人生命价值会动摇其统治地位的观念。但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体育的竞技、娱乐、休闲等价值和功能却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统治阶级的主导和指引下，体育剥离了生命安全教育的价值与功能，成为国家管治、社会稳定的工具，至此，生命安全教育与体育教育渐行渐远。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倡导的人文主义，高扬人的个性自由解放旗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社会人文思想的价值观。但是，体育的价值却更多地被引向功利主义，体育价值取向被扭曲。明显的事例是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和商业体育赛事造成的体育异化现象，令体育成了对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进行“创新性追求”的手段，使功利性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首要目标。而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异化现象，则导致了学校体育片面追求竞技体育或体育教学虚无化的两极效应，相反，作为促进学生生长发育，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和对外适应能力的学校体育本质功能却被严重忽视。令我国近几十年来青少年学生的体质严重下降，学生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或自然灾难时，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生命安全遭受重大威胁。种种现象表明，在近代体育多元并存的价值取向中，生命安全教育再无一席之地。直到21世纪，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觉醒和对生命质量的追求，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生命教育的意义，原始体育的安全观逐步回归体育学术研究探讨，对体育教育与生命安全教育的价值审视才日渐展开。
5现代体育中生命安全教育功能的回归与挖掘
对体育功能的本源回归探讨，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回归探索中丰富、挖掘和完善体育教育的功能，进而努力实现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现代体育教育目标。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体育的功能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动态的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是不同的，体育的作用也不大一样。如今天我们用于娱乐、竞赛的武术、拳击、击剑运动，在古代社会主要是为了猎杀动物、搏斗自卫而施展的攻防手段。反之，在原始人视之为生存教育和体育教育的刻在岩壁上被戳戳点点的图案，现代人不再看作是体育教育，而是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当我们以历史发展观的视角，来审视体育对人的个体和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和效能，就会发现体育的功能是多元的，既有作用于个体和社会的功能，又有体育的独特功能和派生功能之分;向上延伸，可以发展到提升国家地位和影响，向内挖掘，则可以深入至影响人生幸福的生命安全教育。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聚焦体育的功能，可以从运动项目的功能提升和转化中得到验证。例如，武术的功能具有多元性，从最早期的生存搏斗、防守自卫功能转化到套路演练、表演娱乐的作用，之后再过渡到散打竞技比赛的功效，随着社会的发展，武术又被人们挖掘和回归其独特的功能。例如近年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医学界、运动人体科学界的相关研究，发现太极拳的步法站桩练习，可以有效加强保护老年人的身体平衡能力［9］，减低和避免老年人摔倒受伤的机会，在众多预防、治疗老年性摔伤的治疗介入手段中，步法站桩练习最具疗效和最具社会成本效益［10］。目前各国的专家学者正在对此做更深入的研究。可见，武术运动已经超越了体育文化、表演竞赛的范畴。它的本源功能回归，成为造福老年人平安长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又如，鉴于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安全意识薄弱，学生伤害事故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正在组织研究如何加强安全教育和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其中的结论之一，是武术散打、拳击、空手道等对抗运动的防守、解脱技术可以有效应对暴力袭击的行为，因此，学生的人身安全防范指南把攻防对抗技术作为安全教育技能编写成教材。再有的例证:目前学校体育教学课堂的安全事故频发，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学生的普遍自我保护能力较差，该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保能力呢?最新的研究结论是:回归体育的安全教育功能。田径的走、跑、跳，攀岩的攀、爬是人们回避风险、危机处理的要素;体操技巧的前、后滚翻动作，旋转感觉和协调性，具有摔倒时，减轻受伤的自我保护作用;游泳技术更是具有水中遇险、避免溺水的拯救生命功能。类似的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具有生命保护和安全教育的功能。
6结论与启示
6．1结论
对体育的本源回归探索，得出以下的结论:体育起源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安全需要;原始体育的价值取向注重人的生命存在和身体觉醒，其本质功能具有生命安全教育的功效。古代体育的生存技能、搏斗项目虽然早已演变发展为现代体育运动，但在尊重生命价值的当今文明社会，仍然能够焕发出生命安全教育的活力和作用，能够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展现出生命安全教育的价值和功能。
6．2启示
分析生命安全教育与原始体育及现代体育教育发展的相关因素，对未来体育教育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6.2.1重塑体育教育的生命安全教育价值观
现代人类世界，推崇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普世价值;彰显的是关怀生命、维护生命质量的文明价值观。因此，确立“为了人的健康、为了人的健全、为了优化人的生命存在”的体育教育核心理念，重塑体育教育的生命安全教育价值观，是21世纪人类社会对现代体育教育的需要和呼唤。
6.2.2构建具有生命安全教育特色的现代体育课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