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鼎河山精选(九篇)

第1篇：问鼎河山范文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夏鼐先生认为：中国的早期文明有自己的特点，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2]

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它在青铜器、文字和城堡方面是怎样的面貌呢？

一、夏代的青铜器

青铜器简称“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

新的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3]所以，可以称得上信史的《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禹铸九鼎”是说大禹时期，就令各地贡献上等的青铜，大禹利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只具有各式图像的大鼎，象征“九州”。因为不仅《左传》《史记》对此事有记载，《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遗记》等古籍资料，都说大禹曾经“铸九鼎”。

所谓“鼎”，本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两耳，因为三足的稳定性，所以自大禹“铸九鼎”后，演化为礼器，并被视为立国的重器。从夏中期开始，鼎被视为传国重器，成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如：鼎彝，九鼎，定鼎，问鼎，鼎祚等词，均与国运有关。鼎是青铜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鼎”字也就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富有文化内涵。

我国先民对金属的认识是很早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铜片和小件铜器，龙山时期发现的铜器或冶铜、铸铜遗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和饰品，到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复合范铸的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是属夏王朝时期的，出土的青铜器种类较多，容器便有爵13件，3件，1件，鼎1件，其中便包括了乳钉纹爵。此外，还发现了坩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复杂铜器，从技术而言，铸鼎是可能的。能够冶铜制鼎，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青铜器的冶炼技术从夏人开始萌生，后经商周青铜制作实践而逐渐积累丰富起来。对夏人青铜器制作的开创之功，应该给予肯定。虽然夏代的青铜器比较粗糙且花纹简单，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但毕竟已跨进了青铜时代。说夏代已经跨进青铜器时代，不仅有实物为证，那些考古资料也足以证明，文献资料上均有提及，并且文献记载夏初使用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器正好吻合。

在大禹建立夏王朝时期，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青铜器铸造业得到了发展，在冶铸技术和器物造型方面，具备一定的水准。青铜铸造业是夏代手工业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禹铸九鼎”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铸铜业的发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镞、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二里头夏代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等空腔器，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

鼎在远古时代即为炊具，一般以陶鼎为主，作为青铜礼器的鼎，二里头遗址的圆腹平底网纹青铜鼎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礼器鼎，被学术界誉为“华夏第一鼎”[4]，显示了我国早期青铜器光彩照人的艺术成就。

二里头遗址青铜作坊，位于宫城遗址的东南约三百米处，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沿用时间长，占地范围大。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红烧土，和铜渣、铜块、坩锅与坩锅残片，还有陶范、陶芯以及木炭等。根据其中出土的陶范残块看，该作坊的生产规模大，人员分工明确，尤其是生产品种多，质量高，不仅有各种小件青铜器，还有不少大型青铜器。大量青铜刀、青铜镉和青铜簇等青铜兵器的出土，表明夏代青铜生产已相当普遍，因为只有在可以大量生产且成本并不太高的情况下，青铜器才能作为兵器普遍使用。

虽然具有较大器形的数量有限，但主要门类已具雏形，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夏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良，达到了一定的冶铸水平，其中的青铜礼器，如鼎，爵，，，铃，其造型和质地虽然没有商代铜器精美，比较单薄和粗糙，但已开辟了我国青铜冶铸业的先河，特别是需要多块内外范拼合浇灌铸造，为商周青铜铸造技术的升华提供了先觉条件。

夏代青铜器品种已经比较多了，主要有酒器中的爵、和食器的鼎，它们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表明以礼器为主体的中国青铜时代已经到来；兵器中有戈、戚、箭镞，特别是箭镞的出现，说明青铜器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因为箭镞射出之后，一般无法回收；还有工具中的刀、锥、凿，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饰牌。在技术上采取合范的铸造方法，有的制作比较精美，器物上出现了兽面纹（又称饕餮纹）、乳丁纹、云纹之类比较复杂的花纹，并且具备了镶嵌绿松石技术，后来成为中国青铜器特有的传统。

二、夏代的文字

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在讨论夏王朝有没有文献资料和是不是缺失了的问题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夏代有文字吗？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确凿证据，所以，在甲骨文发现后，人们都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存在的时代约是殷商后期，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但是，甲骨文的文字结构已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文字形象简古、劲健挺秀。甲骨文应该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系统的文字，这显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传承关系看，中国的文字存在应该更为遥远。

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其间可还有1700年啊！

上古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虽然不可考，但也给现代人提供了中国文字起源的文化线索。

在文字考古方面，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的：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气候干燥，他们用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很容易保存，特别是埃及金字塔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史料，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刻在石头上的，且被后人沿用。相反，中国文化起源的地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上古时气候潮湿，不利于文字资料的保存，而且中国上古的文字多以祭祀为主，沿用很少。甲骨文因为是刻字于骨上，才保存了下来。加之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泛滥，很多遗址被埋藏在很深的地下，加大了考古的难度。

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上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半坡文化遗址发掘的“人面鱼纹盆”是当时文化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郭沫若先生就认为半坡彩陶上的符号是文字。他说：“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他还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论证：“汉字究竟原始于何时呢？我认为半坡彩陶上刻划的符号具有文字的性质。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发现有符号，有的符号上还涂有色彩。这些符号都刻画在陶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有的符号像是太阳或月亮从山上升起的样子。这些符号有的是同图纹合在一起，有的明显地区别于彩陶纹饰，这些符号虽是简单的、零星的、无一定律的，这似乎可以看出，当时人类的审美趣味和形成初级文字交流的文化想像力。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字的诞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历史了。”[5]

1977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登封县东南约15公里的登封王城岗的夏代遗址中发掘出东、西两座小城的遗址，从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夏代文字资料。例如，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发现了一些文字资料，它们刻画在碗、钵、豆、瓮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烧制前刻画在胎上的，其形体结构较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又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这巳经是真正的文字了。尤其是，在西城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质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个陶胎烧制前刻划的文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该陶器所有者的族氏。这个字非但不是刻划符号，而且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阶段，是个会意字，所以是真正的文字。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四千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文字。

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从仰韶文化到大汉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已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这样成熟的文字，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从殷墟时期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

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去考察，从殷商时代文字史料的积累中去探讨，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推究，可以断言汉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应该初具规模了。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大胆推导说：“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6]从龙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最晚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创造出来了――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字的发生，都远在夏以前。

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最近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了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教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到了商代，汉字已经成熟，不仅字的数量多，而且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7]

2003年至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联合对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在出土的两件残石钺的两面均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考古队还发现240余件完整器物或碎片上，保留着大量刻画符号。两件石钺的原始文字除正面的6个字笔痕较浅，风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说明其刻字方式和笔顺较为规范。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欣喜地说，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原始文字，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这也意味着在那个时候，华夏民族已进入文明时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等专家认为，原始文字的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8]

三、夏代的城堡

城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同时，社会的需要也是城堡产生的必然条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需要也是不同的，从而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讲，古代的城堡应具备御敌、防洪、防御猛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功能。

我国城堡起源于什么时代？《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即是认为筑城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

《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篇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说：“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看来，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和禹是始作城者应是历史文献的主流。

鲧和禹的时代筑有城堡，不仅有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于新石器时代诸多城址的发现，为历史文献的记载提供了证明。

在关于诸多城址的考古发掘中，特别值得提说的是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

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的观点，但因其面积较小而引起争论。

从2002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还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从而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了更重要的佐证。[9]

许多文献记载都认为登封告成就是古阳城所在地。《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下”引韦昭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史记・夏本纪》说得更明确：“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在嵩山南二十三里”。这个地理位置正是今天的告成镇。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岗地上。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王城岗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向南眺望伏牛山余脉箕山、大熊山和小熊山，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呈长方形，分为东、西两城，西城保存较好，南墙与西墙的长度均达90多米。遗址的四至大体为：东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东部，北依王岭尖南缘，南抵颍河北岸，遗址面积50余万平方米。通过钻探得知该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2米左右，最厚处可达9米。钻探的最大收获是在王城岗遗址上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与城壕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和钻探等情况看已被毁坏。这座大城址的面积据现有资料推算有30万平方米左右。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夯土城墙的夯土呈黄色，土质纯净且坚硬。夯层分数层，层厚0.08―0.3米，基本呈水平状夯筑。从对城墙夯土的解剖得知：夯层表面有夯具痕迹，似用河卵石类夯具所夯砸，夯窝明显。城墙夯土中包含物较少，主要为方格纹、篮纹和细绳纹陶片，其年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夯土为平地起建，修建在生土或经平整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上，逐层夯筑而成。

在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2600～前2000年，即是鲧和禹时代。王城岗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为学术界研究夏文化以及夏代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重要的资料。

注释：

[1]朱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综述》，《河南社科通讯》1992年第3期。

[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2009年版。

[3]郭军林 ：《中国青铜文化》，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

[4]《新闻晨报》2006年7月5日。

[5]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影印版。

[7]参见桂娟：《揭开汉字起源之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7月14日。

[8]参见刘惠：《浙江发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浙江日报》2013年7月8 日。

第2篇：问鼎河山范文

新郑黄帝故里导游词范文一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新郑、欢迎你们来到皇帝的故里!我是你们的导游小张，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

黄帝故里景区位于新郑市区轩辕路，占地面积80亩，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缅怀始组公德，近年来，新郑市人民政府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了扩建。请大家放眼望去，扩建后的黄帝故里规模多么宏大，气魄多么雄伟!

黄帝故里景区共分六个区域：广场区、故里前区、故里祠区、鼎坛区、艺术苑区、轩辕丘区。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祠前广场。大家看，那棵枣树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但依然牢牢地立在那里;那棵古老的槐树枝叶茂盛，遮天蔽日;那棵银杏树历经百年，风采依旧。轩辕桥下姬水河河水清澈，缓缓流动。绿树环绕，小河淙淙，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大家再往前走，这里是故里祠，祠中有前门、正殿、配殿，正殿中央塑有轩辕黄帝像，两配殿有黄帝元妃嫘祖和次妃姆母像。点上一柱香，拜一拜始祖，会保佑你平平安安，心想事成!

请大家跟我来到鼎坛区。这里建有黄帝宝鼎坛，它高6.99米，直径4.7米，重24吨。另外还有其它八鼎，分别为：爱鼎、寿鼎、财鼎、仕鼎、安鼎、丰鼎、智鼎、嗣鼎。大家伸出手来，一个一个摸上一遍。有的能保佑你和和美美，有的能保佑你寿比南山，有的能保佑你财源滚滚，有的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怎么样?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黄帝文化的魅力，不能不感恩始祖的功德，不能不为自己是一名炎黄子孙而自豪!

新郑黄帝故里导游词范文二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新郑观光游览,首先呢,请允许我代表新郑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和我的同事们，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最真诚的欢迎,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品味.游览古都新郑 我姓马,老马识途的马，今天各位来到我旅游，请放心好了，有我一马当先，什么事情都会马到成功。。。。。。我是来自新郑**旅行社的导游员,大家可以喊我小马，相信有小马的陪同,大家一定会玩的开心,游的快乐.当然了,小马也会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那么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旅行社选派的驾驶经验丰富的司机：*师傅，今后几天就由他和我来陪同大家，如果您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我们提我们会尽力满足大家的合理要求的，好了，现在请大家坐好扶稳如果有那些朋友晕车请您往前面来，前面的朋友会把最舒适的座位给您的，在这小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有什么事请尽量不要在车厢内走动。

现在我想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行程安排略)然后我们有3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12:00时候我们在大门口集合前往有缘餐厅用午餐,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车牌号豫XXX和我的手机号XXX,如果有参什么事情一定要及时和我联系.

新郑市隶属于河南省省会郑州市，有着极其优越的区位优势。至于我们的市情，我想用以下五个字概括就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中、通、古、丰、美。

中呢，是指我们新郑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州之中，北临郑州市区，南接魏都许昌，东依七朝古都开封，西面九朝古都洛阳。

通呢，是指我们新郑市的交通优势非常明显，境内有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和京广铁路纵贯其中，还有我们中原最大的国际机场新郑国际机场。

古是说我们新郑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它不仅被命名为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还被中华古都协会认定为中华第一古都。这里不仅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裴里岗文化和5000多年前的炎黄文化，还有2700年前的郑韩文化。

丰，是指我们新郑市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及矿产资源。大家来看窗外，那大片大片的绿林就是我们的新郑枣林了，新郑特产鸡心小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有机会我请大家吃哈。我们新郑种枣历史悠久，在裴里岗就出土了堪称最早的炭化枣核。在古枣园里有棵古枣树王树龄竟达600多岁。

美呢，则是说我们新郑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除了黄帝故里，还有始祖山，郑王陵博物院，欧阳修墓，郑风苑等著名景点。我们新郑也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除了高原以外，平原、丘陵、盆地、山地俱全，也正是这多种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我们这个城市的人杰地灵。

好了，大家来看前面，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著名的古城墙也即我们市区北门的主要标志郑韩故城了。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在此建都长达500多年，所以称为郑韩故城。故城平面极不规则，周长20公里。目前尚存大部分城墙，最高处达10米。河南省博物院镇馆之宝的青铜器莲鹤方壶即出土于此。

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市区，距我们的目的地黄帝故里还有5分钟的车程。黄帝故里景区位于新郑市区轩辕路，占地面积100余亩，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圣地，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目前正在积极申请AAAAA景区。早在2000年就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市十大旅游景点之一。黄帝故里祠始建于汉代，后遭战火毁坏，明清时修葺。近年来，新郑市人民政府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了扩建。扩建后的黄帝故里景区共分五个区域：广场区、故里祠区、鼎坛区、艺术苑区、轩辕丘区。

新郑黄帝故里导游词范文三 好了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中华姓氏广场。该广场是07年(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前)建的，它长宽各130米，是一个正方形广场。广场四周种植着被称为活化石的水杉，这960棵水杉，象征着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夜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子民。

叶落兮归根，故里兮牵魂。我们60万新郑人民热忱欢迎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根拜祖。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对我工作的配合，有什么服务不到位的地方请多指教。祝愿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希望大家有机会再来河南，再来黄帝故里。谢谢大家!

万姓同根，根在人祖。中华民族的历史如同一棵开枝散叶的大树，虽纷繁冗杂，但脉络清晰。每个姓氏都是这棵生命之树的春华秋实。每个炎黄子孙都不该忘记这棵生命之树，都应该记住自己是这棵大树上的哪根枝条，哪片树叶。这就是修建中华姓氏广场的根由。

矗立在我们面前便是中华姓氏鼎坛，这个气势恢弘、硕大无比的鼎叫黄帝宝鼎。鼎坛高3.9米，宝鼎通高6.99米，重24吨，直径4.7米，全部由青铜铸造而成，比进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广东肇庆青铜鼎还高出0.39米，重8吨，为天下第一鼎。

我们穿过马路这座便是仿汉阙，是最古老的门。用石雕刻而成的阙，是用来记官爵、功绩和装饰。阙的主要功能是挂旌(劲)旗、贴告示用的。

(故里祠门口)

好了，游客们，我们穿过牌坊过了轩辕桥，站在姬(几)水河，请看前面便是故里祠，

在我国大多庙宇和祠殿前一般都安放狮子，寓庄严、威武、平安吉祥之意。但这里却把熊作为镇祠之兽。熊，是一种很威武、强悍的动物，黄帝父亲少典氏领导的部落为了表示对它的崇拜，就把有熊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后人为纪念黄帝的根基有熊氏部落，特在黄帝故里祠前塑了这对石熊。

(故里祠前厅)黄帝故里祠是我们这个景区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整个景区的核心部分，里面供奉着我们炎黄子孙的伟大始祖轩辕黄帝和他的两个夫人嫘祖和嫫母。好了请进去参观一下吧，我们看到的大殿和东西配殿始建于汉代，轩辕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初祖、中华开国的第一大帝，世代为人们所敬仰，历代贤人和平民百姓都来此寻根问祖，烧香还愿。至今在西配殿山墙上还留有为修复大殿留下的功德碑。

(大殿)请看大殿里敬奉的就是轩辕黄帝的金身塑像。上面的匾额，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的题词人文初祖。殿内四周的壁画，生动地展现了黄帝一生的丰功伟绩。

这一幅是黄帝诞生。五千多年前，在嵩山东麓新郑一带，居住着一个以熊为图腾的有熊氏部落，其首领为少典。

这一幅是创造舟车。黄帝修德治兵，创造舟车。请看这个是民用车，中间的是指南车。这里是打造的各种兵器和民间用具。这个是驯兽的场面，中国最早的家禽饲养就是从黄帝开始的。最上面是我国最早的船只。当时人们用石头把大圆木中间凿空放在水里，用来载人载物。

这一幅是黄炎结盟。当时居住在陈丘(今河南淮阳)一带的神农氏炎帝部落势力强大，各部族都听从他的号令。到了黄帝时代，炎帝领导的神农氏部落逐渐衰落，而黄帝修德治兵，创造舟车，以道义促使部落之间相安友好，以武力征伐强暴，制止侵略。许多部落慕其威望，前来通好，仰仗归从。当时炎帝侵凌周围部落，黄帝率有熊部落的军队在阪泉(今河南扶沟县，一说河北涿鹿)与炎帝经过三次激烈的交战，打败炎帝，使之归顺于已。从此后，炎黄部落和睦相处，结为联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

这一幅就是大家熟悉的征战蚩尤。当炎黄结盟之时，东方的九黎族部落兴起，其部落首领蚩尤更是凶暴残忍。其他部落闻听蚩尤到来，都吓的惊魂落魄，溃散四逃。黄帝九次与蚩尤交战而不能胜，就联合以熊、罴、貔、貅、豹、虎为图腾的六个部落，会合炎帝部落在涿鹿郊野与蚩尤展开决战。

这一幅是建都有熊。黄帝战胜蚩尤之后，又挥师北上，驱赶走向南方扩张的荤粥族，天下有不顺者，进行征伐，然后班师回有熊新郑，诏告天下，并在西泰山(今新郑龙湖镇)大会诸侯，定鼎建都(河南新郑)，举行开国大典，各部族首领共尊黄帝为天子。

这一幅是高擎(请)龙旗。黄帝统一万国部落以前，以熊为图腾，统一天下以后，采用有代表性的部族图腾特征，荟萃成新的图腾龙，作为有熊帝国的族徽和旗帜。龙是各部族大融合、大团结的产物，因此五千年来，炎黄子孙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这一幅是肇(照)造文明。黄帝和他的臣下有许多发明创造。如发明创造房屋、衣裳、车船、阵法、兵器、音乐、文字、算术、历法、图画、医药、祭祀、婚丧、铸铜等等。世界古代文明四大标准中的文字、城堡、铜器、祭祀等，黄帝时代都已发明创造，使中国与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肩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黄帝在位百年，死于荆山(今河南灵宝)，葬于桥山。据史书记载，黄帝族后裔在各地先后建立了70多个国家，繁衍了600多个姓氏，炎帝族在各地先后建立了20多个国家，繁衍了247个姓氏。黄炎二支发展到853个姓氏，在与其他民族融合中总计发展到8000多个姓氏。因而，后世子孙共尊黄帝和炎帝为祖先，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轩辕丘)这个高大的土丘，就是象征性的轩辕黄帝的诞生地轩辕丘，丘下有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轩辕黄帝纪念馆，总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其造型为仰韶时期即黄帝时期的大房子造型，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呈巨大人字形，好像是从地底长出来一样，寓意为黄帝出生之地。

第3篇：问鼎河山范文

鼎之演变

鼎原本是古代烹饪之器的一种，用以炖煮和盛放肉食。鼎内置物，鼎下足间举火，功能与现在所用的锅无异。“鼎”字属于象形字，经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直至当今的楷书，仍保留着鼎的形体特点，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带有浓重的活化石色彩。据许慎《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而出土的古鼎可以证明，三足圆鼎确实是通用形制，但也有特例。比如著名的“司母戊鼎”，就是四足方鼎。最初的鼎，是由黏土烧制而成。属于陶鼎；后来因铸造技术的进步，青铜鼎逐渐成为主流。鼎也终于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典型器物，曾长期被视为立国重器，象征着国家的威仪和权力。同时，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

以鼎为祭器或礼器的作法，源远流长。礼仪源于先民的风俗习惯，礼器则脱胎于生产生活用具并予以升华，鼎随之也就从当初的炊具被赋予了神圣的职能。据《墨子・耕柱》，早在夏启之时，鼎已被作为祭器或神器。另据《说苑・君道》记述，商时，大旱七年，汤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天大雨，表明商代同样以鼎为礼器。在殷墟甲骨文中，求雨用鼎之记录不止一处。周代，重大祭典上重要祭品也被放置于鼎中。《逸周书・世俘》载，武王灭商后。返宗周告庙献俘，杀祭商重臣百余。将人头放在鼎中，奉上祭台。

夏商时期，等级制度不断发展。鼎作为祭器，也成为等级的标志物。至周代，等级制度即所谓礼制繁琐而严密，各种礼器的使用因贵族身份等级不同而有严格的规定，用鼎制度更占有核心位置。据《春秋公羊传》载，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汉何休《注》云：“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随着用鼎制度的确立，鼎成了权力的信物，而“九鼎”则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九鼎溯源

关于禹铸九鼎的传说，几乎是家喻户晓。但确切的文字记载，则较为晚近，最早见于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兵至伊川伐陆浑戎，后至洛水，在周王室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无奈，遣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王借机询问九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道：“政德清明，鼎小亦重；国君无道，鼎大亦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之轻重不当询问。”楚王问鼎，大有觊觎周王朝天命而代之的不臣之心，以致其后“问鼎”专指图谋篡夺王位。在其后行世的《战国策》里，也有秦临周而求九鼎的记载。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侯群起，逐鹿中原。楚庄王之“问鼎”，秦王之“求鼎”皆是对最高权力的觊觎；而周王为自保，便不断神化“天子九鼎”，经御用文人前仆后继的加工创作，使九鼎最终成为大禹所铸，三代相承之宝器，被蒙上一层层神秘色彩，且不断向细节深化。《左传》中便有涂山大会的记载。禹大会诸侯于涂山，诸侯各带朝贺礼物，大国献玉，小邦献帛。后九州所贡之金(即青铜)年年增多，大禹便受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的启发，将各方诸侯进献之金，铸成九鼎。一州所贡之金用来铸本州之鼎，并将州内山川形势与各种奇异禽兽、神怪等一并铸于鼎上。五年后，九鼎成，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象征中枢。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禹为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君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之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

后夏朝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就迁于周镐京。后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这就是所谓“鼎在国在，鼎失国亡”。九鼎作为镇国之宝、传国之鼎传徙三代约二千年。无论朝廷还是民间。“禹铸九鼎”的神圣性，已不容置疑。

至西汉时，司马迁采当时流行说法予以总结归纳，《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一鼎乃沦没，伏而不见。”“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日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可见，在周末战火频仍的混乱中，九鼎神秘失踪，成为千古之谜。

秦始皇时，命制传国玉玺，君权信物已由金转玉，但其仍思得九鼎。《史记》载，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至汉时，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方士新垣平云“周鼎亡在泅水中，今河溢通泗，汾阴有金宝气，周鼎要出现，要在汾阴南，临河建庙迎周鼎”。后新垣平因诈称“金宝气”等事发被杀，并株连其家室宗族。但武帝即位以后继续迷信鬼神，方士们在新垣平鼓吹迎取周鼎五十年后，诈称汾阴出土宝鼎，献于武帝。武帝大赦天下，改元元鼎。

铸鼎余波

秦皇、汉武未得到九鼎，其后帝王便不再继续寻觅，却每有仿铸之议。据《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日永昌，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后又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鼎、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奉安于上清宝篆宫神霄殿。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后无下文。

第4篇：问鼎河山范文

那里是一个远离吵闹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有着不少旅游胜地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有着不少当地特产的地方。毫无疑问那就是——鼎湖。鼎湖被不少人成为珠三角的后花园，因为它具有山清水秀的环境，更有不少当地特产，令人流连忘返！

人们一说到鼎湖，便想到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鼎湖山。从世界范围来看，整条北回归带几乎全是沙漠或干旱草原，而纬度相当的鼎湖山景区，由于受季风影响，却是一片生机盎然的亚热带、热带森林。

鼎湖山林壑幽深，泉溪淙淙，飞瀑直泻，自然风光十分迷人。鼎湖山给人的感觉就是秀，像翠绿的屏障，每一座山峰彷佛都是给树作映衬；鼎湖山是险的他令人看起来都毛骨悚然，望着也使人感到心惊胆战；。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瞧，在那绿树成荫的两山之间夹着雄伟的大瀑布。急弛飞奔的水流直泻而下，像奔腾咆哮的万匹野马破云而来，又像神话中的仙女披着银纱，在斜阳的照耀下，光彩夺目。飞水潭的水是清澈见底的，俯视下来，直视无碍，水底下蕴藏着一块块光滑的石头。水又是这样的清凉，因此在夏天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来这里游泳。据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游览鼎湖山时，曾在此游泳，现崖壁上刻有宋庆龄手书的“孙中山游泳处”6个大字。潭水由此再往下倾泻，继而形成另一个深潭，据传为蛰龙窟，故曰：浴龙池。

好的风景搭配上独特的食物，那就是绝配！

鼎湖的剑花、蛋花、肇实、首乌，还有紫贝天葵，都是名优特产；清蒸文（山乃）鲤、清蒸麦溪鲤特色名菜，鼎湖独有；天下粽子鼎湖有，鼎湖裹蒸天下无，民间美食，天下无双。在鼎湖，包裹蒸更是一种风俗习惯。每家每户在年晚就开始进行，淘洗糯米、绿豆，洗冬叶，炮制五花腩，猪肉等馅料，功夫极细致，讲究。农历是二月二十七日铜锅燃气熊熊旺火，边煮边加沸水，连煮七八小时方成除夕浓烟笼紫陌，家家甑裹蒸香。欢声笑语洋溢每一个家。裹蒸体型大有一斤多重，菱角分明，馅料讲究，除五花腩外有的配烧鹅、腊味、冬菇、栗子等混合绿豆，做到独到。除有用外还相互馈赠，远送至广州、港澳。

第5篇：问鼎河山范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给予桂林漓江的评语是：“长江是中国最知名的河流，但是，人们往往更容易沉醉于漓江的美丽之中。乘船从桂林至阳朔游漓江，这一带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两岸的山峰伟岸挺拔，形态万千，每一处都是一幅中国水墨画。当然也有一些游客更倾向于在桂林乘坐传统的竹筏游遇龙河——漓江的一个支流，更加平缓宁静。”

其实，沿着孕育了漓江美景的珠江流域走一走，如画美景俯拾皆是。如果你想观赏一场终生无法忘怀的视觉盛宴，作为常人唯一能够到达源头、亲眼目睹其风采的大江河，珠江流域之美景绝对不容错过。这条横贯南部六省和越南北部的水域上，拥有许多原始而美丽的河流，犹如一颗颗夺目的明珠镶嵌在南中国的土地上。“滴水分三江”、“一脉隔双盘”、“一线串五珠”等奇异景观让人移不开眼，整条河段宛如人间天堂。

还有雄奇险峻的南盘江，文明和美丽结合的红水河，英雄的赤水河，历史的乌江畔，气势磅礴的九龙河瀑布群，黄金水道西江……都是可圈可点，“引无数游客竞折腰”。

本期栏目记者将选取珠江流域最值得一去的六条美丽河流，以飨读者。

标 签 唯一直抵的大江源头

珠江源头：一水滴三江

如果想“饮水思源”，没有比珠江源头更能满足要求的了。你完全可以携一二好友相伴，一起追寻大旅行家徐霞客的足迹，溯江而上，在这条悠远的民族文化大通道里探寻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且，珠江是常人唯一能够到达源头、亲眼目睹其风采的大江河，源头所在地云南曲靖市沾益县境内马雄山2000多米的海拔高度气候，也是男女老少皆宜。

天气晴朗之际，登上马雄山主峰，站在山顶上的珠江源大罗盘上眺望南北盘江和牛栏江的分汊，“一水滴三江”奇景清晰可见。俯瞰四周，方圆百里尽收眼底，蓝天下，群山起伏，如大海中的无数岛屿。放眼望去，花山湖、偏桥水库，波光粼粼。有诗云：“登雄峰才见山高水长，挽狂澜始知海阔天空”，直抒胸臆。

源头所在是马雄山东麓一个独具特色的彩云溶洞，百余米高的绝壁上镌刻着“珠江正源”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洞前竖立的珠江源碑记中写道：“……滴水分三江，一脉隔双盘，主峰巍峨，高高峙立，溪流涌泉，若明若暗，江渭蛰流，出洞汩汩，终年不绝，乃珠江正源”。美丽的珠江源就从这里流去南盘江，汇合北盘江的水，再集合东江和北江之流，最后汇成一条生机勃勃、浩浩荡荡的珠江，直抵广州奔流入海。雨季时，这里有一个宽度30多米、落差近3米的瀑布群。还有“天下第一棋盘”与“天下第一罗盘”，据说三五个人合力都难以推动该罗盘呢。

另外，这里围绕着马雄山已经举办了数届“珠江源”登山越野挑战赛与数届山地自行车挑战赛。这两项赛事的举办时间在每年的4月份，有兴趣的游客可在举办期间前来。

标 签 徐霞客足迹黄果树瀑布（水帘洞）“一水滴三江”处

南盘江：雄奇险峻的珠江正源

1635年，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曾深入贵州、广西、云南等地，经过历时半年的反复考察后，写成了著名之作《盘江考》，否定了黄泥河是珠江正源的讹传，用丰富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南盘江才是珠江的正源。

而作为珠江正源、黔桂界河的南盘江，满足你对风景如画的珠江流域的所有想象。有的地段急流险滩，波翻浪涌，有的则平静舒缓，水色如蓝，群山一片新绿，凝碧之中唯有木棉火红；夏秋之时，山水暴涨，红流奔腾，惊涛拍岸，声如雷鸣。山中片片白雾飘浮，山巅雾涌如潮，蔚为奇观。谷中，高大的黄桷树，碧绿的芭蕉林，挺拔的大蛮竹，成片的甘蔗林遍布河岸。

尤其是进入安龙县境内的48公里河段，浓缩了南盘江雄奇险峻的精华。别看它短，这片河段一反上、下游的平静舒缓，水势落差最高达165米。险滩连绵不绝，江水如脱疆的野马奔腾而下，冲滩闯峡，浪花翻滚，气势不凡。特别是每年的洪水季节，天生桥高、低坝同时泄洪，水声如雷，江水咆哮，浪花满峡，水雾腾升，气壮山河，竞展大自然魅力，既使人惊心动魄，又十分引人入胜。

南盘江不单风景如画，历史积淀同样丰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云南通往两广的重要水路交通要道，沿线曾经留下无数历史人物进出云南的足迹，还有许多古老的关隘城池，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文化魅力。从云南顺驮娘江而下，或从广西溯右江而上，都可到达直到解放初期都是滇桂交界处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壮乡古镇——剥隘。大理的马匹通过这里运往两广，海盐和布匹从这里源源运往全省各地。昔日的马帮汉子来到这里，都要为壮家女的温柔流连。壮家姑娘合衣而泳的美丽，打鱼小伙撒网的英姿，还有那一段苍凉的铜、盐、茶、马故事，都值得我们一路追寻。还有“具说南溪景最幽，家家都筑望江楼”的建筑群，青石铺就的甬道古巷，沧桑斑驳的港口码头，以及自在漂游的唱晚渔舟，无不深深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尽管随着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剥隘古镇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之中。但有关剥隘的传说，仍然在风景秀丽的驮娘江上远远流传。

沿着这条充满神奇美丽风光的黄金水道自上而下一路欣赏过去，你可以在上游看到中国唯一可直接抵达的大江大河源头的珠江源风景区；可以在中游欣赏到云贵高原独一无二的江河湖海相融美景，众多高原湖泊与江道相连，江河湖海相融，浑然一体；还可以在下游罗平县境内领略到著名的三江口风情，“一水滴三江”即由此而来。南盘江在此循云贵两省区边界携奔腾之势流入大海，两岸云黔桂三省的山水风景一览无余。

这些若是不能过足眼瘾，南盘江支流——打帮河上游的白水河上，闻名中外的黄果树瀑布还在等着您。走近时未见其貌，先声夺人，如雷如鼓，放肆地咆哮。近前观看，瀑水凭高作浪，万练飞空，态势迫人，一种“狂飚为我从天落”的豪气油然而生。有诗云：“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丽日映照之下，更可生出“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的感慨。涉过马蹄滩，登上瀑布左侧陡崖半腰，还可到达徐霞客所指“中宛三门”的“水帘洞”。 看过《西游记》的亲们对此景必不陌生，而实景更引人入胜。洞中水声如雷鸣，洞壁四周钟乳密布，如黄龙吐雾，如孔雀开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石乳上的水珠晶莹欲滴，色彩斑斓，宛若置身于人间仙境……

另外，南盘江上有个驮娘江，驮娘江上有个驮娘峡。这里是邓小平当年百色起义革命根据地红色革命区之一，也是驮娘江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段。它的奇险，远远不能用鬼斧神工来形容。这里江窄水急暗礁多，船行至此，危险万分。当地人将靠云南的左峡叫“娘峡”，靠广西的右峡叫“公峡”，因此民间有流传经过此峡时，有人会问：船过哪峡？答曰：过公峡。船就能偷偷渡过娘峡。答曰：过娘峡，船就能偷过公峡，以此躲避过江的危险。好奇的朋友可以来试试哟。

还有万峰湖中的天生峡谷，右江上的别样风情等等，都构成了南盘江无与伦比的美丽。

标 签 广西母亲河大化岩滩百色起义策源地

红水河：背叛本色的河流（双面河流）

你见过变脸的河流吗？红水河就如同一个会魔法的孩子，一年中有两副面孔呈现在游客面前。众所周知，红褐色的河流成就了红水河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但红色却并非其“主流”色，反而绿色才是其一年中维持时间最长的颜色，红色仅仅属于汛期。每当洪水过后，红水河会很快恢复一江清流。尤其是枯水季节，每年入秋至次年的春天之前，红水河会彻底背叛她的名字，变成一条地地道道的绿水河。

若论文明与美丽结合的典范，哪能不提源自云贵高原、融会南北盘江的红水河？被誉为“广西母亲河”的红水河，在塑造了灿烂的红水河流域文化的同时，也把旖旎的风光恩赐给祖祖辈辈在她两岸繁衍生息的人们。

与雄奇险峻的南盘江相比，红水河胜在风光旖旎、千姿百态。有人曾这样描述：峰回路转的红水河，尽显陆游诗中所描述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烟雨空濛中的红水河，更显宋代诗人苏轼在游西湖时所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之仙境；若是在秋天，微风过处，秋水上阵阵涟漪过处，平滑如镜的水面上倒映着的景物会被层层荡开，依稀透出水下的水草乃至鱼虾等等，呈现在眼前的则是王勃《滕王阁序》里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美丽画面。

如果陶渊明文中的世外桃源另有其处，红水河亦可参选。放眼望去重峦迭嶂，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处处是高耸的峰丛，遍地可见深幽的洼地，俯首远眺隐约察觉村寨、田间和水池交织其间，大有恍若隔世之感。

如果钟情喀斯特地貌，不必专门跑去桂林山水，也不必前往云南石林，红水河一行就会让你大饱眼福。这条河流经广西境内喀斯特地貌山区的21个县市，两岸排列着秀丽的峰丛，放眼处处是重峦叠嶂，高低错落变化无穷。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区大化岩滩，景美迷人。8万多亩湖面水库，水色青绿，烟波浩渺；一百多个岛屿及半岛，错落有致，千姿百态；众多的水湾畔，瑶壮村寨星罗棋布，家家面湖，户户养鱼，湖面渔船来往穿梭，水湾遍布养鱼网箱，河道九曲十八湾，俨然一个靓丽的水乡泽国。最最让人艳羡的，是这里的盘阳河长寿带，追求长生不老的游客可以到此询问秘笈哦。

还有著名的七百里弄，为世所罕见的典型峰丛洼地，洼上有洼，弄中，被誉为“天下第一弄”。站在半山腰感受，山上烟雾缠绕，洼地324个原始古朴的瑶寨，隐约可闻的鸡犬声，仿佛置身梦幻中。

如果你是爱石达人，红水河广西大化岩滩河段有目前奇石界中最佳的观赏石种之一，岩滩彩玉石。

如果邓小平是你的英雄，这里还有百色起义的策源地东兰，红七军的故乡。

流域内还闪耀着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铜鼓文化、师公文化、歌谣文化、国文化、图腾文化以及“歌圩”、“求花”等，满足你对壮、瑶、彝、水、毛南等民族的一切好奇心。

……

毫不夸张地说，红水河就是一个旅游的富矿，等你来挖掘。

标 签 阳江秋月

桃花江：不似漓江，胜似漓江

别误会，这条江不是因招惹“桃花”太多而出名。乃因传说江源有华岩洞，常有桃花片从洞中流出，故此得名。不过桃花江风景如画，“不似漓江，胜似漓江”，单身的帅哥靓女孤身前往，说不定就能拥有一场终身难忘的艳遇。

桃花江古名阳江，流经临桂、灵川入桂林，最后导入漓江。既然漓江的兄弟姐妹，其魅力自不在话下，宋时就因景色秀美而成为水路游览的一个主要航道，明清时期，江上画舫彩舟来往穿梭，集一时之盛。

桃花江身材妖娆，在桂林地段的河道是大小两个“S”形状，如同绿色飘带萦回于桂北岩溶盆地之中。而且，流经的都是石灰岩地区，江水澄澈，飞鸾桥至胜利桥一带，水流平缓，明净如镜，夹岸峰林，影落水中，分不清是景是影，辨不清影景孰胜。桃花江两岸，夹竹桃如火，田畴如绣，中隐、狮子、清季、甲山矗立。如果停驻一晚，其实她月夜景色更美，“阳江秋月”可是古代桂林八景中颇具特色的一景。

标 签 地震堰塞湖小南海悬棺土家摆手舞

黔江：民俗生态之旅

地处巫山山脉和大娄山脉交汇带、武陵山脉腹地的黔江，风光神秘怡人。

若喜欢看景，地震堰塞湖小南海、两大原始峡谷，两大天生桥群以及间歇泉、温泉、地下暗河、溶洞等自然奇观给你“好看”。这里景如其名，或形似或神似引人遐想，到此一游的你会发现，检验想象力的时刻到了。神龟峡峡如其名，阿蓬江与细沙河交汇处一只活生生的神奇巨龟俯卧于阿蓬江北岸，伸着长长的脖子，虎视眈眈地望着南岸的蛇盘山。龟山与蛇山锁住两江，形成一道天堑隘口，成就神龟峡美名。仰头山森林公园更是得名于其中一座状如仰头的山峰，天然氧吧等只是它的附赠品，探索之后方可体会无限可能。还有可圈可点的黄茅峡和大藤峡，后者长达44公里，全程水流湍急，枯水时最深处亦达85米，是西江干流最深处。

若对宗教有兴趣，震后尚存的寺观或遗址上，可细细找寻当年宗教繁盛的蛛丝马迹。黔江“悬棺”为其中一绝。我国的和尚塔，远如河南嵩山少林寺和尚塔，近如黔江区斜岩寺和尚塔，均建于平坦之地。只有黔江流域的凤池山上，岩嵌之中，建有国内少有的和尚崖棺墓葬。

若喜欢热闹，你就来对了。这里的土家摆手舞、山歌、铜铃舞，苗族民歌、芦笙、木鼓舞驰名遐迩，一年一度的黔江土家摆手节让你不虚此行。走进板夹溪土家十三寨，美丽的土家妹子，欢快的摆手舞迅速让你动起来。还有“赶年”、“赶秋”、“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传统少数名族节日，仍继古风遗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给你带来快乐。

标 签 榕峡钓台 镇水大鼎羚峡归帆 端砚产地

西江三峡：峡谷风光

溯源头而下，终于到了西江的下游，到了地理书上称为“西江小三峡”（ 三榕峡、大鼎峡、羚羊峡）的河段，到了广东境内。

三峡两岸，景色秀丽，古迹甚多，自古以来，吸引着无数文人骚客。

稳坐钓鱼台者有之。榕峡钓台是榕峡胜景之一，每当夏季洪汛之期，江水似万马奔腾，哮声如雷；冬季来临，江水蔚蓝，北岸河滩，怪石嶙峋，如台高筑，人称钓鱼台。

登临“大鼎”者有之。镇水大鼎，为大鼎峡名景之一，因其形如鼎而得名。西江奔流至此，气势磅礴，如鼎锁江。大鼎山上曾建有“大鼎古庙”，俯瞰西江，平日登临者甚多。每逢重阳佳节，更是游客云集，川流不息，山上山下，成圩成集，热闹非常。

乘船捕鱼者有之。羚峡归帆，为历代著名“端州十景”之一。这里鱼类较多，春有边鱼，夏有三赖，秋有鲤鱼，冬有海鲮，还有特产鲳鱼和八须大虾，渔民多来此下网捕鱼，早出晚归，羚羊峡口船帆点点，甚为壮观。

攀崖顶感受江上清风者有之。清风仙阁，为羚羊峡游览胜地之一。此处悬崖峭壁，地势险峻，纤夫们长年累月踏出了一条羊肠小道，后来修栈道，建桥梁。游客登顶而上，如到仙阁，江山如画，清风徐来，神清气爽。

第6篇：问鼎河山范文

湘江下游支流沩水河畔，一片正在抽穗的稻田，在夏季的阳光下泛起一层深沉的墨绿。

这本来是个盛产水稻的大粮仓。如果不是那个叫姜景舒的农民在一次挖红薯的时候一锄头挖出了那件四羊方尊的国宝，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大片辽阔的稻田里，居然沉睡着一个青铜王国。

黄材炭河里遗址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就因为那只四羊方尊而让这片土地成为全球焦点，但2001年6月19日这一天，对于这片皇天后土来说，又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宁乡县黄材镇四个在沩水河中游泳的学生，居然无意间发现了一件兽面纹青铜瓿。

这件兽面纹青铜瓿口沿斜折，短颈，圆肩，腹下收。肩部有四处铸造时留下的痕迹。腹部和圈足上有四道矮而薄的扉棱，圈足上部有四个方形镂孔。颈部有三周凸弦纹，肩部饰夔龙纹，以云雷纹为地，腹部和圈足上饰兽面纹。

这是炭河里遗址已经出土所见商周青铜瓿中最大的一件。

兽面纹青铜瓿既然是在河里发现的，这就值得深究了。于是，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所在地理考证，专家得知，出土这件铜瓿的地点，在商周时期并没有河流，而是后来雨水冲刷形成的，此瓿可能就是被雨水冲刷到沩水河的。而沩水河与黄材炭河里遗址相距又只有一公里，随水惊现的兽面纹青铜瓿，与黄材炭河里遗址自然就有了丝丝缕缕的必然联系。

炭河里遗址为椭圆形山间盆地，东西长，南北窄，地势平坦，中央是浩浩荡荡将近千万平方米的冲积平原，三面都是高山环抱，盆地中央一马平川，F溪、胜溪、蒿溪分别从北、南、西三面冲出山口在盆地西部汇入黄材河，遗址部分已遭河水冲洗。

被四个学生发现的兽面纹青铜瓿，也许曾经就静静的躺在这片冲击盆地的某个角落。

其实，早在1963年，炭河里遗址附近的F溪河中也出土过“癸”兽面纹提梁卣，卣内装满玉珠、玉管1174件。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相关专家经过调查考证后就确认，这里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遗址。这个结论，在2001年到2005年对炭河里遗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更多出土实物的佐证，证明这里曾是商周时期的一座城址，面积达23万平方米。城址四面夯筑城墙，有内外护城河。从残存的城墙推测，城址可能是圆形。城内宫殿坐北朝南，排列有序，城外还有西周时期的墓葬。这样的古城址遗迹，很显然地再现了商周时期都邑的元素。

远去的时光，早已湮没了那座商周古城青铜的撞击声。现代人探微历史源头的心跳，却又重新将这座商周青铜王国唤醒。

然后，我们看到，这座商周都邑的城内宫殿是多层重叠的。它的第一期（第5层）宫殿建筑的废弃堆积，经C14测年为2965±40;第二期宫殿建筑废弃堆积为2925±30，一般认定为公元前1055-975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标准，西周纪年始自公元前1046年，可炭河里城址已经超出了西周纪年的范围，其使用时间应在商周时期。

年代虽然被确定，然而，另一个质疑又一直在困扰着国内外的史学家们：这些古老的青铜器，又是何人何地铸造的呢？原材料从何而来？铸造工艺技术从何而来？冶炼遗址在哪里？

这就要说到三苗部落了。

据《韩非子》描述：“三苗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有彭蠡之水”。

其意就是说，三苗部族的范围大致包括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间的辽阔地域，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部、安徽省西部和湖北、湖南、江西三省。

三苗的起源，《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说的就是三苗是中华民族“三始祖”之一蚩尤的后人。

可是，史学界又传出一种说法，认为三苗在商周时期就已经神秘消失了。但所有的历史典籍，都没有发现关于三苗如何消亡的记载。

这就意味着，三苗在商周时期是依然存在的。

要想解开这个疑团，我们只能从黄材炭河里城址出土的青铜器与北方中原出土的铜器特征比较去寻找答案了。

以如四羊方尊为例，其造型非常奇巧，它以四只羊身组成器身，尊的肩部四角以立体羊首装饰。再以虎食人卣为例，其造型是一只立虎，口内衔有一人。这些青铜器的造型，既生动又写实，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所表现的庄严古朴的风格。

在纹饰上，炭河里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也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比如人面纹方鼎，不仅还是写实手法，而且以四个浮雕的人面作为器身主体装饰，这种风格在其他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更是绝无仅有。

还有一个更客观又更具体的实物参照，那就是闻名中外的四羊方尊。

蚩尤是三苗的始祖，姓“姜”。而“姜”的本义解释就是从羊从女。因此，四羊方尊以四只羊作为主体，其文化指向就是对蚩尤的崇拜。三苗人用以羊为图饰的四羊方尊作为一种神圣的礼器，祭天拜地敬祖宗，足可以说明，它与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和风格不可混淆的内在成因。或者可以直接界定，从黄材炭河里遗址重新苏醒的青铜王国，很可能就是三苗部族方国。

风中的传奇

很多时候，面对某些愚昧行为，我们居然都找不到对其指责的理由，因为愚昧在某种特定时空中往往源于人的自然属性，一种尚未开启的心性蒙蔽。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直指一个具体的文化事件，这个事件的制造者是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胜溪村新屋湾一个农民。1959年的一天，他在挖地的时候，居然意外地挖出了一件铜器。当然，在他眼里，铜器这个沾满了历史尘埃的语词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的理解，那只是一个用铜做出来的物件。因此，面对那么一坨庞大的铜，他最为难的就是怎么把它搬回去，然后当废品卖掉。

这个费尽了心思也一筹莫展的农民，最后不得不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这一大坨铜敲碎成十几块搬回家去。

本色的无知或无知的本色，就那样质变成一种愚昧。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农民当初哪怕懂得一点点中国历史，他都没有勇气更没有力气举起手里的铁锤。我们再试想一下，当这个农民正在用手里的铁锤击打那个被他看成是一坨破铜的珍稀宝贝的时候，如果正好被一个文物专家发现，这个专家不当场休克才怪。因为，那每一铁锤，都是砸在他的心尖上。要知道，这件铜器，就是后来被考古学家鉴定为现有商周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以人面为饰的方鼎啊！

可惜没有如果。

正因为不存在这种如果，这件价值连城的青铜器才有了后面的一个传奇。

其实，由于正处于大炼钢铁年代，金属制品是重要的回收物资。这个过于实在的农民就把这件器物连同家里的废铜烂铁卖给了一个收废品的人。随即，那个已经被肢解的铜器，就被分类集中运到了长沙毛家桥废铜仓库。

说起来，这件不幸的人面纹青铜方鼎是幸运的。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虽然所有的金属制品都要回收，但湖南省博物馆对于废铜的回收却非常关注，派了工作人员常驻废铜仓库，对各地送来的废铜进行拣选。那些被敲碎的碎片，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的，他们凭直觉知道，那应该是一件重要文物。于是，他们便在运来的废铜中继续寻找，一共找到了10块碎片。经过拼合对接，却发现可拼成的人面方鼎还缺一足和底部一块。当他们再在废铜仓库中反复寻找时，却始终没有发现那缺少的一足和底部那一块。

带着深深的遗憾，湖南省博物馆专家张欣如接过了负责对人面方鼎进行修复的重任。面对人面方鼎尚缺一足的的闲适，他只好无奈地为其安上了一条假腿，使其成为一件完整器物。

粘合修复后的人面纹青铜方鼎器，其形状为长方形，立耳，直口，平底，口略大于底，下有四足，四角有扉棱。器身四面浮雕四个浓眉大眼、高鼻梁、凸颧骨、宽嘴紧闭、表情庄重的人面;耳的上部有一弯勾状的角状饰，腮两侧置有弯曲的鹰或兽爪。从整体结构看，它们已经构成了人面的部分特征。显然，这个所谓的“人面”，是一种头上长角、肢体带爪的怪神的局部特写，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或怪神的形象。铜器内侧近口处，刻有 “禾大”铭文。

尽管这是一件现有商周青铜器中唯一一件以人面为饰的方鼎，可因为装着一只“假肢”，它的传奇命运却还在延续。

似乎冥冥之中这件商周神器注定是要归于完整的，因为两年之后，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竟然又奇迹般地在株洲废铜仓库中偶然发现了一只与这件人面纹方鼎相同的鼎足，随即便带回馆里仔细核对，确定其果然是那只不翼而飞的鼎足，于是又对其再次“手术”，卸下那只假肢，换上这条真腿。至此，青铜人面方鼎才真正地完整面世。

由于这件人面纹方鼎装饰怪异，顿然就成了学界的焦点，学者们对此有多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组人面纹有爪而无身，属于传说中“有首无身”、贪婪吃人的凶兽饕餮;另一种见解认为，方鼎的主题纹饰为写实化的人面图像，其宽圆的脸庞，弯如新月的眉毛，丰厚而无胡须的嘴唇，似乎带有较多的女性特征。正视的双目，兼存威严与祥和。宽厚的双耳耳垂下有爪形坠饰，耳上的“几”形，则表示其头上也有发饰或冠带存在。它所表现的，更像是一个身份高贵的女性方国首领形象;还有一种解读是将“人面”理解为“黄帝四面”，黄帝形象说法很多，其中有一看法便是人首龙身;最后一种主张认为，古代有用猎头祭祀的习俗，而这件人面纹方鼎，鼎内的大小正好可以放置一颗头颅，因此认定鼎内可能就是放置猎头祭品的构件。

对于人面鼎上的铭文，学者们的见解也有不同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铭文可释读为“禾大”或“大禾”，可能是一种物主标记，即制器者之名。“禾”字如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象，结合器壁的人面形象，就是对祈祷谷物丰收的一种纪念;第二种见解认为铭文可释读为“年”字，认为鼎上的人面纹可能是当时南方一个司稻属国的邦君造像;还有一种看法则认为铭文可释读为“相”字，为族名。其理由为，商、周的“相”方国应是今湖南的湘水流域，而炭河里古城正好处于“相”方国范围内，但是否就是这个方国的都城，就只能借问秋风了。

一件国宝的漂泊苦旅

一件刚刚重现人世的国宝，还没来得及晒晒它久违了三千多年的太阳，还没来得及看清三千年以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就懵懵懂懂地踏上了它的漂泊走之旅，这一漂，就漂了将近一个世纪。

事情还得从民国初始的1919年说起。

这一年，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一个叫艾心斋的农民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干活，突然发现一个露出地表的东西在稀薄的阳光下泛出一道道幽深的光晕。他走进去才看清，那东西很像一件铜器。于是，他就急急忙忙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父亲艾清宴。其父一听，马上意识到那很可能是一件宝物，就跟着儿子爬到山上，将这个宝物挖出来搬回了家。

艾清宴虽然知道自己挖出来的是件宝物，但并不知道它就是一件后来成为湖南省博物馆镇馆之物的青铜皿方。

这件青铜皿方为方形，有盖，直颈，腹下收，圈足。前面正中上下排列兽首和兽首耳;后面一兽首，左右两面肩部各有一兽首衔环，器口内铸有铭文“皿乍父已尊彝”6字。有盖，盖呈四坡屋顶形，顶上有捉手，盖内有铭文“皿而全作父已尊彝”8字。盖身及四角与器身四角及中部装饰长条钩戟形扉棱。全器以细云雷纹为地子，装饰兽面纹和龙纹、鸟纹。器形高大，它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是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经典之作，被称为方之王。

但后来，关于皿方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却有多种说法。从现有资料看，《桃源民国志》的记载比较可信，其出土时间为1919年，出土地点是水田乡茅山峪，也就是现在的桃源县架桥镇栖凤山村毛山峪组。经实地调查，具体出土地点为杉园山山坡，山坡下尚有艾清宴兄弟原来住过的老屋，这与长沙大公报1925年报导其出土地点在艾心斋的住宅旁完全相符。因此，民间说的青铜皿方是由艾清宴父子最早获得并非言传，而是事实。

在古代，是一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诗经》里其中的《诗・周南・卷耳》就有对的诗意描述：“我姑酌彼金”。这里的“金”即是指青铜。诞生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至春秋中期，绝迹于战国时期。由于青铜在历史上流行的时间不长，尤其是方，更是十分稀少。据现已查明的文献得知，出现在桃源县的这件皿方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

然后再说到这件皿方的盖、身分离真相。

1924年，益阳一个叫石瑜璋的古董商得知艾清宴家有一件皿方的消息后，就找上门来想购买，可他只看到了器身。问及原因才知道，原来器盖被艾清宴的儿子艾心斋作学费抵押给了他正在就读的新民学校。校长钟逢雨认出器盖铭文后，知道是一件商代器物，就把它收藏了起来。要说青铜皿方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因为它毕竟巧遇了一些还略懂一点文物常识的人。

钟逢雨知道皿方的“身躯”被一个商人买走后，非常痛心这件国宝落入非法商人之手，就向当地政府举报，要求政府追查。1925年6月11日的《长沙大公报》还报导了新民学校校长钟逢雨举报益阳人石瑜璋买走皿方器身之事，并引起了当时的国家教育总长章士钊的重视，他要求湖南省长进行调查。湖南省政府确实采取了行动，长沙内务司还发出了第二十三号训令，要求益阳县查办此事。然而，据同年的7月26日《长沙大公报》报导，益阳县长对长沙内务司的回复却是因器物在长沙杨克昌古玩店，无法查扣，只得要求石瑜璋五日内归案，将器物缴呈，可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最让当时的新民学校校长钟逢雨气愤和纠结的是，不仅器身没找回来，最后连器盖也未保住，因为器盖被一个叫周磐的人以3000元强行买去，这事《桃源民国志》有明确记载，1950年，周磐在昆明被捕后，才交出了皿方器盖，并附带了一份材料。195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金明将皿方器盖和材料交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并，器盖和材料也一并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可是，皿方器身却从此下落不明。

这就预示着一个令人揪心的事实，皿方器身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可知的漂泊苦旅。

其实，就在当时的湖南省政府苦苦寻找皿方器身的时候，它已经早就带着满身的忧伤流出了国门。

1928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编写了一本《中国艺术史》，此书1931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其中，就有皿方照片，并在书中介绍，皿方先后被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收藏。

后来，皿方就流到了日本，被日本古董商浅野梅吉购买。浅野梅吉带着他的收藏梦魂归天国后，其子浅野刚在整理父亲遗作时，发现了一本1961年出版的《中国金石陶瓷图鉴》，其中有皿方图片和文字说明，并介绍其父是1930年买到皿方的。

20世纪50年代，皿方器身又被日本另一收藏家新田栋一购藏。据新田栋一自述，他于1950年见到此器，当时以重金购买，一直收藏到2001年。

这里，皿方器身有历经了一场更加屈辱的异地他国利益争夺之痛。

1993年6月下旬，其时还是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熊传薪，从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处得知，皿方器身已经到了日本，正被新田栋一收藏。不久，新田栋一就向熊传薪发出赴日考察的邀请。

就在这次赴日考察期间，新田栋一直言不讳地向湖南省博物馆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能得到收藏在中国湖南的那个皿方器盖，让皿方“身首合一”。

这样正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最大期望，希望能得到对方收藏的本来就属于中国的国宝。可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却让新田栋一一口回绝了湖南省博物馆的合理要求，并开出以一个商代的青铜器盖加50万美金的价格换购皿方器盖。这种不符合逻辑的交易，自然被将中国文物视为生命的熊传薪言辞拒绝了。

2001年，知道要想得到留在中国的皿方器盖已经纯属梦想的新田栋一家族，只好将皿方器身交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得此信息后，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联手筹集了一笔巨款，赴美参加竞买。可在拍卖会上，一位法国买家却以924万美元高价拍得皿方器身，打破了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纪录。

然而，让国宝回家的心愿之火却一直还在中国人内心燃烧。得知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将在2014年3月20日拍卖会上再度拍卖皿方器身，湖南文博界、企业界和收藏界自发无偿地筹集资金竭力要拍回属于中国的皿方器身。湖南省博物馆于3月15日也致信佳士得拍卖公司亚洲区总裁，竭诚表达了收藏意愿。湖南省委、省政府更是指示著名史学家熊传薪、谭国斌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台、省博物馆相关领导、专家组成了代表团，一起前往美国纽约参与竞拍，同时还带去了皿方器盖的3D模型。

在拍卖现场，当3D模盖契合地盖在皿方器身上的时候，在场的中国人几乎都流下了难以言说的眼泪……最终，湖南代表团以低于预计拍卖成交价一半左右的价格，与卖方及佳士得公司达成购买协议，并在协议中承诺，此器物将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任何拍卖会上，它将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这样的承诺其实还表达了一个更纯净的信仰：皿方同时将永远珍藏在中国人的内心里。

远古的天籁

看过电影《英雄》和《藏龙卧虎》的人都应该还记得那件古老的乐器，而且可能还会对它被敲击出来的那一缕缕宏亮悠扬而又沉厚旷远的音韵感到新奇并为之震撼。可是，也许并不会有太多人知道，那件出现在这两部电影里的体型庞大的乐器，就是中国打击乐器的老祖宗铜铙，而且，还是1983年从宁乡黄材镇月山乡转耳仑出土的象纹大铜铙原件。

大铙又称大钲或早期甬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打击乐器。

现在就从电影回到现实，让我们再看看这件铜铙的真实本色。

从整体视觉看，此铙的主体就像两片合拢起来的大瓦片，上宽下窄，下附圆筒形甬或者说柄，近口部正中饰一对卷鼻小象，两只小象相互对视着，好像正在叫闹嬉戏。其器表饰有粗大线条组成的兽面纹，整个铜铙纹饰细腻。使用时，口朝上，柄置于座上，只要你一敲击，哪怕是轻轻的敲一下，它都会发出悠长的声音。

我们简直难以想象，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湘江流域，尤其是洞庭湖及其周围地区，这种令我们完全陌生的打击乐器就已经成了当时最流行的音乐器物，就成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所说的一种时尚。而且，仅在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就出土了近20件之多。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时的湖南居民在青铜乐器的制作和使用方面已然领尽一时。

似乎有一种神灵在驱使那些沉睡了几千年的铜铙应该现身于世来证实这个南方青铜王国曾经的和风流一样，1959年，在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顶，又发现了5件窖藏的铜铙，分别为两件象纹、两件虎纹、一件兽面纹。其中，象纹铜铙是最精美的一件，呈土褐色，器表主纹为粗线条组成的变形兽面纹，左、右、下三边饰6鱼、6龙和11个乳丁，近口部正中饰一兽面，作牛首状，两侧饰倒垂夔龙，兽面纹两侧各饰一卷鼻立象。这是目前所见最为精致的铜铙。其器身的粗犷厚重和纹饰的繁缛精美，兽面的抽象神秘和象纹的写实鲜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一只随时都会奔跑的神象。

如果说，在同一个区域先后两次出土这种中国最古老的乐器是一种巧合，那么，十八年后的1977年底，老粮仓毫明大队在北峰滩修筑公路时再次发现一只铜铙窖藏，就不得不令人想到几千年前响彻在这片土地上那此起彼伏常年不断的一种古老音乐的天籁之音了。

这次出土的一只兽面纹铜铙，重达154公斤。而且，与此铙出土地点相距五、六米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件通高70厘米、口部最宽处47厘米、重109公斤的四伏虎兽面纹铜铙。这只铜铙的独特之处是在口沿内铸有四只圆雕的小卧虎，经过测音，此铙不同部位都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到，那四只圆雕小卧虎，可能是为了调节音的频率而设。

奇迹还在继续。

1993年8月，宁乡枫木桥乡船山村村民在师古寨山顶劳作时，不经意之中就挖出了2件铜铙。同一年里，又在师古寨一椭圆形土坑中出土了10件铜铙，其坑口长约1米，深约1.5米，分4层平置，下面3层每层3件，最上层1件，距地表约半米之深，器物放置无明显规律，坑内填土为本山的砂土。除1件形制纹饰迥异外，其余9件形制相同，大小相序。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椭圆形土坑距山脊约5米，与1959年出土铜铙地点仅仅相距20米。尤其令考古人员惊讶的是，通过对另外9件铜铙进行测音，发现敲击其每件的正面和侧面，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且C、D、E、F、G五种调的音俱全，能组合奏出多种不同的调式。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这9件铜铙应为一组编铙。

在同一山坡竟然出土如此多的大铜铙，学者们对其用途自然也就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最终的结论是，它们既是演奏当时的流行乐曲的一种实用乐器，也是当时“望祭”山川的礼器。

因为铙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甬钟，且在西周中期以后广泛流传，至春秋战国时期，则诞生了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大型编钟，所以，完全可以说，铜铙就是后世编钟的鼻祖。

铜器上的温情

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湖南的古代历史是从长沙郡开始的。

实则不然。

有个最本质的事实就能向我们揭示湖南的历史源头。

那就是1986年，在湘江流域首次发现的永州市零陵望子岗商周墓葬群。这个遗址充分证实，这里就是湖南境内发现最早的古越人聚居地。因为望子岗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代的大量墓葬群、建筑、陶器等实物资料的出土，委实就是古代百越人――湖南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土著人日常生活起居生活的全盘再现。

然后，我们再追溯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区的土著居民或者说古越人的历史背影。

古越人有崇拜蛇的习俗，这与这个地域多毒蛇有关。所谓“东越蛇种”，说的是越人自认为就是蛇的后代。这种崇蛇习俗，在已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就有最切实的体现。1988年，衡阳县赤石乡的一座春秋墓葬中出土的动物纹提梁铜卣，就是最好的证实。这件动物纹提梁铜卣，直口，椭圆体垂腹，高圈足;弧形盖，尖顶方柱抓钮，龙首龙身提梁。通体以云雷纹和几何纹为地纹，腹部以凸起的蛇纹和蛙纹为主纹;上腹两边各施一卷曲向下的蛇，中间缀一浮雕蛙纹，下腹中部双蛇逆行向上，与上腹蛇纹近相呼应。器盖以抓钮为中心，四面各施一镂空扉棱，将器盖等分为四个小区。每个小区内二蛇卷曲相向，间饰蜥、蛙、龟、蛇、鸟纹。龙身提梁上施有三角纹，三角内施鳞纹。其形制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铜卣极为相似，但盖上和腹部装饰的蛇纹、蛙纹等，在中原商周同类器物中又是见不到的。这种形制、纹饰相近的铜卣，在湘潭市荆州乡金棋村也出土了一件。如此易同于北方中原地区的铜卣，显然就是湘江流域的古越人对中原西周铜卣的一种仿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件国宝还非常荣幸地在首都博物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展出过。

这种凝聚着古越人崇蛇习俗的实物，在1960年衡山县霞流出土的蛇纹尊上也可以得到呼应。这件蛇纹尊，敞口，束颈，腹下垂，圈足;颈部和圈足饰分割成三角形的几何纹，腹部饰蛇纹，每一组纹饰的边缘都饰有鳄鱼纹;口沿饰有一周头部突起、身尾卧伏于器壁上的蛇纹，多为两头相对，其中一处三头相对。其中的蛇纹，因为身、尾变化不大，所以也把这种纹饰称之为蚕纹和叶纹，名之为桑蚕纹铜尊。后来之所以改称为蛇纹，是源于湘江流域出土的同时期的铜器上多饰蛇纹，而古代越人又崇拜蛇，称为蛇纹更能彰显古越人崇蛇的精神信仰。

这是目前仅见的一件口沿处作如此装饰的尊。此尊形制，在中原地区常见，多为西周时期，但尊上纹饰，却又不同于中原地区。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很有意味的地域文化趋向。

湘江流域出土的动物纹提梁卣在造型上虽然凸显出中原文化影响的烙印，但胎薄质脆，器形轻巧秀丽，全无同时期中原青铜器雄浑凝重之感。尤其是纹饰，无论主纹、地纹均具有越文化的秀雅韵致，且繁缛的地纹与简洁洗练的主纹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机巧与灵动。其中的蛇、龟、蜥、鸟、蛙等生灵看似随意点缀，没有法度，却又浑然天成。整个器物的装饰运用浮雕、圆雕、镂空、线刻等多种手法，构思精巧自然，于规整华丽中透出盎然生趣。

除崇拜蛇外，古越人的炊器也别具一格。

望城高砂脊遗址4号墓出土一件铜鼎，盘口内敛，口沿上立耳，鼓腹，蹄形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下部为蝉体蕉叶纹，鼎足上部都有兽头纹饰。此鼎最大特点就是盘口，从现有资料查证，它应是湖南地区土著越人的一种创造。这种后盘口鼎在湖南其他地方和两广等地也都有发现。其中，衡阳市衡南县胡家港的春秋墓葬中出土的盘口鼎，两耳立于口边，束颈，鼓腹，圜底，三个直条形足外撇，足内空，腹部有两道凸弦纹。经考证，这类铜鼎已经历经战国和汉代，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就是古越人的炊器，被称为越式鼎。

第7篇：问鼎河山范文

[关键词]易顺鼎；山水诗；审美型；寄托型；多样化

Abstract：YiShundingisahighachieveroflandscapepoeticcreationinmodernChina.Hislandscapepoemsarerichincontent，notonlydepictingthebeautyofnaturefromdifferentangles，butalsoexpressinghissubjectiveemotions.Inaddition，hiscreationisdiverseinstyle，form，language，etc.Inaword，hesurpassedhiscontemporarieswithhisrichcontentanddiversifiedartisticexpressions，whichhelptoestablishhimasamasteramonglandscapepoets.

Keywords：YiShunding；landscapepoems；aesthetic；emotional；diversify

一

易顺鼎(1858—1920年)，字实甫，号哭庵，湖南龙阳(今汉寿)人，近代著名诗人。少时被视为“神童”，成年后却屡困场屋，五应会试均报罢，无奈以捐官身份步入官场，亦仕进艰难。甲午战争爆发，他几次舍生渡海，欲保台湾，终无功而返。此后近20年，他先后在湖南、广西、广东等地任职。辛亥革命后回到北京，一度供职于袁世凯政府，每日流连于戏馆歌楼，与友人诗酒唱和，1920年病逝。

易顺鼎是近代中晚唐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其诗风格多样，并非尽法中晚唐；其论诗亦重独创，尝言：“盖尘羹土饭、人云亦云之语，虽数十万首亦作不完，何必千手雷同、图费纸墨乎?”(《琴志楼摘句诗话》)对代表作《四魂集》，易因“自信此集为空前绝后、少二寡双之作”而与“极口毁之”的王闿运、樊增祥两位诗友争辩，且颇以自己“用意皆新，似亦未经人道过”(《琴志楼摘句诗话》)的诗句得意。此外，用典精切、属对工巧、设色奇丽也是易氏重要的诗学主张。

易顺鼎“平生作诗万余首，刊诗集七十二卷”(王森然《易顺鼎先生评传》)，约30部，但多已散佚，今存易诗不足三千首(《琴志楼诗集》前言)，其中所占比重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山水纪游之作。他自称“生平所为诗不下数千首，盖行役游览之作居其大半，而山水诗尤多”(《琴志楼诗集》附录二)，今存易诗中山水之作几近三分之一。易顺鼎一生所行不止万里，幼时即随父远行，青年时代又辗转奔波于京师、父亲不断变换的任所与自己任职地之间，几乎无一年不出行。除东北与西北地区外，神州各地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且其“生平好游山水”(《琴志楼诗集》附录二)，故每到一地必登名山，临胜水，于山水之间讴歌吟唱，留下了大量的山水佳作。易氏山水诗创作可分为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所作与50岁左右于广东任职期间所作前后两期，以前期为多。山水诗集除《琴志楼游山诗集》外，还有《蜀船诗录》、《林屋诗录》、《庐余集·岭南集》、《岭南集补遗》、《甬东集》等集；《丁戊之间行卷》、《吴蓬诗录》、《樊山沌水诗录》、《巴山集》、《广州集》中也有数量可观的山水诗，其他诗集中亦有山水诗零星分布。

二

易顺鼎生长于太平天国运动至民国初建的近代中国，民族的危亡、社会的动荡时时冲击诗人心灵，在其创作中留下印记。因此，易氏山水诗一方面继承古典山水诗的传统，描摹水光山色以表现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又自觉采用龚自珍所开创的近代山水诗范式[1]，在山水中寄寓诗人的政治情怀及其他情志。

(一)寄托型山水诗

以山水寄寓个人情怀，写“有我之境”，是易顺鼎山水诗的主要范式。在《庐山诗录自记》中，易顺鼎称“饱历世变及忧患危苦，悉以身世之故，寄托于山水之间”，“陈君伯严以魏默深山水诗比之，谓能独开一派。不知魏诗皆在山水之内，而余诗尚有在山水外者”(《琴志楼诗集》附录)。忧国伤时、羁旅思乡、怀古情思与隐逸情怀等在其山水诗中时有展现。这些作品“趋重性灵”(王森然《易顺鼎先生评传》)，在模山范水中寄寓情志，可称为“寄托型”山水诗。

1.政治情怀

易顺鼎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易佩绅爱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对他影响很深。面对日益凋敝的河山，他青少年时代就立下“抚剑望神州，誓扫海氛恶”(《琴志楼诗集》卷4)(注：参见易顺鼎著，王飚校点，《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所引诗作出处同此书者，只注明卷数。)的抱负，入京会试途中留下的山水之作多贯注了政治激情。作于光绪九年(1883年)的《渡滹沱作》(卷4)写道：

惊沙上下如奔梭，马前已是滹沱河。明明白日忽走匿，暗暗黄云相荡摩……平生游踪忽枨触，到此奇气难销磨。汉家中兴惨澹处，尚思跃马横琱戈。英雄成功信有数，天意启圣知无他。男儿报国身手在，神州入望疮痍多。安能瑟缩短檠底，笺释恶池与亚驼。

滹沱河奇险之境激荡起诗人胸中难以消磨的英雄“奇气”，虽然为施展生平抱负漂浮不定，饱尝羁旅之苦，但神州大地满目疮痍，七尺男儿怎能袖手瑟缩?作品抒写了诗人不计成败、不畏险恶、勇往直前、热血报国的豪迈情怀。光绪二年(1876年)所作的长篇歌行《渡黄河作歌》(卷1)则表现了他对时局民生的热切关注。诗歌驱遣青虬、翠螭、嫦娥等神话形象，写在“雪花乱打篷窗粗”的恶劣环境所历惊险之境，天宫龙宫并驰笔端，空间阔大，气魄宏伟，充满奇幻色彩；篇末诗人想象“倒骑麒麟谒玉皇”之情境：

狂生伏地呼不起，愿贡微诚达天耳。年来大河南北水患何频仍，饥无食而寒无衣者，孰非我皇覆载生成之赤子。胡为法宫高拱置若罔见且罔闻，坐令白叟黄童辗转流离沟壑死……更生千百循良佐圣朝，殷勤抚字苏疮痏。

面对惨状万端的黎民，青年诗人既痛心于在位者对人民惨状不闻不问，更痛心于无救民于水火的循良辅佐朝廷。对不答诗人质问却“笑谓先生且休矣，何事干卿乃如此”的“玉皇”，诗人愤慨异常，于结尾发出沉痛呼告，表达了对民众的深切同情与对在位者的愤恨。诗篇寓时事民情于山水及想象世界，黄河苍茫无垠、险象环生的实景与天上神仙、海中龙宫的虚境彼此交融，自然景象的险恶与现实社会的黑暗互相映衬，主观之情与客观之景浑然合一、意象生动、境界阔大，既有李白歌行体之遗风，又颇得杜诗忧民情怀之神髓。

值得注意的是，易顺鼎这些满怀政治激情、热切关注民生的诗作大多作于青壮年时期，其时诗人虽然科考屡次落第、仕进颇多周折，但救国豪气尚存。奋力保台失败后，易顺鼎渐渐心灰意冷，此前激昂的报国热情为救国无望的悲痛所取代，“江湖载酒十年游，销尽雄心不自由”(《由沙市至荆州城外作》卷12)正是诗人后半生心境的写照。

2.羁旅思情

为实现济世安民的抱负，易顺鼎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他常年鞍马劳顿，混迹于山水之间，因而表现漂泊行役之苦的佳作甚多，如《黄牛庙前遇雪》、《淮浦夜泊》、《和答程六》等。这些作品善于将诗人的主观之情融于客观之境，以景衬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淮浦夜泊》(卷9)：

夜船吹笛水东流，节近黄梅更可愁。千里淮天篷背雨，一星吴火驿边楼。风花三月连扬子，烟草孤帆宿楚州。此景但教图画看，少年还白几分头。

诗写作者黄梅时节于千里雨丝中对一星灯火、孤帆独宿之境，以夜半笛声、黄梅之雨及茫茫淮天、一星吴火等景象烘托渲染游子无边无际的羁旅愁思，读之令人动容。

“万里辞家只一身，故山魂梦总酸辛”(《将渡黄河即事书怀》卷10)，在山水中寄寓思乡之情，贯穿易顺鼎创作的始终。《华容渡湖》、《南山》、《立冬日沙洋夜泊》等皆为佳作。如《华容渡湖》(卷9)：

故国东向路漫漫，楚客扁舟泛木兰。春水方生宜速去，好山如画独来看。离人望远伤心目，旅雁思归惜羽翰。回首故国三百里，不知青隔几烟峦。

面对融融春水、如画好山，诗人因独在异乡、归思难禁而无心赏玩。此诗以春日之美景反衬故园愁思，“以乐景写哀”，其情愈切；颈联与柳永“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八声甘州》)之词异曲同工。但易氏更多的思乡之作是情景合一的，即哀情哀景，水融。《魂南集》之《十叠渝关唱和韵四首》(其一)(卷10)堪称典型，诗云：

去国离乡意若何，扁舟散发弄沧波。零丁洋远家何在，思子台高泪痕多。清浅东溟重对此，凄凉南斗独看他。天风海水真无赖，唤起蛟龙与和歌。

诗作于渡海保台途中，其时诗人尚居母丧，国难家难并交于心，沉痛之情可想而知；更兼于天风海水之中扁舟远渡，凄凉之状流于字里行间。作品在国难的大背景下展现思乡之情，愈见沉痛。

3.隐逸情怀

山水与隐逸自古就有不解之缘，青年时代的易顺鼎诸多作品表达了他对山林园泉的企慕向往之情，《峡中舟望》、《游峡州三游洞》等是此期代表作。《峡中舟望》(卷5)云：

矫首青霞思不群，船窗终日对氤氲。崖间乱蕊红如叶，树里空烟白似云。峭壁倚江连复断，飞泉争道合还分。看山若得移家住，清绝猿声亦愿闻。

诗作展现了舟行峡中所见之景：山上超逸之青霞、山间氤氲之白雾、崖间红蕊绿树与飞溅泉流交织成一幅色彩明丽、空濛飘逸的立体画面，对此美景，诗人不禁产生移家其间的想法。全诗视听结合，动静相衬，色彩明丽，饶有画境之美。

青年易顺鼎虽企慕山林但并无真正归隐之意，其时诗人满怀凌云壮志，正欲施展才华为国效力，因此“湘山尚有移家约，招隐年年愧未能”(《湘真姊全家春日游榕山图》卷2)。然而5次会试报罢，所捐之官亦难有作为，积极入世的雄心一点点被消磨掉。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于庐山筑琴志楼，自号“活死人”，制楹联云：“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种兰千本，种梅百本，弹琴读易可终身。”作于此前的《将归庐山歌》(卷9)充分展示了仕途失意时诗人的心境：

吁嗟乎!人生不能游遍五岳非奇福，安用牛腰载诗添旧束。人生不能读破万卷非奇才，安用凤尾画诺标新裁……已愁漂泊损朱颜，复恐蹉跎成白首。不如诛茅匡庐五老之峰顶，采药石梁三叠之泉边。闭户著书乐复乐，遗世独立仙乎仙。时人可望不可即，惟见香炉腾紫烟……

诗歌纵横捭阖，气势飞动，多处化用李白诗句，更具李白歌行神韵，归隐之意流于字里行间。但是，诗人此时所谓“归隐”，乃是在仕途失意时的牢骚之言，甲午海战后他重又积极投身于救国运动即可说明其济世之心并未死去，只是没有施展的机会。然而拼死保台的失败与此后十余年无足轻重的地方官生涯，让易顺鼎的政治热情彻底熄灭。写于57岁时的《入劳山至柳树台作》(卷19)在描绘山中美景后，发出“坐对神州成袖手，英雄惟合老烟霞”的慨叹。暮年的诗人再也没有往日的政治激情，对动荡不安的时局，也不再关心，虽身在官场，不过是为稻粱计，这也正是晚年易顺鼎整日留恋于歌楼戏馆、沉湎于诗酒歌戏的深层思想原因。山水诗中的归隐思想由“企慕”到“不得已”到“自觉”的变化过程体现了易顺鼎一生政治思想变化的轨迹。

4.怀古幽情

易顺鼎的山水诗中还有大量怀古之作，即在山水景物中融入思古幽情，追慕古贤与风云人物，评论历史事件，寄寓诗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思考。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加入，既赋予山水景物浓厚的文化意韵，又扩大诗歌表现的时空范围，使诗境恢弘阔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此类作品有《燕赵道中作》、《虎丘》、《钱塘杂感》、《登香炉峰作》与《宿冲虚观》等。如《燕赵道中作》(卷4)：

虎踞龙盘一太行，千年倦眼阅沧桑。云连绝塞无边紫，日照浑河分外黄。不见漆身酬智伯，空闻金骨市昭王。残衫破帽休相笑，添得幽并气莽苍。

诗写太行山脉在云气与日照的辉映下屈曲雄浑之景，首联即点明千年太行阅尽人世沧桑的意旨。颈联怀古，举战国智伯客豫让漆身吞炭为智伯报仇与燕昭王千金买马骨以纳贤良之史事，说明历史风流人物已烟消云散，只有太行山幽并苍莽之气依旧如故。全诗将太行山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在历史的追忆中抒发人事短暂、自然山水常存的感慨。《登香炉峰作》(卷7)在香炉峰云雾氤氲、瀑布飞泻的情境中怀想李白、白居易，借思古幽情升华香炉之美；《虎丘》(卷4)因眼前古迹引发诗人对吴越争霸与真娘、紫玉等的缅怀，表达他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索。

怀古型山水诗，体现了易氏深厚的文化意蕴与深湛的史思，这与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与境皆足以相发明”(《琴志楼诗集》附录二)的文化修养密不可分。

此外，易顺鼎还在山水诗中寄寓失意情怀，也以山水记友情与亲情，如《忆孟存》、《湖外》等，因所占比重不大，兹不详述。

(二)审美型山水诗

易顺鼎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审美型山水诗，旨在展现自然山水形态各异的美学风貌，表达诗人审美愉悦之情。此类诗作体制多样，风格各异，成绩斐然。其中最为人称道者是易氏36岁时手录的《庐山诗录》，张之洞特赞赏之，评曰：“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采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俱足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臻超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琴志楼诗集》附录二)《庐山诗三十二韵》、《雨中山行》、《青玉峡龙潭》与《栖贤涧石歌》等作享誉尤高。《雨中山行》(卷9)描摹雨中庐山独特的景致：在天雨的洗礼下，庐山一改往日静谧，“酣叶摇天声，怪石挟溪怒。百霆与千雷，暝斗林壑语”，树叶、流溪、山石、林壑皆借天水之势焕发出郁勃雄健之生气。诗以声响展示雨中庐山飞动的气势，雄勃之气不可遏制。《青玉峡龙潭》(卷9)写庐山之水亦颇为雄劲：

苍崖天一围，径转吐雄瀑。灵山孕真源，金膏出其腹。奔云从空来，数里势屡曲。意嫌鸿蒙隘，未肯受迫束……地深云霞幽，自暮抵朝旭。如闻清猿啼，下饮涧水渌……

诗从青玉峡之幽险与龙潭上部径转雄浑的瀑布落笔，烘托出龙潭幽深而不失雄壮的气氛；如奔云于九天悬落的瀑布与屈曲盘旋数里的龙潭水势，一上一下，参差错落，构成了一幅颇具立体感的山水图画；“意嫌”两句之想象可谓瑰伟绝特，且赋龙潭以人性，实为画龙点睛之笔；后半从形态、声音入手工笔刻绘龙潭，沉着而超妙，似有神助；篇尾表达诗人对江山美景“终老难餍足”的情义。全诗沉雄跌宕，复有幽深灵动之致，张之洞谓其“可称伟观”，非虚言也。

同为写水，游衡山所作《朱陵洞观瀑布》(卷11)则以奇特瑰丽之想象取胜。诗写衡山瀑布，首句“急雷”、“群龙”、“破”、“飞”等词即为全诗奠定气势飞动、声势浩大的基调；下以龙女择婿之屏帏、龙王添妆之百宝、鲛人涕泪与倒悬海水喻飞泻飘洒之瀑，聚神话传说人物于笔端供己驱遣，机杼独出，想落天外；“欲使下土无灾禨”又将读者从自然景物拉入社会生活中，亦真亦幻，时空交错，令人眩目；诗歌后半铺叙山涧红烟翠雾与琪花瑶草之美，表达诗人学道终老其间的愿望[2]。

易顺鼎善以歌行体来展现山水的雄奇之美，前期山水诗中整齐的五七言歌行较多，后期山水诗总量不及前期，但歌行的比重却大大增加，且句式灵活多变，尽显长篇歌行的优势，故程淯称其“晚岁所为诗，轶荡淋漓，闳而弥肆，如散花天女，信手拈来；如万里黄河，泥沙并下”(《琴志楼诗集》附录二)。《游白水门观瀑布作歌》、《雨中发小白岭宿天童寺作歌》、《燕岩歌》等均为佳构。仅以《雨中发小白岭宿天童寺作歌》(卷14)为例以见一斑：

五月初六日，冒雨出黄龙。六月初十日，冒雨入天童。我疑天童之雨来自罗浮峰，不然何以三十余日、数千余里与我相追从。君看天童瀑即罗浮瀑，天童松即罗浮松。天童之峰芙蓉几百朵，即是罗浮四百三十三朵青芙蓉。西云育王锁，东云天童封。松耶云耶瀑耶皆化为白龙。云之龙横，而松瀑之龙纵。电如万蛇，雨如万峰，雷如万鼓，水如万舂。但见万壑走怒湍，千崖悬飞淙。山倾复海倒，我适当其冲……山已沐浴为我更沐浴，洗去俗尘兮万斛，胜倾美酒兮千钟……

叶昌炽称易顺鼎“一枝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琴志楼诗集》附录三)，此诗堪称范例。诗篇恣肆，千岩万壑、怒湍飞淙、山间之瀑松峰云与雷电雨水交织成瑰奇动荡的画面，既具声响，又备形态，天童山飞动的气势、旺盛的生命力尽在眼前；审美愉悦的表达，客观上烘托了自然之美，同时也展现了诗人的豪气与欲去俗尘的情怀；整散相间的句法、散文与楚辞句式的注入，便于诗人抒发狂放雄肆的情感，此类作品“气魄之大，结构之精，则真一时无两矣”(《琴志楼诗集》附录三)。

易顺鼎以五七言古体与长篇歌行表现山水雄放奇险之美的作品特多，这与其个性是分不开的。他天才横溢，生性豪迈，狂放洒脱，被世人视为“奇才”、“奇人”，此类淋漓恣肆、雄奇豪放之作恰恰是他豪放不羁、飘逸不群个性的写照；然实甫生乱世之中，仕进屡遭困厄，满腔爱国热情无处伸展，故而其诗在雄放之中尚有奇崛诡诞之气。

易氏山水诗亦不乏优柔轻婉之格。如《山中作》(卷9)：

急雨过东皋，流水声可喜。空林出烟火，万树绿如荠。犬吠柴门外，鸡鸣竹篱里。屋角见南山，悠然片云起。时逢农丈人，或遇村夫子。得非辋川庄，否即柴桑里。

诗写雨后山中之景，化用陶渊明、刘长卿等山水田园诗人的诗句诗意，但自然流畅，无生硬之感；篇末以辋川庄、柴桑里点明世外桃源之旨，恰恰体现了易顺鼎“无一字无来历，又无一字用僻典，又无一字稍杂凑而不浑成”(《琴志楼摘句诗话》)的诗论主张。此诗恬淡古朴，颇具魏晋遗韵。再如《竹林关》(卷12)写于袅袅炊烟中乘一叶扁舟穿行于万山之中的悠然情怀，“小舟如一叶，流出万山中”，风格轻逸俊秀，境界悠远。《乘月由诸庵返》(卷14)则颇近唐音：“溪声流出万松间，故作风涛送客还。今夜碧天凉似水，满身明月下空山。”悠扬流畅，清丽自然；“风涛送客”句性灵独出，颇具情韵。其他如“山樵拾桐子，崖佛守莲花”(《舟过湘河崖上有香花洞》卷12)，“潭流菊水远，县入蓼花深”(《淅州厅在丹水北岸》卷12)，“树树松如画，村村水似琴”(《访灵峰育王两寺纪游》卷14)，“红是斜阳绿垂柳，秋魂化作美人来”(《十刹海书所见》卷18)等句，或宁静，或旷远，或明朗，或秾丽，皆形象鲜明，优美如画，别具神韵。这些风格清丽自然、优美平和的作品大多出现在易顺鼎后期山水诗中，艺术技巧较前期同类作品也有很大提高，这固然与诗人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有关，更与中年后诗人仕进之心渐冷、心境渐趋平和的思想密不可分。

此外，易氏有部分作品描绘梦境或画中所见之山水，此种山水并非其亲历的真正山水，可称为虚构型山水诗，《自题秋山捉蝶图》、《为何润夫京兆题画二首》、《夜梦复入一山得此诗》、《三石梁观瀑》等均为此类山水诗。如《为何润夫京兆题画二首》之《云林听泉》(卷11)云：

飞来峰下夕阳黄，草木初春发异香。红叶尺余供茗灶，青苔寸许作琴床。离尘暂得耳清静，说法如闻舌广长。他日湖山归管领，旧时泉水再平章。

诗为题画而作，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与真正的山林景象并无二致。前4句写景，首句呈现旷远阔大的背景；“红叶”两句选取色彩明丽的意象进一步渲染描绘，红叶为灶、青苔作床又彰显画中人潇洒高洁的情怀，此联属对工巧，设色奇丽，体现了易氏的诗歌美学追求。后4句述怀兼发议论，表达它年归山之愿。《夜梦复入一山得此诗》(卷3)记梦入秋山所见夜景，“万烟白云终，一星明月始。松光凝暗绿，花意动凉紫”，虽是梦境但景物颇为真切。易顺鼎另有一首虚构型山水诗较为独特，乃他人游山无诗而易氏代作所得，诗歌凭借回忆、想象，描绘雨中衡山之景，声貌并现，远近结合，亦真切动人。

三

易氏的山水诗体制多样，内容丰富，在艺术上亦独具特色，可称道处颇多，难以尽述，以下仅就其最明显的特征即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作一探讨。

首先，美学风貌多样化。实甫曾常年漂泊于江山湖海，各种情境下的山水多为其所亲历，其诗作常常将山水放在特定环境氛围下进行渲染铺排，以自然界的各种物象如风雨、雷电、飞雪、月夜等为衬托，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示各种情态下自然山水之美。风雨之江、雪夜风涛、雷雨山景、山上云海、山海霞光、夜山、月山等特定情境中的山水，在易氏瑰丽的诗笔之下散发出奇异光彩，世称其“游览之作诡奇恢丽，世无其匹”(《琴志楼诗集》附录三)，非虚言也。以展现山水多样的美学风貌而言，易氏的成就是其他山水诗人难以企及的。

其次，艺术风格多样化。易氏“平生诗屡变其体”(《琴志楼诗集》附录三)，其山水诗或雄壮，或恬淡，或沉郁，或恣肆，或秾丽，或质朴，“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琴志楼诗集》附录一)，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易顺鼎师法前代的文化遗产，采取转益多师、不拘一隅的态度，其诗自《诗》、《骚》至魏晋唐宋等大家无所不学，学无不似，因而风格各异。因注重独创，所以虽然其部分作品尚有模仿前人的痕迹，但大多诗作都能融合诸家之长，自铸伟辞。

再次，体制多样化。易顺鼎山水诗从五七言绝句至五七言律诗，从五七言古体到杂言歌行，长篇短制，无所不有；此外，有些作品还通篇采用楚辞体，如《丹溪操》等，而《三峡竹枝词》等作品则完全采用民歌民谣的体制。且易氏善于因景设体，他常常依据所绘山水的特征来选择诗歌体制，如写雄峻之高山与壮阔之江海多用长篇歌行与五七言古体，写地方小景则用绝句与律诗形式，皆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山水景物的特征。

最后，语言风格多元化。易氏山水诗中，除用五言、七言、杂言体外，还有四言体(如《琴志楼诗》卷9)、九言体(如《夜泊作》卷3)等。易氏还将散文的句式、楚辞的句法、民歌的语言等揉入山水诗中，使诗作发出瑰奇绚烂的光彩。新句法、新体式的采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出“诗界革命”的气息。

易顺鼎的山水诗数量可观，创作规模宏大，内容涵盖全面，风格多样，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虽然个别诗作如《天童山中月夜独坐》(卷14)等出之率意，有游戏之嫌，但瑕不掩瑜。不独在近代，即便在整个古代山水诗史上，易顺鼎都堪称大家，但历来却为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探讨其山水诗的深刻寓意与美学风貌，评定其价值，确立其在山水诗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第8篇：问鼎河山范文

“一元复始山河美，万象更新锦绣春”，至此羊年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鼎正药业全体员工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广大的新老客户、向支持鼎正药业的新老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 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拼搏，我们在鼎正发展的宏伟蓝图上又增添了一笔重彩，也为中国兽药的未来做出了努力。回首2014 年，面对整个兽药行业的激烈竞争，我们通过调整业务结构，提升品牌优势，加大企业文化的建立，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提高自主研发创新以品牌战略为核心，全面提升企业全方位贴心服务，使企业核心竞争力、发展速度和可持续创新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这一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我们的通力合作，在此鼎正药业对您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展望2015 年，是鼎正战略实施重要的一年，鼎正人将以积极进取、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打造“中国兽药第一品牌”的宏伟目标!。祝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在2015 年，大展鸿图! 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新的一年是鼎正公司迈向新高度的一年，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奋斗，谱写新的辉煌。

第9篇：问鼎河山范文

防盗设计巧妙的1号墓

1号墓由封土、墓圹基础、墓道、墓室4部分组成，是一座防盗构思巧妙的大型土坑墓（图片2）、（图片3）。

揭去封土后，我们发现了大大小小17个盗洞。其中战国盗洞1个，位于墓室的北口外约3米处，是一个阶道式的斜向洞，向下发现积沙后停止。东汉盗洞7个，6个位于墓室的东部墓壁上，1个位于东室中部。其中1号洞巨大，对墓室东部采取了揭顶盗，并将墓室结构严重破坏。现代盗洞9个，其中4个位于墓外，最远的17号盗洞横向引洞有27米长，进入墓室后采用了架设竹木巷道方式盗掘；4个位于墓室南部，1个位于墓道西侧，大多采用了定向爆破方式盗掘（图片4）。

墓室填土为厚达6.3米的夯土。填土下为厚近11米的积沙，黄色细沙，非常纯净，流动性很强。沙层中精心埋藏积石、木箱室、椁室。

大墓的建造者在沙层不同部位根据不同的功用放置了大小不同的石块。积石绝大多数为大小不同的扁平三种石块，边角十分锋利。石质多是花岗岩、石灰岩，少数为沙岩。残存1000余块，最小的仅3公斤，最大的165公斤。上蔡县境内不产石料，最近的山地位于百里之遥的遂平县玉山和酷山地区，稍远的山地在确山县南境。我们曾到遂平山区考察，发现了多种与墓石相同的石块。确山县的来访者也确认他们那里的山区有这些石块。这些情况说明墓内石块极可能是从那里运过来的。这些石块经过有意的拣选，当是特意开采的具有杀伤力的石块。一旦盗墓贼挖洞盗掘，墓中产生凹陷的地方，四周的细沙便会如流水般流入其中，并且会连带周围的石块一同填进坑里，狠狠地砸到盗墓者或堵住坑口令其窒息而亡。

木箱室共2具，位于上部沙层中，周围为乱石层。作用当是疑棺。大墓的建造者希望盗破这两个木箱的盗墓贼见是假棺而放弃盗掘。

椁室为巨大的工字形，分内外两重，均朽成灰痕（图片9）。外椁长12米、宽7.5米、高3.2米。内椁与外椁紧连。外椁顶面上残留有戈矛等少量青铜兵器。内椁内壁和顶面上原有富丽唐皇的壁画，由包金铜片构成的兽面和红色粗线条云雷纹构成主纹，地纹为粗黑线条。地纹上装饰有密密麻麻的细小蟠虺纹，局部还有海贝构成的梅花纹（图片10、11）。壁画大部剥落或被盗掘损毁，仅在南壁和西壁上有较大面积的留存。

椁室分为前后室，各占一半，中间由横梁分开，没有隔墙。前室地板上平摆一层青铜礼乐器，后室为棺木摆放区，椁内周边为青铜车马杂器和兵器区。虽经多次盗扰，椁室内仍出土各种青铜器物1000余件，玉器200余件，及少量陶器。

残存的随葬品以青铜器占绝大多数，基本上仍在原位，因椁室坍塌积石砸落和盗贼扰的原因，多数青铜礼乐器已成碎片，但仍可看出器物轮廓和摆放规律。前室东部为乐器区，残存有甬钟3件、汉白玉质的大型编磬13件、瑟痕1处、散落的钟磬架柱头铜饰20余件（图片13、14）。东壁中央残存有水器青铜浴缶1件、提梁B1件（图片15）。前室西北部为炊器区，由北而南分别依次公排挤放着升鼎5件、小加盖鼎5件、大型圆盖鼎2件，在最西部的升鼎和大圆鼎间还有1件圆形链壶（图片16）。前室中西部为青铜食器区，残存器由西向东依次大致分成7排，首排为5件鬲、1件方形器；次排为4件方座圆簋、1件钫、1件高柄豆、1件高柄盖豆；第三排为4件；第四排为4件敦；第五排为4件圆形盖豆；第六排为2件盆形器；第七排为1件敛口圆鼎。前室中南部放置2件高度超过1米的龙耳虎座大方壶，2件直径在65厘米左右的四耳圆鉴，一鉴内还有1个压碎的钫（图片17）。六排器物中间分布有零星的兵器、车马器和棺内扰出的大量圆形玉片。

主棺由内外二重组成，为工字形，已朽成灰，内外均漆成红色，内外棺之间空间较大。外棺长3米、宽1.7米、高1.3左右。放置在后室中央，南北西三侧放置陪葬棺约13具。内外棺的东挡板均被盗位移，内棺中的人骨和随葬品被扰严重，人骨仅余头骨的下半部，并残存有数层红色衣衾的灰痕和铜剑1把、玉环铜削1把、带钩1件、玉琮1件、玉扳指1枚，璜、}、壁、龙形佩、环、牌等各种玉小件玉器33件，棺西北角还残存一堆玉贝、海贝、玛瑙珠、米状绿松石珠。在内外棺之间残存有铜套环、合页座、马衔、镞等铜器，东北部发现可能发生位移的玉柄铜剑1把、玉环铜削1把和双玉人状刮削器、耳坠等（图片18-21）。

陪葬棺分布很规律，均为工字形小型单棺，残存13具。除主外棺西侧4具被严重盗扰外，其余基本保存完好。棺内均单人葬。初步鉴定，人骨均为中青年的女性。位于主棺左右的2、3、4、12号棺和西南部的1号的人骨均发现有玉耳坠、口含、环、}、壁等玉饰，2号棺内另发现裸女玉耳勺、铜削、铜月牙斧等随葬品，2、3、4号的棺外侧各有鼎、盘、 或鼎、盘各一套，而位于其它方位的陪葬人身上没有葬玉，只在最西部的9和11陪葬人的面部镜状铜器各1件。随葬品的多寡凸显了陪葬人生前地位和身份的不同。

墓底的中间的低凹处有1不规则形的小坑，坑内发现狗骨1具，呈侧躺式，保存状况很差，这种情况类似于其它楚墓的腰坑。

在1号墓北部墓圹基础之下，发现11座祭祀坑，坑内各有兽骨1具（图片24）。其中肢解猪坑6个，肢解牛坑3个，整犬坑1个，整猪坑1个（图片25、26）。密集的祭祀坑群在楚系墓葬中属首次发现，对研究楚墓祭祀制度意义重大。

循规蹈矩的2号墓

2号墓墓室中填夯土，没有积沙积石等特别的防盗措施，同一般的大型楚墓相同。由封土、墓圹基础、墓室、墓道4部分组成（图片22）。

木椁一层，为长方形，已朽成灰痕，东西长8米，南北宽6米，高2.2米。墓葬于战国晚期和东汉晚期两次被盗，被盗情况十分严重，特别是从墓葬南侧10米处斜掏洞进入椁室的战国盗洞发生在棺椁未塌之前，几乎将椁室盗窃一空，甚至连棺木也未幸免；东汉盗洞发生在椁室坍塌以后，盗区非常大，对椁室的破坏也很大。椁室中只保留有少量棺灰痕和1只鹿角、1只铜鼎足和少量陶器碎片。战国盗洞的引洞内残存有石磬（8件）、青铜缶片、鼎足、嵌兰宝石和绿松石的铜带钩、铜马衔、节约、铜串饰、骨马镳、鹿角、陶鼎等各种遗物50余件和许多金箔残片， 还有1个年轻女性头骨、1个老年女性下颌骨，没有发现兵器痕迹（图片23）。综合分析，2号墓当是1号墓的夫人墓，时代较1号墓略晚，可能在战国早期或春战之交，与1号墓一起填补了同时期楚国高级贵族墓的发现空白。

罕见的聚落遗址

聚落遗址是这发掘的主要收获之一（图片27）。共清理各种灰坑或窖穴246个，灰沟2条，水井2眼，房址6处，灶7个，烧烤面70个，另有零星柱洞。

另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文化层、遗迹填土和墓葬灰色夯土中随处夹杂有大量蚌壳、有明显烧烤痕的鱼骨、禽骨和兽骨，其丰富程度令人吃惊，几乎达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出土物中除了丰富的鬲、盆、罐、豆等陶器碎片外，还清理出一些削、刮鳞器、簇头、大小鱼钩等小件铜器，陶网坠、石斧等工具兵器，却几乎不见农耕聚落中常见的石铲等农具。经仔细探查，遗址面积至少在1.5万平方米以上，呈斜坡状分布在墓区所在岗地的西坡上，蚌壳密布，其西侧边缘距北汝河故道的一处环形大转弯处仅100余米。北汝河故道是洪汝河水系与沙颖河水系的连接水道，古今一直是重要的通航河流，上世纪60年代才废弃。结合岗地以西地势低洼、湖泽众多、降雨丰富的自然因素，我们推断，这可能是一处濒临大河湖沼的蔡国渔猎聚落遗存，填补了我国周代内陆地区渔猎聚落的发现空白。大量烧烤火膛和鱼、兽骨的发现，揭示了遗址中普遍存在的烧烤习俗，为研究周代饮食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由于这是蔡文化聚落遗址的第一次较大规模发掘，对确定蔡文化分期与内涵意义重大。

1号墓中大量的积沙、积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如何运来？石块又怎能未经磕碰保持完好的锋边利角呢？这一直是发掘中困惑我们的问题。而遗址的发掘给了我们一个可能的诠解：由于当时聚落紧靠北汝河弧形大拐弯处，可能就是一个繁忙的水陆码头，这才造就了当地丰富的水产品遗物。东周时期，唯有船运才是是经济、最安全的运输手段，也可能就是当时权高位重的墓主夫妇选此地作为永远归宿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