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文化关键词分析

一、“文化”的再定义与“大众”的再考察

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文化”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具有多义性[1]101,其概念也最为模糊和混沌,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思想体系有着不同的“文化”定义。威廉斯的研究就起步于这个多义而混沌的概念,在此后长达30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一直将“文化”这个“关键词”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劳工家庭的出身背景,长期从事成人底层教育的社会生活体验,使得威廉斯对当时英国社会占主导性地位的精英文化强烈不满。“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艾略特和利维斯,以及围绕他们形成的整个文化保守主义———他们已经掏空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文学”[2]。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指导下,威廉斯对“文化”和“大众”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历史的审视和重新的建构。20世纪以来,以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理念长期主导着英国的社会文化领域,他们习惯于按照阶级二分法,将文化划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和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并利用自己的话语霸权为文化艺术制定所谓的经典标准,以此来进行艺术审美和价值评判。

在他们看来,文化属于具有出身优先权的“少数人”,普通大众根本不配谈论文化。利维斯在《大众文明及少数人的文化》一文中认为:“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与文学欣赏依赖于极少数人;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作不经提示的第一手判断……依靠这些少数人们,我们才有能力从过去人类经验的精华得到益处;他们保存了传统中最精巧和最容易毁灭的那些部分。”[3]325-326按照这样一种精英文化逻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来自于下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或者说大众的文化则被排除在主流论述之外,长期被忽略、被遮蔽和被贬抑。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威廉斯反对这种“少数人的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分法,并强调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和成就:“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无论是在工会、合作运动,还是政党之中,生产出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的机制。工人阶级在其历经的阶段中,首先是社会的(在于它产生了各种机构),而不是个人的(在于特定的知识性或想象性作品)。放到它的语境中来思考,工人阶级文化可被视为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成就。”[4]威廉斯通过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社会文化的深入剖析,提出了“文化即生活”的理念,强调文化与社会实践的联系,主张把文学、文化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3]374在著名的《文化分析》一文中,威廉斯认为,合理的“文化”定义必须涵盖三个范畴:“理想的”(ideal,即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文献的”(documen-tary,即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和“社会的”(social,即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5]。

他反对把文化当作抽象的观念和空洞的价值理论,强调文化的物质性、社会性和日常生活性。威廉斯认为文化不只是思想家头上的理想的光环,也不仅仅是精英人士倍加推崇的传统经典,而是与日常生活同义:“文化不只是一批知识与想象作品而已,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一整个生活方式。”[3]403威廉斯所强调的“文化即生活”理念,跳出了长期以来对文化的静态观察的模式,突破了将文化立于生活之上的精英文化传统,整合了剑桥“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生活与思想”两个迥然不同的研究流派[6],超越了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而将文化推进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文化”的观念。跟“文化”一样,“大众”(masses)虽被人们经常使用,但在观念上却存在严重的偏见。威廉斯考察“大众”这个概念时指出,在许多保守者眼里,“大众”(或者说“群众”)是个轻蔑语,具有“乌合之众”的特点:愚昧无知、趣味低下、立场不坚定、容易被蛊惑和操纵等[1]281-289。威廉斯认为这种大众观念的产生实际上是对大众的不了解、是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那种看法……我们应该检验的是这个公式,而不是群众。如果我们记住我们自己也一直被其他人聚集成群,将会有助于我们进行这种检验。只要我们发觉这种公式不足以诠释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承认它不足以诠释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3]379同时,威廉斯指出了这种“大众”思维模式背后所潜隐的“权力”,或者说意识形态和控制功能。这种大众观念实质上是英国精英知识分子用以证明“少数人”文化的合法性、维护精英传统和现行体制、对“大多数人”实行文化控制的一种方式。威廉斯通过对“大众”概念的历史审视与话语考察,认为“大众”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导致的一种自然的组合,的确带有一定的贬义。但进入20世纪以来,大众逐渐脱离了负面意义,而主要指向积极活跃的政治革命意义和消费文化意义,被当作是正面的或可能正面的社会动力,前者诸如“群众工作”(masswork)、“群众组织”(massorganization)、“群众运动”(massmovement)等,后者诸如“大众市场”(massmarket)、“大众品味”(masstaste)、“大众媒体”(massmedia)和“大众心理”(masspsychology)等。在威廉斯那里,“大众”被放置到社会历史文化之中来考察,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的群体。“大众”不是完全被动的受控对象和客体,而具有主体的潜质和功能。这样的“大众”观念反驳了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的贬低和偏见,肯定了大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评价。

二、“关键词”研究给予当下中国学术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雷蒙?威廉斯眼中的“文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少数人”的文化,而是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大多数人”的文化,是一个意义相对开放的概念。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阐发某些经典、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阐明某种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理解某一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从总体上更好地理解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某些一般规律和趋向。而要理解这些规律和趋向,威廉斯主张在具体的社会语境和文化变迁中来思考和看待文化,即“社会-文化”的研究理念。威廉斯的“社会-文化”研究模式,在其代表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词汇本属于《文化与社会》(1956)一书的附录部分,成书时只有六十多个词条,出版时被编辑给删去了。威廉斯却十分珍视这些词条,后来将之拓展为一百三十一条,二十年后独立成书。威廉斯认为该书“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的汇编”,而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我所做的不只是收集例子、查阅或订正特殊的用法,而且是竭尽所能去分析存在于词汇内部———不管是单一的词或是一组习惯用语———的争议问题”。他认为这些争议与问题是需要我们去考察和分析的,“对一连串的词汇下注解,并且分析某些词汇形塑的过程,这些是构成生动、活泼的词汇之基本要素。

在文化、社会意涵形成的领域里,这是一种记录、质询、探讨与呈现词义问题的方法”[1]7。威廉斯认为这些成为“关键词”的词汇应该具有两种相关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景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1]7“文化”、“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文学”、“大众”、“性别”和“媒体”等,就是这样一些重要且相关、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汇。威廉斯对“关键词”的考察,不作纯粹的语言学的分析,而将重点放在社会和历史的层面:“(一)关于意义的最大问题往往是存在于日常实际的关系中;(二)在特殊的社会秩序结构里及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意义与关系通常是多样化与多变性的。”[1]15为此,他提出了“关键词”的研究应该应用“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semantics)的方法,“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既要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也要看到其变异、断裂与冲突[1]17。在他看来,意义的变异性就是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活力来自于引申、变异及转移等变化层面。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重点即是“发现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1]9。正如该书中译本的评语所言:“作者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追溯这些词语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混淆、被强调的。”时至今日,文化研究虽不再是什么新的理论话语,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文化场域理论、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等,都为今天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视野。但我们不能否认威廉斯的研究对于今天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相当深入的影响,非一般人可以比肩,尤其是《文化与社会》、《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著作,迄今为止仍是文化研究经常谈及、必然参考的经典。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里,我们曾经历并正在感受急遽的社会转型、动荡的历史变迁和剧烈的文化震颤,与此偕同的是思想的混沌、价值的多元和语言的错乱。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的现代性国家,中国社会的一切都呈现出相当复杂的一面,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或文化现象都需要我们尽可能像威廉斯那样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作认真的分析和考察。尤其是我们在考察研究“现代性”、“革命”、“大众”、“民间”、“都市”、“乡村”等关系20世纪中国社会的重大命题时更应谨慎。因为,晚清以降,中国的许多关键词的语源是双重的,既有汉字的语源,又有外来语的语源,这些概念的翻译过程显然较之威廉斯追溯的语源更为复杂。在这样的条件下,语言的翻译、转义和传播过程将更是错综交织,作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形态也更加丰富而混乱,中国的关键词的梳理也更加困难[7]。1991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最早被引介到中国,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95年《读书》第2期刊载了著名学者汪晖的长文《关键词与文化变迁》,对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和关键词研究作了深入的介绍和评价。此后,威廉斯的其他著作也纷纷进入中国,其“文化研究”的理念及“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被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推举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典范之作[8],其成功应该说很大程度归功于极有效地运用了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学术问题。他抓住了“革命”这一中国近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关键词”:“在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天崩地裂之际,无论是本土思想的脉络及其与外来思想的折冲斡旋之中,‘革命’话语无疑运作于核心深邃之处。”[9]

他综合运用了中国传统词源学的训诂和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将“革命”话语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翻译、接受、衍化和流变,放到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在错综复杂的“现代性”历史语义场中,展现中国“革命”话语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应该说,陈建华的“革命”话语研究在历史与当下、思想与学术之间找到了一条很好的研究路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的不断高涨,威廉斯的文化理念及“关键词”研究已深入人心,我们从近年来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关键词”热可见一斑。陈平原先生曾打过一个比方,说是幽灵般的关键词,并对这种“关键词”热作过详细的描述[10-11]。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及相关研究领域而言,众多文学与文化研究著作①均与威廉斯及其“关键词”研究有关。雷蒙?威廉斯和陈建华等的做法,是去考察“关键词”的前世今生、发展流变,以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的过程,来展示“关键词”意义转变的历史,并以此为视角来探寻社会文化的复杂性。这样一种研究路数,抛弃了传统的所谓的科学的界定模式(“是什么”),而将重点放在理念、视角和方法上,通过考察、梳理、描述、辨析、祛魅和还原,最后达到对问题的认识。相对而言,这种研究模式似乎更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