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古典文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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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关键词：古典诗词；知人论世；品味意象；推敲炼字；展开想象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8-0251-02

一、古典诗词鉴赏的重要性

从《诗经》的微言大义到魏晋风骨的慷慨悲凉，从唐诗的大放异彩到宋词的璀璨夺目，古典诗词承载了作者寥廓的精神世界，抒写了永恒的人生主题，是中国人性情气质、思维方式、人生智慧的诗意表达。

高职学生在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已经接受过古典诗词的熏陶，但是仅限于熟练背诵和了解大意，并不能做到较深入的鉴赏分析，因此古典诗词的教学亟待寻求更为务实有效的鉴赏方法，帮助学生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古典文化的精髓。结合语文教学实践，本文拟论述四种较为有效的鉴赏方法。

二、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指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万章篇》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李白生活在盛唐，性格豪放，足迹遍及名川大山，其作品飘逸自然、豪迈奔放，正是时代与品性的折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与其豪迈的性格交相呼应，描绘了一幅气势恢宏、壮丽无比的画面。

杜甫生活的历史背景是唐朝由盛而衰，个人经历了为官遭贬、仕途不顺、生活漂泊、居无定所等困境，因此在他的诗中，没有了李白诗中的浪漫主义、豪情壮志，而悲天悯人的情怀更加浓烈。《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安史之乱之后，国家破亡，杜甫被叛军所俘，身陷逆境，此诗表达了强烈的忧国思家情绪。其中“花溅泪”、“鸟惊心”运用拟人的手法将国破家亡的悲情推向极致。《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写于杜甫五十六岁时，老病缠身，生活困苦，寄居异乡，他独自登上高台，看着萧瑟的秋景，想到自己飘零的处境，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被誉为“七律之冠”的诗作。李白、杜甫生活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性情迥异，因此折射到诗作中的内容、风格也相差甚远。

因此，鉴赏诗词，首先要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品格、所处时代，才能读出作品的深层含义。教学中，学习一首诗词之前，在预习环节，需要布置学生利用图书馆或者网络查阅作者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思考作者的经历是否投射到作品之中，是否影响了作品主题的表达。

三、推敲炼字

古代诗人、词人非常注重炼字，会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精心挑选最贴切、最富有表现力的字词来表情达意。常常出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境界。

如宋代张先的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弄”字就非常有表现力。云飞月出，月光普照，微风过处，花影摇曳，婀娜多姿。“弄”字将云破、月出、风过、影动等动作联系在一起，使天地间的花月焕发了活力。花儿顾影自怜，景物具有了人格化的魅力。在一天将尽之时，诗人暂忘了一天的愁闷而体会了宁静的意味。

《沁园春・长沙》是一首用古典诗词形式书写现代精神的词作。“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击”和“翔”用得非常巧妙。“击”本义是敲击、敲打，用在这里突出了老鹰在天空展翅翱翔的矫健有力。“翔”本指鸟盘旋的状态，在本词中突出了鱼在水中游得轻快自在。如果将这两个字换成“飞”、“游”，表现力就极大地削弱了。结合写作背景，进一步分析，这两句词象征了青年革命家争取自由的革命理想。

所以，通过推敲作者使用的动词、形容词、量词等，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所思所感。一字之妙，境界全出。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重点分析关键词语，引导学生感受这些关键词语的表现力，感受它们创作的作品的魅力和张力。

四、品味意象

意象指融入诗人思想感情的客观物象。诗词中的一景一物，已不仅是本义，也有作者的思想情感，所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作者常用的表现手法。因此，鉴赏诗词时要格外关注作者选取的意象，通过意象揣摩作者的心绪。

月亮这一意象常用来表达离别思乡之情，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李煜《虞美人》）。“望月思国”，用月亮这一意象，表达了亡国之君的伤痛之情。“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书写了中秋望月怀人的心情。“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其中“梧桐”这一意象浸润了作者的愁绪，是凄凉悲伤的象征。在秋霜中傲然盛开，所以诗人常常赋予它坚强的品格、清高的气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这一意象饱含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与世同流合污的品质。

相同的意象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作者不同、心绪不同，所以对意象的观照也就不同，同一种意象可以传递出不同的感彩。如《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描写的是离别的伤感。“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贺知章《咏柳》），表达了诗人对早春景物的赞美。同是“柳”这一意象，却传递出不同的心声。

意象可以分为自然意象、人或事意象。自然意象如月、水、风、霜、梅、兰、竹、菊等。人或事意象如舟、湖、镜、灯、登楼、吹笛、饮酒、登楼等。在教学中，教师要把常见的意象介绍给学生，并结合古典诗句，让学生体会作者对事物的移情，体会意象蕴含的情感及作者对万物的观照，体会意象所形成的深远意境。

五、展开想象

别林斯基说：“在诗中，想象是主要的活动力量，创作过程只有经过想象才能够得到完成。”书画中有留白这一技法，诗词也是一种留白的艺术，作品的完成离不开作者的艺术想象，同时作者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读者在鉴赏诗词时可以通过读、想、补、调、猜等方法，把诗词所描绘的整体画面呈现出来，获取审美体验。

诗词由于篇幅的限制，它不像散文、小说、戏剧，可以洋洋洒洒千言描绘一个场景，它必须高度凝练，用词极为讲究，广阔的空间留给读者去创造。“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描绘了一幅清幽寒冷的画面：千山寂静，万径无迹，江中孤舟，老翁独钓，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读者只有经过想象，经过再创作，才能感受到这种万籁俱静、苍茫悠远的意境和波澜不惊、苍凉孤寂的力量。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雨霖铃》），描写的是恋人离别的场面，没有嚎啕大哭，有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表面写分别的场面，通过想象、读者的加工，可以想到两人此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由此不禁联想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诗，但是两句形成鲜明的反差，更增添了离愁别绪。

每一部作品，都需要读者的再加工，通过想象形成艺术形象。“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诗词的意境形成与艺术形象是密不可分的。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进行大胆的想象，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用画笔描绘出来，也可以用歌声呈现出来，在想象的过程中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了作品，更真切地获得了审美体验。在《沁园春・长沙》的鉴赏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用画笔描绘想象后形成的艺术形象。中流砥柱的独立寒秋图、绚丽多彩的湘江秋景图、意气风发的峥嵘岁月图、勇搏风浪的中流击水图，在学生的笔下栩栩如生，气象万千。通过绘画这一再创造过程，学生对青年的革命豪情有了更直观、更真切的体会。

六、结语

古典诗词的四种鉴赏方法在教学中应根据实际灵活运用，在教学中仍需不断探索其他有效的鉴赏方法，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走进诗词、品味诗词、热爱诗词，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璀璨的中华文明，承担社会责任，不负未来使命。

参考文献：

[1]鲁原.文学批评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第2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关键词：女性美;古典文学;审美;对比

一、引言

歌颂女性之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人类是宇宙的化身，女

性美是人类美的最顶峰。”罗丹也曾赞叹女性美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美丽的女性集天地之灵秀，在人类的各种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英两个民族都有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历代文学家把众多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的女性形象融化在作品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

二、相似的审美角度

在把女性作为审美客体的过程中，中英古典文学展现了相似的审美角度。概括而言，

主要是是形体美、动态美和内在美。

（一）形体美

在两国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为数众多的容貌姣好的女性。她们的形象代表着人类

对美的欣赏和追求，极大地丰富了作品内涵和艺术魅力。

在《洛神赋》里我们可以读到：“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行走在洛水之上的女神婀娜多姿，姿容绝世。李白的《清平调》里赞美杨贵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栏露华浓”，“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芍药花和杨玉环交相辉映，“长使君王带笑看”，从此唐明皇贻误国事，几乎亡国。

英国古典文学中描写美人的作品也比比皆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朱丽叶的赞歌：“啊！火炬不及她的明亮；/ 她皎然悬在暮天的颊上，/像黑奴耳边悬挂的珠环，/她是天上明珠降落人间！”朱丽叶的美貌深深打动了罗密欧的心扉。《还乡》中的尤苔莎“肌肤柔软，碰上去像云彩一般。…… 尤苔莎的风姿，使人想起波旁蔷薇、红宝石、热带的午夜以及日食。”哈下的尤苔莎像女神一般热情迷人。

（二）动态美

“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处于动态的事物比处于静态的事物更能激发观赏者感官者心理上的反响。”（朱徽 1996：96）这就是莱辛所说的“化美为媚”：“媚是动态的美。……它是一种一纵即逝的却令人百看不厌的美。它是飘来忽去的。因为我们要回忆一种动态，比回忆一种单纯的形体或颜色，一般要容易得多，也生动的多。所以在这一点上，媚比起美来，所产生的效果更强。”各国文学家都深谙此道。

《诗经》里的庄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两句诗使她在读者面前一下子活了起来。曹植笔下的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休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洛神轻灵飘逸，宜动宜静的举止情态。而一个静态的美人就不具有这样恒久的艺术魅力。

英国文学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雪莱在《阿拉斯特》中，他把自己渴慕的女诗人，幻化为优美的诗篇：“她红润的肢体，/ 在回旋的清风舞弄的纱衣下，/ 发散着温暖的生命的光彩，/他看她伸过来的手臂，/ 她黑色的卷发在黑夜里飘扬，/ 她的目光闪闪垂下，她张开的唇，/ 红润，突出而又热情的颤动。”

（三）内在美

人类在长期的审美过程中，早就认识到容貌体态的美，如果不和内在美相结合，那是不

完整的。具体而言，内在美主要包括道德品行的崇高和智慧才艺的出众。

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她工善针线女红，雅善音乐诗书。此外还具有“昼夜勤作息”的勤劳之美和“举身赴清池”的忠贞之美。明清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里，佳人都是才貌双全，秀外慧中。

英国文学中才华横溢，品行高尚的女性形象也灿若群星。《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巧妙地遵循父亲遗训的同时，为自己选择了心爱的恋人；她极为出色地管理着贝尔蒙庄园，显示了非凡的才干；在法庭上，她智斗夏洛克解救了安东尼奥。莎翁笔下的鲍西亚具有明珠美玉一般的智慧和人品。

三、审美的差异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英国具有不同的地理条件，历史和社会文化环境，在古典文学

中刻画的女性之美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一）各自独特的原型

20世纪加拿大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弗莱系统地建立了以神话-原型为核心的文学类型批评

理论。按照他的定义，所谓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朱成元 1997:171）

中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原型就是《楚辞》的《思美人》、《山鬼》和《湘夫人》等诗篇中，诗人所描写的凄清幽独的女神，借以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此后，“美人”成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学意象。自《离骚》以降，历代文人多有以美人自况，通过描写美人蹉跎红颜的遭遇，叹息自己不被君王赏识的处境。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中以宫怨、思妇、弃妇等为内容的作品特别多。连辛弃疾这样慷慨豪放的词人，在抗金之志难伸的时候也有《摸鱼儿》这类寂寞凄切之语：“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英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前，以男性为创作本位的作品中，很多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妖妇”。这两类女性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圣母和夏娃。圣母玛利亚童女怀胎，是坚贞和美德的象征；而夏娃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受了蛇的诱惑，怂恿亚当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是一个典型的“祸水”。《麦克白》里的麦克白夫人权利欲望极强，是个典型的邪恶狠毒的女人。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天使”身上可以体现男作家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她们高雅迷人，把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条。

（二）各自独特的类型

中英两国在长期的文学史中，都积累了一些表现女性之美的文学意象，使得各类文学作

品中的女性美呈现一些类型化的特点。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美人类型化、脸谱化的倾向很明显。无论诗词曲赋，眉毛总不过是“柳叶眉”，“蛾眉”或是“远山眉”；眼睛总不过是“杏眼”，“凤眼”或是“秋水”；脸庞都是“桃瓣”, “春花”，“芙蓉”或者是“满月”；腰肢都是“杨柳”，“蜂腰”或者“小蛮腰”。给人感觉中国古代的佳人走出来模样都差不多。若有区别，无非是丰满的更接近杨妃，清瘦的更相似于赵飞燕。

英国文学中的女性更有个人的特点，但也不乏一些司空见惯的修辞和比喻。如“玫瑰”般美丽，“月亮”般迷人，胸脯“柔软洁白”，“女神般”高贵，“雕像”般精致，诸如此类。

（三）写意与写实

在徐行言主编的《中西文化比较》里明确阐述了中国艺术的写意特征：“中国艺术的所谓写意，是以主观表现为出发点的艺术表达方式，即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述客观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统形。”

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抒情和写意。“它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真实而是空灵，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上面跳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佳人似乎千人一面。形容美人的词语也大多是一些模糊婉约，主观色彩浓厚的词语。连《红楼梦》也概莫例外。“可以说《红楼梦》中的美女绝大多数是一色的‘薄面’，‘修眉’，‘俊眼’，‘纤腰’，仅从面庞身材的描绘，读者甚至无法分辨出林黛玉，尤三姐，晴雯，小红和袭人。”（易淑琼 2003）曹雪芹对大多数人物刻画时，只是把前代用滥的熟语信手拈来。但是在其气质和神韵上，他冥心构考，大费周章。林黛玉的灵秀，尤三姐的风流轻狂，晴雯的高傲倔强，小红的甜净伶俐，袭人柔媚娇俏，是断断不可混淆的。

《中西文化比较》里对西方艺术的写实特点也作了如下描述：“西方艺术的美学致思总是首先诉诸感官上的东西——事物的性质特征等。因此西方艺术，总是竭力强调满足视听真实之美。……西方艺术的这种导向外部世界的美学致思方式，使得西方艺术更注重外在客观世界的捕捉。”

西方艺术这一特点反映在文学作品的人物外在描写就是细微、精确和富有个性。如《德伯家的苔丝》里，哈代就对苔丝的容貌作了细腻的描写。“如眼部就具体到‘眉棱’，‘眼眶’，‘眼皮’，‘眼毛’，‘瞳仁’等， 写嘴唇就写了‘嘴角’，‘上唇’，‘下唇’等。”（易淑琼 2003） 哈代善于捕捉随着情节的转移面部各细节的变化，比如对苔丝在各个人生阶段不同的眼睛，尤其是眼神的详细描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比较罕见的。

（四）含蓄与直露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下，社会形态相对稳定，再加上农耕的生产方式，社

会对人的约束和个性的压抑比英国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发乎情止乎礼”，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美表现的更加含蓄，很少有西方文学中那种对感官的冲击和性吸引力的描写。《美女篇》里：“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作者铺陈排比，极力刻画美人的衣裳，服饰和姿容神采，但也就到此为止。

英国如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古希腊人认为人体是造物主的杰作。他们崇尚人体之美。西方的各种雕塑和绘画都是以的形象出现的。与中国文学家相比，英国文人笔下的美人往往是灵和肉的和谐统一，诉诸读者的感官体验，与欲望不可分离。如《圣经》里：“你的两个，好似母羚羊的一对孪生小羚羊，在百合花中放牧”，“你的嘴唇滴流纯蜜，你的舌头下有蜜有奶。”中国古代混迹于花街柳巷，刻画了众多下层妇女形象的柳永，多写闺情，风格浓艳的温飞卿，相比也含蓄内敛的多。

四、结语

在世界文学史上，中英两国的古典文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

史背景下，两国的文学家在刻画女性美的时刻，既有相似之处，也折射了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审美理想。他们相隔万里，独立发展，各自书写了光辉的篇章。文学中的女性美折射着历史变迁和不同的民族心理，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

参考文献

[1] 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 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第3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关键词]高校;中国画;理论课;教学

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系统的中国画艺术理论包括东西方艺术哲学、美学、中西方比较画论、中国画史画论等。要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还应该涉及与中国画相关的古典文学、音律、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要在短短三四年的学习时间里精研这么多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学校仍然需要合理安排学时,尽量让学生初窥门径,以利于今后的长期发展。真正的学习必定是艰辛的,李可染也讲 “用最深的功力打进去”,一味降低文化课的要求,降低对艺术类考生的素质要求,不利于学生成才,不利于中国画教育,更不利于中国画自身的传承与发展。

哲学是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也是培养思维方式与思维深度的学科。由于中国画与中国哲学的密切关系,学生必须对东方哲学有所了解。要准确定位东方的艺术哲学,最好的办法是与西方的艺术思想作比较,所以应当同时学习东西方艺术哲学,在比较中了解与掌握东方艺术哲学的特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艺术在发源阶段都体现出共同的特征――形象性、具体性、象征性。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原始人认为人与自然,生命与神灵之间都是贯通的。不同类型的生命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也是完全平等的,都是“不可欺”的,梦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客观事物之间也没有真假之别,天地间的万物都是一个共同体,所有的部分都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沟通、相互渗透。从形式上看,原始艺术多运用单纯、朴拙的线条,以对称、几何形态为主,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从这个角度上看,东方艺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始艺术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形态,而西方艺术则因为技术的发展而走上了科学、理性的道路。西方艺术哲学讲求唯物务实;而东方艺术哲学则唯心务虚。东西方艺术哲学都在各自的美术,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打上了烙印,对比看来,相映成趣。如此更能理解潘天寿“东西方艺术为两座高峰”的理论。

美学是培养艺术修养的基础,是关于美与艺术的一般哲学研究,对学生理解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事实上,从提高艺术修养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学习艺术专业的学生,还是非艺术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美学常识和基础。西方古典美学和艺术思想多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将摹拟、再现、认识看做是艺术的本质特征;而中国古典美学则主要是从哲学和艺术心理学等角度观察和研究艺术,把表情达意看做是艺术的基本特征。所以也有人说,西方艺术是表现艺术,东方艺术是再现艺术,学生应当对两者进行综合的、辩证的思考。

中西方比较画论有利于学生比较中西方艺术的异同,并使学生从基础训练阶段就理解中西方在造型观念上的差异,善于区别不同种类绘画的基本特征。固本清源,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画的绘画思想与绘画语言。中国画专业的学生一定要扎实地掌握中国画史画论的相关内容,这样画出的画才能有根、有生命力。如中国画为什么首先要求“气韵生动”,而非“应物象形”,怎样理解“骨法用笔”等等。明代画家李日华说:“韵者,生动之趣,可以神游意会,陡然得之,不可以驻思得也。”但是他也认为。只要画者领悟深刻,技艺精湛,作品还是可以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的。这也说明了无条件刻苦钻研基本功的必要性,古人严谨治学的方式不应该被抛弃,现代教育提倡快乐学习的前提也是“悟”进去,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而不是一味放任逍遥吧。

诗、书、画、印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具有独立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质。“诗”泛指古典文学与诗词歌赋。“书”指书法,中国画历来讲究“书画同源”,强调以书法用笔入画。“印”是印章、印信,最初只是代签名,后发展为独特的篆刻艺术。诗书画印相结合,是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几种艺术相融相生,既丰富了画面内容,又拓展了画面境界,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享受。诗书画印结合是文人画的产物,绘画史一般把王维看做是把诗画结合一体的创始者,苏轼评价他的作品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北宋文学家、画家张舜民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首先倡导“书画同体”、“用笔同法”说。元代画家更强调画中的书法趣味,赵孟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明清两代文人画雄踞画坛,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美。既要注意书画之间的相通,也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不能丢弃中国画的“绘画性”,也就是不能抹杀绘画本身作为造型艺术的特点,二者不可互相代替,否则容易误入歧途。诗、书、画、印等综合艺术修养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中国绘画的文脉。

在实际教学中,绘画理论课往往不被重视,理论课的作用也远没有发挥出来。教师应根据不同理论课的特点,采用灵活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如涉及哲学或中西方比较的内容可组织学生辩论,美学则应联系生活实际进行演讲,对于诗书画印等综合文艺修养的培养可由学生推荐好书,讨论学习。只有开自由快乐研习之学风,才能真正体现出大学教育的学术风范。科技的发展进步,对文化艺术理论的“教”和“学”都是很有帮助的。可以说当今时代的学生比起之前任何年代都更有条件吸收各种知识,来丰富其知识结构。教师应当利用一切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应当看到虽然基础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比较薄弱,但是全社会始终保持着对读书、受教育的广泛认同,生活和学习环境都在不断改善,世界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化……这一切都为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学习和交流创造了条件,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 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1.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春风文艺出

版社,1987.

[3][法]丹纳.艺术哲学[M]. 傅雷 ,译. 人民

第4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我和比尔先生的交往从此拉开了序幕。从后来的了解中我才知道比尔先生是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和诗人。从小他就非常崇拜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故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渴望有那么一天能朝拜这位五千多岁的老人,以表自己的敬意。

他给我们上课时,不时地把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巨匠拉出来和英美文学史上的大家加以对比,并要求我们以一个东方人的独特眼光去看待英美文学中的杰作,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课堂上加以讨论。然而使我们这些龙的传人感到汗颜的是,当他提起中国历史上的某位大家的作品时班上的许多人往往不能举一反三。从他的身上,我不仅学到了在其他老师教授的英美文学课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还激发了我学国文化遗产的决心。从那时起,我亦给自己列了一个书目,除了英美文学名著外,还有诸如《道德经》等的中国古典名著。到今天,我之所以在学业上有进步,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的这位身材高大,但却细心无比的洋老师――比尔・霍姆。他不仅教会了我许多西方的东西,而且还教会了我怎样去看待祖国的文化传统。

是啊,我爱西方蓬勃发展的现代文明,但我却更爱璀璨的中国古代文化。谢谢你,亲爱的比尔・霍姆先生。写完这些时,我的耳边又响起了的那篇《纪念白求恩》的开头几句,让我稍微窜改,用的话来作我文章的结尾。

第5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一、古代体育文学作品繁荣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体育生活，古代体育题材文学的繁荣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体育文化精神。中国与西方的体育文化精神内涵差别很大，西方体育从古希腊时期就设立了竞争机制，注重的是对肌肉与力量的追求，追求个人的争强好胜，带有功利性和个体性的特点。而中国古典体育文化与此不同，中国人注重“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精神境界，体育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最好方式。体育活动更多的是对人自身的一种完善，主要是为了达到休闲养生的目的，带有更多的娱乐性和群体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活动既包括骑猎、蹴鞠、拔河等较为激烈的体育活动，放风筝、下围棋等较为轻松休闲的方式也在体育文化的范畴之内。在《论语》当中孔子尤为赞赏曾点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追求的是一种人与环境和谐的活动方式，这实际上亦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理想的缩影。其次，体育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政治、经济、人文、科技等多方面因素的交织，文学、体育等社会文化精神是共同进步的，在文学中涉及大量对体育文化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以我国古典文学最为繁盛的唐代举例来说，体育文化的繁荣跟唐代经济的昌盛、社会风气的开放、唐朝社会的尚武精神、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人们对体育观念上的更新都有很大的关系。社会的大环境拉动了体育活动的兴盛，到了大唐时代，经过民族国家的长期演化和历史积淀，许多文体活动已经定型，甚至出现了一些以体育活动为核心的组织，让唐朝体育文化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与文学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古代体育活动初具雏形，相应的文学体裁是书面形成的民歌、赋、骈文，如《诗经》《气球赋》《围棋赋》等;到了唐宋时代，唐诗宋词的发展介入到体育活动的成熟中来，出现了《东京梦华录》《击球》《踏歌词》《幸梨园观打球应制》等诗词;后来文学体裁愈发多样，表现不再拘泥于固有的词律形式，体育文化在杂文、民间故事、传奇、小说中的表现就更为多元，出现了《徐霞客游记》《蹋鞠篇》等，在《水浒传》《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作品中已经可以窥见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明清时期已达到成熟的巅峰。体育的发展扩大了文学表现的领域。体育文化逐渐成熟势必要进入文学中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社会热衷体育的风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体育文化的发展都是中国古代社会进步的标志，体育文学的成熟是华夏民族在发展长河中取得的成就。

二、古代文学对体育文化的表达

最早对中国体育文化有记载的文学形式，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民歌，如《诗经》和《弹歌》等。《弹歌》记载了先民打猎的场景，全文仅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细致生动地写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勇敢和智慧:砍断竹子，用竹节相连做成弓，将土搓成弹丸，携弹弓追赶猎物。这首民歌已经不能断定是什么人作的，它是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出，古典文学对体育文化发展的记载，实际上也是对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记录。《诗经》就是我国古代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社会变迁实录，体育文化的发展亦是其中的一条重要脉络。《诗经》对古人骑射、武术、出游都有细致生动的记载。射箭在原始社会是先民的生存方式，在先秦时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逐渐变成了一种消遣娱乐的活动，由于军事和统治阶级选拔人才都以骑射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王公贵族又有狩猎的嗜好，所以社会上学习、比试骑射之风蔚然兴起，这项体育活动在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记载。其中，《叔于田》以及《大叔于田》两篇是借助骑射对青年男子的赞美，可见在先秦时期，男子御马和射箭技术精湛是男子气概的象征。“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国风•郑风•大叔于田》)诗歌以铺排的写作手法描写了畋猎的场面，一个长于箭术、英俊潇洒的青年男子汉跃然纸上，他手握几辆马车的缰绳，仿佛它们是操控世界的经纬，马儿在叔的手中是那样听话，像滚滚的太阳一样在平原上驰骋，男子箭术精良、毫发不离，是御马和射箭的一把好手。对大、小《叔于田》自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是程俊英版本的《诗经译注》中称，这是“一首赞美猎人的歌”，袁梅等学者则认为“叔”指男性情人，是女子对青年猎手的爱慕之歌。无论如何，诗歌都借助对主人公骑术的赞美，表现了青年男子身强体健、玉树临风，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此外，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体育文化精神的记载简直浩如烟海:李白诗歌中有数百首记录自己骑术和剑术的诗歌，如“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等佳句;到了明清小说时代，带有体育文学成分的作品就更多了，譬如《水浒传》中有对蹴鞠、拳击、武术等体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中有对下围棋、放风筝等场景的叙述等。

三、古代小说中的体育文化探究

第6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时代周报：之后，中国新诗是受传统古典诗词的影响大一些，还是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大一些？

也斯：两者都有。当时大家最明显觉得新诗是跟传统断绝的，说什么打倒孔家店，但我的研究是讲它的延续性。其实，第一代的五四新诗人，旧学根底都很好。闻一多、朱自清、刘半农都有深厚的旧学根底，沈尹默后来以书法家闻名。他们要摆脱当时的条条框框，不要写八股文，但是也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东西。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尝试集》是第一本新诗集，跟传统决裂。写文章很强调新诗，但是看初版的《尝试集》，其实里面有一半是旧诗，是由旧诗的形式挣扎出来的，本身是不彻底的，这未必是坏事。过去大家强调新诗西化的部分，但传统的部分一样重要。所以，我觉得比较文学有意思，就是因为它不只是讲传统或者西化，而是看在两者之间怎样协商，找一条出路。

闻一多对神话、《楚辞》、《诗经》很有见地，没有抛弃传统。周作人、鲁迅的旧文学功力深厚；到后一代的林庚―后来在北大教古典文学的―虽然他是新月派，但是他的诗有不少旧诗词的痕迹。沈尹默、吴兴华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也是很深的。当时好像有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不是西化就是传统的，其实他们是做了调和的，所以1940年代的新诗可能是最成熟的：没有表面化地跟传统对立，也没有表面化地抄袭和借鉴西方的东西，比较成熟地消化了两方面的东西。冯至、穆旦、郑敏、辛笛这些人的诗是比较成熟的。

时代周报：有人评20世纪新诗人，将穆旦评为第一。

也斯：我觉得评名次就没什么意义，台湾很喜欢选十大诗人，这是没什么意义的虚荣。写诗也不是为了排位，这不是一种竞技，也不是赛跑。

看电影带出人生问题

时代周报：你一直对电影很感兴趣？

也斯：1960年代，香港有一个电影协会，专门放一些外国艺术电影。当时法国文化协会每年3、4月在香港举办一个法国电影节，将最新的法国电影带过来，当时看了很多法国电影，还有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德国电影。我很早就开始在报纸写影评，有时候，是通过看电影才发现了不同的欧美文学。所以，电影给我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对写诗和小说也有影响。

时代周报：我们以前对文学的认识多是在文本上，现在电影对文学的影响似乎已盖过文本。

也斯：现在影像媒介的影响是比文本媒介大，写作或教书都面对这些问题，学生显然会对电影更感兴趣。所以，我有时想通过电影让大家思考一些问题。如果学生是喜欢看电影的，就尽可能把他们带向文学里面比较深刻的对人性、对社会文化的描写。电影大师有自己一套人生观：《红白蓝》《十诫》的导演，波兰的奇斯洛夫斯基，对人生就有反省。

与汪曾祺、陆文夫的交往

时代周报： 《在柏林走路》这样的游记是否代表了你对旅行的兴趣？

也斯：旅行可以让你多看这个世界，多看不同人的生活，这跟我自己读比较文学也有关系，因为比较文学重视多元文化。我自己是喜欢旅行的，也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散文。最早是1970年台湾的《新果自然来》、1980年大陆的《昆明的除夕》，后来有写纽约和东欧的《越界书简》、写柏林的《在柏林走路》。

1998年，柏林请我做驻柏林的作家，我在柏林留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柏林这个城市，因为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层次，战前的、战争的、战后的。德国人很能面对历史，他们不逃避，而且有时会深刻反省，这是很难得的。德国小说家格拉斯对德国的历史就特别有反省。

时代周报：你好像去欧洲比较多。

也斯：常去欧洲，近年也去了亚洲很多地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我跟日本文化评论家四方田犬彦作了对谈，谈东京和香港的城市文化，名为《往复书简》，在东京讲谈社出版。

我刚刚回来香港教书的时候，1985年左右，跟内地有过一些半官方半民间的交流。当时遇到过一些作家，像老一辈的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也见到年轻一代的刘索拉、张辛欣、王安忆，大家沟通得挺好的。1985年前后，中国也出了第五代的电影、音乐家、小说家和诗人。我的散文集《昆明的除夕》，就是写1980年代遇见的文人、艺术家、内地的风土人情。

我很喜欢汪曾祺，他不装腔作势，交往很舒服，他叫我去北京看他，还说要做饭给我吃。他很会下厨，对生活充满兴味，能文善画，还说送画给我。1980年代之后他病了，我没法去看他，他后来就去世了，真可惜。我之前也去过苏州探望过陆文夫，他带我去吃饭，介绍我认识当年跟他一道下牢的大厨师，教我体会更多《美食家》中的细节。

叹饮食只是客串

时代周报：你还写了很多关于饮食的文章，《人间滋味》就很特别。

也斯：我原来一直喜欢写人物、写旅游。有一次，温哥华有一个文化节请我去演讲―1995年，我出版了《香港文化》―我讲得有点厌了，不想重复自己―刚好写了一些关于香港食物的诗，我就不做演讲，做了一个诗跟摄影的展览，通过食物探讨香港文化的问题。后来我陆续写了一些跟食物有关的题材，写东西方的后来结集成《东西》，写亚洲、日本的后来结集成《蔬菜的政治》。最近的《人间滋味》则是通过散文去写食物。

时代周报：你写饮食的风格跟蔡澜、李纯恩他们完全不同。

也斯：我也认识这两位经验丰富的食评人，跟他们一起吃过饭，也拜读他们的专栏，大家角度不同。《人间滋味》是为《明报》“星期天杂志”写的一系列生活散文的专栏。我的运气还好，不靠写食评赚钱，如果在报刊定期介绍食肆，就免不了有交际应酬，免不了要帮人美言几句。

我好像是客串去写食物的，不用捧哪一家食肆、哪个大厨，只写个人感受，或者通过食物写人情、人事。我向往周作人、梁实秋、林文月、逯耀东那种写食物和人事的传统，不想做功利的饮食指南。

时代周报：印象很深刻的是你写跟宋淇先生吃西餐。

也斯：宋淇很尊重朋友，也很维护他们。他来香港之后，广义地传扬传统文化，亦推介了新文学中优秀而被时代忽略的作品。1973年，他创办《文林》杂志。那时我刚刚出来学做编辑，进《文林》工作，其实就是跟宋淇先生做事。我通过宋先生接触到很多优秀的传统与现代文化，如黄宾虹、庞熏琴、关良的绘画，周文中的音乐，叶嘉莹的诗话，乔志高的翻译。宋淇是1950年代从上海来香港良性西化的文人代表，所以我用“吃西餐”借题发挥。我写食物，还是想写人的素质：遇到不同的事，他们怎么去处理。

南来作家如桥梁

时代周报：1950年代香港的南来作家中，哪几个人比较有代表性？

也斯：宋淇带着清华才子、办《西洋文学》的才情，来到香港在学院内外筹措。刘以鬯从上海来，有点继承了穆时英、施蛰存那种都市的、现代的风格，在商业社会进退周旋。曹聚仁的杂文、古典文学、文史修养很好，也做记者，有时候他写的东西，左右都不讨好，始终有点不得志。

之前有叶灵凤，来港后多写书话以及香港掌故。还有徐讠于，从过去浪漫的《风萧萧》转到写小人物的《江湖行》以至后来较哲理性的小说。上海来的还有易文，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位小说家，后来在邵氏、电懋等地方拍了很多电影，也写了很多小说。导演还有费穆，来到香港成立龙马电影公司。还有朱石麟、马徐维邦等。

另外有一些是从广州过来的，譬如力匡。他在1950年代过来，写诗和写小说，是挺受重视的一个作者，也做编辑。写小说还有齐桓、黄思骋等人。

我做研究，很喜欢胡金铨。胡金铨本来在北京读美术，到香港之后没事做，就做校对，校对电话簿。第二份工是校对佛经。他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后来去片场画布景，之后做副导演、导演。他对中国传统的建筑、音乐、儒道佛的思想都很有研究，开创了新派的武侠电影，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很尊敬这一代人，他们就像桥梁，带了一些东西过来。

胡金铨最后有点不得志，他本来想拍《华工血泪史》，讲华人当年去建铁路的事。最后找到钱，准备开拍了，说要做一个很小的手术，最后出了问题，真是壮志未酬。1970年代是香港文化本土化的开始。胡金铨之后，就是许鞍华这一代，本土的一代。

时代周报：许鞍华的电影像《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多是讲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

也斯：许鞍华算是比较能够生存下来的。她拍过很多题材，始终能保持一定水准。《天水围的日与夜》是拍草根阶层拍得比较好的，但她去上海拍《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就拍得不是很出色。

时代周报：以前常听人家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作为香港人，你有什么看法？

第7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看了这样的报道，我的心酸酸的，在心酸的过后，更感到了莫大的气恼，首先气恼夏老太的儿女，虽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他们的条件不够好，可是他们自己达到了靠拾荒过日子的地步了吗 他们的母亲能靠拾荒养活自己的老母亲，他们作为子女，怎么就不能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奉养自己的母亲呢

再者令我气恼的是地方政府，想一想、看一看，那些平日里衣冠楚楚，表面上道貌岸然，斯礼有加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个都作出廉洁奉公的样子，好象都和诸葛亮一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什么人，骨子里是什么东西，我不说大家也很清楚，他们对待百姓像叱狗，在上司的面前就摇身一变成了摆尾巴狗，他们依靠着政府赐予的权利，窃取着国家和勒索着百姓，他们吃过千万元的大餐后，总是会把嘴巴揩抹得很干净，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的嘴巴上有油。（也许这就是餐巾纸的起源吧，或许吃人饭不啦人屎的话，也是因此而产生的）试问：中国千万个主管低保的官员，他们有一个人的至亲会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因为不是城镇户口而不能领取低保的吗？恐怕是没有的。夏老太及其老母没有低保，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她们没有城镇户口，但更重要的是她们没有一个当官的亲戚。

三者令我气愤的是中国的国策，在封建社会时的中国，不管统治者是为标榜自己，还是为抚获民心也好，都能讲到百事孝为先，以孝行治天下。在今天这个年代和国度里，为什么还会有夏老太这样的事，为什么要歧视农民？为什么还要有这样不平等的国民政策？别忘了，农民是中国的根本，我们的祖先都是农民呀！中国人总是爱笑话人，我们总是嘲笑西方的国家，嘲笑那些所谓腐糜的国度，我们总是标榜中国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今天这样的年代里，出现夏老太这样的事，诚然是莫大的国耻，羞也不羞 真不知道这样的事让西方人知道了会怎么笑我们？

第8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2-0076-1.5

读《人间词话》就像是月下听花，抛开了世间的种种纷扰，以词做伴，自斟自饮那一份无声的悲喜。

王静安，将他某种情感与感性融入了冷静分析的理性之中，就像是那一首首雅词的意境无声地浸润在一字一句一词之中。

我想能写出《人间词话》这等佳作的人必定是个读透世间冷暖，读透词中悲欢，读透生命无常的大智慧者，也一定是一个有千万种情丝感性的词人。那纠结于他心中的国恨家仇，终究没有散开，于是他选择了将身躯交给没有欢喜与悲伤的湖面，只留下这才情高绝的《人间词话》。

静安以他的绝世才情、理智分析，还有他对中西方文学批评的融会贯通，历经数载寒暑终得这中国古典文化的绝唱。在浩浩汤汤的文学史长河之中，静安的步子是那么的坚定，他以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崇敬的姿态站成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里程碑。

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静安始终不改文人骚客的情怀与感伤，或是阳光充足的午后，或是清幽剔透的雨天，泡一杯香茗，静静的感受着词人们的点点欣喜与哀伤，默默品析着词人们的种种寄托与理想。或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时代的大潮，感谢它将世界各地的思想与文明带进这个古老的国度，带给求知若渴的静安。所以我们才能在历经世迁的今天读到这样独具一格的佳作。

静安，是一个怎样的矛盾体呀。他出身士大夫，至死不愿剪掉辫子。就像他在批评诗词时不远脱去自古以来文人们所采取随笔感悟式的批评方式，但他终是站在历史的拐角处的人，来自西方的哲学与理论思想深深的影响了他。我想说《人间词话》是古典文学的绝唱是不为过的。静安的种种感悟之下，却是自成理论体系的冷静思考。他不曾丢掉中国传统的以吾心感词人之情的外衣，却也没有拒绝西方理论的影响。这便是对中国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最好继承与发扬，也是对西方文学思想的最好吸收。

通观整篇《人间词话》，静安都没有离开“境界”二字。

静安有言：古今之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京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非大词人不能道。真是深得其理，佳句亦宛如浑然天成般嵌入其中，令人称绝。我想，这一段对境界的理解，不只是静安在词中寻得的真理，更是他再数十载的求学生涯之中，对人生与做学问的真切感悟吧。真是好一个“境界”呀，凝聚了多少词人的悲与喜，凝聚了静安的多少悟与情。

《人间词话》的绝，不只是静安种种独到的见解，更在它以“境界”为核心，充分剖析了词人的人品与气象境界，景与情，继承与创新，师法自然与内心体悟。看似段章零落，灵机闪现出却是绝妙好辞，字字珠玑。“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静安又何尝不是达到了文学批评的至高境界，故至今日今时，他的《人间词话》依旧自成高格，处处皆是名句。

我也记不清，当初是因为对词的偏爱而读了这本书，还是因为想要看看这位大学者是怎样品析我所中意的词。但我想这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从这里我不再只是对词的粗浅欣赏，而是开启了我的心门，将那些动人心扉的词，用最柔软也最理智的方式一一展开，让我看到了隐藏在美丽句子后的某些情恨怨念，某些追求痴狂。或许多年的午后，当我读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样的句子是会，簌簌泪下，那应该是最原始的一种感悟，和将词句与自我的结合。但静安告诉我那是词人的有我之境。“有我之境”，乱红，微风，秋千，那些我看到的悲寂景色原来竟是词人心中最隐晦，最伤情，最柔软的幽空与寂寥。也曾感叹“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样安详，自然的美景。可是静安却告诉我：此种无我之境，实属难得。意境之外，何来世间嗔痴怨念，之剩词人淡薄高远的心境。无我焉能成此境？

静安，品评着承载悲欢离合的词，也品评着上演悲欢离合的人生。

“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人世间欢愉只有一种，二奶愁苦却是千万种。无论怎样给描摹，快乐，始终相似，然而千百年来的诗人词客之笔都写不清也道不尽世间之愁苦。想必，静安对此事极有感触的。某个无人的深夜，静安独自起身。心中满满的全是悼念的句子。“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帏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哪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王国维――蝶恋花）静安冷静的脸庞也会在这样难寐的深夜里被夺眶而出的泪珠打湿，也会在这样寂寞的深夜忆起早逝的原配莫氏。世事沧海桑田，人生变化无常，命运终不过是以哭声落幕的悲剧。静安，身处乱世，他目睹了清王朝的命运，最终他也以悲剧的形式选择了自己命运的结束，那一汪碧蓝如玉的湖水中，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苍老而悲凉的身影，渐渐沉默，消失，永不再现。“天末同云暗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王国维――浣溪沙）这不正是静安对命运的直问吗？那字字句句流露出人生命运的沧桑变化，怎能不让人感慨。

然而静安终究只是凡间之人，纵使他又满腹诗学才华。他不是莲花台上端坐的佛祖，又怎能没有七情六欲。王静安的《人间词话》可谓是古典美学与文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他在对历代词人的评价上事实上是有失公正的，其实这也是可以为我们所能理解与接受的，像这样一本随笔感悟式的文学批评著作难免会将作者的个人情感带进去。

“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皆不与焉。”“五代至此，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为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在静安的心目中，也唯有以上几位是能真正称得上词之大家者。当然姜夔，纳兰容若、晏殊、秦观在静安这里也算是比较欣赏的词人。静安坚持认为南宋是没有什么可读的好词的。其实为今人所熟知的李易安、蒋捷可算得上是很有造诣的词人了。其诗被后人广为传颂的北宋词人柳三变，是王静安所不齿的，在王静安的眼中，三变不过是凉薄无行的“轻薄子”纵使三变有过人的天才，像“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样的好句子还是不能逃脱被王静安安在永叔名下的命运。吴梦窗之词虽是隐晦曲折，但也能算得上是很好的词。却被静安说成是“梦窗辈龌龊小生”。《人间词话》中只字未提李易安及其传世佳作《漱玉词》，我想着大概与王静安，推崇叔本华这样的男权主义者有关系吧。在他这里，女人，就算是李易安这般深邃的女人也是“幼稚而不成熟的”。

静安对李后主和冯正中的推崇这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他用“神秀”二字来评价李煜，用“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这样的评价确实是很高。尤其是对冯正中的词，他偏爱一方，就连后主也不能与之相比。

第9篇：西方的古典文学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