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部长精选(九篇)

第1篇：周济部长范文

关键词：安徽经济；经济周期；同步性；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4-0023-06

一、引言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客观事实，各国学者都十分重视经济周期测度及其成因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针对全国经济周期研究的文献较多，但针对各区域经济周期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经济由于在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各区域自身的特殊性越来越明显，区域之间的经济波动、各区域与全国之间的经济波动乃至各区域与国际之间的经济波动同步性越来越复杂。一般化的反周期调控政策由于没能充分考虑区域的特殊性，因而越来越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周期的研究，对改善宏观调控、加大各地区的交流和合作、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研究区域经济波动的文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区域经济周期的特征及其成因，如：陈维云等(2005)用ARCH模型研究了重庆经济波动特征，并和全国经济波动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刘兴远(2008)研究了江苏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并对江苏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作了定量测度；陈乐一等对湖南经济周期波动的阶段性和持续性进行了分析(课题组，2009)。二是研究区域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及其形成机制，如：Poncet(2005)研究了1992--2004年中国及其区域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孙天琦(2004)对1953--2004年各省与全国经济景气的同步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绝大部分省份与全国经济景气循环的相关性强，基本同步；徐勇等(2007)分析了地理距离、经济规模、樊纲指数、经济结构、财政政策等对我国地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

安徽省的经济周期波动作为中国区域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运动规律。本文在对改革以来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对安徽省经济周期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安徽省与全国和其他地区经济周期进行比较，以全面认识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的特殊性。

二、安徽省经济周期测度及特征变化

(一)安徽省经济周期测度及经济周期测度指标

测度经济周期波动的指标很多，如总产出、收入、就业、贸易等等，但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就是地区生产总值(或GDP)，对其他指标的研究一般需要建立在对生产总值指标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因此本文也将采用实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描述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及趋势。

图1给出了1976年以来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安徽省各年实际生产总值，由图1可见，改革以来，安徽省实际生产总值具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由1978年的114亿元增长为2009年的2784亿元(可比价，1978=100)，1978--2009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图1同时给出了1976年以来安徽省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经济发展呈明显的周期波动状态。

(二)安徽省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及特征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阶段的测定可以直接使用实际GDP增长率，我国很多学者都是直接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来测定和辨认经济周期，但该方法存在缺陷。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变动频繁，得出的结论会比较模糊；另一方面，直接使用经济增长率测定经济周期可能会产生偏差，例如，在经济扩张的初期，由于基数比较小，增长率就比较大，经济继续扩张，但经济增长率可能已经在下降了。为了避免直接使用经济增长率得出错误的结论，本文以根据实际生产总值数据计算出的产出缺口和经济增长率变化相结合的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

本文利用消除趋势法估计产出缺口。消除趋势法是目前估算产出缺口的主要方法之一，它可以将现实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其中趋势成分被作为潜在产出水平。本文使用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HP滤波方法估计产出缺口。

使用HP滤波方法(参数λ=100)，将安徽省实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LnYt分解为趋势成分LnYt和循环成分CLnYt=LnYt-LnYt，其中，趋势成分LnYt又称潜在产出的自然对数，循环成分CLaYt又称相对产出缺口。CLnYt可以反映安徽省经济波动的变化轨迹，以及判断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经HP滤波得到的周期成份见图2所示。

根据图2，按照“谷－谷”法的标准，1978--2009年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可划分为5个阶段，分别为：1978--1980(I)，1981－1983(Ⅱ)，1984--1991(Ⅲ)，1992--2003(Ⅳ)，2004--2009(V)。由图2可见，安徽省经济2009年正处于第V周期的扩张阶段。

本文将上述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与各周期内实际经济增长率结合起来，分别计算了各周期阶段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和波动系数，见表1。

具体分析来看，改革以来安徽省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出如下特点：(1)周期长度有逐渐拉长的趋势。前两个周期只有3年，属基钦周期(短周期)，而第三、第四两个周期长度分别达8年和12年，属中等长度的朱格拉周期，说明安徽省经济抗风险的能力在不断增强。(2)经济波动的平均位势在不断扩大。前四轮经济周期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1％、12.0％、8.0％、12.6％，第五轮经济周期迄今平均增长12.9％，说明安徽省经济增长潜力在不断提高。(3)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前四轮安徽经济波动系数分别为1.26、0.419、0.873、0.37，第五轮经济周期经济波动系数迄今只有0.061，说明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平滑化、微波化趋势明显。(4)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在由短扩张型向长扩张型转变。前两轮周期扩张年数只有1年，而第四轮周期达到了6年，本轮周期扩张年数也已达到了6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一系列变化：经济周期长度逐渐拉长，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增强、波动幅度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总体上已经摆脱了过去“大起大落”的不稳定局面，转向“高位－平稳”的新态势。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出现这些积极变化，主要原因有：一是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经济结构在宏观调控中

得到优化升级；二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体制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体制基础(刘树成，2009)；三是安徽省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经济抗波动能力得以提升。

三、安徽省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比较分析

为了对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有进一步的认识，本节对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和全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对比分析。为比较不同周期阶段的波动特征，首先对改革以来全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划分，使用HP滤波方法(参数=100)将全国实际GDP(1978=100)的自然对数分解成趋势成分和循环成分，循环成分见图3。根据图3，按照“谷－谷”法的标准，1978--2009年全国周期波动也可划分为5个阶段，分别为：1977--1982(I)，1983--1986(Ⅱ)，1987--1991(Ⅲ)，1992--2002(Ⅳ)，2003--2009(V)。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改革以来全国各周期段的平均位势和波动系数，见表2。

由表1、表2比较可知：(1)安徽省第一、二、三轮经济周期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相比差异较大，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峰位高，谷位低，波动系数高，经济周期上行阶段慢于全国，而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容易加速下滑，说明在此期间安徽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比全国差，受外部冲击时更容易大起大落。在此期间，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的平均位势较低，说明安徽省经济发展潜力不如全国。这也是造成安徽省与东部沿海省份差距不断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2)从第四轮经济周期开始，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的平均位势开始显著高于全国，第四轮周期的平均位势达12.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3百分点，但经济波动系数仍大于全国，稳定性较差。第五轮经济周期无论是平均位势还是稳定性上都显著高于全国。说明安徽省经济发展潜力大幅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3)总体上，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1～2年的滞后期。2008～2009年，全国经济连续两年回落，是周期性因素和国际金融危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也到了周期回落的阶段(许宪春，2009)。而安徽省经济仍处于经济扩张期，经济回落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为进一步比较安徽省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异同，下面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进行分析。为准确揭示改革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按照Martincus等(2007)的做法，采用安徽省与全国实际产出周期分量的简单相关系数作为衡量周期同步性的指标。为了尽可能准确刻画时间上的变化特征，本文选取长度为10年的滚动时段，这样可以得到从“1976／1985年”到“2000／2009年”共计25个时段的数据，图4报告了安徽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系数。

图4显示，改革以来，安徽省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具体的，从1976／1985年开始，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引入，经济决策民主化不断增强，安徽省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逐渐增强，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持续上升，1991／2000年达到新的高度。此后1992／2001年至1993／2002年，由于“分税制”改革开始，同步性有所下降。1994／2003年至1997／2006年期间，同步性再次提高，并基本保持稳定。

然而，1998／2007年至2000／2009年安徽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再次下降，原因是在此期间分别对应着两次经济危机，1998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安徽经济在两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也不相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时，安徽省经济波动下行快于全国，1998年安徽省GDP增幅比上年回落3.5个百分点，而全国仅回落1.5个百分点，亚洲金融危机对安徽经济的整体影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时，安徽省经济波动下行慢于全国，2008年全国GDP增长9％，增幅比上年回落4个百分点，而2008年安徽省GDP增长仍达12.7％，增幅比上年回落1.2个百点，增幅比全国高3.7个百分点。全球金融危机对安徽经济的整体影响弱于全国，说明安徽省经济已逐步具备应对各种困难的内在活力，自主增长能力明显增强。

四、安徽省与全国其他省区经济周期波动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对安徽省与其他各省区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比较，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先计算出中国大陆31个地区以1978年不变价表示的地区生产总值并取自然对数，再使用HP滤波取出周期分量，图5报告了1978--2008年中国大陆全部31个省区叠放在一起的实际周期序列。在此基础上，图6描述了1978--2008年历年各地区周期分量的标准差。

由图5可见，从经济周期特征变化趋势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其他省区实际产出的波动形态特征与安徽省经济波动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周期长度逐渐拉长，周期波动幅度逐渐收窄。经济周期波动平滑化、微波化趋势明显。这与我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的力量在经济周期调整中逐渐占优有关。与这种时间上的变化相对应，在改革后期，各省区间周期分量的标准差不断缩小(见图6)，说明安徽省与其他各省区的差异性不断缩小，同步性不断增强。

为了准确揭示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反映安徽省与哪些地区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更强，本文将1978--2008年划分为三个区间段：1978―1988年、1989―1998年和1999--2008年，并分别计算了安徽省与全国其他30个地区经济周期的简单相关系数，计算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1978--2008年间，除海南和甘肃外，其他28个省区与安徽省经济周期都在5％水平以上显著相关，说明整体来看，安徽省与其他地区经济周期同步性较强。然而，受各阶段不同因素的影响，安徽省与其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完全相同。

1978―1988年，与安徽省经济周期同步性较强的省份只有12个，包括东部的天津、上海、浙江，中部的江西、湖北、湖南，西部的内蒙、四川、重庆、贵州、宁夏和新疆，而其他大多数省区与安徽省经济周期的同步性都很弱，这与改革初期各地区经济自主性不断增强有关。1989―1998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以及安徽省与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与安徽省经济周期协同性较强的省份达26个，与安徽省经济周期相关性不显著的只有东部的海南，西部的陕西、宁夏和新疆。

1999--2008年，与安徽省经济周期相关性在1％以上水平显著的省份有12个，包括东部的河北、江苏、福建、山东，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西部的广西、重庆、云南，以及东北的吉林和黑龙江。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的省份有10个，包括东部的天津、上海、海南，中部的江西，西部的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新疆，以及东北的辽宁。说明安徽与这些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较强。而与安徽

省经济周期相关性较低或不显著的省份有8个，包括东部的北京、浙江和广东，中部的山西，以及西部的内蒙古、青海、、宁夏，说明安徽省与这些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较弱。

经济周期同步性强弱主要受省区间的地理距离、经济规模和收入差距、经济结构的相似性、经济政策的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周期同步性越强的区域，地区相互间经济合作的政策协调成本越低，一体化收益越高。由上述分析可见，近年来，安徽省与毗邻的中部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经济周期都有较强同步性，这也为安徽省积极推进与周边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安徽省参与“泛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建设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等战略提供了数据支持。

五、结论

本文首先测度了安徽省的经济周期并对其特征作了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变化，经济周期长度逐渐拉长，经济增长潜力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增强，2008－2009年，安徽省经济仍处于经济扩张期，经济回落主要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然后，本文对安徽省与全国经济周期作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改革以来，安徽省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且全球金融危机对安徽整体经济的影响弱于全国，说明安徽经济已逐步具备应对各种困难的内在活力，自主增长能力明显增强。最后，本文对安徽省与其他各省区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的分析表明，由于受各阶段不同因素的影响，安徽省与其他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并不完全相同，最近十年的分析结果为安徽省积极推进与周边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参考文献：

陈维云，夏绍模，2005，重庆市中观经济波动特征分析，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139－141

课题组，2009，湖南经济周期阶段及其持续性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11)：110－113

刘树成，2010，新中国经济增长60年曲线的回顾与展望／／陈佳贵，李扬，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兴远，2008，江苏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和定量测度，江苏经济探讨(2)：38―43

孙天琦，2004，我国各省与全国经济景气同步性研究(1953--2003)，经济研究(8)：27―37

第2篇：周济部长范文

一. 经济周期的概念以及趋势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流动水平从扩张到收缩再到扩张的1种波动，1般呈1种规律性模式，分为繁华、衰退、萧条、复苏4个阶段。

西方经济学将经济周期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比较典型的有三种：1是长周期或者“长波”1般平均五0年摆布；2是中周期或者“中波”，平均八至一0年；3是短周期或者“短波”长度平均约四0个月。但战后经济周期呈现了愈来愈多的新趋势与特色，主要是经济周期的微波化以及长波化，经济扩张期拉长，经济收缩期趋缩短，经济周期调剂幅度也日趋缩小。

二.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

关于经济周期的成因有多种解释：

（一）乘数与加速数互相作用。萨缪尔逊等人提出的1种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支出的乘数同加速原理结合起来构成1种自我滋长的循环机制，使经济流动呈现1种急剧扩张或者急剧收缩的周期性变化。

（二）立异周期论

熊彼特的立异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周期与立异流动有着亲密瓜葛。1个企业的原发性立异常常会引发众多企业的模仿，引起更大的立异浪潮，从而把经济推向增长的高峰；1旦立异被良多企业模仿，立异浪潮便消失，经济开始呈现停滞。只有当呈现新1轮立异时，经济增长才会迈上1个新的周 期。因而，立异是抉择经济从繁华。衰退、萧条到复苏的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因素。

另外，还有存货调剂论、消费不足论、货泉性投契过度论、心理自生周期论、太阳黑子论、政治因素论等。萨缪尔逊将上述因素概括为“外生论”与“内生论”两大类。现代经济学理论愈来愈偏向于认为，经济周期是1种极其繁杂的现象，是由内外部多种因素抉择的，政府应通过反周期调理来保持经济的长时间不乱。

如何理解新经济展示的1些新的规律与特色

从过去几年的经济现象看，新经济呈现了1些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色。首先，重新经济的外部性看，因为新经济增进了劳动出产率的较快上升，从而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宏观经济呈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其次，因为知识信息的可同享性、外溢性、分散性，新经济部门 拥有边际收益递增的潜质；再次，新经济增长有显明的非线性特色，如IT产业、网络经济以及电子商务都是现超凡规的跳跃式增长；第4，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九0年代之前美国产品的平均生命周期为三年，现在IT产品的生命周期已经降到一年摆布。依据摩尔定理，计算机芯片的处理速度每一一八个月提高一倍，而价格却以每一年二五%的速度降落，而现在计算机芯片的处理速度已经降至每一一二个月提高一倍；第5，新经济日趋突破原本的时空限制成为全世界化导向的经济，如IT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六0%以上面向国际市场，因特网更是使世界联为1体；第6，新经济虚拟化到达了空前水平，虚拟资本的膨胀以及虚拟经营的发展支持了新经济的扩张。

第3篇：周济部长范文

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令人困惑的情景，一方面，工业、投资、消费以及顺差数据近期的表现都非常强劲，经济呈现重新反弹的迹象；另一方面，整体经济还依然处在宏观调控以来的调整之中。中国经济是保持高增长继续上行，还是减速下行?中国的经济周期是否达到拐点?这些问题一时间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并未进入周期的拐点。即使近期经济增速有些微放缓，也是快速增长过程中的正常与合理的回调，此轮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波并未结束。我们预计，如果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2005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肯定达到9％左右，未来几年也有望保持8％以上的强劲增长，不会出现增长率在7％以下的经济衰退。

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三大需求看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未来投资规模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投资需求仍有很大张力

自去年4月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呈现出平稳回落之势，而且这一趋势仍会得以延续。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看，增速已由2003年的27．7％回落至2004年的25．8％，到今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为22．8％，但仍高于政府全年增长16％的调控目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增速为27．6％，比上一年回落0．8个百分点，但今年1～5月份增速仍达到26．4％，只是平缓小幅回落。

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无疑会得到一定的遏制。但由于这种调控不是全面紧缩投资需求，而是实行结构式调控“有保有压”，加之在调控方式上采取“点刹车”，因而投资增速不可能出现全方位的、快速大幅的下滑。同时，由于经济运行中经济主体内生性的投资冲动依然旺盛，未来几年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速。从现有数据和发展趋势看， 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可能超过中央政府确定的16％的控制目标。退一步讲，即使未来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16％左右，由于投资规模高基数和投资周期的惯性作用，也足以支撑经济的较高增长，封死经济大幅下滑的空间。

从投资规模尤其是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数量人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由于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在建项目还很多，投资规模仍然很大。去年4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清理固定资产项目”报告显示，只有不足6％的在建项目被叫停，仍有8万多个在建项目和95％以上的投资规模得以保留。今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在建施工项目个数110384个，同比增加11197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18975亿元，同比增长28．7％。1～5月新开工项目56273个，增加10494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1268亿元，增长24．9％。这些数据表明，投资并没有在宏观调控的车轮下“一压就死”，投资需求张力仍然很强。

从中期的角度看，国家对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和部门的投资力度的加大，能源安全战略以及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构成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坚实基础。西部大开发实施5年来，西部地区已新开工建设60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在不考虑新增投资项目的情况下，未来几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仍将达20％以上。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铁路、大型水电和核电站建设、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设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开工建设，也为未来几年的投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在三次产业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最快，并且主要集中在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投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铁路建设投资。由于 “煤电油运”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未来几年国家用于这些部门的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长。

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重化工业发展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重化工业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重化工业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重化工业发展对，带动投资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数据表明，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投资扩张的力度之所以很猛，是与工业的投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的增长分不开的。比如，在2003年投资额为500万元以上的投资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汽车增长87．2％，煤炭增长52．3％。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部分“城市增长极”，因为重大事件或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将获得很大的投资机遇和动力。比如，未来3～5年内，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等因素，为这些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遇，将影响这些“城市增长极”今后几年的投资在建规模。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也为西安、成都、重庆、沈阳、哈尔滨、郑州和武汉等地区中心城市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据统计，上述10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超过20％，其投资扩大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及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相当明显。

从投资增长的动力机制看，民营经济已在某些方面取代“政府经济”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轮增长周期中，一些高增长产业。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一些民营资本已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2005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决定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垄断性行业，而且，民营经济发展将首次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民营经济将与国有经济一样，在市场准入、投融资、财税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所有这些，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将极大地调动民营资本对这些行业的投资热情，拉动投资规模的扩大。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

从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看，实际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GDP增长0．8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投资0．22个百分点的水平。显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投资。因此，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努力扩大居民消费，提高消费率水平。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消费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日益增强。

2004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

2005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112亿元，同比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9％，比去年同期增长2．7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已摆脱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出现了稳中有增的上升势头，并且增速开始加快。据测算，在其他拉动经济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居民实际消费实现11％以上的增长，就能保持GDP增速在8％以上。

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强的拉动作用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出口总额大幅攀升，2004年更是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也从40％迅速上升至超过70％。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对GDP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拉动作用。

必须承认，近年来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出现了一些有碍出口扩大的不利因素。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通胀压力趋升，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贸易摩擦加剧，美元汇率波动，这些都会对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再考虑到人民币存在的升值预期，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几年出口增速会有所放缓。即使如此，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增长仍将保持较高水平。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具有独特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平均劳动力成本仅为0．9美元／小时，不仅远低于德国、美国等高人力成本国家，也低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墨西哥。第二，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高新技术产品正成为推动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新亮点。中国出口商品经历了从轻工纺织品到机电产品、再到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要支撑点和新增长点的三个阶段，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升级。第三，外商投资导致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这是导致出口高速增长的另一关键因素。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连续十几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目前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约为56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产池。而在外商投资的行业结构中，制造业占了七成，极大地影响了进出口规模。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已经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7％，对外依存度高达45．5％。由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逆转，因此，外商继续投资我国制造业的势头将延续，中国的出口也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第四，长期以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成长。第五，世界经济增长虽然放慢，但仍会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而中国经济仍会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些都是推动中国出口继续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宏观因素。即使人民币有一定幅度的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冲击也会很有限。

经济周期理论表明，中国经济仍处高速增长阶段

经济周期理论是解释经济波动成因和界定经济周期的理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过程可分为三种周期现象，即2～4年的基钦短周期、8～11年的尤格拉中周期和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而一个长周期，一般包括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从三种周期之间的关系看，长周期制约中周期，中周期制约短周期，并且这三种周期还分别与技术创新相关。

经济长波理论研究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四个长波周期，而第五经济长波出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前三个经济长波所分别对应的机械化、铁路化和电力化可以概括为能量转换技术的创新，而第四波的电子化和第五波的数字化则是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新的技术产业在成长期内带动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形成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而当新的技术产业渐趋成熟，增长速度会下降，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减缓，经济长波进入下降期。当又一轮技术创新开始，经济便进入下一个长波。工业先发国家经济长波大约为50～60年，上升期和下降期长度基本相当。工业后发国家实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引进现成的成熟生产技术，技术起点高，普及快，因而长波周期变短，大概在36年。

从成因分析，引致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有二：一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因素，如投资规模、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需求结构等的变化；二是经济运行的外生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国际市场变化、政权更迭、战争突发等。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在我们看来，如果以经济增长率为标准，并考虑到体制变革对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作用，那么，进行粗线条的划分，从改革开放至今可以划分为两个经济周期，即1978～199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1992年起至今为第二个周期。前者又包含了两个短周期(1978～1980年；1989～1991年)和一个完整的中周期(1981～1991年)。因为在1981年和1989年两个年度，经济增长率较上一年度明显下滑，明显看出是一个周期的拐点，所以将其作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起始年份。或许还应考虑的是，中国现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国外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高增长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按长周期有18年的上升期计算，始于1992年的新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至少也应持续至2010年左右。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波还远未结束，未来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还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是古典型周期，经济衰退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已转为增长型周期，经济景气下降也只是增长速度放缓，增长已经成为主导经济周期的主旋律。同时，由于经济增长位势提高，经济波动也一改以前的大起大落状态，波幅明显：降低逐渐趋向平稳。

几点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如果政府能够恰当、娴熟地运用好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那么，从现在起：中国经济再连续保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是可期的。

第二，即使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势头减弱导致经济增速小幅放缓，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因为这种放缓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同时，也有助于克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改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积蓄增长后劲，使这一轮高增长周期能延续更长时间。

第4篇：周济部长范文

关键词：经济周期；产业波动；产业结构；结构特征

1 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周期波动中实现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伴随着经济增长日趋改善。尽管如此,三次产业结构及其内部结构的不合理仍然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受到政府政策、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约束、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周期阶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把握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特征

图1 反映了从1953 ―2003 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基本轨迹。从图中可以看出, 中国的经济波动是明显的, 周期性也比较突出。

1953-2003 年的51 年间,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呈现出10 轮周期, 其中又可以分为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时期。改革前经历了5 轮周期, 改革后经历了4 轮完整的周期。从2002 年开始, 中国开始进入第10 轮周期(改革后的第5 轮周期) , 当年经济增长率为8 %。①我们从波动幅度、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平均位势、扩张长度等六个方面, 总结中国9 轮完整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状况, 及改革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表1 表明, 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描述为: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可以称作“大起大落”。改革后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描述为:振幅减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整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表明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基本上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力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都在增强。

表1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率波动状态的定量比较

从分析中, 我们还发现, 中国经历的第9 轮经济周期, 在波动的基本状态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该轮周期的持续时间大大延长, 经历了11 年时间。中9 轮周期平均持续时间为5.2 年, 其中, 前8 轮周期平均持续时间为4.8 年,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周期(即第3 轮周期, 1963-1968 年)也仅仅持续了6 年。而且, 第9 轮周期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 收缩期较长, 经济增长率在高位运行过程中持续、平缓下滑达9 年之久, 这也是历次周期中从未经历过的。

3 经济萧条期面临保增长与调结构两难选择

产业结构的调整并非是一个新课题,但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经济的萧条期,要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淘汰落后产业,压缩过剩产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等,催生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出现。但目前我国经济形势还很严峻,既要调结构,又要保增长,结构调整面临着非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1)高投资和低工业增长率折射的是产业结构调整难

我国经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200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7% ,超过了8%的增长率预期,保增长的任务顺利完成。然而,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甚至部分产业逆向调整,产能过剩加剧。一般而言,投资与工业生产走势都是高度正相关,即投资增长率高,工业增长率也高。2008年12月我国投资增长率只有20% ,到2009年4 月份已超过了30%；工业生产在2008年12月下降到5%,2009年前两个月继续下降到3.8%。当投资增长率出现近3年来的峰值时,工业生产却仍在低谷中波动。这种反常现象一定程度折射出2009年大量投资完成的主要是2008年以前的在建项目。这些项目是在以前的需求结构基础上投资建设的(曾在紧缩的宏观政策下缓建或停建) ,它们的建成会进一步加剧严重的生产过剩。统计显示,我国钢铁的产能严重过剩,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电网、铁路、公路建设以及灾后重建等需求旺盛,市场出现了螺纹钢需求大于高端钢材的“金字塔”格局,高端板材价格持续低迷,大小企业利润严重倒挂,出现了许多企业回头再造“螺纹钢”的现象。本该淘汰的大量低端粗钢生产又“死灰复燃”,落后产能的物耗、能耗和环境污染都大大超过相关标准。随之而来的是钢铁沿海布局进展缓慢、联合议价机制破产、落后企业“关停难”等问题不断显现,我国钢铁行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钢铁行业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产业调整的一个缩影。

(2)地方政府主导投资加剧了产业结构调整难题

为保增长, 2009年新上的项目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中央与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拿出这么多项目上马,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十一五”规划时由于产能过大或属于“两高一低”而被排除在外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无疑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加大内需,但对防止产能过剩、减少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会加大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况且,由于大量使用贷款,导致产能过剩,从长远看还有增加银行不良资产的隐忧。

在“保增长、调结构”的大背景下,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的发达省份到中西部的落后省份,都对调整结构、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充满无限渴望。但由于产业布局、产业规划缺乏,宏观统筹布局调控又不到位,从传统产业到新技术领域,一些产业和行业再度出现“一哄而上”的迹象,给新一轮产业调整埋下了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隐患。这种“一哄而上”的盲目投资或将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而且投资越大,未来产能过剩的压力就越大,对今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阻碍就越大。

(3)经济萧条: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

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佳时机。因为经济衰退将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充分暴露,进行调整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较小。过度扩张部门和产能过剩部门利润下降,竞争力不足,孕育着强烈的创新压力。由于产品和产能过剩,一些行业和企业发展面临困境,经营困难,不得不收缩现有的产品生产规模。如何有效地度过新一轮收缩期,是消极等待,在原有产品结构上踏步,还是积极进取,通过创新赢得机会,这是所有企业和行业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政府必须要顺应经济规律,对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不再无意间实施保护,而是通过政策因势利导,将存量和结构性扩张政策相结合。这样,既可以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又可推动我国经济早日走出阶段性收缩的低谷。

4 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从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关于我国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具体对策:

(1) 首先,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支出结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前提。在萧条阶段,中央政府新增的投资,一是用于保障性住房、教育、卫生、文化等民生工程的建设。

（2）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并以此为依托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加强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加强农田水利、铁路、高速公路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其次,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既要发挥好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好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促进、带动、引导更多的企业、社会、个人、外商资金,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大力支持各项改革,加快消除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性机制,构建有利于鼓励企业合理投资和引导居民合理消费的体制机制。通过市场机制的完善,让要素的价格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减少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建立主要依靠市场的定价机制。

（3）经济周期中的扩张后期,往往是基础产业需求压力最大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农业与工业增长差异很大,结构关系最为脆弱,这时恰到好处的调整可以延长扩张的过程,防止产业链的突然断裂。在扩张后期,生产要素已经被充分利用,社会已无闲置资源可供短线部门利用,这时结构调整目标应该是限制高速增长部门的增长,对建筑业和重工业实行财政和金融的适度紧缩,如降低投资规模等；同时,进行比较充分的增量调整,即把足够的新增投资投放在短缺强度较高的农业和轻工业部门。所以,扩张后期的经济调控和产业政策基本上是一种增量调整和结构性紧缩相结合的调整政策。

（4）着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等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大科技投入,完善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增加节能减排投入,支持重大节能工程、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努力淘汰落后产能;稳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促进资源的合理和节约利用。在经济萧条期,政府必然会加大支出的力度,降低税率,借此机会,政府只有政策到位,方向明确,才可能实现调结构与保增长的“双赢”局面。

（5）打破行政垄断,允许民间资本竞争。我国垄断的实质是行政垄断主导着国有企业的经济垄断,而垄断行业过度留存利润必然带来盲目投资和过度扩张,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此,要通过加大改革力度,逐渐削弱由于政府权力介入造成的某些行业或部门的行政性垄断经营,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同时,对一些资源性行业,要征收资源使用税。最终通过市场的有效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推进产业升级。

(6)随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和加强,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世界市场即国际贸易这一渠道实现的；而伴随着我国国际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增强,以及吸引外资的扩大,这一影响将会增强。利用世界经济的衰退,引进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价格趋于疲软的原材料,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利用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资本相对过剩,引进条件比较优惠的外资,以加强我国短线部门行业的投资,缓解产业结构的失衡。

未来20 年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也是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 提升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阶段。为此, 国民经济必须持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性,根据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波动中的影响程度, 制订相应的产业政策, 缓解各产业波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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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恒, 陈述云.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J ] . 管理世界, 2003 , (3) .

[3] 马建堂.试析我国经济周期中产业结构的变动[ J ].中国工业经济, 1999, (2)

第5篇：周济部长范文

直接使用 GDP 增长率来测定和分析经济周期是目前国内不少研究者常用的方法，具有简单易行、直观明了等特点。但由于增长率变动比较频繁以及与发展基数的不同步性，得出的结论往往比较模糊或容易出现偏差。考虑到经济周期总是表现为经济总量指标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与调整，且大多数指标都是具有趋势特征的非平稳时间序列，为了更加准确全面地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航空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的典型事实和变化趋势，本文采用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 Hodrick － Prescott 滤波法( 简称HP 滤波法) 来确定并分离出经济指标中所包含的长期趋势成分，进而分析各指标的缺口分布和波动特征。具体做法是将 1980 ～2009 年我国航空工业实际生产总值的对数序列{ LnYt} 分解为趋势成分{ LnYTt} 和波动成分{ CL-nYt} ，即: LnYt = { LnYTt+ CLnYt} ( t = 1，2，…，T) ，其中波动成分{ CLnYt } 反映航空工业经济波动的变化轨迹以及周期阶段。一般地，从时间序列中提取趋势成分的过程被定义为求证下列最小化问题的解:Min ΣTt = 1( yt－ yTt)2+ λΣTt = 1［( yTt + 1－ yTt) － ( yTt－ yTt － 1{ ) ］}2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年度数据，根据经验，λ 取值 100。这样，经过 HP 滤波方法分解得到的周期成分如图 1 所示。根据图 1，以“谷—谷”法标准来度量，1980 年 ～ 2009年我国航空工业经济共经历了四次周期性波动，分别为( Ⅰ) 1981 ～ 1986，( Ⅱ) 1987 ～ 1991，( Ⅲ) 1992 ～ 2001 和( Ⅳ) 2002 ～2009。

第一轮经济周期( Ⅰ) : 1981 ～ 1986 年。该周期共历时 6 年。1981 年是航空工业遭遇的第一个波谷，实际经济增长率降至 －23． 2%。此后，航空工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1982 年经济增长率迅速提升为 24． 8%，1984 年更是达到了本轮增长的峰顶，增长率为 28． 5%。在 1986 年的经济下行阶段，航空工业出现了加速下滑现象，增长率再次降至 －21． 3%。在这一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 51． 7 个百分点，是历次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

第二轮经济周期( Ⅱ) : 1987 ～ 1991 年。该周期共历时 5 年。1987 年航空工业经济增长率上升至 24． 9%，1988 年进一步达到 30． 4% ，成为本轮周期的高峰。1989～ 1991 年经济增长开始降温，增速分别降至 19% 、17． 2%和 17． 4%。这轮周期从峰顶到谷底，增幅高低落差仅为13． 2 个百分点，成为历次周期中波动最为平缓的时期。

第三轮经济周期( Ⅲ) : 1992 ～ 2001 年。该周期的时间跨度长达 10 年。以 1996、2001 年为界限，本轮经济周期出现了巨幅起落的势头。1992 ～1994 年航空工业经济增长率大幅上升，分别达到 26． 8%、44． 7% 和 12． 7%。1995 年航空工业经济扩张至峰顶，增长率达 48． 5% ，成为历次周期中扩张最为强劲的一次。1996 年全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时，航空工业经济增长率被压缩至 8%。1997 ～1999 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需求约束增强的双重作用，航空工业经济增长连续 3 年处在低迷状态，增速分别为15． 5% 、4． 5% 和 8． 3% 。2000 年在美国经济调整和世界经济低增长的氛围下，经济增长率降低至本轮周期的谷底，仅为 －2． 7%。但在随后的 2001 年，航空工业经济增长率再次回升到 12． 6%。这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高达 51． 2 个百分点。

第四轮经济周期( Ⅳ) : 2002 ～ 2009 年。该周期共历时 8 年。在这一轮周期中，航空工业实现了连续多年的稳定快速增长。2002 ～ 2007 年，经济增长率持续 6 年保持15% 以上的增速，分别为 22． 4% 、24． 1% ，19． 6% 、26． 7% ，15． 5% 和16． 9% ，其中 2005 年为本轮周期的峰顶。即使是在 2008 年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时，航空工业经济增长率也只是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增长率维持在 3． 3%的水平，并于 2009 年迅速回升至 11． 2%。本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 23． 4 个百分点。结合我国航空工业实际经济增长率，各周期的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二、我国航空工业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

1． 波动性质表现为“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同时并存

“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是描述经济周期演替过程的概念，两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在经济周期的收缩或衰退阶段，经济总量是否出现绝对水平的下降。在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历程中，第一、三轮经济波动均出现了经济总量的绝对下降，谷位深度分别为 － 23． 2%、－ 2． 7%，属于传统的古典周期。而在第二轮和第四轮波动中，由于航空工业本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抗衰退能力，经济总量不再出现绝对水平的下降，而是表现为增长速度的滞缓，谷位深度突破性地达到了 17． 2% 和3． 3%，表现为典型的现代增长周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三轮完整的周期中，航空工业经济增长速度虽有高低起伏，甚至在个别年份出现了古典周期中的历史低位，但总体上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除 1981 年、1986 年、2000 年分别增长－ 23． 2% 、－ 21． 3% 、－ 2． 7% ，1998 年、2008 年分别增长4． 5% 、3． 3% 外，其余年份经济增长速度均在 8% 以上。随着第四轮经济周期繁荣时段的延长、周期波动的明显收敛趋势以及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显著提高，可以推断得出: 实质性经济增长将会成为以后各周期的常态，周期性增长也必将成为未来航空工业经济波动的基本模式。

2． 波动形态由“大起大落”向“高位平缓”逐步转变

就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强度来看，我国航空工业的平均峰位和谷位分别达到了 33． 45% 和11． 6%。正是在这种高耸的峰顶和深纵的谷底的鲜明对比下，航空工业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表现为强幅型，第一、三轮的波动振幅均超过了 50%，出现了发展极其不稳定、大起大落的态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第四轮周期中，航空工业的波动振幅逐渐趋于平缓，具体表现为峰位高度从 48． 5% 下降为 26． 7%，谷位深度从 －2． 7%上升至 3． 3%，高低离差也从 51． 2%逐渐调整到 23． 4%，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山高谷深”、“树高影长”的传统经济波动现象开始得到克服。此外，随着航空工业经济总量水平的提高，平均位势也超越了 8%的界限，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其中第二、三轮周期的平均位势分别为 21． 8%、17． 9%，正在进行的第四轮周期迄今为止也平均增长了 17． 5%。因此，在航空工业经济增长潜力不断提高的前提下，配合着具有强劲增长力的高峰型发展特点，只要能够适时控制一定程度的盲目扩张和经济过热，高位平缓终将成为航空工业经济波动的主要趋势。

3． 波动周期呈现出“软扩张、长平台、低风险”的新特征

波动系数是对经济周期内经济波动幅度的度量，其值越小，说明实际经济增长率偏离历史趋势的程度越小，经济增长越稳定。从我国航空工业波动系数看，第一至四轮的量值分别为2． 89、0． 22、0． 90 和 0． 41。在此当中，除去第一轮周期的波动系数较大外，其余各轮经济周期波动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1，表明随着相关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航空工业经济的增长数量和内在质量协调性日益趋好，经济周期出现平滑化、软扩张趋势。与此相适应，航空工业经济周期的历时长度和扩张时间也有逐渐拉长的趋势，前两轮的周期长度分别只有 6 年和 5 年，而第三轮的周期长度为 10 年，正在进行的第四轮周期也已有 8年，属于典型的朱格拉周期，再次从时间角度印证了航空工业经济周期发生的频率趋缓，周期波动的长平台效应更加明显。此外，随着经济扩张的时间从原来的 4 年或 2年拉长到本轮的 6 年，说明在市场、政策、技术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的作用下，航空工业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加速增长通道，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主体轮廓仍将会延续稳定态势。

三、我国航空工业经济周期波动形成的机理分析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在于内部传导机制与外在冲击因素的共同作用。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由系统内部的结构特性所形成的波动过程，主要包括投资变动、消费需求、资源结构等，它决定了经济周期的基础结构和根本特征。外在冲击因素是指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轨道的干扰力量，如技术冲击和突发自然灾害等，它影响了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和外在形态。借鉴这一思路，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航空工业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时，本文重点考察政策变迁、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

1． 政策变迁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出于对世界局势趋向和平的判断，我国国防工业开始了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大局的战略调整，这对于当时处在高度军事化、以研制生产尖端武器为根本任务的航空工业来讲影响巨大，首当其冲的就是军机项目和军品订单大幅减少，企业大面积停工停产，据统计，自此之后中国空军先后下马了 31 个项目，其中包括自主研发的“歼 9”、“直 8”和已经首飞成功的大飞机“运10”。这不仅直接造成了1981 年、1986 年的经济低谷，还致使中国错失了发展民用航空制造业的宝贵机会。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末，随着航空工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调适，特别是实行了“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 产品) ”①的正确决策，使得第二轮经济周期无论是平均位势还是波动幅度都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此外，在国家统筹规划国防工业民品开发和“军民结合”政策的引导下，航空工业民品发展，尤其是非航空产品发展开始进入有目标、有计划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阶段，到了 1997 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非航空产品销售已经占到了销售总额的 80%，成为支撑第三轮经济周期高位运行的新的增长极。但与此同时，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航空工业陈旧的经营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明显凸显出来，既难以更多地依托和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发展国防科技，也难以使军工企业真正融入地方区域经济，再加之三线建设的调整搬迁以及同步进行的社会配套措施革新，致使航空工业的“周期性改革阵痛”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初。2001 年后，航空工业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在中央加快航空工业发展的要求下，国防科工委制定并实施了有关航天、航空等行业的“十五”及“十一五”发展规划，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政府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统一规划的突破。以此为契机，航空工业在全面推进各项改革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民、内转外”的战略转变，逐步从一个封闭单一的产业转变为具有广阔视野和活动舞台的开放系统，奠定了第四轮经济周期快速稳定增长的坚实基础。

2． 产业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航空工业系统的产品结构开始进入军品与民品并重发展时期。尽管这一时期航空工业的民品种多达上万种，民品产值也从 1979 年占总产值的7%提高到1984 年的29． 3%②，但由于当时主要是利用原有条件进行挖潜改造，在民品开发方向上存在很大盲目性，因此并没有真正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品，再加之军品任务的锐减，致使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航空工业经济始终处在不稳定状态。从 1985 年开始，航空工业民品生产进入成长壮大阶段。不仅组织上专门成立了民品司，负责整个系统的民品发展规划，而且还积极对民品开发项目进行优化，如民用航空产品开始组装飞机，开发燃机; 非航空民品生产以生产资料为主; 支持发展汽车、摩托车和制冷设备三大支柱产品和高科技前沿产品。由此，民品开发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产值由 1985年的 17 亿元增加到 1991 年的 51 亿元，占全行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42． 3% 提高到 59． 8%，其中 1988 年更是高达73． 8%③，成就了第二轮经济周期的高峰。为了尽快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加速结构调整，1992 年以后航空工业开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和对内联合，突出表现在: 军用飞机开展了近 40 个型号的研制，源源不断地向部队提供了大批航空军事装备; 民用飞机进行了 20 多个型号的研制与改进改型，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领域; 非航空产品生产销售额以每年 30% 以上的速度递增; 先后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与合作关系。民品产值增长从 1992 年的 73 亿元快速增长到 2002 年的 422 亿元，比重最高的1999 年民品产值占全行业总产值的 81． 1%④。但由于全国军工企业普遍亏损严重，以及部分合作项目不到位等原因，导致这一时期经济涨落明显。进入新世纪，航空工业在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和国际化开拓方面均取得辉煌成就。从 1999 年到 2008 年，销售收入由 384 亿元上升到21 669亿元，增长了 3． 3 倍; 资产总额由 1 155 亿元增加到 3 178 亿元，增长了 1． 75 倍; 利润总额由 －1． 32 亿元到盈利 73 亿元，增长了 56． 3 倍⑤。航空工业经济规模和效益的大幅提升直接促成了第四轮经济周期的持续稳定增长。

3． 技术进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基于比较优势原则，我国在航空制造业方面过早地放弃了自主研发，代之以市场换技术和国际合作的发展思路⑥。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随着波音、空中客车先后终止与中方合作生产 MD －90 和AE － 100 机型，致使我国航空工业希望通过合作研制来提升生产能力的愿望化为泡影，错失了发展自主技术的历史机遇，并直接削弱了航空产业的竞争能力。近年来，受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航空工业狠抓创新，大力提升技术水平，特别是在最新一轮经济周期变动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成并投入运行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工业核心技术，以歼十、“太行”大推力涡扇发动机以及 L －15“猎鹰”高级教练机的研制成功为标志，我国在部分航空科研领域达到了世界较高水平。与此同时，民机产业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机载设备和系统实现了升级换代，总计有几十个型号实现了首飞、鉴定和设计定型。2009 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为首家跻身世界 500 强的军工企业，在航空航天与防务板块中位居全球第 11 位。历经技术水平升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转换，我国航空工业终于站在了与 EADS、波音公司等世界级军工企业同台竞技的新起点上⑦。

第6篇：周济部长范文

关键词：经济周期，总需求分析，总供给分析

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的总需求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4次较为完整的经济波动：第1轮波动，1978-1981 年，历时4年；第2轮波动，1982-1986年，历时5年； 第3轮波动，1987-1990年，历时4年；第4轮波动，1991-1999年，历时8年。2000年中国进入了第五个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波动是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综合反映，原因众多，其中总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国来说，总需求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深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而总需求则主要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

1.投资需求原因分析

投资波动是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投资波动是指投资总量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即不同年份投资总量增长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在我国，虽然在各个时期，投资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各有其特点，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投资波动始终是决定总体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据测算，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国的投资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具体传导机制如下：

首先，在我国，投资波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将直接带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扩张与收缩，从而对总体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影响。在我国的历次经济周期当中，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走向高涨的重要力量，每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上升，生产水泥、钢材等生产资料部门首先快速增长，由于产业关联性作用，它会推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水平的上升；相反，固定资产投资的收缩，也将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回落。

其次，投资的扩张除了直接促使社会总需求高涨外，还会促进就业，使居民的收入增加，从而促使社会的消费需求增加，这又会间接促使社会总需求增加。企业为了适应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又会增加投资，于是需求又会增加……价格和利润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上升，又为下一轮的投资提供资金保证，从而经济出现累积性扩张。但当经济扩张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出现能源和原材料方面的瓶颈制约以及产业结构的失衡，投资会出现下降，经济进入收缩阶段。在经济进入低谷期以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又进一步采取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和收缩。投资波动便是通过上述过程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社会需求旺盛，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18.5%，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到这一年7月，国家开始在宏观上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扩大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1997年的非国有投资的增长低于国有投资。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直到2000年，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社会投资开始活跃，固定资产增长率由1999年的5.1%上升到9.7%，2001年进一步上升为13.7%，2002年上升到16.1%。2003年，非国有投资增长46.4%，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18个百分点，这表明投资增长的主体，已由政府让位于企业自主投资。从上述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

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的周期性波动，这就为我国熨平经济周期，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进而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在经济高涨时，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来限制投资的增长(比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措施)来限制经济的进一步高涨；而在经济衰退时，则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来鼓励投资以带动经济走向复苏。

2.消费需求原因分析

消费是社会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消费波动也是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当消费波动变动1个百分点时，引起社会总产值同向波动0.36个百分点。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消费的变化并不像投资那么迅猛，而是缓慢的变化，且消费的波动落后于社会总产值的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是居于主体地位的。在上世纪80年代，消费对经济增长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发展层次的提升，投资和国外需求所起的作用有所加强，然而，消费的作用仍居主体地位。并且从1979年到1999年这二十年来，除了1993年和1998年这两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大于消费之外，其余的年份均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主体。这表明消费的波动对总体经济的波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消费波动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主要机制是：

首先，消费波动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消费可以在经济的复苏时期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在繁荣时期则可以使经济景气的时间得以延长，同时消费还是遏制经济萧条的的重要因素。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和萧条阶段时，居民的收入会出现减少的现象，但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定，由于居民的消费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所以居民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刚性，它不会随着收入的下降而马上下降，而是下降较少甚至维持不变，这就使得总需求中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更具有稳定性，所以消费需求具有一种自发地对经济衰退的遏制作用。1997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一度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投资需求出现下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缓慢，但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像投资那样出现同步剧烈下滑，所以，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才得以保持。同时，经济增长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关。一般来说，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时，会影响乘数效应变小，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时，会使乘数效应变大，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会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同步性。

其次，消费波动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重要的间接影响。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单靠投资需求的扩张而最终没有消费需求作为支撑，经济就无法复苏并繁荣起来。1997年以后，由于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出口也面临困难，宏观经济调控部门选择了增加政府投资来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消费需求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无效投资是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所以，以投资作为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手段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我国商品市场供求格局已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的格局已被打破，买方市场日益明显，消费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成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消费需求通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可以对宏观经济周期从间接方面产生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一般具有稳定性，而且我国居民向来有储蓄的优良传统。因此，如何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引领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仍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为了增进居民的消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政府应采取措施，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在收入分配领域，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利用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对低收入者实行补贴政策。第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使人们对现期的消费不至于由于顾虑未来保障而减少。最后，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村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能把这一市场打开，那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进一步提高。

第7篇：周济部长范文

新周期的启动，意味着中期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将从公共部门和房地产投资，逐步转移到私人部门的投资。我们同意过去两个多月国内需求走弱的观察和判断，但认为这应该是短期和临时性的，主要受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民工荒、节能限产结束等因素的扰动。

从3月下旬以来的一些迹象看，民工荒的影响可能已经基本消除，紧缩政策和甩库行为的影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导向仍然立足于控制通胀的紧缩性政策；由于盈利改善与估值压力的纠结，资本市场将继续维持箱体震荡的局面。

新周期启动需传统行业“复辟”

针对新周期的启动，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新经济周期启动的条件和机制。

新产能周期的启动需要传统行业的“复辟”。我们所讲的传统行业复辟，是指传统行业去产能化基本结束，供需平衡绷得较紧，在这种条件下需求的较小扰动，就可以刺激传统行业盈利的较大改善和投资的较大扩张，这种诱致需求（induced demand）不断的自我强化，会推动经济进入2~3年左右的产能扩张阶段。

为什么传统行业的复辟如此重要？事实上每轮产能周期的经济增长点都有很大的差异。处于经济新增长点的行业和企业增速高、盈利能力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较强，但其特征是初始占比很小，很难独力推动经济走上周期的上升过程（例如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电信行业的快速上升并没有带动新经济周期的展开）。

因此，新周期启动需要新经济增长点和传统行业的合力。如果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复辟”的条件不充分，那么即使有新的产业在崛起，也不能使传统行业感受到新周期的热度，经济整体很难启动。

新经济增长点意味着盈利较高，市场前景广阔，新周期启动需要盈利在不同部门间的有效扩散，盈利向经济中支柱产业的扩散需要传统行业去产能化基本结束。因此，传统行业的复辟对于新产能周期启动至关重要。

2003年与2009年的比较

2003年~2004年与2009年的经济形势具有鲜明的差异。两段时间的共同点是汽车、房地产行业的销售很好，景气很高。但汽车和房地产行业作为需求面的重要动力，对经济增速的拉动效果却是如此不同。

无论是在2003年~2004年还是在2009年，汽车和商品房的销售实物量增长速度均处于高位，2009年的增速高峰甚至高于2003~2004年的增速高峰。

但二者对GDP的拉动效果却较2003~2004年有明显下降。2003年~2004年经济增速处于爬升阶段，2009年经济增速却处于周期的最低点。

我们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差异可能来自“诱致投资”的存在与否。2003~2004年之前已经经历了持续数年的去产能化，贸易盈余占GDP的比例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显示经济去产能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

因此来自房地产和汽车需求的刺激引发了钢铁、电力、建材、化工等行业的产能紧张、盈利上升，驱动了“诱致投资”的兴起，最终造就了经济周期的全面上升。而2009年处于产能周期的末端，启动诱致投资的条件显然匮乏。

新经济周期的三种前途

总的看来，新周期启动伴随着增长动力的切换和通货膨胀的高位波动。增长动力的切换是指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此前的公共开支、地产投资逐步切换到私人部门投资。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就是偏紧的货币环境中持续不断的“挤出”效应。这一机制不仅会造成增长动力的切换，还会使得经济总需求的扩张力度相对温和，并在短期内跌跌撞撞，充满波动。

中国的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也许正在迎来这一“跌跌撞撞、波动上升”的时期，因此监测短期内的经济冲击和数据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

在新周期启动的前提下，考虑到通胀、调控和投资回落等层面的风险。新周期在年内可能有三种走势：

1. 经济增速波动上升，总体维持在10%~11%这一较高平台上；通货膨胀高企，但总体可控；经济周期在“跌跌撞撞”的试探中启动。

2. 经济增速上升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上行，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快速上升，引发更加严厉的调控。

第8篇：周济部长范文

关键词：经济周期、产业生命周期、产业发展、产业收缩

经济周期概念

经济周期这一概念来描述长期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多少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上升和下降构成的经济过程，一般反映在GDP。20世纪中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伯恩斯和米歇尔（BurnsandMi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为：“经济周期是在主要通过商业公司运作的国家中见到的一种总量行为波动，接着就是类似的一般性衰退、收缩和消失于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构成；这种序列重复发生但不简单循环；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他们不能被分成振幅与其相近、性质相似的更短周期。”传统上通常将经济周期类型划分如下：基钦周期（KitchinCycles）。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了持续时间为2-4年的短周期。朱格拉周期（JuglarCycles）。法国的朱格拉通认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和就业的波动。提出了与投资品生命期相对应的持续时间为7-11年的中波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折旧与更新速度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中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大约缩短到了5-7年。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Cycles）。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存在时间为15-25年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Cycles）。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根据美、英、法100多年批发物价指数、利率、对外贸易和煤炭产量与消费量等的变动，提出了持续时间为40-60年的长波周期。

根据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把主要的周期理论如：消费（需求）不足危机理论，货币周期理论，创新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性经济周期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矛盾性所造成，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回避的问题。在繁荣期时，达到充分就业，生产单位每天生产越来越多的货品，经济增长，当然工资的增长亦不例外。但生产商为了维持利润引进机器代替人力资本，女性与童工进入劳务市场，固定资本投资过度，使供应超过需求，以致存货堆积，工厂只有减少生产、辞退工人、工会被迫定立减薪协议等。利润方面，它是受主观压力与客观压力所影响。主观压力是“生产力远超于购买力”，而客观压力是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此矛盾是抗拒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主观压力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战。这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阶级斗争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因素之一。资本家要控制工人就一定要先压迫他们，一旦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永久性斗争。

顾德云（Goodwin）根据传统观点建立了非直线阶级斗争模型（non-linearclassstrugglemodel）。顾德云把两个收入阶级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产出（Y）被分为工资（wL）与总利润（P），所以P=Y-wL。因此，wL/Y是工资部分而P/Y是利润部分，而wL/YP/Y=1。假设λ=Y/L，工资部分可改写为w/λ而利润部分可以改写为1-w/λ。由卡列茨基理论所得可以假设资本家储蓄所有收入，而工人则花光所有收入，因此，储蓄S=P=(1-w/λ)Y。如所有储蓄都投资，则dK/dt=S=(1-w/λ)Y，而资本的增长率则是gK=(dK/dt)/K=(1-w/λ)(Y/K)。假如工资是零，就业会无限地增加。就业率是基于工资的多少而定。这是所谓的饵诱觅食（predator-prey），就业是饵而工资是觅食；如果饵（就业）消失，觅食(工资)亦会消失，如果觅食消失，则饵会无限增长。这是很直观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对立的观点。在现实世界里，工资低并不能保证全民就业。但在经济周期，削减工资是可以确保暂时不裁员是可行的，但并不能保证长远不裁员。职工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决定在工种与工作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周期理论与解决的方法只是延长或降低了经济周期对国民的影响，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理论矛盾。

长周期理论与产业发展

根据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的观点，从1787年到1920年，世界经济可以分为2.5个大的周期，其中最后一个是第三个周期的前半部分。因此，可将192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再继续划分下去，也可划分出2.5个大周期，这样整个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大周期。从这五个周期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发展在世界经济大周期中的作用。当然，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是没可能预见新经济为首的科技-传媒-通讯的所谓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产业革命。NBER不记录长周期，因为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相信长周期的出现。无论如何，以下四个长周期被分别确定，其确定方法是四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下日期与名称是按库兹涅茨（1942年）划分：产业革命周期（1787-1842年），资产阶级周期（1843-1897年），新商业周期（1898-1950年），第四个大周期（1950-201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周期是最短的一个大周期。特别在70-8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是石油危机，二是科技革命。周期中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民航及航空业。这个大周期以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危机为分界线，但是它己经不再有以往三次大周期中那么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强劲有力与发展缓慢成了现在的描述用语。第四个大周期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民航及航空航天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主导产业群。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高速发展随着发达国家民航市场瓜分完毕而告一段落。能源危机促成了总体衰退期的形成。从1990年左右刚刚开始的周期展示了新经济(neweconomy)与金融产业对全球的影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世界经济大周期的形成是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与处于转换阶段交互更替形成的。同时，在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按自己的规律进行主导产业群的转换，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进行的规则而有序，使各大周期的长度基本一致。金融产业的不健全，国家与跨国企业(MNC)的过度借外债，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泰铢贬值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隔几年，东南亚经济还未完全复苏。这次经济震荡并非只是周期性的，而是在金融系统与货币上失控。东南亚是属于高储蓄，高投资，正增长与可接受通帐的地区，自1980年代后，快速增长与快速资产增值，特别是股票与房产价格。

亚洲金融危机自1997年开始，按朱格拉周期的划分，最迟会在2010年前完结。

产业生命周期与产业发展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即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尤其是产品，其生命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某单个产业而言，从本质上看它无非是一些具有某种相同生产技术或产品特性的企业的集合。因此，可以说该产业存在的基础是这些企业及其产品。在产品的整修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表现为U型曲线。对于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我们可以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如图1所示。

既然某一产业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基础的，可以借用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方法，同样把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主要依据是按照该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进行的。相对于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缓升慢降：一个产业往往集中了众多相似的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生命周期是所有这些众多相似产品各自生命周期的叠加，但各产品生命周期存在相位差异，加上分散化的影响，故反映其生命周期变化的曲线比单个产品的生合周期曲线会显得更加平缓而漫长。衰而不亡：一个产业进入衰退期，意味着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对该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消失。起死回生：有些产业虽已进入了衰退期，但由于技术进步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再次显示出成长期甚至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

主导产业群发展与经济增长周期

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主导产业看作是正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产业。1960年，罗斯托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从经济角度讲，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而起飞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产业群（industrialclusters）是一组可以相互补给，竞争，与相互依赖的产业，某目标是为某一区域透过出口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财富。产业群与古典工业划分的定义有明显的分别，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整个价值链，例如；产品，供应服务，专业基建等。产业群是串联起产品与服务的流动，这流动比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更强，而相关性产业将在某区域上集中。主导产业都全倾向在某区域集中而形成产业群。这些地区集中在产业的未来成功是很有关系的，如：经济规模本地化。在某区域集中后，容易吸引有关人材与培训人材（poolofspecializedlabour），这确保了人材在某区域里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或流失到其他产业上，加强某产业整体上对招聘与保留人材。产业专业化（industryspecific）将会出现，因为某些基本建设会在某地区上出现，所有有关产业都可共用。专业化知识（specializedknowledgeinteractions）的交流将进一步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与生产方法等。社区经济。城乡小镇一切配套设施将会在政府支持下形成。

主导产业群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自于社会深藏（socialembeddedness），单个产业是否有共同的系统，与经济价值观；地区性的靠近，如经济规模本地化，有专业职工，非贸易的投入与知识交换；经济串联如共同顾客，供应商，人材，基建，等。现在西方国家，确实有不少的成功产业群例子。举例，墨西哥的造鞋业产业群是相对本地化而经济效率低，反之，矽谷的电脑产业群却是全球性而经济效率高。产业群可发挥产业的优势，使整个产业的利益，技术，人材流动的竞争力增强，无论在区域竞争或世界竞争都比较处于有利位置，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

衰退产业与经济衰退周期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一书中将衰退产业定义为“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产品的销售量绝对下降的产业。”产业衰退的特征是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其原因包括出现了新兴替代产业、技术创新停滞、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以及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衰退产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经济可持续出现断层。当大量产业出现衰退时，势必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当某一产业出现衰退时，整个地区将被迫进行产业调整，将使这些地区陷入长期的困境之中。造成失业问题，危害社会福利。衰退产业必然分离出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增加失业者。另一方面，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不符合新兴产业的需求，再就业困难。危害企业生存。产业是企业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产业的兴衰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衰退产业是经济发展新陈代谢的一种机制。衰退产业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不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了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就连一向奉行不干预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很关注衰退产业的调整问题，而且衰退产业历来是国际贸易中各国的主要保护对象，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钢铁业、农业等实施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

第9篇：周济部长范文

解读宏观经济走势，需要关注影响中国经济的多重重磅变量。一般宏观经济的变量大致可以区分为四个部分，即趋势性部分、中期性部分、季节性部分以及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干扰部分。

为了看清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特征，我们可以首先重点观察一下M2的数据，它是公认的代表总需求和购买力最好的指标之一。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现在，M2大致经历了四个半周期，现在正处于上行周期的趋势。分析工业增加值、价格、生产者价格的变动周期，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出类似的结论。

另外，如果将房地产市场的周期现象与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变量放在一起分析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平均14个季度左右一上一下的周期性现象，尤其是房地产的价格走势，这种周期性的波动非常明显。

其实，这些周期性的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变化的：当M2增长，社会购买力增长，与此同时房地产销售增长。一两个季度后会看到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接着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工业增加值上升，CPI上升。这时央行采取措施，货币政策进入下调的周期。

那么，目前我们的经济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数据分析告诉我们的一个结论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上行周期的偏高点的地方，而底点则是2015年的二季度左右。如果按照14个季度一个完整周期看的话，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离高点已经不远，有些变量甚至已经过了高点。

当然，这是排除其他因素，单独分析经济变量周期性变化得出的结论。如果从趋势性变化分析的话，GDP增长也好，工业增加值也好，房地产投资也好，现在依然处于持续下行的趋势。趋势下行叠加周期上行，这是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所处位置的基本判断。

需求不足？NO

看清所处位置后，接着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便是，要不要刺激政策的问题，存不存需求不足的问题。

判断是否存在需求不足，是否需要刺激政策也有一系列指标。对于世界各国而言，最重要的指标便是价格，尤其是CPI。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份，中国CPI同比增长约1.9%，处于历史上相对偏低一点的水平。而从覆盖面更窄一点的PPI看，中国PPI已经连续5个月负增长。

有学者借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已经出现明显的需求不足。对此，我并不认同。除了价格，判断是否需求不足还需参照多项指标，其中包括产出缺口指标。在我看来，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GDP本身，总体来看好像不存在明显的缺口。

正如前文所说，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处于周期上升偏高的位置，如果在这一阶段都存在需求不足的话，那么周期下行就是更严重的需求不足。如果永远都存在需求不足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短期宏观管理的问题。

在我看来，当前这个阶段不存在所谓的需求不足问题，更多的是经济下行趋势、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造成了总体经济增长放缓。

过早去工业化？NO

怎么理解增速下降，最近有很多解释，比如有人讲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有人讲是人口的问题，还有人讲是经济结构的问题。我个人比较看重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至10000美元之间时，便会出现明显的制造业增长放缓。在所有的成功国家经验里，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一定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工业化的高峰期过去之后，绝大部分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烦恼。而从支出法的角度看，从消费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到了转型期。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实现转型之后不是所有服务业都会增长。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过了转型期之后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是高于GDP增长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增长速度还是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比如餐饮、旅游、家政服务。目前，中国的卫生、租赁、商业服务、金融业、科研等偏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的增速都是高于GDP的。而餐饮、居民服务、交通运输、仓储等劳动密集服务业的增速是慢于GDP增长的。比较特殊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它们的增速是快于GDP增长的，而在中国是慢的。

有些人担心中国是不是过早地去工业化了，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看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在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上去工业化，如果在人均收入四千五千美元的时候肯定是太早了，如果在人均收入一万美元的时候去工业化就是非常标准的；第二个指标是工业部门在GDP里面占比的峰值。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最低是香港，34%，最高是德国，接近5%，平均数是41%。中国的峰值目前基本达到了41%。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我们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动作是非常标准的，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

发展瓶颈与破解对策

不过，我们确确实实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当前经济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面临着瓶颈：

首先，产业存在瓶颈，很多领域有技术壁垒，企业无法进入，即便进人了也没有企业生长的环境；

第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里面很多的服务，比如社会管理、公共组织，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是政府过去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经济建设上面，不是放在提供公共服务上面，公共服务有很大的缺位；

第三，大城市的土地供给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高端的服务业都集中在大城市，而现在的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最基本问题就是高房价。住宅用地供给在过去几年快速的下降，是支撑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因素。同时，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相对比较落后，扼杀的不仅仅是城市的生命力，也在扼杀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很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