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反思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和“海派”之争是由沈从文在1933年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所引发的。这次事件前后沈从文都发表过一些涉及海派文学的文章，他的不少文学批评对象也和海派文学有紧密的关系。沈从文的这些文学批评一方面一如既往秉承自由主义文学理想，抨击海派文学的商业化、功利化等倾向，捍卫文学的纯正和严肃，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时，沈从文对海派文学的批评也流露着较为极端的情绪，甚至完全抹杀了海派作家创作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沈从文现代感的缺失和批评态度的偏颇。对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而在都市化、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中作出反思，对于今天健康的文学批评乃至城市文化精神的建构仍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的图景及价值取向

出于对文学独立、尊严的捍卫，沈从文对于海派作家的创作一直抱有较深的抵触情绪，而他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则可以视作这种不满情绪的总爆发。但应当指出的是，沈从文对待海派文学自始至终有着自己一贯的认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他的海派文学批评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只有在这样一个完整的批评脉络上，才能较为准确理解沈从文的海派文学批评的总貌和特点。沈从文之所以一直对海派文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海派作家缺乏对文学的信仰，以游戏的态度来从事文学，把文学当作谋生的工具、手段，从而使文学沾染了浓厚的商业气息。沈从文在自己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始终对文学充满敬畏之心，把文学视为人类美好精神的寄托和真善美的象征。而海派文学因为诞生在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上海，无形中沾染了不少商业化的气息，而在这中间，上海的出版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海浓重的商业化气息使得聚集在上海的作家一味取悦读者，作品沾染了浓厚的低俗趣味，从而降低了文学品位。在沈从文看来，这无疑是对文学独立精神和尊严的侵蚀，这是沈从文所最不能容忍的，他称之为“海上趣味”。沈从文甚至认为，海派文人这样的创作态度不仅玷污了上海的文坛，对于全国的文学生态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正是基于对文学生命独立尊严的坚持，沈从文不仅从整体上否定了海派文学，而且具体到海派作家个体的评价上，他的这种价值尺度也是非常明显的。从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所涉及的作家（穆时英、张资平、郁达夫、施蛰存、郭沫若、邵洵美等）来看，他在很多场合的激烈批评态度，虽然也涉及艺术层面的批评，但更多的是指向他们的创作精神和态度。如对于创造社的主要作家张资平，沈从文在不少地方都把他视为堕落文人，指责他的文学批评完全屈从于世俗和商业利益，沉溺于官能的宣泄，成为新海派文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张资平一方面继承了“礼拜六派”的低级趣味，一方面又用新的文学手段加以包装，从而迷惑了更多的青年人，影响就更为恶劣。同时对于当时一些在上海的作家所流露的政治化倾向，沈从文也十分不满，批评的态度同样严厉，认为他们把政治的理念直接熔铸在创作之中，难免充斥着概念化的印迹。沈从文对于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家郭沫若、蒋光慈等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的不满可以想见。可见，沈从文有关海派文学的批评如此严厉甚至不乏苛刻的态度，是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必然结果。他既从宏观上批评海派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也对海派作家作品所谓不良的症候进行集中抨击。在他的批评世界中，海派文学几乎成为恶趣的代名词和“礼拜六派”的化身，恰与京派文学的雅正、纯粹形成鲜明对照，这样决绝的批评姿态确乎少见，证明了沈从文在京海之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二、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在文学商业化和通俗化上的误区

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背景来看，像沈从文这样执着于纯正、严肃文学理想以及强烈排斥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有着自身的批评价值，沈从文对海派文学的批评也正是从启蒙主义的文学精神谱系出发而做出的强烈反应，其独立的、审美的批评世界理所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沈从文对于海派文学的批评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一些偏激的批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他的文学批评成就，尤其当今天人们和当时的文学时空拉开距离，可以用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回看时，这一点就尤为明显。沈从文激烈排斥海派文学的一大原因在于海派文学和商业的结盟而导致的商业化气息，他斥之为“商业竞卖”，在很大程度上把新海派作家与昔日的“礼拜六派”联系在一起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沈从文对于张资平等海派文人极为不屑，多半也是因为这些作家追求商业利益的行为，沈从文把上海刊物品位的低下也归咎为商业利益的驱动。在沈从文这里，文化、文学和商业利益俨然成为一对天敌，水火不容，一旦它们之间发生了关系，就必然导致文学精神的扭曲。在中国现代批评家中，沈从文对文学商业化的拒绝和批评都是特别突出的。文学和商业化的结合给文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从历史来看，文学的商业化在发展进程中对文学的影响却成为必然的趋势，而且越来越明显。哈贝马斯注意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媒介的形态和公众的身份都在发生改变，纯文学刊物的地位也逐渐被大众类刊物替代，比如画报就凭借着广告等商业收入迅速扩大影响，占领了纯文学刊物的空间。这正是市场规律的法则在自发起作用。在反思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时，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文化、文学生产方式出现的新特征。由于上海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城市，在文化市场化及市民阅读口味双重的利益驱动之下，上海最终确立了它作为大众文化刊物和通俗文学大本营的角色，“礼拜六派”之所以能在中国晚清民初的社会中有着如此庞大的读者群原因也正在于此。与此同时上海的画报如《上海画报》《良友画报》等通俗刊物也逐渐成为市民所追捧的对象。由此可见，一方面，上海流行的通俗文学刊物、画报等是都市商业化和市民阶层日益庞大所带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这些刊物所建构的文学也并非低俗不堪、毫无文学价值，像当时在《良友画报》撰稿的作家不乏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施蛰存、田汉、丰子恺等文学名家，这都提高了它的文学品位。即使就算是“礼拜六派”之类被沈从文极度鄙视的通俗文学，往往也能和高雅文学形成互补，从而构成完整的文艺生态链条，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层次市民消遣、娱乐的文化消费需求，这本身也是文艺的功能之一。对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机制，著名的思想家本雅明在他的名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曾经精辟地分析过。本雅明充分肯定了由印刷、照相、电影等机械技术革命给文学生态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使得艺术更好地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可惜囿于自己的知识结构，沈从文对于这样的重大变化缺乏必要的敏感性。不仅上海的通俗文学刊物和杂志构建出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画卷，散发出强烈的摩登气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无法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当时屡屡遭到沈从文批评的海派小品文也同样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等刊物，公开倡导小品文运动，由此也引发了上海文坛的小品文热，一时蔚为壮观。虽然林语堂所倡导的以“幽默”“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与当时严峻的环境格格不入，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并非一无是处，林语堂、陶亢德、徐訏等的小品文均不失为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在丰富人们知识的同时也适应了都市人们在紧张、快节奏生活下对休闲和消遣的需要。然而出于对海派文学整体的否定姿态，无论是对于上海的通俗文学刊物和杂志还是海派文人的创作，沈从文竟然都是简单地用“堕入恶趣”来形容，一笔勾销了它应有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误判在今天看起来就格外触目惊心。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繁荣，在促使文学迅速商业化、带动通俗刊物和通俗文学发达的同时，也必然使得作家的经济地位得到保障，作家职业化的趋势更为明显，作家的创作自由度大大提高。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其社会的阶层是固化的，大多只能通过科举才能跻身于士绅的阶层，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到了晚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绅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不少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变化，更多的是凭借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等新的制度性媒介生存。而对于居住在上海的文人来说，稳定的稿费收入不仅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必要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他们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对权力阶层的人身依附关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就拿沈从文本人来说，他的诸多文学活动也都是高度依赖于上海的文化市场的，他本人早年从北京到上海的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对上海文化市场的考虑。上海众多的媒介资源对于沈从文的生存乃至文学理想的实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沈从文却在对海派文学的评论中把这些因素一笔抹杀，由此造成了自身文学批评逻辑的断裂和悖论，也在事实上消解、颠覆了其海派文学批评的某种合理性。

三、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在审美现代性上的匮乏

沈从文对海派文学评价另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对都市现代性认识的匮乏和偏颇，这就直接影响到他对许多都市现代性特征的激烈批判，进而对具有现代性因素的文学作品也作简单否定，这尤其体现在对某些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的评价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显示了沈从文现代文明观的缺失，也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在审美现代性上的缺失。不可否认的是，沈从文一直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也总是用一个乡下人的心态来打量这个复杂的世界。沈从文孜孜迷恋于以农耕文明作为基础所建立的道德世界，对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形态十分不满，始终以激烈的方式抗拒。这种执着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同时又不能不说，沈从文这种把城市与乡村、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他对都市、都市文学的总体判断，和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文学的进程产生了不协调的音符。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随着城市的进展，大城市凭借它出色的对话能力、政治能力、经济能力、文化能力、科技能力等而一跃成为文明的中心，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大都市的出现无不如此。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一跃而成为远东的大都市和时尚元素汇聚的摩登城市。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之下，上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感最强的城市，摩天大楼、咖啡馆、电影院、教堂、跑马场、交易所、夜总会、戏院、、舞厅、俱乐部、饭店、银行、舞女等众多时尚元素充斥这个都市，这里百货公司的时髦商品堪比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和巴黎大道。不用说，上海所闪烁的都市现代性诱惑，自然而然成为创作的好题材。一些现代作家当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尤其以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和戴望舒、邵洵美等现代派诗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建构上海都市的现代性想象。穆时英早期创作的小说集《南北极》大多用写实的笔法描写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甚至和左翼作家的写实题材类似。但是到了后来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作品，他刻画都市的特长就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特别是他的《上海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黑牡丹》《夜》《街景》等作品，在快速的节奏中展现了上海现代都市的生活场景，给文学增添了新的时尚元素。因此穆时英的创作犹如上海滩的一股旋风，杜衡认为穆时英的创作真正把握住了城市的精髓。然而对于穆时英都市文学创作的贡献，沈从文非但没有承认，反而横加指责，认为他的小说是“假艺术”，把其小说集《圣处女的感情》当作流俗作品的代表。他还批评穆时英的创作把作品当成游戏和玩物，以至于走向创作的穷途末路，这样严重的误判根源恰来自沈从文对都市现代性的不解和反感。同样，诗人邵洵美的不少诗作也涉及都市男女的肉欲、狂欢，被沈从文当作颓废的享乐主义代表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骨子里崇尚田园牧歌式的理想，把都市现代性看成人性堕落的深渊。从文学批评的范式来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他把和谐、静穆、匀称、恰当等当作审美的最高范畴。但问题是，随着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的急剧变化，都市的现代性造成文学的样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带有先锋性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原本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对于这样的情形，不少作家和批评家都感受到了。这种社会生活的巨变必然带来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的变革，使得传统的文学手段和批评显得捉襟见肘。然而沈从文对于现代社会和文学的变化似乎无动于衷，仍然按照传统的批评方式来解剖批评对象，这难免出现偏离。这在他对施蛰存的批评中就明显可以看出来。对于穆时英小说在通感手法上的运用、结构上蒙太奇的剪接以及语言上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沈从文只是简单地归为“邪僻文字”而不屑一顾，说明他对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新感觉艺术形式相当地陌生；对于戴望舒、路易士、徐迟、施蛰存、玲君等一批上海诗人在现代诗方面的探索，沈从文也关注很少。沈从文早年的生活经验局限于偏僻、闭塞的湘西，而缺少海外留学的阅历直接导致了他跨文化交流经验的匮乏，加之他固执的“乡下人”的文化心态以及根深蒂固的古典主义审美观念等，都强化了他较为偏狭的一元论的认知方式，因此始终对都市现代性文学抱着抵触的心理，这对于沈从文的批评来讲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四、结语

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对于海派文学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其对海派文学商业化、市场化和某种低俗、恶趣的讨伐都显示了一个批评家的责任感，这应当受到尊重，而不应该被简单视为一种意气成分的批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沈从文在海派文学中所激烈否定的金钱、欲望、都市现代性等因素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们有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现代人对幸福的巨大渴望——它在康德和在叔本华那里，在社会民主制度中和在如今正在兴起的美国精神（Americanism）中得到了同样的表达——显然受到了金钱的这种能量和这种结果的滋养。可惜，对于这样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和文学进程，沈从文的心理世界发生了倾斜，其对海派文学批评留下的瑕疵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文学武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