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精选(九篇)

第1篇：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

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钱文忠教授解读三字经。这位教授有点像我爸爸，我的爸爸长的有点像小田鼠，钱文忠教授长的脸圆圆的，比我爸爸更要象田鼠，还有些像老鼠，我把田鼠归到老鼠类里，所以我叫他“老鼠爸爸”。钱文忠教授还有一双小老鼠的眼睛，一张小小的嘴，戴一副眼镜，很逗人的样子。

有一次，他讲孟母三迁的故事，他在制作背景时，制作了一个这样的背景：“孟母象绑架一样，用一只胳膊拦住小孟子，另一只手则捂住小孟子的眼睛，坐在马车上正离开市场，市场上一个屠夫在杀鸡，孟母所在的马车车厢上有四个大字，就是‘搬家公司’。”我当时坐在床上，一看到这一幕就笑翻在床上了，然后我飞快地跑到妈妈身边问她：“妈妈，在孟子的时候就有搬家公司了？！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吗？”妈妈说：“你脑子有问题呀！”我说：“‘老鼠爸爸’讲的三字经上面画的就是那样啊！”妈妈说：“我去看看。”我和妈妈飞快地跑进屋里，妈妈回放了镜头，真的是这样，我又一次笑翻在床上，妈妈也笑了，而她是笑翻在椅子上了。

钱文忠教授每当要讲到重点时，他就会突然停住，瞪着他的“贼眉鼠眼”，停几秒钟他就开始讲重点。

这就是搞笑的钱文忠教授。

第2篇：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

如果能够拥有这么几样东西，我觉得是成功的：

第一，一个健康的身体。

第二，一个极其良好的心态。

第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完美的、充满爱意的家庭。

钱文忠，1966年6月6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江苏省无锡市；1996年，受人引荐，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著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钱文忠解读》、《钱文忠解读》、《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戊子草——钱文忠文化随笔》等。

人类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如此特殊的孩子。因为你们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没有兄弟姐妹的人、有计划地几乎在一个历史时期同时出现在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当中，这是非常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独特性怎么去判断它都是不为过的。所以，我们人类所有的教育经验其实未必适合你们，因为基本上来讲，人类所有的教育对象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人，都是从小就本能地掌握了良性竞争或者恶性竞争。

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只有靠你们自己。

相信自己，到底相信自己什么？

相信自己的内心，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判断，永远不要按照别人定下的规矩去规范自己的人生。最可怕的是认为成功是单数，认为成功只有一种标准。现在，中国人的成功观在开放的年代居然被封闭了。小时候进一个最好的幼儿园，这是成功了；再进最好的中学，这是成功的第二步；以后进最好的大学，这是成功的第三步。在大学里逐渐让自己成为一个在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就可以飞速地赚到第一个1万元的人，成功就有了最初步的物质基础。接下来，以最快速度让自己的1万元变成100万元，开始迈上成功的征程，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地把这个100万元变成1亿元……其实，成功的概念是多元的，是一种复数。中国传统的成功人士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赚钱只是在立功里面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呢？人们把钱看得太重。在大学期间，我们的心灵要保留一些纯洁、浪漫、激情和纯真，未来想“变坏”的机会有的是，不要那么急。牢牢记住成功是多元的。

未来，你们走完这一生，如果能够拥有这么几样东西，我觉得是成功的：第一，一个健康的身体。第二，一个极其良好的心态。第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完美的、充满爱意的家庭。有空到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先生纪念馆去看看，他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很简陋的靠背椅，这把椅子是蒋英奶奶的。老太太坐在对面，不声不响地看着钱学森先生几十年。有一天，蒋英奶奶对儿子钱永刚说：“你陪陪你爸爸吧。”永刚先生说：“我跟他也没有话说。”蒋英奶奶说：“我陪了你爸几十年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经常跟他说话了？谁说陪一个人就要跟他说话？”永刚先生告诉我有一种陪伴是可以默默的。这种幸福谁有？如果你拥有这样一个家庭、拥有这样一份感情、拥有这样一份默契，会怎样？到了晚年，钱学森先生耳朵不好，已经听不见什么声音了，他住的病房距离电梯口还有十几个房间，但是，蒋英奶奶的电梯到了，他就能听到，而且没有错过一次。这样一种幸福会在任何地方流露出来。

再说阅读。大家一定要读跟自己专业没什么关系的书，这个特别重要。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如何让你的人生过得比别人 “多”？你在中国读书，你在今天的21世纪读书，你可以像古人一样过，像未来人一样过，或者你在中国读书，可以像美国人、欧洲人一样过——唯一的办法是阅读，阅读面越广越好。

此外，真诚很重要。你们觉得说真话会吃亏，想学会圆谎——这不是你们的责任，是整个社会变迁的特殊状况。我告诉你们，这太可怕了，没有必要。保留一些积极、保留一些冲动、保留一些理想，少一些冷漠、少一些世俗、少一些油滑，你的未来会与众不同。如果你在猜测，在这个社会上我要混得好我应该什么样，你就钻进了一个圈套。你总归要保留你的独特性，留给自己一些可能，留给自己一些梦想，留给自己一些少年的轻狂、少年的冲动、少年的不理智。没有问题，有的是改变的机会，有的是选择的机会。

第3篇：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

关键词:化境;内涵;诱;讹;化;翻译实践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116-02

一、绪论

中国翻译事业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有一个翻译家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翻译标准,这也是翻译的根本性问题。翻译的标准是什么?清代翻译家严复曾经提出:优秀的译文应该做到“信”“达”“雅”。即忠实于原文,文笔流畅,文字典雅。自严复“信、达、雅”三字说问世以来,我国译界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问题的探讨。综述起来大体上分三类:一是主张继承发扬“信、达、雅”标准,但要赋予它各种新的含义,如劳陇先生的《“雅”义新释》,周煦良先生的《还是信、达、雅好》等;二是主张摒弃译界争议最大的“雅”字,在“信”、“达”的基础上对严复的翻译标准加以发展,给前人的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如刘重德教授的“信、达、切”,许渊冲教授的“信、达、优”,海外学者思果的“信、达、贴”等;第三种主张是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全面剖析之后,用新的标准取而代之,如二三十年代陈西滢先生的“神韵”说,傅雷先生的“神似”说,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等,在所有这些译论中,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尤为引人注目,译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特别耐人寻味。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当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不光是文学研究者、文艺研究者、翻译理论家、小说家,同样也是一个翻译实践者,或曰翻译家。人们曾经这样评论他:“他的有关译学方面的论述不过是其巍峨的学术宫殿的一雕栏,一基础,然而已在当代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这么一位权威性的人物却没有为翻译实践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只是将其描述为“翻译的理想”。这种作法充分显示了钱先生理解翻译问题的独特视角,钱钟书没有以理论家的身份为翻译“规定”什么,而是采取了翻译本位主义,从翻译实践的立场出发、以观察家的姿态来“描述” 自己所能洞察到的关于翻译属性及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

二、什么是“化境”

钱钟书先生是从汉代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的一段训诂引申出文学翻译的性质、功用、理想和境界的: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辍,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日‘辍,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

许慎的这段训诂所蕴涵的含义,历代译论家都不曾留心,钱钟书先生却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地用之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在“信达雅 和“神似”之外独举“化境”之旗帜,为文学翻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钱钟书先生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境界本来是我国古典美学里的一个概念,钱先生把它推广到翻译领域里来,一方面指明“境界”是各门学科的一个共性,诗心、文心和译学相通,另一方面把文学翻译理论划入文艺美学的范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罗新璋先生在《钱钟书的译艺谈》一文中分析“化境说”, 引用谚语:“酿得蜜成花不见”指出钱先生所标举的“化境”,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罗新璋先生的见解十分中肯,蜂采百花而酿成蜜,我们很难辨别这蜜采自哪朵花卉。钱钟书先生综贯百家,博通中西,从文艺学美学推衍出文学翻译审美的理想境界“化境”。

钱先生的“化境说”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这一最高境界――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从而读起来不像译本,即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钱先生的“化境说”:

1.化即是转化(conversion),即上文所述的“将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2.化即是归化(adaptation),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即能不因表达习惯的差异而使译文牵强,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读起来不像译本”;

3.化即是“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这与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以翻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的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化境说的内涵及意义

“化境”被誉为是翻译应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如果单纯把“化境”理解为翻译标准或方法,那就掩盖了“化境”的丰富内涵。笔者认为,如果要想深刻的理解“化境说”的丰富内涵,须先将“诱”、“讹”、“化”三个概念诠释清楚。

(一)诱:翻译的功能

钱钟书一向重视文化交流和相互关照,认为翻译的基本功能是“媒”或“诱”:译者从事媒婆的工作,介绍大家去认识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让他们有机会相识、相知乃至相爱,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正所谓“翻译者的艺术曾被比于做媒者的刁滑,因为他把作者的美丽半遮半露来引起你读原文的欲望”。“诱”有正负之分。正“诱”即是好的译本给予了我们阅读原作的欲望;负“诱”在坏翻译会在无形中使读者拒绝阅读原作;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钱先生指出,林纾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发挥着重要的引诱功能,他本人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甚至在若干年之后仍然发现林译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林纾作为译介西方名家名篇的第一人,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视野,为中国的新文学打开先河,许多一流的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叶圣陶、郑振铎、郭沫若、朱自清等,都提到他们曾受林译作品的影响或熏陶。因此,成功的译者必须充分发挥译作的正“诱”功能,吸引译文读者了解原作、接受异域文化。

(二)讹: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

“讹”即伪言。以“言”破坏“化”,是指由于主客观原因在理解或表达中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钱先生说“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也就是钱先生的“译必讹”的观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这些“距离”势必影响译者在理解原作者及其作品、表情达意、愉悦读者等方面能力的发挥,妨碍译文读者了解、喜爱原作,从而导致双方的隔阂,因此,“讹”在所难免。钱先生还借用中西译论中关于“翻”或“翻译”的定义来进一步解释“讹”,如赞宁“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西洋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塞万提斯关于文艺翻译中“花毯的反面跟正面差得很远”;艾伦・坡翻译的“翻”就是“颠倒翻覆”,等等。钱先生很欣赏这种“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钱先生所肯定的仅仅是“化”中之“讹”。

(三)化:翻译的理想境界

“化境”的核心是“化”,正确理解和把握“化”的内涵,是系统、全面地诠释“化境”说的关键所在。

钱先生在《管锥篇》里说过:“安[道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该失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说明“化”是一种易与不易、得失兼备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译者易去的是原作的外形,不易的是原作的意义、内容,失去的是原作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方式,得到的是它在译语中的“再生”。

在钱先生的“化境”理论里,“化” 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化”。另一种是不完全、不彻底的 化”。前者是译者去努力实现的大目标,而后者是译者的翻译实践。译者只有胸怀大目标,尽量在翻译中缩小“距离”,减少“讹”,才能提高译作入化的程度,接近理想中的“化”,避免可避免的“讹”。他对“化”的解释是辩证的,在“化”与“讹”的辩证关系上,“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讹”是次要方面,好的翻译要有克己意识,尽量避免“讹”,才能提高翻译质量。

虽然40多年来,钱先生的“化境说”在译界一直享有盛誉,但是,不免有学者对“化境”心存误解。有学者认为,在翻译标准上(这本身就是对“化”的一大误解,钱氏已作过修正:“化”是最高理想而非最高标准),“化”的实质是“信”也有人认为钱氏是“信”、“达”二元论者。他们立论的依据就是钱氏曾明确指出的“译作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出来的东西”。这是对“化境”说的又一误解。尽管钱氏一向重视“信”,并强调“译事之信,当包达雅”,但“信”与“化”不可等量齐观,“信”是“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求“化”是在“信”的基础上求“美”,译者忠实于原作并不是要亦步亦趋,而是在对原作融会贯通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审美判断和选择,对原作进行一番简择取舍之功,进行艺术再创造。郑海凌尝言:“‘求美’的翻译概念,生发于以‘信’为本的翻译传统,渐渐游离于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诗流。而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则在这种诗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许渊冲指出:“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真是必要条件,美是充分条件。如果真与美能统一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由此可见。“化”是对“信达雅”的突破和发展,是“真”和“美”的有机统一体。

四、“化境”的翻译实践

钱先生本人在翻译实践上的成就,也为他的“化境”说的实践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一幕第一场中,安东尼赞美埃及女王的话:

Fie,Wrangling queen!

Whom every thing becomes,to chide,to laugh,to weep;who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s to make itself,in these,fair and admired(钱译)嗔骂,嬉笑,嘀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他的翻译,将诗句中国化,达到化境之极。钱先生的理论不仅应用于英译汉,也体现在汉译英。例如,他把“吃一堑,长一智”巧妙地译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又如“三个臭受匠,顶个诸葛亮”被他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这些译法一直为众多译家所称道。他的翻译堪称“越规矩而有冲天破壁之奇”和 守规矩而无束缚手脚之窘”(《谈艺录)439),为“化境”之典范。

五、结语

通过对钱钟书先生“化境说”的讨论.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译学观点的深刻之处。罗新璋先生曾经做出过这样评价:“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可视为‘神似’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

“化境”虽然是翻译的最高理想,但也并非不可企及,,翻译的过程正如古老的化学工艺流程“化”一样,可以分为熔解、提炼、重铸三个步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向着这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让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派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世界译坛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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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新璋,钱钟书的译艺谈[J].中国翻译,1990(6):8.

[6]许建平.钱钟书“化镜”说新释[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12):91―93.

[7]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50.

[9]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79-80.

[10]杨成林.钱钟书论翻译修辞[J].修辞学习,1998(4):12―13.

[11]彭长江.翻译标准多,何以断是非[J].外国语,2000(5):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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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余承法.释“化”[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3-75.

[14]郑海陵.钱钟书“化境”说的创新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70―76.

[15]许渊冲,许钧.翻译:“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A].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第4篇：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

【关键词】翻译理论 钱钟书“化境” 创造性 文化差异 分寸

一

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新的世界,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人类依靠翻译,相互沟通,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在思考与交流中走向成熟走向文明。翻译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奈达(nida)认为,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很复杂很具体的事情,涉及各种关系、矛盾和对立因素,不是语言、言语、思想、内容、信息、对等物这些概念可以表达清楚的。因此可以说,翻译是一国语词在另一国的用法。一个词包含着一国的哲学、语境和文化,正如一滴水包含大海的所有元素”。

二

谈到近代翻译理论,影响最大、经久不衰的首推严复的信达雅。严复在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序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他的译论一出便备受学术界推崇,影响所及几乎到了“译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被奉为“评衡译文者的唯一标准,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傅雷先生模拟我国传统的绘画理论,提出翻译应当像临画,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强调重“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先生重视境界,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他标举“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条翻译标准以“化境”解释文学翻译活动的心理本质,比“神似”更加贴切,涵盖面更加广大,是对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大发展,被翻译界广为认同。

三

钱钟书先生从汉代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里的一段训诂引伸出文学翻译的性质、功用、理想和境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引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鸟兽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钱钟书先生所标举的“译笔正无妨出原作头地”,流露出鲜明的创新意识。但“化境”说的创新意识,则首先表现在钱钟书先生对翻译的性质与任务的严格限定,它规定了翻译与“借体寄生”的写作之间的界线,其次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以“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来揭示文学翻译的艺术规律。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译作在语言上的超越,标志着译者的艺术再创造的显现,同时又容易给人造成背离原文的感觉。于是,“信”与“美”的矛盾凸显出来,引发翻译理论界无穷的论争。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翻译思想以“信”为本,强调译者对原作的忠实,所以以原作为中心的“直译”就是一种规范和法则。这种翻译思想和艺术风气影响和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表达习惯和评价标准,形成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规范。但只有“信”是远远不够的。译作要忠实于原文不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就必然要丧失原作的风味;要保持原作的风味,就必然会流露出翻译的痕迹。钱先生说,以往有的翻译理论,机械的理解“信”,把“信”绝对化了。有人把“信”看作对原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绝对的统一,而把“得意忘言”看作对“信”背离。其实,“得意忘言”是译者在艺术生成中的创造,是对翻译中的不可避免的流失的弥补,也是对“信”的弥补,是另一种“信”,形异实信。

翻译上的“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并非译者的刻意追求。钱钟书先生在其《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一文中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的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由此可见,文化的差异使得文学作品具有抗译性,所以原作要保持自我,但在进入另一种文化语境时不自觉地被异化,最终化为非我。因此在异国语言文化里,原作的形象和意味必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译者在最大限度的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审美观点和标准,利用好译语的优势,进行对原作的创新。只有这样,原作才能在另一种语境下被广泛接受。但是这种艺术的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译者不能信马由缰的完全脱离原作,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分寸的基础之上。这个度要在整体中把握原作,把原作的境界纳入到自己的译作中去。当然不同的译者由于艺术修养,思维观念,审美标准的不同,这个度也会有差别。但是,不管“矩”是具体哪一种,只有有了它,才能“随心所欲”。

参考文献:

[1]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2]孙艺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4]许钧.翻译思考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第5篇：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

关键词: 翻译标准 忠实性 创造性

“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将此话运用于翻译领域,可以说“一千个译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即易,翻译以语言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和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为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和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即使读者产生隔膜和发生误会。

一、翻译的标准

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著名学者严复曾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在这三个标准中,“达”和“雅”都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而在实际的翻译中无法很好地实现,而“信”或者叫做“忠实”是最主要的方面。它是指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TL)表达另一种语言(Source Language,SL)时保持对原文的对等(equivalence)。忠实性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形式上的忠实(formal equivalence),它是指从形式上考虑,为了使表达再现信息(reproduced message)的TL与表达信息的SL形式相似,力求做到词之对应,结构比喻与原作相似。其二是意义上的忠实(equivalence in terms of meaning)。它要求译文的思想内容与原文一致,在意义上没有增删更改现象。传统的观念认为翻译的首要即为“信”,就翻译的哲学而言,以“信”为本,是中国翻译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产生于汉代以后的译经活动,因为译的是“天书天语”,译者的态度很虔诚,所以“信”字当头。长期以来,求“信”求“同”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忠实和创造之间,人们更看重的是忠实,久而久之中国特有的翻译文化就因此形成了。

二、翻译差异存在的原因

翻译作品,忠实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但绝对的忠实在翻译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任何翻译都会和原文存在着一些差距(尤其是一些古诗词的翻译)。这是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归纳起来有三点。

1.SL与TL本身的差异。不同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性,包括语音、拼写、语法等方面。在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语言方式和习惯的不同,包括用词不同、比喻不同、联想不同等。由于这些差异,在翻译时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将原文信息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感情完全毫厘不差地移植到译文信息中去,所以原文和译文不可能完全一样。

2.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所谓翻译,无非是通过一种语言转达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信息,可以说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历来有经验的译者或翻译研究者都比较注意文化和翻译的关系。王佐良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人们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掌握语言。”(《翻译通讯》,1984:1)谭载喜说:“翻译中有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某段文字的正确理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对有关文化的了解。”对于译者来说,没有对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和表达。为了使译文读者得到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遇到两种文化差异特别大时,译者就要仔细地在译文文化中寻找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作出各种必要的转换,创造性地进行翻译实践。如汉语中的“天生有福”,到了俄国人口中变成了“穿着衬衣生下来的”,在英国人那里成了“生来嘴里就含着一把银勺(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德国人则说“梳好了头再出生”。又如不少语言中都有许多以动物为内容或作比喻的习语,但同一种动物在不同的语言含义中是互不相同的。例如,“fox”一词的本意是狐狸。西方人认为狐狸是一种可爱聪明的动物,所以在英语中,用fox一词来形容人是指人的聪明机灵。而在中国,人们认为狐狸是一种狡猾阴险的动物,所以人们在使用狐狸一词时,多指人“狡猾阴险”,这正是由于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所造成的信息接收产生偏差,从而有可能导致翻译的不忠实。又如英语国家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中英人民对于这两种动物的心理反应是完全不相同的,这体现在术语中时,要求翻译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如:

1)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lead a dog life

2)望子成龙:long to see one’s son succeed in life

long to see one’s son become a dragon(i.e.with success in the world)

例2)中的两条英译一为意译,二为直译,但在直译中仍加了意译或解释,这一增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dragon”在英美人的印象中是可怕的。根据他们所熟悉的《圣经》,“dragon”是罪恶的象征,而在中国人心目中,“龙”是权力的象征。

3.民族心理特征的差异。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状态,西方人写作时风格直率、坦诚、不绕弯子,这也与他们豁达的性格有关。而中国人则偏向于细腻委婉的风格,作品耐人寻味,因而在翻译时要把两种不同的心理特征融合起来并不容易。不同文化的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很多不同,翻译时也要作等值意义的转换。如英语民族的人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见面时喜欢谈天气,如“Lovely weather,isn’t it?”之类的话,汉语译成“你好!”未尝不可。因为根据英美习惯,天气之类的谈话无非是最普通不过的见面语。同样,在我国早有“民以食为天”这一吃饭问题的最大理想,因而吃饭问题也就成为经常挂在口头的话题。人们见面时喜欢说“吃过了吗?”,也有村民在村头田间远远看见路过的人会说“吸烟吧”或者“喝茶吧”之类的话。在多数情况下,说话人并不关心别人是否吃了饭或喝不喝茶,而只是作为一种打招呼寒暄的功能而已。中国人听到这些话也只是回答“吃了”或“不了不了”,实际上是实现一种交际的功能,表示谢谢说话人的关怀或者热情。对于此类语言,英文只需译为“A:How do you do?B:How do you do?”或者“A:Hi!B:Hi!”就行了。如果将A的问话改成“Have you had a meal?”,如果被问者是英语民族的人,他心理上的反应是“Yes,I have.”或“No,I haven’t.”,甚至是“Do you mean to invite me to have a dinner together?”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汉语中所出现的很多围绕“吃饭”问题的词语,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字面对应的表达法,对于“饭桶”、“吃不开”、“吃不了兜着走”、“吃不消”、“吃不住”、“吃老本”、“吃软不吃硬”、“吃闲饭”和“吃香”这一系列说法只能意译为:good for nothing,be unpopular,land oneself in serious trouble,be unable to stand,be unable to bear or support,live off one’s past gains,be open to persuasion,but not to coercion,lead an idle life,be very popular等才能基本传递原文的含义,尽管没有一条译文用“eat”一词。虽然英语也有“He has taken the bread out of mouth.”,但如果译成“他从我的嘴里拿去了面包”却不如“他砸了我的饭碗”好。因为原文的真正含义是“他抢走了我的工作”或“他断了我谋生的路”。

三、翻译的创造性

以上三点说明了在实际翻译过程,做到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注重翻译忠实性的同时,翻译的创造性也应该被关注。翻译采用的文学艺术手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若对于翻译过程加以剖析,一般可以分为理解和重新表述两个阶段,仅在理解阶段,不同的译者已经可能对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至于对原文风格的把握,个人切入的角度不同,感觉更可能会相差十万八千里。而在重新表述阶段,受到目的语表达手段的限制及翻译主体语言能力、认知、喜好的影响,译文风格千人千面当然不足为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作艺术美的欣赏和接收者,同时又是它的表现者。从欣赏到表现,有一个重要环节,即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或者叫心灵上再创造,情感形式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关键是要抓住蕴含在原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不妨甩开原文形式,选用最佳的词句结构、表现手法,不仅仅把原文的内容,还包括情感、意境、韵味和风格重新表达出来。例如,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ergerald)译波斯诗人沃玛(Omar Khayyam)的“鲁拜集”(Rubaiyat),他不拘泥于原诗的词句,而是吸收灵感再创作。既有英国诗的音韵之美,又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堪称一绝。

需要指出的是,绝对的忠实的不可能性并不是鼓励译者在翻译时像脱缰的野马,放纵自己的思想。“忠实”仍然是翻译必须遵从的一条基本原则,它像一条锁链一样束缚着译者,译者是戴着锁链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去追求表现的自由的。译者的创造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原作的创作是借体寄生的创作,超出了翻译活动的范畴,而且成熟的译者在翻译中并不感到束缚。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论诗词格律时所说:“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才能跳得痛快,只有不会跳舞的人才怪脚镣碍事。”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全知型”的读者,是具有创造力的作者:一方面,他不能仅凭着一两分感觉就胡乱操刀,妄图把译文变成自己的领地;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亦步亦趋,以“复制”为自己为最终目的。任何复制品都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作为原作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延续,译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翻译中所处的位置。翻译的最终目的要求译者尽量束缚自己过分个人化且与原作有所冲突的行文方式,“戴铐”跳出优美的舞蹈。钱钟书先生曾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作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质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四、结语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里所强调的“忠实”,在一些当代学者的解读中被误解了,以为忠实可以代替一切。其实忠实仅仅是再创造的基础,忠实的译文并不等于完美的译文。“忠实”是译者的态度,或者是一种愿望。翻译和创作一样不仅需要态度和愿望,更需要的是审美力和创造力。翻译作为文学文本的一种生成的一种形式,不是对原作的刻意模仿或严格再现,而是一种无意识(或有意识)的转化。富有创造力的译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超越的气势,同原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创造美的译文。

参考文献:

[1]辜正坤.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J].中国翻译,1998.6.

[2]郭建中.当代美国理论翻译[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许钧.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5]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第6篇：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

2011年7月，我在无锡参加一个教育研修班。应研修班学员的要求，范美忠上了一节示范课，讲的是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对课堂节奏游刃有余的把握和极为丰富的知识储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开始关注他的博客。

前不久，我在他的天涯博客上读到《(风筝)：灵魂的罪感与忏悔意识》一文。文章在对鲁迅散文《风筝》进行深度解读时，触及到成年人有意无意中对儿童心灵造成伤害等诸多教育问题，看得出他对儿童教育有着深入的思考。

近日，我就儿童教育的相关问题电话采访了范美忠。

[什么是真正的“有出息”?]

“长大了有出息”，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的一个出发点，是成年人对儿童未来的一个期许。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有出息”(也即成功)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教育者当下的教育思路和教育行为，直接关系到孩子每一天的生活。

我问范美忠：“你认为什么是真正的‘有出息’?”

范美忠不假思索地说：”我把教育的目的定位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在自由当中的创造性发展。‘有出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从个人角度看，一个人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是否能充分发展他的天赋、才能并找到他的使命。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幸福。当他做事是在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召唤时，他会因为自觉有意义和快乐而感到幸福。一个人这样去做的时候，可能会挣很多钱，也可能挣不到很多钱。这都不重要，关键是当他这样做时，他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幸福。这就是个人意义上的成功。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一个人的r有出息’就是能找到‘他自己’并做适合自己天赋、才能的事情。即使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当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社会会因此得益。如果同时他能够具有基本的公正、善良、诚实，对社会来说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至于他是不是做很大的官、挣很多钱或地位很显赫，甚至拿一个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因为这个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人，如果你给他们自由的话，他们会在某一方面表现得很出色，这是由他们的天赋决定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上作出很大的贡献，在某一方面很杰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注定是相对平庸的，因为如果所有人都杰出的话也就没有杰出人才了，杰出人才总是相比较而言的。

“衡量成就的标准应该来自于他自身，是他自自身天赋、潜能提供的可能之实现程度，而不应该是一种外在的人为设定。比如我本来就是一个适合做学术的人，我就去做学术。至于我做学术能够挣多少钱，我是否能成为北大或者哈佛的教授，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不管一个人做的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工作，他都应该终身学习，不断地追求自我超越和创造，这样才不至于陷入一种失去生命自我更新后的精神死寂状态。”

[从“钢琴王子”谈教育的自由]

有一位中国培养出来的享誉世界的“钢琴王子”，媒体曾大肆报道家长对他的成功教育。但鲜花和掌声的背后是什么呢?这位“钢琴王子”私下里和朋友交流时说的一句话。发人深思，

一位朋友问他：”你以后准备让小孩做什么?”他说：“我的小孩，我永远都不让他学钢琴！”

范美忠对此评价说：“因为他从小就被逼着每天用大量的时间练钢琴，成人带有功利目的的‘强加，伤害了孩子的心灵。虽然最终他技巧练得很纯熟，但他被剥夺了童年的幸福，心灵里留下的是噩梦般的成长记忆。

”在大部分人眼里他是成功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外在的名利重要，还是他内心的感受重要7比如他说永远不让自己的孩子学钢琴，这说明学钢琴给他带来的是噩梦般的感觉，这种阴影到了成年、成名时还笼罩在他心头。即使他获得了很多名利，这并不代表他感觉幸福。而他内心的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当你让他自由地发展兴趣时，他未必不能有今天的成功。他本身在钢琴上有极高天分，如果不那么过分地逼他练，让他自由发展，他的成就未必不如今天，甚至可能更成功。”

从自由的角度，范美忠谈到了他所了解的美国教育，

“美国的小学和初中功课负担很轻，而且非常尊重孩子的个性和兴趣，让他们按照天性尽情地玩，发育身体和心理。学校开设丰富多样白勺。课程：创造环境，让孩子在多种尝试中去寻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个性。比如美国的篮球队基本依托在中学。喜欢篮球的孩子就去尽情地玩。中国的篮球运动员则从小就在体校接受专业训练。美国那些喜欢玩篮球的人最后达到的水平比中国这些从小受专业训练的篮球运动员高多了。”他又谈到了数学，“中国的很多孩子被家长、老师要求学奥数，中国人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成绩很出色，美国人比不上。美国不会是所有的人数学都很好，但他们提供自由，让极少数有数学天分的人有足够的空间发展爱好，最终这极少数人达到的高度可能会比中国数学水平最高的人更高。也就是说，一定要让人在自由的环境中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人不是非要被逼着才会努力去学一样东西，只要他自己有兴趣，他就会努力去学。”他拿自己做例子，“我爱读书，家长、老师都没有逼我，可我每天都读。更年轻的时候，周末和假期有时我会熬通宵读书，”

“认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心理和天性发展就注定不能获得成功，这是误解，这低估了孩子。当一个人被某种事物抓住内心的时候，来自他内在生命热情的力量之强大是惊人的。就像有人对篮球或数学的热爱、我对读书的热爱一样，所有人都有发展自己生命天性的内在需求，我们应该让一个人按照他的内在需求去发展自己，而不能不管他兴趣如何就逼着他去学某样东西，

“忽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和兴趣，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导致他永远的逆反。永远的逆反最终导致中国大多数人进入成年阶段后再无求知欲，再无好奇心。一看到书本就厌烦，一毕业就把书全部扔了、烧了。这个是最致命的。由这种伤害带来的是噩梦般的成长记忆以及对知识的终身厌弃，这很可怕。”

[保留纯真，读懂童心]

范美忠是在农村长失的。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那时父母忙，顾不上管我。我成天就在大自然中玩。和小伙伴捉迷藏，跟河流、树木、田野、天空融为一体，这对我的天性和生命力的保持非常有意义。我觉得自己到了这个年龄，能不被当今社会的很多东西所异化，而且有着中国人中少有的到这个年龄还保持着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强大的自我精神发展能力，跟我的童年是有关系的。那时我经常玩到天黑，夜晚9点、10点钟，忘了回家。玩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要为孩子创造尽情地玩的条件，要有这样让人的心灵融入自然的、相对安全的环境。”

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儿童眼中的世界：小孩子观察世界的眼光是

梦幻一般的，对天上的星星充满神秘的遐想。在他们心里，一棵树上、一朵花里，都可能住着一个精灵或一个女巫。万物在孩子的眼中都是有生命、有趣味的。他们的世界是想象中的童话一般美丽。”

童话般美丽的世界属于童年，早已失去了童心的成人，该如何来读懂童心呢?

范美忠说：“说老实话，我也不太记得我童年时候的感觉和心态了，我也不是太懂得孩子的心理，但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来读懂童心的，”

他建议：“可以读一些研究儿童生长发育、心理成长特点的书，比如《儿童心理学》等。这是要讲科学的。

”还可以看一些童话、童书。童话、童书反映的是儿童心理，读这些书。你会进入儿童的思维，这能帮助你理解儿童心理。

“还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去观察孩子，这样你会看到孩子的特性是什么，

“还有，可以多去回忆自己的童年，成人经常想一想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慢慢会想起来。我在教学时，有时学生上课说话影响课堂秩序，我就会想到自己上高中时最喜欢上课和同桌说话。有时老师要停下讲课和我打招呼。这样一来，想想学生上课说话就很正常了，也就没必要对学生太过严厉。可以给他打招呼，没必要很恼火，要有耐心，打一次招呼不行打两次。因为你知道，有的人天生爱说话，如果他突然有个想法，40多分钟不让他说一句话也不可能。如果他影响到课堂秩序，你阻止他就是了，但是不要认为他在和你做对。

”还可以看一看孩子自己写的东西，孩子到了七八岁就开始能够写一些东西，倾吐自己的感受。初中生和高中生会在作文中写他的感受。”

[用爱守护童年]

成人和儿童之间，成人无疑是占据权威地位的。

“小孩子缺乏辨别能力，所以他的成长需要权威。但正因为他缺乏辨别能力，家长和老师才不能滥用权威，因为你错了他都无法反抗的。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你强大，身体上打不过你，心理上要依赖你。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对老师都比较崇拜，会有一种极强的依赖感，天天都是老师怎么说、老师怎么样，跟在老师的屁股后面转。因此，家长和老师要多注意自己对孩子的要求和与孩子说话的方式，不要对孩子造成伤害。孩子没有抗拒的能力，有时他心里感觉不舒服，但他没法对抗你。”

范美忠强调老师和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要告诉孩子。感觉不舒服了。就大胆地表达出来，不要怕得罪谁。当然，这和孩子所处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他的表达遭到粗暴的对待，他就不敢再表达自己了。”他谈到了自己四岁多的女儿，“我女儿很可爱。大人喜欢她，有时一见面就摸一下她的脸，其实她会有一种被陌生人侵犯的感觉。我女儿比较敢于表达，她会用明显的动作、表情或者语言表达她的不愉快。孩子不喜欢，就有权利不让你靠近他。要从家长做起，让孩子自由地表达自己。孩子的表达不一定是对的，孩子的要求也不一定都是有道理的，但他有权利表达。如果成人不压抑孩子，孩子就会表达他的内心感受，成人也就可以根据孩子的表达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学校是孩子们极其重要的成长环境，教师是学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教师如何来做学生童年的守护者呢?

”教师要用爱与宽容，用友善的态度去面对学生。一个人，如果要给出爱，他需要先得到过爱。如果他自己没有得到过爱的话。他都不知道爱是什么，他怎么爱这个世界?如果别人给了他爱他才知道，噢，原来爱是这样的，我可以这样对待别人’。但如果这个世界对他从来都很冷酷，他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爱，他怎么去给别人爱?换句话说，这就像钱一样，如果我是一个穷光蛋，我怎么给别人钱?我拥有很多钱，才能到处捐钱。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重要的是给学生爱。”

范美忠的话中透出鲜明的语文教师角色意识：“要经常给学生讲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有助于唤醒孩子心中美好的东西，可以构成他心灵的底色。让他的心灵中永远有一份对美好的向往。对于小孩子来说，多听、多看童话很重要：在十四五岁时，多接触古典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很重要：再大一些、多接触其他伟大的文学艺术也很重要。音乐我不是太懂，但它也是很美好的。这些美好事物的魅力如此之大，能让孩子的心里永远都有一个理想而不至于在遭遇丑陋现实时被粗俗的东西吞没。当然你还可以经常带他们去关爱动植物。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形成关注、热爱宇宙万物的意识。”

范美忠前面提到教师要用友善的态度对待学生，具体如何去做，我请他细谈一下。

范美忠说：“第一，你内心要有善意。你内心的善意，学生是绝对能感觉到的。第二，切忌用尖刻的语言去刺伤学生，这个比较重要。第三，如果孩子内心有一些痛苦，他需要被关爱。你要给他关爱，去倾听他内心的感受，帮他排遣痛苦，这都是必要的。第四，无论孩子有多少缺点都要善待他。比如有的孩子，学习成绩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歧视他。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他。如果他成绩糟糕，甚至你的课他也不想上。你可以想办法引导他热爱学习，但就算他永远不热爱学习也没关系。我指的是，你对他的善意不能够以他的状况为条件，应该跟他的表现优秀与否没有关系。就是以善意对他。第五，给孩子及时的鼓励。他有一点点优点、一点点长处，你都要善于发现，看到他每一点美好的地方，给予鼓励。”

爱是一种能力，一种能让自己因之感觉喜悦和幸福的能力。

孩子虽小，却热爱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长大后，能让我们发自内心热爱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少。人本是“自然之子”，我们为何失去了对万事万物的爱？我们该如何保留对万事万物的爱，与这个世界和谐、幸福地相处呢?

范美忠说他小时候非常喜欢小狗，现在也不怎么喜欢了。他说：“对万事万物的爱之失落过程就是人走出童年，心灵在成长中逐渐变得理性和坚硬的过程。小孩子没有功利化的目的，他的心灵可以自由地去关注和热爱万事万物。孩子对动植物都有很深的感情，把它们当朋友一般。但是人成年之后有一种来自生存压力的理性自控，他会限制自己的内在要求，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没法完成社会要求他承担的工作。

“这种爱的失落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成长过程中人的心理受到了伤害。心灵柔软的程度和人的心理保护意识有关。如果整个世界都很粗糙的话，人的心就会被磨得粗糙，因为柔软的心容易受到伤害。就像一个人常在石子路上走，他的自我保护就是让脚长一层厚厚的茧。这固然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但也导致了感觉的麻木和迟钝。当你的心失去柔软、不容易受伤流血时，你也不容易感动。不容易有爱了。

“如何保留对万事万物的爱?其实在解读《风筝》的那篇文章中我也写到了，很关键的一点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调整，不能有过于功利化的人生态度；另外一点就是借助于伟大的文学艺术和宗教的力量，它们会呼唤天性的回归，会重新唤醒爱，让人恢

复心灵的柔软。人应该在爱当中生存。比如面对一只流浪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生命去思考它的感受，体会它无家可归时的悲伤、受到别人威胁时的害怕，这样你就会考虑到它爱的需求。怎样才能让一颗柔软的心不至于受伤?我觉得需要。信仰的力量就是来自终极者爱的力量，这种爱的力量会疗救一切、包容一切。”

【从女儿谈教育的时机和分寸】

范美忠在谈话中不时提到女儿，言语中满蕴着父爱的温柔。

他也曾经觉得小孩子不可理喻。

“那是我女儿两岁多时的事。她很喜欢一个小枕头，有一次她抱着小枕头上厕所，小枕头掉地上了，地上有水，把小枕头弄脏了。她还要把小枕头抱到床上去睡觉，我们要拿走，她就哭。在我们看来她把脏枕头拿到床上是很不可理喻的事，我们那时不太懂得儿童心理。”

他分析说：“小枕头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不想和它分离。小枕头是她很亲密的伙伴，她认为它是有情感和生命的，而且它在地上很孤独、很冷，不舒服。这就是儿童心理。“

在教育孩子上，范美忠很沉得住气。

”我从来不主动教女儿认字，而是观察她是否有认字的内在需求。我小姨的儿子，三岁多就已经认了很多字。我女儿相对来说认字方面发育得稍慢一些，她四岁半才开始对字产生好奇心，指着字一个一个地问我，这时我就告诉她怎么读，是什么意思，她已经有了内在的认字意愿，这说明她到了学认字的阶段，我教她认字就不会对她造成压抑。”

范美忠说：“人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在生命发展中的独立意义，所以每一个阶段的任务要适合他的需求、爱好和能力，对生命不构成压抑。另外，每一个阶段又有它在人的精神成长中的阶段性意义。童年在人的一生中有着独立的意义，孩子需要通过玩来‘发育’身体、情感和性灵，玩本身就是童年的目的，就是童年的意义。不能认为童年仅仅是对未来生活的一个准备。如果你把每一个生命阶段仅仅视为实现最终目标的工具化准备阶段，就会把每～个生命阶段的独立意义给抹去了，从而会漠视孩子的内心感受，

“你可以在孩子产生绘画、弹钢琴、认字等需求时给他提供条件，因为人很多方面的能力确实需要从小时候开始培养，而且开始培养的时间可能决定着他未来最终达到的高度。但是开始培养后你一定要注意，如果他没有了学习兴趣，你就不要逼迫他学。”

很多人认为让孩子多背古代经典能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对此，范美忠说：“背古诗词、国学经典，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确实有人三岁开始背古诗词，长大后古典文学功底很好。但我有一个原则，像《老子》《大学》《论语》《中庸》之类，我绝不会强迫孩子背的。有时我会在家里朗诵唐诗宋词，如果女儿感兴趣了，想跟着我朗读或者想学，我就开始教她。也就是说，教孩子学什么。一定要观察他是否有这种生命需求。

“《圣经》里说一切皆有其时，你不能在冬天播种稻谷，或者有的是夏天开花的，你一定让它春天开花。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先要保证孩子的游戏时间，然后看他什么年龄到了该学什么东西的时候，即使到了该学的时候，你还要看他有没有兴趣。孩子不感兴趣的东西你不能强加给他，他没到该学某方面内容的时候你不能强迫他学。在我们给孩子创造发展条件时，在哪一个阶段用什么样的方式给、给到什么程度，这都需要考量。这个说法并不排斥对孩子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比如学书法，需要一定的重复练习量来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和孩子商量后可以做一个规定，比如每天练二三十分钟。因为像这种技术性的东西，书法也好。打球也好，没有持续的重复练习是没法很好掌握的。总的来说，在尊重孩子天性的情况下，是可以对孩子有所要求的，但这个要求要建立在他的生理、心理发展水平提供的可能性以及他自愿的基础之上。”

在《(风筝)：灵魂的罪感与忏悔意识》一文中，范美忠写道：“在中国，所谓的‘出息’就是比别人当更大的官、挣更多的钱、有更大的名声。成为人上人，个人的天性、心灵幸福、爱好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一切以功利为转移，在今天这种心态仍然普遍存在并且非常严重，成为异化中国教育的一种社会氛围。‘我’(指鲁迅)认为‘我’的动机出发点(不让弟弟放风筝，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儿)是好的，类似于现在的很多家长和教师以‘爱’或者‘为你好’的名义，一心希望孩子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丝毫不顾及孩子的个性和内心感受。今昔对照，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尊重人的天性和心灵的文化与传统。”

范美忠的观点或许有些尖锐，但却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教育者该如何尊重儿童的天性，给孩子爱与自由，让他们更健康、快乐地成长?

第7篇：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

关键词：寓教于乐 文本分析 个性作文

徐树忠老师说：老师是一个播种快乐的职业，虽然有过疲惫感，即便偶尔觉得烦恼，但在孩子们花朵般的笑脸中，我甘愿“零落成泥碾作尘”。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是一位真正的教育者，正如同钱理群教授所写的那篇文章《做老师真难、真好》一样！钱理群在给徐老师《我的快乐语文之旅》作书评时也指出：徐树忠老师无疑是一个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教育教学中感受着生命的快乐，同时，我猜想他一定享受着“丰富的痛苦”。

一、寓教于乐

“乐”是徐老师在语文教学的道路上持之以恒的目标。他认为学生不应该成为被动、消极的被灌输的器皿，而应该是具有个性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个体。所以他探讨的不仅仅是教书，而是“艺术”的教学，如何能够让教师寓教于乐，让学生寓学于乐是他追求的目标。

在这本《我的快乐语文之旅》中徐老师谈到要让课堂充满生机，教师应该做到：首先，激趣，在语文课堂上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启发想象、比较异同、分角色朗读表演等，还可以借助实物、挂图、课件等多媒体，把抽象的文字变成直观的刺激，借以调动学生的情趣。其次，加强鼓励，要宽容学生的错误，不要对他们一些荒诞的想法抱以鄙视的态度，相反，要学会尊重孩子的个性，不时地给予鼓励，肯定孩子们新奇的想法，让孩子们在“求异”的思维中大胆创作。最后做到宽容赏识，赏识能激发学生的灵感，教师要学会赏识学生，对他们身上出现的哪怕是极小的优点也要给予及时的赞赏，这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活力和激情。

“轻松教语文，快乐学语文”，当徐树忠老师的这条信念最后成为广大师生的追求时，相信语文学科一定会摆脱现在这种备受责难的境地，成为学生最爱的学科。

二、文本分析

徐老师很重视文本解读，认为文本解读是语文教学的根，是语文教学的起跑线。他提倡教师要对文本做仔细深入的解读，只有当教师对文本深度投入、真情流露的时候，学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这一点和当代的语文教育大家不谋而合，钱理群和孙绍振在讨论关于语文教育改革中一致认为：“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有脱离文本的倾向，不但脱离文本，而且脱离‘人本’”。因此孙绍振从微观切入，采用还原和对比法分析文本，出了一本《名作细读》。

与孙老师的文本分析切人点不同，徐老师常年奋战在语文教育的一线，有着多年的教学经验，不仅了解一线老师的教学状态，更了解学生的心理等特点，因此，徐老师对文本解读的认识是从自己的教学实际出发。他把文本解读分为五个步骤：首先是读，要带领学生多读，还要用心读，读进去，读深入，再读出来，只有在这样进进出出的读中才能得到效果；其次是启，教师应该采取“浅入深出”、循序渐进的策略启发学生的思维，由已知导出未知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实效性；再次是思，要跳出文本看文本，重视学生对文本的整体把握以及解读后的提升；然后是画，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采用勾勾画画的方法，边读边画能够及时记录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便于学生把握信息积累心得；最后是品，在读的基础上，努力通过品来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领会课文的思想内容和人文精神。

三、个性作文

作文是学生用来反映生活、发表见解和抒写性灵的，是学生语文能力的综合表现。徐老师认为优秀的作文应该是“有个性、有独特的自我感受”、“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并“文质兼美”的，但是目前学生的作文却问题重重，极没个性，概括出来就是：重形式，轻内容；重模式，轻生活；重指导，轻讲评；重范文，轻下水。徐老师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学生缺乏生活、压抑自我和读写相分离。

第8篇：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

徒知徐州,河决曹村,富同争出避水。轼曰:“富同出,民皆劝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选自《宋史》,有删改)

译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四处游历求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有关古今成败的事,苏轼都能马上说出它们的要点。程氏读东汉的《范滂传》,发出长长的叹息。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会应允吗?”程氏说:“你都能做范滂,我反而不能做范滂的母亲了?”

等到成年的时候,苏轼对经典和史籍都很精通了,常常一日作几千字的文章,特别喜欢贾谊、陆贽之文。后来读了《庄子》,他感叹不已:“过去我时常有某些想法,欲表达出来往往觉得词不达意,而今读罢此书,真是句句中我下怀!”嘉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求奇求怪的不良文风占据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想扭转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惊喜万分。后来苏轼拿着信件来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看来不久此人就要青出于蓝而超过老夫了。”

英宗治平二年,苏轼进入登闻鼓院任判官。英宗在继位之前就听说过苏轼的文名,所以就想根据唐朝的典故诏苏轼入翰林院,担任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是很大的才能,今后自然会被朝廷重用。现在关键是要好好地培养他,使天下人都信服,都希望朝廷对他重用,那时再重用他,人们就不会有异议了。如果现在骤然使他身居要职,则天下人未必信服,那样反而拖累了他。”苏轼后来听到韩琦说的这句话,说:“韩公是一个爱人以德的人!”

适逢苏洵去世,(英宗)诏赐金银丝帛,苏轼婉言谢绝,只求赐官,英宗于是赐(苏洵)光禄寺丞。

苏轼到徐州赴任,有洪水决堤要淹没曹村,有钱人争着要逃出避水。苏轼说:“有钱人如果都出了城,就会动摇民心,那我还和谁来守城呢?只要我在,水就决不会冲了城。”将有钱人赶回城中。苏轼到武卫营,将卒长呼出说:“河水要冲进城里,事情很紧迫了,即使是禁军也要为我尽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逃走,我们这些小人一定要效命于您。”于是率领众人拿着畚锸出城,从东南方向筑起长堤,从戏马台开始,一直到城门口。雨日夜不停地下,没有受损的城墙只有三版。苏轼住在那上面,路过家门口也不进去,让官吏分别守在各个地方,终于保全了城池。又请上头调人来加固旧城,做了木制的堤岸,以预防洪水第二次到来。朝廷很赞赏他。

问题:

1.下列各句,黑体词的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属文日数千言(连续)B.闻者始哗不厌(满意)

C.适足以累之也(拖累)D.朝廷从之(听从)

2.下列对文意的理解、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苏轼未成年以前,家人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忠臣的人物传记来教育他,使他既聪明好学,又有做诤臣之志。

B.苏轼成年之后,博通经史,勤奋读书,既喜欢贾谊等人的政治见解,又喜欢庄子的道家学说。

C.苏轼在苏洵死后,到韩琦那里既报知遇之恩,又为自己求来一个额外的官职,以此光宗耀祖,以表孝心。

D.苏轼不仅精通文史,才华出众,而且精通吏治,恪尽职守,是一个能为老百姓干实事的父母官。

3.把文中画横线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禾 丰/供稿】

参考答案

《苏轼传》

1.D(从:赞赏)

第9篇：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

6月29日半山半岛海上音乐厅、海上艺术馆项目暨2010安藤忠雄中国建筑讲演会新闻会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柏悦酒店93楼举行。三亚市委常委、三亚市委宣传部部长张萍女士、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先生、世界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先生、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范红先生等出席了当天的新闻会,会上邀请了《凤凰卫视》、《东方卫视》、《第一财经》、《经济观察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及驻沪专业建筑、房地产媒体前来报道。

当天晚上,演讲会在同济大学大礼堂如期举行,聆听演讲的观众达3000余人,堪称国内之首。世界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先生为国内的建筑师、发展商和安藤迷们献上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型演讲会,为世博助阵,为中国建筑助威。

安藤忠雄已相继为中国的上海、海南等地带来上海建筑文化中心、嘉定保利大剧院、半山半岛的博物馆和演艺中心等重量级文化项目,“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念在国内的建筑师和开发商中开花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的不断崛起,中国建筑的国际合作越来越紧密和频繁,正是我们建筑界努力学习、修炼自我、走向世界的大好时机。如今,当年届古稀的安藤忠雄再次受文筑国际之邀来到上海,为大家带来他新近的设计思考和实践体验,正应和了当下的需求。

这类建筑文化活动的意义在于,向国内建筑界传达国际一流水准的建筑资讯和理念,传达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乃至建筑大师,提高我们中国建筑的整体水平。

通向世界之门

6月29日,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在上海了将建在三亚的“世界之门”项目设计。一个巨大的类似弧形门的建筑漂浮在海上。这个未来三年内将在三亚鹿回头半岛完工的建筑项目,被称为“世界之门”。

当三亚打算投资30亿元打造一个集高档商务、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度假区时,他们找到了安藤忠雄。“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我最初提出这样一个方案时,70%的人是反对的。要花太多钱。”安藤忠雄说。

“世界之门”被分为两个建筑实体,一圆一方,圆的部分在海上,方形建筑在陆地上。海上的是美术馆,陆地上为音乐厅,中间通过一条通道连接。它的造型意味着是向大海敞开的大“门”。那个大“门”的底座,几乎与海平面齐平。

大范围的钢跨弧形结构和漂浮在海面上的造型,都是该项目具体实施起来的巨大阻碍。安藤忠雄一直在设计能够与光、水、风等自然要素达成共鸣的建筑,自然要素往往从建筑的配角变成了主角。他的简单几何学构成的空间里,经常生成多样性的空间。而三亚“世界之门”的设计,是他为数不多采用了圆弧形造型的设计。

“这个‘门’象征着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入口。同时,它也是通往全世界的‘门’,连接着外面无限宽广的世界文化。我相信大家站在音乐厅的地方眺望那个海上的美术馆时,你一辈子不会忘记光线从海平面反射到空间里的感觉。”安藤忠雄说。

做建筑要带着理想和希望

年近70岁的安藤忠雄,不再年轻,有点小弓背。尽管岁月老去,这依旧不能阻挡人们对他过往传奇经历的好奇。“青春要带着目标去思考,就算到了70岁也还有青春。做建筑要带着理想和希望。”他告诫说。

作为一位并非通过正规大学建筑教育出身的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不可复制的建筑设计,来源于他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

1965年,当24岁的安藤忠雄阴差阳错来到印度圣地贝拿勒斯时,他预感到了今后人生轨迹发生的巨大变化。1969年,安藤忠雄开办了安藤忠雄建筑事务所,开始了另类的建筑师人生。

“我总是带着梦想和希望做建筑,不能接受大学的正规教育。建筑师要身怀理想,他应该喜欢有意思的、想法独特的东西。不能有什么用什么,他应该主动寻找,所以我喜欢把周边的一起设计,而不是只做委托的。”安藤忠雄说道。

安藤忠雄的理想在旁人看来实在太细碎和乌托邦了,他期待用一些单纯的建筑来表达复杂空间传递的信息,他期待把自然的各个要素变成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也真的做到了这点,安藤忠雄48岁的时候,他的代表作日本大阪《光之教堂》竣工,冰凉而寂静的清水混凝土中,光束顺着墙上的十字架空间倾泻而下,如同燃烧的十字架。他把光变成了建筑中的焦点。

“理想就像投球,球不投出去就没有意义。建筑师要做一些保留人们记忆中的好的东西,所以很辛苦。”安藤忠雄说。

从拳击手到建筑师

他曾是卡车司机和职业拳击手,并且在职业拳击比赛中取得过23 战13 胜3 败7 平的不错成绩,从未受过正规的建筑教育,却在1995 年赢得“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茨克奖,因此被称作“没文化的日本鬼才”。这在以严谨著称的建筑界有些“另类”,但安藤依然靠着自己的梦想走到了今天。

14 岁那年,安藤忠雄自己设计、施工,帮邻居盖了一间小屋。看着自己的这件“作品”,安藤忠雄第一次确定了自己要追逐的梦想――从事建筑业。

高中毕业时,安藤想报考大学建筑系,但由于家庭贫困,不得不放弃了大学梦。一天,他偶然在一家旧书摊上发现了瑞士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集,立刻被这位现代建筑运动代表人物那风格独特的设计所吸引。他想买下那本书,可惜钱不够,于是只得央求老板一定要替他保留这本书。他忍了几天饿,终于凑够了买书的钱。

“买一大堆建筑的书,回家自己读。一年365 天,星期天也不休息,一直读下去。连父母都觉得我很奇怪,别人大学四年才能读完的书,我一年就读完了。”安藤回忆说,读了柯布西耶的书,不仅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建筑,而且还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出路:柯布西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是通过自学成为建筑大师的,而他自学的方式除了读书,便是游历四方。

为了赚钱和拿到签证,安藤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位职业拳击手,以获得出国比赛的机会。他用拳击比赛赚来的钱,去亲身领略国外建筑的魅力。他先用了3 年时间,在京都和奈良看完所有的古建筑;随即去了欧美和非洲,边看边画。10 年后,28岁的安藤回到大阪,成立了安藤忠雄合作建筑师事务所。如今,事务所的项目遍布亚、欧、美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他也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世界建筑奖项,包括国际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普里茨克奖。

在中国的处女作上海国际设计中心饱受争议之后,安藤忠雄,这位日本鬼才建筑师在上海嘉定设计了上海建筑文化中心、保利大剧院。

上海建筑文化中心与他的成名作住吉长屋、水之教堂、光之教堂一样,都是体量很小的建筑,总面积仅5000 平方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建筑形态为南北两个长方形盒子,十分简单,而内部空间却颇具层次感。这栋建筑外部全部沿用清水混凝土。有着“清水混凝土诗人”称号的安藤解释说,混凝土的表面肌理质感同用纸和木建成的日本传统建筑的表面触感很相近,同时它又非常具有现代感。“我乐于把混凝土看成一种明朗安宁的无机材料,赋予它一种优雅的表达。”

“我非常重视在‘场所’和‘时间’中的自然光线,它能在我们的建筑环境中的任何地方与我们交谈。通过精确的研究和细致的观察,我寻求将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导入室内以表现空间的深度,创造丰富和激动人心的场所。”安藤说。在上海建筑文化中心的设计中,最令人惊艳的是图书馆顶部的三角形天窗,“日光将从顶部射入,透射在部分珍贵的图书上”。上海建筑文化中心图书馆建成后,藏书量将达到15 万册到20 万册之间。而这也暗合安藤忠雄对阅读的独特情怀。

生活在日本大阪的安藤忠雄说,大阪和上海一样,很长时间来一直经历着并将继续经历城市改造。“保存人们关于美、关于历史的记忆,把不尽完善的地方变得更完善,这是建筑师的责任。”谈及这一话题,安藤忠雄对上海刚刚完工不久的外滩综合改造工程赞赏有加,理由是:有更多的公园绿地和亲水平台可供行人观赏,而更多的车流从地下通过。在安藤忠雄的很多设计作品中也都体现了这一想法。

“现在很多年轻人常常抱怨没有好工作、没有好的收入。我认为关键还是大家要努力争取。”安藤忠雄说,做建筑师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事业并不顺畅,“我的许多项目对方都没有委托过,而是靠自己的创意和执着去争取来的。”他用了30年的时间开发了关西的一片山坡区―――最高的坡度达到60°,其新颖的建筑理念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并于1995年拿到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

如今,安藤忠雄的建筑在上海有了新的延伸。嘉定在建的保利大剧院和保利大酒店、可藏书20万册的上海建筑文化中心,都出自他的手笔。在海南,为打造国际旅游岛而建的半岛音乐厅和半岛艺术馆也来自他的创意。“虽然我已经60多岁了,但我总是带着梦想去思考、做设计,没有梦想,就算青春,也会变老。”

中国馆未抄袭我的作品

“有人说世博会里的中国国家馆是抄袭了我的作品,我并不这么认为。”安藤忠雄在演讲会结束时,做出这一表态。

此前,曾有网友指称被誉为“东方之冠”的中国馆外形与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上的日本馆相似,而后者正出自安藤忠雄之手。

“我对中国馆这一建筑作品表示非常钦佩。有时候,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时,确实可能会想到一起,是想象力的巧合。”作为当今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建筑设计大师之一,安藤忠雄在演讲会结尾时作出的这番特殊“告白”,赢得了听众席上阵阵掌声。

【安藤忠雄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