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入门基础精选(九篇)
第1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
一、必要性与紧迫性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长快，已经成为建立绿色低碳生态文明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碳排放权交易通过为重点排放单位设定总量控制目标，形成倒逼机制，促使企业加强碳排放管理，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落实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推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管理制度，确保落实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碳排放权交易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企业的参与主动性，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此外，推行碳排放权交易还能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带动节能低碳和循环产业投资，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积极贡献。
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工作基础
为探索和积累经验，2011年11月我们组织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和深圳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试点省市带动下，浙江等十多个非试点省（区）和城市也先期开展了一些基础性工作。2014年我们按照中央改革办部署，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顶层设计。随着相关工作的有序展开，目前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础已初步具备。
一是实践基础。各试点省市扎实开展大量基础工作，利用较短时间建立起交易制度体系。到2014年6月，7个试点省市全部相继启动交易，共纳入排放企业和单位1919家，配额总量合计约12亿吨。截至2014年10月底，7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约1375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5. 2亿元。试点省市2013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工作顺利完成，配额清缴率均在96%以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二是数据基础。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统计局下发《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试点省市出台了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选择第三方核查机构对有关企业开展了碳排放盘查。国家层面已完成14个重点行业企业的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即将作为国家标准颁布，其余行业的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也在抓紧编制。
三是政策基础。加强法制建设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要前提。2014年中央改革办明确将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作为重点改革任务。各个试点省市采取了出台地方人大立法、政府令等不同的方式、分不同的阶段解决立法河题，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法制建设提供了经验。
三、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总体部署
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要工作包括：
（一）建立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法规
建议国务院出台行政法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由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出台《碳排放权交易总量确定和配额分配机制方案》及其他配套细则。
（二）确定碳排放权交易覆盖范围
以控制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为主，将电力、冶金、建材等重点排放行业中排放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纳入交易体系，逐步增加温室气体种类和涵盖企业范围。
（三）设定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
基于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等宏观政策目标，建立碳排放总量制度和分解落实机制，以此为基础，再结合纳入企业的历史排放清况、相关行业产业发展政策，设定各省区市碳排放权交易的配额总量。
（四）制定配额分配方案
依据纳入企业的排放特点和数据基础，并考虑维护其国际竞争力等因素，提出碳排放配额分配的原则、方法和标准，并确定具体的分配方案。
（五）建立核算、报告与核查体系
颁布全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办法，电力、冶金等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标准，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告和管理系统和第三方核查机制。
（六）建立国家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
通过建立专门的信息化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准确记录、跟踪和管理排放配额持有和交易情况。
（七）确定交易平台
初期以现货交易为主，条件具备时引入期货交易。对交易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并针对碳排放权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建立健全监管制度，明确监管部门和监管责任。
（八）制定市场调节机制
综合采用国家预留配额、出售经核证的自愿减排量、配额有偿拍卖、政府资金回购等手段，对市场供需进行必要的调节，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四、时间进度安排
全国碳排放市场建设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原则，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阶段（2014―2015年）
总体目标是完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础建设工作，具备启动交易的条件。其中2014年的主要任务是报请国务院《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分解落实机制实施方案》，国家发改委出台部门规章《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并建成国家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具备运行条件。2015年的主要任务是与国务院法制办衔接，争取尽早出台国务院行政法规，同时由主管部门出台其他相关的配套细则和技术标准，以及所有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和标准，研究确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及配额分配方法和标准，完善注册登记系统，为启动交易做好准备。
（二）运行完善阶段（2016―2020年）
其中，2016―2017年为试运行阶段，主要任务是根据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逐步将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范围，做好配额的初始分配，启动市场运行。2017―2020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调整和完善交易制度，实现市场稳定运行。
（三）稳定深化阶段（2020年以后）
主要任务是增加交易产品，发展多元化交易模式，逐步形成运行稳定、健康活跃的交易市场。同时进一步提升市场容量和活跃程度，探索与国际上其他碳市场进行连接的可行性。
五、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发挥各地区和相关职能部门作用，加强沟通协调，推动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各地区要将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重要体制机制改革，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完成本地区目标任务。建立碳交易专家支撑队伍，加强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决策咨询。
（二）完善财政金融配套政策
财政金融部门要研究提出支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运行的金融财税政策，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支持配额的分配与调节、第三方核查、注册登记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市场监管等工作，保证碳市场长期持续运行。
（三）开展能力建设
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基础能力建设，组织开展多层次、大面积、针对性强的培训活动，建立长效人才培养和遴选机制，培养碳交易从业人员，为碳市场提供人才保障。
第2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
一、引言 多边贸易体制运行五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关税在不断降低，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等传统非关税壁垒也日益受到约束和限制，技术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越来越成为当前主要的国际贸易壁垒形式之一。 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必然会涉及有关TBT的问题，同时作为一个新的WTO成员，面对加入WTO的新形势，急需分析当前国际贸易中有关TBT的各方面问题。目前对于TBT的研究已经涌现出很多成果，主要集中在TBT的理论界定、表现形式、特征及成因、作用机制、国外TBT体系及我国的对策等方面，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相对于大量丰富的对关税措施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成果，对TBT的研究大多是针对问题的某一方面，其中定性分析居多，定量研究不够。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结合2002年投入产出表和其他相关经济核算数据编制出2002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简称SAM），并以此为基础定量分析了我国受TBT影响较大的各产业因遭受TBT限制而导致的总产出损失。 二、2002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 编制SAM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综后分法，另一种是先分后综法。前者是在对已知总量进行分解的基础上求得SAM，其强调的是数据的一致性；后者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并进行分类汇总求得SAM，其强调的是数据的准确性。由于详细准确的数据较难取得，本文将采用先综后分的方法，编制出的宏观SAM的数据来源于投入产出表、统计年鉴、国民经济账户等，在各方面数据不一致时，以国民经济账户为准。 三、技术贸易壁垒导致的产业损失分析 1.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产业结构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分析 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假定国民经济中某部门的总产出发生变化，产生一个增量，此时该部门的总产出就不再决定于其他部门的总产出，成为一个模型以外事先确定的外生变量，但是它对其他各部门的总产出将产生影响。由投入产出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其他部门总产出变化与该部门总产出变化的关系取决于里昂惕夫逆矩阵中相应列的元素，二者之间的比例等于相应列的元素与主对角线上元素的比值。 2.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技术贸易壁垒影响分析 社会核算矩阵是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拓展而来，对应于投入产出模型的Leontief逆矩阵，SAM有账户乘数矩阵。 类似于投入产出模型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在SAM中可以定义平均支出倾向矩阵，该矩阵中各元素的值是通过内生账户中的每个元素除以其所在列的合计值得到的。在此基础上，类似于投入产出模型中的里昂惕夫逆矩阵，我们可以计算SAM中的账户乘数矩阵。这一矩阵反映了SAM数据间的基本关联；类似于里昂惕夫逆矩阵在投入产出模型中的地位，账户乘数矩阵是SAM分析方法的核心。SAM乘数将外生需求变动的影响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加入了对收入再分配的核算，因此SAM乘数更好地反映了一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投入产出模型中产业结构变动对国民经济影响的计算方法移植过来，以社会核算矩阵为基础，来进行TBT的经济影响分析，计算受影响的各产业因遭受TBT限制而导致的总产出损失。 根据计算可以得出，各产业因遭受TBT限制而导致的总产出损失加总金额高达574.82亿美元，而TBT造成的直接损失为170亿美元，由此可以测算出各产业的关联总损失是直接损失的3.381倍。这也表明TBT对社会总产出的损失具有非常显著的扩大效应，每发生1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则会造成社会总产出3.381亿美元的减少。 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同的方法，我们可以进行受TBT影响的各产业的损失模拟。以2002年的损失为基数，如果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TBT更加严格，受影响的各产业损失量增加10%以后，对我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将更加显著。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业自身因遭受TBT限制而产生的直接损失，在受TBT影响的各产业中比例最大，同时对其他各产业部门的扩大效应也最突出，相关的企业和单位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尽可能减少TBT对我国农业的不良影响，积极促进我国由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的转变。当然，任何时候也不能忽略TBT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只有这 样才能使我国在保证贸易大国地位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将投入产出模型中的相关分析方法成功地移植到社会核算矩阵模型中，以2002年中国SAM为基础，定量分析了受TBT影响的各产业因遭受TBT限制而导致的总产出损失情况，并进一步进行了产业损失模拟，详细分析了各产业间相互影响的具体情况。结果表明TBT对社会总产出的损失具有非常显著的扩大效应，其中农业的扩大效应更为突出。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群策群力、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应对国外形式多样、复杂多变的TBT，同时努力构建我国的TBT体系，从而保证我国对外贸易能够健康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孙敬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05 侯瑜.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方法及平滑技术[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5) 向蓉美，王青华等.国民经济核算及分析[M].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高颍，何建武.从投入产出乘数到SAM乘数的扩展[J].统计研究，2005，(12)
第3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
文秘专业知识有些什么内容？
文秘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系统、扎实的文秘知识和技能的中高级复合型人才。
实践环节
计算机网络、公务文书写作、礼仪与形象设计、基础写作、新闻写作等实习、毕业社会实习、毕业设计、实验实训、社会调查、校外实习、毕业论文和秘书综合实训。
就业方向
文秘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充实到各级政府机关；也可以加入到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和经济管理部门，从事文秘写作、办公室管理和公关策划、设计、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等工作。
办公应用
微软Office办公软件、文字处理软件Word2010、数据处理软件Excel2010、文稿演示软件PowerPoint2010、网页制作软件FrontPage2010，各类安全防护软件和压缩工具软件WinZip9.1等常用软件。熟练使用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数码相机、DV等常用办公用具及其简单维护。
文秘专业核心课程介绍
一、《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是商务秘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的、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独立学科，学科以建立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 之间良好的沟通关系，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树立本组织的良好形象为主线贯穿始终。
二、《会计学基础》
本课程是商务秘书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通过讲授和辅导两个环节，要求学生掌握会计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 ，以及会将理论和方法适用于工商部门、分析处理具体的经济业务，为经济管理提供经济信息。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三、《市场营销与谈判》
《市场营销与谈判》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于本世纪初发源于美国的一门应用科学。它是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过学 习，使学生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以及策略技巧，并能根据工商企业的实际环境和条件加以运用，不断创新，提高企业的市场 营销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的发展。
四、《秘书理论与实务》
《秘书理论与实务》是商务秘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讲授秘书学科的历史沿革、工作原理以及实际操作中的一些方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建立对秘书学科以及秘书职业的基本印象。掌握有关秘书工作的有关基本理论常识和秘书实际工作中应具备的各种技能。使学生了 解秘书活动是什么，更要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五、《文书档案学》
《文书档案学》是商务秘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实践性较强，主要讲授现代文书档案学工作基本理论，公文处理的程序与方法，文书阅卷 与归档，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与利用以及电子文件的管理等等。学习这门课是作好商务管理文书工作的基础。
六、《应用文写作》
本课程主要讲授适合商务秘书专业学生从事秘书工作等方面需要的秘书写作基础知识、常用文体的写作方法，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 养提高学生的秘书写作能力。其理论性适度，适用面广，可操作性强。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与训练，能够掌握各种常用文体的写作方法 ，提高写作能力，熟悉各种文体的规范体式，从而比较熟练地写出观点正确、内容充实、结构严谨、格式规范、语言流畅、文风端正的实用 文章。
七、《言语交际》
本课程的内容包括口语训练、表达训练、读诵训练、思路训练、听力训练、应变训练、体态语训练、演讲训练、辩论训练、谈判训练等基 本表达技能的训练。
八、《企业经营管理》
《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研究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客观规律性的科学，它侧重于研究解决使企业经营目标、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三者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的问题，从而使企业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主要内容有：经营战略、市场调查与预测、经营决策与计划、产品开发与 技术发展、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等。
九、《英语实用文函》
《英语实用文函》是商务秘书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主要讲授涉外秘书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英文函电的处理，以及有关涉外秘书工作的职责 范围和操作规范，使学生掌握涉外秘书工作应具备的文字处理能力。
第4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
[摘要]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国际经济学具有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课程体系比较庞大、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对数学能力要求较高等特点。但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在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诸如学生的专业基础和数学能力较弱、教学方式较为传统以及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仍需从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创新教学方法、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 教学方法 教学质量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第5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
关键词：社会联盟理论；北美自由贸易区；行业联盟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44-02
一、背景回顾
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组成。1992年8月12日三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同年12月17日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三个会员国彼此必须遵守协定的原则和规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及程序上的透明化等来实现其宗旨，借以消除贸易障碍。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货物可以互相流通并减免关税，而贸易区以外的国家则仍然维持原关税及壁垒。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创建，目的在于促进了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从创立之后的事实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一项贸易政策的出台，势必会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各个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按照自己的偏好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在是否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了斗争与合作。美国作为典型的多元主义民主国家。权力的多元化使得各种政治力量在决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强大的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各个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施加对政府的影响，它们之间或相互合作或相互斗争，以联盟的形式来增强自己的势力。
二、社会联盟理论
1.阶级联盟与行业联盟
社会联盟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其主要探讨国内政治结构与国际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一国的对外政策总是与其国内状况有关，贸易政策也是如此。贸易政策对于一国内部各个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有区别，国内的行为体会为了经济政策的制定而发生政治上的冲突和合作。根据国际贸易中分析收入分配的两种模型，社会联盟理论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联盟形式。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即H-O模型）认为，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受损。在这一收入分配模型的基础上，学者提出了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联盟分析模型，认为国内政治分化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和劳工会分别代表自身利益。国际贸易中的另一种收入分配模型――李嘉图-维纳模型（即特定要素模型）指出，贸易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所有者受益，使进口部门特定要素所有者受损，对流动要素所有者的影响不确定。据此，学者提出了以部门/行业分化为基础的分析模型。
2.要素流动性与社会联盟
针对两方的分歧，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在《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中提出要素流动性的概念，指出“在要素流动程度高的环境中更易于形成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而在要素流动程度低的环境中相对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联盟则更容易形成。当要素整体流动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时，由贸易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就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类型”[1]，同时，希斯考克斯指出了行业间要素流动程度的衡量指标，包括行业间的工资和利润率差异、人力资源流动性、工作年限和企业的研发收入。这样，也就实现了阶级模型和部门模型的汇合。社会联盟理论对于解释不同集团之前的政策偏好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就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
三、社会联盟理论视角下美国国内政治斗争
1.行业联盟
总的来看，针对是否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问题，美国国内形成了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根据希斯考克斯的理论，在行业间要素流动程度高的环境下容易形成阶级联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会对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产生不同影响，而不论他们身处哪个行业。而在要素流动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则更有可能形成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与分化，这是由于要素难以流动，贸易会对不同行业的收入有着不同影响，而同一行业将会采取统一的政策立场。结合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不同行业间的工资和利润率差异较大，全球化推动的美国商业盈利要远高于需要政府补贴的部分农业部门的利润率。而从人力资源流动来看，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人员流动程度较低，并受文化程度的影响大，从事商业的劳动者基本不会选择再去从事农业或是制造业，这样也拉低了此时美国行业间要素流动程度。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讨论制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时，要素流动程度较低，行业之间的利润差距比阶级之间的利润差距更为显著，行业联盟也就主导了政治联盟形式。
李嘉图-维纳模型（即特定要素模型）指出，贸易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所有者受益，使进口部门特定要素所有者受损。据此，学者提出了以部门/行业分化为基础的分析模型。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上，不同行业之间按照自己的利益形成了政治联盟。
第6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三农”问题；农民增收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增收问题。而农民增收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完善财政体制。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农机制存在许多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如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财政支农重点不突出等，对农民增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如何完善财政政策机制，如何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以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完善财政支农机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从目前财政支农的现状看，财政支出的效率相当低下。以农产品政策补贴支出（其中主要是粮食价格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等）为例，最终落到农民头上的实惠不足国家财政支出的50%.因此，要切实将增加农民收入落到实处，必须理顺和完善财政支农机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确保支农资金收到实效。一是理顺支农资金管理体制。目前支农资金分散，管理多头，政出多门，效益不高。为此，必须理顺各部门间的关系，明确财政管理各项支农资金的主体地位，设立隶属于各级财政部门的支农资金管理机构，将分散于各部门的资金统归其管理，集中使用，形成财政支农的强大优势，集中财力办大事。二是调整支出结构。我国财政农业支出60%至70%左右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而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在农业建设资金中，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比重较大，而农民可直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比重较小；在农业投入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过高，而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或没有财政立项支持，或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三是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效率。主要是应减少管理层次，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一方面将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50%以基数加因素的办法下到省级，以增强省级支农的调控能力，降低基层向中央财政申报一般项目的机率。另一方面，省对基层的项目直接到县，减少中间环节，确保资金落实到位，同时给予县级充分的项目申报自主权，减少行政干预。另外，应构建支农资金绩效评价体系。财政部门要从项目申报开始，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参与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中去，编制项目全程报告，对其进行跟踪问效，保证支农资金落到实处。
二、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 必须搞好农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业等，形成优势互补结构，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财政部门应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在政策方面，配合农业结构调整规划，出台优惠政策，重点支持基地和大户，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整个农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组织，鼓励规模经营，通过规模经营产生聚合效应，有效抵御市场风险，巩固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在资金方面，多方面筹集资金，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刺激银行信贷、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并引导资金流向结构调整的目标产业，支持目标产业的产业化，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在配套服务方面，积极支持农业信息网络的建立和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完善，鼓励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体系，大力引进农技人才和农业专家，为农产品品种改良提供技术保证，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铺平道路。
三、加大财政调控力度，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是弱质产业，投资收益率低。吸引资金能力差，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特别是财政通过宏观调控对其进行支持和保护。一是财政部门要切实将支持农业产业化作为发展农业和搞好财政支农工作的重点，明确财政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位置。由于农业产业化的主体是农户，所以，财政着力解决的是农户、企业和市场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为此，财政要充分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多渠道筹集资金以支持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项目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光靠财政支持显然不能满足其需要。财政应充分动员和引导企业、集体、农民、银行信贷、外资等多种形式的资金注入，并鼓励承包经营、合资、入股等多种形式发展农业，为农业产业化奠定雄厚的基础。二是优化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税收环境，完善税收调节机制。以农业产业化的总体目标为导向，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对农业产业化的激励作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农民收入的稳定提高。要在鼓励农民加大投入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度，可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与做法，实施对农业部门流转税额的税收调节，这样，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后，农民可将其增加的实际负担通过价格机制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改变现行优惠政策手段较为单一状况，通过税率、税基、抵免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进一步挖掘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的潜力，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优化税收管理和服务。按照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税法公告制度，抓好税收政策服务。
四、调整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入机制，为农民增收提供基础和保障
完善财政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机制主要有：一是适当调整投入方向。我国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等大型项目，县域范围内与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很有限，难以直接带动农民增收，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全国性、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性差。因此，要注意加强配套设施和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完善投资体制。多年来，很多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使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明确投资主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个人，以目前的情况看，财政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责任应是责无旁贷。其次，应按受益范围和项目等级进行职责划分，凡属全局性、根本性和综合性的跨区域项目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一些地方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再次，要对项目建成后的管理职责和权限进行合理划分，由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管理，合理分担，使农业基础设施发挥长效作用。
五、加大农业科技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发挥其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
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具有重要作用。而加大农业科技、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将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一是增加对农村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财政的重点之一。应加大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增加对科技成果推广与运用的投入，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进而提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尤其是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各部门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出口加工区同其他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协调发展。
（三）拓展出口加工区功能，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出口加工区作为加工贸易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示范区。按照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求，出口加工区应具有以下功能：一是加工制造功能。包括设立研发机构、加工制造企业。二是采购、配送、仓储等物流功能。包括设立仓储、物流、运输企业和专业采购中心、配送中心企业。三是售后服务功能。包括制造企业的售后服务和专业的售后服务企业，主要是产品的测试、返修和零配件供给等。四是国际贸易功能。主要设立国际贸易公司从事国际贸易等。经营功能扩大后，允许入区注册的企业范围应相应扩大，从原来只允许入区经营加工制造企业、仓储企业、配套运输企业，应扩大至允许设计研发机构、国际采购、国际配送、国际贸易、综合物流、专业销售、售后服务等企业入区经营，并扩大加工制造企业经营范围，允许产品和零配件的采购及销售。
（四）完善海关监管，推行贸易便利化。一是简化加工贸易备案手续。尽管出口加工区企业的加工贸易已实行电子备案，但备案手续仍繁琐，数据共享和转换功能不强，应发挥出口加工区围网监管的优势，进一步简化备案手续。对诚信守法企业，变海关备案审核制为企业申报制，规范企业备案申报行为，明确企业法律责任。二是简化核销程序。在加工贸易核销方面，应实现海关与企业联网，避免双重监管造成的资源浪费。海关对电子账册数据的获得方式应由“提取式”变为“企业申报式”，强调企业对申报内容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而将海关的职能转变为通过事后稽查等手段规范企业的申报行为。三是简化通关程序。在h2000海关业务信息管理系统中，为出口加工区设立专门的便捷通关程序，真正实现“备案制”管理；以电子口岸执法系统为基础，与外贸、外汇、银行、税务等部门实行联网，充分利用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独立数据源进行交叉稽核、相互印证，控制物流和信息流，在确保海关监控有效的同时，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
（五）进一步发挥出口加工区政策优势。要简化出口退税的程序和手续，平衡产品内销、外发加工等问题上的区内外政策，鼓励区内外企业间的经济协作，消除抑制产业链延长的政策性障碍。
参考文献：
[1]何炳权，陈裕海。保税监管区域和场所整合改革研究[j].海关研究，2006，（1）。
[2]钱建中，薛晓星等。论出口加工区成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先行区的可行性与相关对策[j].海关研究，2005，（3）。
[3]朱剑冰，董 瑾。我国出口加工区建设问题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第7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
(一)基本假设FujitaMasahisa和Jacques－FrancoisThisse(2002)综合了中心－模型和张伯伦关于中间投入品多样性的方法构建了关于粘性劳动力与区域专业化的两区域、一种生产要素以及三部门模型。本文的模型基本假设与之相似。模型中包含两个区域，即城市地区和城市以外的边缘地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且劳动力是粘性的，其不能在区域间流动;经济系统中有三个部门:制造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传统部门，其中服务业部门为制造业部门提供服务产品。这里假定制造业部门和传统部门使用劳动力，且劳动力在空间上是不流动的，所以假定制造业部门产品是同质的，并且假定制造业部门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以及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所有劳动力的偏好是一致的，可以用(1)式所表示的效用函数来代表。其中，表示消费者效用，代表对制造业部门使用低生产率服务产品而生产的同质产品的消费，代表对制造业部门使用高生产率服务产品而生产的同质产品的消费，A代表对传统部门产品的消费。，表示在消费者总支出额中对制造业部门各产品的支出份额，表示对传统部门产品的支出份额。与之前的模型不同，本文借鉴了ToshihiroOkubo(2010)关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思路，将服务业部门划分为生产效率不同的异质企业。假定服务业部门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特征，生产多样化的现代服务业产品，以满足制造业部门的服务需求，其区际之间交易遵循冰山交易成本，区内交易无交易成本，并且依据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表现出企业异质性特征。为了方便研究，假设现代服务业部门有两类生产效率水平不同的企业:一种类型为低生产率水平的企业，需要较多单位的劳动力及具有较高的边际成本，称其为“”企业;另一种类型为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需要较少单位的劳动力及具有较低的边际成本，称其为“”企业。其中，每个企业都需要使用一单位资本作为固定资本投入，则现代服务企业类型j生产产量需要单位的劳动力，其生产函数如(2)所示。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引入，本文假设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异质性企业“”和“”的单位投入系数分别为和，且。每个区域在初始均衡条件下拥有相同的“”企业和“”企业分布，和分别表示“”企业和“”企业区域内企业数量的构成，其中，这个企业类型的份额表示生产率分布，在Melitz(2003)的研究中是外生给定的。由于每个区域的每单位资本与个体边际成本有关，因此可用不同企业单位投入系数和来测量。假设决定企业异质性的成本差异要高于“”企业和“”企业的相对分布比率，具体关系见(3)式。
(二)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效用函数由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表示，所有劳动力的偏好是一致的，并消费同质产品。地区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如(1)式所示。如果为消费者收入，是传统部门产品价格，而是制造业部门低端产品的价格，是制造业部门高端产品的价格，则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二、均衡分析
本文中的模型是在制造业部门使用服务部门产品的前提下展开的。当使用服务部门的产品时，制造业部门之所以在某区域集聚，是因为服务产业聚集在该区域，然后吸引制造业部门区位选择至此，而制造业部门集聚此地，又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产品需求，因此又会吸引大量的服务业部门集聚，相互作用，不断循环。命题2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引起聚集的一种力量，更多的异质性企业更可能导致完全聚集的产生并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稳定。相对于低效率服务企业而言，高效率服务企业由于自身单位投入系数较低而集聚在城市地区表现出的稳定性更高。
三、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择通常情况下，经济活动规模越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就越明显，也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于此。因此，经济活动规模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将指标体系共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主要从经济活动规模来描述;另一类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指标，是指影响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腹地的综合实力、贸易比率、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制造业集聚度、服务业集聚度、物流业集聚度以及宏观税率水平等指标。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香港，香港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由的市场制度、发达的金融和物流服务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不但拥有完备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基础设施，还提供较为完善的如融资、保险、经纪、仲裁与法律服务等中高端服务业。此外，很多国际知名的企业和国际组织总部都选择在香港经营业务。因此，选择香港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代表来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对象具有代表性。
(二)数据说明鉴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时间的连续性，本文采用2001年－2012年香港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年12月至2012年12月的《香港统计月刊》。本文的计量分析主要使用以下变量，详细划分见表1所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计量软件为Eviews6．0。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基于VAR模型要求系统中各变量的平稳性要求，本文通过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ftop、gdp、hum、infor、jem、zem、tax、trade、traf、yem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这些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差分平稳过程，具体见表2所示。
(二)协整关系检验下面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来对以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演进影响因素进行协整检验。如表3所示，根据LR、FPE、AIC和HQ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阶，那么设定Johansen检验的滞后期为2。选择由ftop和gdp、infor、trade、traf、jem、yem构成的列向量有确定线性趋势且变量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具体见表4。协整关系方程表明在长期均衡关系中，以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为代表的城市发展水平与腹地综合实力、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贸易比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服务业集聚度和物流业集聚度之间存在稳定关系。而人力资本水平和宏观税率水平对 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此处暂不考虑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腹地综合实力和贸易比率每增长1%分别会引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09%和1．57%;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在长期内对中心城市表现出负向作用，即两个因素每增长1%会引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降低1．14%和2．00%;同样，企业异质性对中心城市长期发展的贡献也较大且均起到了负向作用，服务企业集聚度和物流企业集聚度的负向效应系数分别为－1．45和－2．18。
(三)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基于协整关系检验可知，变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ftop)与腹地综合实力(gdp)、人力资本水平(hum)、信息基础设施水平(infor)、贸易比率(trade)、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f)、服务业集聚度(jem)、物流业集聚度(yem)等因素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根据范晓莉(2012)［15］、郝寿义和范晓莉(2012)［16］的研究方法，在协整关系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心城市的误差修正模型，探寻各演进影响因素与发展水平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如式(37)所示。其中，误差修正项为，误差修正系数为－0．04，说明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率的误差修正项具有负向的修正机制，即发展水平增长率对长期均衡的偏离会对短期的发展水平增长率波动产生一个负向影响，但调整速度稍慢，不具有显著性。从ECM模型来看，短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增长率的影响外，还受到滞后一期的腹地综合实力的正向影响和滞后二期的腹地综合实力的负向影响。同时，滞后一期及二期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服务企业集聚度的增长率对于发展水平增长率具有负向作用。而滞后一期贸易比率的增长对发展水平增长率短期内起到正向影响，短期正向效应系数为0．01。而滞后二期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增长率对发展水平的增长影响也为正，短期效应系数为0．04。此外，滞后一期的物流业集聚度的提高则对城市发展起到了正向效应作用。
(四)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显示，对于来自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自身的冲击显著为正，冲击响应在第一期为最大值并逐步下降，在第二期达到最小值后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对于来自于“腹地综合实力”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在前五期内呈现倒U型的负向效应，从第六期呈现稳步上升的正向影响;对于来自“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显著为正，从第一期至第五期均呈现稳定上升的正向影响趋势;而对于来自于“贸易比率”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是显著为正的，在前五期呈现倒U型的波动状态后呈现稳定的正向效应影响;对于来自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显著为负，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负向波动状态，且负向影响力度逐渐减弱;对于来自于“企业异质性”影响因素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来说，在前二期内服务企业集聚的贡献为负，从第三期开始逐渐上升，直至第七期达到峰值，此后呈现平缓下降的正向影响趋势。而来自于“物流企业集聚”贡献在前三期内影响力度较弱，从第四期开始呈现U字型的负向影响，从第十五期以后转为稳定上升的正向影响趋势。综上所述，在短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发展水平的较大影响外，服务业集聚度和物流业集聚度的提高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带来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在短期内对中心城市发展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但长期内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此外，贸易比率在短期内对中心城市的影响较弱，但在长期中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力度;与之类似，腹地综合实力也主要在长期内利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2．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结果显示，短期内主要受到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占比为81．36%，同时还受到服务业集聚度、贸易比率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低的影响，占比分别为2．77%。6．46%和8．11%。长期而言，腹地综合实力、贸易比率、服务业集聚度是影响中心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影响占比分别为7．39%、11．7%和9．97%，其中服务业集聚度的影响力度上升较快。此外，长期内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仍发挥较大的影响作用，影响占比为9．7%，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物流业集聚度的影响力较弱，但也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8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
一、我国试点碳市场纳入门槛设定
我国试点碳市场纳入门槛设定内容主要包括设定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基准年（年段）及其排放基准量等因素。我国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湖北和深圳7个试点碳市场设定的纳入门槛情况如表1所示。各试点碳市场纳入门槛设定具有以下特点：（1）试点碳市场主要采用“控排目标+历史排放”的方法设定纳入门槛，即各试点碳市场主要以所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等为依据，并结合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历史数据设定纳入门槛，即纳入门槛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和排放情况等密切相关；另外，天津、湖北、广东等碳市场还采用不同的模型和情景分析方法评估了本地区未来排放趋势以及目标减排量，为科学设定纳入门槛提供理论支撑和验证；（2）试点碳市场纳入门槛基准年（年段）不同，并且除北京碳市场以基准年段内的年均排放量为纳入门槛外，其他试点碳市场均选择基准年段内“任一年达标排放量”为纳入门槛，表现出各碳市场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控排力度的差异；（3）试点碳市场纳入门槛不同，深圳碳市场纳入门槛最低，即3000 吨CO2当量/年及以上，湖北碳市场纳入门槛为年综合能耗在6万吨标煤（相当于年排放量约为15万吨CO2当量）及以上，是试点碳市场中最高的纳入门槛；北京、深圳等地区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较高，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较低，地区二氧化碳直接排放总量相对较少，同时为了保证碳市场具有一定的排放总量，因此，北京、深圳碳市场的纳入门槛较低。湖北省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高，大型重化工业企业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较高，所以湖北碳市场的纳入门槛较高；（4）各试点碳市场均纳入了高排放产业企业，排放门槛不同直接导致碳市场覆盖行业和企业不同，并且部分碳市场纳入行业种类和企业数量随着碳市场的发展不断增加，表明政府采用碳市场控制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的决心和能力进一步增强，碳市场温室气体核算、报告和核查（MRV）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对纳入门槛的要求
为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201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颁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是全国碳市场设计和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明确了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框架。管理办法规定，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放单位确定标准，提出本行政区域内所有符合标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并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认后向社会公布。经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批准，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可适当增加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重点排放单位。由此可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的管理体系及其责任和权利，以及纳入门槛的设定程序；具体地说：（1）构建两级管理体系设定和管理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即由国务院碳交易管理部门（即国家发改委）和省级碳交易管理部门（即省级发改委）负责设定和管理纳入门槛；（2）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最终由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并负责最终确认和公布重点排放单位名单的；（3）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在设定纳入门槛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所辖地区情况制定与本地区相适应的纳入门槛，但该纳入门槛必须需要经过国家碳交易主管部门批准；这样有助于缓解地方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的矛盾，并使设定的纳入门槛更加符合地方温室气体控排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更强；（4）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的纳入门槛必须比国家碳交易主管部门设定的纳入门槛更严格；（5）全国碳市场的纳入门槛设定程序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国家碳交易主管部门设定重点排放单位标准，第二步是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所辖地区情况和国家设定的重点排放单位标准提出辖区内的纳入门槛，第三步是国家碳交易主管部门最终批准和公布纳入门槛和相关的重点排放单位。
三、欧盟碳市场纳入门槛设定
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建设和发展，其纳入门槛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在EU ETS启动之初，就碳市场纳入门槛而言，EU ETS规定装机超过20 MW的燃烧设施（发电、制造业等），排放超过50吨CO2当量/天的石灰生产设施、排放超过20吨CO2当量/天的玻璃生产设施，以及排放超过20吨CO2当量/天的矿业生产设施均强制纳入EU ETS。在EU ETS第一阶段（2005―2007年），EU ETS纳入的排放设施分布在发电，炼油、炼焦、钢铁，水泥、玻璃，陶瓷和造纸等行业。EU ETS计划2012年纳入航空行业，但由于全球航空组织等联合抵制，航空业目前尚未纳入EU ETS。在EU ETS第三阶段（2013―2020年），EU ETS纳入行业将增加石化、化工、合成氨、有色和冶炼等部门，并根据各行业的特点设定了以排放量或产量为基准的纳入门槛[1]，例如，产能为2.5吨/小时的生产粗铁（粗钢）的设施，产能为20吨/天的造纸设施等。另外，在EU ETS第一阶段（2005―2007年）、第二阶段（2008―2012年）只纳入二氧化碳一种温室气体，第三阶段（2013―2020年）开始EU ETS将纳入全部温室气体。EU ETS已纳入约5000家公司的11500个排放设施，覆盖欧洲地区约50%的二氧化碳排放和43%的温室气体排放。从EU ETS设定的纳入门槛可以看出：（1）不同行业企业可以采用不同的纳入门槛；（2）随着碳市场发展阶段和成熟度不同纳入门槛不同，从而覆盖范围也不同；（3）设定的纳入门槛应使碳市场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该地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相当大的比例。另外，在设施排放情况缺失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能源消耗量、设施功率或者产能等实物量形式作为纳入门槛。由此可见，EU ETS纳入门槛的设置充分考虑了行业发展、减排目标、排放数据基础和碳市场管控温室气体排放能力和要求等因素。
四、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设定原则
由于全国碳市场覆盖地区和行业企业相对较多，加之各地区和各行业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水平和结构、产业结构、排放情况、减排成本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设定与单一试点地区碳市场纳入门槛设定有所不同，结合上述对我国试点碳市场和EU ETS纳入门槛的总结和分析，下面就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设定原则与要求进行讨论。
（一）构建高效的MRV体系，夯实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基础
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是设定碳市场纳入门槛的基础，是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的保障，因此，必须建立高效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MRV）体系，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使得主管部门可以完整、准确、及时的掌握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为了构建高效的MRV体系，夯实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基础，首先，应构建高效的MRV管理体系，明确各管理机构相应的职责和权利。二是加强支撑MRV体系的政策法体系建设，制定MRV体系建设规划，依据建设规划制定和出台MRV管理办法细则，建立和不断完善MRV体系技术和规范标准，建立和完善MRV体系运行监督评估机制。三是既要加强政府对温室气体数据的监管，又要加强企业内部温室气体数据管理。政府机构应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核查及复核、执法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建立统一的排放数据直报电子信息化平台，加强对第三方核查机构的管理，加强对重点企业排放MRV工作的管理，推动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市场化等；同时，企业也应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内部管理，制定合理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加强排放数据内部审核提高数据质量，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档案管理体系，适时披露温室气体排放和交易信息等。四是加强对MRV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强政府、重点排放单位和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能力建设。
（二）体现地区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
全国碳市场覆盖地区和行业多且其经济发展和排放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设定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不能“一刀切”，应在保证完成各地区碳市场减排目标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需求，设定合理的纳入门槛。例如，第三产业为主且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纳入门槛可以较低，而第二产业为主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纳入门槛可以相对较高；同一行业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纳入门槛可以较低，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纳入门槛可以较高；高耗能企业纳入门槛可以相对较低，而低耗能企业纳入门槛可以相对较高。
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需求设定纳入门槛时，还必须慎重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如何合理划分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例如，虽然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人均GDP都超过1万美元，但实际上两者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都有较大差距，因此，北京市重点排放单位的纳入门槛可能并不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排放单位的纳入门槛，由此可见，用人均GDP来划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可能不适合设定碳市场纳入门槛，必须探索适用于碳市场的划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标准，该标准既能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又能反映地区环境因素。二是设定纳入门槛时如何既能体现地区和行业差异性，又能保证配额同质化。制定纳入门槛时要求体现地区和行业差异性主要是为了缓解减排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保证排放配额价格尽可能真实反映减排成本。但是，在考虑地区和行业的差异性时，不可避免地参入主观因素。如果在设定纳入门槛过程中过多参入主观因素，可能使排放配额价值的分化，不利于碳市场合理发现排放配额价格。因此，全国碳市场主管部门在设定碳市场纳入门槛时要加强监督和指导，掌控设定纳入门槛差异性的尺度，保障设定纳入门槛不发生大的偏差。三是在设定各地区、各行业纳入门槛时选择的基准年或基准年段必须一致，否则各地区、各行业的排放量和减排目标将不具有可比性，也可能会导致碳市场排放配额分配不公和排放配额价值发生分化，致使排放配额无法合理交易。
（三）设定动态可调的纳入门槛
为了确保碳市场稳定运行，要使碳市场纳入门槛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但是，随着碳市场发展逐渐成熟，随着碳市场MRV能力的增强，应该逐渐降低碳市场纳入重点排放单位的门槛。逐渐降低碳市场纳入门槛有利于增加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重点排放单位，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和排放总量，并使得纳入门槛与地区和行业的发展水平、排放水平逐渐相适应，有利于提高碳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有利于提高碳市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成效。
另外，降低碳市场纳入门槛将使一批温室气体排放相对较小、行业分布广、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管理基础薄弱的重点排放单位参与碳市场。因此，在通过逐步降低门槛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1）注意地区功能定位要求，综合地区和行业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减排潜力方面的差异，考虑实施差异化政策的程度，保证设定纳入门槛的公平性；（2）纳入重点排放单位过多，可能会增加碳市场管理难度，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碳市场的监管和技术支撑；（3）注意与配额分配方法相匹配，确保不使重点排放单位履约成本过多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在相对较长时期内（几个履约期内）保证纳入门槛的稳定性，以免频繁变更纳入门槛徒增重点排放单位负担，影响碳交易政策的延续性和公信力，以至于减弱碳市场的减排成效。
（四）“自上而下”与“自底向上”结合设定纳入门槛
“自上而下”是依据“政策―经济―排放”类模型确定纳入门槛，即根据全国碳市场覆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减排目标、人口变化趋势和能源消费及其结构变化等因素，建立排放总量模型，并预测未来排放情况以及跨区域碳市场的排放总量和相应的年度减排量，然后根据纳入碳交易的行业发展和企业排放情况，确定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的纳入门槛。“自底向上”是根据全国碳市场覆盖地区企业的具体排放情况，并结合各地区的减排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设定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的纳入门槛。“自上而下”与“自底向上”相结合能更好地平衡经济发展和减排的要求，最终确定较合理的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纳入门槛。
总之，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要能保障碳市场的减排成效，并能反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减排潜力。设定合理的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既要因地制宜，考虑地方和行业的差异性，考虑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获得性，又要使其与碳市场覆盖范围、排放总量和配额分配方法等碳市场要素相匹配。不断探索合理设定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原则和方法，并通过不断深化试点碳市场建设对其进行检验和修正，为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设计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The European Parliament
第9篇：易经入门基础范文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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