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论文全文(5篇)
第1篇：生态环境论文范文
两论在对学派称谓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学术缘起，在学理资源的“认祖归宗”中进一步厘清了两者的不同。媒介环境论论者批评媒介生态论者并不是一种对于北美学派的继承与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环境学）概念之时，就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与阐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媒介生态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和发挥。其对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阐述及其在中国的确立，没有起到真正廓清认识并加以推广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与发展中，也并未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通。而媒介环境论本身则是从译介出发，在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理论的梳理中确立的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贡献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译介了相关著作，从学派的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领域，全面地介绍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派是正宗的北美学派的中国代言。他们汲取北美学派有益的学术思想，开拓思维，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角度。媒介生态论论者早就对自己的学术缘起有清醒的认识，崔保国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在后来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态论论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是在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学科，并不是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简单继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这是中国媒介生态论论者独树一帜所在。3.对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对“环境”与“生态”二词的常规理解与表述中，两者常常会互为解释和相互融入，这也是最初造成两论难以厘清的原因所在。两论以“环境”与“生态”名号加以区别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号下强调着研究向度上的侧重和差异。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直接汲取生态学原理，将其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从邵培仁早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阐述上来看，媒介生存是中国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处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与人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社会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让中国的媒介能够熟悉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媒介生态，进而保存自身并求得发展，是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展开理论拓展与研讨的动力和起点。在与媒介环境论的争辩中，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关注媒介在所处生态中如何自处与如何他处的相关策略研究、媒介与社会间的子母系统互动研究，他们提出“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纷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实验等方式与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与媒介时间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拓展大大扩展了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关注的领域与范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于“生态”或者“环境”的阐释则与媒介生态学不同。在与媒介生态学的争辩中，媒介环境学派强调指出，媒介本身即构成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媒介技术的变化与提升，使得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必将对环境中的人产生影响。因此，媒介变化、媒介所构成的环境及其变化对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及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自处与他处，是媒介环境学越来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们对此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力图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为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其现实意义在于让研究重新回归到人的逻辑起点，从人的角度去审视所处环境因媒介的衍生与演进带来的变化，人当如何正视汹涌而来的媒介技术大潮的裹挟与冲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贴近性的阐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四、结语
第2篇：生态环境论文范文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循环经济作过相关探讨的学者为数不少。学者们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来界定和描述循环经济。例如，张忠华、刘飞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①施春梅则认为：“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
②郭晓岩和王玉辉则在可持续发展的视域下重新定位了循环经济，认为“循环经济不仅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而且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生存方式。”
③尽管学者们对循环经济的具体表述不尽相同，但核心内涵却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讲，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或者说，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一种具体样态。事实上，生态经济具有多种具体样态（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循环经济只是其中之一。如果读者要再进一步追问生态经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对此，复旦大学肖巍教授作了深入研究，肖教授在《可持续发展进行时》一书中这样写道：“生态经济就是遵循生态学原理和规律的经济。生态系统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了复杂的食物链和生态工艺流程,使自然物质得以多重利用和循环再生。如果人们能够以高效、循环和友好的方式来利用自然,使之进入生生不息的代谢循环（metabolism，即新陈代谢或物质变换），形成生态化的运作模式；那么,人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在地球资源的承载范围内进行良性循环,促使人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均衡地、可持续地发展。”
④从肖教授对生态经济的这番论述不难看出，生态经济的核心思想也恰恰是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所以说，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的一种具体样态。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减量化、再利用与再循环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减量化”、“再利用”与“再循环”是循环经济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对应的英语单词分别是“Reduce”，“Reuse”和“Recycle”，而这三个单词均是以字母“R”开头的，故通常简称为“3R”原则。学界一般认为，“减量化”是就“输入端”的角度而言的。我们知道，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是企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所谓“效率”，就是“产出与投入的比值”，用公式表示即“产出/投入”。很明显，提高效率就意味着“产出相同的情况下投入减少”或者“投入相同的情况下产出提高”，二者至少要满足一项。如果“减少投入”和“提高产出”二者能够同时满足，那当然是提高效率的绝好方法。“减量化”正是从“减少投入”的角度来说的，“减少投入”意味着节约成本，旨在“从源头上”节约能源资源。如果说“减量化”是就“输入端”而言的，那么“再利用”则是从生产过程来说的。所谓“再利用”，是指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充分利用原料。要实现“充分利用”，并非是一次性完成的，往往要通过多次利用才能实现。充分利用原料，目的就是提高原料的使用率，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废料，使工农业废料尽可能地减少。一方面要努力将生产排泄物的量减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要将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率提高到最大限度。事实上，在原料和辅助材料的利用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客观上也就减少了生产排泄物（即工农业废物）的量，所以说这两个方面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再循环”原则，通常具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有些地方也称作“资源化”原则，二者名异而实同。“recycle”这个单词显然是由“cycle”和前缀“re”这两部分构成的。我们知道，“cycle”具有“循环”的意思，而前缀“re”则表示“再次”、“又一次”。可见，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译的话，“recy-cle”确实应该翻成“再循环”，然而这里的“再循环”实际上却内含着“资源化”的蕴意。人们常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再循环”意指生产排泄物的回收和循环使用，将垃圾重新转化为资源。所以，“recycle”原则无论是翻成“再循环”也好，译成“资源化”也罢，它们实际上所表达的蕴意是一样的，二者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再循环也就是实现废物再利用的资源化过程。当然，要实现生产排泄物的回收与循环使用也是有条件的，其中一项重要条件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化学工业的进步）。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会进一步谈到，故此处不赘。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这三个原则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联系、内在联动的。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充分利用资源以及将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等方式，客观上都减少了生产排泄物（即工农业废料）的量。而无论是“减量化”、“再利用”还是“再循环”，都是为了节约能源资源、提高原料的利用率，而这也正是我们现阶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旨归。
三、循环经济的理论渊源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循环经济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鲍尔丁提出来的，而事实上，这一思想在马克思那里早就有了。尽管马克思生前并没有明确提出“循环经济”这一概念，但他确确实实提出过许多有关“物质循环利用”的思想。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完全可以看作是当今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奠，或者说，循环经济是马克思关于“物质循环利用”的思想在现代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化学工业的进步），生产排泄物可以循环使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重新转变为资源。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
①马克思甚至还这样说过：“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②当然，生产排泄物重新转变为资源，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这一基础之上的。对此，马克思解释得非常清楚，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
③“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
④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马克思还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加以阐释：“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当然，马克思相关的论述还有很多。这些都是马克思关于“物质循环利用”思想的经典性表述。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我们今天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永无止境，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则是实践的先导，我们还需要不断从马克思那里获取更多的思想资源，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
四、结语
第3篇：生态环境论文范文
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达成共识。为了奖励大众传媒对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许多NGO组织设立了专门的环境报道奖项。如国际知名的环保“蓝星奖”，英国路透社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设立的“环境媒体报道奖”，还有在亚太地区设立的“绿笔奖”。1984年，联合国环境署、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英国国家电视台联合成立了环境影视集团，向世界各国免费提供环境电视节目，利用媒体的影响力向公众宣传环境保护知识。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们反思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生态文明建设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新闻报道作为最能紧扣时代主题的传播形式，理应积极关注环境问题、建构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文明观念的社会氛围，承担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二、“环境报道”还是“生态传播”
伴随着传媒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学界展开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就环境问题的相关作品而言，学术界的称呼主要有：环境传播、环保传播、生态传播、绿色传播、气候传播，以及气候报道、生态报道、环境报道、环保报道、危机报道、灾害报道等不一而足。传媒业环境问题的相关作品究竟采用什么称谓更为合理呢？就主语来看，“环境”和“生态”最具代表性。“环境”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它不能孤立地存在，是相对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不同的中心事物有不同的环境范畴。对于环境科学而言，中心事物是人，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客观存在，即由其他生物和非生命物质构成的人类生存环境。人类生存环境由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土壤、空气、动植物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人工环境是指经过人类社会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环境，如城市、村落、学校、公园和娱乐场所等。“生态”一词则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是指家或者环境，现在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总体来说，“环境”是更侧重于以人类为主体的表述；“生态”则将主体扩大到了一切生物。就谓语而言，“传播”和“报道”是分歧的焦点。传播与报道不完全是一回事。传播学所谈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所谓报道，则指通过大众传媒形式发表的新闻稿件。传播所涉更广，实际上，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不仅得到了新闻界的关注，在其他传播领域也有着强烈响应。生态文学、环保电影、环保广告等的代表作品对公众的环境意识、生态观念影响颇深。当代人对环境的觉醒就被认为始于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我国，《狼图腾》《猎天》《猎地》《猎人》《怀念狼》等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而《后天》《未来水世界》《可可西里》《2012》等环境题材电影，则以更加现代、直观的视觉方式强烈地震撼了受众的生态观念；一些权威、知名的环保网站，如中国环境资源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环境教育资讯网、中国绿色学校、中国环境教育影视资料中心等，则为受众提供了更具个性化的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说，传播比报道的适应范围更宽泛。北京林业大学新闻办公室的铁铮教授就认为：生态传播是指人类与生态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信息传播活动。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环境报道”对新闻界来说，更为准确；“生态传播”，在综合性的传播领域则更为妥当，是社会话题和未来趋势。
三、环境报道的现状与问题
1.信息传播功能的强化与“失声”
同场进行信息传播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问题的快速反映。2013年3月初，在黄浦江上海松江段惊现数千头高度腐败的死猪，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事故。对此，大众传媒进行了密集报道，3月4日，《嘉兴日报》率先推出系列报道，揭露当地乱扔死猪、养殖过密等乱象；3月12日，《新闻晚报》刊发“河道死猪事件要有信息公开”；3月14日，《南方农村报》推出“方法与成本：话说死猪合法后事”报道；3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解析黄浦江死猪事件：上海没有故意瞒报”；3月21日，《南方周末》推出“猪祸黄浦江”调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3月23日即播出45分钟时长的“黄浦江死猪事件调查”；3月24日，《焦点访谈》节目播出“黄浦江死猪事件溯源”；多层次、多地方、多形式的新闻报道，对事件的及时还原和追踪，促进了政府和公众的信息沟通，打消了群众疑虑。大众传媒对环境问题的“失声”或因记者调查能力不足，没有发现问题；或是媒体迫于压力被动放弃报道。
2.舆论监督功能的彰显与“脱靶”
并存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行为。目前，大众传媒一方面对环境问题的舆论监督日渐成熟，效果显著；另一方面，舆论引导能力不强，导致舆论脱离议程设置初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媒体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途径，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正确的舆论引导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安抚公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应该说，近年来，在厦门“PX项目”、兰州水污染、杭州垃圾焚烧厂等敏感事件中，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和社会动员，有效地彰显了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功能。但我们还应看到，媒体的另一些舆论监督则要么只为吸引眼球，实质了无新意；要么目光短浅，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同时，就环境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媒体还应注意避免“误伤”，克服博眼球心理。戴星冀认为“对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究竟应该‘边发展，边治理’，还是‘先发展，后治理’。很明显，不应否认先发展后治理，应该看到这是不得已的。后治理的经济学性质是一种举债发展。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内债和外债两种债务来源，但事实上还存在向未来举债的形式。”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冲突和矛盾不仅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是社会整合的契机。科学理性地分析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有利于对社会舆论的深度引导和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
四、从“浅绿色”走向“深绿色”
所谓“浅绿色”，即在环境运动初期，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还比较粗浅，往往只能提供应急性解决方案，没有将环境与发展联系，也没有考虑到环境问题背后的观念问题。而所谓“深绿色”，则是人们将环境问题与文化、价值观相联系。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导向的转变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由“浅绿色”走向“深绿色”是人类不断自我反思的成果，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所在。人类对自然界的“成功”改造，给予了人类以更大的制服自然、战胜自然的信心。“人类中心论”促使人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是世界的主体，其他自然资源都是为人类服务的。生态文明则是要求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新世界观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则要求将道德主体的谱系扩展为自然、人、动物、植物等等。生态文明在价值体系上，要求打破在主流生活中起价值导向作用的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提倡尊重自然、节俭发展。传媒具有社会教育功能，“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人的社会化过程既是在家庭、学校等群体中进行的，也是在特定的大众传播环境中进行的。”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塑造社会行为规范，既可以产生即时的个人示范效果，也可以带来长期的社会宏观影响，是促使公众从“浅绿色”走向“深绿色”的重要社会力量。环境报道具备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的功能，“大众传媒向受众传达环境事实信息和环境知识信息，以达到提升公众环保知识普及程度、转变公众既有环境价值观念、推进公众介入环保行为实施的功效”。为了达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培育目标，传媒工作者首先应当进行自我教育。这一过程分为专业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两部分。首先，应切实培养新闻从业者的生态文明意识。在从业者心中树立生态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阶段，是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崭新的文明观念。人类与其他生物共生于地球，其他生物同样具有主体性、价值和权利，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优势地位，理应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地球不仅属于人类，也属于整个生物界。人类将生态危机的恶果转嫁给其他生物是不道德的行为。唯有从价值理念上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环境报道才能真正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最终走向生态传播，实现环境运动的“深绿色”。
第4篇：生态环境论文范文
尽管通化的生态环境比较优势较为明显，在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建设经验，但还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和挑战。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可忽视。主要有:
(一)体制机制建设滞后
通化市于2006年制定了生态建设发展规划，但由于制定较早，目前已经不能适用生态保护工作。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还没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城乡环境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向上争取，环保欠账多。
(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作为老工业基地，通化市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重要阶段，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性较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高产出低消耗低排放行业总量还较小，发展循环经济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同时，节能减排任务艰巨。2012年单位GDP能耗为1．16吨标煤，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目前通化市减排项目已近枯竭，“十二五”后期减排潜力减小。
(三)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二道江区和辉南杉松岗等一些地区由于过度开发，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引发了矿山地质危害。
(四)城乡环保文明之风还不浓厚
城市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的现象还很常见，服务业企业自觉减排的意识还不强，生活污染排放量日益增多，垃圾“围城”现象已有所显现。农村脏、乱、差还在很大范围内存在，化肥、农药不科学施用污染土壤问题很突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压力巨大。
二、通化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牢固树立城乡环境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央和省委要求、符合通化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把通化打造成生态经济比较发达、生态环境更加优良、人居环境生态宜居、生态文化繁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宜居山水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一)加强管理调控，依法治理污染
指出，凡越过“生态红线”的就应当受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当终身追究”。按照中央要求，可以考虑适时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考核指标体系，把主要污染物总量排减、城乡绿化、万元GDP能耗下降等指标作为硬指标、硬任务，合理考核评价各地、各部门和各级干部政绩。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不达标的地区和部门以及工作不力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各级财政要优先安排生态建设专项经费，并逐年增加，同时注重争取更多中央和省政策性项目资金。坚持规划为先，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依托地域、自然、人文等资源优势，将规划的实施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切实加强规划管理和执行监督，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置规划于不顾。
(二)发展生态经济，大力推进绿色增长
一是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在医药、冶金、食品等支柱优势产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发展生态农业。围绕“沿河稻米、围城蔬菜、山区林果、林下参药、园区加工”的特色产业格局，积极扶持高效生态农业项目，培育休闲观光农业和生态高效农林业，推动传统农业生态化。三是全面推进无污染、低能耗、集约型的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文化创意等产业，打造重要商贸物流节点城市。近期，可以围绕推进节能减排和发展工业循环经济、绿色生态农业、特色旅游，加大推介和引进力度，力争短时期内再谋划启动一大批项目，以大项目好项目推动生态产业快发展。
(三)改善人居环境，全面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城乡环境整治，在城市方面，切实解决城郊结合部、城市周山、背街巷道卫生状况差等突出问题，抓好园林绿化、污水治理、垃圾整治，优化城市生态，努力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打造精美现代山水城市。到2017年，全市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100%;市区和县(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全部达到300天以上(新统计标准相比现有指标大大提高);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7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市区要加快推进“四城联创”，县城要各自实现卫生县城、生态县的创建目标。农业农村方面，以幸福乡村建设工程为统领，深入实施“百村示范、全面提升”和“清洁文明提升”工程，大力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和农村危房改造，扩大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覆盖率。
(四)治理保护并重，构建健康安全的生态圈
第5篇：生态环境论文范文
课题组通过专家咨询、实证调研和文献查阅三种方式对指标体系进行遴选，但是，面对初步获取的这些为数众多的指标，必须进一步进行优选才能确定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其一般方法是先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对问卷调查进行效度信度检验，最后再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按照以上的思路，本文针对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特点，最后遴选了环境治理技术与装备能力、环境治理产品生产能力以及环境治理服务能力3个指标项，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对回收的235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信度检验、KMO统计量和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具有很好的信度且指标变量均适合做因子分析。依据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优化了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从而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指标赋权的方法———基于信息熵修正AHP的组合赋权法
课题组成员卜华白在其博士论文中运用了这种指标赋权的方法，该方法属于组合赋权法，是一种将主观赋权（AHB）和客观赋权（Entropy）结合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先利用AHP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然后，再利用Entropy方法对AHP的主观赋权进行调整，这样就更能保证赋权值的科学性。赋权值的科学性也就使得本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2．1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主观赋权运用AHP法初定指标权重有很多的具体方法，本文采用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权向量解法算出各指标的权重。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比较判断能力的有限性，因此，判断矩阵一般不能完全满足一致性要求，如是，不管是近似解法，还是特征根法，其权重的计算结果都难以与“客观存在”的“真权”相吻合，在本质上是一个统计估计问题，因此，判断矩阵中的元素aij的相对权重不总是等于wi／wj，依据这一情况，有文献利用最小平方法，得出了三种相对权重计算的“最优解法”即：LLSM法、LSM法则和LOM法求解权数wi，从这三种最优解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定义不同的目标函数，最优权值也就不同。因此，在具体的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过程中，应依据对评价精度的实际要求，给“合理”的目标函数，只有这样，才可求得最为合适的“最优权重”。2．2运用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最终确定指标权重熵（Entropy）的概念来源于物理中的热学，是统计物理中用来量度分子运动无序程度的变量，ClaudeEShanon在1948年将其引入信息论中，作为系统不确定性（无序程度）的度量，一个系统有序程度越高则信息熵越小（反之亦然），熵权法也是一种信息量权数方法，是客观赋权法中较为常用的方法［9］。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对评价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指标j的熵值ej；第二步计算指标j的差异性因数gj，确定指标权重；第三步修正权重，通过以上步骤修正之后，得到的新权重更有效。本文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具体研究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方法及治理对策。
3实证评价———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设U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综合因素集，V代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表评价集，A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因素权重集，A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二层次因素权重集，R代表全体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R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B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模糊综合评价集。
4提升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