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形理论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分形理论论文范文
对城市体系的研究开始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地区城市分布的观察认为拥有不同市场空间的城市体系会自发地出现和存在。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其周围区域的服务中心，为其腹地提供商品和服务，城市的等级越高，提供的服务越多，服务范围也越大，人口就越多；反之城市的等级越低，提供的服务越少，服务范围越小，人口就越少。高等级城市不仅有低等级城市所具有的职能，而且具有低等级城市所没有的较高级的职能。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最终会形成三角形城市结构和正六边形市场区的分布体系。
相对于中心地理论所构建的城市体系，在城市群这种城市体系结构下，城市不再是均匀的分布，城市的地理分布集中，城市间的空间距离较短，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每个城市不存在市场的六边形分割，即所有的城市都面临城市群范围内的共同市场，体现出城乡互动和区域一体的发展特征；城市间的分工日益密切，互相提供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因此中心地理论对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缺乏解释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用理论来探索诠释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机理。来源于/
一、分工理论的演进
斯密(A.Smith)[2]在《国富论》中对企业分工作了充分的论述，并将它看作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原因。斯密强调，不仅在各个不同的生产活动或部门中都存在分工，而且在各种工作中，乃至同一个工作中，也都存在专业化分工。他认为分工有三个好处：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第二，节约时间，否则会损失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的转移时间；第三，机器的发明帮助工人简化了劳动、节省了时间。斯密视技术进步源自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他在第一章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紧接着用制针业的故事加以说明。斯密认为分工与城镇的形成有直接的联系：“农民常常需要锻工、木匠、轮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的服务。这类工匠，一方面因为要互相帮助，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必要像农民那样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小市镇”。
如果说斯密对分工与空间集聚联系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直观、朴素层次上，马歇尔则是直接提出分工的“外部性”原理，并将它视为产业区形成的主要原因。马歇尔一方面开创了新古典研究程序并集其大成，另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试图在其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处理报酬递增现象，从而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思想。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将分工的网络描述成了经济组织，他认为，有机体的发展，无论社会的和物质的，一方面包含它的各分离部分之间功能的子分工的增加，另一方面包含它们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每一部分越来越少自给自足，它的福利越来越依赖于其他部分。马歇尔[3]首次提出了“产业区”概念，他认为在这种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企业，他们规模经济较低，但专业化程度较高，联系十分密切。“产业区”导致的生产集中是城市形成的重要条件。
杨格重新阐述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他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规模(范围)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第一次超越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杨格关于“内涵的市场规模”累积扩大的论述真正使劳动分工“动态化”了。杨格认为：第一，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实现报酬递增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把整个产业的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第二，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以迂回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劳动分工水平的大小是由个人专业化水平、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及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的种类数综合决定的；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第四，需求和供给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侧面，每个人的需求都是由其供给决定的，杨格称之为“倒数需求律”。杨格关于劳动分工水平与市场规模互相决定、自我演进的思想被称为“杨格定理”，而市场的形成和规模的扩大又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4]。以杨小凯[5]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的网络大小内生化，扩展了杨格的思想。他们在阐述内生分工与报酬递增形成的过程中巧妙地回避了市场结构难题，通过“消费者—生产者”一分法的假设保证了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报酬递增与市场竞争均衡相容。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生产率低，人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慢慢地在各种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人力资本，能够付得起一定的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这些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场也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过来加速了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从而人们能够支付得起更高的交易费用，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专业化和分工水平。杨小凯利用超边际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城市最优科层结构进行了分析和量化，认为最优城市结构的层次数是分工水平的增函数，是城市规模收益、城市间的距离和每单位商品运输效率的减函数。当分工水平上升时，城市的分层结构层次增加。而当城市规模收益越显著时，层次数会减少，这意味每个城市的最优规模会上升。当运输效率改进时，层次数也会减少。
二、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的城市群的形成
(一)分工演进与城市的形成
城市群是城市的集合体，对城市群的研究需要从单一的城市开始。城市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综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不同的城市形成的原因可能不同，这其中有一些特殊的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城市主要产生于政治因素(行政中心)，有的城市主要产生于战争的需要(要塞)，有的城市产生于地理因素(渡口)，但就本质而言，城市的出现乃是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聚集的过程，而人类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又对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和城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分工是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单一的生产群体分化为互相独立而又互相依赖的部门。人类在从蒙昧向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每一次社会大分工都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是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得农业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的交换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固定交换场所的出现，这就是人类社会集市的萌芽；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是人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不仅形成了与农业相互依存的原始制造业，也大大提高了农牧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供交换的产品大量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交换的频率增加和范围扩展，也扩大了交换场所的规模。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集市与城郭相结合的趋势。商业和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分离是人类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的出现，使人类在生产之外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流通领域，这是早期城市形成的重要条件和标志。正如马克思[6]所说的：“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早在商代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和手工作坊，因此有学者就以此为依据论断我国的古代城市产生于商代。
现代城市的产生是在工业大革命以后，社会大分工的深化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又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使得行业日益增多，随着分工的增加，交易次数的增多，交易费用会上升，交易效率会下降；各个行业的企业将面对更大更复杂的市场，企业买卖的伙伴关系日益扩大，企业买卖的产品在品种、花色和数量上日益增多。在本区域交易的产品和到外地交易的产品，花费的交易费用显然是不同的。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共享公共设施，减少不确定性风险，企业的自利决策行为，有本能地聚集在一起的偏好，以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当分工发展到专业化程度时，交易集中在同一地点要比在多个地点进行多个双边交易有效率，此时就出现了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会雇用大量的工人，工人及其家庭为了节约通勤费用和通勤时间会选择在企业的附近集中居住。为工人及其家庭服务的交通运输业、文化娱乐业和教育业也会应运而生，这些行业又要雇用工人，生产和人口会进一步的集中，从而标志着现代城市的产生。
(二)产业链的区域分工与城市群的形成
产业在同一个地区集聚后，将产生以下三种市场效应，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价格竞争效应。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则销往本地区的产品运输成本越少，该地区的名义工资率也就越高，即为本地市场效应。同时产业集聚区内不需要运输成本即可获得的中间和最终产品种类就越多，从而降低了整体价格指数，提高了实际工资率，即为价格指数效应。而这两个效应使得制造业中心具备高于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以吸引劳动力并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然而，随着中心地区制造业份额的进一步增加，传统理论描述的不可移动要素价格上升(如土地价格、拥挤成本等)，被概括为价格竞争效应。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构成了城市的向心力，价格竞争效应构成了城市的离心力。当价格竞争效应大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即由于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引起了土地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交通拥挤和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带来的聚集不经济大于产业聚集给企业带来的正的外部性时，就会出现产业扩散。
产业扩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整体迁移，另一类是企业分蘖[7]。所谓企业分蘖，是在保持企业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将企业的具体运营组织机构(总部、研发、管理、采购、生产和销售机构)进行分设，在地区和空间上进行重新分布，大部分的产业扩散都是以企业分蘖的方式进行的。企业将知识密集型环节例如总部、研发和销售部门布局在城市中心，因为知识密集型生产环节对土地的需求量较小，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涨对其影响不大，而该环节从城市产业聚集产生的知识和技术外溢中的受益很高。而企业的生产环节需要建立大型的工厂，使用大量的土地，城市内土地价格的上涨无疑将大量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会将其生产环节布局到城市以外的地区。以北京市内的企业为例，大多数企业的总部和管理、销售部门都设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中心城区，研发机构则设在海淀区和朝阳区，而生产部门则设在通州、石景山、顺义等周边地区。来源于/
企业分蘖会推动产业链的区域分工[8]，即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分布在其拥有其所需要素条件较好的地区中，以充分利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企业分蘖是产业链区域分工的微观基础，产业链的区域分工是社会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产业链区域分工的结果就是在城市周围形成若干个城市亚中心，这些城市亚中心和中心城市存在着密切的产业关联。产业扩散有就近扩散、跳跃式扩散等表现形式，产业扩散的方式不同会导致城市亚中心在地理位置上的不规律分布。就近扩散是企业、人口和资源由聚集地区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一般而言，与聚集地区相邻的地区有着相似的外部环境，并且与聚集地区联系方便，有利于产品和原材料的运输以及信息的获取。产业的就近扩散会导致城市亚中心和主城区紧密相连。跳跃式扩散是产业从聚集地区越过周围的地区而直接扩散到其他地区。导致跳跃式扩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接受扩散的地区虽然与聚集地区在空间不相邻，但是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具备接受扩散所需的良好条件，因而就能对聚集地区的企业、人口和资源产生吸引力，吸引他们直接进入到本地区。二是接受扩散的地区存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机遇或潜力，在众多的地区中成为聚集地区进行扩散的优选对象。产业的跳跃式扩散会导致城市亚中心离主城区距离较远。如美国洛杉矶的28个城市次中心，距离洛杉矶市中心最近的仅4.9公里，最远的为40.7公里[9]。城市亚中心与主城区形成的产业链区域分工吸引着拥有不同素质的人口和资源在主城区和城市亚中心之间不断的分化和聚集，这种分化和聚集不断强化的结果就是城市亚中心和主城区之间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使城市亚中心和主城区在不同的产业链环节上形成各自的产业聚集。城市亚中心的产业聚集又会导致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这种循环累积因果效用的作用下，城市亚中心演变为边缘城市，与中心城市一起共同构成了城市群。
(三)城市群促进分工的发展
城市群打破了地区分割和行政垄断，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鼓励要素合理流动，逐步形成统一的土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和完善的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市场，市场范围从单一城市扩大到城市群及其周边区域，市场范围的扩大又要求更广阔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继续推动分工的深化。
城市群加快了城际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建设，降低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成本，加快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要素流动，满足了资源的共享、知识的扩散和产业链上的相互需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推动了分工的发展。
城市群推动一体化区域规划的编制，明确各地产业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实行产业导向和空间导向“双重调控”，按照产业链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原则，根据要素禀赋条件推动城市间部门、产品和功能的错位发展，推动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整合。
第2篇：分形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学分制教育管理导师制
学分制是对传统学年制的一种根本性变革，因而，它与学年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学年制的特征主要反映在规定学习年限和统一的必修课数量以及强调对教学过程和目标的集中统一的管理。而学分制则是以学分计算学生学习量的柔性教学管理制度，以取得所选课程的总学分作为毕业和获得学位的标准，采用多样的教育规格和较灵活的过程管理方式。从本质来看，它强调学生个性差异的存在，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通过给学生发展创造比较自由的空间，提倡竞争，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一、学分制下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1学生观念转变无法“与时俱进”
学生对自主学习，个性化自我教育的认识不到位，观念改变较慢，学生观念的转变跟不上学年制到学分制的内在理念改变。比如学生对自主选课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故意把所有课程集中修在周二至周五期间，以至产生每周“四休”日。比如学生故意会选择一些难度较低、容易过关的课程，只要拿到规定学分毕业就可以。学生因为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计划，没有足够的学习动力和自主性，相当一部分同学仍旧是定向学习或不考虑个人条件盲目跟从其他同学选课。这样，学生在“自主”性的掩护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无故旷课现象会更严重，学生学习纪律松弛，这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1.2个性化课表冲淡了固定化班级
学分制以选课制为前提，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情况、学习能力、兴趣专长等来进行自主化的选择课程、选择教师、选择上课时间和地点，因此每个学生“自主选择”下会产生一个具有个性化的“课表”。分散的上课，加之不同的寝室分布，学生缺少了天然沟通交流的平台，学生集聚的平台更多承载在“学术团体”或社团协会上，于是学生的班级观念逐渐变弱变淡，班级活动很难开展，班级凝聚力不断减弱，以班级为基础的紧密型体系变得松散，高校班主任的管理工作名存实亡，同时学生管理工作的“抓手”慢慢失去了。
1.3学生心理问题“日渐端倪”
本人所在学校的大学生大多数家庭条件较为优越，是在家深受父母宠爱的独生子女，他们个人意识强、集体观念弱,上进心强、相容观念弱，参与意识强、责任观念弱；面对日益复杂的校园生活和社会形势，各种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实施完全学分制后，因为缺少必要的交流机会，选修同一门课学生除了上课时间外很少交流，学生找不到集体归属感，很难形成较融洽的人际关系；而居住在一起的同学由于选修课程不一致，作息时间也不同，相对来说在一起交流时间也少。所以，当面临困惑而又缺乏交流伙伴的时候，同学们更容易变得孤僻、焦虑、狂躁。
1.4班主任的“用武之地”逐渐流失
学生的成长成才，班级的凝聚力建设离不开班主任的工作，一个好的班主任不仅能够建设一个具有很强凝聚力、和谐向上的班级，也能对学生在思想教育、生活关心、科研指导、就业服务、心理咨询上提供帮助和服务。“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学生排忧解难、为学生出谋划策、助学生健康成才”。但随着班级观念的淡化，学生心理问题的凸显，学生对自主化学习的不同认识，使班主任工作找不到重心。
二、学分制给学生思政工作带来新的思路
2.1学分制给学生思政工作带来新的“增长点”
学分制作为体现“以人为本”，实现学生个性化自主教育的新型教学管理制度，重在尊重个体的差异，重在学生的选择，重在学生的主体性教育。学分制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优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学分制只是针对专业课程上的教学管理制度，建构的是学生基础知识结构和专业基础框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学习意识和学习、分析或研究方式，既是学习内容的扩宽和深入，也是学习研究方法（或者说是思维方法）的职业训练。而缺少其他基本能力的训练和锻炼，比如说团队协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或表达能力。而这些能力更多的是需要通过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的锻炼而成，即要展开具有实践意义和锻炼性质的校园文化活动或项目来实现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中认真起来，在课堂外忙碌起来”，通过第一课堂带动第二课堂，通过第二课堂推动第一课堂。在理想条件下，学分制下的第一课堂教育和训练更能让学生认真起来，让学生真正从“要我学”要“我要学”，并且能够获得专业知识的积累、专业理论的掌握和专业研究方法的熟练。当学生在第一课堂中获得这样的收获和体验时，再来投入到第二课堂中的实践和锻炼，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而这正是学生思政工作的“落脚点”所在。
2.2学分制推进了思政工作“专业化”打造
思政工作需要贴近实际、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这样才有生命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思政工作需要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载体和创新内容，而学分制下对思政工作的创新内容和载体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空间，即学分制下思政工作应该紧紧结合学生所学专业进行“专业化”打造。理想状态下学分制下学生的学习和工作都是以专业提高为目标导向的，并且对专业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每个人要对一样事物产生感情，首先要去了解和熟悉，然后才有感觉，到最后才会产生感情，有感觉或有感情后就自然而然会继续投入到这件事物上去了，不断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样道理，如果在对学生的思政工作中，开阔视野，开拓创新，把“专业”的元素融入到学生具体第二课堂活动中，学生自然会更有兴趣参加，从而提高了思政工作的成效性。
三、学生管理教育制度的再思考和再设计
3.1导师制的应运而生
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对学分制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唯有积极探索，勇于尝试，才能获得出路，也才能求的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学院在全面了解学分制实质及学生教育管理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结合工作的实际，充分论证，大胆探索，努力构建了与这一新型教学管理体制培养相配套的新型教育管理制度——本科生导师制。本科生导师制的最大目标就是建立“三全育人体系（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从而克服学分制下对学生管理工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借用学分制带来的新特点和发展空间，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学院人才的培养。本科生导师制是学生在临近大一结束选择专业后进行和导师的相互选择，即大一由行政人员担任班级班主任，借用行政人员特有的行政、教育管理经验和坐班制，实施对新生的一年级转型教育，开展了以适应性发展为目标的各项教育管理活动。学生在大二时就有明确的专业，在此基础上进行和导师的相互选择，并以导师为核心，导师麾下的三个年级学生组建成新型的导师班。
3.2导师的工作职责
导师既是学生所在导师班的班主任，负责班级凝聚力和文化建设，负责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同时也是学生选课学习、学术科研、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导师的主要工作职责有：①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引导，推动学生德育的自我提高；加强对学生自主成才意识的培养和激发，推动学生奋发努力，健康成才。②原则上要求导师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师生集体活动，了解学生各方面情况，并为学生交流经验和相互学习提供机会和条件。参加学生工作有关会议，配合分院做好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③开展各类主题明确、形式多样、富有吸引力的集体活动加强班级凝聚力建设。结合专业方向、班级学生和自身特点，加强对导师班的研究和特色凝炼，打造富有特色的集体。④指导学生短学期实践教育和专业实习活动，并做好评审和推荐工作，动员和组织学生参加校院的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指导学生科研课题立项申请、研究开展和论文答辩等，吸收学生充当科研助手，促进学生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⑤指导学生进行职业设计和职业生涯规划，加强就业指导工作，帮助学生正确定位、调整心态，为择业就业做好思想准备
3.3导师制的实践意义和预期“收益”
导师制是学分制条件下对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体系和模式有益探索和有效实践，它对于完善学院“三全育人”体系的构建、推动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全方位育人功能和促进学院“三型二能一高”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①导师制是探索新型师生关系内涵和优化师生关系的重要渠道，导师制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师生在专业研究领域和兴趣特点上较传统的班主任有很大的优势，类似于早时期的师徒关系，这是超越一般师生关系和感情的特殊关系。在这种感情的基础上，师生更容易在生活、学业和科研等各方面的交流和沟通，导师对学生的指导针对性强，力度更高，效果更明显。②导师制下的导师班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生所组成，因有很多专业上的共同追求以及共同喜欢的导师，学生也易于相互交流，导师班也会体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学生有着较为明显的集体感和归属感。这对排解学生的心理困惑，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同时对于思政工作也有较好的工作“着力点”。③导师制下，学生在一个导师班里学习和工作，促进不同专业方向和不同年级学生的交往交流，推进学生知识结构完善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导师吸收了相同专业不同方向的学生充当科研助手，学生以不同的视角和理论来研究某一个现象和实体，导师在整体上给与整合和复合，有效地拓宽了学生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研究能力，这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大有益处的。
四、结束语
从长远来考虑，导师制这一学分制下新型教育管理制度既需要完善还需要发展。“完善”的概念既是要解决管理成本和管理漏洞的问题，也要对导师制下各项教学学生管理工作的合理“转型”。因为在导师制的运行和推进当中，我们也碰到了很多现实而直接的问题，比如教学和学工事务上的“信息流”（信息的上传下达）和“物流”（材料的收集和发放）障碍问题，比如在具体学生工作（评奖评优）模式和办法上的大幅度调整。“发展”的概念主要是注重导师制（新型教育管理制度）的效益问题，这种效益主要体现在教师的发展和学生的培养成才上，导师制真正不断发展了，伴随而来的应是教师也不断发展，学生也不断成长成才了。经历两年的工作实践基础上，对导师制以后发展已有一定的工作思路，有几个切入点可以重点抓落实，比如加强特色导师班的建设；比如新型师生关系的不断烘托。学分制（新型教学管理制度）和导师制（新型教育管理制度）的相互促进，不断形成合力，将有力推动学院“三型二能一高”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第3篇：分形理论论文范文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8］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第4篇：分形理论论文范文
一.一般形体构造
议论文的一般形体构造，由导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构成。
导论，文章开头部分，其主要内容，或开门见山，或通过名言警句，或运用客观事实，提出论题。本论，文章论证部分，一般说来，运用各种推理作论据来论证论题。结论，文章结尾部分，是对作为论据的各种推理的结论进行概括总结。
胡克正的《天才是不断地思考》（2012年12月4日《人民日报》）的导论部分，通过有时匆匆读完一本书，过些日子回想起来几乎什么也没有记住，原因是读书时不注意思考的事实导出论题“天才是不断地思考”。
文章的本论部分，用三组论据论证论题“天才是不断地思考”。第一组论据，引用现成的论断，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论断：“天才是不断地思考。”我国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论断：“行成于思，毁于随。”通过归纳推理，得出结论：“这些天才人物强调了成功者对于思考的依赖关系。”第二组论据，运用间接论证反证法证明反论题的错误。文章写道，我国古代曾有不少迂夫子，虽然读书破万卷，但没有真学问，只是重复别人的东西，原因是他们在读书时不用脑子思考。其推理式可以书写如下：古代不少迂夫子由于读书没有认真思考，因而没有真学问；不要没有真学问，因而读书要认真思考。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演绎推理的一种。第三组论据，进一步论证天才为什么是不断地思考。因为不断思考，才能在对前人学问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提出置疑，进行创新。文章运用归纳推理对此进行证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以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敢于批评封建制度，是与他平时读书善于思索，善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分不开的。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因为读书善于思考，敢于置疑，了亚里斯多德关于“物体降落的速度与它的重量成正比”的观点，提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可见，读书思索，才能置疑、创新，成为天才。以上三组论据，通过不同的推理方法，从同一视角的不同方面，同一问题的正反方面，同一事物的动因方面，全面深入地论证了论题。
文章的结论部分，对三组作为论据的推理作推理结论，再联系现实，作了概括总结：今天，我们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就要在读书中善于思索，善于琢磨。
通过一定方式提出论题；运用各种推理论证论题；将各推理的结论进行概括总结：这就是议论文的一般形体构造。
二.引申形体构造
议论文写作，提出论题进行论证之后，有时又引出其他问题进行研究，仍需论证，习惯称之为引申论证。常见的引申论证提出怎么做的问题，对怎么做的问题进一步探讨，又加深了对文章论题的认识。
顾伯冲的《善于欣赏个性》（2013年4月9日《人民日报》）的论题是领导干部要善于欣赏别人的个性，论题提出之后进行论证，首先运用归纳论证，文章提出：当年蔡元培先生主持下的北大，云集了一班个性独特的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等，不拘一格，各有特色，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北大学术气象。接着，文章运用了间接论证反证法，证明反论题的错误。文章写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对有个性的部属缺少包容：老是在意他们的“脾气”；甚至记恨对自己的“不敬”和“冒犯”之处；还有甚者，以武大郎开店的心态对待有个性的人。众所周知，武大郎开店，终日担心别人加害自己，早早关门闭户，拒绝接触外人，这样，只能形成孤家寡人，而“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文章论题获得论证之后，又进行了引申论证，提出怎么做才算欣赏别人个性的问题，文章提出：应包容“棱角”；应多看“亮点”；应用好长处。对各点，都予以论证。如，应包容“棱角”，文章运用了演绎论证，其演绎推理：领导者对人应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胸，即领导者对人应有广阔的包容心；作为一个领导者；对有楞角的人应有广阔的包容心。
引申论证，不仅告诉人们方式方法，同时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论题的认识意义。因此，要认真对待。
三.多层形体构造
结构复杂的议论文，有多层形体构造。文章导论部分，提出中心论题。文章本论部分，有分论题。分论题是中心论题的论据，同时又是所属论据的论题。一些复杂结构的议论文，分论题还有分论题，这就有更多的层次了。文章结论部分，是对各分论题结论的概括总结。
彭时代的《治学当有忧乐情怀》（2012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的中心论题是“治学当有忧乐情怀”。以下有三个分论题论证治学当有忧乐情怀的中心论题： 1、忧乐情怀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精神，自古为学人所推崇；2、历代思想家、学问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拓展和深化了儒家忧乐情怀的内涵；3、宋朝范仲淹是古代忧乐情怀的集大成者，其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忧乐合一高尚境界的经典表述。以上，从儒家忧乐怀怀的开端、发展、高峰三个历史阶段阐述儒家忧乐情怀的崇高意义，逐层深入地论证了治学当有忧乐情怀的中心论题。其论证结论：古代士人学者高尚的忧乐情怀，可以给今天的学者带来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增强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启示。
对“忧乐情怀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精神，自古为学人所推崇”的论证，文章引用儒家创始人孔子对颜回的高度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此，文章予以高度评价：“颜回的即忧即乐、化忧为乐的情怀，体现了儒家学者安贫乐道、达观自信的精神境界。”因此，忧乐情怀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精神，自古为学人所推崇。也可以作如下论证：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仁，即爱人；从孔子赞许的“贫而乐”，“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成于乐”，可见，忧乐情怀是儒家仁爱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因此，忧乐情怀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精神，自古为学人所推崇。在推理进程中，理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即使只有一个推理前提，也属归纳推理中的科学归纳推理。
对“历代思想家、学问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拓展和深化了儒家忧乐情怀的内涵”的论证，文章通过对忧乐情怀的拓展与深化历程的两个方面的归纳推理来进行。对忧的方面，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起，到屈原的“长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穷年忆黎元，叹息肠内热”等诸多名言，推出结论“莫不道出历代学者对国家对黎民的责任与关爱”。对乐的方面，从“父母在，兄弟无故”的天伦之乐，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为人之乐，“君子乐得其乐”的得道之乐，再到“乐以天下”的至乐，可推出，乐，不是个人物质欲望满足的乐，而是为天下人乐。
对“宋朝范仲淹是古代忧乐情怀的集大成者，其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忧乐合一高尚境界的经典表述”的论证，文章通过范仲淹自己的语言，从忧乐情怀的制高点与广阔度来论证。范仲淹强调“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是说，不管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不管在位还是退位，都要怀有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的至高忧乐情怀。可见范仲淹已把儒家的忧乐情怀推到顶峰。
第5篇：分形理论论文范文
引言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标度不变性指事物的局部与整体虽然不同，但经过拉伸、压缩等操作后，不仅相似而且可以重叠。标度不变性表明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或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信息，从而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
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核心，指某种结构或过程的特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或时间尺度来看都是相似的，或者某系统或结构的局域性质或局域结构与整体类似。对于有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无穷嵌套；对于无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统计的自相似性，在无标度空间中表现出自相似性。雪花、晶体，以及人体的小肠，都具有高度的自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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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个有规则的分形图形：
冯科克曲线（van koch’s curve）是瑞典数学家赫尔奇·冯·科克在1904年创造的。具体生成的方法是：把等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三等份，去掉中间的三分之一，在被去掉线段处向外做出两边为此线段三分之一的尖角；重复这一过程以至无穷。其形状类似雪花，又名雪花曲线。冯科克曲线具有独特的数学性质：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长度无限，面积为零（见图1）。
希尔宾斯基三角形（sierpinski pyramid）由正三角形不断去掉中间占四分之一面积的正三角形得到。可以证明，希尔宾斯基三角形的面积也为零（见图2）。
康托尔集（cantor set）生成方法为：从单位区间[0，1]出发，三等分并去掉中段，得e1，将e1两个区间继续三等分并去中段得e2，以此类推，所得极限集合为cantor集。其由德国数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在1883年引入。康托尔集的一个典型性质是点数无限，但长度为零（见图3）。
（三）分形理论产生的意义
分形理论的产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深刻理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方面，分形理论与还原论的方法和实质并不相同，前者是对后者的有力补充和突破（李后强，1993；李后强、汪富泉，1992；王世进，2006）。
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包含在整体之中；部分相加可以构成整体，整体大于部分。微积分中求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还原论将部分转化为整体的过程是机械的、静态的，这是还原论的局限性。
分形理论认为，部分以与整体相似的方式存在于整体之中，部分可以反映整体。同时，分形理论提供了部分到整体的生成规律、形成方式。分形理论体系中的有限和无限关系是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并非简单的哲学思辨。它融进了整体方法、非线性方法、非解析方法、概率论方法等，正确地理解了数学的可分割和物理的可分割、思维的可分割与物质可分割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综上可知，在分析事物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时，还原论是基于线性研究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分形论为研究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工具，在认识论上进步到非线性层次，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哲学中的普遍联系和世界统一性原理。
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论文联盟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分形理论已成为非线性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
分形理论在国外的研究于20世纪末就有重大突破，并且已将理论成果付诸实践中。好莱坞影片《星球大战》中，就使用了分形技术。
我国的分形理论研究在最近20多年才开始。1989年4月，中科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为推动分形理论研究而特别举办了分形学习班。曾任该中心主任的龙期威教授关于“分形和固体断裂”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并完成了两本比较有影响力的专著：《金属中的分形与复杂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金属的力学性质：原子观点、分形和连续介质方法》（与英国n.hmarch合著，英文）。
1989年7月，由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及应用学术讨论会”。其后，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分别于1991年11月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1993年10月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第四届会议于2011年底在东北大学召开。该研讨会为分形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科研支持方面，1991底，中国国家攀登计划（“八五”计划：1991-1995）首次启动了“非线性科学”研究项目。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中，首次列出“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内容，此后每年都资助若干有关项目的研究。
综合来看，分形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快、理论与应用并举。大家自始就比较重视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相结合。重庆大学的孙隶华教授等研究了“分形理论在制造决策模型实验数据建模中的应用”；北京科技大学的吕志民等研究了“分形维数及其在滚动轴承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将分形维数作为识别滚动轴承故障的特征量；上海交通大学的汪慰军研究的“关联维数在大型机组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提出了将分形理论用于故障诊断的技术路线及基本计算方法。
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综述
分形理论除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外，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在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研究方面，已有学者试图用分形理论重构市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些投资绩效测算和评估的新方法和新结论。
（一）分形市场理论形成与辨析
分形（fractal）一词源于拉丁语“fractus”，意为“碎化、分裂”等。peters（1991；1994）首次将分形应用于资本市场，通过分析有效市场假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足，突破了有效市场理论的独立、线性、正态、静态等假定，是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应用。
国内学者樊智等（2002）在系统回顾emh的内涵并指出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将分形理论引入到金融市场效率研究领域中，分析了分形时间序列的经济涵义并提出分形市场理论的意义。黄诒蓉等（2006）认为emh无法解释资本市场具有的实际特性，指出分形市场假说框架下的分形结构特征更能有效地解释资本市场的实际特性，分形方法是认识资本市场的有效非线性工具。
（二）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系统。
国外学者triki mohamed bilel&selmi nadhem（2009）以g7股票市场数据为样本，采用分形检验与修正r/s分析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具有正的长记忆性；siow-hooi tan， lee-lee chong， peik-foong yeap（2010）以1985年1月-2009年12月马来西亚股票牛熊市场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早期—尤其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可以一定的概率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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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宋加旺（2005）介绍了分形市场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应用，运用r/s与修正r/s方法实证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长记忆性的分形特征，并分析了其成因。胡彦梅等（2006）运用修正r/s方法分析检验我国沪深股市日收益序列的长记忆性，发现两市的日收益序列均无长记忆，但深圳成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比上证综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要长。李宇海（2009）运用r/s方法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分形特征，发现我国股市的趋势周期成分具有56个月左右的非周期性循环；季节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约10个月；短期波动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3.3个月。王鹏等（2009）把分形理论引入到我国债券市场中，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是以分数布朗运动方式进行的，呈现出典型的特征指数2<α的稳定帕累托分布，说明分形特征广泛存在于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各时间标度下的收益中。
（三）分形市场理论的发展
在早期的分形理论产生后，也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不断完善和发展，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比如在多重分形理论研究方面，苑莹等（2010）从资本市场的多重分形结构、资本市场多重分形特性及多重分形在资本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3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资本市场中多重分形理论的研究进展，指出了多重分形理论在该领域所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并展望了该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此外，许林等（2011）在分析及修正r/s分析法的基础上，首次把多重分形r/s分析法引入到基金投资风格领域，通过计算6种风格资产指数在不同时间标度下的收益率序列hurst指数与平均循环长度来挖掘风格漂移及轮换规律，为基金经理及投资者在不同的股市风格行情下构建适度风格漂移投资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持。
第6篇：分形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理论性 理论文著 价值特性
一、引言 理论、理论性的经验把握与“精神垃圾”泛滥
对“理论”的通常理解为“概括地反映现实世界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它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的结果”[1]，“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及其的认识，是由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原理组成的观点体系”[2]。对“理论”含义的理解似乎没有太大的分歧，不过是措辞上带来的理解角度的差异。然而，从“理论”到“理论性”则不象望文生义的理解那样简单。“理论性”一词借用一种源于文学的表达形式，可以称得上“熟悉”的“陌生词”，初看起来感觉似乎是再熟悉不过的“理论”具有的特性罢了。但稍一细究，就会觉得要具体、准确地说明其含义倒也颇费周折。
一般辞典或资料无法找到“理论性”的具体解释。事实上，由于从模糊把握的理论相关性状印象来看，应当与文章有着密切关联。毕竟在较为规范的文字出现以前，即便存在以口头形式呈现的某种理论性的思维，对较为准确意义下的理论性含义没有实质性，从而可以忽略。这样，直觉地看待理论性的文本含义，应当是针对以文字为依托的文章而言的，尤其是文章中以涉及各种理论探讨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文章、著作（以下简称理论文著），换言之，要获得对理论性含义的深入理解、探究，需先行对文章进而对理论文著进行解析，是符合逻辑的。
一般辞典对文章的解释为“统称独立成篇的有组织的文字”，显然这是广义的文章涵义。按照《文章学史》的编撰观点，“所谓文章，大体上包括古文、骈文、辞赋，不包括诗歌小说、戏剧”[3]。这里的文章已经是狭义的文章了。本文的理论文著，泛指文章中涉及各类学科偏重理论阐述，而非实用说明、指导或者评说事理的漫谈、随笔，以及直接针对具体世界进行虚构、描摹的各种文艺性文本。
迄今为止，人类思想精华的展示、传播，最主要的渠道仍然是理论文著形式。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几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理论文著在刊登、出版，但除了就学科领域进行分类外，无论就广义或狭义而言，理论文著有具体哪些类别，尤其是如何认识其理论价值——亦或关于理论性，并没有公认的规范定论。换言之，刊登、出版理论文著的选择、录用过程——及其理论性判别，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经验化的模糊把握。这样，在风气存在欠缺、出版发行体制存在漏洞的境况下，各种人情关系、权钱交易等等不正之风，难免乘虚而入。
于是，低级重复、粗制滥造、毫无理论价值甚至漏洞百出的所谓“理论文著”，充斥、泛滥于书架、报刊。或拍马屁，以愉悦上司、师长、亲朋；或塞职责，以应对上级布置、科研项目要求；或装门面，以捞取职称、学位；如此等等，或骗名或捞利，林林总总比比皆是。正所谓“在论义的评价中，各种各样的丑恶思想和精神垃圾也是存在的。例如有的利用论文评价搞‘关系学’，弄虚作假；有的出于门户之见及妒忌之心，倚势压人；有的在与奖励中摘‘平衡’，送入情……”。[4]
当然，对于理论文著及其价值判断缺乏应有的评判标准而缺乏充分认识，应当是主要原因。客观地说，充斥、泛滥毫无理论价值甚至误导、贻害的“理论文著”，既严重浪费社会资财，也严重耗费甚至毒害读者脑力，“精神垃圾”也确乎是其最恰当的称谓。
不难想见，精神垃圾的产生与一定社会风气下的学术品德缺失有巨大干系，但根本原因似应归于对理论文著本身缺乏相应的甄别规范。本文试图对理论文著内涵、一般类型及其价值特性做出初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性的含义进行新的探索。
二、关于理论文著的认识缺憾
在中国古代关于文章写作的宏观认识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专门论述，当推墨子“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5]，意即立言、著文要本于上古圣王，察于百姓耳目，用于国家民众。其“察之”、“用之”的境界，至今仍然难以逾越，但过于迂腐的“本之”即便行文形式上在引用各种“语录”、“指示”、“讲话”作为指导方针，但思想上将其遵从为“凡是”的已经成为。
清人来裕恂《汉文典》中关于文章写作的观点，已经显得更为现代、更为宽泛、更为深刻: “盖文也者，有陶情淑性之功用，有移风易俗之功用，有爱国新民之功用者也”[6]。如果再补充思想创新方面的内容，则已经基本涵盖了古今文章的精微要旨。
至于对纯理论文著进行系统分析基本上源于现代。在“文章”理论有一定代表性的现代著述有赵建中编著的《文章体裁学》（南京大学出版社），张会恩、曾祥芹主编的《文章学教程》（上海出版社），夏绍臣著的《文章原理》（人民日报出版社）等书。在上述主要是就广义的文章理论进行论述的书中，难得以“理论文著”为专门论题的，只有赵建中编著的《文章体裁学》。
按照《文章体裁学》的观点，论著文体涉及“文学评论、报告文章、毕业论文、实验性论文”[7]，并归结了若干主要特征“论文专著要求对各自领域中的某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和探讨，其共有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独创性、系统性、专门性和客观性”[8]。细究之下，上述观点在逻辑划分严谨性方面，明显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如“毕业论文”完全可能是“文学评论”或者“实验性论文”，“文学评论”也很难一概而论地标称“科学性”[9]或者“客观性”。
类似值得商榷的代表性观点还有：
论文的共同特性有：探索性、论理性、鲜明性、科学性、实用性；[10]
论文类型“按任务和持点分：专题论文、综述式论文、驳论式论文、工作研究式论文、杂文式论文、体会式论文、书信式论文、资料式论文、科普式论文、学年论文、学位论文、小品式论文、要论式论文、述评式论文、论证报告式论、散文式论文、故事式论文、对话式论文、日记式论文、“六性”式论文、科幻式论文、毕业论文、寓言式论文”；[11]
“论文‘六性’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创新性、理论性、可读性、实用性、精粹性、科学性”。[12]
“学术论文有着自己特殊的写作要求，这些要求表现在科学性、创见性和平易性这三个方面。”[13]
上述引文及同类论著，对理论文著的认识，除了在划分、定性的逻辑性上存在明显值得商榷之处，最根本的缺憾则是，这些认识基本上都属于从外延层面对理论文著分类及其特点进行的论述。探求理论文著外延性正确认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仅偏重于外在形式的区别仍实现对其本质的深层认识。
三、理论文著内涵性辨析
考察各种理论文著的构成内容方面的属性，可以将其概括为创新、补益两大类。创新类，是指通过文本形式，在理论、方面提出全新或重要补充性观点，包括新论创立、方略建言及实验论析三种；补益类，是指通过文本形式，对既有理论、方法的观点给出证明、驳斥、考证、评述、释疑等，包括猜想证考、综说辨疑及事理评鉴。[14]
1、新论创立
新论创立，是指在某一领域提出以一系列新的概念、原理为依托的理论、推测。根据提出新理论原创程度，新论创立存在三种情形：或者全新创立新的理论、推测；或者对已经存在的理论、推测，提出实质性变更加以补充、完善，但仍然属于原有理论框架；或者对业已存在的理论、推测，重新组合、归纳而获得实质性差异的理论价值。
第一种情形的例子，在“地心”说理论一统天下的年代，哥白尼系统地提出“日心”理论，全面改观了人类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在牛顿的“绝对时空”力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年代，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理论，全面改观了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
第二种情形的例子，“克罗齐（B.Croce 1866-1952）不仅时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首要代表，也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影响最大的家之一”[15]，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仅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也和黑格尔的历史观有很大差异”，但他“并不是否定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指责黑格尔的容忍历史规律的存在”[16]。
第三种情形的例子，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其唯心主义的外壳；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的“基本内核”，抛弃了它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宗教伦理杂质，创立了和过去一切哲学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鉴于创立理论过程的历史继承性，有时三种情形难以明确划分。尽管提出纯粹原创的理论固然富含独创精神，但补充、完善乃至重新组合而获得新的内涵页同样功不可没。
2、方略建言
方略建言，是指针对理论、实践活动存在的欠缺、谬误提出新的运作模式、途径、理念等理论策略指导性方式、方法。这里的方略建言是狭义地作为理论文著性的，以着重于理论阐述，而非技术指导为要义的。纯技术指导性文章、著作，相当于说明书的功能，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文著，如《电影演员表演入门》、《街舞基本技巧》一类书籍。而理论阐述性文著，更侧重于在思想意识层面进行引导、分析，如《论电影演员的修养》、《论街舞文化》等等。
一如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存在相互融合难分泾渭的现象，一般理论、技术方法以及理论文著、纯技术文章、书籍有时也难以完全区别。
3、实验论析
实验论析，是指在较为规范的实验、调查统计等相关手段获得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分析结论、猜想或经验公式，以形成归纳性理论。最通常的实验论析形式是物、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实验报告，以及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的调研、统计报告。按照实验报告、调研报告、统计报告的一般要求，应当对所涉及内容在实验、调研、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进行成因分析，这些内容是其自身价值的根本体现，也是实验论析性文章、著作之所以成为理论文著的根本原因。
第7篇：分形理论论文范文
一、毕业论文的目的
毕业论文是高等教育中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衡量毕业生是否达到相应学力层次的重要依据。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初步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获取新知识能力；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和刻苦钻研、勇于探索的精神。在撰写论文过程中，深化有关理论知识，扩大知识面，获得阅读文献、调查研究、社会实践、科学实验、工程训练以及使用工具书和写作等方面的综合训练，锻炼和开发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使学生在以下几方面得到提高：
1、调查研究、方案论证、分析比较、查阅文献资料的能力。 2、设计、计算、绘图与标准化正确选择的能力。 3、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撰写论文能力。 4、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二、毕业论文选题范围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设计选题范围包括：旅游经济、旅游市场营销、旅游地理、旅游规划、旅行社经营管理、饭店经营管理。具体范围包括：
1．休闲旅游2．旅游教育发展趋势研究 3．城市旅游4．旅游规划 5．旅游目的地形象6．旅游区域合作 7．旅游市场营销8．旅行社集团化研究 9．旅游企业管理10．饭店业发展趋势研究 11．旅行社发展趋势研究12．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13．旅游服务管理14．旅游产业集聚 15．生态旅游16. 旅游电子商务
毕业设计地点可以在学校内、科学研究单位、旅游公司、旅游企业等，只要有研究、开发环境即可。时间一般要求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毕业设计原则上一人一题。
三、毕业设计选题参考
1．城市旅游发展的竞争力分析与政策建议 3．旅游目的地空间规划布局研究 5．我国城市国际旅游竞争优势研究 7．城市旅游核心竞争力与旅游创新 9．中国区域旅游发展与合作态势分析 11．旅游开发与管理的时空耦合规律初探 13．对旅游策划和旅游规划的思考 15．旅游地衰退与复苏的驱动力分析 17．旅游规划失灵与利益主体分析 19．旅游规划中的SWOT分析
21．论旅游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23．城市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关系与协调 25．论旅游规划的基本功能
2．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4．旅游城市空间竞争探析 6．旅游事件对城市旅游的影响 8．边缘型旅游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0．旅游中心地研究及其规划应用 12．中国旅游业的区域差异分析 14．旅游地景观生态规划理论探讨 16．旅游规划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趋势 18．旅游规划与旅游营销关系辨析 20．论旅游规划的可持续发展
22．谈我国旅游规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4．旅游地空间竞争与弱势旅游地的发展研究 26．旅游规划理论与方法的初步探讨
27．旅游规划中的旅游经济分析与预测问题 29．旅游地品牌与形象规划
31．从旅游者角度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探讨 33．旅游地形象形成的心理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35．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内涵研究 37．旅游目的地形象形成机理初探 39．论旅游地形象建设的内容与方法
41．区域旅游形象塑造如何避开形象遮蔽现象 43．我国实施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策略初探 45．旅游空间竞争研究
47．加强区域旅游协作的几点思考 49．生态旅游与我国自然保护区旅游生态化研究 51．生态旅游规划的功能空间分析 53．旅游发展驱动机制分析
55．我国旅游产品结构现状及优化策略 57．关于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建议 59．旅游规划运作的项目管理探讨 61．旅游服务创新分析
63．旅游企业的运作模式演变及其对策 65．我国旅游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67．区域旅游市场营销策略发展趋势研究 69．我国散客旅游市场的营销策略浅析 71．旅行社低价竞争的原因分析
73．中国旅行社业发展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75．我国旅游企业集团化进程问题研究 77．我国旅行社集团化发展模式探讨 79．旅游企业的管理创新
81．论我国旅行社业实现科学管理的途径 83．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85．信息时代旅行社战略管理的思考
87．对我国旅行社品牌经营管理模式的探讨 89．我国旅行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营销对策 91．旅游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因分析与战略选择 93．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95．中国休闲产业发展的趋势及对策 97．主题饭店发展模式的创新
99．浅谈激励理论在现代旅游企业中的运用
28．论旅游规划的人本主义原则 30．“形象遮蔽”与“形象叠加”的理论研究 32．基于旅游者认知的旅游目的地印象管理 34．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空间认知过程与规律 36．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形成过程与生命周期初探 38．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的构建与运作机制研究 40．区域旅游形象的设计与构建 42．试论旅游目的地的定位
44．政府主导与旅游目的地形象推广研究 46．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其研究进展 48．试论跨行政区域旅游经济合作 50．生态旅游规划的层次分析
52．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管理要求 54．旅游需要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56．知识经济时代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58．我国旅游产业的投资需求与对策研究 60．论旅游地形象系统的层次性 62．旅游管理中挫折心理的运用 64．旅游市场营销管理创新探析
66．旅游市场营销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68．论体验经济下的营销创新
70．我国旅游企业跨国经营障碍分析 72．旅行社对旅游者行为影响研究 74．中小旅行社未来发展策略浅析
76．我国旅行社集团化的动因与模式探讨 78．旅游企业信用缺失及其管理对策 80．论旅行社管理比较研究的体系与方法 82．我国旅行社行业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 84．中国旅行社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86．我国旅行社品牌经营管理模式研究 88．旅游产品营销渠道策略探析 90．试论旅行社业的危机管理
92．旅游风景区产品生命周期与产品的创新 94．我国休闲旅游发展趋势及制度创新思考 96．中外饭店集团比较研究
98．论饭店资源激励机制的系统建构 100．现代饭店管理中激励方法的研究
四、毕业论文步骤
选择题目、收集资料、计划进度、前期准备、论文设计、资料整理、撰写论文、答辩。 1．选择题目
可在参考课题中选择毕业论文题目，也可结合本单位或本人从事的工作提出设计题目，由指导教师把握选题内容的“质”与“量”，确定该内容是否符合毕业设计的总体要求。
2．收集资料
搜集资料是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可以在图书馆、资料室查资料，可以做实地调查，做实验等搜集资
料，可以通过网络收集资料。
搜集资料越具体、越细致越好，应该把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主要内容记录下来。 3．计划进度
大致时间安排为：
（1）准备阶段（收集资料、文献阅读、必备知识、确定题目）：一周到两周 （2）构思阶段（题目论证、详细构思、确定大纲）：七周到十一周 （3）编写论文（资料整理、撰写论文）：一周 （4）答辩阶段（答辩准备、答辩）：一周 具体时间安排以教学计划为准。
4．前期准备：了解所选课题的必备知识、要求和设计步骤。在熟悉课题、调研、收集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对设计课题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形成相应的文档。
5．大纲设计：用较好的方法对论文大纲的总体结构进行设计并写出详细大纲。 6．撰写论文
7．答辩：一般在15分钟左右，简明扼要地说明论文的目的和意义，论文的基本内容，论文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措施，毕业论文自我评价。
五、毕业论文要求
论文一般应包含有摘要、关键字、目录、综述、论文主体及参考文献等，同时应附注相关图表等。 1．字数要求：不少于8000字。
2．中文摘要：汉字400字左右。摘要应具有四要素：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目的：研究论文的目的和任务，所涉及的主题范围。 方法：所用的原理、理论、条件、对象等。
结果：论文研究的结果，数据，被确定的关系等。
结论：结果的分析、研究、比较、评价、应用，提出的问题，今后的课题等。 （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等不要在摘要中分项列出，只需涵盖这些内容即可）。 3．关键词3～5个。论文中引用的部分必须注明参考文献序号。 4．毕业论文格式：按毕业论文参考格式书写。
5．论文要求：内容符合要求，分量适度，书写规范，文字通顺，无错别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词准确，图表清晰，数据完整，表面清洁。
六、毕业论文答辩提交的材料
1．毕业论文 2．答辩框图 3．电子文档
4．论文袋（写明作者、题目、袋内材料）
重要说明：毕业设计答辩之前，必须提交电子文档（包括毕业设计论文全部文件），发送到远程教务部信箱，否则没有毕业论文成绩。
七、毕业论文参考格式
中文摘要及关键词 Abstract and Keywords 目录
第1章引言
1.1课题介绍及研究意义
1.2相近研究课题的特点及优缺点分析 1.3现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4本论文的目的及工作内容 第2章问题分析
2.1研究设计中要解决的问题 2.2可行性研究
2.2.1要解决的问题的可行性分析及复杂性分析2.2.2经济可行性分析 第3章解决问题
3.1问题设计的总体结构和框图 3.2设计中采用的策略 第4章研究案例
4.1详述理论各部分的实现方法 4.2分析案例 结论（结束语） 致谢
（致谢对象应该是那些文章作者以外的对文章内容或写作提供过帮助的人或机构。应事先征得被致谢人同意，然后方可致谢。致谢的内容必须属实，对被致谢人的贡献应有确切的表达。）
参考文献
第8篇：分形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西方文论；有效性；否定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30-09
张江教授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在哪里？我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用这个概念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1]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不利于文艺和文论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
一、“强制阐释”是历史的必然
何谓“强制阐释”？按照张江先生的解释，“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按照这个定义，不仅从古至今的西方文论（包括文学批评）都是“强制阐释”，而且从古至今的中国文论仍然是“强制阐释”的。比如，《尚书・虞书・舜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毛诗序》所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3]11.14.130.136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意识形态论，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从属于政治”说，邓小平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直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文艺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应该说是“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这些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预设的前提，要求文艺作品的文本话语为其一定的政治道德目的服务的，要符合阐释者的主观意图和结论，并不顾及甚至消解文学指征。例如，孔子把《诗》三百篇归结为“思无邪”，《毛诗序》把《周南・关雎》归结为“后妃之德”，都是背离文本实际的主观判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非常明白：“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4]66作为一种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然会有一些非文学的“前理解”在起作用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一，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本来就是与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的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和先秦时代都是指的“技艺”，后来才逐步转移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生产劳动之上，到了18世纪的西方启蒙主义时代才把文学艺术视为“美的艺术”。因此，即使到了18世纪以后文艺逐步要求审美的自律性，然而非审美和非文学的他律依然顽强地进行着“强制阐释”。其二，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也就是在迄今为止的文明社会中，非审美和非文学的他律性，仍然是一种驱动“强制阐释”的强大动力，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5]50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否则就肯定要被颠覆和消解，哪怕它再具有文学指征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其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是离不开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等非审美和非文学的实践的。我们认为，西方文论，一般说来是以西方哲学为基础，通过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因此，西方文论的发展，必然是以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的演变为其基础，又以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为根据的，同时还与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就规定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既不可能远离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也不可能脱离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的具体演化嬗变。然而，我们过去却由于长期受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注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西方文论的研究中往往产生了庸俗社会学的和简单化的错误，致使西方文论的具体发展变化的规律未能得到如实的、细致的揭示，往往成了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化图解。新时期以来中国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也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而逐步达到了注重实事求是的境界，这对我们揭示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6]1。然而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忘记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规律的他律性，并以此来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其四，这是因为文学的本质规定性不可能由文学指征和文本话语来单向度决定，它是一个多向度的结构整体。按照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Abrams）的观点，决定文学的要素至少应该有四个：世界、作者、文本、接受者，而仅仅强调文本话语和文学指征就不可能全面理解文学本质。而西方文论的发展恰恰是在这四者之间逐步转移而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结构。我们看到，西方文论的发展也受制约于文艺的内部构成的变化。一般来说，文艺的构成要素主要是社会、作家（艺术家）、作品、阅读者（接受者）。这四方面的主要的文艺构成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注意和研究的程度有所侧重，从而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论研究和文论体系。在从古希腊罗马文论到启蒙主义文论之前，自然本体论和摹仿说使文论家主要注重研究对象本身，因此，社会历史和艺术作品的研究比较受重视，启蒙主义文论以后，特别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认识论和表现论的逐步兴起，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研究，包括传记性研究就形成了文论的主要方面，弗洛伊德学说和人类学本体论的流行，使得作者的主体性研究大行其道，一些文学史、文艺史，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文艺史的编撰，都突出了作家、艺术家本人的经历、个性、人格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20世纪上半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流传，社会历史的文论研究曾经成为西方文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尤其以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文论为最突出的代表，它们与苏联、东欧和我国的文论研究中的马列文论共同占据了世界文论的主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和消费理论、解释学美学、语言和话语理论等共同影响下，当时的联邦德国兴起了以研究阅读者、接受者为主要倾向的接受美学及其文论研究。这种接受美学思潮很快由欧洲传到美洲，又形成了读者反应理论。文学研究的重点由社会、艺术家、作品转到了读者。当然这种研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它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流动性、不确定性，使得这种研究很难有可操作性，因而具有科学性的成果至今很少，故而，人们的研究又不得不回到了社会及其历史，这就产生了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文论研究。在20世纪整个一百年的历史中，由于语言学转向，在社会研究和作家研究的逆反心理式的反抗等原因的影响下，艺术作品的研究成为科学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方面，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文论、英美新批评流行于20世纪30―50年代、英国“有意味的形式”论的文论、法国叙事学、结构主义神话研究、符号学文论等等，一直影响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论，成为文论研究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和思潮。当然，同样也由于形式主义之类文论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反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文论又由艺术作品的封闭研究转向了社会历史，而文化批评的文论或跨文化的文论研究则明显显示出把这四个主要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趋向，这应该是文化研究的文论的一个优长之处。不过，文学和艺术的自律本性却不能消失在文化的他律性之中，否则，文论研究又会重新开始分割式的研究。这是我们研究西方文论发展及其规律的一个重要借鉴[6]5-6。
因此，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决不能以“强制阐释”来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恰恰相反，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时还必须借鉴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此外，我们理解，张江的“强制阐释”还应该有另一层更加深的含义，那就是，西方文论从近代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中国文论（包括文艺批评）的强制性输出，使得西方文论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主导思想和话语模式，形成了人们所谓的“失语症”。
实际上，这种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抗拒的。其一，这是因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了西方强势文化面前的弱势文化，西方文论也就趁势压倒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而成了主导思想和话语模式。这是从古至今文化交流，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其二，这是因为中国文论思想现代化的需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伴随着整个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白话文运动改变了文学艺术本身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中国现当代文论再也不可能运用传统的文论思想的一套理论和话语体系，为了适应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国现当代文论不得不采取了西方文论的理论形态和话语模式。这也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其三，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因而中国现当代文论也就是通过俄苏的列宁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且逐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曾经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论进行了“强制阐释”，可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逐步清醒过来，力求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直到今天我们力图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来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体系。因此，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应该否定的。
二、西方文论的话语特征分析
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反序认识路径，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
张江教授说：“我把‘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总结为四条。一是场外征用。在文学领域以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场外理论的征用，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二是主观预设。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背离了文本的原意。三是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四是反序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
先看场外征用。其一，人类的知识系统最先就是以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西方哲学尤其如此，西方的“哲学”本义就是“爱智慧”，所以一切关于世界、宇宙、万事万物的知识都包含在哲学之中，关于文学艺术的知识系统理论是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后来分化出来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西方文论的确立标志。它的真实摹仿说就是反对柏拉图的影子摹仿说的结果，是他的四因论本体论、灵魂论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的建构；它的悲剧论、史诗论是古希腊文学艺术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雄霸欧洲文坛一千多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被西方现代主义文论所代替。因此，西方文论是自然而然地从西方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的。它必然地受到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决定和制约。这应该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的一个优势。这样就容易形成一种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科学、系统、完整的体系。不像中国传统文论思想那样，就事论事，就诗论诗，或者从伦理（政治、道德）的角度来论说文学作品，即使是像《文心雕龙》那样的鸿篇巨制也还是受到外来佛教思想的影响才组成一个体系，然而，在接受西方文论之前，中国传统文论仍然是以诗话、词话、评点、批注为主要形态，虽然其中也不免哲学思想或者伦理思想的指导，但是直觉感悟和情感体验的话语方式，毕竟使人难以从整体上得到总体印象和直接感受。这样的“场外征用”似乎应该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的表征。其实，中国传统文论也是起源于经学的，这已经是一种常识，不过它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没有体系化。其二，正如张江教授所说的：“我们指出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要自我封闭，打造学科壁垒。我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文学理论借鉴场外理论，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翻版。生硬地照搬照抄没有前途。特别是一些数学物理方法的引用，更需要深入辨析。”实际上，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在跨学科引进时，并不是一种横向移植，而是主要运用了其他领域和场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比如，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西方文学符号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绝不是对数学矩阵的幼稚模仿，也不是场外理论的简单征用。我们必须看到，格雷马斯的阐释也是一种可行的阐释方式。现代阐释学不同于古典阐释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作者赋予的，而可能是多方面的、读者看出来的，所以用数学矩阵读出来的文本意义，其有效性不应该简单否定。反对“场外征用”的结果只能是把文论和文本意义的阐释定于一尊，不可能不封闭自己。即使某些“场外征用”还是不完善的、幼稚的，也应该成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借鉴，吸取其成功之处，避免其失误之处。比如，弗洛伊德的“升华”学说文论，把欧洲文学史通过《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演绎，说成是“恋母情结”的历史，当然是以偏概全，有失偏颇的，但是，它指出了人类的之类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不是非常英明的，足资借鉴的吗？其三，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还必须“场外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观点理论。很难设想，一种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可以完全从文学文本的内部建立起来。似乎翻遍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历史，还没有这样建构起来的东西。中国现当代文论发展史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必须从“场外征用”的，也许这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核心思想。在当今这样一个各种学科高度发达和交叉融合的时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还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跨学科的“场外征用”。当然，这种“场外征用”，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而且是符合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包括自律性和他律性的规律）的“场外征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可行的，有效的。
再看主观预设。张江认为：“主观预设强制裁定了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主观预设的批评，要害是‘三个前在’：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批评尚未展开，结果早已存在。”其一，按照现代阐释学，任何阐释都是有“先见”（Vorsicht）的理解和解释。现代阐释学的奠基人是海德格尔。他完成了从认识论阐释学到本体论阐释学的转变。他从人的此在性、历史性和人存在于语言之中等观点出发，认为理解并不是人的认识活动和方法，而是人通过理解而存在，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他还提出了前理解（Vorverstehen）的概念，包括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先把握（Vorgriff）所组成的理解的“前结构”。这些直接启发了伽达默尔。伽达默尔分析了审美理解的构成条件─客体（艺术文本）必须是一种具有意义统一性的对象；就主体而言，理解总是与理解者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的。他指出，在阐释学所有必要条件中，首要的条件总是一个人自己的先行理解，这种先行理解来于与同一主体相关联的存在。（《真理与方法》2版序言）这种“先行理解”（或称“前理解”，Vorverstehen）构成了所谓“超越性预期”，也就是处在历史和传统中的主体对艺术文本意义的预觉。因此，理解（Verstehen）是在前理解的传统和历史的框架内进行的。理解者总是带着自己的“先入之见”（偏见）进入理解过程的。审美理解就是“视界融合”。所谓“视界融合”就是历史视界与现在视界的融合。因此，审美理解“必然包含着历史与正在理解者的现在之间的调解”。（《真理与方法》2版序言）这就表明，审美理解并不是单纯的对审美对象的理解，它必定包含了理解者的参与。审美理解是一种解释者与艺术文本之间的对话[6]346.348.349。因此，张江所谓的“三个前在”：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是任何阐释所不可或缺的。其二，对于文艺批评来说，似乎阐释结论不应该是前在的；可是，对于文艺理论来说，阐释结论似乎应该也是可以预设或者预测的。文艺批评当然要运用一定的文艺理论来对具体的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所以文艺批评的阐释结论就应该是文本的视界和批评者的视界的“视界融合”，因而分析和评价的结论看起来不应该是前在的，而是后来得出的。但是，对于一种文艺理论来说，只要它已经确立为一种成型的理论，就必须有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那么，用一种固定的文艺理论去分析和评价一种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现象，其所能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可以预设或者预测的，从逻辑上来看也就可以说是一种前在结论。张江教授针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问道：“我们不禁要问：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目的中，含有轻视和蔑视女性的动机与故意吗？如果没有，女权主义者把她们自己的立场强加给莎士比亚，是一种合理和正当的阐释吗？主观预设立场和结论，篡改文本的原生话语，理论失去正当性。”这种发问，西方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听到了，除了嗤之以鼻，还会有别的反应吗？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还有许多作为“先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思想文论、邓小平理论文论等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也就是所谓的“主观预设”，或者准确地说“主体预设”，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生产论、文学意识形态论、文学特殊掌握世界方式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论、世界文学论、资本主义与某些精神生产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论、悲剧论和喜剧论、文学艺术的社会职能论、艺术中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论、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原则，列宁的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两种文化论、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反映论美学原则、艺术家要观察新事物论，普列汉诺夫的劳动先于艺术论，艺术的形象性特质论，艺术与社会生活、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密切关系论，斯大林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论、民族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相结合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高尔基的劳动对文艺起源的重要作用论、艺术的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思潮论、典型创造论、批判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浪子”论等等，的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性质分析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论、作家的无产阶级立场论、文艺的普及和提高关系论、文艺的生活源泉论、生活美和艺术美的辩证关系论、文学批评论、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论、反对“全盘西化”论、艺术的“标新立异”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方针、辨别香花毒草的标准论，的文艺对立统一关系论、文艺的民主作风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论、文艺规律论、时代精神论、典型人物论、艺术真实论、艺术修养论，邓小平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论，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论，社会主义文艺的形象性、真实性、思想性原则，文艺的多样化原则，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文艺工作者对人民负责论，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论，文艺工作者的艺术表现力论，文艺工作者团结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原则论，文艺的“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论，坚持文学批评论，等等[7]3-28。这些被实践证明了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理论预设或前提，进入了文论家和批评家的意识以后，也就是所谓的“主观预设”。
再看非逻辑证明。张江教授所谓的“非逻辑证明”指的是：“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
张江列举了西方当代文论逻辑论证上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它们是理论创新之中的问题，似乎并不影响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张江举普洛普的故事学研究来证明所谓的“个案举证”非逻辑证明。他说：“用个别现象和个别事例证明理论，用一个或几个例子推论文学的一般规律。普洛普的神话学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从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的100个俄罗斯神话故事中搜罗出31个功能项，并将之称为神话故事的基本要素，并被推论这是所有神话及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此我们还是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从这100个故事中提炼的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俄罗斯神话吗？其他民族、其他时代的神话故事也概莫如是吗？个别事例无论如何典型，只能作单称判断，不能简单地推向全称。要建立全称意义的判断，必须依靠恰当规则的逻辑演绎或大概率统计归纳。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这个意识，许多人把一个例子无约束地推广到全部文学。”这种批评似乎有失公允。普洛普分析了100个俄罗斯民间故事，而得出故事学的功能性规律。这应该是很有西方实证主义精神了。我们认为，“这种从民间故事的不同形态中寻找大致相同的结构模式和功能系统的方法对法国结构主义文论是一种直接的引导。”[6]308实际上，普洛普并不是单纯用归纳法来形成自己的理论，而是在当时已经非常流行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前提下，即在演绎法的前提下，再以归纳法来构成理论，所以在逻辑上是没有大问题的。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问题就应该进行修正或补充。而且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这种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似乎不应该忘记。事实上，中国传统文论最缺乏的就是实证的科学精神，往往是以“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方式再进行文论的经学注解和阐释，“宗经”“原道”是根本，至于具体文本是可以裁剪的。《毛诗序》把《周南・关雎》指为“后妃之德”才是“个案举证”，后来成为相当长时期的权威理论，直到朱熹注诗以后才有所改观，然而，《毛诗序》的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仍然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制阐释”。就在批评了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以后，张江提出了所谓的“本体阐释”来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并呼吁建立“文本统计学”，这种文本统计学要统计多少文本才不是“个案举证”呢？101个？就是1001个，也还是一种归纳法理论，随时都可能遇到例外。
张江又以精神分析文论来说明西方当代文论的循环论证。他说：“论据是Q，论题是P，因为Q，所以P；因为P，所以Q。弗洛伊德关于恋母情结的假说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以及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相互论证就是这样的圈套。两个都未确定为真的判断相互论证，还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这是‘强制阐释’的批评中常见的现象。”事实上，精神分析文论的建构实实在在是科学实证的。弗洛伊德首先是在大量的歇斯底里症的临床诊断基础上提出了恋母情结和力比多，然后从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的神话传说中举证，把恋母情结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接着发现了《哈姆雷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例证，从而认为，欧洲文学史就是一部恋母情结的历史，反过来证明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形式上看起来确实是循环论证的。但是，这种论证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至少是具有相对真理的。人类文学史上以和恋母情结为题材或主题的文学作品，至少不是个别现象，当然也不是绝对普遍的现象。所以，如果从实质上来看，在循环论证的背后确实潜藏着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文论的实证科学精神。再说，这种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在辩证逻辑之中就是可以破解的。就像所谓“解释学循环”，在部分与整体之间永远具有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过程，但是，在辩证逻辑之中这种循环论证就可以化解了，也就是换一个角度即可能得到跨学科的互证。而中国传统文论的循环论证却是缺乏实证精神的，主要就是祖先、先王、先贤、先哲的思想的循环论证，形成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滚雪球”式的注解、传注、集解、注疏、疏证的文论体例，最终就是要证明经学的权威性。
张江还批评了西方文论的“以假说证实”。他说：“假说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根据已有知识和个人经验对文学现象做出解释和判断，是理论和批评行进与发展的必要手段。但是，假说本身并不必然为真，需要经过有效论证，假说才可能为真。以假说承载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和批评的科学性无以立足。”这个问题，以波普的“证伪理论”的角度来看，似乎就不是一个问题。一切科学理论，如果不能证伪，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而且科学理论也就不可能发展了。文论假说在中外文论史上比比皆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言志说、缘情说、意象说、意境说、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境界说，西方传统文论的摹仿说、镜子说、反映说、再现说、表现说，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唯意志论、直觉说、移情说、心理距离说、符号说，英美新批评的“张力说”，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理论，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矩阵说、异延说、视界融合说、文学场论等等，都是一些假说，而且实践也只可能证明它们的部分真理性和部分有效性，实际上也不存在全能全智的学说，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文学理论学说相继出现，互相补充，相反相成。西方当代文论的假说同样是在科学实证的精神指导下逐步形成的，特别是那些“场外征用”的心理学、数学、物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哲学最新成果而形成的假说，都有着一定的科学实证根据。西方文论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不断反思批判旧有文论假说的演化史，可以说是一种“剥洋葱头”式的发展史。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异延说，一切都成了不确定的东西，所以“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文论经过了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达到了“社会本体论转向”（包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精神本体论转向”和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本体论转向”），又走向了“实践转向”的道路，回到了现实生活和生活世界或者日常生活之中。这正是真正的科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如果有那么一种被证明了就永远是真理的理论，那么文论的发展和生命就终结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式微和现代转型，其契机就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生存，所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论家和批评家们就纷纷转向了西方文论的种种有效性假说，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现代主义文论、现代转型的中国传统文论，并且正在整合它们，以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
再看反序认识路径。张江教授说：“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张江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文论在自身构建过程中其认识路径出现了混乱。首先是实践与理论的颠倒。文学理论的生长不是基于文学的实践，而是基于理论自身的膨胀，基于场外理论的简单挪移。批评不是依据文本的实际内容得出结论，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用理论肢解文本，让结论服从理论。其次是抽象与具体的错位。抽象可以指导具体，但必须是从具体上升为理论的抽象。在实际批评过程中，抽象应该服从具体，在具体批评中丰富抽象，而不能用抽象消解具体。但很多西方文学理论的生成不是从文学的具体出发，而是从理论的抽象出发，改造肢解具体，造成抽象与具体的错位。再次是局部与全局的分裂。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建构中，诸多流派和学说，不能将局部与全局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自洽的体系。从局部始，则偏执于一隅，对文本做分子级别的解剖分析，但却仅停留于此并声称文学总体就是如此，以局部充当总体。从全局始，则混沌于总体，对文学总体作大尺度的宏观度量，以宏观取代微观，弃绝微观分析。当然，这里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是，西方文论的生成和展开，不是从实践到理论，而从理论到实践，不是通过实践总结概括理论，而是用理论、碎化实践，这是‘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
张江的这些分析，貌似有理。是啊，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实践出发概括和总结出来。但是，他忘记了理论的形成并不是经验的直接、简单的归纳和提炼，而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直接实践和间接实践的过程。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的形成，我们都了解得那么全面了吗？它们都是实践与理论的颠倒、抽象与具体的错位、局部与全局的分裂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也不可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产生这么广泛的影响。我们主编了一本《西方文论教程》，把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作了分析和反思，我们觉得张江教授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够审慎的。
其一，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来看，并非直接的实践就可以生成理论。古今中外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大部分都不是文学艺术实践的直接参加者。他们的文论学说是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对文学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自己的文艺创作的经验总结。文艺创作谈对文论的形成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更多的应该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美学观上对文学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康德、黑格尔、泰纳、勃兰兑斯、叔本华、尼采、克罗齐、弗洛伊德、荣格、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马尔库塞、本雅明、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等，都不是文学家，但是，他们是哲学家和美学家，他们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文学实践的某一个方面，建构了某一种文论体系，反过来对西方文学实践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或者阻碍了某一时代的文学实践，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要求每一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都直接来源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做法，是一种十足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是不可能建构起真正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理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那种直觉、感悟、体验式的感性化形式，是优劣参半的，必须以西方文论的理论化、体系化、科学化来加以补充。这也就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的表现之一，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必须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的理由。
其二，从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来看，就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而言，具体文本必须服从抽象理论，抽象理论是分析具体文本的指导原则。任何具体文本分析，都必须把文本的具体形象及其构成因素拆卸为符合一定抽象理论原理和原则的元素，从而评价它们是否符合一定的抽象理论原理和原则，来决定对它们的高下文野、是非曲直的判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是一种感性的具体活动及其结果，而是一种知性的抽象活动，或者确切地说，是一种从感性具体到知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活动及其结果。因此，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的那些诗话、词话、曲话、评点、传注等形式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多义性、玄学化、神秘化、诗意化倾向，还必须借鉴西方文论的抽象的理论化、明确化、科学化来加以克服。中国近代文论对古代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摒弃了一些语义不明确的范畴概念，以西方的文论概念来重新阐释一些可以改造运用的范畴概念，如气、意、风骨、意象、意境、比兴等等。然而，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至今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必须参照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才可能逐步完成。如果，仅仅关闭在传统文论的圈子内，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不可能完成，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基础也就无法形成。
其三，从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来看，这是一个如何破解“解释学循环”的问题，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才可能做到局部与全局的辩证统一。所谓阐释学的循环是指，我们必须根据局部来理解整体，而又必须根据整体来理解局部。对于这个循环，有不同的理解。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的循环沿着文本来回移动，而当文本被完满地理解时，这种循环就消失了。这时就获得了“顿悟”，解释者就把自己完全置入作者的精神之中，从而消除了一切关于文本的难解之处。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对文本的理解永远是被理解的“前结构”所规定的。因此，完满的理解不是整体与局部的循环的消除，而恰恰是这种循环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看法。他认为，阐释学的循环在本质上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传统的运动与解释者的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支配理解的是一种“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我们解释者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靠着“前理解”去理解整体，而对整体的理解又被对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和理解所规定，从而反过来又校正我们的前理解。这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而正是这才真正揭示了世界的本体和意义[6]349-350。因此，对于文学的整体与局部的阐释，就需要不断调整人们的“前理解”，以前理解为中介来辩证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而且不断敞开这种关系。也许西方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处理这种关系还有所偏颇，比如，西方文论偏向于宏观把握文学，对微观注意不够，像英美新批评那样的“细读”文论还比较少。然而，正是这种偏重宏观的西方文论，可以与偏重于微观的中国传统文论进行互补，建构起比较全面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这同样也表现出西方文论的有效性。
三、“强制阐释”论的形而上学
“强制阐释”论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现，它一是视野狭窄，二是以偏概全，三是主观臆断。
其一，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必须视野开阔。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应该否定的，西方文论包括了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强制阐释”论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全盘西化”的文论建构倾向，其主观愿望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从整体上完全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除去了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西方文论参照系，势必就会局限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文论的组成成分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点，还要看到西方文论的优长之处和不足之处是并存的，而且在总体上对中国文论建设是很有启发的。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给我们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开放性的文论视野，给我们跨学科的透视的文论视角，启发我们建构起科学、系统、完整的文论体系，克服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伦理化、直觉化、神秘化所带来的某些不足之处。我们认为，为了在21世纪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我们就必须认真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论思潮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相互关系。尽管当今中国还不是后工业社会，也不具有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的具体境况，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全球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美学（文论）也必然相互影响，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文论）当然必然成为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参照系和背景之一。同时，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正处于一个重大转型的时期，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美学、文论的因素多元共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规律都必定是重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文论）的借鉴。而且中国当代美学（文论）的建构，经过了20世纪的曲折历程，在20、21世纪之交初步形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即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美学（文论）的现代转型为基础，以西方美学（文论）的历史发展为借鉴，融汇中西，沟通古今，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文论）。为此，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和中国传统文论的相互关系也就刻不容缓了[8]1。
其二，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必须全面审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即使西方文论有着张江教授所说的那些“强制阐释”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全面地对待西方文论，不能以偏概全。比如，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形式。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是一种“重写现代性”的文化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现代性”。它的旗号是彻底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它的特质在于：彻底消解理性，消解人类主体或人类中心，追求意义的延异流动；它采取的是反元叙事方式，即彻底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鼓吹反普遍主义的多元化，追求意义的非确定性；西方后现代哲学主要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利奥塔的、德勒兹的、布迪厄的后现代主义等，杰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20世纪90年代前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也加到后现代主义的重写现代性的“语言游戏”或“文化批判”之中，因此可以称为“文化现代性”[8]4-5。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彻底消解理性，消解人类主体或人类中心，追求意义的延异流动，反元叙事方式，即彻底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鼓吹反普遍主义的多元化，追求意义的非确定性等等文论主张，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历史语境中还原它们的具体论点，分析它们的利弊得失，全面审视它们，做到“洋为中用”，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把它们作为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参照系，吸取它们的成功经验，摒弃它们的失败教训。从总体上，完全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不利于中国特色的文论的建设。
其三，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必须从当今现实出发。中国当代文论家经过多年的实践，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强制阐释”论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实质上是一种主观臆断，因为它那表面上看起来头头是道的分析，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制阐释”。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一书中，分别对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的文论、解构主义文论、生存美学的文论、崇高美学的文论、女性主义文论、欲望美学的文论、文学场论文论以及重写现代性、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关系。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美学与实践美学是同步发展的。早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创立之初，实践美学就已经在拒斥启蒙主义美学（文论）的形而上学，走向后形而上学思想，在这一点上，它与后现代主义重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当然，由于其根基是完全不同的，即实践美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从而比起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美学更合乎现实地解决着有关美学的理性，主体性、个体性等现代性问题，更有力地消解了旧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永恒性、必然性，为美学（文论）问题中的确定性、普遍有效性、合目的性、必然性等问题提供着实践辩证法的解决。我们可以说，实践美学是最具有建设性的当代美学（文论）形态之一，它将在批判（考察、清理、审查）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基础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文论）做出应有的贡献[8]20。因此，从当今中国的现实出发，我们仍然坚持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体系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体系。为此，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应该否定的。
[参考文献]
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6-16（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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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张玉能.西方文论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第9篇：分形理论论文范文
摘 要：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关键词：《论语》类文献；对话体；专论体；诸子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6209
诸子文献是先秦散文史发展的重要环节，它们在文体形态方面所呈现的特征以及变迁对于先秦散文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及专论体三种类型，并且认为这些类型是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方向演进的，这一观点长期主导人们对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及其演进的认知。然而，随着出土文献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这一认识框架，比如陈桐生在《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等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先秦说理散文发轫于《尚书》、《国语》等历史记言文，而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已经成型。这些看法无疑丰富了对先秦诸子文体生成的认识，但是，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这三种文体是不是包罗诸子文献形态的全部，诸子文献是不是按照“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单线方向演进的，这些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思考。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从《论语》类文献这一维度出发，通过在形态学意义上分析《论语》及其相关文献的类型及其生成，重新思考先秦诸子文献的形态，并借此清理、描叙先秦诸子文体变迁的实际进程。
一、问题回顾
我们通常将先秦散文划分为史传与诸子两个层次，关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及其演变，其间之认识显然经历一个过程，对此聂永华在《20世纪先秦诸子散文研究之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只略举两种比较典型的认识。傅斯年认为记言是战国文体的初步，《论语》、《孟子》、《庄子》、《管子》、《晏子》中若干部分，及《墨子》的演说体都属于这一系列；进一步发展是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如《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著论虽改变记言的形式，形成独立的论，但仍然只有篇的观念，到了战国晚年，书的观念才出现，如《吕氏春秋》。[1]（P136
138）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成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2]（P60）这两种观点由于视角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傅斯年主要着眼于战国文籍体式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记言
著论
成书”这样的三阶段说。这种三阶段说不纯关乎诸子文体的演进，但其中“记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