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口精选(九篇)

第1篇：封口范文

一、研制背景

目前在油田生产中，不法分子在油井井口油管、套管偷盗原油、灌装大气包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防止油田生产的油气被盗, 油区的广大干部职工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盗措施，但由于方法过于简单，效果很不理想。在不得以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油、气流失，采取了将井口上的油管、套管丝堵焊死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油气被盗的现象，但在油井测试、加药、热洗时，需要频繁的割焊丝绪，增加了维修工的工作量、且给工作带来了不便。因此，开发研制一种防盗效果强的井口油、气防盗装置在油气生产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研制目的

杜绝不法分子在油井井口油管、套管偷盗原油、灌装大气包，从而减少油气损失。

三、结构原理

结构

管件端口密封锁由密封体、锁芯、锁环、特制钥匙等四部分组合而成。

密封体

密封体外部车有锥管螺纹，用于上到油井井口油管和套管管件端口上。密封体内部由支撑锁芯的滑块弹簧、制动槽、定位锁环的定位滚珠等组成。如图1

锁芯

锁芯机构的中心孔是插钥匙的空间，两面有若干圆孔，孔内装有数枚钢柱，锁芯的下端有挡板，与密封体的制动槽相配合达到上、卸密封体螺纹的目的。锁芯与锁环相配合使用。如图2

锁环

锁环与锁芯配合使用，锁环外端钻有与锁芯相同位置、相同数量的通孔，锁环与锁芯安装配合后，锁环锁芯中心孔内嵌入锁柱与顶柱，并用弹簧的弹力推动顶柱来控制锁柱,当不插入钥匙时，由于锁柱的作用，锁芯与锁环的接触面被锁柱挡住，锁芯不会上下滑动。锁环外端的上部车有定位环槽，用于与密封体的配合连接。如图3

特制钥匙

特制钥匙与锁芯配合使用，其与锁芯中空部分相吻合，特制钥匙两面钻有数个深浅不一的园槽，其与锁芯内的锁柱相配合，从而达到滑动锁芯体向下滑动与密封体制动槽相吻合，旋转钥匙带动密封体旋转。如图4

四、使用方法

管件端口密封锁的密封体、锁芯、锁环三个部件配合安装后，密封体的定位孔内塞入定位滚珠、弹簧后密封定位孔。使用时将特制钥匙插入锁芯，由于钥匙上的凹坑与锁芯内的锁柱同心，在锁环内弹簧力的作用下，使锁芯内的锁柱在孔内移动，使锁柱的端面与锁芯和锁环的接触面在一平面上，在钥匙向下用力的作用下，使锁芯下滑，锁芯下挡板与密封体内制动槽相吻合，转动特制钥匙，带动密封体外螺纹转动，或上或卸。 拔出特制钥匙后锁芯、锁柱恢复原位进行自锁，如用别的工具锁芯转动锁环，锁环转动而密封体不转动，外螺纹不能被卸开，从而实现密封自锁作用。

五、特点

1、防盗技术可靠，不易破解；密封性好。

2、坚固可靠，不易破坏；锁眼不易被堵。

3、密封锁和钥匙可根据需要进行配制，批量生产，如每座计量站一种钥匙、站与站不通用、必要时井与井不通用，也可油管与套管通用一把钥匙。

4、适用面广，可用在油井油管、套管密封防盗，气管线端口密封防盗，井口防盗箱门控制锁，也可用于大型大门的门栓控制锁等。

5、经济使用，造价低，效率高。

六、应用情况

该成果2009年3月开始研制，5月在油藏经营管理四区的3-334、P2-C457、2-471H、3-126等5口经常盗气的油井上试用，有效的杜绝了油气被盗现象，效果非常显著。2010年4月在油藏经营管理三区、五区进行推广使用。2011年2月在采油一厂、五厂开始使用。

七、经济效益

按统计数字计算，每口油井每天盗装10个大气包,每个气包按10方气计算，每方气按一元计算，那麽每口油井每年可防被盗气约三万多元。目前我厂有50口油井在使用该装置，年可防被盗气150万多元。每口井每月最低测试2次，割焊一次材料费、焊机费、油料费、人工费等一次按40元计算，每年每口井最少割焊24次以上，年可节约费用960元。50口井可节约费用4.8万元。

参考文献

第2篇：封口范文

1、找单线。观察米袋或面粉袋两侧的封线，你会发现有一侧是用单线缝的，即“一一一”的这边，一边是用双线缝的，即“＝＝＝”的这一边。拆的时候，单线的在左手边，因为活扣就在这边。顺利的话，一手抓住一根线，双手一扯就开了。如果封口缝得过于严实，就用剪刀把线头（左侧那根单线）剪断，一手拉一个线头，向两边拉，封口就开了。

2、找短头。观察米袋或面粉袋封口的两端，看哪头比较短，从短的那端下手。和1中的方法一样，如果比较顺利，一手抓住一根线，双手一扯就开了。如果封口缝得过于严实，就用剪刀把线头剪断，一手拉一个线头，向两边拉，封口就开了。

（来源：文章屋网 ）

第3篇：封口范文

最近，山西省干河煤矿发生矿难事故，管理者不但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反而为闻风而至的各地记者发放“封口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中国青年报》2D08年10月27日)

利用“封口费”收买新闻记者“古已有之”。远的不说，仅民国时期就有好几起。

1915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为了取得舆论支持，派帝制分子、《亚细亚日报》总编薛大可带30万元巨款去上海“运动报界”，同时派人到广州贿赂报人。当时，北京的《国华报》、《国权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都接受了袁的贿赂。被派到广州的人，给每家报馆每月送银元“三百”(折合现在人民币约万元)，对编辑、记者也大加笼络，发干薪、送宣传费、给红包。那些报纸便纷纷颂扬袁世凯的“雄才大略”，随后又声讨反袁的蔡锷将军。

当然，真正的新闻人是不会被金钱收买的。袁世凯曾派人携15万巨款贿赂著名报人史量才和他执掌的《申报》，遭到了断然拒绝。史量才还在1915年9月3目的《申报》上以“答读者问”的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不但拒绝了贿赂，还把行贿者曝了光。

1925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对军阀，并促成了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他在《京报》上不断发表通讯和评论文章抨击。慌了神，赶紧汇30万元巨款给邵飘萍，想让他“封口”。可是，邵飘萍不但把钱退回，还说：“出30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1926年4月，攻占了北京，邵飘萍果然被杀。

干河煤矿的管理者和昔日的军阀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两者对新闻记者的态度和做法何其相似。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捂住”。面对金钱的诱惑，总有人放弃原则和操守，成为“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但金钱永远不能收买所有的人，真正的新闻人不会泯灭良知。当年，有史量才揭穿袁世凯的把戏；今天，有《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拍下双方交易的照片，《中国青年报》随后的报道也揭开了这耻辱的一幕。

第4篇：封口范文

关键词：风口密封石棉网

1. 引言

高炉炼铁是一个综合的工艺过程,每一项工艺参数设计对高炉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高炉风口是炼铁高炉重要的送风设备之一,有高炉炼铁生产工艺以来就存在风口,高炉鼓风、喷吹的燃料都是通过风口进入高炉内的。而在高炉的冶炼过程中，风口是高炉操作者唯一可以直接观察到炉内冶炼情况的地方。高炉风口的使用环境极端恶劣，不但要承受约1500度以上的高温，还要承受高温铁流的冲刷和炉料、炉渣的磨损，因此对风口的强度、刚度、抗龟裂性能和密封性能都有很高的要求。

2. 风口密封技术现状

大、中型高炉，特别是特大型高炉，在高炉工作者正常操作情况下，因炉内压力高、冶炼强度大、产生煤气量也较多。高炉风口区域，为防止煤气蹿漏均采取了较为良好的煤气密封办法，但是大多数大中型高炉生产二至五年后，就出现了下述缺陷和问题。

(1) 风口大套与炉壳法兰接触处跑煤气。

(2) 风口中套与风口大套接触面周围跑煤气。

(3) 风口中套经常出现烧磨漏，影响高炉正常操作。

(4) 风口大套与炉壳法兰连接处出现烧穿事故，高炉被迫停产休风处理。

为解决上述问题，宝钢、本溪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等特大型钢铁企业均采取了如下密封措施：

(1) 风口大套和中套焊接在一起。

(2) 风口大套与炉壳连接法兰周围压入无水高铝泥浆。

(3) 风口、大、中、小套接触面增加宽度。

(4) 风口大套与炉壳连接法兰内加垫石棉板。

这在高炉顶压较低，喷煤量较少，富氧率偏小的情况下，较好地解决了一半高炉存在的问题。但是在高炉顶压超过150kpa,喷煤比超过150kg/t.Fe、富氧率超过2%的时候，高炉冶炼强度提高的条件下，高炉风口就开始出现下述问题：

(1) 风口中套与大套焊接处出现了开裂。

(2) 风口大套与炉壳法兰处出现煤气明火燃烧。

(3) 高炉风口周围煤气浓度有原来的200ppm以下升高到了 2000ppm以上。

虽然也进一步采取了二次焊接和灌浆措施，但是都因内部煤气压力大，焊接应力集中而在此蹿漏煤气。直接对高炉工作者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3. 解决方案

在此背景下，我厂组织技术攻关，先后采取了焊接连接处、加装密封挡环、更换中缸等措施，但煤气蹿漏现象并未解除。技术人员开始采用新思路、在柔性密封的理论基础上，研制发明了如下装置：

高炉风口大中套煤气密封示意图

(1)风口大套（件10）与风口中套（件9）之间蹿漏煤气治理：

首先是将风口大套（件10）与风口中套（件9）之间的焊接肉清除，然后将于蹿漏煤气缝隙匹配的风口中套密封岩棉垫圈（件6）填充缝隙，最后将风口中套密封环（件7）顶压在风口中套（件9）的外平面端部。该顶压装置，由风口大套法兰（见11），风口大套法兰紧固螺母（件4）和风口中套密封环顶杠（件5）组成。

(2)风口大套（件10）与炉壳（件1）之间蹿漏煤气治理:

1).将风口大套法兰（件11）内压入密封石棉网（件12），内风口大套法兰紧固螺母（件4）紧固。

2).将风口大套法兰（件11）与炉壳法兰蹿漏煤气区域，用风口大套密封封板焊接。使风口大套（件10）与炉壳（件1）之间成为空区；

3).密封，在风口大套（件10）与炉壳（件1）形成的密闭空间的风口大套密封封板（件2）上，开设上下两个阀门（件13）。

4). 最后在风口大套（件10）与炉壳（件1）形成的密闭空间内，灌入密封用阻滞压入料，防止风口煤气外蹿。

4.结束语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1)风口大套（件10）与风口中套（件9）之间，用风口中套密封岩棉垫圈（件6）和风口中套密封环（件7），通过风口中套密封环顶杠（件5）压紧后，煤气长时间不会蹿漏。该密封为柔性密封，在高炉内衬材料与炉壳之间出现位移时，风口中套密封环（件7）不会出现裂缝，既保护了风口中套（件9）不被剪应力折断，又密封了煤气不再蹿漏。

(2)风口大套（件10）与炉壳法兰（件12）之间的蹿漏煤气，首先由刚醒密封风口大套密封环板（件2）与风口大套法兰、炉壳（件1）焊接。其次由密封石棉网（件13）与密封用阻滞压入料（件3）进行柔性密封，最终实现了风口蹿漏煤气的彻底封堵。

本技术于2011年9月―2012年8月分步在安钢9#（2800m3）高炉上进行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风口区域煤气浓度由2000ppm降到了45ppm以下，而且风口中套未发生烧漏事故，从而保证了炉前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时降低了备件消耗。

5.参考文献

[1] 王平. 炼铁设备.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6.

第5篇：封口范文

关键词：大口径；高水位；急涌；丝扣；封堵

1、工程概况

太原某某广场B2区住宅楼工程东临龙潭湖，与龙潭湖最近处为11米，地下水之资源丰富，本工程由四栋38层住宅楼和地下二层车库组成，整个建筑通过地下车库连为一体，地上部分各自独立。四栋主楼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地下车库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基础采用后注浆灌注桩、承台梁+抗浮底板，基础最深处埋深-16.7米。该区域土层复杂，为城市古河道，地下水位较高，依据地勘报告，该工程地下水位长期在-2.5～-3.6米之间。本工支护采用桩锚体系，降水采用基坑外帷幕止水、基坑外回灌井补水，基坑内深井降水的措施进行施工。本工程采用102口无砂水泥管深井自重式降水。

2、技术难点

因本工程基坑长、井点多、水压大、急涌，封井的顺序是封井成败的关键也是技术难点；地下水压力大，有效的减压并带压封堵是封井成败的关键；其次，井口如何有效一次封闭避免渗漏进行二次封闭也是一个技术难点，因为井口封堵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地下室地面的整体质量；在短时间内封闭全部降水井是本工程降水井封堵的又一难点。

3、工艺原理

在基础混凝土垫层施工前加工防水钢套管，钢套管采用热轧无缝钢管制作，套管高度不小于混凝土底板与垫层厚度之和。在套管外侧焊接止水外环，在施工基础混凝土垫层时，将防水钢套管预埋于混凝土垫层中，将降水泵穿过防水钢套管进行降水。

当满足设计文件规定可以停止降水时，取出降水泵，用自吸泵代替水井内水泵抽水，对降水井底部采用级配砂石进行回填，回填至筏板基础底部时停止回填，焊接丝扣钢板，用专用工具将丝堵与丝扣进行封闭，如果采用群井降水原理的降水井，待其余降水井丝堵与钢护筒全部焊接完毕后，观察24小时不渗漏，集中采用丝堵进行统一封闭，避免封井过程中出现管涌现象。丝堵封闭完毕后，上部采用比原设计高一等级的微膨胀混抗渗混凝土进行浇筑。在距离筏板基础20MM处用5MM钢板与井筒再次焊接进行封堵，钢套管上层浇筑防水混凝土。

4、适用范围

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大口径、高水位、急涌降水井封堵，特别适用采用群井原理降水的降水井封堵。

5、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降水井管口处理―钢护管制作―钢套管固定―接口密封防水―基础地下室筏板基础施工―工程施工具备封井条件―撤除降水井的泵―填级配砂石至筏板基础底-用自吸式抽水机代替降水井的泵―焊接制作好的带套丝的封堵钢板―停止自吸式抽水机的工作―用堵头封堵降水井的预留抽水口―检查不漏水后进行混凝土浇筑―在距离地面20MM处用5MM钢板对钢护筒进行满焊―预留10MM的间隙与地面装饰面层混凝土一起浇筑。

5.1.首先将无砂降水管切割平整。

5.2.用如图所示的钢套筒进行预埋施工，钢护筒伸入筏板基础下1米，钢护筒内侧经过防腐防锈处理，见附图：

5.3.筏板基础的防水卷材在钢护筒部位上卷高度大于250MM。

5.4.筏板基础钢筋在降水井附近钢筋进行加强处理。

5.5.在筏板基础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一定要振捣密实降水井套筒四周的混凝土。

5.6.加工好的钢护筒内侧进行防锈处理，在封闭前在焊接处进行打磨。

5.7.钢板与钢护筒处采用坡口焊技术，确保焊接质量。

5.8.钢板与钢护筒焊接采用二氧化碳保护焊进行焊接。

5.9.丝扣与堵头之间采用生胶带缠紧采用套筒扳手拧紧。

丝堵封闭完毕后，上部采用比原设计高一等级的微膨胀混抗渗混凝土进行浇筑。在距离筏板基础20MM处用5MM钢板与井筒再次焊接进行封堵，钢套管上层混凝土与地面装饰混凝土一起浇筑。

6、质量控制

6.1.在降水井封堵前了解天气预报，遇到有雨水天气不实施封井。

6.2.施工前将编制好的施工方案对现场所有的施工人员进行交底；

6.3.钢套管防水与封堵施工质量应符合《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6.4.钢护筒与防水层之间防水处理严密，用防水油膏封闭，卷材用卡箍连接。

6.5.钢护筒与水平丝扣钢板交界处必须处理干净，丝扣钢板与防水套筒之间焊接采用坡口焊。焊缝高度不小于8MM。焊接质量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6.6.焊接采用二氧化碳保护焊。

6.7.防水钢套管套丝钢板与丝堵连接必须紧密。封堵完成后24小时不得出现渗漏现象。

6.8.防水套管处混凝土不得有渗水现象，结构表面无湿渍。符合一级防水等级标准。混凝土比原设计标号提高一个等级，采用微膨胀混凝土进行浇筑。如现场搅拌的混凝土，混凝土配合比必须经过实验室试配。

6.9.组织管理人员带班封井，制定应急预案，及时解决封井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封井一次成功率100%。在第一次封井过程中全程跟踪，24 小时不间断施工，确保连续封井。

6.10.准备好物资和机械设备，并准备好相应的备用物资。

7、安全措施

7.1.降水井封堵前应对水井井口进行覆盖，防止工人不慎踏入。

7.2.地下室光线较差，施工过程中必须保证有充足的照明；

7.3.现场施工用电设备，电缆线路应采用“三相五线制”接线方式，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必须绝缘良好，场内架设的电力线路其悬挂高度和线间距除按安全规定要求进行外，将其布置在专用电杆上。严格按照《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规范》进行设置。

7.4.地下室相对潮湿度较大，施工用电、接电必须有专职电工全程跟踪，不得私拉乱接；

7.5.施工现场使用的手持照明灯使用36V的安全电压。

7.6.室内配电柜、配电箱前要有绝缘垫，并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7.7.建立完善的施工安全保证体系，加强施工作业中的安全检查，确保作业标准化、规范化。

7.8.焊接过程中及时清渣，焊缝表面光滑平整，加强焊缝应平缓过渡，弧坑应填满。

7.9.每台电焊机须设专用断路开关，并有与焊机相匹配的过流保护装置。一次线与电源接点不宜用插销连接，其长度不得大于5m，且须双层绝缘。

8、效益分析

通过方案优化及施工，采用本工法封堵降水井，确保了工程底板的厚度，减少了人工的投入量，加快了施工进度，同时避免了渗漏，并使渗漏可视化，节约了措施费。本工法与同类地下室降水井封堵相比，场地易于布置、工程进度快、干扰因素少、有利于文明施工，能确保周围设施完好使用，不会造成因封堵失败，而影响地下室的使用，由此可见，此封井措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明显的。

参考文献：

[1]建筑地基基础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2]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1

[3]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4]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2009

[5]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

第6篇：封口范文

然而，我国封建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只是总括而言。如果画一条封建社会人口变化的曲线，就立刻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平滑地缓慢上升，而是具有在一段时期内大起大落和在整个封建时期内作台阶式“跃迁”这样两个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封建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人口的变化呈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另一方面，整个封建时期人口的增长则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可能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如果把解放后30年间全国人口从五亿四千余万激增到九亿七千多万，也就是几乎增长一倍的情况也算进去，可以说我国人口已经跃迁到第五级台阶了。

在分析中国历史上人口消长的原因时，人们常常指出生产的发展与破坏、灾荒、战乱、医药卫生条件差、传统的多子孙思想与早婚等等，这都不错，然而似乎都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根本。人类自身的增殖或再生产虽是自然现象，但主要是社会问题。一方面，劳动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及结合形式，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趋向，而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也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处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另一方面，剥削阶级和他们用以行使统治权力的官吏、军队等人口，以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口及寄生人口等的数量及消费水平，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这样，人口的发展或再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因此，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从现象进一步探究它的终极的、经济的原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它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人口再生产的规律；(二)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被利用的问题；(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地区与各部门的分布(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等)；(四)不同阶级的特殊人口问题及其相互作用。而这些方面归根到底主要是由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人口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仅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而且也对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这时，我国的封建社会业已经历了一段时期，它的发展道路与基本特点，已经开始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人口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从汉代开始。

西汉前期人口的迅速增长

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在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左右，由于多年战乱和秦代苛重的赋役与严酷的刑法，又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汉初人口据推测可能只剩下六百万左右或稍多一些（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然而，西汉前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尽管经过汉武帝中后期的顿挫，昭、宣、元时又有所增长，到了距汉初200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达到5959万，平均年递增率约为1%左.右。

..

为什么西汉特别是它的前期会出现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呢?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的最大限度的人口，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西汉前期，人少地多的情况很突出。“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汉书》卷4，《文帝纪》。）；“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生产和人口都大有增长的余地，这就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有利于提高人口出生率和降低死亡率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战乱之后，生产和人口的发展带有恢复性质，增长较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要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当时的具体表现中去探求。

作为封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其特点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与欧洲封建社会相比，汉代农村公社的残余基本消失，个体小生产的特点更为突出。

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带来的高死亡率，就只能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汉代妇女出嫁年龄一般只有十四五岁，就是由于上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社会风习。维持与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家庭成员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所需学习时间短，又有大量辅助性的劳动，这就使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汉代规定七岁到十五岁为“使男”、“使女”（见居延汉简中的有关记载。），可见少年儿童至少七岁就开始参加劳动了。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很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

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高的。汉代小自耕农平均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一般种地不到三十市亩，平均年产粮四千市斤左右，其中用于全家口粮约在二千四五百市斤左右（参看作者《汉代农业生产漫谈》一文。），再除去种子、少量饲料，赋税、祭祀等固定支出，能用于衣服、生活用品、农业生产资料等开支的剩余产品不过七八百市斤原粮，折钱少时不过二三百文，多时也不过二三千文（汉代各地不同时期粮价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低的约为每石粟十文到二十文[《九章算术》卷四]，高时五十到一百文左右[如居延汉简中所载]。）。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往往还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例如当时大铁耜一具约值百文以上（《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第118页。），牛一头在一千文以上到三千多文（《九章算术》卷七、卷八。)，一遇疾病、丧葬、灾荒或其他意外，就有破产的危险。

在技术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活条件艰苦，扩大再生产不易的情况下，要通过使用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是很困难的，时间也需要很长。发展生产的主要途径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或增垦耕地，或精耕细作提高亩产，即在劳动生产率与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剩余产品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产品总量和剩余产品总量。换言之，无论是生产的量的增加(增垦耕地)还是质的提高(通过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都是靠投入更多的劳动而非以减少劳动来取得的。

可见，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内在的经济的要求，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正因为是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11页。），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形式”。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地租形态和赋役制度的变化，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6篇，第47章。），从而也有利于人口的增长。

由于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条件，也由于秦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和地主阶级，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西汉前期，小自耕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史称当时“未有兼并之害”（《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土地兼并方兴未艾，还没有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小自耕农经济还可保持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小自耕农的生产条件与生活条件比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一般要好一些，除去封建国家的赋役及高利贷和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

至于同样具备个体小生产农业特点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封建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由于剩余产品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产品被地主阶级所攫取，其境遇一般比小自耕农更差。他们更多地是用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增殖人口就成了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往往越是贫困越要增加家庭人口。尽管高出生率被生活条件恶劣所带来的高死亡率所抵消，但在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后的西汉前期，他们的境况比后来略好一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是会有所提高的。

我们再看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封建所有制对当时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是一个不事组织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例外)，只是坐食地租。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身的剥削利益，一般说是要求人口增殖的。自然，这种增殖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取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扩大所供剥削的人口数量的要求，在西汉前期十分强烈。这时承战乱之后，生产凋蔽，社会财富很少，“民无盖藏”，可供剥削的东西不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思想，以“休养生息”作为最高国策。具体到人口问题上，首先是使流散人口“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见《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并且重农抑商，抑制兼并，防止劳动力与土地再度分离。其次是采取轻徭薄赋，奖励所谓“孝悌力田之家”等办法，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来促使人口的增加。再次是直接鼓励人口的增殖，像高祖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就是鼓励人口增殖的积极措施，而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卷2，《惠帝纪》。），则是用对晚嫁加税的办法从消极方面来促使人口增殖。这些措施，带来了“蓄积岁增、户口浸息”（《汉书》卷23，《刑法志》。）的积极后果。

这样，尽管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在人口问题上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西汉前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都是要求人口增加的。二者形成的合力，就造成了人口增长的趋势。由于当时生产和人口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生产与人口发展带有恢复性质的条件下，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就迅速增长起来。总之，当时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在当时是促进人口迅速增长的力量。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以及对人口发展的阻碍作用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人口的迅速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较少受到限制的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其中的小自耕农的人口规律。

西汉中后期人口发展的停滞

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作用，除去上述的为扩大剥削量而要求增殖人口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如果说，西汉前期地主阶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利于人口的增长，那么，从西汉中期也就是汉武帝时开始，地主阶级的以下两种作用就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从而给人口的发展带来复杂的情况。总起来说，是使得人口发展趋向于停滞，并在一段时期中趋向于减少。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从它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残酷性而来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地主的地租剥削率一般在50%左右，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这不仅要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而且侵夺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产品。这就使得农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只能在甚为贫困的生活中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并且往往陷入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下去的境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一方面促使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用多生子女的办法来增加劳动力，以维持生产与生活，另方面则因贫困与繁重的劳动而加大了死亡率，二者互相抵消，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

第二方面，地主阶级除了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其地租剥削总量。土地兼并，汉初已经存在，但土地兼并成为严重问题，则是在武帝之后，这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当时封建政府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土地兼并仍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小自耕农失掉土地，变成地主的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或者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第三方面，是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在汉代，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还不长，赋役制度中，更明显地反映封建前期特点的以人口计征的人头税和徭役比重较大，当时以实物缴纳的田租最初为十五税一，景帝以后定为三十税一，每户每年缴粮从十石左右减为五石左右，加上藁税，只占赋役负担总额中的少数。负担更重的是人头税和徭役，人头税中的口赋，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二十钱，算赋，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二者合计每户每年纳钱三百文左右。徭役中的过更是固定的代役钱，每丁每年出钱三百，关于汉代徭役兵役及代役钱的负担，其说不一，此处从贺昌群先生的解释。（见《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第23—25页。）一家如有一到二人服役，仅口赋算赋和过更三项，每户一年的负担即为六百文到近一千文。折粟最少六石，多到五十石以上。如果粮价低落，农民就需拿出更多的粮食交税。再加上每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力役，一生要服两年兵役、力役以及其他赋税，负担就更重了。这种以人口计征为主的赋役制度，特别是其中的人头税，不仅征及男丁，而且兼及妇女与少年儿童，使得一家人口越多，非劳动力与半劳动力越多，负担越重。因此对人口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它造成人口的隐匿与流亡，更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赋役负担尚不太重，并且时有减免，但从武帝起，战争频繁，兵役大兴，开支浩大，赋役剥削大大加重，“以訾征赋，常取给贱民”，“田家又被其劳”，“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盐铁论》卷3，《未通》。郭沫若校订本。），赋役负担竟占到农民收入的一半，使得农民大量流亡，仅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即达二百万，其他年份，也不在少数。口赋从七岁改为三岁起算，又每口加三钱，以致人民“生子辄杀”（《汉书》卷72，《贡禹传》。），赋役的加重，大量士兵死亡或长年征戍不归，大量农民的流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土地兼并加剧与农民的愈益贫困，造成了“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卷75，《夏侯胜传》。）的局面。这个估计大约过高，但人口的损耗肯定是严重的。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就更复杂一些，它是从地主阶级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阶级而来的。地主阶级剥削的地租，基本上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供自己的消费。如果地主阶级只是满足于一般性的生活消费，其对社会财富的耗费还是有限的。但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使得地主阶级的贪欲没有止境。随着生产的发展，自己力量的壮大和地租剥削量的增加，他们的贪欲越来越膨胀，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也就越来越残酷，他们也就更多地追求奢侈性的消费，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由于优越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这就大量增加了社会上的寄生性的消费人口，从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浪费。

地主阶级腐朽性的增长，奢侈性消费的扩大以及这个阶级人口的迅速增加，对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汉代地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主要是手工业品和手工劳动，这方面耗费的人力与社会财富是极其巨大的。所谓“一杯FDA9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盐铁论》卷6，《散不足》。）汉代日用手工业产品与农产品相较，价格本来就相当昂贵，而奢侈性的手工业品，价格更高。像《西京杂记》中所说的散花绫，匹值万钱，约值粟一百到五百石以上，相当一个到三四个农民一年的产量，至于远地或国外贩运来的珍异价格之昂，就更不必说了。地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性的浪费，必须增加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陷于“褐夫匹妇，劳罢力屈，而衣食不足”（《盐铁论》卷1，《通有》。）的悲惨境地，这就必然导致人口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

第二方面，为了满足地主贵族奢侈性消费的需要，生产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大，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就是一例。这就导致了从事官私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另外，随着地主贵族的日益奢侈腐化，为他们服役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大大膨胀。据估计，当时官私奴婢合计人数恐不会少于二百三十万人，（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第150页。）这些奴婢大都不事生产，用于农业生产的尤其少。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西汉城市规模超过了战国，如临淄就从战国时的七万户增到十万户。（《汉书》卷38，《齐悼惠王刘肥传附齐厉王传》。）工商业、奴婢仆隶和城市增加的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造成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

农民所供养的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从而趋于恶化，因此归根结底最终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倒退。

汉代中期以后，与上述人口增长停滞乃至倒退的趋势并行的，是一些地区，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人口的相对过剩。

这个地区耕地有限，从战国以来就人口稠密。《商君书徕民篇》讲到秦从三晋地区招徕农民到关中生产，就说明了这点。西汉时这个地区包括关中约占全国土地12%，而人口则占68%以上，（万国鼎：《中国田制史》，第138页。）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当时封建生产方式发展水平所能容纳的人口限度。在地主贵族商人的剥削及土地兼并盛行的情况下，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劳动力与土地分离的现象相当严重，尤以天灾时为甚，这就使得一部分农业人口游离出来成为过剩人口，除去大量死亡外，这些过剩人口一部分流入城市，转为工商业劳动者或沦为奴婢仆隶，另一部分则成为流民，这是当时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见，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作用是复杂的，有促进人口增长的一面，西汉前期就是这样，但也有延缓乃至阻碍人口增长的一面，西汉中后期基本如此。这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同志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7—588页。）这个论断，基本上也适用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汉代阶级斗争与人口问题

从汉武帝中后期开始，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反动性日益增长，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尖锐起来，它在当时的具体表现是：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土地兼并的加剧；封建国家兵役、赋役的加重；富商大贾对农民盘剥的酷烈；剥削阶级的奢侈淫逸与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奴婢或流民，阶级矛盾尖锐起来，农民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直到发动起义，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出于其与豪强地主及富商大贾的矛盾和巩固封建统治，保卫国家与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采取了限制土地兼并及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抑制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的政策，并且由于保证赋役与加强国防，采取了赐给贫民少量公田及移民就宽乡与实边等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并没有解决当时最严重的兵役与赋役苛重的问题，因此并没有扭转人口发展停滞乃至下降的趋势。直到武帝晚年，各地农民起义给了统治者不少震动，才使他们把眼光转到农民问题上来，从而迫使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罪己之诏，罢轮台之戍，把苛重的兵役赋役减免下来，并下诏宣布：“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采取推广“代田法”等发展农业的措施，农民这才缓过一口气来，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昭、宣之世继续了这种政策，人口的发展又从停滞倒退走向增长，终于达到西汉末年的一千二百万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口之多。

但这时封建国家所做的不过是减轻当时最为农民之害的兵役赋役，取得暂时小康的局面，至于反映地主阶级腐朽反动趋势的土地兼并、奢侈浪费等问题，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土地问题、工商问题、奴婢问题成了西汉后期的三大社会问题。西汉统治者虽然发了不少议论，也想了一些办法，但不起多大作用，终于在王莽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农民所进行的十几年的英勇斗争，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出来，使生产得以继续下去，人民得以生存下去。然而，这场斗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的死亡。刘秀初建东汉，“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者十裁二三”，（应劭：《汉官仪》。）大约不过一千余万，到33年后即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不过四百二十七万余户，二千一百多万口，只各相当西汉末的35%。全国又重新面临着与西汉初期相似的局面，而人口也在与西汉初期相似的条件下迅速增长起来，到了50年后的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全国人口增加到了九百二十三万多户，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多口，已经接近西汉末年的人口数字了。

促使东汉人口迅速恢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在起义中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夺得了一些土地，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并且部分劳动力摆脱了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或奴婢的身份，使小自耕农的比重又一次增加。另一方面，东汉政权慑于农民战争的威力及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从而也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政策，例如实行度田，“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分给贫民一些公田；对少有田业而无力耕种者，贷以种子、农具、耕牛；解放奴婢；减免赋役；赈济孤贫；劝课农桑等等。此外，还奖励人口的增殖，如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后汉书》卷3，《章帝纪》。）元和三年(公元86年)诏：“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同上。这些措施，对生产和人口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应当说是农民的阶级斗争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与西汉相较，东汉在人口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第一，东汉人口的布局比之西汉有了变化。由于农民起义主要爆发在长江以北，这些地方在战争中人口减少甚多。而南方地区较少受到战乱之苦，再加上南下的移民，因而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荆(除南阳郡)、扬、交、益四州，西汉末有2259709户，11017474口，（《汉书》卷28，《地理志》。）分别占全国的18.5%。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这四州(益州加上划归凉州的武都郡)共有3708067户，16602072口，（《后汉书郡国志》。）分别比西汉增64%和50%，在全国户口中分别占39.7%和34.6%，比西汉增加一倍左右。这就为以后的吴蜀及东晋南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由于战乱及政治中心由长安移向洛阳，司隶校尉部所属的关中地区的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以及凉州地区人口比西汉大为减少，京兆尹所辖地区较之西汉小有出入，计算时略去；凉州东汉时划入的武都、北地二郡计算时除去。从西汉的978440户，3718373口降为东汉时的.187009.户，842762口，只各当西汉的19.1%和22.7%，在全国户数与口数中的比重也从西汉的8%和6.2%，降为2%和.1.76%.。（《汉书》卷28《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这样，农民战争也使得人口的布局发生了变化。至于黄河中下游，则仍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里“有十亩共桑之迫”，（仲长统：《昌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崔寔：《政论》。）同样，也仍是土地兼并最烈，农民负担最重，人口相对过剩及随之而来的流民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第二，东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与西汉相较未见有明显的发展，而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是有一个容纳人口的最大界限的。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在西汉后期存在的三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奴婢问题经过农民战争及东汉初解放奴婢的措施，大体上缓和了。工商业由于农民战争的打击及随豪族地主经济发展而来的自然经济色彩的加重而趋于萎缩。奴婢问题和工商问题已不像西汉后期对人口问题有那么大的影响了。至于最根本的土地问题，虽在东汉初年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随着地主阶级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很快又尖锐起来。特别是这时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向门阀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了。如前所述，这个变化是不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限度和地主经济的特点，东汉人口发展的节奏与西汉有所不同。如果说西汉的人口发展经过汉武帝时的顿挫之后，到后期虽然呈现发展停滞的趋势，但仍有所增加的话，那末，东汉在最初80年人口迅速增长之后，人口的发展就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大约维持在九百多万户，五千万口左右（《后汉书郡国志五》引《帝王世纪》云：冲帝永嘉元年口六千一百余万，与其他记载不合，可能偏高了。）。比西汉末的人口还要少一些(当时由于豪族地主的发展，隐匿依附农民的现象比西汉严重，因此上述数字比实际人口数要少些，但相差不致太大)。可以说是大约接近了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到当时阶段所能允许的人口的限度。

东汉后期，统治者的腐朽奢侈比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也日益加剧，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相对人口过剩也突出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与西汉晚期相似的农业生产衰落，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生活困苦的局面，终于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并造成了人口的再一次猛烈下降。

由此可见，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出现这种初期人口迅速增长——中后期发展迟缓、停滞——灭亡时猛降的现象，是由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的。换言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问题上就表现为个体小生产者的人口发展规律与地主阶级在人口问题上的作用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同封建生产方式的矛盾的发展一样，集中地表现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抗，而且最终要通过大规模的激烈的农民战争，并且付出人口大量损耗的沉重代价，才能获得缓和与部分的解决。

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生产力多少有些进步，封建社会还是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前进。因此，这种循环不是封闭的、圆圈式的，而是螺旋式的，即在循环中上升、发展、前进。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这个特征表现在人口问题上，就出现了各个主要王朝的人口发展尽管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的类似的循环的途径，但就整个封建时期而论，.人口的发展却.出现了几个台阶式的跃迁，显现了在循环中的前.进。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台阶式的跃迁

经过黄巾起义和汉末军阀混战，人口大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曹魏人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三国志》卷16，《魏志杜畿传附杜恕传》。），户口的凋残，可以想见。直到西晋统一全国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人口也才只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余户，一千六百十六万余口。（《通典食货典》。又《三国志》卷22，《魏志陈群传》裴注引《晋太康三年地纪》，作三百七十七万户。分别只相当西汉末的20.1%和27.1%。）由于门阀地主大量隐庇人口，这个数字肯定要比实际人口数少许多，但人口损耗是肯定的。随后而来的是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北方人口在战乱中大量损耗。然而到南北朝末期，全国人口又达到了六七百万户，（汪篯：《隋代户数的增长》，载1962年6月6日《光明日报》。）隋代进一步增长到近九百万户，四千六百多万口，接近东汉时的水平。隋炀帝的暴政及随之而来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使初唐人口又降到不满三百万户。经过唐前期140年的发展，到玄宗天宝年间，人口再一次增长到九百零六万多户，五千二百多万口，与西汉末年相去不远，形成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从汉到唐，我国人口的发展经过几次大起大落，但总的情况是维持在最高一千万户，六七千万口左右。这样，就形成了继战国之后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二级台阶。

魏晋南北朝隋唐与两汉虽然同属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二级台阶，但其内涵却有所不同。如果说，两汉的人口接近当时封建生产方式发展所能容许的界限，那么，魏晋南北朝隋唐则是孕育着跃迁到下一个人口发展的台阶的条件。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农业单产与两汉相较，没有显著的提高。魏晋时期甚至比两汉还要低些。这是因为战乱频仍，人口减少，工具畜力不足，技术没有很多改进，以致耕作趋于粗放；但另一方面，地多人少的情况突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垦田面积比两汉要多，这也加强了耕作的粗放性，二者相衡，单产虽然较低，但每人占有的耕地较多，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体还维持在两汉的水平上。到了唐代，单产同两汉水平差不多，而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略微超过两汉，这就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两汉时要高一些。这也是唐代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二个鼎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比两汉多，而供养的人口却与两汉基本相同，这个事实可以从当时农业区域与人口布局的变化得到说明。从三国开始，黄河中下游的农业衰落，人口减少，这个地区的人口大量迁向边缘地区，主要是江南、荆襄和巴蜀，此外还有辽东。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又造成一次大的人口流动，江南荆襄巴蜀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其次是辽东、雁北、河西(这个地区东汉时人口大大减少，这时又恢复到西汉的情况，甚至还有过之)。唐朝长江以南的农业区域继续扩展，经济日趋繁荣，江淮地区的粮食成了唐朝政府、军队供应的主要来源。我国历史上南粮北运的局面就是在这时形成的。江淮地区终于代替黄河中下游成了我国的经济重心，人口的布局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和人口没有很大发展，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的破坏，及少数民族落后的游牧经济的影响，使得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停滞并在一段时期内发生了倒退，而江南等新开发地区，则由于耕作粗放，一时也还不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这就形成了农业区域尽管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唐代还有所提高，但容纳更多的人口在一个时期内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唐代人口与两汉基本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这个时期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斗争对人口问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激烈的民族斗争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死亡流徙；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落后的生产形式也使得先进的农业发展受到阻碍。像五胡十六国及北朝初年，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原来的农业地区变成了牧场就是一例。少数民族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是当时农业粗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对生产的破坏从而对人口增长的阻碍作用，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并且把自己的生产形式由游牧变为农耕，促使了本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并与汉族迅速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来居住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使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像鲜卑慕容氏统治的辽东地区；鲜卑拓跋氏统治的河套、雁北地区；氐族、羌族统治的河西地区等都是如此。再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使这个地区有可能容纳更多的人口。以上这些，又是民族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后果。

第三，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这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门阀地主经济的发展及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是阻碍人口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这时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中，徭役及代役钱的比重下降了，实物租的比重上升。魏晋南北朝的农民赋役负担以田租和户调为主，到隋唐时，原来的徭役也基本上采取纳庸代役的办法，变成了实物代役租。至于汉代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口赋算赋等人头税已经取消，赋役的承担者已不包括少年儿童，并从以人丁计征为主向按土地计征为主的方向发展，这对农民人口的增殖是起了有利的影响的。

由以上这些变化来看，尽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人口与两汉同属第二级台阶，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却为中国人口跃迁到第三个台阶准备着条件。

宋代社会除去两宋之际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有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粮食单产提高了。亩产平均在两石左右，合今一市亩产二百市斤多点，比汉唐的一市亩一百四十斤左右提高了约三分之一。之所以提高，是农业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程度加强了，特别是江南地区耕作方法有很大进步，那种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已基本绝迹。另外，由于江南地区的开发，适于这个地区种植的高产作物——水稻，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增加了。当时两浙地区稻谷亩产高达三石，合今一市亩产三百二十市斤以上，太湖流域亩产高的有达六七石的，合一市亩六七百斤。另外，复种指数也提高了，吴中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和双季稻的种植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另一个方面是农业区域进一步扩大了。虽然北方地区人口、粮食生产没有大的发展，但长江下游和四川已充分开发，闽、广、两湖地区也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这样的农业生产水平的基础上，尽管每人所占耕地面积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少，但由于粮食单产及总产都有所增加，能够供养更大数量的人口。因此，两宋人口比过去有较大的增长。两宋户口统计不甚可靠，最多时的北宋末年达两千万户，但却只有四千三百多万口，平均每户只2.1口，户数与口数之比是很不合理的。其所以如此，大约是为了逃避差役而析户或少报了口数。据估计到北宋末年时加上辽夏，当时人口应接近一亿，此后南宋加上金夏，人口大约也是此数。这比汉唐要多出将近一倍，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第三级台阶。

宋代人口较前代增长，还同唐后期以来随农业的发展而来的工商业的发展有关。两宋商品经济，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农业区域的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加深了，为农业服务的矿冶业和日用品的生产贩运相当发达，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铸钱业也很发达。像江西信州的铅山场，广东韶州的永通监，据说都有坑丁十余万（《宋会要辑稿食货》之三四；《金石续编》卷十四，《韶州新置永通监记》。）。湖北蕲春的铸造铁钱的工场，可容300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商业除了城市，也延伸到了市镇和农村。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城镇的数量及人口都有很大增加。唐代在8世纪中叶，全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3处，北宋中叶增长到46处。同期全国各州商税年额在五万贯以上的有57处，可见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其中如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工商业与城市的发展，容纳了大量的人口，成为宋代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是宋代人口增长的一个原因。从唐以来，门阀地主的势力日渐衰微，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有所削弱，租佃关系越来越发达。到了宋代，部分地区出现了定额租，乃至少量的货币地租，这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也意味着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又紧密了一步，农民向个体小生产所有制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又前进了一步。而如前所述，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是个体小生产经济条件下所能容纳人口的最大限度，这是两宋人口增加的又一个原因。

适应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唐代后期的两税法开始，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是征取对象从身丁为主改变为户等资产(主要是土地)为主。二是以实物为主改变为钱物均收，而丁役也较多地采取出钱雇役的办法。三是唐代客户(包括佃户在内)还要承担政府的赋役，而宋代客户(即佃户)就不再承担赋役了。这些适应唐宋间社会经济变化的赋役制度的变化，也是有利于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

明清时期，农业的精耕细作又有发展，平均亩产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左右。比之宋代又提高了约四分之一。清代最后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加强了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也使得农业地区扩展到了云南、内蒙古、西北，到清代后期，东北地区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发。垦田面积从清前中期的七亿多亩这个数字不精确。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多亩。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两湖地区成了可与江浙地区比美的大粮仓。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至此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高产作物除水稻外，又从国外引进了玉米、白薯、土豆等，对粮食亩产和总产的增长起了明显的作用。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还有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凡此种种，都使人口有可能进一步增长 。但是，对人口增长影响最大的，则是封建政府的赋役制度的变革。从明代的“一条鞭法”把赋税徭役统一征收，并从征取实物改为全部征银起，到清代康熙规定“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再进而至“地丁合一”、“摊丁入亩”；赋税的征收全以土地为单位，封建徭役及从徭役转化来的代役税及人口税，从此基本上从赋税制度中消失了。而在赋役制度中，徭役、代役税和人口税对人口增长的束缚作用是最严重的，不堪忍受徭役、人口税等负担而生子即杀、自杀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代不仅因无法应付差役而被迫析户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还由于逃避差役和身丁钱，出现“村童半壮丁”（沈说：《庸斋小集仁福道中》。），即虽成丁犹作儿童装束的怪事。到了清代，赋税的征收既与人口数量不再相关，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这就不仅使得隐匿人口大量登入户籍，而且也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殖，再加上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人口就从清代初年的一亿多经过一百多年猛增到四亿以上，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高峰，也使中国人口迅速跃迁到第四级台阶。

由上可知，中国人口发展之所以呈现台阶式的跃迁，主要是由于四个因素：

(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尤其是单产的增加，使得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基本未变的情况下有可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使得个体小生产农业日益向其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发展，而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的封建国家赋役制度的变化，也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三)人口布局的变化，一是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工商业与城市人口的增长，一是农业区域的扩大，这主要是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奠定与汉族向边缘地区特别是向南方的发展的结果。

(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而这往往又是民族矛盾与民族斗争的后果。

这些因素交互起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的部分质变连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的台阶式的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的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一定紧密吻合，但其连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中国人口跃迁到四亿以后，到了近代，又呈现了发展迟缓乃至停滞的状态，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第四级台阶。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0年间人口共增33%，平均每年递增0.26%。在这段时期前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在100年间大约增长了一倍，比较起来，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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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使中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个方面我们不去多谈了，这里只谈另一个方面，即封建社会初期形成的个体小生产经济，经过两千多年，到了近代，已经接近了它发展的尽头。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是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的几个台阶就是这样形成的。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下，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是人口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面积辽阔，并且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人口相对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个时期人口的增长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到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增长的速度，这样，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市亩，即增长到三倍，粮食单产从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二者相乘，粮食总产约增六倍多，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十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则从汉代的4.8市亩(或9.7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国内虽还有大量宜农荒地，但多处边疆，开垦条件艰苦，已非个体小生产的传统农业的经营方法和生产技术所能大量开垦。从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一(系22省的统计，东北、新疆、西藏等未计在内)，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再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经济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蔽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使得人口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在封建制度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得到解决，也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民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的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

解放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每年少缴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这对农业生产力是一个解放。农业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个体小生产农业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在解除封建束缚之后实现了，农民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医药卫生条件有很大的改善，死亡率迅速降低，农业人口迅速增长，再加上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的恢复和发展，非农业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这就使得我国的人口的再生产从封建社会的高—高—低类型一变而为.高—低—高.的类型，即高出生率，较低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人口以每年平均2%以上的速度增长，而50年代甚至还要高些。在解放初的一段时期里，促使农村人口迅速增长的，基本上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

尽管土改后不久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了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的进展缓慢，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在小生产的技术和经营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仍然带有若干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色，农业生产的增长仍然是以劳动力的巨大耗费为条件。再加上传统的封建社会的人多好办事、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思想，这就使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发展仍然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起着决定作用。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社会主义改造又堵塞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就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建国30年来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不能不说上述原因特别在农村是主要的。

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发生作用所带来的后果是，随着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全国每人所占的耕地逐年减少，从解放前的2.8亩降到1978年的1.6亩，粮食总产的增长虽然不算很低，但被迅速增长的人口所抵消，以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始终在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二千斤上下徘徊，甚至还有降低的趋势，全国每人占有的粮食数增长有限，始终停留在六百多斤的水平线上，从而使农业为整个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无法迅速增长，大大影响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可见，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与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大相径庭而且是互相矛盾的。

第7篇：封口范文

艺操作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仅列举了“辛普莱克斯”唇口式橡胶环式密封装置修理过程的重要节点，实际操作应以熟练

人员为主，加以检验人员进行节点控制，才能获得“零缺陷”。

关键词：辛普莱克斯 油封 防蚀衬套 油封金属环 水压 油压

大型船舶轴系工程在坞内修理过程中，艉轴密封是最关键的修理项目。辛普莱克斯简易型艉轴密封装置由防止艉管滑油外泄及海水浸入艉管的后油封和防止滑油泄入机舱的前油封装置组成。相对来说，前油封由于工作环境相对优越，条件良好，并处在机舱管理人员的实时维护下，出现泄漏的概率极其小。所以在这里重点介绍后油封装置。

“辛普莱克斯”唇口式橡胶环式密封装置简介

后油封装置的构成可以粗略地认为由壳体和防蚀衬套组成。防蚀衬套用螺丝固定在桨毂上，油封壳体被固定在船体上，它由三组金属环（法兰环、中间环和盖环）和油封环组成，金属环之间彼此用螺丝固定成一体，三（四）道油封环被装夹在金属环之间，油封环的唇口贴在运转的不锈钢套的外表面，把外界海水与艉管、艉管与机舱分隔开，并通过水压、油压、油封环的弹力和弹簧的箍紧力的共同效应来维持油封装置的密封效果。这就是标准型后油封装置的原理。如图1所示：1#、2#油封环起防止海水浸入的作用，1#油封环同时还有保护艉管内免受海水中的外来物侵入的作用，3#油封环起防止艉管滑油外泄的作用。

桨轴拆解的前期工作——下沉量的测量及其意义

测量下沉量是在油封装置的顶加油孔和底泄放孔上进行，最初是建造时船舶轴系桨油封装置安装好后测量的。此后通常是在坞期间测量，测量值必须与上一坞次的测量值比较。每次拆检油封或抽艉轴前必须测量下沉量，一般出坞前的一次测量应在轴系、桨油封装置安装校中之后，压油试验前进行。每次测量必须将轴转到同一位置，比如：主机№1缸在上死点，或桨的“A”叶在最高处位置等，要核对测量孔的标识，表旋进测量孔关紧时要对好“0”位标记，另外测量前应将测量孔上的铜垫片拿掉。每次测量都在位置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可以减少测量误差。

用下沉量表测量出来的数据能反映艉管轴承与轴之间间隙变化，可以通过它间接地推测金属艉轴承状态是否异常。同时还能够反映出油封本体安装的质量，使下沉量的数据真实地反映轴承状态变化。

当不锈钢套光车修理后，下沉量的值将比修理前的值增加了一个套筒的加工量。

下沉量不仅可以用来推测艉轴承的状态，而且可以通过其历史数据，分析它的磨损规律，分析出使用过程中不锈钢套的光车余量。

轴封的修理——解体，更换油封

油封装置修理可以分为定期修理和应急修理两种情况。在修理时一般采取更新油封环、更换或修理不锈钢套等措施恢复油封装置的密封功能。

通常油封换新是在坞内桨轴拆解的情况下，油封装置进车间解体清洁检查后，将同一型号的新油封环取代旧油封环。具体操作如下：组装前检查密封圈备件是否正确、完好，确认各道压环已彻底清洁。按原先做的记号，依次组装各压环和密封圈，应注意安装保险垫片和螺丝敲紧顺序并保证每圈螺丝锁紧用力均匀。检查弹簧预紧量，衬套光车后，每光车1mm，弹簧应缩短3mm，测量记录其唇口内径。

组装完毕，安装油封装置与套筒之间的工艺固定保持架。加注清洁的煤油进行渗油试验，确认不漏后，方可吊运到位，配合艉轴安装。

防蚀衬套的光车，修复

防蚀衬套通常在允许范围内重复光车，重复使用。如果尺寸超出了允许范围应该换新。

在采用粘结修理时不锈钢套上有较深的磨痕（≥0.15mm），又无法处理时；或者不锈钢套虽能拆下，但没有足够的加工余量，可以通过调整不锈钢套与油封环的轴向相对位置，使油封环能安置在没有磨痕的位置，达到修正的目的（如图2所示）。后不锈钢套调整轴向位置，可以用拆去或加装“调整环”，或车薄不锈钢套法兰的方法实现。至于前衬套可以通过直接调整其安装位置来实现错位。

轴封上船组装及其交验

油封装置经修理重新上船固定后，应根据下表相关要求进行校中。

后不锈钢套偏心校中工艺：①利用百分表测量套预部的跳动（图3）。②把套较高的部位转至上部。③轻轻地松开在套筒固定螺丝，用铜榔头敲击高的部位。 ④将不锈钢套移位约为偏心距的一半，敲紧紧固螺丝。⑤如此反复校调数次，即达到要求，螺丝紧固后并给以保险。

油封壳体偏心率校调工艺（一般情况下建造船时已经在校调后加装定位销，修船时就免去这项工作。）：①预备三角形小木楔块。②平稳地把楔木块推压进不锈钢套外圆与油封盖环之间的缝隙里。③用卡钳测量楔块上在接触标记处的厚度。④在3、6、9、12点钟处如此测量，比较相对位置的测量值。⑤如果偏差值超过允许范围，轻轻地松开壳体法兰的固定螺丝，用预先焊在船体上的止顶螺丝，对其适当调校，使其达到要求。⑥检查固定螺丝松紧度。

艉轴管及轴封加油实效检验

前后轴封上船安装后的最后一道环节是给艉管泵油，以便对油封进行实效检验。实际操作中，常常由于这个环节的疏漏而造成事故或质量隐患，造成前期的大量工作白白浪费。为此，有必要加强过程控制，提高工艺水平，使轴封修理达到“零缺陷”。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油封装置安装前艉管和管路系统应先冲洗干净。最好是用油柜里合格的油直接排放至后艉管出油管处溢出为止，如用水或管道气可能会留有微小杂质在油管壁内，航行时给油封唇口带来安全隐患。

同时穿过艉管的后密封装置油腔供油管必须泵压检漏（0.4Mpa）。当油封装置进行压油试验而未对艉管自动加油管泵压查漏时（如船舶在航行中产生振动而导致艉管自动加油管损坏），将会发现油封漏油、油柜的油面下降等误会。原因分析：当艉轴管内的油和油封装置油腔供油管的油相串通时，该艉轴密封装置的功能将丧失，无法判断是油封装置的修理有问题还是艉管里的油经过自动加油管直接进入油封装置油腔内导致从水封处漏油。

后油封如果有从机舱连到2/3#油腔的加油管系（该管系适用于标准结构和双保险型结构），其压力应至少比海水压力低0.3Kg/ cm2 （海水压力指海水实际作用到艉轴中线的压力）。由于负荷因素的变化，有必要使油压随艉吃水的变化而变化。（船舶在坞内或轻载吃水较浅时，连通2/3S油腔上的油路阀应保持关闭状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原因也常造成误会。如果由于恶劣的航行条件轴系振动很大，导致油路泄漏，也应将该油路关闭，待条件恢复再打开）。如果没有供油管系，应在出坞前通过2#中间环上的加油孔把油加入2/3#油腔。

1/2#油腔的滑油在出坞前通过1#中间环上的加油孔加油。

艉轴密封试验前将艉管上的泄油阀关闭，并对艉管加注油，如果系统有高低位油柜，则用低位油柜。

标准型油封装置试验程序：①从油柜给艉管补足油。②打开2/3#和4/5#油腔的泄放塞，检查其有无任何泄漏（试验3小时以上）。③加油到1/2#油腔，从1#油封环和2/3#油腔泄放孔处，检查是否有泄漏。④关2/3#油腔的泄放塞，并给该油腔注油，检查油位升跌。如果用后油封系统供油，打开油阀供油，加油后立即把该阀门关掉，否则油压过高导致后部2#油封环漏油。⑤关闭4/5#油腔的泄放塞给该油腔加油，检查5#油封环和不锈钢套附近有无泄漏。

双保险型油封装置的试验程序：①从油柜给艉管补足油，连接到3/3S#油腔的油路上的阀必须关闭。②打开3/3S#油腔的泄放塞检漏，3小时后检查不漏为合格。③关闭3/3S#油腔上油塞，打开连通3/3S#油腔的油路上的阀，给3/3S#油腔供油。④同上一程序的2、3、4、5项。⑤如果在试验中有大量的泄漏必须找出其原因。试验后检查所有闷头是否关紧，并做好可靠的保险。（无论如何，轴系在运转前应确认油封装置各部位已经按说明书要求注入了合适的油。）

密封装置的故障分析及处置

一般情况下，“辛普莱克斯”密封装置的性能很好，一般使用5 年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密封性能，但是如果发生意外，在使用期限内仍可能发生漏油现象。

1、漏油原因分析

A. 船舶发生海损事故，例如碰撞、触礁、搁浅等，导致船体发生变形，使艉轴系变形，从而导致艉轴密封装置的破坏，失去原来密封性能，从而引起漏油。B.如果船舶在近海航行时，对海况不熟悉，在海区内螺旋桨把异物如渔网等带到艉轴的密封装置处，破坏了密封唇，就会导致发生漏油。C.艉轴密封装置的密封环发生老化，影响了装置的正常密封性能， D.滑油变质或滑油质量不好，造成艉轴密封装置的过度磨损。这也是漏油的重要原因。E.人为因素。

2、处置方法

对于A、B属突况，不在考虑范围。

对于C，所有密封装置的密封环必须妥善保管，以防止老化，保持其良好的性能。密封装置的密封环备件在船上存放的时间不可太长，一般以不超过半年为宜。并且由于密封环怕高温、紫外线、怕受压，因此最理想的存放方法是平放在冷库里，以防老化变形。

对于D，通过定期（1次/半年）分析油液的性能指标变化，监控油液变化情况，通过对油样中的磨粒等污染物进行监测和分析，根据磨粒特征，推断轴封磨损状态部位以及严重程度，以及污染物对轴封性能和技术状态的影响。

第8篇：封口范文

1、不能，口红在开封之后一般是需要一年之内用完。我们知道开封的东西如果长时间没有进行使用就会导致过期的现象。

2、其实口红在开封之后也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只是注意平时不要没有盖盖子，让口红风干，基本上使用时间还是很长的，能够达到一年到三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如果长时间没有进行盖盖子导致口红风干，这样使用的时间肯定就会特别的短。

3、虽然口红的种类非常的多，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颜色，因为口红的颜色很能够提高个人的气质，而且可以根据平时的穿搭来进行选择口红的颜色，不过在选择口红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服帖性比较好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口红出现掉色，总是出现补妆的现象。

（来源：文章屋网 ）

第9篇：封口范文

【关键词】 手足口病；流行病学；分析

2010年3月中旬，开封市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在常规检查医院疾病防控中，从医院门诊日志、病房住院病人中发现，此阶段手足口病病人异常的增多，患儿症状较轻，以发热，手、足、口疱疹明显，没有明显的聚集性，结合当地疫情，对地区采取消毒处理、隔离防护等，手足口病均明显减少，针对此次流行病特征临床表现分析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个案调查表：有开封市疾病控制中心参照相关资料，设计手足口病及相关疾病调查表，调查的内容为（一般情况、诊断、临床表现、检验结果、接触史）等项目。

2：结果：

2.1全市发病5207例，发病率为108.66／10万

2.2疾病的构成，本次调查统计包括，手足口病、手足口合并心肌炎、手足口合并脑炎，但是开封市与周边其他地区存在疾病构成的差异。

2.3人群的分布：

2.3.1 ：年龄分布，本次发病主要集中在的年龄组，5岁以下婴幼儿占96.24%，1～0岁年龄组发病数最多，占病例总数的41.50%， 2～0岁年龄组次之。

2.3.2：性别分布，5207例病人中，男性 3366 例，女性1841例，男女比例1.83：1

2.3.3：大部分聚集性病例发生在农村2010年我市共发生手足口病聚集性疫情192起，其中农村聚集性疫情156起，占81.25%；托幼机构24起，占12.5%；家庭聚集49起，占25.52%，主要在农村。农村聚集性疫情比例较高与农村卫生条件较差、健康和自我保护意识较低以及居家治疗病人的隔离、消毒等管理措施不到位等因素有关。而托幼机构和家庭发生聚集性病例，与病人和健康人群的密切接触史是密不可分。

2.3.4：时间分布，首例病例出现于3月份，末例病人出现在 10月份，高峰期为 5 月份。

3：讨论: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以发热、出疹为主要特征的急性传染病，每年夏秋季节比较多见。该病可在多年龄组引起感染，但是在婴幼儿中容易造成流行，传染源为病人和健康携带者，传播的方式主要通过密切接触急性期病人的粪便，口鼻分泌物，皮肤疱疹液中的病毒。经粪――口途径和呼吸道传播。主要表现在，手、口、臀、口腔等部位有疱疹。有发热，如果没有合并症一般预后良好，部分患儿合并心肌炎、脑炎、脑膜炎、迟缓性麻痹等。少数严重的病人可危及生命。目前发现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有20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EV71病毒,和柯萨奇病毒,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多适合在湿热的环境下生存及传播， EV71所占比例略有下降，但仍占主要构成，EV71仍是本年度引起手足口病的优势病毒株。

有研究表明，不同基因型EV71流行存在一定的时间性和区域性，且病毒在同一地区可发生进化，不同基因型的EV71可交替流行或共同流行。虽然目前我市尚未发现EV71其他基因型和基因亚型，但不能排除病毒毒株重组和变异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杨智宏，朱启，李秀珠，等.2002年《上海手足口病病例中EV71和柯萨奇病毒调查》.《中华儿科杂志》，2005，43（9）：648-652

[2]卫生部印发《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