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文化安全综合研究的多维视域

一、文化安全研究议题的多元生长点

（一）当下我国面临的复杂的文化安全情势，亟需我们将文化安全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利用其强大的软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略，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凸显出来。由于国情的特殊性和文化的独特性，我国首当其冲受到西方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颠覆，使当下中国文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和不信任也在不断增加。全球一体化浪潮带来了不同国家的文化碰撞，带来了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最近爆发的“斯诺登事件”表明，网络化时代不仅带来了海量信息和无边界交流，更带来了国家间的全面网络对抗；苏联解体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枝独秀，也引起了国外文化霸权的攻讦；此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交易的市场霸权，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的持续博弈，宗教及其他文化领域的不断角力等，都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文化安全情势极为严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文化发展始终是一条“短腿”，不仅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不相匹配，也带来明显的文化安全隐患。一些人对我国五千年悠久传统文化传统进行诋毁甚至全盘否定，从而动摇国人的文化本位与传统根基；一些人对西方反华势力在文化领域对我国的渗透和扩张缺乏清醒的认识，拱让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阵地。再加上当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长期缺乏创新，导致意识形态工作的功能弱化，实际上是变相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地。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对传统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保护，30多年的“建设性破坏”在烈度、广度和时间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十年动乱；还有，我国在科技研发、教育发展、文化市场等方面的保护机制十分缺乏，文化安全问题丛生。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我们对文化软实力重视不足，对文化安全警醒不够，长此以往必将自毁我国的文化长城，主动割让文化主权，也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文化渗透打开方便之门。可见，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图谋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价值颠覆乃至于输出颜色革命，我国文化安全的外部威胁十分严峻；而国内一些人陶醉于经济繁荣，自陷于莺歌燕舞，对西方与我国的意识形态抗争视而不见，对文化遗产破坏和传统价值缺失置若罔闻，对技术流失、教育失衡和文化冲击等缺乏应有警醒，这些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勾连在一起，造成了我国深层次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危机，亟需我们尽快深化对文化安全的综合研究。

（二）西方文化安全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亟需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观。文化安全研究在西方起步较早，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尤其受到高度关注，冷战结束后形成一波热潮。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改变颜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意识到东西方较量已从铁幕后面的军事对抗转型为软实力背景下的文化较量，因此在加强对所谓“敌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的同时，更重视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将文化安全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西方学者为配合这一图谋，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文化安全的理论建构，试图为西方国家的图谋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其中，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是较有理论深度、较具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建构。应该说，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化安全理论，对于深化有关文化本质、跨文化冲突的研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从理论上看，西方学者力图掩饰国家间文化冲突背后的政治因素，片面夸大文化因素本身的作用，其观点存在明显偏颇和缺失。从深层意图看，这些理论建构的出笼大多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一方面是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和文化霸权服务，为西方世界作政策辩解或诠释的色彩甚浓，排他性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另一方面大多服务于西方国家对他国进行文化渗透和价值颠覆的需要，甚至针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颜色革命”，具有明显的攻击性指向，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严重挑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积极应对。因此，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一系列关涉文化安全的理论体系和观点，其本质都是对西方文化渗透与扩张受阻、亚洲国家文化不断发展和崛起的一种深切优虑，其在理论广度与深度上并没有超出上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视野。例如，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影响广泛，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西方的冷战思维，试图在苏联垮台后给美国重新设定对手，以维护“普世价值”和“美国信念”，为美国继续称霸世界制造理论根据。显然从国际层面上看，对文化安全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议题，也不可能在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获得所谓的“理论共识”。对文化安全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产物，与国家利益、国际竞争和意识形态争端纠缠在一起。尽管在西方世界，也会有一些学者对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等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但他们的观点并不被西方世界的决策层所重视，也远没有那些以服务西方文化霸权的学者受欢迎。目前，国际上关于文化安全的主流观念和话语权基本上由美国既及西方国家的学者所掌控，几乎还听不到来自中国学术界的观点和声音，更遑论西方国家与我们坐在谈判桌前平等讨论文化主权、文化领土、文化软实力等攸关未来发展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迫切需要在厘清西方文化安全理论的本质、借鉴西方文化安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独特价值观、关涉当下严峻的安全现实，从理论建构和实践操作等不同维度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理论和战略，在国际上争得与大国身份相符的文化话语权，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国际舆论和安全环境。

（三）当下我国文化安全研究与实际需求脱节的现实，亟需我们深化对文化安全的综合研究在国内，文化安全问题虽然早已进入国家高层的决策视野，但目前学界的研究相对滞后，研究成果远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文化安全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不足。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还处于概念辨析和借鉴西方成果的阶段。不仅对对与文化安全相关的文化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也对文化安全研究的多学科合作缺少实际的动作，使得目前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不乏引进、模仿和借鉴的痕迹，与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在现实案例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纸上谈兵”的状态。一些研究成果鲜有社会调查的数据和国内案例的研究分析，与相关实际部门的对接与合作也明显不足，导致许多研究成果成为“自言自语”的文献资料、“隔空喊话”的务虚之论，尚不能真正进入决策领域和实践操作的层面。在对策咨询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也存在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宏观的研究较多，微观的分析较少；二是理论研究较多，实践操作建议与对策较少；三是研究文化安全的消极防御方面较多，将文化安全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总之，当前我国学界文化安全的研究虽然形成一定的声势，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初级阶段。现有研究对理论层面的文化安全理论建构、国家层面的重大文化安全问题、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化安全事件、特别是涉及国本的意识形态对抗等，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综合的研究，既没有与西方文化安全理论和战略相匹敌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理论，也鲜有应对当下我国严峻文化安全形势的可操作性建议。严峻的现实呼唤学界和政界的合作，研究出系统的中国文化安全理论；更呼唤学者的学术良心，摒弃学术壁垒和门户之见，深化文化安全的综合研究，拟订出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与区域层面的具体措施相结合的文化安全战略。

二、文化安全研究视角的多元维度

文化安全研究从来不是一个单向度论题，而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象。因此，对文化安全的研究，除了坚持不同学科的合作创新与综合研究，更要把握这种研究的多元维度。

（一）文化安全与文化建设相辅相成的二元维度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无疑是为了维护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不仅彰显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内在品格、精神风貌和人文特性，还在思想理念、价值体系、创新活力等方面体现出其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历史经验表明，提升文化软实力，既要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也要构筑坚固的文化安全堤坝。文化发展提供了确保文化安全的物质基础，文化安全则是文化建设的屏障，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在一国的文化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保障文化安全，就成为保卫文化建设成果，拱卫国家文化领土、文化主权安全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责任。在全球一体化格局下，“以文化论输赢”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世界各种文化群体不约而同地研究文化安全理论、建构文化安全战略、实施文化安全措施，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保卫文化建设的成果，保卫其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加强和深化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既要坚守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提防西方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更要着眼于保卫我们“文化领土”的安全，拓展我们的“文化控制力”。比如，十八大文件提出要维护网络安全，就是一个既要发展网络经济又要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的“文化领土”；我国要在警惕和维护文化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文化市场的国际博弈，这也包括知识产权的竞争、文化贸易规则的制定权、民族品牌产权的维护等多个方面。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既要坚持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要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促进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断创造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因此，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必须坚持与文化发展相辅相成的二元维度，如果仅仅秉持消极的文化安全观可能会埋葬我们民族的悠久活力。当前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积极文化安全观的同时，我们必须抵制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

（二）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相互结合的二元维度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是一个具有深厚理论底蕴和经世致用特色的研究议题。鉴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等文化要素对国家、民族的特殊重要性，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实际上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一个具有足够开放性和防御功能的安全文化形态，能够提供稳定的国内政治、舆论和文化环境，为发展经济与科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防御屏障，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可以直接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和区域工作层面，减轻由于文化安全问题而造成的文化建设的损失，极大提升和倍增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在现实生活中，广东汕尾发生的乌坎事件、南海的本田罢工事件、广州的新塘事件及垃圾焚烧的网络围观等大大小小的网络及文化事件，都直接关乎文化安全乃至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从理论和对策上有预见性地做好研究，能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处治方略和预案，减少社会动荡和思想波动。显然，我国最高决策层之所以对“文化安全”倍加重视与投入研究，恰恰是因为我国在现实领域受到来自国外的严峻文化挑战，对国家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胁之故。而在国外，关于文化安全的众多研究原本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其成果也纷纷进入实践操作领域，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国家调整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战略。另一方面，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又非完全工具性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学科特色。首先，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是一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涉及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外交学、情报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学科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创新；其次，西方国家学术界在多学科交融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众多关于文化安全的理论建构，形成了许多影响到其他学科和社会意识的理论体系，比如文明冲突论、文化霸权论、文化殖民论、软实力理论、知识产权论等。而中国学界的研究因为起步较晚，在文化安全的理论建构方面尚未有重大建树，其理论贡献尚不能望国外同行之项背，亟需研究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文化安全理论。这就表明，当前对文化安全的综合研究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文化安全的理论建构与经世致用的文化安全战略这个二元维度。文化安全之所以成为当今“显学”，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维度之一，是因为这个议题既有深厚的理论支撑，也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特色。我们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必须做到两者齐头并进，缺一不可。

（三）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遥相呼应的二元维度对文化安全的研究，还要体现国家层面的宏观文化安全战略与区域层面的具体文化安全措施这个二元维度。从全局来讲，文化安全当然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战略，事涉国家主权和前途命运，必须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的高度，无此则不会有国家其他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从局部来讲，文化安全必须形成区域层面的文化安全意识和具体的文化安全措施，无此则所谓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只不过是一纸束之高阁的空文。必须是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二者合力，才能真正建构疏而不漏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保卫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果，保卫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我国最高决策层之所以明确提出“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因为在当前情况下，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硬实力竞争转入软实力竞争，从物质经济领域的比拼转向非物质经济领域的博弈。西方国家对我国搞“和平演变”，推行“颜色革命”，其背后不仅是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的较量，更是充分利用了文化的力量与手段。当今国际贸易中各种歧视政策、反倾销法案、知识产权案等，又无一不是国家产业文化实力、文化市场安全等方面的较量；国家间在高新科技、高层政治、高端意识形态等领域无休止的谍战和攻讦，其实都依仗着各自文化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这些都使得文化安全作用日益凸显，上升为我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从局部来讲，区域（省区）与国家层面是点和面的关系，国家层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必须靠各个区域（省区）的具体文化安全措施来保障，否则便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对广东来说尤其如此。广东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深得率先与西方文化交流之利，也饱受与西方文化冲突之害，成为与西方文化融会与冲突的桥头堡和主战场。广东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有许多案例、经验需要研究和总结，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惑需要探索形成对策；同时，广东的今天就是国内其他省区的明天，广东在文化安全研究方面先行一步，可以为国内其他地方提供经验和借鉴。因此，广东应率先开展文化安全的研究，并成为文化安全研究的重点样本，这样可以掌握该领域的一定话语权，乃至建构文化安全研究的“广东学派”。

三、文化安全研究内容的多维框架

基于西方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处境，我们认为，当下我国文化安全的研究内容应构建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案例研究及应用对策咨询三大框架，以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和文化安全战略。

（一）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建构理论建构是现状分析的框架和对策研究的前提。一方面，要重点突出文化安全的理论创新，着眼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化安全的定义不是过于宽泛，就是相对狭窄，甚至还有相互抵牾的情况，因此需要借鉴西方文化安全研究成果，厘清文化安全的基本概念、论域边界、逻辑关系，研究文化安全的内涵、外延、特征、性质等，形成系统的基础性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文化安全学的后续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对西方文化安全理论的辨析与借鉴。西方学者先行一步，率先开展文化安全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维护其本国文化安全的具体战略和可行措施。我们需对西方文化安全理论建构与实战方略的社会背景、学术流派、理论视角、价值原则、思维范式、文化逻辑、理论得失等进行研究与评价，注意吸收其合理因素。特别是对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与利益格局的新变化，美国单极独大形成的文化霸权现象，高科技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世界不同文化群体提出的文化安全理论与策略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总结分析其经验与教训，为我所用，为我所警。

（二）中国案例研究：文化安全研究的空间关照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当然要全面分析和研究中国独特的国情和严峻的文化安全情形，这是当下我国文化安全研究的空间关照，也是核心研究内容之一。需要具体梳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面临的文化安全现状，条分缕析文化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为制订国家层面的文化安全战略和区域层面的文化安全措施打下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将国家视角的文化安全战略与区域的文化安全措施结合起来，必将拓展文化安全研究的视域和实践空间，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理念构建与实践战略的可操作性，也使当下我国的文化安全研究更具有创新性、应用性和实战性。就中国案例研究而言，要特别注意我国在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国际挑战，这是文化安全之所以成为当下高层重点关切的主因之一。一方面，全球化、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双刃效应”是文化安全研究的现实背景：我国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拓展空间与文化市场前景，但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文化殖民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的抗争也是文化安全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屡受西方国家的诬蔑和攻讦，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还缺乏必要的话语权，但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秉持政治强权和跨国公司之威，在我国肆意横行，攻城略地，对我国的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生态造成了重大影响；此外，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已带来的文化安全新课题，以文化、教育交流为幌子的经济、军事、科技间谍活动等，也是当下文化安全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的失落与重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公众接受程度之间的偏差与逆反，和平崛起过程中经济地位与文化地位的不相对称，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民族文化与传统价值的贬损与失落，社会文化生活中道德滑坡造成的“三俗”现象泛滥，西方文化渗透造成一些人对外国文化产生的依附心理，民族地区不断汹涌的宗教与族群矛盾激化，大国形象塑造与社会公民素质之间的逆差与挑战，凡此种种，其原因不外乎是国家经济迅猛发展与文化投入下降的矛盾，人民生活日渐富足与社会道德底线不断下滑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隔阂与冲突，主流意识空悬与草根意识泛滥的矛盾，西方文化勇进与民族传统文化萎顿的矛盾，等，都需要我们引起高度关注，在深入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回应。

（三）应用决策咨询：文化安全研究的实践维度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理论研究只有回归到实践应用才能焕发其特有的生命力。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更是如此。对文化安全的理论建构、对中国案例的深度分析，必须返回到“经世致用”的目标才能找到其合理的归宿。就全局层面而言，需要归纳和总结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层面的文化安全战略，建构我国的核心文化安全利益。要探索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力的综合措施，积极推动有利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和谐文化建设；努力探索利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弘扬的基本国策和积极措施，保护民族文化独特性，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就区域层面而言，要特别强调全民文化安全意识的建立和和具体的文化安全措施的落实。国家层面的文化安全情势，实际上是不同区域文化安全状况的总和。省区和城市作为国家一份子，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负有重要责任。在省区和城市的层面，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建立全民文化安全意识问题，特别是针对网络时代的文化安全困境，提出维护文化安全的具体策略；其次要在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惠民、维护社会稳定和网络言论自由等方面寻求合理的平衡，通过文化发展构建社会和谐；最后还要在具体的文化工作领域如对外文化交流、教育合作、宗教工作等各方面构建有效的文化安全堤坝，以保卫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成果。

作者：涂成林单位：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