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一、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愈益成为南北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南北问题主要是南北经济关系问题。但从南北关系发展的历史看，南北关系既包括了南北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包括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独立后南方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斗争都表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在冷战时期，东西关系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平问题成为世界政治的头等大事，而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同时，南北政治关系也受制于东西方的争夺，处于从属地位。

冷战结束后，南北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在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北方国家将人权、安全和军控的重点由针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南方国家，使南北在政治领域的矛盾凸现出来。表现在：

(一)北方国家将“人权”矛头转向了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发动了咄咄逼人的“人权”攻势，人权问题逐渐成为南北政治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1.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干涉南方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人权是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欧盟也以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美国每年发表一个“人权报告”，“审查”南方国家的人权问题，指责它们的人权状况。欧盟也不示弱，从1989年7月到1995年1月欧洲议会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1页。)1989年到1996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挥舞“人权”、“民主”的大棒向中国施压。严重地恶化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北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南方国家发动心理战，利用人权问题，挑起这些国家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企图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促使其。

2.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和良好的维护人权的政策。欧盟提出，援助应以受援国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1989年12月，欧盟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0页。)凡达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它们的援助；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则会受到停止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不同程度的惩罚。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制裁采取了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仅1996年一年，美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多达22例。这一年美国先后炮制两个法案对古巴、伊朗、利比亚实行长期制裁。1997年美国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阿根廷、缅甸、苏丹等国。特别是美国对古巴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尽管从1992年至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10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但美国一直置若罔闻。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封锁政策，已给古巴造成了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政治条件，其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3.利用大众传媒和一些基金会宣传西方的人权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美国的VOA、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量的宣传，力促南方国家的民众接受西方的人权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它们利用一些基金会，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在40多个非洲国家中开展了有关民主的宣传活动。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2000财政年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600万美元。北方国家还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

4.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对这个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实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致使数千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无数的民用设施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可见，美国等北方国家的所谓“人权”、“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国家把南方国家作为安全和军控关注的重点。

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针对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欧盟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周边事态”。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内部事务提供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当前，美决心搞“反恐”扩大化，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反恐混为一谈，将上述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将对其加大施压和打击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行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美国可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南北政治关系日益凸显。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南北关系已成为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的综合。今后，南北经济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将继续利用人权等问题打压南方国家；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随着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经济矛盾更形尖锐。

冷战结束后，在南北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注：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0—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001年。)，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受到威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北方国家垂诞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对中国漫天要价，百般刁难。冷战后南北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和南北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差距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乃至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程度。冷战结束十年来，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有较大发展，从整体经济规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现象仍在继续，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由1989年的42个增至2001年的49个，占发展中国家近1/3。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和1/5的穷者，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由198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1。世界上3名巨富的财产，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世界上20%的人靠每天不到1美元过日子，世界贫困人口已由1993年的13亿增至1999年的15亿左右。如果从南北科技发展水平来考察南北关系，其差距更大。

第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加艰难曲折。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斗争的焦点也由要不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转到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上。南方国家主张建立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经济领域应平等，公平合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北方国家则主张建立由美国独霸或以美、日、欧三极共同主宰世界的新秩序。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方面，自从20世纪80年代，南北对话由于美国的阻挠陷入僵局后，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几乎毫无进展。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更使它不可一世。它很难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做点什么。因为，这种旧秩序不仅是它今天保持一超地位的基础，而且是它今后维持领先地位的前提。南方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打击之后，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采取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以及与北方国家进行跨区域对话与合作的途径发展自己。但这些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相去甚远，而且区域性南北关系的发展，全球性南北关系的减弱，使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难。

第三，南方债务负担有增无减。1988年南方国家外债总额为13750亿美元，1998年增至24650亿美元。拉美和非洲地区是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债务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南方国家的债务已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冲击，威胁着债权国——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相继采取措施，缓解债务危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1988年的科隆会议上，七国同意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免除债务700亿美元。这样预计有36个国家有望从中获益。然而，700亿美元的债务仅占目前南方国家债务总额的2.8%。尽管如此，至今仍不见落实。

第四，北方发展援助远未达标。根据《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规定，到1980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应占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但是，目前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北方国家远未达到它们所承诺的指标，而且出现了下降趋势。1997年，经合组织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为498亿美元，比1996年的579亿美元减少了14%。1992年，它们提供的官方援助相当于北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0.33%，而到1997年已降为0.22%，大大低于0.7%的目标。其中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援助额最低，只有0.09%。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金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国际投资总额的80%为北方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投入南方的资金不到20%。而且资本流动出现了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回流的情况。国际资金流向受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外汇市场剧烈动荡的影响，对南方国家吸收资金、发展经济极为不利。南方国家因援助减少并陷入还债困境，使缺少发展资金的状况更为严重。

第五，南北贸易权利极不平等。两极格局终结后，冷战变成了商战。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战场上，数额巨大，争斗激烈，但条件比较平等。在南北战场上，数额较小，条件不等，斗争残酷。占全球人口20%的北方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人口75%的南方国家分别仅拥有14%和18%的份额，其中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其出口额仅占全世界出口总额的0.4%。即使如此，它们还遭受到发达国家的种种歧视、排挤和限制。北方国家的反倾销和非关税壁垒措施不断增加；挤压南方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农产品补贴额越来越多，南方国家的农矿产品与北方国家的高科技产品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比10年前更加恶化。据统计，由于目前存在的不公平的贸易、劳务、金融体制，南方国家每年蒙受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所获得援助的10倍。

目前，北方国家以非关税壁垒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同时，以北方国家为主体的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和微观载体，它们的雄厚实力和先进的营销方式将主宰世界贸易，南方国家的公司则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等北方国家借助反倾销保护国内市场，坚持将经贸与人权、民主、劳工条件、环保等问题挂钩；美国还以最惠国待遇为武器，迫使南方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特别恶劣的是美国还以国内法为依据，挥舞所谓“超级301条款”的大棒对南方国家进行威胁和报复，甚至通过什么赫尔姆斯——勃顿法来制裁它国。

第六，环保问题日益尖锐。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列为《21世纪议程》，并与发展构成一个整体，从而拉开了环保时代的序幕。环保问题由此也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的新问题。北方国家强调环境优先，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近年来，它们空前重视环保产业(亦称绿色工业)，视其为朝阳工业。与此同时，它们将环境成本转移到南方国家，并不给予南方国家资源消耗应有的补偿和维护，南方国家认为，北方国家是全球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主要制造者，南方国家则是主要受害者。南方国家强调发展优先，通过发展，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同时重视环境保护，以促进环境与发展的和谐，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为此，南方国家要求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开始关注北方国家的“污染转移”，要求它们提供对环境无害的技术转让和环境保护技术转让。

上述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并会制约南北关系的发展。同时，这些矛盾的存在也能成为加强南北对话，实现南北合作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北方国家从自身经济利益以及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一改过去对南方国家的冷淡态度，开始加强与南方国家的区域性合作关系。

三、南北关系的内容日益向多层次、多方位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跨区域南北关系正在取代全球性南北关系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南北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矛盾与斗争的一面的话，那么当前的南北关系则是在矛盾和斗争存在的同时，依存与合作的一面有所发展。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对南北关系的深刻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推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了各种纵横交错的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关系。南北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促进了南北合作关系的发展。

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经济因素已成为各国在国际交往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南方国家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北方国家着眼于未来，增强自身实力和与它国的竞争力，不断调整对外关系，以求在未来多极格局中成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这为南北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国家间的经济政治联合。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区域集团：一是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二是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三是既有南方国家，又有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这三类集团不仅需要内部合作，而且需要集团间的合作。惟有如此，才有利于各个集团，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才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尖锐，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粮食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极地、深海和太空开发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均已越出国界，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或几国所能为，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南北关系冲破了相对单一的经济内容，而日益向多层次、多方位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但发展问题仍是南北关系的核心，是南北矛盾最集中的体现。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两大趋势的推动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方国家一改过去对南方国家的冷淡态度，争相发展与各区域的南方国家的关系。南北区域性对话与合作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

在亚洲，美国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并于1993年倡议召开了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随后形成了一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固定模式；日本则以亚洲作为战略依托，加紧了对亚洲市场的开发；西欧大国，竞相与亚洲国家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欧盟15国与亚洲10国在1996、1998和2000年先后三次举行了亚欧会议，共同探讨建立面向21世纪的亚欧新型伙伴关系问题。

在中东，美国通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取得了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993年签订了奥斯陆协议，199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后来，中东和平进程虽然一波三折，但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的情况下，1994年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了首届中东、北非经济会议，随后，又在安曼、开罗和多哈召开了三次会议。出席1996年开罗会议的有78个国家，52个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以及850家大公司的数千名代表。然而，当前中东和平进程的严重受挫则使该地区的经济合作陷入困境。欧盟和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欧洲——地中海会议，力图通过发展贸易，提供援助，建立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加强了参与中东事务的力度。

在非洲，由于苏联的解体和法国的行动一再碰壁，美国更加显露了它在非洲的扩张热情。1997年6月，克林顿总统宣布了一项促进非洲国家对美国出口和促进美国对非洲的私人投资计划，宣布1783项产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1998年3月22日至4月2日，克林顿总统出访了非洲5国，这是美国总统近20年来首访非洲，随行者有900多人。他在南非宣布，将免除“最积极进行经济改革的非洲国家的全部债务”，约16亿美元，其目的是要“建立跨世纪的美非新型贸易伙伴关系”。1999年2月18日，46个非洲国家的部长与美国签署了长达13页的文件，勾画了“21世纪美非伙伴关系的蓝图”，并决定成立“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经济合作论坛”，以保证双方高层领导能每年聚会，商讨经济合作事宜。2000年8月，克林顿再次访问了非洲，创造了在任总统两次访非的纪录。

法国一直保持着与原非洲殖民地的特殊关系，它同22个非洲国家有军事合作协定。法国外长韦德里纳针对美国的行动宣称：“法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撒手不管非洲事务。”1998年6月25日至30日，希拉克总统访问了非洲英语和葡语的四个国家，这是他1995年出任总统以来第9次出访非洲。同年11月底，在巴黎举行了第20届法国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有49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或代表出席了会议。到会的既有讲法语的非洲国家，也有讲英语和葡语的非洲国家。法国在会上推出了它的“新非洲政策”，即从“非洲宪兵”到“倡导和平”。希拉克强调指出，法国始终是非洲国家的热心伙伴。1999年12月上旬，在巴黎召开了第20届法非首脑会议后续会议，参加国由49个增加到52个。

在拉美，美国1990年提出了以加强贸易、改善投资条件和减轻债务负担为支柱的《开创美洲事业的倡议》，以图和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1992年美、加、墨三国领导人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正式诞生，而且宣布建立“一个半球自由贸易区”。1998年4月，美洲34国(除古巴外)在圣地亚哥举行了第二届首脑会议，宣布正式启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承诺在2005年前逐步取消关税，最终建立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欧盟也不示弱，1999年6月29日，欧盟15国与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或代表，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隆重举行了首届欧盟——拉美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声明》和《行动纲领》，会议强调，欧盟与拉美国家要进一步加强两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也在力图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第2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战争；移民；盐业经济；三峡城镇；文化大融合

三峡地区井盐业，在历经秦汉数百年稳步发展之后，及至东汉后期，其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巫县(辖今重庆市巫山、巫溪和湖北巴东、建始等县地)、朐忍(辖今重庆市云阳、开县及万州和湖北利川部分县地)、临江(辖今重庆市忠县、梁平、垫江及万州部分县地)、涪陵(辖今重庆市彭水、武隆、酉阳、黔江及贵州沿河县地)等县井盐业的产、运、销均纳入到国家正常运转体系之中。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居民居住亦相对稳定，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不复出现。

但自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社会却进入到一个漫长的政治大分裂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割据政权林立，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以致久已消歇的移民大潮，又因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再次在华夏大地涌动不止，地控人蜀长江黄金水道的渝东三峡地区，则又成为军事进攻以及峡内峡外移民进出的主要通道，由此而使峡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受到猛烈地冲击。作为该地区社会经济主要支撑的井盐业，在战争频仍、移民进出不断的过程中，亦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时期的面貌，并带来了整个三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自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到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据蜀之际，全国各地的官僚、百姓纷纷避乱人蜀。史载：“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人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①南阳一带流民势必多取峡江水道人蜀，其中当亦不乏滞留峡江地区者。

兴平元年，刘焉卒，朝廷下诏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接替其父刘焉领益州牧；而当时控制朝廷的董卓旧将李催、郭氾，又以朝廷名义，直接任命赵韪(原为益州帐下司马)为征东中郎将，要他带兵去攻打荆州。时“巴郡沈弥、娄发、甘宁(《三国志·吴志·甘宁传》云：‘甘宁，巴郡临江人也。’)反，击璋不胜，走人荆州”②。甘宁等人率众沿江而下，实际上投奔了东吴政权。而赵韪接到诏书后，却另有图谋。虽然立即带兵沿江东下，但却屯兵朐忍(其故城在今云阳新县城东二十余里大江北岸旧县坪)，不再前行③；是年，赵韪又向刘璋建议“分巴”：以垫江以上(今合川以北嘉陵江、渠江流域)为巴郡，以江州(重庆)至临江(忠县)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奉节)为固陵郡。“巴遂分焉”④。赵韪屯兵朐忍，并分巴郡新置固陵郡，统朐忍、鱼复两县地，大有借助是地井盐之利以养精蓄锐、扩充军事实力之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赵韪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遂起兵回攻成都，结果兵败身亡。赵韪屯兵朐忍长达六年多时间，其所率军士部属长驻朐忍、鱼复等地，可谓一种短暂性的军事移民，而且与朐忍、鱼复两县地井盐之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③范哗：《后汉书·刘焉传》卷一0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②陈寿：《三国志·蜀志·刘焉传》卷三十一(注引《英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刘璋又改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原巴郡为巴西郡，“是为三巴”。参见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主荆州之际，将盐泉涌流之地(今巫溪县地)从巫县分出，设置为北井县①，由此可看出尚未建立蜀汉政权的刘备军事集团，为获取盐泉之利以资军用而对是地盐业生产及其管理的高度重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数万人经峡江水道至江州(今重庆)，“北由垫江水诣涪(今四川绵阳)”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沂流，定白帝(今重庆奉节)、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惟关羽留镇荆州”③。可见，诸葛亮等也是经峡江水道入川的。刘备、诸葛亮等分别两次率军人川，亦势必有不少荆州人马留守峡江地区。此可视为一种军事性的移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刘备人益州，分朐忍西南部分县地置羊渠县，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与此同时，刘备还将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等六县再次置为固陵郡④。刘备这一分县置郡的举措，除了说明蜀汉政权由于军政上的需要而强化同为产盐重镇之六县的盐业管理外，还表明当时朐忍等地，随着过境移民和军事性移民的连续不断，居民已大为增加，其中，从事盐业生产与运输的民众必当相应增多，为加强对三峡地区东部的控制，故而继分巫县置北井县之后将该地区县级单位行政区划范围再次缩小。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朐忍徐虑、鱼腹蹇机以失‘巴’名，上表白讼”，刘备为笼络地方势力，乃将固陵郡名恢复为巴东郡⑤。是年，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七月，遂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蜀)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⑥。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六月，东吴大将陆逊，火攻蜀军营寨，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备于归州獍亭，死者万数⑦。其后，刘备“自犹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秋八月，(蜀)收兵还巫”⑧。当此之际，“巴西郡太守阎芝，遣马忠将五千人至永安”⑨，以增强永安驻防兵力。从蜀、吴交战之史实，尤可见当时鱼复、巫县、秭归一带，由于军事原因，过境移民之繁多。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其后蜀人又大规模外迁，“并三万家于东及

关中”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经渝东峡江水道东下的。是年冬，时已把持曹魏大权的司马氏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的控制，又分益州置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涪陵、巴、巴西、巴东”七郡⑾，时属巴郡、涪陵郡、巴东郡的三峡地区即已划置梁州以内。人晋以后，北方战乱不息，大量北方流民南迁入川，而四川西部也战乱酷烈，又迫使四川人口大量东移，三峡地区人口呈现出从三峡地区西部向东部移民的趋势。而李特、李雄父子大成政权的建立，则更导致巴蜀地区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史载：“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益州流民十余万户徙荆州。李特之乱，三蜀民流并南人东下，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其人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镇南江军刘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才授用，流民稍安。”⑿以上东下荆州的人口中即有很大一部分滞留在三峡地区东部从事经济开发，本为流民，而实际上已成移民；其中，亦不乏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之人。由于战争的需要，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及至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北魏郦道元(?—公元527年)，其生卒年代大致相当于南朝宋齐梁之际，所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按：杨守敬《三国郡县志补正》云：“北井，《郡国志》无此县，据《华阳国志》，县故属宜都，先主复置固陵时移来，疑先主领荆州时所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汉末，刘备分南郡西部置宜都郡，治夷陵。同时分巫之北境为北井县．与巫还属巴东。”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北井，《续汉志》无，疑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时置。”杨、任、刘三位先生看法基本一致，均推测北井自巫县分出置县在建安十五年刘备主荆州之时，而非刘备人益州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本文采取此说。

②⑦⑨⑿郭允蹈：《蜀鉴》卷三，巴蜀书社《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影印》，1985。

③⑤⑧陈寿：《三国志·蜀志·蜀先主传》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⑤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⑩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刘琳校注本)卷八，巴蜀书社，1984。

⑾《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水经注·江水》载曰：

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即今之重庆市忠县[洽+甘]井河)，有盐井菅户，溪水沿注江①。

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入江，谓之南集渠口，亦曰阳溪口②。

(江)左则汤溪水(今云阳境內汤溪河)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③。

江水又东，巫溪水(即流经重庆市巫溪、巫山二县于今巫山县城东侧流入长江的大宁河)注之。溪水……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④。

又，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所撰《荆州图记》则对当时巴东郡治所在地鱼复县⑤有记云：

八阵图下东三里，有一碛，东西一百步，南北广四十步。磧上有盐泉，井五口，以木为桶，昔常取盐。即时沙壅，冬出夏没⑥。

从郦道元所云北井县所产井盐为“建平一郡之所资”、朐忍县汤溪水滨“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三口，修煮不绝”和临江县“自县北人盐井溪，有盐井营户”，以及盛弘之所记鱼复县八阵图下碛坝“昔常取盐”等等情况来看，三峡地区腹心地带的井盐业并未因蜀中战乱而衰减，相反却因外来移民的增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从巫县、北井、鱼复、朐忍以及南浦侨县等县地城镇的建设与变迁亦可窥知到这一点。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巫县故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溪深谷，南临大江”⑦。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对巫县故城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1997—1998年，又对巫县故城北城墙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通过综合前一次的调查发掘情况后，已得出结论，巫县故城，其城址基本座落或重合在现代巫山县旧城区巫峡镇范围内，并进一步推断巫山故城的始建年代当在西晋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还在今巫山县大昌坝双堰塘遗址的西南部大宁河东岸的河滩地上，发现了一处分布范围较大的汉晋时期墓地，并发掘清理出汉晋时期砖、石室墓十余座，获得了包括铜、陶、铁、银、琉璃等质地的一大批随葬精品，表明此处在汉晋时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家族墓葬区，亦暗示了汉晋时期的双堰塘很可能存在一繁华生活区⑧。由此可探知，始于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设置的泰昌县古城的早期城址，很有可能即置于该处。而北井县，则于汉末由刘备自巫县分置，及至南北朝时期，其县北盐井所产食盐，已为“建平一郡之所资”，由此亦可知，时北井县治(即今巫溪县城)，由于县北盐泉涌流之地(即今巫溪县宁厂古镇)盐业生产的兴旺发达，实际上已成为人口较为集中的城镇。巫县古城建筑及大昌、北井等处城镇在峡江中出现并不偶然，它说明自入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其方便的水路交通位置，古代的巫县城已成为盐业管理与贩运的中心城镇，这势必出现相对繁荣的商业集市；而背离大江的北井县和泰昌县，其古城镇虽处在支流上，但其主要也是由于当时盐业经济的活跃而自然集结成镇的。这两个古城镇由于皆位于大宁河畔，宁河峡江一水相通，由此可想见当时该地区及峡江东部一带盐业生产与贩运的繁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②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④⑦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⑤据《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案：鱼复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

⑥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⑧郑若葵：《重庆市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景象。宋人祝穆引《荆州记·建平》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一语以证“郡少农桑”之古俗①，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晋以后归属建平郡之巫县、北井、泰昌、建始、秭归、兴山等地，从事盐业经济活动及由此而生发的其他商贸活动的人员之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云朐忍县汤溪水滨有“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之地，即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所在处。由于汤溪水经由此地南流三十里即于汤口注入大江，盐运出井甚为方便，故而到了北周后期，为加强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的管理，有效的实施官营专卖，朐忍县治即由“跨其山阪、南临大江”的朐忍故城(今云阳新县城东去二十余华里之旧县坪)东迁40多华里至汤口右侧(今云阳旧县城)，并逐渐建设成为一座新的县城，且改朐忍县名为“云安县”②。自隋唐以降迄至今日县城西迁彭溪河口东侧以前，将近1500年时间，均一直是该县县治所在地。由朐忍县治东迁汤口建城，亦可得知，当时汤溪水滨及大江口岸盐业生产和运输业已繁盛多年，随着外来移民的滞留，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的人员也已逐渐增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记“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之地，即今重庆市万州江南五十多里处的长滩镇。发源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杉树坪的磨刀溪，流经长滩镇，于今重庆市云阳县江南新津口(即郦道元所说之“阳溪口”)注入长江。迄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由长滩至新津口绝大部分河段尚可通行木船，船运基本可连通大江。笔者根据实地调查得知，自1957年后，因改土造田或因建房挖基，曾连续在该镇磨刀溪两岸生基坪、水井包、刘家螃、瓦窑坝、石龙门、官林、瓦庄屋等处挖出二十余座东汉砖拱墓，墓向全都坐南朝北，并出土了大量有几何形图案的青色榫卯砖和釜、罐、钵、豆等青铜器、陶器、铁器工具及五铢钱等文物，这很可能说明，东汉末年，随着长滩井盐的开发，此地已逐渐成为经济开发较早、人口亦较为集中的地区。故刘备人益州后，分朐忍置羊渠县，县治即设于今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晋平吴后，省羊渠置南浦县，徙治所于湖北利川南坪镇。其后，蜀中大乱，流民逃亡羊渠故地，又于此置南浦侨县。羊渠县及所谓南浦侨县，其县治均设在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至今河东故城区西侧磨刀溪两岸山麓水畔仍有多处古盐井遗址，而在磨刀溪西岸山麓水畔尤为集中。笔者认为，长滩古镇能成为当时渝东万州江南人口集中的地区并两次置为县治③，不仅仅是由于水上交通较为方便，更关键的原因却在于此处溪硖侧有盐井而“修煮不绝”!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长滩古镇正因为有“修煮不绝”的井盐之利，方才成为不少移民逃亡迁徙的聚居之地；由于人口的增加，此处城镇建设亦势必相应地得到发展，由上述该地墓葬出土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祝穆：《方舆胜览·归州》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案：据《晋书·地理志》卷十五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合原吴、晋各有之建平郡为同一建平郡，统“巫、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八县，计13200户。时巴东县尚未自巫县分置。

②《隋书·地理志》卷二十九“巴东郡云安县”下注云：“旧曰朐忍，后周改焉。”案：元代及其以后，方更名“云阳”。

③杨守敬认为：“蜀先主置羊渠县，晋省羊渠，置南浦，属巴东郡，宋、齐、梁因，即今万县治，在江北。南浦侨县在江南，未详何时置。”其门人熊会贞疏“南集渠”及“阳溪口”曰：“今渡口溪西北流。至万县东南人江。” (见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笔者认为，杨、熊二人所说，与笔者实地考察所知和万县置县沿革出入甚大。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方省江南南浦侨县，又分朐忍县大江北岸西北部分县地，共置为鱼泉县，并徙治于江北苎溪河(即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所说之“北集渠”)口左侧，即今万州老城区环城路南门口一带，此为今万州建城并置为县治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年间(公元566--571年)，鱼泉县又改名为安乡县，旋改称万川县，后又置为万川郡。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借江南原置南浦侨县专名又改县名为“南浦县”。自唐以后，或为州治，或设为县治、市治。方多带有“万”字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羊渠“故城在今万县”，又用括号注为“《蜀鉴》谓盖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纪要》谓即今万县市治”。引宋人郭允蹈《蜀鉴》说羊渠故城“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与笔者所考察认定的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所在方位大致相合。今由重庆市万州城区到长滩镇计有58华里车程，但需说明的是，长滩不在万州西南而在其东南。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羊渠县治即今万县市治(今万州老城区)则误矣。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羊渠“故城在今龙驹坝”。但龙驹坝尚在长滩以南60里。

刘备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汉丰县故城即今重庆开县治，井盐产地就在其北面五十余华里的温汤峡谷中。温汤峡谷地处南流人江的彭溪河上游清水河段(今属开县温泉镇)，此即郦道元所说之“巴渠水”。巴渠水“西南流至其县，又西人峡，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峡，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彭溪水又南，迳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位于今云阳县新县城西头)①。经实地考察得知，温汤峡谷全长不足4华里，古盐井即分布在峡谷东西两岸，至今亦有遗址可寻。当地有民间传说云：“古时一猎者见白羊于河边舔食盐泉，尝而味咸，遂刨砂为坑，取其盐卤。”②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朐忍县东汤溪河畔早在西汉初年即已开始凿井取卤煮盐，朐忍县亦因此而置有盐官，而刘备却将同样拥有井盐产地的朐忍县西北彭溪河上游地区又划置为汉丰县，很明显，这一举措亦完全是出于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进行强化管理的实际需要。正由于该地盐业的兴旺与发展，不但所建汉丰县治成为了该地人口集中的城镇，而且在檀井溪与清水交汇的地方(即紧靠温汤峡谷之处)亦由于人口的增多而逐渐集结成镇。

至于巴东郡郡治所在之鱼复县，由《荆州图记》所记“昔常取盐”一语可知，该地井盐业的开发并非始于南北朝时期。由于其地夔门天险“当全蜀之口、控荆楚上游”，故自远古以来此地即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秦汉之际，已置为鱼复县。及至东汉末年置为巴东郡治以后，随着军事性移民的增多，军用需求量的增大，该处井盐业已逐步得到了开发。而巴东郡郡治所在之白帝城，更是成为了三峡地区腹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其城镇规模亦相应得以扩大。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里许，江山迂阔，人峡所无，城周十余里……”③由此已能说明，刘备兵败退还鱼复并改鱼复县曰“永安”之际，白帝故城业已扩展到其西面平旷地带(即今奉节县旧城区，现已撤迁)了。

峡江水路，自远古以来即是四川盆地连通峡外广大地区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随着战争的需要，造船业已大为发展，及至三国以后，方舟可直下荆吴，完全可为食盐运销峡外提供方便的水运条件。北井、大昌、朐忍、汉丰、羊渠、临江等县井盐产地虽然地处群山之中，但由于与大江相去不远，且有支流相与连通，这实际上为盐运出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巫县、鱼复、朐忍、临江等县治所在地更是地处各支流入江口岸，扼控着本地盐运出境之咽喉，随着盐业的发展，／这些地方势必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如果说，三峡井盐之利与峡江水路，在先秦时期是引发战争与移民迭起的缘由，那么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和水道运输却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相争，实际上既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较量，也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互抗。尽管秦汉时期上述三大文化已基本融合，但由于长期的政治大分裂，再加上地方自我中心观念的存在，故自东汉末年以后，又渐次显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来。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峡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险峻陡峭的地形地貌，再加上一直为各个王朝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盐业经济，它不但成为了历代王朝用兵过境之通道，而且也为迫于战乱而逃亡迁徙的中原及蜀中移民提供了一块较为理想的避乱谋生的滞留之地。也正是由于战争而引发的这种涌动不止的移民潮，再加上各统治集团军政上的需用，故而使该地区的盐业经济能长期活跃不息，并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倒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质直、素朴、神秘而诡谲的巴文化不仅与秀美、绚丽的蜀文化以及具有雄厚、谨严、清奇、灵巧风格的楚文化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气势磅礴、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亦进一步渗入其中，这既充分地层示出三峡文化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质，同时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陈桥驿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②参见拙文：《渝东古盐井探访录》，载《今日重庆》，2002(4)。

A Study of Salt Industry and Immigrants’ Culture in the Three

Gorges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Ren Guiyuan

第3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董其昌：南北宗论：思想倾向；影响

明代末期，随着吴门画派渐趋衰落，松江画派继之而起，称雄画坛。该派代表人物董其昌成为画坛领袖人物，董其昌除擅长书画外，在画论领域也很有建树。在画史上，董其昌的名字是与“南北宗论”连接在一起的，正因为此，董其昌在画史上的地位也更重要。“南北宗论”涉及到中国绘画流派发展的准则，也涉及到文人画的估价。在绘画史上，它是极其重大的问题。既然重大，则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谁？对此，美术界有多种看法。读王伯敏先生《中国绘画通史》一书，我认为他的推理较为可信，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莫是龙提出在先，董其昌继之于后，陈继儒则推波助澜于其中。因为三人之中，董其昌名最大，影响最大，故对此论的提出，可推董其昌为代表。

一、“南北宗”论的主要观点和思想倾向

董其昌“南北宗”论所蕴涵的主要观点及思想倾向我们可以从其言论中略知一二，他说：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伯驹、伯X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b、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对于南北分宗，董其昌虽然以随感形式加以笔录，但综合他的有关言论，可以归纳出其分宗之说的基本观点；其一，山水画和佛家禅宗一样，从唐代起便划分为“南宗”与“北宗”两个系统，后世的山水画一直沿着这两个系统在传承发展。其二，南北之分，并非指地理位置的区别，而是以“南禅”和“北禅”的不同修行体验，分别意指山水画的两种创作倾向。其三，南宗源自“顿悟”，使创作充满“士气”，使画家在“烟云供养”中享受安闲的天趣；北宗出于“渐积”，使创作刻板造作，使画家劳心费神。其四，从技法风格方面看，南宗重渲淡，故随意自如，圆柔疏散；北宗重勾斫，故严谨方刚，刻画着意。两宗相互对立，互不影响牵涉。这种理论用佛家禅宗南北派的“顿”“渐”之说，来隐寓和解释山水画的风格、派别及创作观念等问题，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贯穿董其昌“南北宗”论派别划分的主要思想是，推崇水墨或加浅绛的山水画，贬低工笔青绿设色山水画；推崇文人画家，贬低工匠和职业画家。在创作方法上，主张用类似于佛教禅宗的“顿悟”说，反对北宗的“渐悟”。这种为使文人画发展不入“邪道”的初衷，是由于董其昌意识到当时浙派余脉的“徒呈狂态”的时弊，也意识到市场化引起的制泛造流的习气，在这种“两面受敌”的情境之下，董氏“南北宗”思想论出有因，以图为文人画全面占领画坛建立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

二、“南北宗”论的重要影响

由于董其昌“南北宗”论在画坛上的重要地位，后世评论家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我认为“一味褒”或“一棒打死”都是不客观的，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一分为二地对待。“南北宗”论在对后世的影响中虽有其偏颇的一面，但他的提出就其本质而言，毕竟是绘画美学史的一种进步，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的。

董其昌“南北宗”论作为一门理论成果，在山水画创作领域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从某种程度而言，清代山水画，是对董其昌思想的一种注释和回应。自然，董其昌的艺术思想与清初画坛结下不解之缘。其一方面颇能迎合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康熙皇帝曾命人四处搜寻董氏墨迹，以示对传统文化的珍重。帝王所好，对画界时风影响颇大。另一方面，董其昌的思想和实践又迎合了清初文人画自身发展的需要。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到清代则将“南宗”演变成“正统”“正宗”，其代表画家有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合称“四王”，再加上吴历、恽寿平，又称为“清初六大家”，他们在画法理论上深受董其昌影响，在清代画坛上占有主流之势。

另外，我们从董其昌“南北宗”论的言论中不难发现他基本的一个美学观点，即“尚率真、崇士气、重笔墨”，这在很大程度上提纯了绘画语言。崇尚平淡天真，反对一味描摹自然，这对当时画坛上出现的“不少画家仅仅着眼于师承形貌，既无师造化而来的胸中丘壑，也无包孕古人长处的识见和修养，大多偏于笔墨形模的仿效”的流弊，可谓当头一棒，为许多画家指明了绘画方向。“南北宗”论崇尚“南宗”，推崇文人画，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画家提高自身文化修养，而画家文化修养的提高又能够促进绘画的发展。这一点即使在当今画坛也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董其昌“南北宗”论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客观地分析其消极影响。

董其昌“南北宗”论的主要思想倾向即“亲南疏北”。我们观察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董其昌所提倡的“南宗”派山水“儿孙之盛”，而“北宗微也”。如此看来，在董其昌“亲南疏北”思想的影响下，“南宗”可谓锦上添花，而“北宗”则几无出头之日。事实上，历代各派绘画各有所长，董其昌“亲南疏北”思想造成近古“北宗”绘画发展迟缓，是其思想的一大局限性。再者，董其昌“南北宗”论中排斥工匠和职业画家，也是有失公允的。工匠和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相比，生活在基层，生活经验丰富；文人画家的文化修养又非工匠和职业画家所能及。两者各有优劣，如能互为借鉴，则对绘画的全面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以上我们主要谈了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主要观点，并用较大篇幅从两方面论述了“南北宗”论的影响，试图对“南北宗”论有一个较为明晰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董其昌“南北宗”论作为中国古代的经典画论，其贡献是主要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总之，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此问题，让它在历史的进程中体现其更高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0年.

[2]潘公凯 李超 惠蓝 陈永怡.中国绘画史[M].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1年.

第4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南北朝；亡命士人；北徙；南迁

作者简介：王娟，女，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魏晋南北朝文献研究；汤勤福，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项目“中国古代史”，项目编号：J50405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3-0156-08

一、问题之缘起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素以分裂、战乱、动荡著称。其主要发展趋势是，南北对峙双方由势均力敌逐渐走向南弱北强格局，其原因一直引人注目，学者专家已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而中肯的论述。1在此，笔者仅补充一点，南朝士人的大量北徙使得南朝人才外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兴南衰的历史走向。

来琳玲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南北朝流寓士人探微》中，以表格的形式将公元439年至589年的南北流寓士人作了统计，根据她的统计结果有姓名可考的流寓南士有274人，流寓北士有63人。在此基础上，她还将南北朝流寓士人流入各政权的人数作了百分比统计。[1]（P42）但就笔者检史所见，南北朝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由北徙南或由南迁北的士人数量远不止这些，那么，来琳玲硕士学位论文中的一系列统计数据也就不尽准确了。故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议题作新的认识。在展开正式论述之前，我们先来对本文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概念作一界定和阐述。

首先，就时限来看，本文所述的“南北朝”是指公元420年刘宋立国至589年隋统一全国这段历史。文中的南方政权，是指刘宋立国后到陈朝灭亡的南方诸政权，自然也包括在梁朝末期由西魏扶植起来的后梁政权；而北方政权则指公元439年基本统一北方的北魏及其后续诸政权。南北政权之间有19年的时差。这19年中，北方政局动荡不堪，导致南北士人徙居情况复杂难辨。为使统计数据尽量准确，也实因南北朝对峙格局真正形成于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所以本文论述的时间上限较之来琳玲硕士学位论文所述的时间范围向前延伸19年。当然，在具体论述中，笔者会对这19年的情况予以客观研讨。

其次，流寓还是亡命？来琳玲硕士学位论文中没有对“流寓”一词给出明确界定，只说流寓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主要包括政治流亡者和南北战争中投降或被俘者两类人。[1]（前言）笔者认为，所谓的“政治流亡者”其实质身份就是政治罪犯，所以他们的流寓实质上就是逃亡。如薛安都、刘昶、王肃等都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避祸北上，田鲁生、田秀超、田鲁贤等则是因为不满魏廷对西阳蛮的整编而叛魏入梁，对于南北朝统治者来讲，他们就是罪犯、叛逃者。同时无论是政治流亡者，还是在南北战争中投降或被俘者，自他们脱离原属政权之时起，他们在原属政权的户籍恐怕就已经被削了，换言之，这些所谓的流寓士人，就是脱离了原属政权户籍的人。故而，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些人是“流寓”者，还不如说他们是“亡命”者更为恰当。在古代汉语中，“亡命”有两种解释：一说“亡”系无的通假字，“命”即名也，指名籍，“亡命”就是脱离名籍而逃或因逃而被削了名籍之人；二说“亡”为逃之意，“命”指性命，“亡命”即逃命。[2]作为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流亡者，他们身上无疑兼具了“亡命”的双重含义，而在历次南北战争中的投降或被俘者，其身份也符合“亡命”的第一重解释，更何况在当时还有一些士人因破产或被当权者压制而不得申志，也会选择流亡到其他政权去谋求发展，当然伴随着他们的迁徙其户籍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显然来琳玲在其文章中对“流寓”者的阐述过于狭隘，而且相对“亡命”来讲，“流寓”一词对当时由南上北、由北徙南士人的迁徙实质的认识也过于表面化，故笔者在本文中引入“亡命”一词来界定这些士人。

再次，来琳玲在其文章中明确指出所谓“士人”是指有一定身份地位或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包括皇室和高门士族以及寒门地主，不包括南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酋帅。我们知道，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融合的高潮期，与黄河流域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主导而出现的胡汉融合的高潮相呼应，在江汉、江淮一带随着蛮族的北徙也出现了蛮汉融合的高潮，而且由于蛮族活动区域的特殊性，使得蛮族酋帅对当时政治局势的走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故本文中笔者所述的“士人”是将少数民族酋帅涵盖在内的，但由于本文的论述角度是计量统计，而少数民族酋帅的北投、南附是一个相当长的持续过程，基本上贯穿了南北朝的始终，故仅从统计数据上着手是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所以在本文中笔者会将少数民族酋帅北投、南附的人数统计在内，但不作深入探讨。

二、南北方亡命士人数量、亡命年份之对比分析

南北朝亡命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亡命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南北朝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笔者对相关史籍1作了初步统计，南北朝时期有姓名可考的比较重要的亡命士人约517人。为了能更清晰地论述亡命士人在南北朝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我们将这517人分为亡命南士与亡命北士两类，并结合他们的亡命年份来对其进行分析。

首先，就笔者初步统计亡命南士的总数远远多于亡命北士。有姓名可考亡命南士有461人，实际数量当远不止这些，因为就史籍所载很多南士北投或被俘时均携带了亲属、僚属，只是史籍未载其姓名而无从得知其人其事。如刘昶在和平六年（465）北投时，“携妾吴氏作丈夫服，结义从六十余人，间行来降”[4]（卷59，《刘昶传》），虽然在路上多有叛逃者，但随刘昶至魏者仍有20多人；再如皇兴二年（468），宋兖州刺史刘休宾，因妻、子被魏所俘而举梁邹城降魏，随行“有名望者十余人” [4]（卷43，《刘休宾传》）。只因这些随行者无具体姓名可考，故未统计在内，此外还有一大批被逼徙代北的青齐士人也因无名可考，未作统计。而有姓名可考的亡命北士则仅有56人，自然实际数量也不止这些，因为史籍中对他们携带亲属、幕僚的情况涉及很少，只有在侯景降梁时提到他携带僚属10余人。[5]（卷56，《侯景传》）考虑到亡命南士与亡命北士的史料都有残缺，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能够保存在这些史料中的亡命士人都是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因此，史料虽有残缺，然仍能从统计数据中看出一些南北方士人迁徙情况的端倪。在当时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下，双方很难进行正常的文化交流，而作为文化载体的士人就成为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津梁，与他们的走南奔北相伴随的必然是文化的碰撞、传播与交融。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当时南北对峙双方对士人的争夺较之攻城略地显得更为重要。很显然，亡命南士的人数是亡命北士的8倍多，北朝在这场争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其次，南士北徙的频率大于北士南迁的频率。就笔者统计，南士入北的年份约有60个，而北士入南的年份仅22个。即使除去南、北朝统计时间上相差的19年（即公元420年至439年这段时间），另外考虑到北士南迁首见于450年，我们再扣除相关的5个南士北徙的年份（即422年、423年、428年、430年、443年），显然可见，南士北徙的频率仍是北士南迁的两倍以上。那么，大致可以确认，从公元439年至589年南北朝对峙的150年中，有三分之一的年份烙下了南士北徙的足迹，而南士北徙持续时间之长，间隔时间之短，都不是北士南迁可以比拟的。

众所周知，文化在传承的同时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的，如此方能不断更新，从而使它走向另一个高峰。如果说大量的南士北徙将江左文化传输到了北方的话，那么，南士频繁的北徙，则将江左文化在岁月淬炼中不断发展、更新的先进因子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了北方，使得北方学习到的不是江左文化的一个侧面、一个断点，而是一个磅礴、延绵的文化体系。这从北朝政权的典章制度变革的用人上就可凸显出来。北魏前期，清河高门崔浩深受太宗、世祖信任，一度作为四辅政大臣之一，对朝廷政局有相当大的影响。然崔浩礼待一些北徙南士，在制定朝仪典章时常常咨询他们的意见。如袁式归魏后，深得崔浩赏识，而“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4]（卷38，《袁式传》）；又如毛修之，入魏后，“（崔）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 [4]（卷43，《毛修之传》）。到了孝文帝改制前后，鉴于统治者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亡命南士对北朝典章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前期以刘芳、崔光为代表，后期以王肃为代表。虽然他们都为北徙南士，但是由于入北时间不同，使得他们在北魏典章制度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袁式、毛修之入北时间较早，当时北魏的汉化改革只是初露端倪，他们只能以崔浩为媒介，间接地影响北魏典章制度的制定，而且在太和改制之时两人都已亡故。刘芳、崔光作为青齐士人，在北魏统治者眼中本为俘虏，但由于“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6]（P9）。可是他们生活于北朝民间已数十年之久，其自身所承载的江左文化虽能为北魏发展之用，但已不能代表最先进的江左文化因子了，所以由他们所主持的典章制度方面的改革在王肃看来并不成功。王肃北奔后曾这样评价：“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 [4]（卷63，《王肃传》）在北魏汉化改革亟待深入的情况下，出身南朝一流政治世家的王肃以其出色的个人学识修养，仕齐至秘书丞的政治经历北投而来，他的才能完全符合孝文帝改革的标准，故成为推动北魏典章制度、礼仪文化改革的中坚力量，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其关键实在王肃之北奔。” [6]（P11）可见，北朝的汉化改革是一个持久、渐进的过程，而南士不间断地北投，则为改革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得北方统治者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就能学到江左的先进文化。

三、南北朝士人亡命典型期之分析

士人亡命是南北朝时期的一种显著社会现象。当时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无疑为那些由于某种理由不能立足于本国政权的人物提供了逃到另一政权的可能性，而作为对立政权的统治者往往也愿意为这些有一定社会地位、政治感召力的士人提供避难所。这样一方有需求，另一方又愿意接纳，便使得亡命士人一批接着一批地出现了。这种规模及影响较大或事件较为典型的迁徙时期，笔者称之为“典型期”。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士人流亡的典型期为什么在那些特定的年份（如王朝更替之际）集中出现？作为身处社会中上层的士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走上亡命之路？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就笔者统计，南北朝对峙的170年中，南士北徙的典型期有4个1，而北士南徙的典型期只有2个。下面就结合史料先来分析南士北徙的4个典型期。

公元466年至469年，即宋泰始二年至泰始五年。北魏和刘宋对峙时期，淮北是双方长期对抗的拉锯地区，刘宋虽在沿线部署重兵防守，但由于泰始二年（466），刘宋宗室内部因争夺皇位而爆发了泰始之乱，许多边境将领也被牵连其中，因此一些人为了避祸亡命北方。如司州刺史常珍奇、徐州刺史薛安等边境重将都因在叛乱中拥立新帝失败，惧祸举城降魏，使北魏坐收淮北。另一方面，北魏大将慕容白曜也趁刘宋发生内乱之机，南下攻打青、齐，历经三年激战，终于泰始五年（469）占领青齐地区。当时北魏的统治中心远在黄河以北，控制淮北显得鞭长莫及，故而该地区一大批军政实力派人物以“平齐民”的身份被迁徙至代北。青齐士人被徙至代北后，无论原来出身如何，大都沦落社会底层，生活状况曾一度陷入困境，但他们没有一蹶不振，在逆境中仍然坚持习儒，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才能，借孝文帝改革之机，或进京为官，或返仕青齐，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刘芳、崔光、崔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公元500年至505年（即永元二年至天监年间）适值齐梁易代之际，以永元元年（499）豫州刺史裴叔业率众举寿阳降魏为序幕，掀起了南士北徙的又一次小高潮。豫州大族多在刘裕北伐时从北方迁至豫州2，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了典型的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集团。3以裴叔业为首，他们在齐明帝篡位之际居功至伟，故而受到了齐明帝的重用，裴叔业亦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但随着北魏国力的增强，地处萧齐北境的豫州已经成了北魏觊觎之地，魏廷曾多次诱降裴叔业，但都遭到了拒绝。直至东昏侯萧宝卷主政时，怀疑裴叔业反叛，欲将其调任南兖州，这对在豫州经营多年将其视作生存根基的裴叔业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再加之豫州豪族之间本就存在着密切联系，故而在裴叔业的带领下豫州豪族集体降魏。豫州豪族的反叛给萧齐政权以极大打击，此后仅两年萧齐政权即被萧梁取代，萧衍为了铲除异己，大肆诛杀萧齐宗室，年仅16岁的齐鄱阳王萧宝夤在左右亲信的庇佑下亡命北魏。

公元549年至555年（即南梁太清三年至绍泰年间），南朝发生了两件大事，侯景之乱和江陵失陷。侯景乱梁，建康失陷，许多南士为避乱纷纷北上，更有一些萧梁守城将领因不满梁的荒政率众降北。如大宝元年（550），梁兴州刺史席固率众降西魏；大宝三年（552），梁士任果、扶猛亦率所统诸部归降西魏。侯景之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衣冠士人辗转逃到了江陵，江陵成为了梁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是第一流政治、社会精英和文化名流的荟萃地。承圣三年（554），西魏趁萧梁国力衰败之际出兵攻破江陵，大批士人被虏入关。我们知道，一个家族的文化是通过族中名士和优异子弟来代表和传承的，然而在江陵失陷后南朝许多门阀家族中顶立门楣的核心人物，最有发展前途的优异子弟，如琅邪王氏的王褒、陈郡谢氏的谢贞、琅邪颜氏的颜之推、之仪兄弟等被俘入北，更有如南阳宗氏、乐氏等几乎是举族北迁，乡国既失，人物流散，他们在原籍的宗族势力几乎从此不复存在[7]，这对南朝的门阀士族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公元587年至589年（即开皇七年至九年），是隋文帝加快脚步统一全国之际。承圣三年（554），经西魏洗劫后的江陵近乎一座空城，萧梁宗室也在内讧与动乱中伤亡殆尽，但由于西魏自身实力毕竟有限，加之还有北齐在旁虎视眈眈，故而西魏最终选择了扶植萧詧建立后梁。后梁虽以萧梁正统自居，但它实质上已是西魏的藩属国，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已丧失了自主性。随着北齐覆亡，杨坚代周立隋，南北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故撤藩也被提上了日程。开皇七年（587），杨坚征后梁主萧琮及其臣下二百余人入朝长安，并遣大将崔弘度率兵戍江陵，恩威并济之下，后梁国废。随萧琮北迁的士人如蔡延寿、甄诩、刘然、王怀等大多选择了入仕隋朝。此后，杨坚加快了统一的脚步，终于开皇九年（589）攻陷建康，灭掉了陈国，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陈割据的威胁，杨坚将陈后主及王公百官悉数迁往长安。《隋书·天文志下》亦称：“平陈，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 [8]（卷21，《天文志下》）可见，此次北迁的士人数量非常庞大。

再看北士南迁的两个典型期：

公元528年，即武泰元年，发生了北魏历史上著名的屠杀事件——河阴之变，尔朱荣血腥清洗了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大族，使得一些王公贵族为了保命纷纷叛魏，降服梁朝。如北魏宗室元颢就在“葛荣南侵，尔朱纵害”之时为图自安而“怀异谋”，事败后与子冠受率左右投奔了萧衍。[4]（卷21，《献文六王传》）

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西迁，开启了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历史，北方政权正式一分为二。北魏大将贺拔胜、独孤信、杨忠护等送孝武帝西迁，途中因不敌高欢派来的追兵而仓皇奔梁，元罗、羊徽逸、刘济等镇边将领也相继降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历次士人亡命典型期的出现都是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原属政权内部出现了内斗或统治危机，出于避祸或求生本能，一些士人会选择走上亡命之路；另一方面，敌对政权也会通过战争、招抚等手段俘掠或诱降一部分士人。前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内部的推力，后一种则为外部的拉力，二者互为依托、共同作用促使了士人亡命典型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薛安都北叛，元颢南投，主要是所属政权内部推力作用的结果；平齐民北迁、江陵失陷后大批士人的北上则凸显了外部拉力的重要性；裴叔业率豫州豪族集体降魏则是二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比较而言，北朝的政局相对安定，故促使士人走上亡命之路的内在推力就小，再加之北朝军队的战斗力强于南朝[9]（P227），对南朝士人北投的外在拉力就大，这样就使得南士北迁的典型期出现次数多，持续时间久，徙居人数多，而北士南徙的典型期则仅仅表现在两个断点式的年代，南徙人数也屈指可数。

四、南北朝亡命士人进入各政权情况之分析

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形式复杂多样。前期与中期，独踞北方的北魏政权先后与南方的宋、齐、梁三朝对峙，但到了南北朝后期，在原本南北对峙的格局下北方又出现了所谓的东西分立，而南方也在梁陈鼎革之际在西魏的扶植下出现了后梁政权。这样就同时并存了四个政权，而且并立于北方的东魏和西魏互相攻伐，势同水火，同存于南方的陈和后梁也是各恃正统，相互敌视。政权的多边性无疑为士人流亡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下面笔者就通过统计亡命士人进入南北方各政权的具体人数来分析诸政权对亡命士人的态度及亡命士人对其所归附政权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据笔者统计，北魏与南朝对峙时期的亡命士人最多，由南徙北的士人有233人，由北徙南的士人有47人，共计280人，占南北朝时期亡命士人总数的54.2%，其中亡命南士占了45.1%，亡命北士仅占了9.1%。可见当时士人流亡的主流是由南向北迁徙。北魏统一北方后，逐步走向汉化，特别是在中期，出现了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的改革，为了吸引人才为改革所用，北魏实行了一系列优待南士的政策，对北投的南朝宗室大族如刘昶[4]（卷59，《刘昶传》）、萧宝夤[4]（卷59，《萧宝夤传》）等，不仅政治上授予高官、经济上赐给食邑，还将北魏公主嫁给了他们；对才能显著的南士，如刘芳[4]（卷55，《刘芳传》）、崔光[4]（卷67，《崔光传》）、王肃[4]（卷63，《王肃传》）等授予主持改革的重任；对军事才能出众的将领如刘藻[10]（卷45，《刘藻传》）、杨令宝[4]（卷71，《裴叔业传附杨令宝传》）等委以守卫边陲、领兵作战的重任，甚至南士犯罪，北魏政府也会因其归化而从轻处理。1北魏政府还对亡命南士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在洛阳城南设金陵馆，供亡命南士居住，住满三年后，赐宅归正里；亡命南士死后要统一葬于桑干2；对复叛南方者惩处也非常严厉，追捕到即处以死刑，叛逃南士留在北魏的亲属会遭受各种等级的连坐刑罚。3北魏统治者通过恩威并重、张弛有度的策略，不仅吸引了大批南士入北，而且还管理有序、知人善用地尽可能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反观南朝，虽也对亡命北士给予了一定优待，如北魏宗室人物元翼[10]（卷19，《献文六王传》）、元树[5]（卷39，《元树传》）、元悦[4]（卷22，《孝文五王传》）入梁后，梁武帝亦对其封王赏邑，以礼遇之，但由于亡命北士人数少，所以南朝政府在对他们的管理上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政策，对北士叛逃的处置也很随意。值得注意的是，南朝统治者对那些入南的武将非常重视。南朝的社会风气尚文轻武，世家大族在培养子弟时走的都是文儒路线。而在当时南北对峙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势下，南朝最紧缺的就是骁勇善战的将领。所以当王神念[5]（卷39，《王神念传》）、羊侃[11]（卷63，《羊侃传》）、羊鸦仁[5]（卷39，《羊鸦仁传》）等北朝将领南投而来时受到了南朝统治者的热情款待，并对其委以重任。即便是侯景这样恶名昭著的将领表示要来投奔时，梁武帝也是愿意接纳的，并封其为河南王、大将军，许其总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对于侯景的“多所征求”，也“未尝拒绝”。[5]（卷56，《侯景传》）然而南投将领所起作用则完全不同，侯景入梁没多久就主导了一场大叛乱，致使萧梁国力骤衰；而王神念、羊侃、羊鸦仁等则一直为南朝政权效力，对萧梁国祚的延续发挥了重大作用。[1]（P26）

其次，通过统计亡命北士进入南方各政权的人数，笔者发现，在萧梁时期亡命到南方的北士最多，有47人，除去2人分别来自东、西魏外，其余45人皆来自北魏。而同一时期亡命到北魏的南士则有55人。与南北朝对峙的其他时期相比，我们会发现萧梁与北魏对峙期间，是亡命南士与亡命北士人数最为接近的时候。这一现象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在萧梁与北魏对峙的33年（公元502年至534年）中，萧梁由梁武帝一人当政，避免了易位之际的宗室内讧，政局比较安定，而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峙的北魏则先后经历了河阴之变和政权分立的变故，政局一度动荡。政局安定与否是士人流亡的先决条件和选择寓所的重要标准，所以就这一时期而言，是北士南徙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亡命到南方的北士，约占亡命北士总人数的83.9%。但纵观南北朝对峙170年的历史会发现，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再者，当北魏政权一分为二后，亡命南方的北士人数大为减少，西魏北周5人，东魏北齐4人。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亡命北士又多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庇护所，而北人习惯居于北方，同时虽然北魏分裂，然北方士人可以追随孝武帝西迁，亦可为高欢服务，因此北魏虽然裂土为二，但士人仍可在两个政权中加以选择，而不必长途跋涉亡命南方。二是南朝自梁末先后经历了侯景之乱、江陵失陷、梁陈易代，政局一直处于动荡飘摇之中，在这种局面下很少有北士会主动南迁。

五、亡命士人的成因及影响

亡命士人作为南北朝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边并立的对峙格局，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激烈残酷的争位内讧，绵延不断的侵扰征伐，都是促使这一社会群体得以形成的前提和助力。

自然，无论是南士北上，还是北士南下，他们肯定会具有一些共通的特性，或者说是独特的社会属性。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士人”是对他们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界定，那么，“亡命”就是一种他们谋求生存的方式。毫无疑问，亡命士人在南北朝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流动最终打破了南北均势格局，促使历史逐步朝着北兴南衰的趋势发展。这种南北格局的逐渐更新是由表及里的深层次变革，或者说是从政治、军事、文化习俗，乃至思想观念的全盘更新。下面我们通过分析三组关系来阐述这一议题。

首先，我们来看亡命士人与原属政权的关系。无论是南士还是北士，既然走上流亡之路，那就必然是在原属政权无法立足或不能再回到原属政权的情况下而作出的选择。从士人选择流亡之时起，他便和原属政权脱离了隶属关系，但他们在原属政权时所受的教育、历练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日后在新附政权中得以立足的资本。如流亡至北齐的萧梁宗室萧放“性好文咏，颇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览书史及近世诗赋，监画工作屏风等杂物。见知，遂被眷待。累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 [10]（卷29，《萧祗传附萧放传》）。再如流亡到萧梁的北士王神念“少善骑射，既老不衰，尝于高祖前手执二刀楯，左右交度，驰马往来，冠绝群伍”，以至“高祖深叹赏之”。[5]（卷39，《王神念传》）

再来看亡命士人与新附政权的关系。进入新附政权后，大多数亡命士人在心境上都会经历一个由主变客、复为主的变化过程。当然作为统治者，为了能让这些流亡到自己政权的士人尽快为己所用，往往会对其封赏一番，以示恩宠。而作为亡命士人，他们更看重的是新附政权的外部政治环境，新主对自己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己能否一展所长。如北魏中后期，孝文帝积极吸纳亡命南士，全面吸收汉族士人的统治经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措施在加速了北魏汉化进程的同时，也逐步加深了亡命南士对北魏政权的感情及认可度。其实，北魏在孝文帝之前也推行了一些汉化改革，但由于政治形势复杂，汉族士人在政权中的地位较为低下，因此许多留在北方的汉族士人仍以南朝为正朔所在。然而孝文帝进行改革，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亡命南士参与进来，并以他们为媒介学习南朝先进的典章文物，这就加强了亡命南士的归属感和使命感，使他们更加倾心于为北朝服务，将维护北朝政权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孝文帝改革也引发了亡命南士和留在北魏的北方汉族士人观念上的深刻变革。到了南北朝后期，以萧詧为首的后梁政权和梁元帝萧绎都曾向北朝称臣，这表明夷夏之辨、正统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后是亡命士人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亡命士人作为一个“寄居”新主之下的群体，除了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时局的变化之外，还需要调适亡命士人内部关系，使之形成合力，以便共同生存下去。据《梁书·萧综传》载：“（萧综）闻齐建安王萧宝夤在魏，遂使人入北与之相知，谓为叔父，许举镇归之。会大举北伐，（天监）六年，魏将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综都督众军，镇于彭城，与魏将安丰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连兵既久，虑有衅生，敕综退军。综惧南归则无因复与宝夤相见，乃与数骑夜奔于延明。”[5]（卷55，《萧综传》）显然，萧综和萧宝夤之间有着紧密关系，萧综依靠这个关系才流亡到北朝，我们姑且把二人之间的关系称为是亡命旧士帮助亡命新士。另《魏书·刁双传》载：“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诛也，熙弟（元）略投命于（刁）双，双护之周年……略后苦求南转，双乃遣从子昌送达江左。”[4]（卷38，《刁双传》）我们知道刁双是东晋末年亡命士人刁雍的“族孙”，他高祖父刁薮也是“因晋乱居青州之乐安” [4]（卷38，《刁双传》）的人物。笔者认为帮助北朝士人元略流亡的这个刁双本身也是前朝亡命士人的后代。基于这种看法，笔者认为亡命士人之间确实有着一种协力关系，而且随着亡命士人群体的不断壮大，他们之间也会形成婚媾关系，如渤海刁氏和河内司马氏之间就实现了联姻[12]，这样由血缘加以维系的协力关系就会更为稳固，以求得共同生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亡命士人是沟通原属政权与新附政权之间联系的纽带。原属政权是培养他们才能修为的源头，而新附政权则是他们施展所学的舞台，他们通过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推动着民族融合的进程，也促进了国家统一的步伐。诚如前文所论，亡命南士的数量不论是在总数上，还是南北朝政权对峙的各个阶段，都大于亡命北士。换言之，南北双方在人才争夺上，北朝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北朝统治者知人善用，促使亡命南士为北方政权的发展作出贡献，将人才优势转化为了综合国力提升的动力。所以，从亡命南士开始入北的那一刻起，已经预示着北朝发展将要迎来它的繁荣期。随着亡命南士的数量渐多，流亡的频率渐繁，北朝逐渐在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赶超南朝，所以在南弱北强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亡命北方的南方士人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来琳玲. 南北朝流寓士人探微[D]. 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北村一仁. “荒人”试论——南北朝前期的国境地域[J]. 东泽史苑，2003，（60）.

[3] 王娟，汤勤福. 论魏晋南北朝江汉、江淮一带蛮夷的北徙[J]. 江海学刊，2012，（3）.

[4]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6]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 北京：三联书店，1954.

[7] 牟发松. 汉唐间的荆州宗氏[J]. 文史，1998，（44）.

[8]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9] 陈寅恪.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C]. 合肥：黄山书社，2000.

[10]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5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众所周知，我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不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差异。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两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⑴可见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代表北方的孔子与代表南方的老子的地域性分岔了。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就已发展成形，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流派，如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另外，如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在美学上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和研究。因为南北的差异性，这时的美学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地存在着南北地域上的差异。如孔子等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就是这时美学南北地域的差异性的体现。这种情况虽然有许多的变化，但是南北派别的划分依然是其主脉，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进一步指出：“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⑵。所以也就可以从地域上把中国的美学划分为南方美学和北方美学，统称为南北地缘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地域划分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两种美学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美学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北方美学植根于北方经济（以牧业经济和小麦经济为主）之上，南方美学植根于南方水稻经济之中。

二、两种美学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蕴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较正统，南方的文化则是一种水稻文化，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两种美学的精神内核不同。北方以“尚武”为主，并兼有其它多种精神，南方则是以“糜情”为内核。

四、两种美学所具有的风格的差异。北方美学的风格是豪迈雄壮，质朴淳厚，南方美学则秀丽婉美，浪漫热烈。

五、两种美学见之于文艺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方文艺重于“气质”，南方文艺重于“清绮”。共4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合。要达到这种完美的结合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开明的环境，唐朝恰好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朝代，这种开明不仅仅只表现在政治上，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个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种思想杂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诗歌，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宗教信仰方面，既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从国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因为唐代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开明与多元化，使得唐代诗歌在诸多方面，如思想上，风格上，艺术表现手法上等方面百花争艳，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很久，但是为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础。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⑹

二

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唐代诗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

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祐，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祐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

共4页: 2

论文出处(作者): 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

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 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出现了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

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

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高潮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

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

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共4页: 3

论文出处(作者): 高潮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

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

从这四个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其实就是由“风骨”之说到意境之说，于长乎“志”到感于“情”的变迁，这正是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的变通。

唐代诗歌所受到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里就不一 一例举。总而言之，从南北地缘美学的冲突与互融之中，可以发现，唐代的诗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两种美学的互融的涡旋之中，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诗人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把南北两种美学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注释：

⑴⑵《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商务印刷馆1940年版 第31页 ⑷宗白华 《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208页 ⑻傅璇琮 《唐代诗人丛考》 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232页

⑼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38－170页

⑽李浩 《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999年9月 第113页

⑾⒁张弓 《汉唐佛寺文化史（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799页 另参考书目：

⑴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⑵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⑶王向峰主编《文艺美学辞典》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6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赤壁》；南方文化；北方文化

吴宇森近期大片《赤壁》(上)点燃炎热暑期观赏热潮，也引发观众的巨大争议。从接受角度来看，这固然有作品的改编原则、演员的选拔和表演风格、编导的制作特色和观众的审美喜好等之间的差异，但是，就制作者本身而言，无论是创作主体的艺术观和思想观、文本的主题思想、语言风味和基调选择等方面，本片传导的核心是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挑战，一如《赤壁》中南方与北方的抗衡。综观中国历史，南北战争多以北方胜利告终，却又以南方文化潜在胜利结尾。

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中的“南方”和“北方”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和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其次是指文化差异，所谓“杏花春雨江南，铁马秋风塞北”。梁启超在《中国古代思潮》一文中说道：“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备殊，故各有其基本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中国幅员辽阔，地貌气候不尽相同，社会习俗迥异，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古中国东隔于海，西阻于山，疆域和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从南北两翼展开的，北方兼融了‘胡人’文化，南方兼融了‘蛮人’文化，形成了北方文化沉实而强悍，南方文化温柔而富于幻想。北方是黄土地文化，南方是绿水文化。”而吴宇森不仅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而且他的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更是南方“蛮人”文化的传承和现展。

一方面，吴宇森是地道的南方人。他系香港导演，原籍广西平南，生于广州。早年随父亲到香港，在贫民区长大和接受中学教育，毕业于香港利玛窦书院。1980年曾以吴尚飞之名为新艺城公司执导《滑稽时代》。1983年加入新艺城，后又被派往台湾两年，未有起色。1986年回港，执导徐克监制的《英雄本色》，卖座鼎盛，并获第二十三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六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奖。他随之声名鹊起，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也深入人心，掀起一股英雄片潮流。后与徐克合作完成《英雄本色Ⅱ》(1987)、《喋血双雄》(1989，获第九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1989年为纪念张彻从影40周年，与午马联合导演《义胆群英》。1990年自组吴宇森制作公司，拍成《喋血街头》(1990)、《纵横四海》(1991)、《辣手神探》(1992)等。1993年应邀赴好莱坞执导《终极标靶》，之后又连续执导《断箭》(1996)、《夺面双雄》(1997)，皆获好评，奠定好莱坞大导演地位。之后作品有《职业特工队2》(2000)、《风语者》(2002)、《记忆裂痕》(2003)等。综观他的出身、成长和成就，吴宇森是典型的南方人，典型的南方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而吴字森《赤壁》中的主创人员均为南方人士，具有较深厚的南方文化情结。因此，《赤壁》中小乔视南方罕见、北方常见的马匹为宠物，而诸葛亮以北方人普通技艺的马匹接生术降伏南方众英雄。

另一方面，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是传统南方“蛮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吴宇森电影沿袭张扬人性的男性情义与动作暴力，但又辅以现代抒情手法加以浪漫化，在电影语言上形成“暴力美学”风格。吴宇森的暴力美学主要指他赖以成名的英雄片，即1986年后他在香港创作的作品，主要包括：《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喋血街头》、《纵横四海》、《辣手神探》等，上述影片以兄弟情义和江湖义气为主题，在华人观众中影响最大，不但代表了他香港电影创作的最高成就，更重要的是集中体现了吴宇森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中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美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忽视或弱化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摒弃了表面的社会评判和道德劝诫，是一种浪漫化、诗意化的武打动作的极度夸张的形式主义。

但吴宇森的暴力美学决非摈弃社会功利价值的纯形式追求，他的暴力美学渊源于中国讲求神韵、韵律和以形写神的美学传统。他的影片《赤壁》继承了武侠片对动作美感的追求，也吸取了西方警匪片、歌舞片的一些拍摄技巧，而形成了高度风格化的特色，同时它也具有中国传统的江湖思想和侠义精神。吴字森对暴力作美的呈现，并不是提倡和宣扬暴力，而是寄予了他对没有暴力、人人和睦相处的乌托邦的理想社会的渴望与追求。这些从他的《赤壁》中屡屡出现的飞翔白鸽、宁静家园和男欢女爱中都能明白无误地显现。

吴宇森《赤壁》的南方文化不仅仅体现和烙印在其创作本体特性上，而且也凸显于其作品文本之中。

首先是作品的表现主题。《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均是以北方文化为基准撰写创作的，而《赤壁》是以南方文化视角制作的，那么，两者之间的思想主题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近代学者刘师培则比较南北地理之别，认为“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蓄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成为言志抒情之体”　。刘师培从南北地质差异论述人的性格和习性的异同，与法国丹纳的艺术创作的地域影响理论吻合。

由上述理论论断可知：南北方对待问题的关注度和见解是不同的。我们也不难发现历史名著《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和吴宇森((赤壁》在表现内容上有相似之处，但在作品的表现主题和思想上却迥然不同：陈寿的《三国志》基本忠实于历史风貌，以三国中北方王朝(魏国到晋国)统一为视角；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貌似歌颂南方偏安一隅的蜀国，然无力改变蜀国的没落和北方魏国统一的结局，而从实质上来说，他弘扬传统的儒家精神，也是秉承北方正统文化。吴宇森《赤壁》改编中最大的变化是将传统三国故事的南方化――方面，他舍弃了传统北方文化中的三国历史和演义的宏大叙事，将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战争和文学中最精彩绝伦的创作进行消减、颠覆和现代叙述；另一方面，他把《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中的国家之争、历史之争和人文之争简化为江湖之争，而争斗的原则不在正义、仁义和思想而是江湖情义。

其次是作品的叙述基调。出生于南方而长期工作于北方的清华大学才子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道：“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放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熄姑朝菌；至放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　王国维在论述屈原时认定南方文化多为浪漫主义而北方文化偏重于现实主义，而在叙事基调上看，南方文化注重喜剧特色，北方文化偏向正剧或悲剧色彩。同为赤壁题材的历史作品《三国志》则是正襟危坐的正剧，《三国演义》则是 儒家正统不能一统河山和才华绝学(诸葛亮)不能安天下的悲剧，而吴宇森电影《赤壁》作为现代大众娱乐的一种方式和内容，少了为历史写史的沉重使命和为精英谋深邃思想的崇高使命，因此，喜剧色彩自然最能博得大众的欢心。吴宇森在影片中常用多机拍摄，多方位地展示身体的多变性和极具风格的视觉美学，将大量的运动镜头进行娱乐剪接，达到了凌厉的视觉效果。在表现打斗场面时不断变换摄影角度，例如高角度、低角度、鸟瞰角度，并与穿插其中的慢镜头和停顿使画面具有诗一般的流动与节奏感。英雄的主人公们四处出击，突破枪林弹雨，火爆的气氛和飘逸的美感，绚丽灿烂与忧郁的格调对比鲜明，时而舒缓、时而奔放的音乐更加突出了作品的英雄形象和喜剧情怀。这些元素共同构建着吴字森的现代大众浪漫主义影像，从而达到接受期待视阈中的喜剧效果。

最后是作品的叙事语言。这也是吴宇森电影《赤壁》受人诟病最多的地方，即演员的南方口音配音、剧本内容的现代口语和具体情境的声画不对称等。这些问题似乎是影片中的个例问题，其实不然。最明确的一点――本片作为大投资、大制作和大导演等，在精明的制片人、经验丰富的发行人和名导演等共同把关下，基本不会在这些明目张胆的问题上阴沟翻船，唯一解释的理由是本意如此!

南北文化分宗的局面古而有之，“人类早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歌谣，在很早的时候，我国就有南音、北音之分，南音就是楚声，北音则是中原地带的正声。”而吴字森电影《赤壁》既然在制作主旨上、创作主题思想上和作品叙述基调上都秉承南方文化特色，那么，他在叙事的语言上势必要求南方文化特色。如果说北方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那么南方文化应该奉道家思想为圭臬。《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语言表现上呈现北方文化的阳刚之美――语调豪迈高标、语气铿锵有力和内容正统严谨，而吴宇森《赤壁》则体现南方文化的阴柔的精神气质――语调婉转动人、语气委婉柔美和内容活泼戏谑。

第7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本目录根据中文社会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确定的来源期刊收录的原则方法经讨论后审定，拟收录25个大类的学术期刊535种，按学科代码顺序分类排列。

温馨提示：快捷查找期刊方法，按Ctrl+F 输入期刊名称即可

管理学（29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 南开管理评论 南开大学商学院 3 科研管理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等 4 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5 管理科学学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6 中国软科学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7 外国经济与管理 上海财经大学 8 研究与发展管理 复旦大学 9 公共管理学报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10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等 11 管理科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2 管理工程学报 浙江大学 13 中国管理科学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等 14 管理学报 华中科技大学 15 管理评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6 中国行政管理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17 预测 合肥工业大学预测与发展研究所 18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19 科技进步与对策 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 20 中国科技论坛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21 科学管理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软科学研究会 22 软科学 四川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23 系统工程 湖南省系统工程与管理学会 24 经济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5 经济体制改革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6 系统管理学报 上海交通大学 27 华东经济管理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 28 宏观经济管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 29 管理现代化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12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2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 3 教学与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4 国外理论动态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5 社会主义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6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等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 8 高校理论战线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9 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 10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11 科学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12 理论视野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 哲学（12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 哲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3 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4 道德与文明 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 5 世界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6 伦理学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7 自然辩证法通讯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8 现代哲学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9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山西大学、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10 系统科学学报 太原理工大学 11 孔子研究 中国孔子基金会 12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会 宗教学（3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世界宗教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 宗教学研究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3 中国宗教 国家宗教事务局 语言学汉语类（11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 世界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大学 3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4 语言教学与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5 语言科学 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6 语言文字应用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7 汉语学报 华中师范大学 8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9 语言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 10 古汉语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11 语文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1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民族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语言学外语类（11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外语教学与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2 外语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 3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上海外国语大学 4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 中国翻译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等 6 中国外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7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8 外语教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9 外语与外语教学 大连外国语学院 10 外语电化教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11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文学（6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2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3 外国文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4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5 国外文学 北京大学 6 俄罗斯文艺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16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 文艺争鸣 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3 当代作家评论 辽宁省作家协会 4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5 文学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现代文学馆 7 南方文坛 广西文联 8 中国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9 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文艺理论与批评 中国艺术研究院 11 当代文坛 四川省作家协会 12 小说评论 陕西省作家协会 13 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14 鲁迅研究月刊 北京鲁迅博物馆 15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6 明清小说研究 明清小说研究中心 艺术学（2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音乐研究 人民音乐出版社 2 文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 3 民族艺术 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4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中央音乐学院 5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上海音乐学院 6 电影艺术 中国电影家协会 7 中国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8 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学院 9 当代电影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 10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武汉音乐学院 11 人民音乐 中国音乐家协会 12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南京艺术学院 13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天津音乐学院 14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西安音乐学院 15 世界电影 中国电影家协会 16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北京电影学院 17 艺术百家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18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19 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四川音乐学院 20 美术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历史学（26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3 中国农史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等 4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5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陕西师范大学 6 抗日战争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7 当代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8 史学月刊 河南大学 9 中华文史论丛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 10 史林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1 清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12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13 安徽史学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14 史学集刊 吉林大学 15 世界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16 民国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7 文史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1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 西域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院 20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21 史学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22 历史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3 历史教学 历史教学社 24 文献 国家图书馆 25 东南文化 南京博物院 26 历史教学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 考古学（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文物 文物出版社 2 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3 考古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4 考古与文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5 中原文物 河南博物馆 6 江汉考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7 敦煌学辑刊 兰州大学 经济学（73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 世界经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 3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4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5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6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7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8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9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10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11 国际金融研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世界经济文汇 复旦大学 13 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14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等 15 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6 财贸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17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18 世界经济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19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社科学术基金会 20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云南财经大学 21 国际贸易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2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3 审计研究 中国审计学会 24 现代日本经济 吉林大学、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25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26 当代经济科学 西安交通大学 27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上海财经大学 28 农业技术经济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等 29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0 产业经济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31 国际贸易 中国商务出版社 32 财经科学 西南财经大学 33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34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35 当代财经 江西财经大学 36 财经问题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 37 中国土地科学 中国土地学会、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38 南方经济 广东经济学会、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39 宏观经济研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40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41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42 财经理论与实践 湖南大学 43 上海经济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44 证券市场导报 深圳证劵交易所综合研究所 45 商业经济与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46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山西财经大学 47 改革 重庆社会科学院 48 经济与管理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49 财贸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50 审计与经济研究 南京审计学院 51 政治经济学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 52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中央财经大学 53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广州金融学院 54 经济纵横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55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河北经贸大学 5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7 城市发展研究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58 经济问题探索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9 国际经贸探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60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61 现代经济探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62 税务研究 中国税务杂志社 63 财经论丛 浙江财经学院 64 当代经济研究 吉林财经大学 65 亚太经济 福建社会科学院 66 金融论坛 城市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金融学会 67 城市问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68 上海金融 上海市金融学会 69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江西财经大学 70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71 经济经纬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72 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 73 价格理论与实践 中国价格协会 政治学（39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3 当代亚太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 4 国际观察 上海外国语大学 5 国际政治研究 北京大学 6 东北亚论坛 吉林大学 7 美国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8 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9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 10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11 求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江苏省行政学院 13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中共中央党校 14 欧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15 青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6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室 17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国家行政学院 18 公共行政评论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 19 国际论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 理论探讨 龙江省委党校 21 妇女研究论丛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妇女研究会 22 德国研究 同济大学 23 南洋问题研究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24 东南亚研究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25 日本学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华日本学会 26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27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北京行政学院 28 求实 江西行政学院 29 俄罗斯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30 南亚研究季刊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31 台湾研究集刊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32 中国青年研究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研究会 33 探索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34 党史研究与教学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35 新视野 北京行政学院 36 理论探索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 37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上海行政学院 38 南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南亚学会 39 理论学刊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法学（21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2 法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3 法商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 5 清华法学 清华大学 6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7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8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西北政法大学 9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10 法学 华东政法大学 11 法制与社会发展 吉林大学 12 行政法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13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14 知识产权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15 环球法律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6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17 法学论坛 山东省法学会 18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华东政法大学 19 政治与法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20 法学杂志 北京市法学会 21 当代法学 吉林大学 社会学（9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3 人口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4 人口学刊 吉林大学 5 社会：社会学丛刊 上海大学 6 人口与经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7 人口与发展 北京大学 8 南方人口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9 西北人口 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民族学与文化学（14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民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西南民族大学 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广西民族大学 4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中南民族大学 5 中国藏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6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央民族大学 7 广西民族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8 西北民族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 9 世界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 贵州民族研究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11 青海民族研究 青海民族大学 12 民俗研究 山东大学 13 文化遗产 中山大学 14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民族大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15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编辑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2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3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中科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 5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6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中国传媒大学 7 出版发行研究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8 编辑之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出版科学 湖北省编辑学会、武汉大学 10 科技与出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1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报社 12 中国编辑 中国编辑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 13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14 当代传播 新疆日报社、新疆新闻工作者协会 15 现代出版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等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 2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高校图情工作指导委员会 3 情报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等 4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5 图书情报知识 武汉大学 6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等 7 图书与情报 甘肃省图书馆 8 国家图书馆学刊 国家图书馆 9 情报科学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吉林大学 10 图书馆建设 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黑龙江省图书馆 11 情报资料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 12 图书馆杂志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上海图书馆 13 图书馆论坛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4 情报杂志 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5 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学会 16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7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协会等 18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学会等 19 档案学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20 档案学通讯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3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2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3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等 4 电化教育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西北师范大学 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6 开放教育研究 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上海电视大学 7 中国电化教育 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 8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9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10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 11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等 12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教育报刊社 13 教师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14 教育研究与实验 华中师范大学 15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16 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17 远程教育杂志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18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19 教育科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 复旦教育论坛 复旦大学 2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2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23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24 现代大学教育 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中南大学 25 高教探索 广东省高等教育协会 26 江苏高教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27 现代教育技术 清华大学 28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 29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30 中国大学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31 中国特殊教育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32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33 现代远距离教育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等 34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35 大学教育科学 湖南大学、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 36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37 研究生教育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体育学（1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2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 3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天津体育学院 4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西安体育学院 5 中国体育科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6 体育与科学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7 体育学刊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8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 9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武汉体育学院 10 体育文化导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统计学（4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2 数理统计与管理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 3 统计与决策 湖北省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4 统计与信息论坛 西安财经学院 心理学（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 心理发展与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3 心理科学进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4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5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6 心理与行为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7 心理学探新 江西师范大学 人文、经济地理（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旅游学刊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2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等 3 城市规划学刊 同济大学 4 人文地理 西安外国语大学 5 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6 旅游科学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7 地域研究与开发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环境科学（5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等 2 资源科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3 自然资源学报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等 4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等 5 环境保护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综合性社科期刊（5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开放时代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3 学术月刊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 社会科学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5 文史哲 山东大学 6 社会科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7 学海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8 江海学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9 江苏社会科学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10 甘肃社会科学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11 浙江社会科学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2 读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3 求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14 东南学术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5 贵州社会科学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16 学术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7 国外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18 天津社会科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 19 南京社会科学 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 20 浙江学刊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21 江西社会科学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22 江汉论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3 广东社会科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4 学习与探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5 东岳论丛 山东社会科学院 26 社会科学战线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27 东疆学刊 延边大学 28 人文杂志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29 思想战线 云南大学 30 河北学刊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31 云南社会科学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32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福建社会科学院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34 科学与社会 中国科学院学部等 35 学术界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6 探索与争鸣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7 北京社会科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38 山东社会科学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9 中州学刊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40 学术论坛 广西社会科学院 41 宁夏社会科学 宁夏社会科学院 42 社会科学辑刊 辽宁社会科学院 43 河南社会科学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4 天府新论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5 学习与实践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46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47 湖南社会科学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8 江淮论坛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49 青海社会科学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50 新疆社会科学 新疆社会科学院 高校综合性学报（7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 2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大学 3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 4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华中师范大学 5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清华大学 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师范大学 7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南京大学 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山大学 9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吉林大学 10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复旦大学 11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师范大学 12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海师范大学 13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厦门大学 14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湖南师范大学 15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四川大学 16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科技大学 17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海交通大学 18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河南大学 19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湘潭大学 20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南开大学 21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师范大学 2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农业大学 23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陕西师范大学 24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北大学 25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海大学 2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重庆大学 27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地质大学 28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天津师范大学 29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北师范大学 30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师范大学 3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 32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东大学 33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南大学 3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 35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安交通大学 36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兰州大学 37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南师范大学 38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农业大学 39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工商大学 40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中科技大学 41 求是学刊 黑龙江大学 42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连理工大学 43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暨南大学 44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大学 45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东北大学 46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南大学 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四川师范大学 48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都师范大学 49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北大学 50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福建师范大学 51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西大学 52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新疆师范大学 53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湖北大学 54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南师范大学 55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安徽师范大学 56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安徽大学 57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深圳大学 58 北方论丛 哈尔滨师范大学 59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郑州大学 60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武汉大学 6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2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同济大学 63 齐鲁学刊 曲阜师范大学 64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烟台大学 65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东理工大学 66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理工大学 67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海洋大学 68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海南大学 69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学 70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新疆大学

第8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会长梁国扬，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喻林祥、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等，与台湾中华两岸文经观光协会名誉理事长许文彬、台湾人民最大党许荣淑、台湾南美会理事长陈启村等台湾嘉宾共同为开幕式剪彩。第二届台胞社团论坛的全体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北京市会长苏辉主持了开幕式。

梁国扬在致辞中说，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艺术殿堂中的璀璨瑰宝，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台南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养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艺术大师，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台南市南美会是在台湾美术界有重要影响力的艺术团体，而创办人著名画家郭柏川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在北京生活工作过12年，与北京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梁国扬指出，在第二届台胞社团论坛闭幕翌日举办本次展览，是全国、台湾南美会和北京市共同的心愿。特展的举办响应了台胞社团的倡议，对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联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台湾南美会理事长陈启村介绍说，台南文化气息一直居全台鳌首，而台湾南美会是南台湾历史悠久的绘画艺术团体。陈启村说：“我从未来北京办展，感觉有股力量在推动这个事往前走。今年南美会成立刚好60年，60年对我们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60年是一甲子，这第一站又来到北京，整个意义让我相当感动，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牵引。”

郭柏川的女儿郭为美说：“在创会60周年之际，台湾南美会正在规划以巡回展的形式来庆祝，首站之所以选在北京，就是想把父亲未曾了却的愿望得以实现。”

开幕式后，细心的北京台湾会馆工作人员为两岸艺术家提供全套的文房四宝供使用，很多爱好艺术的嘉宾和记者一下子围拢过来，在一片闪光灯中，艺术家们竞相挥毫泼墨，联笔创作，一幅幅书法和画作瞬间完成，赢得赞叹声一片。

第9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

众所周知，我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不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差异。这种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两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⑴可见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代表北方的孔子与代表南方的老子的地域性分岔了。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就已发展成形，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流派，如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另外，如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在美学上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和研究。因为南北的差异性，这时的美学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地存在着南北地域上的差异。如孔子等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就是这时美学南北地域的差异性的体现。这种情况虽然有许多的变化，但是南北派别的划分依然是其主脉，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进一步指出：“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⑵。所以也就可以从地域上把中国的美学划分为南方美学和北方美学，统称为南北地缘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地域划分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两种美学的差异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美学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北方美学植根于北方经济（以牧业经济和小麦经济为主）之上，南方美学植根于南方水稻经济之中。

二、两种美学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蕴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较正统，南方的文化则是一种水稻文化，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两种美学的精神内核不同。北方以“尚武”为主，并兼有其它多种精神，南方则是以“糜情”为内核。

四、两种美学所具有的风格的差异。北方美学的风格是豪迈雄壮，质朴淳厚，南方美学则秀丽婉美，浪漫热烈。

五、两种美学见之于文艺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方文艺重于“气质”，南方文艺重于“清绮”。 “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合。要达到这种完美的结合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开明的环境，唐朝恰好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朝代，这种开明不仅仅只表现在政治上，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个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种思想杂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诗歌，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宗教信仰方面，既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从国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因为唐代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开明与多元化，使得唐代诗歌在诸多方面，如思想上，风格上，艺术表现手法上等方面百花争艳，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很久，但是为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础。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⑹

二

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唐代诗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

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祐，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祐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

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

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 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出现了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

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

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高潮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

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

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高潮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

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